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系论文范例

国内学者研究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研究不外乎按照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以1993年欧盟成立前后为界分为英国与欧共体关系以及英国与欧盟的关系。研究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都有着自己的观点，他们主要观点涉及政党政治、外交、法律、政策传统、安全防务通过这些方面来阐述着重分析了欧洲一体化给英国带来的影响以及英国给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变化。最近几年研究欧盟的学者日益增多并且角度开始有学者开始研究英国学派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   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是英国对待加入欧洲一体化表现出来的独特态度。主要有陆梅《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王鹤的《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英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的变化。陆梅在其论文《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谈到了英国与欧州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原因主要有三因素：地理因素、历史因素、英美特殊关系。   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指出了三个因素影响英国对待欧盟的态度：入盟涉及英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入盟侵蚀英国的主权、入盟冲击英美特殊关系。作者认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困境是由深层次英国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决定的，这同时意味着摆脱这一困境的艰难。   王鹤在其文章《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评价英国政府的欧盟政策》按照时间顺序表述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从70年代加入加入欧共体始终是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以后自8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在欧盟中处于一种自我选择的孤立状态，主要政策可以总结为不全盘接受欧盟又不从欧盟中退出；立足点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主要立足点。指出主要的英国与欧盟的争论点包括两个方面就是主权问题的争论和经济问题的争论。   有的学者从议会政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代表有李世安《英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王展鹏《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谢峰的《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这三篇文章分别从议会如何捍卫主权以及工党、保守党如何对待欧洲一体化角度来表明欧洲一体化对英国的影响。王展鹏关注与工党对欧洲政策的转变在其《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总的来讲工党政策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由反欧向亲欧方向转变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欧共体早期的政策与工党国有化、福利国家的理想是有冲突的。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欧共体自己采取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而工党自身选举的连续失败转向了第三条道路（即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二者在某些方面是有契合点的。作者认为国内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时往往重视文化差异所构成的障碍，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即文化的趋同与文化学习的过程。谢峰在他的论文《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提出了究保守党的对欧政策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各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保守党领导核心公开的对欧政策其二是保守党内部与前者向差异的个人组织和派别对欧洲一体化的意见。   汪波的《论英国对建立冷战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从安全防务角度阐释了欧洲需要防务的原因：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大量种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使欧盟意识到滋生建立起一个安全防务机制的迫切性。但是英国两党基本上对此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有以下几个原因：政治文化传统、历史现象原因、深受英美特殊关系影响、对欧洲合作的期望。国内学者也有从法律角度阐述了欧洲一体化对英国司法体系的影响例如王展鹏：《主权话语与制度变迁：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英国宪法司法化》看出了英国司法体系与欧洲大陆法律体系有较大的差别。作者得出结论应该说英国在三百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面对内外部的挑战表现出来了一种渐进变革的能力值得赞赏，全盘照搬欧美的法律体系未必明智。   国内学者也有从学术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例如常鹏飞曹永伟《英国学派与欧洲一体化：一项基于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的比较分析》分析了英国学派，英国学派：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独立于美国“主流”学派之外的一个学术特色鲜明的学者群体，其最大理论特色是运用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来阐释国际政治。总的来说未来的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是乐观的，向前进的，英国学派的介入给予处于困境迷茫中的欧洲一体化以新鲜的空气有助于摆脱目前一体化研究的定式。所以说，作者认为门户开放的英国学派与螺旋上升的欧洲一体化相结合是有大意义的。

摘要:随着我国法治社会、法治文化的不断发展，检察文化已经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文化，那么什么是检察文化，检察文化建设有哪些深远意义以及探索检察文化的新途径，都是需要我们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关键词:检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司法体制改革

检察文化是近些年受到广泛关注的文化，检察文化是法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文化一词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随着我国法治社会、法治文化的不断发展，检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重要课题，尤其在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检察文化建设越发显得重要和必不可少。

一、检察文化的内涵

我国的检察文化产生的时间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要晚很多，并且它萌芽和发展的社会环境要复杂得多。最早的检察制度在不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是清朝晚期的修订律法，这是我国检察制度的最初萌芽。当代我国检察文化的形成，不严格来说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确定检察制度开始的，而更确切的是要从1978年恢复检察机关重建开始的。何为检察文化?这是一个研究者们不断探寻的问题。至今对检察文化的界定还没有一个统一确切的说法。当今正在进行着的司法改革、检察体制改革和检察文化建设的实践，为检察文化的界定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虽然说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没有确切的定义，不代表我们不能来进行检察文化研究。检察文化的内涵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阐释:从广义上来看，检察文化是法治文化的一种，其具备法治文化的特征属性，具有社会制约性和明显的时代性。但是检察文化又是一种不能完全等同于法治文化的文化，它是我国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所内含的一种文化。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我们可以称为检察权。检察权的行使必然会带动检察文化的不断壮大和前行，我国目前检察文化包括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包括检察体制、检察机制、检察制度、检察思维、检察规范、检察理想信念和检察信仰等多个方面。从狭义上来看，检察文化特指精神层面上的文化。检察文化一方面是指我们能明显观测到的文艺演出，走廊宣传报以及各种演讲比赛等文艺形式。另一方面指支配检察机关干警行使检察权所内在的工作理想信念和工作原则方针。很明显后一方面越来越被重视，真正的检察文化不能浮于表面，而要内化于心、内化于检察工作的实践。检察文化要为检察事业而服务，要为检察干警提供精神上的动力和源泉。

二、加强检察文化建设的意义

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当代毋庸置疑，对检察文化的研究也更加的系统和规范。在法律监督的实务中，检察机关也更加重视检察文化对检察工作和检察队伍建设的指引作用。与之前的检察机关只注重法律监督能力的提升不同，现在已经把建设与时俱进的检察文化、检察干警法律素养的提高和法律监督能力的提升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同志多次强调，要适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要求，提升检察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加强检察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检察机关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要凸显新时代检察文化建设的新亮点，我们就要以树立正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检察信仰、过硬的检察职业能力和维护公平正义为重点，推进我国检察文化建设新发展，兴起检察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越来越突出。检察文化建设是检察核心工作的价值追求，加强对检察工作人员的信念教育和核心价值观建设对于提升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至关重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犯罪类型和手段也更加多样，检察机关的工作任务更加复杂繁重，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不断提高检察机关的工作效率，对于检察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则要不断拓展业务知识和学习维度，活跃思维。通过不断加强检察文化建设提升检察人员履行法律监督业务的水平和能力。

