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哲学论文范例

会刊的宗旨是刊载从古到今整个科学哲学史范围内各种类型的研究性论文，还有哲学事件、哲学人物、书评等。会刊的目标是希望科学哲学家通过对科学哲学史的思考与审视，揭示与我们关于世界和人性的知识增长相关的主流问题，包括认识论、方法论、形而上学和伦理等问题。无庸置疑，科学哲学史学会的成立为深化科学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对话的平台，也是科学哲学史研究正式纳入学术视域的典型标志之一。

维也纳学派研究院年鉴的连续出版。自1993年以来，维也纳学派研究院每年出版一本研究维也纳学派学术思想的年鉴，至今出版的16卷分别是：《科学哲学：起源与发展》（Vol.1，1993）、《规范、价值与社会》（Vol.2，1994）、《基本争论》（Vol.3，1995）、《百科全书与乌托邦》（Vol.4，1996）、《博弈论、经验和合理性》（Vol.5，1998）、《塔尔斯基与维也纳学派》（Vol.6，1999）、《关于量子力学的认识论和实验视角》（Vol.7，2000）、《冯•诺意曼与量子力学基础》（Vol.8，2001）、《科学哲学史：新的趋势与视角》（Vol.9，2002）、《维也纳学派与逻辑经验主义》（Vol.10,2003）、《不同学科中的归纳与演绎》（Vol.11，2004）、《剑桥与维也纳》（Vol.12，2006）、《纽拉特的语境中的经济学》（Vol.13，2007）、《维也纳学派在北欧》（Vol.14，2010）、《韦斯曼：因果性与逻辑实证主义》（Vol.15，2011）、《卡尔纳普与逻辑经验主义的遗产》（Vol.16，2012）。

维也纳学派研究院的宗旨是，致力于促进关于维也纳学派传统中的科学与哲学进步，也关注社会语境中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跨学科研究，重点讨论哲学、逻辑、经验研究和语言分析等问题。年鉴由会议论文汇编而成。在16卷年鉴中，与科学哲学史研究最相关的是第1卷和第9卷。第1卷《科学哲学：起源与发展》主要是围绕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学术思想与观点展开的研究；第9卷《科学哲学史：新的趋势与视角》长达440页，收集的论文主要是从历史的视角聚焦了从古到今的面向科学的哲学思考，以及对哲学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及其相关论题的深入探讨。

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ScienceStud-ies，下文简称SS）的整合与转向。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为核心的SS研究者在集中出版了大量阐述科学是社会建构的文章与论著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也与科学哲学家一样，开始反思他们研究的历史发展，并希望通过历史反思，放弃强纲领，寻找新的出路或转向，其中值得注意的两种转向是：

其一，主张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简称HPS）研究转向跨学科的SS研究。他们倡导这种转向的理由有四：（1）在他们看来，传统科学哲学家提倡把科学哲学研究坚定地建立在对科学史和当代科学实践的理解之基础上，但却对这种联盟的本性没有统一的认识，从而使哲学分析卷入“真”科学的做法事实上已经变革了哲学实践，导致了对下列问题的质疑：科学的统一性是否可能？科学是否体现了哲学家所预期的能够进行“重构”的合理内核？（2）当科学哲学家退回到各门学科的实践中时，滋生了对使科学的哲学研究的自然化战略；（3）当科学哲学家以更一般的术语对哲学分析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企图最终取代关于科学的唯一性、统一性和合理性等哲学信念时，尽管共享了需要在语境中理解科学的观点，但却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派别；（4）当哲学家反对社会学家的挑战形式，而社会学家坚持他们的反哲学态度时，有一种趋势是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科学哲学家从社会学家的研究中吸取合理因素，产生了使科学的哲学研究自然化的兴趣，社会学家则放弃了极端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基础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揭示科学事业的多维度的复杂性，需要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学家共同探索形成SS研究（sciencestudiesre-search）的跨学科纲领，用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术语理解科学，并在这种多学科的交界处，重铸需要分析的问题与范畴，从而完成从HPS向跨学科的SS研究的转向。

