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论文范例

数字化出版①产业已经成为传统出版业必然要经历的飞跃。   一年一度的两岸出版高峰论坛，是两岸出版业界加强沟通、携手共进的重要平台，2010年该论坛以“数字出版与两岸合作”为主题，掀起两岸数字合作探讨的浪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两岸出版界在推进华文出版的数字化方面肩负着共同的使命，应携手合作，共创华文数字出版的美好未来。他建议加强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合作。他欢迎台湾出版企业到内地去落户发展，与内地业者共同打造华文数字出版产业集群，两岸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不断拓展中华文明成果的数字化呈现方式，提升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影响力；同研发华文数字出版的核心技术。在重大数字出版项目的研发方面，充分利用两岸科研力量的各自优势，联合攻关，相互借鉴；共同培养华文数字出版既懂技术、管理，又懂出版的复合型人才。[1]2011年10月29日，以“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构建”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再次提出，面对数字出版发展的大趋势，两岸业界要在出版内容、产业链赢利模式、版权保护、数字出版标准4个方面加强合作。[2]论坛上，内地和台湾出版业界人士共同描绘了推动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合作与发展的蓝图，积极寻求推动华文数字出版走向世界的对策。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在2011年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出版是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在数字出版的广阔市场前景下，应注重出版产物的人文精神的核心，让数字出版与服务社会相统一，保持独立的价值和理性的出版方向。[3]   在两岸各自推动数字出版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机制与前景分析为视角，藉此探讨两岸数字出版的合作框架。   一、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基础   所谓数字出版，是出版业与高新技术相结合产生的新兴出版业态，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数字化的图书产品具有存储海量、搜索方便、传输快捷、成本低廉、互动性强、环保低碳的特点，比传统纸业出版拥有显而易见的优势。纵观数字出版的产业链，可以分为3个板块，第一是内容制作环节，比如作家、出版社、新闻媒体；第二是交易服务环节，比如传输、资料库的交换和结算服务，主要指资讯服务商家；第三是阅读器的生产环节，比如手机、IPAD等。   随着网络和无限移动使用者的增加，民众的阅读习惯逐步向数字化转移，这是数字出版市场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大众出版领域，发达国家电子阅读数的人数不断增加。相关业者亦引用研调机构数字表示，至2010年9月底，仍有进1,100万名北美地区的消费者，希望能拥有至少1台电子书阅读器。[4]由于网络的影响，不少图书的线上版的需求量超过了纸质版，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甚至高调宣布，因在线版需求大大超过纸质版，在编的第三版《牛津英语词典》将不再以“砖头”面目示人，只出电子版；而荷兰威科集团2009年数字出版收入已经占到其34亿欧元营业收入的52%。[5]可以说，世界发达国家的数字出版蓬勃发展，而且已经成熟。   内地的数字出版要追溯到1995年内地第一份网络期刊《神舟学人》的诞生，以及2000年第一个由传统出版商开发的电子图书产品“掌上书房”。而由清华同方集团建设的“中国期刊网”从1999年开始运作，至今已经成为集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硕博士论文、专利标准、海外文献资源等于一体的大型网路出版平台，是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同时，不少通讯业者也相继推出数字出版公共平台，民众可以运用数字产品得到资讯信息，数字化出版也由此更贴近民众。很多专业从事数字出版的数字传媒公司也不断出现，2008年上海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成立更是加快了内地数字出版的步伐。   在2010年7月的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2010年中国数字出版年会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数字出版收入799.4亿元，比2008年增长50.6%；手机出版的收入超过网络游戏。同期，艾瑞的2009年~2010年全球在线广告市场规模数据显示，尽管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线广告市场规模仍以2%的增长率增至552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增至61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2011年~2014年将以超过11%的速度持续增长。[6]十一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0%，2010年总产出超过千亿元，占新闻出版业总产出的比例超过8%，成为新闻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等数字阅读开始普及，国民各类数字媒介阅读率达到32.8%，为数字出版产品的传播与消费创造了条件。[7]   再看台湾地区，全球四大主要电子纸技术供应商中已有两家为台湾厂家掌控，为台湾的数字出版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台湾的电子加工制作业一直以来都很强，因此台湾在自主研发电子书阅读器上有很强的优势。近年来，不少出版相关产业比如软件商、印刷商、出版社等纷纷转身关注数字出版。台湾政府在2002年将数位出版列为“新世纪两兆双星产业发展计划”，新闻局将2004年定为“数位出版年”，“行政院”于2009年通过了为期5年的《数位内容产业发展旗舰计划》，并予以新台币1.77亿元补助，到年底时更追加至38.85亿元新台币。   由此看来，内地和台湾的数字出版经过几年的发展，技术不断创新，政策不断完善，商业模式也日益成熟，数字化阅读方式广泛普及，华文数字出版业已经具备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正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二、两岸数字出版合作走向国际的互补优势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各有长处，现在的电子书大部分还是以实体书为基础，加上后期制作才能完成，未来或许可以实现独立出版。电子书潜在购买人群存在年龄低、学历高、以互联网为主要购买渠道、完全电子化付费等特点。在数字出版方面，台湾具有较好的技术优势，而内地则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两岸合作没有谁大谁小的问题也没有谁依赖谁的问题，而是优势互补，增加产业的主动性与突破性，因此合作空间必然广阔。#p#分页标题#e#   2010年，内地数字出版的总体规模和营业收入都达到1千亿元。内地的出版集团与出版社，产业规模远远大于台湾，这也是因为内地经济的崛起，文化需求量提升导致的结果。