作者：张能全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法律权威和法律信仰得到逐步强化，全社会正在形成尊重法治与自觉守法的良好风尚。但毋庸讳言，我国法治水平还处在较低层次，公平正义价值目标彰显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等级特权观念与集权思想意识还在一定社会层面存在。具体到刑事司法领域，尽管刑事诉讼法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司法改革与量刑程序规范化改革持续推进，但由于刑事司法整体权力配置未作任何调整，加之配套制度未能全面建立，刑事诉讼中的老问题在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例如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形成，检察官对刑事程序控制程度加强，合议法庭受控方左右甚至被支配现象时隐时现;被告人的主体地位与辩护权利在复印件模式下更加恶化;程序的正当性仍然严重不足，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现状未得到根本改变。［1］这既与刑事司法系统诸要素结构功能缺损密切相关，更与其外部环境条件缺失不无联系。本文尝试全面分析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建设进程中存在的社会生态环境障碍，提出破解具体举措，旨在开辟中国刑事程序法治的全新改革道路，最终通过刑事程序法治全面推进国家法治，从而增进人民幸福，拓展人民权利，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平正义在刑事司法领域内全面实现。

一、刑事程序法治的普遍价值及中国刑事程序法治进程简要回顾

刑事程序法治是国家法治的核心领域与关键环节，刑事诉讼作为解决国家与个人之间严重冲突的法律机制，必然关涉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因为它是以发现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为主要内容的刑事司法活动，通过对罪犯的必要惩戒达到消除其再犯可能性，警示社会其他公民并保障所有人的合法利益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为目的。但是，尊重和保障个人人权是所有法律制度的最高目的和最终价值取向，维护社会秩序是必要的，但不得随意剥夺公民个人人权。“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或威胁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2］(P4)

况且，社会是由所有公民个人组成的共同体，每个人的基本人权保障又构成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个人基本人权被侵犯将直接危及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鉴于公共权力扩张和滥用的高度危险性，在惩罚犯罪的同时，更有必要预防与遏制公共权力对于公民人权的侵犯，有必要对公共权力进行分解以实现相互制衡成为国家刑事司法运作的重中之重，刑事裁判也由此构成公民人权保障的最后制度屏障。刑事司法理性运作直接关系着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与公民个人权益保障等重大问题，其解决严重争端的基本方式决定了对于公民人权处分的严重性与广泛性，刑事司法运作正当性水平成为了衡量刑事法治乃至国家法治的根本标志。而且，刑事司法本身处于国家活动的核心区域，刑事程序法治由此构成国家法治的关键环节。刑事程序作为规定国家专门机关与诉讼参与人推进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规范和步骤程式，其制定和实施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故而必须对刑事司法行为进行严格的程序规制与严密的司法控制，刑事诉讼法的动态宪法特征正是由此而决定的。从西方主要国家法治历程可以十分清晰地判断刑事程序的发展演变俨然构成了国家制度发展的主旋律，从最早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到现代《联合国宪章》乃至今天完整的国际人权法体系可以看到一根鲜明的红线，那就是刑事程序正当化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兴衰更替，贯穿于社会制度从神治模式经人治模式最终发展到法治模式的漫长历程。难怪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感叹到，“刑事程序的历史，清楚地反映出国家观念从封建国家经过专制国家，直到宪政国家的发展转变过程。”［3］(P143)

中国法治进程肇始于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我中华民族之际，亡国灭种的危险迫使国人变法图强，思想观念更新与制度变革探索风起云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创立的“中华民国”吸收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理论，创设了五权分立、司法独立的新型司法制度，确立了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有效辩护、自由心证等现代刑事诉讼诸原则，民国历届政府也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中国法律制度近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初，总结继承了革命根据地时期刑事司法基本经验，确认和肯定了诸多现代刑事诉讼的思想、原理与制度，推动了刑事诉讼制度的继续发展。但是在5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十分曲折的发展阶段，乃至“十年动乱”时期全面陷入停顿。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颁布刑事法律之后，刑事司法才逐渐做到有法可依，国家及社会生活也才走上法制轨道。但由于法治文化根基比较薄弱，立法技术欠缺，该阶段刑事司法着重于社会秩序的维护而突出严厉打击犯罪，公民人权保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受前苏联影响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理论的片面理解，相当时期比较强调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政策是法律的灵魂等传统思想理论，严打刑事政策也一度成为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最高准则。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国际交流的不断增多，保障人权与国家法治日益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并最终入驻国家宪法，刑事司法如何实现在有效惩罚犯罪的同时保障人权，这个制度根本问题就必然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1996年刑事诉讼法与1997年刑法相继修改标志着中国刑事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刑事法典相继完善反映了国家法治的根本诉求，表达了人们对刑事司法公正所寄予的热切期盼。当然，从中国法治道路的百年追求来看，中国对于法治道路的认识探索与西方国家有相当差异:西方国家属于自觉主动选择，有学者就指出，西方宪政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是传统发展不期而至的产物。［4］(P61)中国则是不自觉被迫选择，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政像我国的这么多灾多难。那就是，在国难重重中酝酿和准备宪政，在炮火下制定和实行宪法。［5］(P279)很大程度上，西方国家将法治看作实现公民人权的唯一手段;中国则将法治看做是国家与民族强盛的必经之路。这一关键结点不可忽视，因为国家法治宏观大环境恰恰决定和影响着刑事程序法治进程的自身面貌与具体状况，国家法治的工具色彩必将深刻作用于刑事程序法治的微观结构。

二、中国刑事程序法治的社会生态环境障碍#p#分页标题#e#

作者：杨立云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安学院

对非数学或者经济学专业的人士来说,统计学是陌生的;对我国研习法学或者刑事司法的人士来说,统计学更是一门枯燥而且令人望而生畏的学问。但是,统计学是很有用的。客观世界中有许多令人不解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解答绝大多数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处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要揭示这些“灰色地带”的规律,非统计学莫属。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的侦查学教育甚至侦查学研究中都几乎找不到统计学的身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侦查学的发展,使侦查学教育长期徘徊在经验传授的低水平层次上,使侦查学无法摆脱“技艺”的身份而难以跻身于真正的学问之林。为了使人们认识到统计学在侦查学教育中的必要性,本文从正面讨论统计学对侦查学意义的同时,亦从反面分析了统计学缺位给侦查学教育带来的后果,从而论证了在侦查学教育中开设统计学这一课程的必要性。