其二，主张从跨学科的SS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是对皮克林（AndrewPickering）出版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1992）一书的回应，也是对劳斯（JosephRouse）观点的一种响应，同时，还是基于历史性反思对SS不同进路的整合，其目标是摆脱过分依赖于社会学的知识观的束缚，把科学当作一种论域与文化现象来研究。虽然他们在什么是“语境论”、“话语”、“文化”和“实践”这些关键概念的理解上还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但他们认为，抛弃科学知识的统一性的信念，放弃基础主义，最终把认识的、政治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等维度混合起来整合到科学文化当中，研究科学家工作的技术细节，是SS研究的未来方向。

2001年，劳斯把上面的两种转向统一起来，统称为“科学的文化研究”，其目标定位是，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将科学的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等多学科领域结合起来的研究，认为科学实践是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有意义的模式，强调在“科学文化”中定位文化研究，并指出，科学的文化研究既不是对科学的结果作出说明和理解，也不回答科学是什么的传统问题，而是对科学实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与反思。SS研究者的这些工作虽然不是对科学哲学史的直接研究，但是，他们在探索SS的未来研究方向时离不开对科学哲学史的考察，因此，他们关于SS的转向研究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促进了科学哲学史的研究。

作者：庄中文 单位：安顺学院

数学在培养大学生的人格和人文精神、提高大学生的思维素质和综合素质、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功利思想盛行，传统的高等数学教育往往只看重数学的计算方法和具体结论，很少关注数学推理证明和思想，没能很好地体现数学的文化和教育功能，这无疑背离了数学教育的应有目的。国内在数学文化方面的研究时间不长，且大多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本文试图探讨如何在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思想和方法，以期让更多的在校大学生能够从数学教学和学习中受益。

一、数学文化和教育概览

“数学文化”，狭义的解释，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广义的解释，则是除这些以外，还包含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与人文的交叉、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数学文化教育在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和改变数学公共基础课的教学现状、提高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质量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这些教育目标的实现，数学文化教育在其中将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数学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数学哲学、数学史的研究之中。最早系统提出数学文化观的是美国学者R•怀尔德，在他的著作《数学概念的进化》和《作为文化系统的数学》中从文化生成的理论、发展理论等方面提出数学文化系统的概念及有关理论。将数学文化研究推向高潮的当属哥廷根学派著名的数学家M•克莱因，在其传世之作《西方文化中的数学》自序中写道“：在西方文明中，数学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数学在工程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宝贵的、无可比拟的人类成就，数学在使人赏心悦目和提供审美价值方面，至少可以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门类媲美。”克莱因的另一巨著《古今数学思想》被誉称是“就数学史而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书中着重论述数学思想的古往今来，努力说明数学的意义是什么，各门数学之间以及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尤其是和力学、物理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克莱因的继承人，同属哥廷根学派的德国数学家R•柯朗与哈佛大学的著名拓扑数学家H•罗宾合著的数学名著《什么是数学》是探寻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完美之作，爱因斯坦评论说：“本书是对整个数学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及方法的透彻清晰的阐述。”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西方数学文化的研究和教育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

国内较早从事数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是著名数学哲学家、教育家郑毓信教授，在数学•哲学•文化•教育系列丛书中的第一部著作《数学教育哲学》中就已经开始用其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数学教育的哲学基础，提升了数学教育的理论地位。另一力作《数学文化学》从数学的文化观念、数学文化史的研究和数学的文化价值这样三个方面构建起了数学文化学的初步理论框架。郑毓信教授在他的《数学文化学》中指出，西方数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可能的数学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与古希腊数学很不相同，数学文化的研究也必须有中西数学文化的差异与比较性研究的内容。最近几年，关于数学文化的研究专著也越来越多，比如游安军、黄秦安、齐民友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给数学文化以新的解读和发展。笔者也曾对我国现阶段高校数学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研究现状和实施数学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给出了粗浅的分析。

