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研究论文范例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目标的思考

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及“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课程特点，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目标的建构应体现出课程目标的三个维度:

(一)社会发展目标

社会发展目标是社会期望在课程目标中的具体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的社会发展目标是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专业的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其培养目标为:培养党政工作管理干部和学生工作管理干部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因此，要求学生不仅要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本专业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较好地解决实际问题，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讲授与传播方面具备独立工作的能力和较强的社会实践基础，成为能够在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学科知识目标

学科知识目标是课程目标实现的载体。学科知识目标会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课程要求上，具体表现为:要求研究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有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能够基本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知识，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历史经验，比较系统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基本研究方法，充分认识心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义，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动态，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认识。

(三)心理发展目标

一、研究生思想道德应该怎样引领

研究生队伍当中，会有很多价值取向，更是多元化存在，我们应该多关心国家大事，应该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尤其是在我们祖国人民生活条件不断的提高，伟大祖国实力不断增强的今天，作为新一代天之骄子的研究生更应该真正了解自己所背负的神圣使命。在研究生这个庞大的群体中首当其冲的应当从教育入手，开设教育课程从根本上提高整体研究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其次引领研究生从最简单做起，古人云不以善小而不为研究生群体也是一样从最简单的知、书、达、理开始做起必定会得到更大的提升。最后实行全民从监督，现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全民都在提高道德精神文明建设，在这时如果全民参与进来互相的进行监督，那么提高研究生思想道德建设指日可待。

二、研究生思想道德对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研究生思想道德里存在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当代研究生更应该具备道德责任感，研究生这个层次，应该定性为高层次人员，对于历史责任，这个群体更应该担负起历史的使命，不仅单指对国家，对家庭对爱情这都能体现出来它的重要性，更不能忽视对社会以及他人的社会道德，也不能只单独看中个人利益，以功利主义为自己的价值观，应该具有正确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责任，做到知行统一，道德认知的水平提高了道德责任感也会增强，研究生应该道德主流积极向上。应该具有比较成熟的道德观念。应该加强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深知自己使命感。

三、研究生思想道德教育对建设和谐社会起到的重大意义

一个美好和谐会是我们一直向往，梦寐以求的。从古代刀戈铁马到现代信息文明这几千年来我们人类为了这个各谐社会不断的努力，从未停息。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也是研究生义不容辞的责任。也许会有人问建设一个社会岂能是一个研究生就能建设得了的，但是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你我共伸一把手，和谐社会天天有。在这个飞速的信息化时代里，人们身边每天都有着日异月新的变化。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知识、还有所谓的境界的增长的同时是否还记得当初从小学就开始学习的思想道德教育。现在出现了这么一种状态在我们社会的大家庭下往往不遵守规则、不注重道德的往往是成年人。例如最简单的公交车让座、车窗抛物、公共场所吸烟等等……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大，教育的深入，境界的提高反而我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成反比例下降。和谐社会下的思想道德建设，就是要解决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支柱以及精神动力的问题。思想道德建设引领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可以说是精神文明建设之源。提高研究生思想道德教育就是提高了国之根本，更是提高了国之素质使社会更加井然有序的运行，使科研学术更加创新的开发。所以对研究生思想道德建设刻不容缓。

四、结束语

摘要：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以信息技术的广泛深度应用为特征的融媒体时代。在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各自角色定位与相互作用关系，在社会文化变迁和科学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在不断演变。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在学术论文的课题研究、论文写作、编辑校对、出版传播四个环节，实现了开始融合、加深融合、深度融合、高度融合的发展过程。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未来将呈现出更加多彩的态势，值得学术共同体持续关注。

关键词：融媒体；学术期刊；作者；编者；角色；融合

一、前言

学术论文是人类探索自然和思考社会的思想成果和理论结晶。学术论文组合成为学术期刊。“学术期刊是国家科研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学术研究，推动文化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从世界上第一本学术期刊LeJournaldesScavans（可译为《学者杂志》）于1665年在法国创刊以来，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各自角色定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学术期刊作者和编者的角色的连接纽带，是刊发在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一般认为，作者是学术论文的创作者,编者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之间的关系，随着学术期刊本身的变迁，以及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从高度重合，到逐步分离，再到相互融合，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在学术期刊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而诞生和成长的起始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高度重合。在学术期刊产生后的一段时期，作者与编者的角色是高度重合的。无论是欧洲历史悠久的学术期刊，还是中国早期出版的学术期刊，“作者即编者，编者即作者”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学术期刊随着社会工业化而不断壮大的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逐渐分离。从工业革命时期到二十世纪末，科学技术实现了若干次跨越式创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岗位设置日益专业化、职业化。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逐步分离，重合之处日益减少，即“作者是作者，编者是编者”。在学术期刊伴随信息技术广泛应用而转化为融媒体的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相互融合。在融媒体时代，由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学术论文研究、写作、编校和出版传播的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在工作上的交流沟通日益增多，角色开始相互融合。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表现为在学术论文的构思、写作、编校到出版、传播的流程中，在各个环节上，作者与编者自身学术活动的范围拓展和相关各项工作的相互介入。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融合，反映了学术期刊本身发展的要求，也是信息技术广泛深入使用的结果。作者受到各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激励和约束，需要尽可能多地发表学术论文；学术期刊拥有建设学术品牌的动力和面临评价体系的压力，力求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且在发文数量上有所控制。这样，形成了作者投稿数量多而期刊发文数量少的结构性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作者与编者必须实现角色融合，才能实现作者投稿与期刊发文的精准匹配。信息技术的广泛而深度的应用，为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提供了支撑。作者进行研究、撰写论文，编者编辑校对、出版传播，作者与编者的沟通交流，都随着融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发生了深刻的模式变革。特别是作者与编者的联系，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方式更加多元化，使得作者与读者的角色开始不断融合。

二、课题研究环节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

作者的思想和知识是学术论文的源泉，而思想和知识来自科学研究。在融媒体时代，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研究都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通常以课题立项的形式拨付）作为保证。这使得学术论文的“生产”大多依赖于课题研究，即论文的完成需要大量的课题经费支持。可以说，在融媒体时代，作者没有课题，论文难以产生。对于学术期刊而言，论文受到课题经费支持的情况，也是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在设定核心期刊评价指标时，明确列入了“基金论文比”（学术期刊发表的受到课题经费支持的论文所占比重）。为了实现作者投稿与期刊发文的精准匹配，作者与编者需要相互“发现”，即编者寻找目标作者，组织稿件，作者确定目标期刊，投出稿件。作者和编者需要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课题研究环节，凭借融媒体的各项技术，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融合。

