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哲学范例

摘要：自16世纪以来，中西的哲学思想就经历了不断地交流和碰撞。从徐光启和利玛窦，到伏尔泰、狄德罗，再到近代的严复、钱钟书，都对中西哲学思想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比较。比较的内容多种多样，比如儒家孟子提出的“仁者爱人”与基督教中“爱上帝”的比较，也有从逻辑、道德等角度观察中西思想异同的。笔者出于对《庄子》代表的道家学派哲学思想的兴趣以及对康德对感知和道德观点的思考，决定进行相关的研究。在阅读了一些文献以后，笔者认为中西哲学思想异同表面上是由其建立理论的根源不同而导致的，但是在深入观察以后发现是由于中西对待事物的态度———强调整体还是强调分化上产生了差异。事实上这样的差异在文学作品如诗和戏剧中也有表现。

关键词：哲学思想;中西哲学比较哲学与跨文化比较

一、不同时期的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一）西方对中学的比较研究综述

根据许苏民教授的总结，“中学西渐”可以分成三个历史分期：

1.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

这一阶段的历史原因是因为传教士们对中国文化的传递和翻译。“通过传教士的翻译和介绍，西方学界不仅知道了中国的古老历史、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而且知道了中国的四书、五经、《道德经》《史记》等经典著作……”。这段时期的内容集中在对儒家哲学的讨论，但是基于历史背景和自身的需要，西方学界对儒学的理解产生了分歧——“罗马教廷的卫道士将中国文化视作异教而排斥，启蒙学者们却努力从中寻找反对中世纪神学的思想武器”，如伏尔泰等人提出并宣传中国的三教并立，称其体现了宗教宽容；儒家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则体现了民权的诉求等，其目的是为了批判教会，挑战其权威。

作者：聂笃雄 李永波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中国象棋源远流长，中国哲学博大精深，二者有着很多相通的思想，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如果能很好地梳理其奥妙，体会其奥妙，运用其奥妙，开启智慧之门，也许会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服务。象棋源于战争，下棋如统率千军万马。那些象棋大师貌似文弱书生，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下起棋来犹如天才的军事家，行棋运兵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术，妙手叠出，令对手防不胜防，真可谓柔中有刚。象棋为何有如此魅力呢？因为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蕴含其中，下面从防患于未然、见微知著、权衡利弊、鉴往知来等几个方面略述管见。

一、防患于未然

语出《周易•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意思是防止事故或祸害于尚未发生之前。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是智者避免灾祸的良方，是降低损失的最佳措施。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应该牢牢握住防患于未然这把钥匙，打开通向安全平稳的未来之门，并把灾难和不幸挡在门外。喜欢下象棋的人一般都知道，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要防止全盘皆输的结局，下棋之前，多看棋谱，学习前人的各种应对之策，如何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下棋过程中，必须时时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心态；下棋之后，进行深刻反思，吃一堑，长一智，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如此循环往复，日积月累，棋艺自然会不断长进，以后下棋即使输也不至于惨败。尤其是在下棋的过程中，要做到知己知彼，准确计算每走一步棋的后果是什么？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未然。下棋的人一般都知道，碰见高手一旦陷于被动，就很难翻盘，就可能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下棋是如此，我们做人做事也是同样的道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发之前有足够的准备，有足够的预见性，就不会有临时抱佛脚的场面，可以从容应对各种局面。所以说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人，因为有准备的人早就考虑好了各种问题的应对之策，对问题的处理能做到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老子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意思是说：做事情要在它尚未发生之前就处理妥当；治理国政，要在祸乱没有产生以前就早做准备。如果以往中国的统治阶级真能做到这些，就会国泰民安，就不会遭受外敌入侵，远的且不说，就说日本的侵华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后来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间断断续续进行了半个世纪，五十多年啊，一个弹丸之国侵略我泱泱中华大国！如果战争之前做好各种充分准备，小日本就只有俯首称臣的份了。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悲惨的局面呢？痛定思痛，各界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首先是内部出了问题，主要是思想出了问题，观念出了问题。思想观念的主要问题是忧患意识缺位，我们的古圣先贤一再告诫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淮南子•说山训》云：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

