通识教育范例

本文作者：李晓莉 单位：丽水学院地方合作处，讲师，硕士

理念制约因素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实用主义观念。反观我国的大学教育传统，实用主义严重侵蚀了我国大学教育精神，高等教育过分强调社会功能，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工具。在这种理念指导下，高等教育将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知识型、专业型“人才”，专业知识的传授成为大学最主要的职责。国家对大学的功利要求，极大地强化了大学生的实用主义观念，大学生们考虑的不是学识修养和人格的完善，而是学好专业知识，考等级证书，为就业问题打算。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有责任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国家培养科学家、技术专家，但这种服务应该建立在促进大学生智力发展和人格塑造的基础上。中国高校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两大因素影响下，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教育实践中产生了种种弊端。通识教育与传统的实用主义教育观相悖，台湾黄俊杰教授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建立人的主体性，以完成人之自我解放，并与人所生存之人文及自然环境建立互为主体之关系”。通识教育不直接为学生将来的职业活动做准备，教育内容包括专业教育和非专业教育，通过教育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促进其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使之成为健全和负责任的合格公民。根据通识教育理念，大学教育应给予学生全面的教育和训练。近些年来，通识教育理念正在转化为多种实践模式，由于专业教育的思维定式，许多管理者、教师、学生的视野和思维空间被局限于某一领域，对通识教育理念认识不深，通识教育的内容、教学模式、评价体制等都保留着专业教育的痕迹。在实用主义教育观的影响下，通识教育停留在理念层面而难以充分体现在教育实践之中。通识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各级领导和教师对通识教育理念达成共识，并积极投身于通识教育实践之中，通识教育才可能在高校真正推行，通识教育评价才能在高校教育评价中获得一席之地。

制度制约因素

任何理念，都需要相关制度的支持和配合，否则就没有成长的根基，难以扎根发芽。实施通识教育评价也一样，通识教育评价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上。从实践中看，很多大学通识教育评价难以有效开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制度化保障。制度具有规范与引导事物发展的作用，通识教育理念的落实，通识教育评价的实施，都以制度保障为前提。在国家倡导推行通识教育的过程中，保障通识教育落实的制度不够完善，许多高校的通识教育理念还没有战胜专业主义思想，通识教育没有制度化，专门的通识教育机构没有设立，有的院校委托高教所、教务处、团委代管，通识教育评价没有专门的负责人员和评价人员，尚未建立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制度建设方面的缺失，使通识教育评价缺乏整体规划、目标不明确、评价标准不够科学，在实施中表现为随意性大，协调性不够，反馈不及时，整改力度微弱。制度是强化通识教育评价的关键和保证，建立可行的通识教育评价指标，制定科学的评价制度和详尽的实施规划，是通识教育评价得以实施的有力保障。为了适应知识门类的高速分化，我国大学实行学科制，将大学分成不同的学科和专业，其弊端在于适应知识不断分化的要求，而忽视对知识高度综合的适应，使专业与专业之间泾渭分明，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形成独特的专业风格。通识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进行的提升综合素质的教育，不同专业的学生教育需求不同，通识教育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如何以统一的标准有效评价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通识教育效果，这无疑是对通识教育评价的一种挑战。考试制度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个新观念、新要求充斥的21世纪，考试同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尤其在强调专业知识学习的教育中，考试仍然是反馈教育效果的主要手段。我国现行的考试主要是检验学科知识掌握水平，具有明显的甄别、选拔功能，而难以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无法衡量通识教育目标是否实现。由于考试具有简便易行、反馈快速、结果量化、评价公正等特点，加之师生长期使用，习惯和认可了这一评价方式，对通识教育多个维度、多种方法的评价很难适应。虽然管理者勇敢地接受新的评价方式，切实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但还是不得不面对社会推崇、学校盛行的考试制度。诚然，只有考试与通识教育逐步走向协调、融合，通识教育评价才能在高等教育评价中产生实效。