一、统计学对侦查学的意义

事实上,在我国,统计学对侦查学的意义远被低估了,因为我国侦查学者没有真正认识到统计学能够为侦查学做些什么,当然也就不知道统计学对侦查学的意义。时至今日,我国侦查学界的研究成果中,能够找到熟练运用统计学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侦查学研究者们的知识库中,能够找到统计学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便是我们没有认识到统计学对侦查学的意义的有力证据。那么统计学对侦查学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更为直白地说,统计学能为侦查学做些什么呢?

(一)统计学能够帮助侦查学较为精确地揭示各类犯罪的特点

和犯罪学一样,侦查学也要研究各种犯罪类型的特点。只不过,二者的研究角度是不同的。犯罪学研究犯罪特点的目的在于预防和改造犯罪人,它反映的是犯罪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而侦查学研究犯罪特点的目的在于发现和证明具体的犯罪事件,因此,侦查学中的犯罪特点反映的是犯罪人在具体环境中的行为方式以及这些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比如,犯罪人的职业习惯、教育水平、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等等因素是犯罪学和侦查学都要关心的问题。然而,犯罪学只关心这些因素的差异是如何导致犯罪人犯罪的,又如何利用这些因素来预防、惩罚和改造犯罪人;而侦查学则要追问这些因素如何通过犯罪现场、犯罪痕迹、犯罪遗留物、目击证人、被害人等途径反映出来,又如何通过这些途径来识别这些因素,从而最终识别犯罪人,建立特定犯罪人和犯罪事件的关联。当然,应该承认,这些差异在侦查学著作中表现得也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但是,无论如何,侦查学是要研究各类犯罪的特点是没有疑问的。要研究各类犯罪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或犯罪行为改变环境表现出来的特点,统计学在其中大有可为。还是拿犯罪人的职业习惯、教育水平、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等等因素来说,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犯罪现场或者其他途径反映出来?对此问题,侦查学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解答。但让人遗憾的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常常不能让人满意;因为缺少统计学这一工具,我们无法准确得知犯罪人的这些个人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犯罪类型、犯罪手法,这些个人特征各自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特定途径表现出来,是否有些因素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是否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也要影响具体的犯罪行为本身?我们习惯的方法是通过与侦查实务人员的经验交流,通过案例的总结,根据个人生活经验想当然地“反思”,对这些问题进行简单化处理;到头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们的著作中始终是一片混沌。反之,如果我们吸取社会学发展的经验,对每个因素在犯罪中的反映程度、反映方式,以及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反映程度、反映方式等问题进行统计分析,对前面提出的这些问题相信会有一个准确的回答,而且还可能会有让人意外的发现。

(二)统计学能够帮助侦查学准确评价侦查方法和策略

一、引言

我国在新时期适时推出了海洋发展战略，制定了海洋事业、海洋人才发展战略规划。为了对接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各高校，特别是海洋类高校，纷纷设立涉海类专业及在其他专业设立海洋通识课程，扩展大学生的海洋视野。国内海洋类高校的学科布局一般都有海洋技术、海洋科学、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等涉海类专业，另外还有行政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物流管理、工商管理、信息管理等管理类专业。国内海洋类高校的发展定位一般都是国内或国际一流海洋特色大学，打出“海洋特色牌”，以期实现海洋特色定位下的理、工、农、文、经、管、法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所以，为了适应海洋大开发的新形势及海洋类高校的特色战略定位，在涉海类专业、管理类专业乃至其他相关专业开设《海洋行政管理》通识课程具有重要意义。而欲开出《海洋行政管理》课程，建构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二、前期研究综述

通过期刊网以“海洋行政管理”为题名和关键词检索后发现，目前已经发表的论文有60篇左右，研究内容可做如下归纳：一是奠基于其他专业之上的海洋行政管理研究。探索在行政管理专业内开设海洋科技、海洋法、海洋管理等课程，把行政管理专业办成具有“海洋行政管理”特色的专业。二是作为特色研究学科的海洋行政管理研究。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的公共性、外部性、利益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并把学科体系归纳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等。梳理现有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体系的争论分野，并提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则，如工具性原则、差异性原则、系统化原则、生态化原则，并对学科体系进行宏观架构，探讨其概念、理论基础、管理理念、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等问题。提出以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为基础，在适应海洋实践活动规律、海洋行政管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体系。三是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研究。一些学者在分析了现有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弊端的基础上，沿着决策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思路，建构了分散管理、统一执法，以及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和信息部门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海洋行政管理宏观体制。探讨我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发展历史的路径依赖，职能配置交叉重叠与多头管理等问题及其克服。四是海洋行政管理某一领域的研究。对于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海洋倾废、海底电缆、管道、海域使用等进行海洋执法监察的研究；提升海洋行政管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研究；提升地方海域管理水平的研究；海洋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研究；海洋发展战略的研究。前期学者对于海洋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视角多元，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对于海洋行政管理作为一门课程来看，其内容体系如何建构？其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分？遵循怎样的逻辑？这些问题尚无学者研究，本文的研究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尽管如此，学者们的前期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和支撑。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海洋行政管理》课程教学内容框架体系的厘定，采用以下研究方法：（1）深度访谈法；（2）文献研究法；（3）比较研究法；（4）头脑风暴法。在研究设计上，由于《海洋行政管理》课程教学针对的对象为管理类和涉海类专业的学生，课程定位为涉海类专业、管理类专业的海洋通识课，在学科归属上又属于管理学科，同时在研究题域上又具有海洋的特殊性，所以在研究设计上必须考虑两个维度，即“管理”的维度和“海洋”的维度。另外，由于海洋行政管理具有公共性，所以还需要考虑一个维度，那就是“公共性”的维度。