同时，内地出版的内容比较丰富，2008年，内地共出版图书275668种，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11.03%，内地共出版电子出版物9668种、15770.64万张，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1.74%，数量增长了16.10%。[8]2009年内地共出版图书301719种，电子出版物发展态势较好，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0.76%，数量增长了45.30%。[9]2010年全国出版图书328387种，图书品种增长8.84%,电子出版物品种与数量也稳步增长。[10]再加上人口数量，内地将会是数字出版最具潜力的受众市场。   而在数字出版技术上，台湾的步伐比内地要早，发展也快。近年来，台湾电子阅读器产量不断扩大，电子阅读市场比较大。同时，电子阅读器的用途范围涵盖休闲娱乐、工作阅读以及学习课程阅读。2008年7月，由台湾52家出版业者与电信业者、通讯服务业者、图书馆共同筹建的台湾数字出版联盟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台湾数字出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9年，台湾元太收购拥有“电子墨水技术”（电泳式电子纸）专利的E-Ink，该种电子纸易读性强、低功耗，强光可看，通过这次收购，元太成功成为电子书行业上游技术的主导者。同时，台湾的友达与台达电均在电子纸领域投入，实力强悍。在阅读器生产领域，台湾明基等生产厂商与内地有很多技术合作。   如果两岸出版产业界合作，充分将经济规模与市场潜力这块蛋糕做大，让两岸出版产业与技术上的优势相互补充，并辅以台湾对欧美市场的了解，以及台湾过去较为优质的内容编排、发行与作者因素，共同抢占国际市场，将是在数字出版上重振华文的盛事。   三、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框架与重点   两岸数字出版，对第一序位的板块内容关注是最重要的，丰富电子出版物的内容资源，必然要鼓励传统出版单位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出版物的数字加工制作，形成传统出版单位与电子书出版单位以及著作权人之间的良性合作机制，促进传统出版与电子出版在内容资源上的协作共享。笔者认为，以下是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框架与重点。   （一）繁简字标准化互换以及专业名词互换。如何将那些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繁体字与现在内地民众所使用的简体字相互转化融合，是两岸数字出版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先制定出一套完整完善的规则，比如繁简体字转化固定所使用的软件与程序，比如当繁体字变成简体字或者当简体字变成繁体字时，相关的版权及其他权益要明确界定等，这样才能让两岸数字出版的内容传播更有保障，也更能够为两岸民众所接受。应该说，尽管繁简有区别，但毕竟同文同种，文化相近，因此这一障碍的消除并不困难。   （二）合作培养两岸数字出版人才。内地缺乏数字出版人才是事实，因此未来两岸携手对专业人才的共同培养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内地的出版教育专业虽然被统一称为“编辑出版学”，但各高校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却各有侧重；出版专业虽然都设有实习制度，但大都偏重理论教学。从出版编辑专业与其他专业的融合度来说，内地的编辑出版专业与新闻传播等专业的密切度显然不够，出版专业涉及的各环节其实并未被紧密结合。反观台湾的出版类专业教育，早已将编辑出版、新闻、大众传播、传播管理与信息管理、广播电视与视觉传播、出版与印刷传播、传播科技、图书信息、广告等密切关联，甚至中文系也开始普遍设置与编辑、采访、创作相关的课程，这种“跨科系”、“整合性”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式，为台湾新闻传播与出版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岸数字出版人才的合作培养不能单靠市场调整，必然要有政府部门的介入，内地的教育部门要对高校涉及出版类的相关专业进行调整并完善，将数字技术和相关内容落实于教育中，并且让两岸的出版教育专业与行业界的师生、从业人员有更多交往、交流的机会。   （三）规范数字版权贸易和保护。数字出版的诞生是出版业的一次革命，但只有保障著作权人的权利，数字出版才能真正繁荣。数字出版中的著作权保护和传统的出版业并无不同，但现实的状况是很多出版社大部分内容的电子版权都没有厘清，毕竟从前书稿在出版之时并不会连带电子版权一起授权。中文在线公司董事长童之磊在2011年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数字出版需要寻求新的运营模式，而保护版权是数字出版的重中之重。[11]为维护著作权不受侵害，两岸相关部门应该赋予电子出版品法定权利，鼓励自由出版与销售，授权纸版书版权的同时考虑电子书的版权，并尽可能在关税减少设限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岸在版权合作时必须积极考虑数字版权的合作。   著作权是数字出版界要遵守的最重要的法律，但由于两岸法律、版权立法及执行存在差异，同时数字出版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因此在数字出版合作中，还有两部法律也值得关注。一是台湾2010年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出版业者，往往因商务营销等掌握读者的相关个人资讯，而数字出版与电脑技术等高科技紧密相连，利用数字的技术很容易造成用户资料泄露。虽然内地也有隐私权保护，但是目前还没有单独的一本隐私权保护法，对具体的隐私权的保护语焉不详，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盲点。反观台湾，2010年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对个人隐私保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因此，在两岸数字出版合作中，可参照这部法律，就读者个人资讯搜集、保存及管理上要多费心思，防止遭恶意或者无意之外泄，在管理上不得不慎。另一部法律是台湾的《公平交易法》，出版业者之间为了竞争所进行的联合行为可能导致对市场产生限制竞争，或者出版业者可能为之进行的搭售行为等都可能触及该法律。两岸数字出版合作应以此法为准绳，积极维护交易秩序与消费者权益，确保公平竞争，共同繁荣出版市场。   这些年，两岸出版交流日益活跃。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200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的版权贸易中，台湾地区位居内地版权输出、引进品种数的首位。[12]2009年内地图书版权输出第一位的依然是台湾地区。[9]2012年2月15日的国台办新闻会上，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表示，“在两岸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出版交流从间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在图书贸易、版权贸易、合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也会继续推动加强两岸的出版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民众在文化和感情上的相互融通，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13]#p#分页标题#e#   华文是海峡两岸民众的共同财富，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核心技术，共同打造华文数字出版和出版产业集群，以及共同培养华文数字出版人才，必然将是未来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方向与内容。