资源制约因素

教育评价改革需要以特定的师资力量和物质基础为支持，倘不具备这样的资源，实施就会受到阻碍。我们不得不承认，时下许多大学通识教育评价难以有效开展与教育资源的欠缺密切相关。教育经费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备资源，教育经费不足是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学校注重效益提高、追求专业品牌，经费分配往往偏向科研、巩固优势学科、开发项目、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对于不能直接产生效益的通识教育则没有专项经费。通识教育评价建议运用网络、实验室等设备，通过社会实践、校园活动、教学表现等多种途径，从多维度考查实施情况，对于条件不具备的学校，这些建议必然使实践者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通识教育资金保障不足，是通识教育评价举步维艰的重要外在原因。通识教育评价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有专门负责的组织机构和充足的经费支持，还需要拥有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大学通识教育评价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评价人既要有通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又要熟悉评价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在我国，高师教育偏重培养学科专家型的教师，教育内容以单一学科为主导，课程设置没有呈现广博的知识体系，致使培养出的教师人文性、通识性缺失，博学广识、触类旁通者为数不多，加之教师们没有受过系统的测量、评价等方面的训练，所以，能胜任通识教育评价工作者屈指可数。师资的缺乏，使有效开展通识教育评价失去了人力资源保障。因此，建立完善的培训制度，采取多种形式对教师培训和指导，提高他们的认同感和评价能力是当务之急。为了提升评价的水平，可以邀请各大学院校的专家学者参与评价，以弥补通识教育评价力量的不足。

一、提升民众海洋意识是振兴海洋事业的基础

海洋意识既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向海洋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构成国家和民族海洋政策、海洋战略的内在支撑。建设海洋强国，必须首先从确立正确的海洋意识开始。针对海洋事业发展问题，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进行了深入的政策准备，如1996年制定《中国海洋世纪议程》，1998年颁布《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等。经过近20年的发展，虽然民众海洋意识的培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进展仍不容乐观。国家海洋局近日公布了一份由海洋出版社、深圳互通调查机构和中国民意调查网共同合作，于2010年、2011年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6大区域18个城市进行的国民海洋意识调查，反映出我国民众海洋意识概况。这份调查发现，知道中国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的受访者只占10．7％；知道中国海岸线总长约18　000公里的只有13％。从调查结果不难看出，正由于我国陆地面积广大，陆地大国所形成的“重陆轻海”的观念以及海洋环境知识缺乏普及等，导致了民众的海洋意识淡薄。海洋意识的弱化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在国际海洋局势日益复杂的环境中，我国海洋权益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国海洋国土由黄海、渤海、东海和南海组成，除渤海属于内水不存在争议外，其他3个海区中有一半的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之中，需要按《联合国海洋公约》与邻国重新划定。在我国广袤的海洋领土中，普遍存在着岛屿被侵占、资源被掠夺和渔民正常渔业生产受到严重威胁等现象。而这些争端问题的最终解决，无不依赖于建立在坚实的民众海洋意识基础之上的海洋实践活动。