四、研究结论

一、法治与法制

制约和监督机关监督这种权力体系的运行。总的来说，法治就是在法及其司法体制健全的情况下，在完全服从和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群体意志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意志和行为的自由的一种社会状态。虽然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但因为法制体现为静态的名词，法治体现为动态的动词，所以在本论文中法制教育通法治教育，本文中用法制教育来表述。

二、法制教育融入初中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初中政治教育中也涉及有一部分的法律知识，但是因为有些法律内容晦涩难懂，一般的政治老师也无法完全理解初中政治课本中的法律知识，这些内容往往就被老师给忽略掉或者一笔带过，并被作为不重要部分列明。这样就导致青少年学生没法接受相应的法律知识，或者认为法律知识并不重要所以对此部分给予轻视，导致其因不知法而犯法，甚至有时候在自己的权益被侵害时，因不知法而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以致作出过激行为导致自己触犯法律从而锒铛入狱。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将来的建设者，应该接受一些法制教育，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初中政治教育虽然能够给予青少年一些法律知识，但是仅仅靠初中政治课本中的一些法律知识是不足够的。传统的政治知识中只教育我们要积极地守法护法，同犯罪行为做斗争。却没有教会我们如何守法护法，如何用法律同犯罪行为做斗争，如何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正是因为初中政治教育中法制教育的严重缺失，才使我们应当将法制教育与初中政治教育融合在一起，充实学生的法律知识，让学生理解明白法律知识，充分运用法律知识，在自己权益遭受损害时，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真正做到知法、守法、用法，不再因为自己的无知忍气吞声，不敢反抗犯罪行为，或者犯更大的错误，触犯到法律，导致自己人生的毁灭。

三、将法制教育融入初中政治教育中的一些可行性方法

（一）更新法制教育观念。

教师和学生对法制教育的轻视和忽略是法制教育在初中政治教育中地位不高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想让法制教育更好更快的融入初中政治教育，必须让老师和学生形成一个正确的法制教育观。要想树立正确的法制教育观，提高初中法制教育的力度，必须得更新法制教育观念。更新法制教育观念，可以以校园广播或者校园板报等方式进行，使学生和教师明白法制教育的意义和进行法制教育的一些方法。老师在以后的政治教育中必须得加强法制教育，把法制教育渗透到初中政治教育中，让学生学习有用的法制知识，学会自我保护。