进入21世纪，数学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渐渐地渗透到大学数学课程教学中。特别是2003年10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数学史、数学文化课程建设与教学研讨会”，着手把数学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推向全国，随后国内一些大学陆续开设了相应的选修课。在本科生数学文化教育中开展较早的应该是南开大学的顾沛老师的课题组，并且得到了听课学生的广泛认可，数学文化课程已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课程组后来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南开大学的数学文化课是公选课，受师资和办学条件的限制，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选课要求。在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文化思想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2015年12月5日至6日，第七次全国生物学哲学学术研讨会暨生物哲学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物哲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50余名相关学者参加了会议。从科学哲学的脉络来看，生物学哲学缘起于逻辑经验主义范式的发展与衰落。从默顿•贝克纳在《生物学模式的思考》(1959)中提出囊括众多解释形式于统一意义结构下的生物学模式以来，有关生物学作为科学，其逻辑检验以及认识论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成为对生物学进行哲学讨论的焦点。这种另类且饱受争议的科学哲学门类由此逐渐成型。尽管内格尔、亨普尔等学者期望将生物学哲学纳入逻辑经验主义的框架之下，但依然无法掩盖其独特的研究价值，随着鲁斯、赫尔、索博等一批先行者的推动，以及类似迈尔、威尔逊、古尔德这样的重量级生物学家们的倡导，生物学哲学迸发出难以掩盖的活力。而在最近几十年，科学哲学成为一般哲学中越来越居于核心地位的部分，与此同时表现出新的趋势，那就是科学哲学不仅关注科学性质及其有效性的一般问题，也越来越特别关注具体科学中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生物学哲学首当其冲。伴随着生物学在20世纪后半叶里取得的巨大跨越，生物学哲学也与此相伴，突飞猛进，其价值不仅仅在于生物学取得的进展本身，更在于它在实现其跨越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到许多影响巨大的公众议题之内，例如进化、进化的心理学、达尔文主义、克隆等话题，成为众多公众以及学术讨论的核心，也对哲学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像是什么类型的过程叫进化，是否道德和意义能够还原为生物学，生命分子基质的意义为何、人工生命的界定与定义等等此类问题，需要通过哲学视角的参与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回答。这些共同构成了生物学哲学研究者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使命。在这种良好局面之下，举办本次会议能够加深学术同行间交流，促进观点碰撞，开拓研究视野，提升国内生物学哲学研究的水平。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李建会教授主持。会议首先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吴向东教授致词，并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对本次会议的举办表示衷心祝贺。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刘孝廷教授和广东医学院生命文化研究院王小燕教授也分别致词。作为会议主办方之一，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赵斌副教授代表中心主任郭贵春教授、副主任殷杰教授致词，并预祝会议成功。本次会议选取了30场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报告，共分为五个场次进行。第一场次主题为“国际生物学哲学研究前沿”;第二场次主题为“进化生物学的哲学问题”;第三场次主题为“生态学的哲学问题”;第四场次主题为“当代生物学哲学中的重大问题”，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生物学哲学中的重大问题”的几位子课题负责人分别就各自的研究内容进行报告;第五场次主题为“生命的本质、生物学的解释方式和生物学的理论结构”。

一、国际生物学哲学研究前沿

1．生态学实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肖显静教授做了题为“生态学实验的‘自然性’特征分析”的报告。他从生态学实验的原则及问题的提出，将生态学实验分为:野外实验，其特点是回归自然;操纵实验，其特点是处理自然;测量实验，其特点是观测自然;宇宙实验，其特点是模拟自然;自然实验，其特点是追寻自然。他认为生态学实验与传统科学实验的本质区别是将实验室搬到自然中，在处理的基础上进行现象的还原，其目标是自然的发现，追求的是科学事实的实在性和自然性。然而自然的复杂性，使得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受到挑战，为此他提出改善生态学实验的人工建构方面来达到实验中自然性与建构性的平衡。

2．生物进化与人类认知进化。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梁前进教授做了题为“生物进化和人类认知进化的逻辑符合性分析”的报告，探究人类起源以及人类进化的缘由、过程和结果中蕴含的科学哲学问题，其中的重点在于探寻生物进化和人类认知发展的逻辑符合性。他引入人类的血型系统进行分析，认为血型系统是在进化过程中决定，而长期的演化形成了不同群体中的遗传平衡，群体的演变伴随着血型平衡的打破和新平衡建立。以人类性别进化为例，两性的起源必有先后，而自然的演化是突破原有格局，产生有罪与无罪之争、生错与纠错、美与和谐的对比过程。自然起源的时序性与人类起源认知的发展高度契合。