二、见微知著

见微知著出自《韩非子•说林上》：“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大意是说圣人能以小见大，从首看尾，见现象而知本质，知错改错。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需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良好的心态，胜不骄，败不馁，方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里的态度至关重要，喜欢下象棋的朋友就会看见形形色色的人，有的棋盘上略见优势，就得意忘形，看见劣势，就愁眉不展；有的不论胜败，始终谈笑风生，神态自若，挥洒自如；有的从头到尾聚精会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苟言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见得意忘形之人下棋，时有妙招，可一遇见高手，难以善终；谈笑风生之人下棋，一般能很好发挥水平，但棋艺长进不会很快；能始终聚精会神之人下棋，一般人难是其对手，棋艺长进较快。棋如是，人生亦如是。现实生活中此类现象比比皆是，但凡下棋之人得意忘形，在现实生活中恐怕也是如此，身处顺境，沾沾自喜，不可一世，身处逆境，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下棋之人谈笑风生，在现实生活中一般也能做到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下棋之人能聚精会神，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慎终如始，充分发挥其水平。一个国家，如果第一种人占绝大多数，恐怕难以可持续发展，前途堪忧；如果第二种人占绝大多数，可能是中规中矩，随波逐流，难以强大；如果第三种人占绝大多数，即便眼前身处劣势，也能克服重重困难，逐渐繁荣富强。所以从下棋之人的态度，可以观其生活，乃至其所在国的未来，这话乍一听，好像有故弄玄虚的感觉，其实不然，现实和历史告诉我们，那些能以小见大的人往往能很好地把握先机，化险为夷，掌握主动权。老子曰“：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道德经》第五十四章）大意是“所以，用自身的修身之道来观察别身；以自家察看观照别家；以自乡察看观照别乡；以平天下之道察看观照天下。我怎么会知道天下的情况之所以如此呢？就是因为我用了以上的方法和道理。”古今中外大多有识之士推崇老子的方法，身为芸芸众生的我们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所以聪明人见一叶可以知秋，窥斑见豹，愚钝者往往是因一叶而障目，其中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们对细节的观察是否敏锐、是否具有从微小事物中把握大局的统御能力。小问题可能会带来大祸患，小变化可能引起大事件，千万不要随意忽略身边小事。

三、权衡利弊

作者：费多益 单位：山西大学

连续性增长通常被认为是科学知识必不可少的特点，然而在20世纪的法国哲学中，“知识进步与否”却构成了其主要的论题之一。其中，以柏格森、萨特为代表的意识哲学倡导连续、绵延和进步的历史主义;以康吉莱姆、斯特劳斯、福柯为代表的概念哲学则信奉间断、断裂的非历史主义，在他们看来，知识、概念与合理性的运动并非连续———它会有起伏、变化、停顿、跳跃、曲折和倒转。而对于后一种思潮，巴什拉(G.Bachelard)无疑是其精神导师。

一、知识统一神话的破灭

巴什拉被引述最广的概念就是“断裂”(break)。关于科学的发展，巴什拉认为，科学的新旧理论之间有一种断裂，新的理论倾向于完全超越或不连续于先前的理论。(Bachelard，2000，p.18)科学史远不是一种渐进的演化，而是一个为一系列概念革命所震撼的过程。这些革命产生了一些可以论证的“断裂”:最初的事实并不是根本的真理，事实上，只有当人们首先同眼前的客体决裂，只有当人们不受最初选择的诱惑，只有当人们制止并否认了产生于最初观察的思想时，科学的客观性才可能实现。(巴什拉，1992年，第1页)不仅如此，科学的合理性同样具有历史本身的非单一的、直线发展的性质。而科学最为艰巨的任务，也正是时刻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用开放、活跃的知识代替封闭、静止的知识，使合理性获得演变的理由。(同上，2006年，第14页)对于前科学精神来说，统一性是一种始终被渴求的原则，它倾向于使外表各异的现象趋同;假如科学热衷于此的话，这种统一很快就能找到。但科学进步恰恰相反，最清晰的步骤是在抛弃肤浅的统一因素后获得的，譬如大自然计划的统一、逻辑的统一。(同上，第12页)“断裂”无疑解构了这种统一。科学努力获得的认识本身也会衰退———抽象的、直接的问题倦怠了，只留下具体的答案。精神到了一定时期，就偏爱那些肯定而不是反驳它的知识的东西，它喜欢答案甚于问题。于是，保守的本能占据上风，精神就停止扩展了。(同上，第11页)思想扩展的危机就意味着要彻底重组体系。因此，科学不是创新的积累者，而是它们的协调者和组织者;其任务不在于找出科学假设之间的前后关系及其缓慢的发展过程，而在于提高人们对突如其来的冲击的敏感度。