［提要］培养高素质、精专业的贸易人才，形成高质量的新型贸易人才培养方案与人才培养体系，建立深度校企合作的数字贸易实践基地，是应用型高校同企业协同发展、利益共赢、知识共享构建长效发展机制的重要方式。本文以河北大学为例，分析数字贸易实践基地与校企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现存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法，以达到建设目标。

关键词：数字贸易；实践教学；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建设探析

一、项目的背景

高等教育正处于从传统封闭办学体制向开放办学体制转型的关键阶段，教育体制不断进行改革、深化与发展。校企合作办学即为重要变革形式。校企合作办学，即学校与企业根据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共同投资，利用校企双方信息及资源，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一种办学结构体系。事实上，这种模式自20世纪初英国便已开始，英国桑德兰大学率先在机械工程学院引入了“三明治教育”培训课程体系，可以更好地为学生提供就业实践经验。“三明治”即为对校内培训与企业实践交替进行的形象比喻。从学校层面，我校原有的贸易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趋于形式化，缺乏创新性与改革的动力，难以跟上时代的要求，缺乏与知名数据公司进行深层次产学合作的经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基础薄弱，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单一，迫切需要同国内知名的数据咨询服务公司合作，本科生、研究生和专任教师对数字贸易实践基地建设与校企合作协同育人需求十分迫切。针对当前企业对数字贸易人才的迫切需求的现状，数字贸易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必要的基本条件。然而，我院难以实现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深化教学改革的目标。通过数字贸易实践基地建设与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推进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改进教学与研究方法，为师生撰写论文、实证训练、研究、模型论证等方面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对于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充分发挥师生研究潜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有利于培养“实践型”优秀师资。北京纳智校园科技实务专家通过不定期的讲座、业务培训等方式带来前沿的专业知识。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开展数字贸易实践基地建设，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切实提高其实践能力。

二、项目建设目标

通过数字贸易实践基地建设与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实践研究，力争打造一批体现先进教育理念、科研水平的课程资源，为新贸易、新业态下的高校教育人才培养方案、产学融合提供新的教学模式，构建全新的以技能培养为亮点，校企合作为特色的培养模式。为培养高素质、精专业的贸易人才奠定基础，以形成高质量的新型贸易人才培养方案与人才培养体系。切实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相关文件的精神，推进深层次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创新性发展，推动创新性高校师资力量培养方案体系的健全，为培养新时代具备国际视野的、具有创新性的国际商务人才提供可行性的方法。通过此项目，切实推进数字贸易实践条件的完善健全、校内外实践基地的建设，培养具备实操性的战略性人才，推进国际贸易学和国际商务学科研水平的创造性发展，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提供优质的人才储备，应对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背景下国际贸易发展新机遇与挑战。

三、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

摘要:服装网络营销专业属于服装营销管理学科。随着我国网络销售新平台、新方式的不断涌现，服装营销管理学科的研究内容呈现出消费者需求驱动为主、供应链向数字化管理升级、营销手段逐步转向线上媒体主导的新态势。2020年春的疫情加速了商品营销网络化，服装网络营销成为中国服装高等教育的新课题。鉴于广西服装高等教育中服装营销管理学科建设的基础薄弱，文章调研了区内外其他高校建设服装营销专业的成果，探讨在广西如何办好服装网络营销专业。