3．生物学理论变化。

摘要：从培养惯例来看，大三大四高年级学生的课程通常以专业选修课为主。但在实践中专业选修课的教学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客观原因在于，高年级学生的时间有限，必须针对这一具体情况设计信息更加密集，转化效率更高的课程。专业选修课的沉浸式融合是多门选修课的有机结合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问题，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正面效果。其思路值得重视和优化。

关键词：专业选修课；沉浸式教学；课程融合；毕业论文

从国内大学培养方案的惯例来看，一二年级主要以公共课、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为主，注重基本专业知识的体系性建构；三四年级则开始向专业选修课倾斜，注重建立在学生兴趣基础上的差异化培养。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为例，三年级安排了《文化哲学》《法哲学》等一系列部门哲学专业选修课，以及《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就业指导》等工具性选修课。但实践中却存在不少问题，如选修课到课率低，学生积极性差。结果导致高年级的专业选修课和工具选修课在老师和学生眼中处境尴尬。学生为了挣学分勉强出勤，老师由于缺乏严肃的聆听者而意兴阑珊，两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大四现象”。［1－2］为此，我们在三年级下期的《法哲学》专业选修课中以毕业论文设计为模拟对象，尝试了沉浸式的选修课多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关的做法值得借鉴与审视。

一、高年级选修课处境尴尬的主因

从理论上讲，“专业主干必修课”＋“专业部门选修课”的专业课程设置是尊重专业学科规律，尊重学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选择。专业必修课提供各个专业基本的知识体系，专业选修课则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方向。但在教学实践当中专业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远远不如理论上那么美好。据调研报告显示，八成左右的学生具有明确的选修意愿［3］，不过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难以获得多数学生的认同［4］。排除选修课体系设置不科学，比如内容重复、先难后易；教师积极性不强，比如备课成本和产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级学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们认为造成专业选修课“失格”的客观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高年级学生面临升学、就业、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毕业论文设计等多方面的任务，专业选修课程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对高年级学生对时间的分配和权重而言，仍然显得过于繁重。在众多任务当中，能够分配给专业选修课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学生全身心投入专业选修课程的学习，这是不现实的。第二，由于专业选修课本身属性，难以同主干课一样具有较高的信息有效率。简单地讲，相比于主干课程，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范围有限，并且各个专业选修课传递的信息范围较窄，往往并不适应于本专业的每一个学生，或者说对不同学生的有效性差异较大。对于相当部分学生来讲，专业选修课有效信息产出率低下，是一种不经济的无奈之选。

二、课程有机融合的解决思路

专业选修课相对于专业主干课程具有补充性、灵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学和就业压力，高年级本科生学习目的和动机明显向实用方向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务于各类考试的课程上。所以高年级专业选修课通常被当成“休闲课”“水课”，教学效果自然不会理想。专业选修课的理论价值和它的实际境遇天差地别，这个问题的成因是多层面的，消解这个问题办法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毫无疑问，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专业选修课的突破创新。虽然高年级选修课课程数量较多，但单个课程的覆盖面和信息量相对主干课程极其有限。如何在“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的框架下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呢？我们认为课程的有机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融合能够做到一方面减少学生的必要课时，一方面又能够保留几门被融合课程的核心内容，强化信息供给的效率，那么问题就能同时得到解决。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课程设计的层面上提高专业选修课的信息供给效率。就此问题，先对相关成功经验进行考察。国外著名学府的选修课设计大多具有课程功能多元化，课程内容专题化，注重学科交叉的特点。［5］专业选修课设计向更加符合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所需要的“问题导向”倾斜，表现为课程的“部门化”和“领域化”。这在国内也并非新鲜，原因在于专业选修课的部门化符合当下主动学习的理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本身不是外界知识信息刺激心灵从而产生理解。理解的机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统摄和涵盖。当代学习和认知理论中的重要一派，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习得知识的关键在于新知识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建构和生长。与这种学习观相契合的方法则强调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动学习，而非知识传输的被动学习［6］。按照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观点，教学所提供的无非是知识生长的平台。相比以客观知识体系为平台，以对问题理解和阐释为平台，显然同主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理解和解释的主观性所在。所以，专题化、问题化的课程总体上更能唤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然而，仅仅在课程内容上具有“问题意识”，还不足以保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主动学习。教学实践也表明，部门化的选修课程也的确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这同学生、教师、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关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观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合主动学习的学习对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实的主动学习和有效的主动学习。为此，我们的课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实践往前推进一步，以一种沉浸式的，或者说“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通过师生之间共同实践的方式，利用教师对相关问题的主动学习动机和知识建构经验，为学生提供参考。简单讲，教师除了传达必要的体系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学习研究实践中传达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相比于一般的经验交流，沉浸式体验教学所传达的经验是在相似背景、相似处境、相似语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结合国外选修课的成功经验以及当代教育理论，启发我们设计一种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模式。具体讲这种模式包含三个步骤，第一，设计部门化、领域化、问题化的教学内容；第二，由教师赋予学生一种特殊的身份或任务；第三；教师引导、伴随学生完成身份或任务要求的相关体验。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能用一门选修课的课时涵盖多门选修课的重要信息，并通过“问题化”和“体验式”的课程设计，有效地实现多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