每一次断裂都是一次新的提问法的确立，一种新的总问题的提出。巴什拉主张，科学研究以问题为出发点，即使这问题提得不适当。科学精神首先禁止人们屈从于现成的舆论，要求人们在认识之前提出问题。倘若没有问题，就不会有科学认识。(同上，第10页)因此，知识论的断裂本身就是一种问题谱系的改变或者转换，是对旧问题的置疑和对新问题的设置与建构。“知识论的断裂”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科学知识与日常经验和信念相决裂，甚至相矛盾;二是指发生在两个科学概念间的决裂，这表明科学不仅通过与日常经验和信念的决裂而发展，而且还通过与先前的科学理论进行决裂而发展。知识论的断裂还表现在虽然我们能从新学说推导出旧学说，但相反的情况却是不存在的。(Bachelard，2000，p.18)例如，无论是在局部还是整体上，我们都无法从牛顿力学推导出爱因斯坦力学来，即新旧理论之间的包含推导关系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断裂”与库恩的范式形成以及范式转换有相通之处，它所牵涉的不仅是对自然世界的理解，也包括了对科学方法的新认识以及解释有效性的新标准。巴什拉关于这些论题的详细论述较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对类似论题的讨论要早二、三十年。两者的差别在于后者强调范式，而巴什拉则关注概念本身的问题，其中的核心观念是:断裂、障碍(obstacle)与行动。(巴什拉，2006年，第33页)对于后库恩的一些科学哲学基本问题，巴什拉的论点仍然能给予人们很大启发。例如，在否认科学连续发展的同时，巴什拉依然肯定科学向前进展的主张，以及范式转换与科学理性可以兼容而不矛盾的观点。“明确、修正、变化，这是富有活力的思想类型，它们躲避确信、统一，因为在同质的体系中遇到的障碍多于动力”。(同上，第12页)可以说，他是以科学史的间断性的形式探讨了不同科学理论之间“不可比性”的论题。在涉及到狭义相对论时，对于使用伽利略变换和洛仑兹变换，巴什拉断言，在可以使光速趋于无限大的日常逻辑中，两者实际上会互相重合，而且也能够通过简单的数学上的操作重合在一起;但是他否认在这里找到了构思的连续性。巴什拉把这种由扩大而产生的包容(enve1oppement)形容为“非”的关系。(金森修，第104页)在同样的意义上，“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包容”欧几里得几何学，“非”拉瓦锡化学“包容”拉瓦锡化学。

因此，知识论断裂并不仅仅是拒斥过去的科学，而且还重新阐述在新的宽广思想背景中保存的旧观念。“间断”指新科学知识重组和整合旧的知识，因而不是表示认识价值的全部颠倒，而是仍将它们看作构成科学发展的理性过程的基本部分。“断裂”本身意味着一种更普遍的概括或再造，它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科学史家用当今的价值与标准衡量过去，于是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科学过去”(scientificpast):过时科学的历史(thehistoryofoutdatedscience)，以及仍然有效的科学史(thehistoryofsciencejudgedvalid)。这种对科学变革的说明使他们在抛弃科学发展连续性的同时，依然承认科学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后继的框架都代表着超越其前一框架的进步。《科学精神的形成》是巴什拉关于知识论的重要著作，对法国学界影响非常大，曾启迪了后来的许多哲学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中使用的文献在17、18世纪都是二、三流的，因而且不说从哲学角度看，即便从科学史的角度看，这些文献现在也几乎没有什么价值。那么，巴什拉为什么还要回顾前科学阶段呢?考察一下科学史就会一目了然:虽然科学的进步迟缓、有漏洞并且混乱，但是这种情况不但不是历史上的偶然，反而是植根于认识行为本身的难以避免的过程:人们一边抵抗着过去的错误认识，一边形成着新的认识。

【摘要】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维，本文认为其表现为五点：继承与发展思维，哲学理念与生态文明；联系与发展理念，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整体与部分思维，生态发展与社会发展；普遍与特殊性分析，生态问题与生态治理；理论与实践结合，生态思想与生态实践。

【关键词】生态文明；哲学思维；社会主义；自然协调

环境与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环境基于人而发展，人基于环境而存在。工业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国家对生态建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致力于生态主义文明的构建。提出，生态保护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长期的，其利在千秋事业。基于我国发展现状，在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维，是十分先进的生态观。

一、继承与发展思维，哲学理念与生态文明

在生态文明思想框架中，倡导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对古代哲学观的继承。“天人合一”是指人作为自然发展的产物，需要维系自然平衡，遵循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古代的道家提出了道法自然的理念，荀子提出尊重自然的发展规律的理念。在现代社会，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先进内容，并对其进行了完善、发展，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理念，并吸收了邓小平理论的先进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战略高度。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类未来的发展，其应由集体人民保护，其价值也要有人民共享。基于山水角度分析，将自然环境作为一个共同体，并强化了田、林、山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类生活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中国社会发展应秉持生态文明的理念，在的带领下，积极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维，保护生态文明、构建生态文明的目的在于继承与发展，继承与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手段。