（一）作者在课题研究环节的角色。在课题研究环节，以课题的申报、研究等工作为基础，作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编者的角色靠近。作者应当明确，自己不仅是课题的研究者，更应当成为课题的宣传者、论文的推荐者。进一步树立打造个人学术品牌的意识。作者应当积极申请各种类型的课题，尤其是国家级课题，争取成为课题的主持人或者参与者。课题立项开始运行后，收集整理数据，依据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构思可能的创新方向，凝练创新之处，并开始撰写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利用各种期刊评价成果，例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卷）》、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遴选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推出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等，确定投稿的目标期刊。除了传统的信件往来和电话联系，作者应当使用融媒体时代的先进技术，例如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及时向目标期刊的编者介绍课题立项情况和论文主题侧重，特别需要突出论文的创新之处。

一、导言：我与《江海学刊》的结缘

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的。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年代，由于荒废了十几年时间，我进入大学后，读书的欲望十分强烈，总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书来读，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到上海的南京路及福州路的书店里淘书。我在上海上学7年，那种淘书之乐趣也保持了7年。直到现在，到书店淘书仍然是我最大的嗜好。但是，在那个时代，由于出版物少，即使有经济能力也是无书可买。所以，要满足自己读书的欲望，只好到学校的图书馆寻找。我算是十分幸运的，在那个找不到书的年代能够在华东师范大学上学。因为华东师范大学具有久远的历史，她是1954年由上海几所老牌大学合并组成，包括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华夏大学等。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图书收藏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在上海读书7年的时间里，泡在图书馆里是我最幸福的时光。那时候，我只要不上课，图书馆开门，就会坐在图书馆固定的位子上。后来去多了，我也与图书馆的管理员结下友谊，他们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帮着做，成了当时图书馆的编外管理员。就当时来说，对此我也感觉到非常自豪。也正是这样，我与《江海学刊》结缘了。我最早是在图书馆期刊的过刊书架上看到《江海学刊》的，翻阅之后就觉得是一本可读的杂志，很有学术品位。所以，在上海读书的7年里，几乎每一期都会借来阅读，从中获得了许多知识。在此，我还得向《江海学刊》说一声感谢，感谢我在那个时代遇见了你。离开上海之后，在外工作及学习十几年，后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学术研究，论文写好之后投稿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学期间读过的几本杂志，《江海学刊》自然是我的心爱之选。有一年单位年终总结，单位的领导就问我，你为何老是把文章投稿到这几本杂志去，我说我喜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与《江海学刊》结下了不解的情缘，我与《江海学刊》的友谊也没有间断过。2018年6月初，战炤磊编辑告诉我，《江海学刊》要搞一个出版发行60周年的纪念活动，要我写一篇与《江海学刊》建立友谊的文章，我欣然答应。但是，接到任务之后，一直在琢磨到底写什么好，拿着这本杂志翻来覆去，最后眼睛一亮，终于找到本文的聚集点。《江海学刊》作为一本“关注学术前沿，倡导标新立异、引领学术争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它是如何获得首届“国家期刊奖”的？《江海学刊》作为一本地方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如果没有特别的功夫，要在众多的期刊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而这也许就是《江海学刊》60年来点点滴滴升华的结果。本文先是简单地从知网所统计的三本同类型学术刊物被引用最多的12篇论文来做一个比较分析，据此洞察《江海学刊》的实力所在，并由此引申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公共理性的基本特性；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及内在价值；最后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公共性的基础上讨论保证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得以发展与繁荣的条件及环境。

二、从三本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看学术刊物的公共理性

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质量的评价，目前国内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体系、评价机构及评价标准等。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指标有20种以上，其中影响因子、引用率等量化指标最为重要。黄颂杰教授也认为，学术期刊发文被引用量或引用率和被转载量或转载率这两个量化指标是学术期刊质量高低的主要评判标准，特别是被引用量或引用率更具有客观性，最为重要。《江海学刊》之所以能够在1000多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脱颖而出，获得首届“国家期刊奖”，肯定有其过人实力。本文从知网上简单地选取了3本有代表性的同类型的学术期刊：《江海学刊》《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每一种期刊选取被引用量最多的前12篇论文，并列出这12篇论文的下载量和下载量排序。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简单分析，看到了下面有趣的现象，并对此进行简要地分析解释，由此一叶知秋。首先，从三本杂志引用量最多的12篇论文的情况来看，《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为1178，最低引用量为242；《学术月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为676，最低引用量为170；《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是394，最低引用量是160。从这些数据来看，《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的1.74倍和2.99倍；《江海学刊》第12篇论文的引用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同样位置论文的引用量的1.42倍和1.51倍。尽管这种量化比较受采集数据量少的限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足，但同样不失一般性。由此可以容易地推导出，在整体上《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要高于另外两本杂志，如果以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为衡量学术期刊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那么《江海学刊》当然优于另外两本杂志。其次，从三本杂志引用量最多的12篇论文的下载量的情况来看，《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是17533(1)（括号中的数字是三本杂志下载量的各自排序，下同），最低下载量是1499（174）；《学术月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是8292（2），最低下载量是692（1160）；《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是11206（1），最低下载量是835（726）。也就是说，《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的2.11倍和1.56倍；《江海学刊》的前12篇论文中的最低下载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同样位置论文的1.42倍和1.51倍。论文下载量可以反映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程度。上述比较意味着《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所讨论的话题的社会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第三，对于三本学术期刊的质量比较，为何不选择通行的所刊出论文的被转载量或转载率，而是选择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及下载量呢？因为论文的引用量和下载量比论文的转载量更具客观性，学术期刊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和下载量是直接面向读者。只不过，学术期刊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和下载量所面临的读者有所不同。论文引用量对应的读者更多的为专业性读者，由此显示出所刊论文的专业性，而论文下载量对应的读者是专业性读者与一般性读者之和，两者都是读者行为的直接结果，更具有客观性。而转载量往往会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如转载期刊篇幅、编辑人员能力及取向等限制），其评价客观性可能会降低。所以，黄颂杰教授认为，以转载量为评价标准，意味着凡是被转载的就是优，而未被转载的则是非优，这是一个未被验证的似是而非的虚假命题。本文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第四，从上面所选择的36篇论文的主题来看，除了几位学术大家（如谭其骧、邓广铭、顾颉刚等）所讨论的论题较为小众化之外，所涉及的论题基本上都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课题（或既重大又热点），如城市化、农村、农民工、公共政策、金融危机、产业链、法治建设等，而这些论题又都是当前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公共问题。正如韩璞庚教授指出的那样，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就是多元性知识主体进行多元化异识整合的一个平台或者说学术交流的公域，同时也可以说是催生与促进公共理性的摇篮与温床。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通过一套严格的编辑程序，把当代最具学术性的论文汇集到这个平台上，同时通过这个平台把这些学术思想、知识和信息传播给社会。正是从这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它所形成的是每一个时代的公共理性。当然，这里所指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不仅是指它在消费上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特征，更是指学术思想的创造或生产只能通过公共的方式来实现。与这类公共品所产生的效益相比，学术期刊出版发行所支付的成本及读者购买期刊所付出的成本完全可忽略不计。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质量高低，既可以通过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来衡量，也可以通过所刊出论文的下载量来反映。后者正是反映了学术期刊通过一套严格的编辑程序对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与热点问题所具有的公共性的理论回应。在这个意义上，上述的三本学术期刊相比较，《江海学刊》同样略胜一筹。而下一节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特征和内在价值的讨论，则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所具有的公共理性特征的进一步展现与深化。