作者：朱镜人 张珍珍 韦立君 单位：合肥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丹尼尔•约翰•奥康纳（Daniel．John．O’Con－nor，1914）是20世纪英国分析教育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奥康纳著作颇丰，其《教育哲学导论》是分析教育哲学的代表性名著。1979年，英国教育哲学界曾撰写了21篇论文庆祝他的75岁生日。1991年，这些论文以《逻辑基础：纪念奥康纳论文集》（LogicalFoundation：EssaysinHonourofD．J．O’Connor）为题出版。该书主编在前言中特别强调，书中每一篇论文的作者都曾受到奥康纳的影响，而且所有的论文选题都是奥康纳曾经关注过的问题［1］vii。可见奥康纳对英国哲学界的影响。换言之，研究英国分析教育哲学是需要深入研究奥康纳的。

一、对传统哲学的批判

奥康纳的分析教育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其分析哲学思想关系密切。分析哲学家对传统哲学是持批判态度的。奥康纳本人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传统哲学无力完成其自身的任务。在他看来，传统哲学家大致有3项相互关联的任务：一是审视宇宙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二是对提出的问题作理性分析：三是设法论证其观点或者至少能证明其具有一定道理，即便宗教的观点也要有可以为其辩护的论据。［2］16但在这一方面，传统哲学家工作的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奥康纳认为，在历史上，在有关宇宙的学说中，很少有哲学家取得像像阿奎那和斯宾诺莎那样的让许多人满意的成就。但奥康纳强调，即便这样，在他们学说体系的逻辑性方面或逻辑前提的真理性方面还是有明显的破绽。因此，“不论他们提出的理论多么迷人和多么有说服力，人们仍然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是真理”［2］16。奥康纳认为，现代哲学家的目的要贴切实际的多了，哲学家仅根据自己的哲学观提出有关学科范围的见解，很少有人再持传统哲学家的观点了。因为，“传统哲学家提出的假设超出了他们能够证明它们的能力。他们关于宇宙的解释应当像炼丹术、占星术、巫术一样被否定掉。理由很简单，任何探究的结果要想被接受就必须能经得起公开验证以证明其可靠性，而且与其他公共知识一致。传统形而上学，如占星术、炼丹术无法满足这些要求”［2］17。