关键词:网络；服装营销；数字时代；专业建设

1加强服装营销管理人才培养是中国服装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自2010年起，欧美发达国家逐步把供应链中服装加工制造业迁往东南亚国家，我国的服装产业开始转型升级之路。伴随着电商贸易的快速发展，服装产业链的驱动力从“品牌核心企业”转向“消费者需求”，小批量柔性生产链成为新的挑战。2017—2019年，国家连续3年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3D虚拟技术”等数字技术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指明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明确要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终端重构实体经济产业链，提升效率、创造新的产业价值，也标志着中国的产业发展步入“数字时代”。在这个宏伟的战略布局中，人才问题是关键，截至2019年，全国纺织全行业的从业人员约1000多万，在全国就业人口中约占8%，服装行业的从业人员约有400多万，总体受教育程度低，其中营销管理专业生占比微小，服装产业中营销管理相关岗位有巨大的人才缺口。

2广西高等教育中服装管理学科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2.1广西高等教育中服装营销管理学科建设缓慢滞后

面临着即将带来巨大变革的“数字时代”，广西地区的高等教育中服装营销学科的建设基础薄弱，与全国发达省份相比不仅有“时间差”，更有“时代差”。据走访了解，2019年以前，在课程体系中明确设置了服装营销管理学科相关专业方向的广西高等院校仅有广西经贸学院、广西纺织工业学校等5所职业院校；广西艺术学院、广西演艺职业学院等十余所中、高等院校设置了服装营销管理相关的课程。2017—2019年，该区部分服装职业教育领导者对营销相关学科建设有所重视，但教材少、理论知识体系陈旧、师资缺乏、教师远离前沿技术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该区服装营销管理专业建设的步伐和信心；少部分的服装职业教育管理者还未认识到服装营销管理学科对服装产业发展的重要，亦不知中国顶着服装制造大国的称号却仍处于全球时尚产业链的低收益国地位，正是受制于服装产业供应链方式和质量管理的滞后。把服装专业建设局限于传统的“服装工艺/设计”范畴，把服装学科只当“服饰”而不当“产业”来研究，用具有“时代差距”的人才培养理念来做服装教育，势必制约本土服装产业品牌升级、新技术融合应用、供应链管理升级等方面的发展。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公告称，美国政府将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从美国企业购买芯片[1]。2018年4月19日，针对中兴被美国莫名制裁的问题，中国商务部就表示，中方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随时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应有的合法权益[2]。2018年4月20日，中兴通讯公司了关于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的声明，称在相关调查还没有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就执意单方面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公司极其不公平，中兴通讯公司表示不能接受[3]。由此，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公司的事件（以下简称中兴事件）正式开始发酵，一时间成为中国民众纷纷讨论与议论的热点话题。对于美国针对中兴公司的制裁做法如何界定、中国将会采取哪些反制裁措施、中兴通讯公司的未来将会何去何从、中国的芯片产业能否在逆境中崛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中国人当务之急所必须直面的。而如何透过芯片产业去看待中国其他的一些产业同样可能会面临的困境，这也许才是中兴事件给每一个中国科研工作者提出的更深层次的考验。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笔者参照中兴事件的问题也做了深度的思考，对于中国高校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建设所存在的类似问题有一些新的感触，并对于如何解决此类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措施。那么首先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近期发生的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兴通讯公司进行制裁的事情经过。

一、中兴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中兴通讯公司在美国市场屡次被限

其实早在2012年10月8日，中兴通讯公司就被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建议阻止其在美国开展投资活动[4]。2016年3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以中兴通讯公司秘密向伊朗出口产品为由，对中兴通讯公司进行了出口管制。由于中兴通讯公司遭受美国出口管制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中兴通讯公司从美国进口产品的周期受到了极大影响，到货的时间长短就存在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中兴通讯公司整个供应链蒙受了非常巨大的损失[5]。整整一年之后的2017年3月7日，中兴宣布以8.92亿美元（约62亿人民币）罚款的代价，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而中兴通讯公司2011~2015年的净利润一共加起来也不过是59.85亿元。相当于这五年都白干了[6]。再加上2018年4月16日来自美国商务部的芯片禁令，中兴通讯公司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就连续三次遭到了美国政府的行政禁令，而且美国政府一次比一次下手还要狠，一次比一次更加不讲道理。

（二）中兴以外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同样被限

2005年8月3日，由于美国政府的行政干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对美国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计划[7]。2008年，华为曾经试图联合贝恩资本对3Com公司进行并购，但却以国家安全为由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7]。2010年8月，华为尝试与美国电信商Sprint公司进行电信领域合作，却被美国政府以或对美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客户构成重大风险为由禁止参与合作。2010年10月，华为试图收购美国3Leaf公司的专利技术，却再次被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2012年9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总统令宣布禁止三一重工在美国进行风电投资项目。可以说，中资企业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的步伐越走越大，可是在原本应该享受自由贸易的美国市场却遭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连续多次不间断的野蛮干涉。

（三）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被限的主要原因

21世纪进入信息化时代，科技期刊的运营管理和传播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2018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会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了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最新结果。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排在世界第四；中国高被引论文数量占世界总量的17%，相比2017年增加了23.3%，排名世界第三。可以看到，无论是数量还是论文质量，我国的学术水平都已处于世界前列。但是反思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我国科技期刊还远远达不到国际水平，在管理运营上与国际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学习国际科技期刊的发展模式，对我国科技期刊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国际科技期刊发展综述