二、开展海洋通识教育培养和提升海洋意识

对于海洋意识的培养和提升问题，很多领域的专家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和探讨，对于海洋意识的重要性、海洋意识薄弱的原因和海洋意识培养方法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宝贵的研究成果。关于海洋意识培养的方法，主要集中在政策法规导向、舆论宣传引导、科普活动推广和海洋文化教育等方面。在这些举措中，高校作为教育的重要基地，担负着海洋教育的重要职责。但是，由于开设海洋相关专业的院校有限，师资力量相对于社会需求存在短缺，所以海洋教育普及不能仅仅依靠专业教育解决。依据通识教育的教育理念，在普通高等院校推广海洋通识教育，是培养和提升海洋意识的有效途径。通识教育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19世纪初形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通识教育，是非专业、非职业教育，即全专业、全职业教育。通识教育是指一种使学生通过对知识的广博的普遍意义的了解，形成内心统一的认识观和世界观，并通过理性和感性均衡发展，使之形成完善的人格，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解决问题能力、生活态度、道德和政治修养等广泛的教养要求的教育形式。时至今日，通识教育已在大学教育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目前，我国各大学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主要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几大板块，但与海洋相关的通识课程少之又少，所以，海洋教育可以在通识教育中得以实现，海洋教育可以在高等教育中实现大众化。我国的通识教育建设方兴未艾，在课程设置上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海洋通识教育课程的缺失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各类大学中，除了诸如中国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特色鲜明的专业性大学外，开设海洋通识教育课程的大学数量极其有限。而且，开设有海洋通识教育课程的高校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沿海省份的高校明显好于内陆省份。由于地理位置优势，厦门大学是开设海洋通识教育课程较早的综合性大学，通过多年的总结和营造，已成为国内开设海洋通识课程最全面、系统的高校，开设了多门与海洋知识有关的通识教育课程，值得其他高校借鉴。随着海洋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海洋的关注度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海洋相关的通识课程，如山东大学于2009年开设全校通选课“海洋生物资源与环境”，并于2011年将该课列入首批设置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之一，充分显示了该校对海洋教育的重视。此外，南开大学、青岛农业大学等高校也开设了与海洋相关的通识教育课程。近年来各海域的争端不断，全民海洋意识也随之提高，我国的海洋发展和保护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阶段是我国提高全民海洋意识，建立中国特有的海洋文化的关键时期，需要我们寻求一种合适的海洋教育体系方法，安排专门的课程，进行海洋通识教育，培养大学生们正确的海洋价值观，从而激发大学生对海洋的研究与探索。

三、开展海洋通识教育的具体举措

1．在大专院校普遍开设海洋通识教育课程

海洋通识教育的开展需要政策的引导，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出台了国家级的海洋教育规划。如中国台湾省非常重视海洋通识教育，在2007年就颁布了《海洋教育政策白皮书》。截至2011年开设了海洋通选课程的大学就有30余所。各高校的教学主管部门应该充分认识海洋教育的重要性，把海洋通识教育放到与其他人文、社科和自然类通识课程同等重要的位置，积极倡导在通识教育课程中开设与海洋相关的课程，鼓励相关研究领域、专业的教师开设海洋通识教育课程。例如，可以开设海洋环境、科技、产业、法政事物及人文相关综合性议题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导引学生对海洋的关心与思考，进一步提升学生对海洋的认知与理解。绝大部分高校，不论是综合性大学、科技大学还是师范院校，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不是以海洋相关课程为主修对象。针对这些学生，可以引导其在大一、大二时选修一些海洋通识性课程，希望通过这种通识教育知识的启发和帮助，使这些大学生在未来的人生中能或多或少的与海洋有所交集。

摘要:

近年来，我国高校日益重视大学通识教育，为此投入大量的资源，以期通过开展通识教育来改善人才培养的质量，促进高校的国际化和国际竞争力。在高校通识教育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审视大学通识教育的师资力量有着积极的意义。通识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学生提供了解其他专业领域的机会，通识教育并不是任何专业教师所能胜任。“通识课教师不通实”是我国高校通识教育普遍存在的现象，影响通识教育目标诉求的实现，制约通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改变“通识课教师不通识”这一现状任重道远，需要高校在通识教育的师资引入和师资培养方面做出改变。

关键词:

通识教师;通识教育;高校;教育影响

在我国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高校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逐渐被认为是其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其培养的学生所以称为一流人才的一项关键因素。在这种认识下，我国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通识教育，期望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接轨国际一流大学，以使我国的高校同样具备世界一流大学的资源和条件。通识教育的目的旨在关注学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生活需要”的教育，关注学生“做人”方面的教育，关注人的生活的、道德的、情感的、理智的和谐发展等，旨在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通识教育是专业教育所不能有效地完全给予的，也不是专业教育所首先关注的;与专业教育相比较，通识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陶冶和训练，而首先关注其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参与社会生活的需要［1］。通识教师应是既认同通识教育理念，又要有较高的专业学术水平和较宽泛的知识面，同时还具有运用不同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方法和能力以及良好教学水平的教师［2］。然而，在我国高校如火如荼地推进通识教育进程中，一直存在但还未引起注视的现象———通识课教师不通识，有可能成为我国高校推进通识教育的潜在障碍。

一、高等教育对通识教育的诉求

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高校开展通识教育有不同的原因，但都有特定的诉求，希冀通过通识教育的开展，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强化高等教育的功能，克服高等教育的不足。

提要：

台湾高等技职院校通识教育起步较早，历经近20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台湾醒吾科技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以“专业和全人并重”为核心理念，并结合“忠诚勤和”的校训和“务实致用”的办学理念，培育学生获得“实务执行力、创新设计力、资讯应用力、国际接轨力与职场适应力”等5种能力，呼应青年学生核心就业能力要求。

关键词：

台湾；高等技职院校；通识教育；醒吾科技大学

通识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有别于专业教育的技能性和实用性，强调人的主体性，着眼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公民。我国台湾地区高校通识教育起步较早，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台湾高校开始推行通识教育，迄今已有60年的历史，技职院校的通识教育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也有近20年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在通识教育领域，台湾地区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台湾醒吾科技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在理念与目标、课程规划等方面形成自身特色，这对我们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完成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目标和任务，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台湾高校通识教育的轨迹

台湾高校通识教育的开展，始于1956年台湾东海大学实施的“通才教育”。20世纪70年代，台湾清华大学在沈君山等人推动下，大力推动通识教育课程改革。1981年，虞允中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开始推动“通才教育”，影响甚大，后受政治因素的干扰，未能持续推动。1983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成立“大学共同科目规划研究项目小组”，检讨大学共同教育问题，并于1984年“大学通识教育选修科目实施要点”，要求各大院校在“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文化”、“社会与哲学”、“数学与逻辑”、“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应用科学与技术”等七大学术范畴内开设各种选修科目，规定学生须修习4至6学分的课程。自此，通识教育在台湾各大学全面展开。[1]之后，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成立专门小组研究改进方案，1989年公布“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表”，由以往按照“学科”范畴开设各种选修课，改以按照“课程领域”来规划，将通识课程纳入共同必修科目中，由原定4至6学分提高至8学分。1990年，台湾清华大学成立第一个“通识教育中心”，1993年台湾通识教育学会成立，宣告台湾高教通识教育时代的来临。1997年先后由辅英技术学院、云林科技大学与慈济护理专科院校举办了两次技职通识研讨会，启动了技职通识教育元年。2000年5月，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技职教育白皮书》，提出16项措施提升技职教育品质，其中一项措施就如何深化通识教育改革，提出增加通识课程及职业伦理课程、提升共同科目的地位、加强办理技职教师进修、改变过分强调智育的传统观念、加强视导、评鉴及奖励等5项具体策略。[2]2013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第二期技职教育再造计划”[3]，就提升技职教育竞争力，围绕“制度调整”、“课程活化”及“就业促进”三大面向提出9项具体策略，“课程活化”方面，重申“强化技专院校学生基础学科能力与人文素养”，鼓励技职院校强化通识课程，提升办学内涵，培养学生具备正确的人生观及职业伦理，落实全人教育精神。

[摘要]“双一流”建设需要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教育成果。本文从美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通识课程的类型、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三方面介绍和分析了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美国高校教育历经一个半世纪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专业+指定选修课”的人才培养模式。其通识课程的类型包括经典名著课程、概论课程、探究课程、指定选修课程，指定选修课是使用最广泛的通识课程类型。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包括表达能力、批判思维能力、道德推理能力和道德意识、公民意识、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素养、广泛的学术兴趣和就业能力。其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关键词]美国；高校；通识教育