二、联系与发展理念，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联系，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应坚持与生态文明相协调的原则。提出，保护生态文明就是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善环境就是在发展生产力。因此，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不应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促进经济的增长。的生态文明观念中，蕴含了哲学思想中联系与发展的观念。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可利用的自然资源以及能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其中包括重要的生态资源、水资源、煤炭资源等，若人类破坏生态环境，就是在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基于哲学角度分析，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具有明显的内在联系，两者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哲学关系。[2]基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分析，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会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就目前而言，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提出生态设计理念。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了重大破坏，中国在生态建设中吸取教训，深刻明白了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重视两者之间的共同发展。在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们将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参考标准之一，提出绿色消费、可持续发展，其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效益。基于生态文明观的分析，其中蕴含着联系与发展的哲学思维。生态文明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经济发展需要构建生态文明，在二者稳定协调发展过程中，未来社会将会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

一、关于本体论

本体论追求具有最深刻的人类生存论和人性论基础:人们要生存就必然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而必然要追问世界是什么及怎么样，其极致追问即本体追问;人被界定为理性存在，理性超越感性与知性本能地追问世界存在的最高原因，哲学即表现为本体论。早期古希腊哲学以寻求世界本原为使命而采取了自然本体论形态，阿那克西曼德第一次提出“本原”概念，所谓本原(又称“基质”“始基”等)就是“万物产生于它又复归它”的东西，构成万物的根源、元素或共同基础。将水、火、气、土、种子、无限者等归结为本原虽然包含了说明世界的统一性原则，但受时代思维水平限制存在解释上的诸多困难:其一，承认有多个本原，无法回答各本原之间的生成关系;其二，所设本原具有感性规定性及其感性外观，无法说明本原的合法性源泉;其三，借助“普纽玛”“逻各斯”“神”“隐德莱希”等推动本原陷入外因论和神秘主义。巴门尼德提出“存在”(或“是”“有”等)才是世界的真正本原，“存在”具有惟一、永恒、不动、完满等特征，在逻辑上拥有最高普遍性，是事物是其所是的根据。“存在”非感性对象而需要理智才能把握，黑格尔说:“真正的哲学思想从巴门尼德起始了，在这里面可以看见哲学被提高到思想的领域。”因此，通过巴门尼德，“追问宇宙自然之时间上在先的原始开端即‘本原’(arche)的宇宙论，便让位于追问宇宙自然之逻辑上在先的本质即‘存在’的形而上学，并且蔚然大观，主宰西方哲学史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由此，“本原”概念演化为“本体”范畴:首先，“本体”理解源于“本原”规定，“本体”即“本原”，在笼统意义上“本原”与“本体”被混同使用;其次，在巴门尼德看来，“本原”是一个时空性概念，“本体”则是一个逻辑性概念;再次，“本原”是单独性的，无对而绝对，“本体”被赋予更多更复杂的内容与“现象”相对称，本体论又演化为“存在论”。“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个问题”(莎士比亚)，探索“存在”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根本旨趣，经院哲学时期托马斯•阿奎那就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现代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萨特建构了“存在主义”。关键是，何谓存在?存在何以存在?巴门尼德提出“作为思想与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柏拉图认为理念作为存在是各个别事物的共相;亚里士多德说存在即实体;莱布尼茨指出存在就是单子;康德说“没有经过认识论反省的本体论是无效的”;黑格尔认定存在等于绝对精神;奎因以为存在实质就是一种约定;海德格尔把存在界定成意义的基础……本体论牵涉到超出本原解释的几乎所有哲学问题，在泛义上本体论被视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又被等义于哲学，在哲学史厮杀的战场中关于本体论的观点歧义丛生、内涵最烧脑的哲学难题，构成一个林林总总的问题域。可见，本体论的最主要特征是人们对它有大不相同的看法，然而本体论之为本体论有其一以贯之的方面:第一，本体论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柏拉图说哲学源于人们对于事物的惊诧，好奇是本体认识之根;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喻示着一种纯粹的理论态度;康德说询问自在之物是理性的自然倾向，在实践领域彰显其伦理价值。人们离不开“本体论需要”和“本体论承诺”，“追根究底”是人的文化在世方式。第二，在哲学史的流变中，本体论追求已经演化为人类“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哲学精神，此过程绽放着无限可能性，丰富着人性维度，贡献着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表明对人的自我终极关怀，为人类提供本体性安全。第三，本体论演变意味着形而上学思想主题、思维方式、运思路向的转变，构成了西方哲学的逻辑进展主线，是哲学研究难以绕过的基础、前提，成为哲学的核心知识部门。不同哲学可以有不同的本体论，而哲学没有本体论则难以想像。海德格尔说拒绝本体论的人是“没有精神祖国、没有存在家园的卑鄙之徒”。