发达的经济水平和科技技术、成熟规范的法制和出版环境，为国际科技期刊发展形成先进市场化经营理念和运营模式创造了必要条件。国外科技出版集团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打造数字化的服务平台，借助全球网络化的营销扩张影响，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期刊在全球的影响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出版业的行业融合不断深入，大多数国际科技期刊也进一步转型升级。首先，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快速普及。一些国际科技期刊对期刊电子化探索比较早，2007年起，数字期刊就已成为其出版的主要形态。一些大型的科技期刊出版集团甚至以最快的速度顺应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早就完成了数字化转型。比如爱思唯尔，其2015年的财务年报数据中就显示，数字化业务已经超过70%，纸质业务仅占15%，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数字化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已从2000年的22%上升到2015年的70%，与之对应的纸质期刊收入则逐年萎缩。随着国际科技期刊电子化的普及，期刊不再是传统的期刊出版商，而是转型为新型信息解决方案的提供商，通过提供电子化的期刊产品和信息服务，为全球用户提供更好的信息和决策方案。其次，科技期刊集团的平台化发展飞速。因为期刊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地的学者们获取最新信息资源的方式也随之改变。期刊出版商从传统的“期刊+论文”开始向“数据库+论文”的方式转变，更多的学术成果通过在线的搜索就可以被找到和阅读，这种趋势促使国际科技期刊开始平台化建设。同时，为了让数据更加全面，让期刊在国际上更有影响力，大型的科技期刊集团通过资本运作、国际并购等方式扩大自身的数据资源。比如，爱思唯尔收购帕加蒙出版社、北荷兰出版社、美国学术出版社等，施普林格收购博思软件等。最后，科技期刊的专业化越来越强。国外科技期刊在出版集团的统一管理下运作，专业分工细致，有利于专业化与集群化发展。比如，以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等为代表的科技出版集团就在不同的领域发展。爱思唯尔出版的科技期刊覆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和医学与护理方面等学科领域，著名的期刊有《柳叶刀》《细胞》《事故分析与预防》等；施普林格学科涉及范围包括生物医学、化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材料学、数学等，是科研人员的重要信息源；自然集团则主要出版医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领域的期刊。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科技期刊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顺应时展的电子化应用和平台化、专业化的经营策略。

二、国际科技期刊发展模式分析

国外科技期刊出版机构，特别是美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期刊出版机构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已逐渐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运营模式——以市场需求为主导，主要面向科研学者、高校机构、普通读者等群体的办刊模式；通过资本运作、兼并重组等方式，形成与大型出版集团、专业协会、业务期刊等联合的出版模式。细致研究国际科技期刊发展的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其无论是严格的编审制度、数字技术的应用，还是专业化的定位、产品集群化的发展，都对我国科技期刊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严格的编审机制保障期刊质量

国外科技期刊在编辑过程中始终坚持学术质量为第一要务，技术把关居第二位。审稿是保证期刊质量的重点环节，是决定稿件录用的重要依据。成立于1880年的爱思唯尔，组建之初，编委会就奉行独立编辑的原则，以保证出版物的高质量。经过多年的发展，爱思唯尔凭借强大的资本运作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收购、重组、兼并等方式吸纳其他优秀期刊，进一步扩大稿件来源。在保证稿源的情况下，爱思唯尔为了保证期刊文章的高质量和高水平，对编审的要求非常高。数据显示，与爱思唯尔合作的编辑有7000多人，编委有7万多人，审稿专家30多万人，拒稿率平均在55%左右。爱思唯尔的编审机制通常包含同行评议、专家审稿和重复审稿等环节。同行评议是国际科技期刊编审机制的特征之一，即收到稿件后会先经过预审，让与稿件内容相关的同行人员进行评议，这些评议意见不能决定稿件的录用，但是其相关建议可以大大缩短审稿时间。经过同行评议后，稿件将经过专家评审。专家是稿件研究范围的权威人士，其对稿件的研究背景、学科进展、应用前景等方面给予评估，同时对稿件的原创性进行判断，得出针对性的审稿意见。通常国际科技期刊的专家评审成员往往分布在不同国家，有时会存在一篇稿件同时在几个国家审阅的情况。这也正是爱思唯尔外部编辑和编委会重要性的体现。在爱思唯尔，论文的发表完全取决于外部编辑与编委会，他们依据论文的研究问题和方向、新颖性等进行决定。正是如此高要求的编审机制，才确保了期刊优质的内容，从而为爱思唯尔赢得了全世界科研人员和专家学者的认可。《自然》自1869年创刊以来，多年如一日地如实报道和评论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的突破成果。《自然》的一切决策均是由编辑做出，其不设立编委会，这样确保了期刊所采用文章的编辑标准更加统一，让期刊真正独立于任何一个科学团体或者机构。《自然》的论文在提交后会首先被送到熟悉该领域的编辑手中，由编辑判断文章的立场、科学意义等问题，期刊参考科学顾问和其他编辑的意见后再决定送审。这样的流程筛选，会有50%的稿件被直接退回。送审后的文章再由编辑根据期刊稿件标准，参考审稿意见进行取舍，保证了审稿的全面性和学术性。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影响力成为评价期刊的重要指标。网络传播影响力反映的是学术期刊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情况，网络学术影响力则是学术期刊在网络传播时，学术期刊载文被下载量和引用频次，其是评价学术期刊质量的指标之一。网络传播影响力常用评价指标有web即年下载率、web总下载量、web上网文献数、web浏览数、web访问量、web影响因子、web扩散系数等量化指标［1］，也有通过文献计量法研究期刊官方网站建设水平［2］、网络传播、网络出版［3］、版权贸易［4-5］等来扩大纸版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通过对学术期刊网络传播数据的分析和解读作者及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创新纸本学术期刊的选题策划和编辑工作，建构纸本学术期刊在融媒体发展中的核心竞争力，提升纸本学术期刊在互联网时代的学术影响力，重塑其竞争力和发展策略。因此，在媒介融合发展背景下，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评价研究是对以往的文献计量学视角下的学术评价的重要补充。对期刊发文进行分析和研究，在宏观上，是找准定位，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办刊方向的重要途径；在微观上，可为选题策划、发现高被引论文作者和把握学科研究趋势提供参考。因此，本研究在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影响力评价现状，为体育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提供理论参考。