引言

在西方，自由教育也称文雅教育、博雅教育、文科教育、人文教育等[1]。20世纪50年代，“通识教育”取代了“自由教育”一词，变得广为人们所接受[2]。1945年哈佛委员会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InAFreeSociety，中译本《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是美国教育史的一部经典文献。该书指出，广义地说，教育可以分为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和专业教育（specialeducation）。“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而“专业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能力的教育。该书指出，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不是两种割裂的教育，而是一个人应该接受的教育的两个方面，两者共同构成高等教育的目的[3]，两者分离就会给彼此带来损害和削弱。该思想被国际高等教育界普遍接受，并成为20世纪后半叶大学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美国高校开设通识教育类必修课程,是基于对高等教育基本使命的认识,不仅要培养掌握现代学科知识和技术的专业人才,而且要使学生成为社会人和道德人,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各个主要领域中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形成判断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信仰以及自己言行合理性的价值标准,从而为将来有效地参与社会活动做准备[4]。《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指出，通识教育关注继承公共的精神遗产和培养合格的公民，倡导从广义的人的“完整性”，而不是狭义的个人“能力”角度来为学生的人生做准备[5]。原哈佛大学校长德雷克·博克（DerekBok）以领导哈佛大学的通识课程修订和学术机构改革而著称于世。他写的《回归大学之道》（OurUnderachievingcolleges）一书旨在重塑大学本科教育的基本目标及其实现之道。该书从美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通识课程的类型、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等方面对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的概况进行了分析。

一、美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

美国17世纪创建的殖民地学院深受英国古典大学的影响，认为自由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学院以古典教育为核心，致力于心智培养和品格塑造。18世纪美国的文理学院和古典课程已经建立得比较完善,本科教育实质是博雅教育。19世纪初，美国的古典教育虽然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但主导地位仍未被撼动[6]。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课程都是统一必修的，课程包括数学、逻辑、英语、古典语言，重视学习古典名著。教育旨在训练智力和塑造品格，不在于传输某种实用的知识[7]。南北战争之后，美国随着《莫雷尔赠地法案》的颁布，面对美国社会对专门人才的需求，美国大学将自然科学纳入学科体系，传统的古典课程逐渐让位于新兴的实用课程，开设了商务、工程学等职业课程。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Eliot）推行完全自由选修制，要求取消所有必修课程，让学生完全根据兴趣选修课程。康奈尔大学校长安德鲁·怀特（AndrewWhite）也指出，培养心智不能强硬灌输知识，学生只有充满学习热情和兴趣，培养心智的效果才更好。之后哈佛大学校长A·劳伦斯·洛威尔（A.LawrenceLowell）扭转了学生只选修一系列入门课程的局面，要求学生选择一门专业进行深入学习，使课程体系集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于一体。课程的“深度+广度”的模式逐渐形成。二战时期，多数公立学校提供大量的职业性课程，保留了一些文理专业，要求学生参加指定的选修课程。多数顶尖私立学校抵制职业性强的专业，要求每个学生参加专门设置的概论课程和名著课程。二战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本科生人数迅速增长，学生群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学生对就业能力的培养更加感兴趣，不愿接受通识教育，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职业课程，但基本的课程模式仍是“专业课+指定选修课”模式。指定选修课是通识课程的一个类型，要求学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三大领域中各选修一定数量的课程，以确保学生知识的广博性。大学也开发了一些跨学科课程，推出更加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如荣誉课程、研究实习项目、新生讨论课等。纵观美国高校本科教育发展的一个半世纪，发展方向可大致分为发挥博雅教育培养心智的功能、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和培养科研探究的能力，逐渐形成“专业+指定选修课”的模式。美国多数高校的通识教育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打破学科和专业的界限，培养融会贯通、见识广博的人才。绝大部分高校要求学生在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各选修一定数量的课程。美国高校的通识课程比例约占学生所有课程的三分之一，自由选修课约占四分之一，而专业课程占学生所有课程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8]。