作者：孙海波   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法概念论与裁判理论   法理论包括关于法律的概念与性质、规范与行动理由、价值与权威等内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般法理学的主题。自边沁提出“审查性法理学”与“解释性法理学”之二分以来，法律科学逐渐廓清了与伦理学、立法学、政治学之间的界限，这种贡献尤其体现在奥斯丁的《法学的范围》及其创建实证主义法学的努力之中，自此一般法理学得以确立并致力于以分析的方法探究世界各国成熟法律体系中所共有的法律概念和原则。哈特在批判奥斯丁“法律命令说”的基础之上，通过把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方法引入法理学中，他将法实证主义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由此建构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社会规则”理论。事实上，我们可以将法理学进一步转化为以下三个具体的研究范畴，即法概念论、法理论和裁判理论②。囿于篇幅和本文的主旨论题所限，本部分仅关注法概念论的思想及其与裁判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从“法概念”到“法理论”   关于“法律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近代以来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以至于今天人们对此依然没有一个定论。然而对我们而言，直面这一问题自然是无法逃避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一开始就栖居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之中，不论我们是否已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存在，事实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们都在以某种方式实践着某种法概念的理论。   〔1〕针对法概   念历来就有多种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权且称作“法律的概念观”、“法律的观念”或“法概念论”。易言之，它是论者所秉持的对于“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观点或看法。不同的学派、甚至同一学派内的不同学者之间，都可能会持有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的法概念观③。与法概念论紧密相连，法理论将探讨的内容进一步向前推进，不仅仅将关注点停留在法律的性质问题上，而且开始反思法理论的性质及建构方式，这便涉及到了方法论层面的问题。这一点仍然与疑难案件的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并将关系着我们究竟在何种层面、以何种方法或视角来讨论疑难案件及其裁判问题。作为法理论工作者或法理论家能否通过运用概念分析法来建构一种关于疑难案件的描述性法理论，抑或是在解释主义范式下选择规范主义的理论建构进路，这仍然是有意义的，事实上晚近德沃金对于哈特理论的批判也由原来的“法概念”转向了“方法论”的层面。   英美法理学界关于法概念的探讨十分丰富，尤其是近年来这种争论似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可以说，从1967年德沃金专门撰文“规则模式”批判以哈特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法理论以来，这种关于法性质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   〔2〕14－46哈特的法理论主要是基于概念分析和描述性的方法，揭示出了法律不同于其它规则的一系列重要特征。他提出了两项核心主张来阐释法概念的基本特征:第一，法律具有如同社会规则一般的外在面向与内在面向，因而与以“单纯制裁为威胁后果的命令”和“被迫的服从习惯”区别开来;第二，建构现代法律体系的关键要素，乃是通过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结合，确立一个统一法律体系的合法性判准，该判准就是承认规则。这种“社会规则理论”所引发的挑战主要来自实证法学外部，德沃金当属最强劲的批判者之一。德沃金指责哈特法理论所赖以为凭的“承认规则”根本无法识别出法律原则，而在他看来法律原则恰恰才是法理论的核心所在，或者是一个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要素。后来这种批判逐渐由法概念论转向了方法论，致力于争论疑难案件及法理论的建构方式。由此如何解决规则与原则、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难题，直接关系着疑难案件及其裁判方法的理论模式与内容。   (二)法概念论与裁判理论   由于不同的论者所秉持的法律概念观不同，这必然使得他们的裁判理论也迥然各异。我们无法也没必要去对所有的法学派别进行逐一检讨，就本文的主旨而言，法实证主义理论、自然法理论及现实主义法学是需要特别关注的。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由于自然法理论坚持一种实质主义的法概念观取向，认为在形式化的成文法之外还应当包括符合人类理性的自然法、道德原则等等，因而其法概念范围要明显广于那种仅靠单一的谱系性判准所识别出的规则概念观，而这种社会规则论恰恰就是法实证主义理论的核心主张。但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自然法论者的实质主义价值取向又必然在追求一种“具有更高价值”的法，因此那些不符合人类理性、道德价值和政治原则的法在他们眼中根本不能被算作法，也就不能够被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这样一来，自然法论者通过一个“价值过滤的程序机制”人为地缩小了法律概念的范围。正如陈景辉先生所说:“无论是自然法论者，还是法律实证主义者都认同‘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他们的区别仅在于法律的范围不同而已。”   现实主义法学反其道而行之，它彻底颠覆和挑战传统的法理论，其内部又细分为“规则怀疑论”和“事实怀疑论”两个派别，其基本主张在于不存在现成的法律规则供司法裁判所用，法官可以以未来为导向自由地发现和创造法律。在现实主义者们看来，那些宣称自己是在“依法裁判”的法官，不过是在说谎而已。上述各个学派的具体思想及代表人物的主张，并不是本部分讨论的重点。   由于法概念或者法理论的最终生命力必须体现为在实践中的运用:一方面，法官必须尽可能地在法概念或法理论中为自己的司法裁判寻求正当性的证明，另一方面，争讼双方当事人也必须最大限度地诉诸法律来证立自己在争议案件(尤其是疑难案件)中的权利义务。因此，法概念论与裁判理论之间必然会发生关联。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实际上在本文开篇就已经指出，法概念论与裁判理论之间并不是一个单线的决定论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波斯纳在这一点上走的更远，由于在法概念论上他持一种消极的态度，故而反过来主张“审判和法甚至都是不相联的”。#p#分页标题#e#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某个论者在法概念论上所秉持的立场，就直接得出其在裁判理论上的立场。两个在法概念论上完全有别的论者，其针对某个特定的疑难案件可能会坚持相同的裁判理论，反之亦然①。这不足为奇，举例来说，德沃金与哈特在法概念论上存在着明显的异同，他们对“政治道德原则”是否属于法律的一部分各执一词，但在面对一个疑难案件时，二者均不否认一个道德原则可以而且应当适用于该案的裁判。   同样地，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法实证主义者和规则怀疑论者均主张法官可以通过司法立法的方式进行裁判，但在对“何谓法律”的问题上二者的立场迥然相异。因此，这说明了我们不可能通过单线的决定主义思路，来提炼一套法概念论和裁判理论相融贯一致的司法裁判理论，而必须深入法概念论的内部去发掘他们各自独特的裁判论主张。这也同样告诉我们，一种对所有疑难案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裁判理论是不存在的，类型化的思考和努力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法哲学视野中众说纷纭的疑难案件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多多少少地触及到了案件疑难的问题。