1网络传播影响力已成为评价学术期刊的重要指标

在我国现有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中，衡量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指标在北京大学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和武汉大学版《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评价（RCCSE）》中均有所体现。北京大学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中，web即年下载率、web总下载量是体现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2个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6］的A刊评价报告中主要从吸引力、管理力与影响力3个一级指标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在综合评价的3个一级指标中，均包含关于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评价指标。开放获取、下载量、网站建设、线上投稿系统、微信公众号、网络显示度等三级指标可体现学术期刊网络传播情况。武汉大学版的《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评价（RCCSE）》也已将Web即年下载率纳入评价指标体系。由此可见，网络传播影响力已成为评价学术期刊的重要指标，见表1。由表1可见，随着学术期刊信息化建设，学术期刊出版和传播方式的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媒介融合发展渐成学术期刊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体现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评价指标已被部分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先后采用，作为衡量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和信息化建设程度的重要评价指标。

2体育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和互联网传播现状

在体育学术期刊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体育学术期刊数字化建设和网络传播的过程中，随着体育学术期刊信息化程度加深，作者的投稿方式、体育学术期刊审稿方式、读者检索和阅读文献的方式在转变，体育学术期刊通过数字化出版和网络传播、自主型网站建设、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实现了纸本期刊出版与网络传播的融合发展，形成了融媒体网络传播模式。

2.1体育学术期刊自主型网站建设

在自主型网站建设方面，多数的体育学术期刊经历了从创建链接网页到自主型网站建设的发展过程。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为例，2002年该编辑部在中国知网上开设网站，但因是只具有宣传和推介作用的单一功能网页，不具有编辑与作者进行线上互动的功能，因此，《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网页浏览量十分有限，被关注程度不高。同时，由于当时的互联网普及程度不足及部分体育学术期刊沿袭以往的邮箱投稿，许多作者囿于当时的互联网不够便捷及对互联网的熟悉程度不高，从而导致中国知网上开设的学术期刊网站多处于闲置状态。部分体育学术期刊鉴于办刊宗旨、期刊发展目标及顺应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趋势，为了实现与作者的线上交互，建立了自主型门户网站，并与专业的信息技术企业合作，采用了网络投稿系统。例如《首都体育学院学报》《体育学刊》是较早建立门户网站的体育学术期刊，在学术期刊数字化建设方面具有示范作用。《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等也陆续建立了门户网站，采用了网络投稿系统，搭建了作者线上投稿、体育学术期刊编辑部线上审稿的互动网络平台。网络投稿系统较早显示出来的优势之一便是加快了审稿进度；优势之二是快捷的线上投稿及快速的审稿反馈速度，激发了作者的投稿积极性，进而吸引了更多的自由投稿，从而扩大了稿源；优势之三是网络投稿的无纸化，为体育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与网络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要：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以信息技术的广泛深度应用为特征的融媒体时代。在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各自角色定位与相互作用关系，在社会文化变迁和科学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在不断演变。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在学术论文的课题研究、论文写作、编辑校对、出版传播四个环节，实现了开始融合、加深融合、深度融合、高度融合的发展过程。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未来将呈现出更加多彩的态势，值得学术共同体持续关注。