二、美国高校通识课程的类型

【内容摘要】

高校通识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以实现其自身素养和知识能力的自我优化。文章主要介绍了通识课程和MOOC的概念及特点，并通过对深圳大学艺术设计鉴赏课程这门通识课程在MOOC平台上实践的介绍，阐述了设计学MOOC较之传统课程有哪些优点。MOOC平台上的分布式通识课程可帮助学生提升学习广度，聚焦专业内容的同时防止学生知识碎片化，从而更好地开创一条实现通识教育的路径。

【关键词】

通识教育；MOOC；设计学

通识教育旨在使学生通过对广博知识的了解，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实现理性与感性的均衡发展，进而形成完善的人格，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提高生活品位与个人修养。艺术设计鉴赏类课程作为高校通识课程的组成部分，能够提升学生设计水平，改善其学习和生活的态度，进而影响其处事方式，提升综合修养。

一、通识教育的概念及特点

（一）通识教育概述

一、通识教育的定义

通识教育(liberaleducation)在我国又被称为“一般教育”、“普通教育”，其最早是由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College)的帕卡德(A.S.parkard)教授提出的。近几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思潮的兴起，通识教育的概念也被再次提起，在张正兴所著的《论大学的素质教育》一书中，通识教育被定义为“大学本科课程中具有共通性、内容具有广度的部分，其包含试图为各学科学生提供一种应当共有的本科技能的有关课程学习。”[1]时代和地域不同，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也不相同。一般而言，通识教育课程是“实现通识教育理念的关键元素，其包含专业教育以外的所有基础教育课程。相比于旨在培养学生在某一专业知识领域技能的专业教育来讲，通识教育课程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内容具有综合性、基础性，有助于学生拓宽视野，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通识选修课是指为进一步提高人才综合素质、拓宽学生知识面为出发点、以实现我国高等院校通识教育为落脚点而开设的课程，各大高校在此类课程设置上通常具有较大自主权。

二、影视文学产生的背景以及内涵

图像时代充斥的今天，影像的功能与魅力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而进入了我们日常的真实生活之中。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挡图像时代的发展，电影和电视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影视文学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高等院校的教育不能与时代脱节，否则将给我们的人才培养留下巨大的遗憾。1895年12月28日，“世界电影之父”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标志无声电影的正式诞生，而电视诞生远远落后于电影，于1936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影视文学是伴随着影视媒介出现之后而诞生的新的文学样式。影视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传统文学不同，远远落后于传统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它是以声音和画面为传播媒介的视觉文学，因此被称为“第五种文学样式”，作为文学脚本既依附于电和影电视剧的创作，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21世纪以后各大高校顺应社会潮流，纷纷开设影视文学课。影视文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其在学界并未有确切定义，我们通常所指的影视文学是一门“以探讨影视媒介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为重点内容的艺术形态”，其包含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再到影视媒介的全部转化过程以及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自身传播属性，具体内容涵盖已完成影视媒介改编的电视剧本、电影剧本、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等一切形式文学作品。简而言之，影视文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传统文学作品，还包括以影视形式表现出来的作品。由此可知，影视文学教学拥有相对独立的属性，将影视文学课程植入到高校教学中，不仅能够使学生掌握影视艺术的相关理论知识，还能通过观摩、动手操作等掌握文学作品改编、影视作品编导与拍摄、剧本写作、影视后期制作等实践技能。