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特征和内在价值

学术期刊是刊登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刊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这是学术期刊的本质特征。从1665年法国的《学者杂志》问世开始，这一宗旨或本质特征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否则就不是学术期刊了。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就是其学术性，其本质特征就是刊登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成果，离开了这种本质特征就不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了。现在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性是什么？其学术研究成果又是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识别和评价其学术性及学术研究成果？一般来说，学术通常是指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是指知识的累积和系统专门化的学问。英文通常用Academia这个词来表示，并由此引申出学术是进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学与文化群体，即学术界或学术机构。就此而言，学术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学术研究机构，二是学术，三是思想。所以，在古希腊Academia最早起源于一种地名，是一种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或荣誉会籍的机构，它是对专门化知识进行讨论与研究的场所。此涵义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的重点在于学术与思想的两个层面。在中国古代，学术的含义有分而治之，有合而为一。如有人把学术看作是治国之术，也有人把学术理解为影响人们生活的思想。所以，在中国的不同时期，有专注考据的汉代公羊学及专注义理的宋明理学。但实际上，学术与思想两者既相互联系，又可区分为不同的观念形态。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学术侧重于实然性，专注研究对象的事实性，即实际上如何，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与存在。比如，表现为文献考证的学术形态，它所关注的是相关文献中文字中的文本含义和它的演变，文献自身的本来形态和它的变迁沿革等；而表现为社会现实的学术形态，更关注研究对象的现实状况，通过何种实证性的工具来把握等。所以，学术活动或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就在于追求事实的完整性或充分性，否则无法形成专门化和科学化的知识，以此来帮助人类认识与把握外部世界的真实性。一般来说，思想就是学术研究所遵循的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强调的是价值取向与价值选择。它所关注的是世界为何如此，这种事件或这种现象为何会出现，其前后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未来又会发生什么，等等。所以，思想更关注理论的分析和理论的解释，强调对事实所蕴含的因果关系的追溯与把握，强调理论上的自洽，追求观念形态上的系统性。所以，如果我们进入了某门学科的研究，就得遵照这门学科的范式来进行推理与演算，来寻找答案、解决问题或处理事情。也就是说，思想更强调研究对象的价值与意义，强调这些价值与意义对人类生存的影响等，并由此累积成系统性的知识或学科。不过，尽管学术与思想有观念形态上的分野，但学术所涉及的事实层面和思想所涉及的价值层面，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学术与思想可以在观念形态分开解释，但更多的是整合在一起的。因为，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考据还是实证，如果没有思想作为其内在的灵魂，那么史料与文献仅是一堆故纸，现实的数据与信息也只能是毫无关联、冰冷冷的数字。只有站在新的视角、用新的观念和新的范式，才能显示出这些材料和数据的内在逻辑及生命力。同时，任何思想都是建立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的，都与一定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有关，都与现实生活的事实性有关，这些是思想创造的根基与前提。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学术与思想应该是合而为一的。可是，在中国现实的学术研究中，把学术与思想两者分离开、对立起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从而使得不少学术研究成了相关从业者自娱自乐、博取名利的“学术工业”。比如，当前经济学的不少研究，把整个现实世界都数学化，从而使得现在经济学所面临的世界不是理性思维所发现的事物的秩序，而是研究者心灵构造的秩序或世界。当人类把自然和世界作为自己构造与控制的对象时，他实际上“在世界中失去了他的位置，或者更加确切地说，人类失去了他生活于其中，并作为思考对象的世界”，从而让世界也离人而去。所以，学术期刊有责任引导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让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回归到它的本源，阻止自娱自乐、博取名利的“学术工业”。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内在功能。俞伯灵研究员认为，一个国家或学术期刊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个国家或地区学术研究的水平，不同时期学术期刊的状况大体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状况。也就是说，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学术期刊既是一种筛选机制，也是一种评价机制和引导机制。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及基本功能。首先，在现代社会，学术研究成果不仅是个人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大学、学术机构甚至各种事业单位，职称晋升、获得学位、学术成果考核、各种项目申报、奖项评价等的评判标准和依据。在这种过强激励机制的推动下，各种所谓的学术研究成果或学术论文蜂拥而出，泥沙齐下。所以，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或有价值的学术期刊，它就是一种筛选机制，把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筛选出来，把那些不成熟及不良的论文剔除出去。而学术论文良好的筛选机制不仅在于编辑知识的专业性、广泛性，还需要给予编辑一个好的环境。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法律与经济学》杂志，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初问世不久就能够刊出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就能够成为有学术影响力的名刊，就是与这样的学术论文筛选机制有关。其次，学术期刊也是一种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功能在当下的主流表现在于，学术研究成果的好坏、质量高低、能够获得多少奖励完全取决于学术论文所刊出的学术期刊的级别。比如，刊登在《自然》和《科学》等全球顶级杂志的学术研究成果一般都会被科研管理机构认定为顶级学术论文，而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论文一般都会被认定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尽管这样的认定也存在不少缺陷，但不失一般性。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比这更好、更科学的学术科研成果评价方式。所以，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套科学、客观、有效的学术研究成果的筛选机制和优秀学术期刊的评价机制。这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更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引导机制，并不单单是指宣传引导、舆论引导、意识形态引导，还包括更重要的学术规范或学术范式的引导。也就是说，优秀的学术论文，必须建立在严密的学理及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让中国的学术研究走向成熟，并逐渐地走向国际化。