关键词：融媒体；学术期刊；作者；编者；角色；融合

一、前言

学术论文是人类探索自然和思考社会的思想成果和理论结晶。学术论文组合成为学术期刊。“学术期刊是国家科研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学术研究，推动文化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从世界上第一本学术期刊LeJournaldesScavans（可译为《学者杂志》）于1665年在法国创刊以来，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各自角色定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学术期刊作者和编者的角色的连接纽带，是刊发在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一般认为，作者是学术论文的创作者,编者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之间的关系，随着学术期刊本身的变迁，以及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从高度重合，到逐步分离，再到相互融合，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在学术期刊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而诞生和成长的起始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高度重合。在学术期刊产生后的一段时期，作者与编者的角色是高度重合的。无论是欧洲历史悠久的学术期刊，还是中国早期出版的学术期刊，“作者即编者，编者即作者”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学术期刊随着社会工业化而不断壮大的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逐渐分离。从工业革命时期到二十世纪末，科学技术实现了若干次跨越式创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岗位设置日益专业化、职业化。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逐步分离，重合之处日益减少，即“作者是作者，编者是编者”。在学术期刊伴随信息技术广泛应用而转化为融媒体的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相互融合。在融媒体时代，由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学术论文研究、写作、编校和出版传播的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在工作上的交流沟通日益增多，角色开始相互融合。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表现为在学术论文的构思、写作、编校到出版、传播的流程中，在各个环节上，作者与编者自身学术活动的范围拓展和相关各项工作的相互介入。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融合，反映了学术期刊本身发展的要求，也是信息技术广泛深入使用的结果。作者受到各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激励和约束，需要尽可能多地发表学术论文；学术期刊拥有建设学术品牌的动力和面临评价体系的压力，力求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且在发文数量上有所控制。这样，形成了作者投稿数量多而期刊发文数量少的结构性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作者与编者必须实现角色融合，才能实现作者投稿与期刊发文的精准匹配。信息技术的广泛而深度的应用，为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提供了支撑。作者进行研究、撰写论文，编者编辑校对、出版传播，作者与编者的沟通交流，都随着融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发生了深刻的模式变革。特别是作者与编者的联系，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方式更加多元化，使得作者与读者的角色开始不断融合。

二、课题研究环节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

作者的思想和知识是学术论文的源泉，而思想和知识来自科学研究。在融媒体时代，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研究都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通常以课题立项的形式拨付）作为保证。这使得学术论文的“生产”大多依赖于课题研究，即论文的完成需要大量的课题经费支持。可以说，在融媒体时代，作者没有课题，论文难以产生。对于学术期刊而言，论文受到课题经费支持的情况，也是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在设定核心期刊评价指标时，明确列入了“基金论文比”（学术期刊发表的受到课题经费支持的论文所占比重）。为了实现作者投稿与期刊发文的精准匹配，作者与编者需要相互“发现”，即编者寻找目标作者，组织稿件，作者确定目标期刊，投出稿件。作者和编者需要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课题研究环节，凭借融媒体的各项技术，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融合。

（一）作者在课题研究环节的角色。在课题研究环节，以课题的申报、研究等工作为基础，作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编者的角色靠近。作者应当明确，自己不仅是课题的研究者，更应当成为课题的宣传者、论文的推荐者。进一步树立打造个人学术品牌的意识。作者应当积极申请各种类型的课题，尤其是国家级课题，争取成为课题的主持人或者参与者。课题立项开始运行后，收集整理数据，依据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构思可能的创新方向，凝练创新之处，并开始撰写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利用各种期刊评价成果，例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卷）》、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遴选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推出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等，确定投稿的目标期刊。除了传统的信件往来和电话联系，作者应当使用融媒体时代的先进技术，例如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及时向目标期刊的编者介绍课题立项情况和论文主题侧重，特别需要突出论文的创新之处。

0引言

由于开放获取（OpenAccess，简称OA）可提升学术期刊的影响力，相比其他利益相关者，学术期刊参与OA的积极性较高，这为公众提供了多样的信息资源获取途径。笔者前期调研发现，我国学术期刊有基础有条件转型为OA期刊，现阶段应当以高质量学术期刊的转型为发展重点，同时推动其他订阅期刊以多种方式参与OA。学术期刊参与OA离不开OA政策的支持与指导，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其政策的研究与制定。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学术期刊OA政策研究成果少，研究内容归纳为两方面：以某出版商政策为研究对象的案例研究，以政策内容为研究对象的内容分析。案例研究成果主要对各出版商的期刊OA政策进行介绍，如Springer、Elsevier、NPG、OxfordPress、Wiley等国际著名商业出版商的OA政策和PLOS、BMC等OA出版商的政策。例如，韩婧对PLOSONE的期刊政策从同行评审制度、经费来源、版权问题、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在政策内容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对OA政策的某一组成要素进行研究，如对OA期刊版权政策、收费政策的探讨。有的学者则对学术期刊的OA政策进行综合研究，如李麟和张晓林以国外著名出版商为例，分别分析完全OA模式和复合OA模式期刊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版权、使用许可、存储政策、费用、OA声明等方面，为传统出版者支持开放出版提供政策参考。初景利对中国科协科技期刊的OA政策状况进行调查，包括开放程度、是否有开放政策、资助与收费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等方面。张晓林将政策分为支持开放存储的政策、延期OA政策、支持完全OA的政策，并从存储版本、时间、费用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梳理出学术期刊OA政策内容的框架。综上所述，不管是案例研究还是政策内容研究，现有成果多以国外OA政策为研究对象，鲜少结合我国学术期刊现状提出明确的政策内容建议。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OA政策的调研，分析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政策初步构建政策体系，并使用主观赋值法确定政策要素权重，为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的制定现状和问题