二、两种把握世界的本体论

纵观西方哲学史，有两种基本的本体论形态:实体本体论和过程本体论，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

(一)实体本体论

亚里士多德把本体论定义为“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第一哲学”)，确立了实体本体论解释范式。它以始者自居，拥本自重，目的是寻求存在何以存在之因，假定二元但采取了分裂二元的诠解方式，触涉一与多、本质与现象、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经验与超验、此岸与彼岸等关系，概言之———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或者以思维覆盖存在，或者以存在屏蔽思维，造成了“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困局。实践本体论的缺陷具体而言有三点:第一，绝对化思维。笃定实体自在而在、不证自明陷入独断论，根本说明不了抽象一般的实体何以产生出特殊具象的个体，迷恋整体高于个体、本质决定现象、必然优于偶然、理性宰制非理性……从而陷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泥沼，造成“抽象统治”“存在奴役”“僵死思维”的严重后果。第二，超验化思维。执着于形而上学的对象为绝对超验之物，并切断经验与超验之间可能的交互通道，把超验实体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妖域，实体作为超体，既无时间维度又无空间维度，既无开端又无终点，既无来路又无去处。如果说它普适一切，那么也就等于对于一切都不适合，最后落入以概念对抗概念、以词句反对词句、以原则歼灭原则的思辨窠臼之中。第三，还原论思维。将世界万物看成是实体的派生物，实体则为千差万别的实实在在事物的分析“原型”，将一切复杂系统、现象、过程化解为各部分，然后加以组合来理解和描述，其所描述的世界不过是一幅毫无生机和活力的僵化的机械图景，从而无情地杜绝了人文解释的开放之维，比如作为理想实体之总体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最终结局就是一个从自身到自身的圆圈，自我指称，陷入“唯有思想才能认识思想”的循环论证。如果明了本体论旨在对世界原因的追寻，那么本体论解释就不只一条思路。将本体归结为实体不过是实体本体论的教条和自以为是，实际上与实体本体论相颉颃的还有过程本体论。

(二)过程本体论

作者：石为华 杨锐 单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教育局 太原大学

一、历史的巨大错讹和颠倒

杜威是一位实用主义者、资产阶级教育家。但在一段时期内，我国却先入为主地把他定位为批判的对象和错误的化身，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样的批判词句。当邓小平同志喊出“教育要面向世界”的口号后，大家才逐渐看到了身边宏大的教育思想世界，看到20世纪摆脱不了的一个思想影子，才重新发现和认识了深邃的教育家、思想家杜威。杜威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和欧洲新教育运动公认的领袖和代表人物。他把“教师为中心”的天秤砝码重心历史性地移到了学生一边，使得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开始成为学习过程的主人；他提出的“做中学”基础上的活动教学原则传遍了欧美，和前苏联的设计教学、道尔顿制教学共同成为影响整个20世纪教学思想发展和生长的基础；他重视和倡导个性发展的思想，在历经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无比丰富和成长起来。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也有了今非昔比的发展。我国立足于全新时代，背负着丰富的教育文化财富。只有继承前辈的优秀思想，研究当今教育发展的特点，才能有力地开拓新的方向和未来。而在教育发展中，杜威是一座巨大的高峰，他对教育的哲学总结及其浩瀚的著作是教育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使人们随时感受到深刻的启迪。