四、绝对保证期刊的公共品性质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繁荣与发展的根本所在

【提要】何其芳在任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班主任最后一年(1963)的上半年，曾经指导研究生学员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李希贤撰写红学毕业论文。笔者在“文研班”一期学员的回忆录中，查到了何其芳指导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的记录。黄泽新、李希贤的毕业论文流传下来。本文介绍了何其芳指导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何其芳红学论文写作的思想理念和经验做法。何其芳指导文学研究生红学毕业论文写作，在新中国红学建设史上具有首创性。

【关键词】何其芳；指导意见；红学毕业论文写作

近期，笔者查阅到一件有关何其芳红学实践的新文献资料———指导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学员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毕业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记录①。由此顺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红学教育实践活动和指导另外几位学员红学和涉及红学的毕业论文的资料。从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文研班”，前后共办两届，外加一期进修班。办学期间，正好赶上文艺界、文化界开展“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红楼梦》规定为“必读书目”之一，聘请吴组缃、俞平伯、李希凡、冯其庸等专家讲“《红楼梦》研究”专题课①，并亲自讲他的“‘红学’研究成果”和《论红楼梦》的研究心得及写作经验②。他还带领学员走出课堂，广泛接触文艺实际，向社会学习，“还组织看过美术展览，参观过鲁迅故居以及据说是《红楼梦》中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潇湘馆’的几丛竹子，幽静的居室，以及贾母看戏的戏楼，还真有几分近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论题“顺利确定”与论文“锁进抽屉”

首届“文研班”因延长一年学制，要到1963年暑期毕业。学员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撰写毕业论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担任论文导师。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可以依据所学内容自由选择，一些同学选择了《红楼梦》研究方面的选题。学员黄泽新回忆:文研班学习的最后一年，学校规定每人写一篇毕业论文。我的选题是关于《红楼梦》的，由何其芳先生负责辅导。另外，贺兴安、刘建军同学写的也是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李希贤同学写的是典型问题的论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导。从草拟提纲到论文定稿，何先生辅导我们四次。头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辅导，最后一次写的是书面意见。④为什么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同学的毕业论文皆由何其芳任导师?道理很简单，是因为何其芳在《红楼梦》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创见，有成果，“共名说”是其显著标志，课堂上又以“讲红课”为人称道。笔者收集了何其芳辅导四位学员毕业论文的资料，结果是多寡不一。在黄泽新的回忆文章中，意外发现何其芳辅导他毕业论文谈话的全部记录，这是一件很珍贵的红学文献，因此要费些笔墨在下一节专门叙述。现在分别讲述何其芳对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毕业论文的指导。指导贺兴安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贺兴安和李希贤划为一个组，每次到何其芳家谈毕业论文写作，两人总是相伴同行。李希贤回忆:何主任约定，贺兴安和我间隔一周的周三下午两点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谈。我俩每次提前几分钟进入导师家。此时，白瓷壶沏的热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厅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据我的记忆，兴安坐在何主任的右侧，我坐在导师的对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兴安同学汇报后，他撰写《红楼梦》的论题顺利地确定了。①李希贤只讲了贺兴安的红学选题“顺利确定”，没有展开记述辅导了哪些论文写作具体意见，令人遗憾。查贺兴安回忆“文研班”学习生活的文章，他说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在创作和研究两大领域都贡献卓著”。何其芳对贺兴安还讲过他写作《论红楼梦》花的时间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评理论文章最有文气，最少教条，在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结合上，大陆学人难以与之匹敌。他的《论〈红楼梦〉》是大陆那些年“红学”热浪中写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讲到写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个月时间，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驳他、超越他，起码在时间上得花八个月以上。②贺兴安赞佩何其芳文章“学人难以与之匹敌”，因为其“最有文气，最少教条”，“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这首选应该是《论红楼梦》的韵味和亮色。贺兴安没有说此事的发生时间，但何其芳在用切身体验鼓励贺兴安投入巨大精力写好学术论文，使其超不过、驳不倒、站得稳、立得住的用心，却十分明显和殷切。指导刘建军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刘建军对论文导师何其芳也怀着一种崇敬心理。他对何其芳的总体印象是:“何其芳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在对我班同学的多次讲话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但他循循善诱地要我们打好扎实的基本功，重视第一手资料，从实证出发，切忌空头理论。他的诗人气质很重，讲话感情色彩鲜明，有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提到何其芳对他毕业论文的写作辅导，他满怀钦敬地说:我向他汇报论文提纲时，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苏联一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他认为这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有些无限扩大。也不太认同我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但他始终没有要求我改变观点，他的看法只供我参考。第二次谈论文时，他同意我关于《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的说法，认为我的论述成立。此事当时对我震动很大，一位理论权威，与一位年轻学子平等商讨，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令人敬仰。①刘建军的论文选题是“《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这里他简要记述了何其芳的两次辅导情况:第一次是修改论文提纲，何其芳对引进的域外“艺术结构理论”持存疑鉴别态度，因其大而无当“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将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传授给学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红学界已经有了“《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评论观点，但何其芳历来认为《红楼梦》“写的只是两个封建家庭”②，因此对刘建军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不太认同”。但是，这两个“不太同意”，只供刘建军“参考”，并不要求论者(学生)“改变观点”。第二次是肯定论文的“论述成立”。论点、论据通过论证过程才形成论述，形成论文。也许在两次辅导之间，刘建军在没有“改变观点”的情况下，部分接受了导师的意见，使论述趋向合理与完善，使何其芳转而“同意”他的“说法”。“论述成立”也就是论文总体上合乎写作要求，达到了毕业水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建军在何其芳辅导过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指导李希贤典型问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李希贤1959年夏季在湖北汉口参加“考研”笔试时，面对试卷中的一道“典型”试题，有过交白卷的尴尬。录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时刻牢记自己这个“软肋”和“跟头”，特别“注重文艺学中的典型问题”。他也因此在临近毕业选择论文题目时，确定以研究“典型问题”为方向———这也与何其芳倡导“典型共名说”的影响有关。他自以为掌握的资料可以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但是，他的撰著毕业论文之路也还是不顺畅，甚至一波三折，屡遭坎坷。他回忆几次到何宅谈论选题时说: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我汇报所作的准备时，何主任静心地听着。我又试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导师没有笑，没有责备，心平气和地说:“写专著，当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只要你写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在科研上尚未登堂入室的我，顿时心绪紊乱，“典型”在脑海中飞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开导我:可以选典型理论中的一两个问题，也可以从典型创造类别中选题，还可以从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头绪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谈阿Q典型。论题定后，我环绕论题钻研材料、准备提纲、撰写初稿。当我俩(指与贺兴安———引者注)上门听取对初稿的意见时，何主任依然先对贺后对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谈式地发表意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读时只想瞌睡”。他透过镜片，注视着我，见我满脸绯红，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对我行文中的弊病，导师来了个一针见血!……临到论文能否定稿通过时，我的心绪宛如面对法庭。他翻完《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文稿后，对此文只说了一句话:“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这样。”……我脱口而出:“何主任，我的论文能不能在《文学研究》上发表?”他回答:“要发表?那还不容易，我签个字就行。”停了停，接着说:你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时，誊正寄给我。他是《文学研究》杂志的主编，由他签署意见，在刊物上发表他门生的论文，显然“容易”办到。他不这样做，还指明要锁过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当时我就懂得，他这样说，他要我这样做，实则是对我的指引、对我的鞭策、激励和期盼。我理应如是为之。①何其芳指导毕业论文《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写作，针对学员研究和写作上的薄弱环节，可谓处处把关，歩步紧逼:选题不准确，他纠正后连续指出三个“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并用“我读时只想瞌睡”的话形容其沉闷不灵动;定稿虽然体现了作者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写作水平，但还是令人不满足，何其芳建议暂不发表，“锁进抽屉”。怎样才能把这篇论文修改好，何其芳给出的办法是，“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说要“冷处理”，放一放，悟一悟，获得新的认知，一改再改，反复打磨，使其跃进升华。这是通达研究甘苦之语，懂得写作三昧之言。这体现了何其芳指导论文写作的另一种风格:所谓“严师出高徒”!李希贤对此十分理解和服膺。严师的教诲几乎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教学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指导黄泽新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文献内容较多，下面设专节来介绍。