为了掌握目前国内学术期刊OA政策制定情况，笔者选取CSSCI（2017-2018）来源期刊目录的533种核心期刊进行调研分析。调研时间为2018年2月28至3月17日。CSSCI来源期刊为高质量期刊集群，其政策现状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我国学术期刊的政策现状和问题。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对533种核心期刊进行网上在线调研，主要调研期刊是否为OA期刊，以及期刊的OA政策制定情况，包括OA期刊的政策和订阅期刊的OA政策。在调研OA现状时，将OA期刊细分为完全OA期刊、部分OA期刊和延时OA期刊。完全OA期刊是指那些论文一经发表就可以为读者提供免费全文访问的期刊，一般采取对作者收取论文出版费用或接受出版基金资助的方式来弥补期刊出版成本；部分OA期刊是不少出版机构在传统出版与OA出版之间采取的折中做法，在此模式中，由作者选择是否将科研论文OA，如果作者选择OA，则支付出版费用，读者可以免费访问这篇论文，所以又称为复合OA期刊；延时OA期刊则是指论文出版一段时间后提供免费访问的期刊。调研数据的获取方面，大部分期刊可从其网站或链接的中国知网电子期刊数据库获得相应信息。但也有15（2.81%）种订阅期刊网站在多次访问后，依然无法打开或网站维护中，无法获取调研内容。

1.1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制定现状

通过调查，CSSCI来源期刊的OA现状和期刊的政策制定现状为：①在所调研533种期刊中，OA期刊为140种，占26.27%，非OA期刊为393种，占73.73%，OA期刊占比较低，我国学术期刊对OA的认知与认可程度有待提高；②OA期刊中，完全OA期刊、部分OA期刊、延时OA期刊分别有88种（62.86%）、1种（0.7%）、51种（36.43%）。半数以上OA期刊选择完全开放，近4成OA期刊对读者延时开放，说明我国OA期刊的OA意识较强，重视学术资源的交流和广泛传播；③在政策制定方面，可以获取调查内容的378种订阅期刊均没有制定与OA政策，这对作者的自存储行为会有一定影响。140种OA期刊中，99种有OA政策，占全部OA期刊70.72%。经过对已有OA期刊政策的分析发现，政策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OA声明，即明确说明该期刊为OA期刊；版权政策，即对论文版权归属问题的声明；费用政策，即说明如何缴纳审稿费、版面费和投稿费等费用的政策；质量控制政策，即说明审稿流程和审稿方式的政策。首先，只有6种OA期刊OA声明，明确本刊为OA期刊，读者可以免费下载、阅读并使用本刊内容。例如，《经济学（季刊）》声明：“自2015年1月1日起，《经济学》（季刊）授权北京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网（PKU-OAJ）刊载全文，并在法律框架的支持下，提供OA的全文。”《图书情报工作》声明：“本刊决定，自本刊创刊起，对本刊发表的论文实行立即完全的OA出版。”[14]《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声明：“本刊面向非商业用途‘开放阅读’，请尊重作者的署名权等权利。”另外134种期刊只提供全文阅读下载，并没有OA声明或相关内容。其次，70种OA期刊有版权政策，均强调著作的专有使用权和独家权，并说明刊物与部分知名网站、期刊数据库和其他网络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作者投稿也视为授权该刊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合并一次性给付，如作者对著作权有保留，需在投稿时声明，该刊将另作处理。《管理评论》明确说明：“后，版权即属于编辑部所有（包括上网的版权）。”《当代中国史研究》提出：“本刊编辑部自之日起即自动享有该项作品为期一年的专有版权和使用权。”[17]《中国农村观察》明确说明：“凡向本刊投稿者，将视同已授权本刊编辑部专有使用和独家其所的著作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人文地理》提出：“后，本刊保留已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汇编权，并可授权第三方使用（如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等）。”再次，44种OA期刊有费用政策，主要有五种类型：（1）不收任何费用的期刊。这类期刊会郑重告知作者，该刊不收取任何费用，任何借该刊名义收费的均为诈骗。《中国农村观察》说明：“本刊对作者来稿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审稿费、版面费。请作者注意甄别任何网站、组织或个人以本刊名义索取审稿费、版面费的欺诈行为。”（2）收取少量审稿费及版面费的期刊。《管理评论》《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审稿费100元，版面费100—600元不等。（3）不收审稿费，收取版面费，但版面费根据论文版面或是否为在校学生决定。《人口与发展》说明：“按照所占版面计算，平均约2500元。”[21]《出版科学》说明：“通过外审后最终录用的论文收取一定的版面费，收费标准为400元/版面，学生减半，即200元/版面。”（4）对非项目资助论文不收版面费，有项目资助的论文收取0-1000元不等的版面费，如《大学图书馆学报》。（5）使用在线投稿系统的期刊，通过系统告知作者费用情况。如《中国管理科学》《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最后，在质量控制政策方面，70种OA期刊有质量控制政策。绝大部分OA期刊采取匿名评审，通常有三轮评审，分别为编辑初审、专家复审、主编终审，最后确定稿件录用情况。《社会学研究》说明：“本刊采取匿名评审稿件及三审定稿制。”[23]

1.2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