三、影视文学专业教育与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从总体来看，高校各个院系课程设置分为两部分：通识课和专业课。“通识教育”一次引入中国高等教育以前，我国的理工科院校甚至综合性大学课程体系中都没有开设文学课，只有部分高校开设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让学生初步了解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的文学名家名作。而影视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入大学教育体系仅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但呈现汹涌澎湃之势。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和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各高校积极开设影视文学课程，高等教育中的影视文学课程,分为影视文学专业课程与影视文学通识课程。影视文学专业授课对象既包括影视专业本科生，还包括学术层级较高的研究生、博士生。而影视文学通识教育的对象则主要为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高职院校学生或本科生。由此可见，影视文学专业课程同影视文学通识课程有着不同的对象和目标。影视文学专业课的主体是文学课程群,其中主干学科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影学。影视文学专业课的主要目标是学习中文类基本知识，奠定文学基础，提高文学素养，熟悉我国的文艺、政策，系统地掌握影视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创作技能，有较强的观察、理解、概括生活的能力，有较强的剧本创作能力，及较强的文艺编导能力。从目标角度而言，影视文学通识课“并非要求学生掌握某种专业技能，而是侧重于受教育者相关素养的提升，其同大学生科学素养、艺术素养、文学素养、心理素养、思辨素养的综合素养培养目标相适应”。由此可见，积极开展影视文学通识课程能够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其知识面、提高其艺术鉴赏力，从而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下良好基础。这不仅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培养综合型、能力型人才的关键。

四、影视文学与通识教育的关系

【内容摘要】高等院校教育新形态的通识模式，呈现出一种深入经典同时立足当代的立体探索。在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以文、史、哲、艺为主的课程框架下，作为选修课程的“艺术的启示”课程，更强调实践体验和问题讨论的维度。而公共画室性质的课堂雏形，在于建立理论、实践和讨论的综合区域，将各自独立的传统形态纳入到致力于个体成长的艺术现场。所谓通识，其要义实质应为“通绘事之理，识个体之性”。因而，公共画室形态的建构，关键在于在浸入式的艺术空间中，贯通从理论认识到实践体验的互动与延伸，从而有效实现艺术教育的宗旨。

【关键词】公共画室;通识教育;艺术教育;艺术的启示

就高等院校而言，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已无须赘述，而通识模式的实验吸引着众多大学的目光，也是不可忽视的趋势。与此同时，美育的缺失又是一个事实，在院校的日常教学中，难免陷入到尴尬的迷茫之中。厘清专业院校、综合院校的专业教育和非专业的艺术教育，自然能够廓清一个基本思路，但关键仍需在具体的教学中真正实现转化。作为实验专区，2014年建立的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在文、史、哲、艺的课程框架下，逐步形成一个大致教学模型，并逐渐走向深入。历经5年实践，新雅书院的教学实验显现出其独特的探索性质。以艺术教育为例，既有经典理论的阅读和直面技能的实践课程，也有立足于艺术思维的启发式设置。比如“艺术的启示”课程，自书院成立以来，便将其纳入了艺术类选修课程。