其二，传统哲学方法缺乏新的突破，面临窘境。传统哲学源头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奥康纳认为，那一时期，学科概念缺乏清晰的逻辑性。哲学概念几乎涵盖涉及人和宇宙本质的所有问题，与现代的哲学概念相差甚远。［2］18即便如此，一些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是清晰的，如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等使用的是观察法，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用演绎法。但传统形而上学和自然宗教哲学家们使用的方法难以确定。奥康纳说：“当我们转过来审视哲学问题时，我们清楚地发现，很难确定它们的方法究竟属于自然科学的观察法还是数学和逻辑学的演绎法。”［2］18奥康纳认为，这是导致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宗教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到16和17世纪时，自然科学开始加速发展，人们对科学方法有一个新认识，开始强调眼见为实，强调尊重事实。奥康纳认为，当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在17世纪替代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哲学家们也因此可以卸去研究那些涉及可观察的事实的问题以及探究自然规律的责任。但这种责任的减轻并没有使哲学得到真正的解脱反而凸显了传统哲学方法面临的窘境：“如果所有与可观察的事实相关的问题都由科学家去研究，那么留给哲学家的问题还有哪些呢？他们又怎样去研究剩下的问题呢？”［2］21对于这一问题，奥康纳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他认为，哲学遭遇科学革命之后便形成了这样的结果：一些属于典型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可以通过经验的方法来解决，即通过观察而提出假设，并通过观察验证假设；其他的问题，如逻辑学和数学学科的问题，可以通过符合演绎规律的计算来解决。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无法划入这两类问题，比如传统的哲学、伦理学和自然宗教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不能通过经验的方法也无法通过纯演绎的方法去解决。［2］22这是自然科学获得成功之后摆在哲学面前的问题，即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许多哲学家为此作了不少努力。如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受数学方法的启示，想用几何学方法去证明哲学结论，结果没有成功。奥康纳认为，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他们误解了数学符号与哲学语言之间的差异。［2］23又如，18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和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方法方面的问题，但他们提出了一些与方法相关的问题：“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有哪些？”他们试图列出人类智力可以发现的问题的清单。他们没有像古希腊和中世纪哲学家那样去思考宇宙的本质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是（用洛克的话来说）审视人类的理解力，检查人类的能力到底适合研究什么事物。这种试图检查人类智力能量实际上与传统哲学一样困难且容易引起争论。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引起哲学家关注“知识论”，即关注有关人类知识的起源、性质及效度等一系列问题。在奥康纳看来，这些温和的哲学怀疑论者尝试解决哲学方法面临的问题，结果他们只是在开辟新探究领域方面获得偶然性的成功。但是只要方法问题没有解决，这种尝试对于哲学领域而言，就好比在没有找到应对旧细菌的方法之前又发现了一个新细菌［2］23，令人烦恼。

其三，传统哲学的理论依据存在逻辑上的瑕疵。奥康纳以中世纪哲学家为例作了说明。在他看来，中世纪哲学家的理论瑕疵在于理性探究不足。他说，“许多中世纪哲学家具有伟大的天赋和广泛的兴趣，他们所缺乏的是对人类认识事物的智能以及如何运用智能去获取知识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过于相信凭着常识和‘不证自明’原理，就可以对神的存在、人的本质、命运和物质宇宙的构成等等进行论证，但是由于缺乏像数学或科学的那样证据，他们的结论因此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可”，甚至“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就能指出所谓神的存在和灵魂不灭理论的逻辑瑕疵”［2］24－25。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呢？奥康纳认为，是由于中世纪哲学家掌握的知识没有具备公共性、可验证性和可交流性的特点。换言之，是中世纪哲学家没有意识到“哪种证据适合用来回答问题”［2］25。#p#分页标题#e#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开展，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创新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数学是一门逻辑严密的学科，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数学教学，数学教师就必须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不断的更新自身的教学理念，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扬弃，站在数学教育哲学观的视角下，将数学核心素养落实在课堂上。本文通过分析数学教学中影响课堂效率的因素以及在数学教育哲学观视角下落实核心素养的重要性，进一步的提出构建具备核心素养数学课堂的对策。

关键词：核心素养；数学教育哲学观；课堂构建；对策分析

引言

在新课改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广大数学教师要将这一点作为教学的重点任务，怎样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构建出高效的数学课堂，制定出合理有效的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路径，对于提升在学习中的热情和提高课堂上的教学效率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数学教师要在教学的过程中站在数学教育哲学观的视角下，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肯定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以此来激发出学生对于数学的学习兴趣，进一步的提升数学课堂的效率。