他从词源上探究“公正”与“公道”，认为从整体上来说二者均为一种善，但彼此之间又有不同，公道比公正的外延更广且实质上更为优越一些。公道虽也属于公正，但却非法律上的公正，相反是对法律上公正的一种补充。他接着阐明了这一判断的原因:“法律是一般的陈述，但有些事情不可能只靠一般陈述解决问题。……人的行为的内容是无法精确地说明的。所以，法律制订一条规则，就会有一种例外。当法律的规定过于简单而有缺陷和错误时，由例外来纠正这些缺陷和错误。公道的性质就是这样，它是对法律由于其一般性而带来的缺陷的纠正。”〔5〕161亚氏的这一论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法律(成文法)之无可避免的模糊性、僵化性、不完整性等局限，由此便需要司法判决予以纠正或补充，在这种意义下疑难案件与简单案件的区分就已初见端倪。   沿着亚氏的进路来看，凡是属于法律公正范畴内的案件无疑属于常规型的简单案件，而在法律公正之外需凭公道来予以校正和完结的案件则属于疑难案件，尽管这一区分并不是理论上所表述的那样清晰。   实际上为后世所一直争论的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续造理论等无一不是与这一主题相关的，而不同的地方仅在于论证方式、对象材料、理论语境方面的差异而已。几千年来这一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无数人们也曾试图去揭开这层神秘的“司法面纱”，但今天依然未能如愿。为比较清晰地洞见疑难案件在思想史上的争论和探究这些争论背后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部分选取几次比较著名的学术论战，其中包括形式主义与规则怀疑论之争、哈特与富勒之争、哈特与德沃金之争以及德沃金与拉兹之争，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司法的客观性、疑难案件的界分与裁判方面。下文就将围绕前述两个方面，力图梳理清楚争论双方各自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以及彼此是如何回应和反击对方理论观点的。   (一)法官裁判依赖规则吗?   正如“法律是什么”这个被反复争论的古老问题一样，疑难案件也是当今法哲学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主题。在英语世界国家，自上个世纪中期开始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怀疑主义之间就拉开了论战的帷幕，两派各执一词而不甘示弱①。前者具有这样一种法治理想:“它坚持认为，法律推理应该仅仅依据客观事实、明确的规则以及逻辑去决定一切为法律所要求的具体行为。假如法律能如此运作，那么无论谁做裁决，法律推理都会导向同样的裁决。审判就不会因为人的个性差异而变化。”〔6〕3这是由一群法治完美主义者所秉持的纯真司法理念，他们坚信法官只要忠实地遵守法律来进行逻辑推理，就总能轻易地获致正确一致的司法判决。法官只是扮演着自动售货机般的角色，无论何种案件投置于其中便可从另一端输出判决结果，也难怪会有人讥讽其为“机械法学”(mechanicaljurisprudence，庞德语)。然而多少有些“残酷”的司法现实给形式主义者当头一棒，语言的模糊性、规则的不完整性、法律的可争辩性等威胁司法确定性的因素确实存在着。假若我们依照形式主义的法律观来推理，有时难以作出一个决定，有时又会推出复数的答案，有时还会得到一个合法但不合理的答案。到底哪地方出错了呢?是否原来的那些想法真的过于“天真幼稚”而在现实司法实践中行不通?换句话说，法律形式主义的那套裁判观在简单案件中畅行无阻，为什么到了稍有点疑难的案件中就不凑效了呢?除此之外我们究竟需要何种法治理想?正是在这种形式主义无法回应社会现实的背景之下，法律怀疑主义应运而生了。法律怀疑主义者主张一种“没有法律”的法律概念观(conception)，亦即“他否认，过去政治决定本身，为使用或不使用国家强制力，提供了任何证立。他在下述美德中，找到强制所必要的证立，即法官所作成的强制决定，以及当他们作成该决定时，这个强制决定本身(所具有)的正义、效率或其他某个当代美德。”〔7〕160该派内部观点虽不尽一致，但最有名的莫过于霍姆斯大法官那一广为人所熟知的论断:“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一直在于经验。时代的迫切需要、流行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直觉，甚至法官与其同事们所共享的偏见，无论是公然地还是下意识地，在决定人们所服从的规则方面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三段论推理’。”   显然，这种思想今天在美国的法学院及司法实务界占据了主导的地位②。这样一种“没有规则的游戏”同样面临着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伯顿所指出的:“在现实世界中，一些人自由一些人被束缚，一些人生一些人死。一场游戏这样做而没有理由或出于错误的理由，就不是一种我们应该在一个信奉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中进行的游戏。”〔6〕4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根本背道而驰的司法理想的背后，实质上是对于“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之区分及裁判客观性的分歧，这种争论今天依然引领着西方法哲学思潮的主流，尤其是在法实证主义传统悠久的英美法理学中生生不息，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和一位英国学者在他们合著的一本法理学著作中所说:“美国和英国的法律体系尽管在表面上存在着种种相似性，实则有着深刻的差异———英国法律体系是高度‘形式的’，而美国法律体系是高度‘实质的’。”〔9〕1形式主义之所以在英国色彩更加浓厚，与其根深蒂固的实证法学传统是分不开的;而美国法则由于深受启蒙运动和自然法学说的影响，进而导向了对实质推理及实践理性的追求。#p#分页标题#e#   (二)法律是由社会事实决定的吗?   当然对于疑难案件主题加以研究的并不局限于法律形式主义与规则怀疑论两种思潮，自然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实证法学派等都曾或多或少地论及过这一问题，只是关注多少和影响大小的问题。自然法学派区分了“法”与“立法”，前者不仅包括后者，而且还包括理性、公正、道德等一切形而上的价值理念。他们主张法官应以公正的良心去断案，在现有成文法不敷需要或与法律的良善渊源相冲突之时，可以诉诸道德、正义以及更高的自然法。新自然法学家富勒曾将法律视作“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并将司法裁判视作一个形式与目的综合互动的过程。   也就是说法官不仅仅应依据“法律是什么”来裁判，更重要的是要以“法律应当是什么”来裁判，换句话说司法裁判必须要符合“法治原则”①。一如富勒所言，“除非我们的法官将忠于法律的义务与制定应然法的责任前后协调起来，否则他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解决其两难境地的满意办法，这一点难道也还不明白吗?”〔10〕168因此可以认为，富勒是反对哈特关于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之二分理论的。他认为哈特的疑难案件理论主要奠基于以下三个假定，而所有这些假定均不成立。具体而言:1.对一条法律规则的解释就是对其中概念文字的语义解释;2.对法律规则中概念文字的解释取决于这些语词在日常语言中的用法;3.法律规则中的概念文字的意义不受其所作用的特定法律领域的影响。〔11〕61－72其实，除此之外二者之间最为核心的一个争议还在于他们对法概念的界定不同，或者说他们秉持着不同的法律概念观。由此难免会增加不必要的误解和降低学术争论的意义，如哈特所担心的:“我也为一种担忧所折磨，那就是我们在法理学上的出发点与兴奋点是如此不同，因此作者(指富勒教授)与我也许注定了不能相互理解彼此间的作品。”〔12〕357哈特将法律视为一套静态的社会规则体系，它是由社会权威或社会事实所决定的。而富勒则把法律看成是人们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它是一项目的、事业、过程和活动。显然二者对法律概念的界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也由此引发了他们对待疑难案件的界分及裁判理论的不同态度和争议。