二、杜威对前苏联教育和美国教育的思考

20世纪20年代末，杜威以教育家的天职和崇高品格，客观地考察了新生前苏联教育的巨大变化，高度评价和赞赏了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教育成就。1928年，他访问前苏联时正当十月革命后的恢复和重建时期，前苏联教育家们正以巨大的热忱投入到对沙俄旧教育的改造工作中，他们自然吸取了当时欧美进步主义运动的许多有益的革新经验。杜威看后十分惊喜，他在列宁格勒、莫斯科看到的前苏联教育，远不是西方报刊所描述的景象，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对旧教育的批判，更是新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是在学校和社会生活联系方面巨大的教育创造，以至他“深深羡慕”，留下“深深的印象”，感到“缺乏传达所必需的文字技巧”〔1〕。他说：“一个美国参观者看到那么多的地方在创始时都是受到了我们国家一些进步学校的启发，因而感到出于爱国心理的自豪，可是同时却感到自卑，并激励我们作出新的努力；认识那种思想在俄国的制度中远比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能够更有机地结合起来。”〔1〕他认为，应该让对前苏联有歪曲看法的人“看见俄国学校儿童组织得远比我们更为民主，同时注意到他们通过学校管理制度在接受一种训练，使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当地社团和产业的自我指导工作，搞得远比我们号称民主国家所搞的更有组织，更有条理”，因而“这个教育制度却是最完全地体现我们那号称进步的民主思想的”〔1〕。他赞赏卢那察尔斯基和克鲁普斯卡娅，高度评价他们从事的是“一项进行中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并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苏维埃俄罗斯教育的印象》。可以看出，这里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而是一个忠于事实的正直教育家的描述和赞赏，是更为说服人的透彻的、全面的分析，是一个教育者的伟大品格。同时，也引发了一个重要思考：如何慎重、全面地认识前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改革和20世纪30年代后前苏联教育思想路线全面改变的实质。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等一批革新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的合作教育学运动中重新肯定了20年代的教育改革，分析了它失败的原因及可能的发展方向〔2〕。虽然其后几十年是凯洛夫教育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前苏联教育也曾因此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辉煌发展，但历史需要深入反思和科学评价，以减少今后发展中不必要的损失和曲折。

三、杜威教育哲学思想在中国的渊源

在中国“”前夕，杜威在弟子的簇拥下来到中国，旋即运动爆发，他们讲学和逗留了两年。这两年的讲学生活时间之长是他在国外访问中仅有的。他同当时的中国学者“建立了以前任何一个西方学者很难取得的亲密交往”，并把他的个人兴趣全放在了中国教育的前景上。杜威当时在华演讲的内容，不仅是一个成熟的教育家对教育问题的深思熟虑，更是处处表达着对中国教育发展的殷切期待。面对旧中国的贫富差异状况，他急切倡导平民大众教育；面对落后的旧中国教育，他鼓励“对于教育前途不可失望”，不要认为西方教育制度已经完美。同时，他始终不忘阐述教育的本质问题；强调教师的天职和责任，启迪着几十年后的教师专业化道路；注重比较东西方教育思想，是较早的中美比较教育研究者之一。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教育只是在简单地模仿日本和德国，“而不懂得要确定一国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必须根据国家的情况，考察国民的需要，而精心定之，决不可不根据国情，不考察需要，而胡乱地仿效他国，这是没有不失败的。这一点是中国一般教育应该注意的”〔1〕。他希望“中国的教育家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一种参考资料”，“欧美各国所经历的失败，贵国可以不重蹈覆辙；所获得的成效，贵国可以作为准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有可能“同欧美并驾齐驱”，甚至“胜过欧美”，创造中国的现代教育〔1〕。在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黑暗落后的中国，教育家杜威的论述是何等睿智。难怪胡适、陶行知、陈鹤琴和中国学子对其拥戴有加，使得《杜威五大演讲》迅速传遍中国，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国教育的发展。杜威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高兴的日子，也是他的思想深深植入中国土地的日子。杜威在华演讲曾在“五四”后的很长时期内风行全国。可以说，他是对近代中国影响很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现状与发展做了深刻精辟的分析。然而，在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个性与发展、教材心理化这些基本而重大的教育问题上，我们对杜威思想的理解却往往深陷误区。

作者：刘同舫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1885—1977），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同时把西方与东方的现实境况作为研究对象纳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体系，并从政治、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交叉加以研究，研究领域广博。他对20世纪初德国知识传统的全面继承，特别是对马克思所开创的人类解放思想的纵深拓展，是人类精神文明领域中绚烂夺目的奇葩。布洛赫的人类解放思想是通过他的希望哲学体系而呈现的，在价值取向与思考人类解放的实践态度上，他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他从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中汲取理论营养，并继承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布洛赫受俄国十月革命深刻影响，对二战期间俄国人民的革命道路及后来的俄国社会主义实践在总体上持支持态度，同时他又深度改造了以“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对人类解放道路的选择上，布洛赫强调救赎要靠人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的内在反思的途径，但并不完全排斥诸如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等现实革命斗争的作用。他试图通过揭示现代性处境下人类精神枯竭的悲惨状况，强化哲学反思的内在道路与希望哲学的作用，呼吁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希望精神来达致解放。