二、“论文中主要观点应当是自己发现的”

黄泽新的论题是《〈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其芳先生“当时正值盛年，充满热情与活力”。他“亲自为同学辅导论文”。“他的讲话如同他的诗文，是发自肺腑的声音，闪烁着真知灼见，每次讲话都给我们很多启迪。”“我这里所记的，除了第一次有几点共同性的指导意见外，其余全是对我的研究论文的指导意见。”①黄泽新与刘建军为一组。何其芳第一次辅导谈话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讲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导意见”:我先说说写研究论文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要写提纲。写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纲，写长篇论文，尤其是论述复杂问题的长篇论文，一定要写提纲。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结构完整而周密，说理性很强。我们恐怕很难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纲在写作实践中还要反复修改，尽量使论文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第二，把思想变成文章，不仅是文字表达的问题，还可以使思想更准确、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认真考虑。论文的文字要讲究。不要用随便拾来的语言，要用经过思考的语言。要培养对语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讲究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讲究的语言，要善于区分。写得太轻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劳动来完成这篇论文。第三，写成初稿后，要认真地仔细地反复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动手抄，才经得起考验。自己不耐烦抄，还有发表的价值吗?随后，何其芳就《红楼梦》的研究课题，谈了几点意见:研究《红楼梦》，首先要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为什么《红楼梦》在那个时代产生?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传统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会背景是文艺作品的根。不论你研究什么问题，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贾府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坐吃山空”。我觉得这个看法，讲得不够太深。应当从时代背景的诸多因素中探讨贾府衰败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阅读与《红楼梦》有关的研究资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从材料中来。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是自己发现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复看，反复研究。这一次，先谈到这里吧!下一次你们谈谈个人论文的提纲，我再说说具体意见。首次谈话，是说给黄泽新与刘建军两个人的。就红学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何其芳强调三点:“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这恰恰是最基础、最要害的法则。依据指导老师的要求，黄泽新开始考虑“论文的提纲”。他最初的论文题目是《论〈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后来改为《〈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的思路是:鲁迅先生说过“自有《红楼梦》出现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毕业论文的主旨就是具体阐述这个“打破”，这就有必要从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答案。为此，他着重地研究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长篇小说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与《红楼梦》作具体的比较，找出《红楼梦》究竟继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写出一份两千多字的提纲。第二次辅导谈话的时间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听取了黄泽新的立意构想后，翻看了两遍提纲，然后说:思路可以，条理也比较清晰。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关于人物的阶级性与典型性的问题，有人主张阶级性是人物的本质，甚至认为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可是为什么某个阶级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够抽出来用在其他阶级人们的身上?一种解释是借用，另一种解释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讳癞子，不能说这是从统治阶级来的;排斥异端则可能是从统治阶级来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忌讳，各有什么特点?考虑问题尽可能从实际出发。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学、辩证。刘姥姥流行的看法有两方面:一是进大观园，因无知而闹了许多笑话;二是帮闲。过去，我们叫吴稚辉为刘姥姥，就是讥讽他是个帮闲。流行的这两点对刘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刘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对于贾宝玉，流行的看法是爱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东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误导，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评价形象的意义也好，评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也好，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搞具体的东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断。不要先有了论点，然后再在作品找有关的现象证明。现象是复杂的，不同的论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现象作例证。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研究论文要写得准确、鲜明、突出。要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艺术上的特点，找出它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我们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拿心理描写来说，托尔斯泰写人物心理很细致，着重过程，但故事进行太慢，比较沉闷。《红楼梦》的心理描写也很细，但和生活一样，并不慢，这就是发展创造，充分显示了我国古典小说心理描写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这次辅导也是黄泽新、刘建军小组两人同时听讲。但是，这里只记录下何其芳对黄泽新论文提纲修改充实“进一步思考”的意见。这些意见最为可贵的是强调研究方法的正确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的;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只有这样，毕业论文才能有创见，有高度，有价值。接受第二次辅导以后，黄泽新动手草拟初稿。一个半月以后，他将稿子交给何其芳审读。6月2日，导师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点到家去，谈谈对初稿的意见。第三次辅导谈话于6月3日9点准时开始。何其芳拿出论文初稿放在茶几上，开门见山地说:稿子我看了，大体上可以，不过，还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对问题分析得比较细致，但是理论概括不够。文章谈的是人物塑造问题，对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应该有所强调。另外，《红楼梦》“打破传统写法”的意义和价值，也需要进行充分的理论阐述。2.文章着重讲了《红楼梦》对传统艺术表现方法的突破与超越，继承讲得不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金瓶梅》艺术特点的概括不够完全恰当。当然，艺术分析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难的，越是困难越需要认真、细心，尽量使我们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实际。3.环境描写，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则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过是人物的居住场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例如《西厢记》，故事发生在寺院里，崔莺莺、张生与红娘的性格与环境有什么关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实事求是，不可牵强附会。第三次谈话，核心问题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个问题:“理论概括不够”“继承讲得不够”“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同时，也辅导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黄泽新用近两周时间将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辅导何其芳变更了面谈方式，而是采取书面笔谈的办法，把他的意见写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页上，于6月22日将稿子让人送还给黄泽新。何其芳用红铅笔在稿子上写的意见如下:6.文字还不够准确、讲究，有些名词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动细节”“表现传统”;3.讲《红楼梦》以前小说在写人物上的区别和特色还是要讲得更恰当一些、更符合事实一些，《三国》《水浒》也并非完全没有细节描写，《水浒》就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过一件事写一两个人物。继承方面似讲得不够;1.有对塑造人物问题的概括性的理论性的论述，可是只有细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与理论的高度;4.心理描写一节似举例过多;5.环境描写一节中写风一例似与塑造人物无关;2.结束语未能把前面三节总结起来。①何其芳为何把所写意见的序号标为“6、3、1、4、5、2”呢?黄泽新推测:何先生随看随记，没标序号，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据内容编列了序号。除上面所写的具体意见以外，何其芳还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标点符号，共修改了十四处。这六条修改意见，还是为了使前几次的辅导内容得到贯彻，四脚落地。第四次书面辅导，表面看，意见零零碎碎，对论文修修补补;细品味，一则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费苦心，二则说明论文基本完成，小动微调就可以定稿。黄泽新“文研班”红学毕业论文如期完成，顺利通过。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而言，这是新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首篇红学毕业论文。这也表明，何其芳的红学实践活动中，又有一项开创性的业绩。更令人庆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辅导这篇论文的全部意见被黄泽新原汁原味地记载、保存并公布出来，其中包含着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如何评论《红楼梦》、如何撰写红学论文等丰富思想和经验。黄泽新当年亲聆教诲，对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风化雨，几十年后回忆及此仍感慨万千，他写道:“通过辅导论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热心、耐心与细心，感受到了他对培养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从不轻易地说一句赞美你的话，然而却处处感受到他对你的关心、呵护和激励。我崇敬先生的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诲之恩。”①