哈特的全部法理论在于，“一个国内法律体制，是那些具有‘开放结构’规则的创造物，在其根本处有一个终极性的法律规则，也就是说，该规则提供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是该体制的衍生性规则得以评价的最后凭藉”。   如此一来，承认规则挑起了建构整个法实证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虽然它致力于提升和增进法律的确定性，然而现实中却又不可避免地会制造不确定性②。正如他在《法律的概念》一书再版后记中所说:“不计任何代价牺牲其他价值来排除所有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我对承认规则所设想的目标”，“我在本书中曾明白地表示，或者至少我希望明白地表示，承认规则本身以及其所鉴别出来之特定法律规则，可以有可争辩之不确定的‘阴影地带’”。   法律规则与语言的此种不确定性必然会促使疑难案件的出现，这是法律和立法所不能及的，只有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和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疑难案件方可得以解决。富勒的进路则在于将目的视为法律最为核心的要素，无论是法理论的建构，还是法律解释和法律裁判均要忠于这一理想③。由此在富勒那里，法律并非一种社会事实所决定的规则，而是作为一种多维度、多要素、动态的系统存在，连立法者与公民之间营造出的有效互动也被视作法律本身的一项要素。〔14〕223至此不难看出，哈特与富勒之间所争论的疑难案件由于各自法律概念观的不同而导致了彼此的误解。以至于道德争议的案件在富勒那里都很有可能被当作疑难案件来处理，比如富勒所提出的告密者案件的难题，在哈特那里则根本就不是一个法律难题。   (三)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吗?   在上一轮哈特与富勒的论战中，哈特教授显然已经占了上风，他的社会规则论和疑难案件裁判论也已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尽管如此，他仍然未能避开德沃金这个强劲的理论敌手，德沃金重举自然法学说的大旗与哈特展开了新一轮的论辩与较量。如此之举，一方面是为富勒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则是捍卫新自然法学说的基本立场。以至于有学者说:“在过去四十年里，英美法哲学几近完全沉浸于(或许有人可能说是困扰于)被称之为‘哈特与德沃金之争’中。自从德沃金最初于1967年在‘第一种规则模式’一文中对哈特的法实证主义理论所作的影响深远的批判以来，不计其数的著作和论文纷纷问世，它们要么是反对德沃金并以之为哈特辩护，要么是拥护德沃金来反对哈特的辩护者。”〔15〕1－56二者长达几十年的论战所涉及的主题是广泛的，而与本文直接相关的，乃是他们对待疑难案件的不同态度及其提出的法理论。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实证主义者偏爱在疑难案件与简单案件之间划出界限。具体说来，凡是被一般规则明确覆盖到且径直使用逻辑推理即可得出正确结论的案件就是简单案件;与之相反，那些案件事实落在规则的阴影区域或边缘地带，无法通过既有的法律规则来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是法实证主义者眼中的疑难案件。哈特既反对“决定论”的形式主义，也反对“非决定论”的规则怀疑主义，而试图以“开放结构”的提出在二者之间走了一条中间道路。这种开放性结构意味着，“存在着某些行为领域，这些领域如何规范必须由法院或官员去发展，也就是让法院或官员依据具体情况，在相竞逐的利益间取得均衡”。   也就是说疑难案件在哈特那里，实质上就是没有被规则所覆盖到的案件，这十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称的“法律漏洞”，他在《法律的概念》一书后记中再次明确了这一点，他说:“这种所谓的‘疑难案件’(hardcases)之所以‘疑难’，不只因为在这种案件中理性且资讯充足法律人之间对于法律上正确的答案为何可能意见不一，而且因为在这样的案件中法律基本上就是不完整的。”〔13〕233由此主张在规则落入开放性结构之边缘地带的疑难案件中，法官的工作就是要填补漏洞，亦即发挥创造规则的自由裁量权，或者说是一种有限的立法功能。#p#分页标题#e#   早年德沃金接替哈特出任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讲职，在方法论上追随哈特的脚步并为分析法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不久之后他回过头来却把批判的标靶瞄向了哈特以及整个法实证主义理论，并扬言要拔掉这颗语义学之刺(thesemanticsting)，并代之以建构性的法律阐释理论。   德沃金对哈特的描述性法理学展开了多面向的批判，核心之一便是极力反对哈特关于疑难案件与简单案件的划分及裁判理论。德沃金认为在现行法律体制下，“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则可用来处理手边的案件，某一方仍然可以享有胜诉权。即使在疑难案件中，发现各方的权利究竟是什么而不是溯及既往地创设新的权利仍然是法官的责任”。〔17〕118也就是说在德沃金看来，今日高度发达的法律体制中“就算不被‘规则’涵盖到的案件，也一定还是被抽象、概括性的‘法律的原则’所规范到”。   哈特的谬误在于其系谱性的法律判准，亦即承认规则，无法识别法律规则以外的原则、政策等要素，而这恰恰是德沃金整全法理论的全部必备要素。因此，德沃金指出，事实上法官既非事实上的立法者，同时亦非的立法者。当他们超出既有的政治决定之外时便是立法者，这个为人们所熟悉的假定是极具误导性的。这实质上是在批评哈特的“强式的自由裁量权”，亦即法官的司法造法权，他反对那种流行的法官造法观点的第一个原因在于，立法者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而法官并非如此，因此其不得染指立法权威，只能做好分内裁判之事。此外法官充当立法者还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这种通过司法立法进而将其回溯性地运用到面前疑难案件的做法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则，二是法官们一旦扮演立法者的角色时却总是在撒谎———“我们并没有制定法律，而仅仅宣布法律是什么”。〔19〕168   此处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哈特与德沃金理论视野中的疑难案件有没有重合之处?还是他们各自在自说自话?一如前述，哈特法理论中的疑难案件只有一种简单的类型，那就是无法被既有法律规则所覆盖到的案件，暂且称其为“法律缺失型”的案件。而相比之下，德沃金眼中的疑难案件则是十分复杂的，而且他本人对待疑难案件的态度在过去几十年中也发生了变化。在早先时期，他实际是接受或至少是默认哈特关于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之分的。只是到了后期他才转变观念，开始主张这种划分根本上是一个假问题，他的建构性阐释理论可以应对一切案件，而对案件进行简单和疑难的二分实属多此一举。从疑难案件的类别归属来看，早期他所谓的疑难案件实际上就是“没有被清晰的法律规则加以明确规范到的案件”。〔20〕33－71   这类案件可以被归纳为“规则缺失型”的疑难案件，它并不等同于落于哈特开放性结构之边缘地带的(法律缺失型)案件，亦即不是由于法律漏洞所生发的疑难案件。因为在德沃金看来现今英美法是一种高度发达和完整的法律体系，就算不被现有规则覆盖到的案件也必定会被法律原则覆盖到，因此对于任何案件而言都存在着唯一正确的答案，只要法官能够学会他的整全法阐释理论，便可通过法律原则来裁决一切案件，一言以蔽之，他是根本不承认有法律漏洞存在的①。晚年他放弃了对这类疑难案件的处理策略，而将关注点集中在了另一类疑难案件上，这类案件虽然有现成的法律规则加以调整，但法官若径直判决有时可能会得出一个荒谬的判决，具体表现为合法与合理两种理想之间的冲突。相比之下，这类疑难案件处理起来更加棘手，不妨回忆一下Palmer案，法官是否会支持一个谋杀者关于遗产继承的主张呢②?在该案中法官们对“纽约州遗嘱法所规定的到底是什么”出现了争议，这显然是德沃金后期所重点关注的那类疑难案件，亦即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相冲突的疑难案件，暂且称其为“理由冲突型”的疑难案件，我们比较熟悉的四川“泸州二奶案”就是此类意义上的疑难案件③。在德沃金看来对这类案件的裁判需要特定的方法和技术，于是他预设了一位名为Hercules的法官(实则为德沃金自己的化身)，他接受整全法理论并具有超人的智慧和耐性，并通过一套建构性的阐释法理论应对眼前的一切案件，无论是简单案件还是疑难案件，都无需像哈特主张的那样，法官在疑难案件中法外造法，去行使一种强式意义的自由裁量权，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现行英美法体系的稳定和完善。