一、艺术的启示

尽管归属于艺术类型，但与侧重概论式或强调技能实践的相关课程不同，“艺术的启示”并不在于具体知识与技能的衡量，而意在艺术世界的思想探讨。因而，即便对于以明确标准和意义取向为目标的高水平学生来说，一旦变更视角，难免陷入到一种莫名的惶恐之中。正如课程的名目一样，其重点恰恰在于重新建构一个艺术世界，并显现出分属于不同个体的独特存在，以此作为启示，而并非简单获得一个知识与概念的升级。显而易见，掌握知识是一方面，但如何运用知识，乃至于创造知识则是另一方面。对此，“艺术的启示”课程试图在藉由恢复个体想象力的基础上，获得各自开创性的密码。自2014年建立新雅课堂以来，“艺术的启示”便揭开了一场属于艺术世界的雅集，令每一个选择课程的个体登上各自的舞台。在融合艺术和教育两个因素之后，“艺术的启示”课程基本建立了完整的结构：一个是艺术内部的图画演绎；另一个是教育的现代特征。前者呈现艺术世界的古今中外，后者在借鉴欧美大学的教学情境下，引入并强化小班讨论与写作的环节。由此，课程贯通了讲授、讨论、写作和实践的有效衔接。大致而言，讲授属于传统方法，讨论与写作是通识模式的主要特色，实践体验则突出了艺术课程的特殊性所在。2014年至2017年，新雅书院的学生通过选课系统，分别进入为期8周（共计16次课）的“艺术的启示”课堂。其中，2014年至2016年是选修，2017年则作为必修课程。课程的实施主要分为课堂内外两个部分，8周教学期间，除2至3次走入美术馆和博物馆之外，主要在课堂或画室空间的三个环节中完成。首先是讲授环节。此环节主要在于通过具体艺术的历史、观念和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既有西方古典走向现代的关键转折带来的历史变化及其启示，也有中国绘画对此进行的回应和革新。也就是说，在对古今中外的经典解读之中，深刻理解和认识当下。其次是小班讨论和写作环节。讨论和写作均建立在两个层面：一个是经典的命题，另一个是当下的热点。因而，恰当的主题选择既与课程脉络相连，也与个体的体验关联。即以艺术为媒介，贯通艺术的历史、文化和现实之间的规律性及可能性认识，同时，个体以此语境介入思考。最后是艺术实践的体验。正所谓“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1]。因艺术的特殊性，往往有诸多的感受与思考需要在实践的情境中展开，使学生既可以获得具体媒介的体验，也由此触及个人与世界对话的精神之旅。一方面尝试通过素描、水彩、水粉、丙烯、水墨、版画、剪纸等不同的媒介体验和语言方式，使个体得以捕捉微妙而敏感的感受；另一方面，图像世界链接了人与自然、社会的通道，在一笔一划的探寻过程中，获得表征内心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图画。

二、作为实践场的公共画室

从课程过程来看，无经验者试图努力获得一个确定的认知，而对艺术充满浓厚兴趣的人来说，则信心满满。这里固然有局限于学科制度的因素，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上两者是否就天然合乎艺术教育的设想，或者说，因不同程度的体验必然带来对于艺术认知的差异。事实并非如此。某种意义上说，这既与专业背景无关，也与技术能力高低没有必然联系。与之相反，闪光之处往往出现在无意流露的潜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但凡涉及艺术历史和理论的知识，个体似乎难以显现，而一旦置身艺术实践环节，便更像是一场属于每一个个体的盛宴。在“思者，删拔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2]的自我与世界对话的图绘博弈中，主体得以在此确立，并作为艺术世界的主角，各自寻求一种自我超越。当进入“艺术的启示”课堂时，个体的意义便开始突显。不容忽视的关键在于，传统的课堂被类似“公共画室”的空间所替代，使个体本身获得一种释放，即便混杂了紧张、兴奋与茫然。尽管依旧是闭合的空间，但每一刻都在消解经验的束缚，让个体试着放松地步入开放的艺术世界。而此时的画室空间，实质成为承载情绪的一个躯壳，并随着理论讲授、主题讨论以及艺术实践的节奏展开，填充属于个体的艺术体验，以此累积探索的碎片，汇聚成艺术独特的光亮。在连续几届新雅课程的教学中，不乏综合素养极佳者，但更多的是不同个体在不同环节各自体现出的特殊才能，逐一被激发或放大。若说讲授环节在于静听经典，那么，讨论和写作环节则是引发思考、探究艺术的重要媒介。一方面，在讨论和写作中，自觉对应经典问题和实践体验的梳理；另一方面，又将理性的思考与实践体验结合，做进一步判断或感受，并转化为一种敏锐的表达方式。当所有的情绪以艺术之名投射在艺术实践环节时，这个画室已然超越了传统的课堂模式，演绎为思想的场域，也完善了公共画室的雏形。而以此课堂为节点，营造的是每一个个体的知识汲取与真理探索。换言之，公共画室以具体空间为经度，以个体痕迹为维度，共同编织出一张由艺术启示生发的知识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