1引言

2015年，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从中央到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再到各级高等学校都非常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己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重点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命题。作为培养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本科毕业论文，在培养应用型人才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地位不言而喻。近年来，应用型本科毕业论文问题凸显，高校学术造假现象越来越严重。围绕毕业论文质量问题，国内外学者做过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物流管理专业是一门新兴学科，毕业论文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更高，且对于很多新建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由于转型时间不长，经验不够，毕业论文难免出现很多问题。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中的“过程管理”思想主要是对关键环节、节点进行质量控制，通过每个过程细节进行控制管理，从而达到全面质量管理的目的。本文以物流管理专业为例，将过程管理这种方法引入到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管理中，创新改进管理办法，努力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2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论文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篇毕业论文质量的高低会受很多因素影响，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有关键因素、有次要因素，有老师因素、学生因素等。从宏观到微观，文章认为毕业论文问题可以从宏观教育大环境、学校小环境和学生角度来分析。

2.1教育大环境因素

由于我国普通高校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扩招，就业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毕业生人数从2011年的660×104人增加到2019年的834×104人；由此带来了与就业岗位需求量之间的矛盾，以及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考研压力。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在时间上就与就业准备或实习时间产生冲突，而学校也重点放在毕业生的就业率方面，有限的时间与精力随之分散，不可避免地造成毕业论文质量的下滑。

2.2校管理因素

【摘要】本科生毕业设计在教学环节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何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是本科教育中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深入探讨了班导师制度在药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中发挥的作用，系统的论述了应用班导师制度提高药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质量的可行性，并建立了相应的质量保障体系。

【关键词】班导师；毕业设计；质量

药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不仅是专业学习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联系实际环节,其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也标志着本科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创新能力[1]。随着社会的发展，现有的药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质量保障体系已不能满足药学教育的要求，同时部分“灌水”论文、“抄袭”论文、“综述”论文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毕业设计的质量，也不利于药学专业人才培养[2]。如何提高药学专业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是本科教育中亟须解决的问题[3-4]。班导师制是我国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学生管理模式[5]。我们在药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中充分发挥班导师的作用，开展了应用班导师制度提高药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质量的可行性研究，并建立了相应的保障体系。

一、影响药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质量的因素分析

纵观国内药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影响其质量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管理机制体制因素

一方面，现有的培养方案将学生主要就业签约阶段与毕业设计阶段大部分重合，导致学生忙于找工工作，到岗实习。做毕业设计的时间少，精力分散，间接影响毕业设计质量，导致毕业设计质量下降。另一方面，在实施专业认证之前，各校的培养方案对毕业设计规定表述较为简单或要求较低，总体上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一些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虽然较差，最后也通过了。如此导致学校、教师、学生都不重视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较低。