一、人格尊严权独立性之争   人格尊严是指生存的尊贵庄严，不容侵犯的身份、地位、资格。人格尊严作为一种人格利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已成为共识，但对其采取何种方式保护？民法学界存在争议，经概括基本上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是一般人格权说。认为：“人格尊严已涵盖了人格权的全部内容，应作为一般人格权对待”；[1]“人格尊严权是一般人格权的代名词”；[2]梁慧星教授也在《民法总论》中认为“:人格权有一般人格权与特别人格权之分。一般人格权，指关于人之存在价值及尊严之权利，其标的包括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自由、姓名、贞操、肖像、隐私等全部人格利益。因此，一般人格权是以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总括性权利。……特别人格权，指法律就特定人格利益所规定的权利。[3]   其二是名誉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相当长的司法实践也是将人格尊严权纳入名誉权中保护的。   其三是独立的具体人格权说。认为：“人格尊严的内容不能完全为其它人格权所分化，更不能为哪一种具体人格权所包容，它具有自己的独有内容，应当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予以规定和保护。”[4]谢怀栻先生认为，在今天，人格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以权利人的人身为客体的，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一类是以权利人的其他人格利益（精神上、心理上、作为独立人格者而存在的利益）为客体的，包括姓名权、自由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个人秘密权）、个人尊严权、个人情报知悉权等；[5]   罗玉中、万其刚和刘松山也曾论述到：“《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对于这一规定，有的学者将其认定为‘公民的一般人格权’。我们在这里把它作为‘个别人格权’看待。”[6]以上三种观点可以看出，将人格尊严权等同于一般人格权来保护，基本是以我国著名民法学者如王利明、杨立新等为代表，大多数学者关于此的学术论文都追随这一观点。但这种观点没诠释人格尊严权、一般人格权与人格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名誉权说主要原因在于《民法通则》把人格尊严权内容规定在名誉权中，实质上人格尊严与名誉人格利益有许多不同。基于人格尊严权立法历程以及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人格尊严权成为一项独立的具体人格权更具必然性。   二、人格尊严权走向独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一）独立的人格尊严权是和谐社会应有的内容   从权利产生来看，任何一项权利都根源于社会主体的某种生活需求，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用实验的方式举例说明了人的基本需求的范围和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对认识和理解的欲望、对美的需要等等。   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需要理论成为了现代人格权的立法基础。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对人格利益的需求不断丰富，作为人格权客体的人格利益在法律上表现出多层次性：最低层次的生物形态的人格利益，主要包括人的生命、健康和身体部分机能的安全利益需求，它以权利主体的人身为核心；较高层次的社会形态人格利益，它是公民与他人或社会发生联系的需求，主要包括归属与爱的需求（婚姻自主权、信仰自由等），尊重的需求（姓名权、名誉权、个人隐私权等）等；最高层次的心理形态人格利益，主要包括自我实现的需求和对美的需求等，它以人的精神活动为核心。因此人格权制度的立法基础经历了从纯粹把人作为生物发展到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又发展到对人的精神存在赋予了法律意义的过程。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提倡和保证人的基本人格的要求，重视人的社会化和精神健康。人格尊严，是一个人作为人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和应受到他人或社会最起码的尊重，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就会产生精神痛苦和疾病，就会破坏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目前我国正处于大量社会形态人格利益法律确认和保护阶段，许多社会性权利要求在未来制定的民法典中被确认为独立权利，如隐私权、婚姻自主权、声音权、信用权等。人格尊严在人格利益的三种形态上属于社会形态上的人格利益，是社会性权利，对人格尊严权保护能使民事主体的自身完善和发展得到了保障,推动社会文明与和谐发展，在现代法律权利本位的思想下,法律赋予它独立地位是社会走向和谐的必然之路。   （二）独立的人格尊严权是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重刑轻民的特征非常明显，刑法体系非常发达完善，在汗牛充栋的法典中，却找不到一部民法典或具有民事性质的法典，尤其漠视民法中人身权的保护。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开始重视人格权的保护，人格权利益中的人格尊严利益的保护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1982年我国通过的《宪法》第一次从法律高度宣示人格尊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一次确认了人身权制度，是我国人权保护的一个巨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在追求利益欲望的膨胀过程中，必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如消费歧视、就业歧视、性骚扰等还大量存在，将人格尊严权包含在名誉权中已达不到保护民事主体人格利益的目的。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类型少、范围窄弊病充分暴露出来，尤其是把人格尊严权包含在名誉权保护之中，将不能满足人们对价格利益保护的需求。后来颁布的《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人格尊严权与名誉权分离并加大对人格尊严权保护力度，人格尊严权渐渐形成了一项独立具体的权利，但它适用范围有很大局限性，如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们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法律意识的增强，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越来越强调内涵和质量,越来越重视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渴望地位平等和人格被尊重已成为迫切愿望，人们需求更多的权利和权利类型。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文规定人格尊严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使人格尊严权在司法实践中得以确立，适用到普遍领域。人格尊严权从无到有，从包含在其它权利中到分离，逐渐独立成为一种具体人格权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是和谐社会的客观需求。#p#分页标题#e#   三、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完善人格尊严权的民法保护   加强和完善人格尊严权民法保护制度，有利于发展个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首先，在今后的民法立法中应明确规定人格尊严权。现今的《民法通则》对人格尊严权没有进行直接保护，而是将人格尊严规定在名誉权中，对人格尊严权保护的客体界定不清，常会导致司法实践中不能确定哪些类型的人格利益可被归结到人格尊严权范围来保护。因此在民事立法中应彰显其独立的地位，将人格尊严权同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名称权等一样在民法典直接规定，在全部列举具体人格权后确定“其它权利”对其它人格利益的保护，使人格尊严权与所谓的一般人格权区别开来，真正发挥作用，使人格利益得到更全面的保护。   其次要明确界定人格尊严权的内容和范围。只有先明确人格尊严权的内容和范围，才能对人格尊严权实施全面的保护。最好采用列举与概括式方法明确人格尊严权保护的范围。一方面对在日常生活中时常发生的侵害人格尊严的行为明确列举；另一方面对于不确定的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人格尊严侵权行为采取概括式的形式规定为“其它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单列一项。使人格尊严权的保护有明确的内容。同时对已经具备独立地位和条件的隐私权、贞操权、信用权、法人秘密权、人身自由权规定为独立的具体人格权，将不属于人格尊严权保护的内容从人格尊严保护制度中分离出来，使人格尊严权的制度内容得到提纯，得以系统化。   最后要完善人格尊严权的损害赔偿制度。侵害人格尊严权属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对人格尊严权侵害主要是造成心灵创伤，承担主要是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在规定受害人可以提起人格尊严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同时，应明确界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和方法，以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平复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此外，对于侵害人格尊严权的免责条款也应加以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