一、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

布洛赫认为，希望的踪影客观地贯穿于人类文化历史的始终，寄托着人类的文明，集中体现了人的本质与人类走向更美好未来的意图，希望范畴在布洛赫的理解中获得了开放性内涵。但是，希望总是被人们遗忘，布洛赫由此感叹，人类的历史就是希望被遗忘的历史，因此必须重新反思历史。他渴求以希望哲学的精神重构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摒弃静态、僵化存在的形而上学体系，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精神，建构起一种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布洛赫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主要由两部不同时期的关键性力作组成。第一部是《乌托邦精神》（GeistderUtopie），它反映了青年布洛赫时期的希望哲学思想，标志着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初步形成。第二部为《希望原理》（DasPrinzipHoff-nung），它是布洛赫在美国流亡的壮年时期，花费近十年时间撰写的长达1600多页的鸿篇巨著，是布洛赫成熟时期对早期思想的深化，标志着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完成与成熟。布洛赫的《希望原理》延续了《乌托邦精神》中的核心精神与根本理念，基本保持了前后思想的一致性与整体性。

布洛赫的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框架是明晰的。他首先以探讨恭敬而有诚意的深奥、神秘的宗教信仰为出发点，反思战争、强权、剥削以及现存社会制度对人的个性的压抑，进而进行主题论证——讴歌人类觉醒和黎明，倡导人性复归和道德重建，唤醒沉睡于内心深处的希望精神与美好的梦想，拯救人类的希望精神并实现人类解放。围绕这一主题，他揭示出唤醒希望精神需经过两个阶段：通过内在道路的哲学反思达到自我面对；在自我面对的基础上使内在发展成为外在，使世界充分展现为灵魂的世界。通过这两个阶段与过程，希望精神从内心的最深处，从“觉醒的梦的最真实部分，也是唯一值得保留的部分中升起”〔1〕3。在人的“觉醒的梦”中，有一种跃出黑暗、刺破黑暗，朝向光明的力量冲动，它发酵着、躁动着，它朝向前方、冲向光明〔1〕191-192。最后，布洛赫对历史总体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与设想，渗透了对马克思所提出的“自由王国”的美好状态的向往。

在布洛赫的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中，“觉醒的梦”是其论证主题的核心范畴，它所指向的是人类的解放与回归。布洛赫所期望的是让处于苦难中的人们通过唤醒内心“觉醒的梦”，获得救赎与解放，重新回归到自身，回归到完满的道路上。他虽然并不完全排斥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作用，但他认为，解放与回归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人类内心乌托邦精神的觉醒、“梦想”的不灭与升华，是希望超越现存的哲学反思，这是布洛赫对人类解放实现方式的理解与选择。布洛赫以希望哲学为核心超越了抽象的乌托邦构想，汇集、解释和系统化了人类的伟大希望方案。在布洛赫的两部著作中，唤醒乌托邦、拯救末世论、人类解放论等多种哲学思潮奇异般地汇集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多彩而庞大的哲学—宗教幻影。他试图把希望哲学体系建立在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理论基础之上，纯化经典作家的理念，揭示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理想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倡导应将精神转化为物质、理论转化为实践、理想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理念，进而把自我内在力量转化为世界“自然主体”的存在动力。人们不断走向“发现美好”的超越运动，是人们尚未形成的人类希望的丰富内容的真实展现。

二、接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信息”

作者：姚友贤 单位：黔东南州行政学院

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古希腊哲学的精神是“素朴性、深刻性、转化———变幻”，①“就其天真质朴来说，有时简直妙不可言”。②可以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早期口头流传的苗族《古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哲学思想同样带有这种“素朴性、深刻性”和“妙不可言”的“天真质朴”。苗族古歌叙述了天地万物和人类的来源，以及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等，从苗族古歌中可以找到我国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各种“胚胎”和“萌芽”。苗族古歌积极探寻天地起源，把无限广大的宇宙世界直观形象地划分为天和地。那么，天和地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世界是从哪里来的？苗族古歌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在苗族的原始观念里，认为世上没有天，没有地，整个宇宙上下左右都是连结为一体，一片混沌。还比喻“天紧紧地贴着地，地紧紧地连着天，放不进一根筷子，钻不进一只耗子。”③那么，这最初混沌一片，连为一体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正如恩格斯所引用、黑格尔说过的：“把物质当作本来就存着的并且自身是有形式的这个观点，是很古老的，在希腊人那里我们就碰到过，它最初是以深沌的神话形式出现，而深沌是被设想为现存世界的没有形式的基础的。”这种被设想为现存世界的没有形式的基础，恩格斯把它称之为古代人们观念中的世界的“原始物质”，④正是独立于人们以外而客观存在着的“原始物质”观念，成了苗族人民客观理解世界及其万物形成的认识基础。