当下，学术期刊编辑的边缘化尽管是学界关注度较高的老话题，但从学术期刊编辑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这一维度加以透视并进行深入阐释的优秀成果还不是很多。如有学者从编辑的地位、待遇、学术、心理和角色等方面来分析编辑的边缘化现象，认为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的原因在于编辑主体对期刊的“依附性、传统杂家观念的影响、内在发展动力和责任感的缺失、编辑角色能力的弱化”［1］;有学者认为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主要是由于体制、编辑自身、职称评定和期刊自身发展方向等因素而产生的［2］;有学者进而提出克服边缘化的出路在于重建编辑主体精神，期刊编辑应重视提高其职业“敏感心、责任感、理论素养和数字化技术意识和能力”［3］。这些探讨尽管已涉及问题的诸多方面，但大多停留于现象剖析，较少从理论层面作出深入阐释。而如何从编辑体制和职业的多维复杂特性入手阐释边缘化问题的多重根源，进而从编辑学者化方向探讨边缘化突围路径，以促使学术期刊编辑可持续发展，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体制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是伴随体制内学术评价体系而出现的现实问题。新时期以来，期刊编辑在体制内逐渐被定位为独立于学术研究系列之外的一个群体。其在职称晋升时被列为单独系列，也就是所谓的编辑系列进行评比，这一评比的好处是编辑之间的对比显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编辑与学者之间被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长此以往，编辑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们甚至把编辑的工作美其名曰“为他人作嫁衣”。在这里，“他人”这一限定词，一方面说明了编辑的工作是富有奉献、创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说明了编辑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获得自我存在价值的“他者”。其实，如果追溯现代编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现代编辑从作为一种职业开始便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如陈独秀在担任《新青年》主编时，一方面从事编辑工作，另一方面从事写作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难以复制的神话。再如钱玄同作为北京大学的学者，在兼任《新青年》编辑时积极约稿，最终促成了鲁迅向文学创作实践的回归，创作出《狂人日记》这样第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4］。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许多编辑还是多面手:一方面，他们从事期刊编辑工作，负责约稿编稿和发排等一系列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是作者，或从事文学创作，或从事学术研究，成为著名的作家、批评家或理论家。如叶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边担任期刊编辑，一边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成为“左右开弓”的典范。特别是他们在担任编辑时不仅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学者，而且还在文学创作或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赫的成就，茅盾和叶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后便着手对《小说月报》进行全面改版，由此不仅促成了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社团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成就了《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小说月报》之于茅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毕竟，茅盾在入主《小说月报》之前便已是在文学批评界享有盛誉的批评家。但是，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进一步促进了其文学的跨界写作，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说茅盾在做期刊编辑之余坚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写作有其独特性的话，那么，叶圣陶作为文学编辑对当下的期刊编辑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叶圣陶任《小说月报》主编时，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幻灭》交给叶圣陶。叶圣陶阅读后立即对茅盾说:“写得好，今天就发稿。”这种速度令茅盾“吃惊”［5］。叶圣陶还在一大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丁玲的处女作《梦珂》，然后在头条位置予以发表，接着《莎菲女士日记》等3篇小说都在头条连续发表。后来，叶圣陶给丁玲写信，告诉她4篇小说可以出一本集子，还为她联系了开明书店。小说集出版后，引起文坛强烈反响。当丁玲从外地来到上海上门感谢时，不善言辞的叶圣陶谆谆叮咛:“继续写吧，认真地写。”［6］事隔半个世纪后，丁玲仍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情对叶圣陶说:“当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会走这条路。”［7］巴金在留学法国时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投给《小说月报》，同样受到了叶圣陶的赏识。为此，叶圣陶在发稿预告上写道:“《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对此，巴金后来回忆道:“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贫困中死亡。”［8］作为编辑的叶圣陶，慧眼识珠已经非常不易，更为难得的是他并没有止步于编辑工作，而在编辑之余还从事文学创作，写出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成就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著名作家的伟业［9］。至于现代出版大家赵家璧，尽管与茅盾、叶圣陶等文学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凭借其策划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然而，在体制化日益凸显的当下，编辑自身的黄金时代似已逐渐远去。2012年7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党政部门、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并入本部门本单位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本部门本单位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的，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近几年，随着这一办法出台，不少高校已将期刊编辑部纳入企业运营的轨道，实行企业化的管理模式。面对从事业到企业的体制转变，期刊界呈现出无所适从、焦虑恐慌。编辑们既要有编辑专业知识，又要懂经营、会管理，这种复合型编辑的职业要求，给传统期刊编辑的素养带来极大挑战。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学科研为中心，教师和编辑相比较而言，编辑往往处于边缘化位置，无论职称评定、课题申报，还是学历进修、信息技术培训、工资待遇等方面，都难以与教师相提并论。因此，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仅严重打击了期刊编辑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到期刊编辑学术素养的提高。一方面，编辑无暇像茅盾、叶圣陶那样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职业之间从事着跨界的写作;另一方面，也无法像赵家璧那样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无奈的是，编辑已经被设定为一个单纯的“门类”，已经成为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所谓“学科”，而诸如文学创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围之内，即便专业的学术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编辑行当的“伊甸园”，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仅仅是“编辑学”方面的相关学术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编辑在“编辑学”实践方面的表现如何，似乎早已被摒弃在考核之外。如此一来，编辑在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日渐边缘化的情形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从体制来看，编辑边缘化并不是由编辑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而是体制评判的自然结果;从职业来看，编辑边缘化也具有其无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职业规训的必然结果。编辑作为一种职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一般说来，期刊编辑在开始从事编辑工作之前，大都接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甚至接受过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而接受过学术训练者进入不同的行业领域对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有些影响甚至截然相反。一个学者进入学术研究机构或者大专院校从事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自然与其进入期刊从事编辑工作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从研究机构或大专院校的评价尺度来看，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体制对其进行评判的重要标准，这样，他自然就要向着评判标准规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进入论文写作的实践，逐渐培育自我在学术论文撰写方面的能力。长此以往，其论文的写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断地得到历练和提升。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职称评审或任职考核时，许多机构在评价期刊编辑时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编辑的文章产生怎样的学术影响力，而是该编辑撰写了多少篇学术论文、发表了哪些层级的论文。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指出:现行的评价体制导致了人们“将注意力停留在与出版著作的数量和级别等表面层次”上［10］。然而，缘于职业使然，期刊编辑的自我价值重心已经不在于其撰写了多少篇论文，而在于其编辑了多少篇优秀论文。这种评价机制的错位不仅使编辑自我的人生价值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而且最终导致期刊编辑在体制内的逐渐边缘化，由此陷入无可挣脱的尴尬境地。多年来，尽管期刊界也呼唤期刊编辑学者化，但真正地践行这一倡导并取得成功的编辑毕竟为数不多。大多数期刊编辑未能走上编辑学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条背离学者化的道路。这说明，所谓的要做到编辑学者化，其实隐含着某种期刊编辑在学者化道路上的艰辛和艰难。可以说，编辑这一职业体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学者化存在着对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许多期刊编辑无法成为学者化的编辑。因此，我们要破解期刊编辑自身发展的难题，不能不追溯这一现象产生的本原。

二、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身份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为什么会陷入令人如此尴尬的困境?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来说，与其所从事的期刊编辑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来的自我认同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确认。其一，编辑身份决定了期刊编辑具有一双辨识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这一身份对学术论文的撰写则没有必然要求，这就使得期刊编辑的慧眼在愈发明亮的同时，其灵手则在闲置和荒芜中逐渐失却了写作的能力。学术期刊编辑作为期刊的第一道守门人，其职责所系在于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遴选出优秀的稿件，然后让这些优秀稿件进入审稿程序。一般说来，来稿能够被编辑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编辑部或采用网上投稿系统，或采用电子邮箱，不管采用哪种方式，这些稿件都将直接接受网络背后的编辑的审视。这自然就需要编辑首先调动自己的那双“慧眼”来甄别稿件的质量高低，确认稿件的学术价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与否的判断。实际上，编辑在浏览这些稿件时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据标题、引论部分判断作者要谈什么问题，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进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是否有新的学术见解或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选稿件正是需要编辑练就这样一双能够石中识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缘于编辑这一身份对学者的规训，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进入编辑队伍之后，自认为所谓“编辑”就是修改、剪贴，有术而无学;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论。在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编辑在练就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时逐渐地丧失了“手上功夫”，其结果是编辑成为学术论文的加工者，而编辑自身的价值也大都依赖其所编辑的论文而获得。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从体制内的评价标准来看，作为责任编辑编发的学术论文所带来的荣耀并不属于编辑，而是属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编辑连分享这一荣耀的机缘都没有。如此一来，期刊编辑便在体制内陷入了边缘化的现实困境。如果抛开体制对编辑本体加以追问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编辑似乎就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饰者。也很少有人会认为编辑通过其加工的学术论文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事实证明，一篇论文产生较大的学术反响，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者，而没有人会首先关注编辑。当然，人们首先关注作者也的确在情理之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几个人在首先关注作者之后也会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编辑，这就使得期刊编辑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编辑成了真正的看不见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编辑即便通过其编辑的学术论文来有意识地寻求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最终效果也多半会大打折扣。其二，编辑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编辑逐渐养成“字斟句酌”的习惯，甚至养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结，这就使得期刊编辑在对学术坚守的同时，其写作能力逐渐离开实践层面而在“细枝末节”的“推敲”过程中逐渐退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期刊编辑作为名副其实的为他人做嫁衣者始终默默无闻，而在于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做嫁衣时逐渐失去了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加工论文的同时，其职业责任使然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更为关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论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论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二是对论文的语言进行精细加工;三是对论文的错别字、标点符号等进行修正;四是对论文的引文进行核对和订正。这四个方面的编辑工作，便耗去期刊编辑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期刊编辑在对论文进行整体把握时，大都能够洞察作者提交论文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设性的建议，甚至有些编辑提出的建议还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论文的论点，直接参与论文的生产过程。至于论文的句子或错别字等问题，许多作者则没有切身的体会。实际上，经过编辑加工的诸多论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体会并感知到编辑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说来，作者关注的是本身这一结果，而很少关注论文在发表之前要经历不知多少次翻来覆去的编校修改加工，因而对期刊编辑在论文编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码的了解，至于对隐藏其背后的编辑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实际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词造句方面已经形成一种语言习惯，甚至有些习惯背离汉语语法规范，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期刊编辑进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学术论文引用参考文献时的错误，更可谓比比皆是，这些错误的更正任务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编辑的身上。根据有关调查显示，有些学者的引文极不严谨，还有些学者随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现“有引必错”［11］的尴尬局面。所有这些编辑常规性工作，耗去期刊编辑的许多宝贵时间，自然也就挤压了其撰写论文的时间。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编辑便被置于一个永无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琐的编校过程，而论文写作所需要一气呵成的心境则很容易被琐碎的编辑工作所消解。其三，编辑身份本身还决定了期刊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总是如履薄冰，对论文写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写出不成熟的论文被同行与方家耻笑，亦不敢轻易动笔写作，由此往往错失在实践中提升论文写作能力的良机。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内在规律来看，作者之所以能够进入写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挣脱的便是那种羁绊自我情思表达的语言。换言之，作者在进入写作时是绝少认真打磨文字本身的。这一过程恰如行云流水，尽管会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态势只能使其一泻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在此过程中，如果作者停顿下思绪，认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贾岛那样纠结于“推敲”之中，那洋洋洒洒数千上万言的论文便绝难横空出世。然而，期刊编辑这一职业所带来的文字推敲积习却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论文写作的“气势”，这便从客观上限制了编辑进入自由写作场域的可能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期刊编辑将其时间大都用在编校加工论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编辑工作本身使他长期陷入这种无限循环往复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碍了期刊编辑迈进写作自由境地的路径。严格说来，论文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期刊编辑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但这两种劳动指向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论文写作来看，写作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把闪耀在头脑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来，这就需要作者更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不间断的实践而习得的。所谓的“曲不离口”，便是对这个习得能力培养的真实写照。从期刊编辑来看，编辑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论文的基础上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细加工能力，这就需要编辑更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阅读优秀论文培养出的基本“范式”获得。所谓的“火眼金睛”，便是对这个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来，编辑这一身份本身便逐渐让编辑远离“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终结果自然就是编辑评述起论文来“头头是道”，但根据其“头头是道”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则显得勉为其难。长此以往，编辑在疏远论文写作的同时，其写作能力的提升便成为空头支票。这样自然便导致期刊编辑循着职业分工逐渐成长为专事论文编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论文写作的“生产者”。严格说来，其实编辑的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编辑实践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编辑身份的建构过程既是一个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共同参与作用的结果，也是一个内在的编辑自我认同和皈依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皈依对其影响更大，自然也更加深远，这也是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最终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突围路径

期刊编辑从事编辑工作，在论文的撰写以及发表方面本来属于近水楼台的人，但其结果为什么不能“先得月”，反而“后得月”乃至“不得月”呢?其学术人生为什么反而陷入困境?面对如此困境，期刊编辑能否突围?又应该怎样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