流传于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古歌》在《开天辟地》一节中这样叙述了古代苗族对于天地起源的认识：“我们看古时，哪个生得早？哪个算最老？他来把天开，他来把地造，造山生野菜，造水生浮飘，造坡生蚱蜢，造井生蝌蚪……天刚刚生来，天是白色泥；地刚刚生来，地是黑色泥。”⑤显然，这个神话传说，在我们今天看来，自然觉得十分可笑，但是，须知它是原始先民在生产力极为低下和科学知识极为贫乏的童年时代，为求探索大自然的奥妙，解释自然，凭借感性的、质朴的思维方式而创造的一种文学样式。它作为以人类童年时代的生产斗争实践来源的朴素认识。通过苗族古歌的神话传说，我们至少从中发现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第一，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世界在本质是什么？在古代，唯心主义世界观毫不费力地回答：世界是由某种最高的“精神”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则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解释世界，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天地是由物质性的东西发展变化来的。在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无论在古代中国、古代希腊或古代印度哲学史上，很多早期的哲学家们都坚持到物质中去寻找世界形成的根源。如古代中国的唯物主义者认为“金、木、水、火、土”是形成世界最基本的物质元素。以后，又以物质性的实体“气”、“精气”作为这五种元素的基础。而古代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泰勒斯则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原始物质是“水”；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是“空气”；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古代印度唯主义者斫婆伽也是从世界的物质性出发，认为构成世界及一切生物的原始物质是“地、水、火、风”。从《苗族古歌》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古代苗族先民们看来，天地形成之前并没有任何神灵的存在。传说中的人类祖先和巨人姜央、府方、养优、火耐、剖帕、修狃以及半人半兽“扒山扒岭”、“钻山潜水”都不是形成天地万物的最初本原，只有“云雾”才是形成天地万物的最初本原，是最早、最老的原始物质，在天地万物形成之前，整个世界是一个云雾弥漫的混浊东西，天地万物由云雾不断运动变化而形成。这种以客观自然物质来解释天地万物形成的根源，用自然来解释自然，而未附加任何其他神秘成份的观点，无疑体现了古代苗族人民关于世界形成说的原始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第二，世界是由“云雾”经过变化发展而来的辩证法思想。从《苗族古歌》中可以看出，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云雾”不仅不依靠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着，而且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着。在古代苗族看来，最初世界是由云雾不断运动变化而形成，这种运动的形成具体表现为“云来诳呀诳，雾来抱呀抱”，“云诳”、“雾抱”是拟人化的描写，形象地表述了“云雾”不仅存在，而且具有运动变化和相互作用的特点。正是云诳雾抱，混沌不清的气状物质，才不断稀散凝聚，才产生了“科啼”、“乐啼”式的巨鸟和形成了“白泥”的天，“黑泥”的地，古代苗族不仅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性的“云雾”所形成的，甚至已经猜测到了世界是由物质性的“云雾”经过运动变化才形成的。当然，在这里，他的不可能，也不可能科学地说明辩证法关于物质内部运动的原因和源泉，而只是把“云雾”的运动简单地归之于“云诳”与“雾抱”，从而形成天地万物。但他们力图说明“云雾”经过自身的运动变化而形成世界的思想，仍是很清楚的。这种对于世界形成的说明当然是简单而精糙的，我们也不能苛求古人去作怎样科学说明。但无疑地，古代苗族对于世界形成的朴素说法中却包含着宝贵的关于事物辩证发展的思想。在这里，世界形成并非由于超乎于物质上的某种精神力量的作用，而是由于物质本身的相互作用，经过变化发展逐渐演化而成。这种思想，与唯心主义的上帝从虚无中一下子创造出世界来的谬论相比，当然要高明得多。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世界是由“云雾”发展变化而成的朴素说法，显然与苗族对自己实际生活环境的长期观察和经验有关。苗族大多居住在山峦交错、云雾弥漫的高山地区，由于高原山区云雾连绵的自然特色，加上苗族先民长期狩猎耕作的生产实践都与这些自然现象相接触，并需要预测天象决定生产劳动，那种雾气沉沉、变化无常的景象无数次反映到他的头脑中去，才自然构成了“云雾”这一物质性概念。因此，他们在解释天地万物来源时，也就很自然与“云雾”联系起来，得出“云雾”不仅是物质的客观存在，而且这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基本看法。#p#分页标题#e#

第三，人类也是从物质性的“云雾”中产生出来的。人类是怎样起源的？是上帝创造的，还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自从19世纪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创立系统的进化论学说之后，人类起源的奥秘才被揭开。在《苗族古歌》中，苗族先民详细地叙述了人类生产的发展过程，认为人类是自然世界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从云雾到天地的形成，从天地到万物产生，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类的出现，这个有机联系的发展过程同达尔文学说的基本观点相似，具有初步萌芽进化论思想。这在那个时代，他们能把人类的起源看成是物质性的一系列环节的不断演化进程，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