一、在数学教学中影响课堂效率的因素

（一）教学方法单一，欠缺灵活性。在以往传统的数学课堂上，有部分数学教师只会按部就班的讲解数学课本上的内容，数学教学的模式比较单一，由于数学本来就是一门逻辑性比较强的学科，学生接受起来不容易，就很难调动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常常导致学生在数学课堂上不够专注，有些学生甚至会产生逃避学习数学的心理，这就会导致数学课堂效率低下。另外，沉闷的课堂气氛限制了学生思维的活跃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新意识[1]。

（二）课堂任务重，学生缺少消化时间。在数学的教学课堂上，有部分数学教师为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往往一节课从头讲到尾，没有给学生留下充分的思考时间。并且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数学教师为了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往往采用题海战术的方法进教学，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还没有透彻，就被过多的作业和考试难住。学生缺少自己消化知识的时间，往往导致学生对知识一知半解，没能打下牢固的数学基础。

第一篇

一、借助课堂进行练习，渗透人文教育

由于学生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知识水平上，还体现在兴趣、能力、爱好、性格、方法、态度等各个方面。因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将这一因素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因材施教，尽最大的努力使得每位学生得到平等教育的机会，有效地促进每一位学生的性格以及人格更加趋于完美。例如：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根据不同学生的能力差异设计与之层次相对应的练习题，这样不仅照顾到了学生们的知识能力水平，也能每一位学生拥有获得成功的机会，很大程度上使他们在课堂上都能够得到提高和收获，令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做到尽其所能，各获所需。

二、通过融入德育教育，陶冶学生们的情操

德育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点，加强德育教育的工作以及对德语教育进行改进是学校教育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因而，作为一名数学工作者，必须要时时刻刻认识到初中数学教学是融入渗透德育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通过在初中数学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工作也将会对数学教学成果起到促进的作用。

三、对数学的语言美进行揭示，引导学生在审美中求知

美学教育作为现代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帮助学生逐步建立健康的美学趣味以及正确的美学观点，提高学生的美感和欣赏能力，同时也对培养学生高尚的精神品质以及崇高的道德品质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次，教师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应当进行适当的审美施教，不断对数学中蕴含的美学进行发掘，创造和谐富有美感的课堂氛围，实现轻松愉快学习的目的；同时使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开发学生智力，使教学目标得到更好的实现。另一方面，数学语言具有准确、严谨、精炼的特点，是一种经过科学构造的语言，必须严密且符合逻辑。这些隐含与数学语言中的美，没有特别明显的感性形象，更需要我们用审美的眼光去进行体会，引导学生去体会这种语言美是每位教师的责任。数学语言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美感，课堂氛围营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创造一个愉快、轻松的氛围，有助于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性，也能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因此，生动形象地语言表达，灵活有趣地教学内容，相应地逼真描述，再加上语言、语速、语势的把握，都能够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摘要］后疫情时代催生“内容→技术→关系”出版模式。生产环节：“混合开发”，打造强大作者群，推进选题筛选与论证，使该模式的形态多样化。推介环节：基于用户思维、碎片化思维、平台思维，“全媒介跟进”推介，使该模式的渠道交互化。服务环节：提供菜单化“助理式”、个性化“辅导式”服务，实现“体验性参与”，使该模式的途径“长尾化”。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出版模式；学术期刊；信息传播

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奠基者贝特森认为，传播的内容层面传递着讯息（message）中所包含的信息（information），传播的关系层面传递着传播过程中两个或更多的参与者之间的人际关系。“人们不能不传播”，“任何一个简短的会谈都包括‘内容信息’和‘关系信息’”。媒介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会携带某种个人关系信息和社会关系信息。关系资源的流动带动传播能量的释放。随着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以技术为支撑的内容、关系传播，促使国民数字化阅读接触率不断升高。2020年肺炎疫情的暴发作为外部冲击，更是让新技术为线上阅读、知识付费等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这次以技术为支撑的“全民内容推广”“全民关系营销”，使得社会大众对数字出版内容的需求大大增加，并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后疫情时代，面临转型升级的出版业，需通过全面的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重新解读和界定内容生产、用户沟通、营销服务等问题；内容、技术、关系不再是相对的三元存在，而是形成了以内容为核心、技术为关键、关系为基础的相互辅助、相互促进、相互优化的共同体（见图1）。此次疫情中，不少学术期刊反应迅速，快速搜集、快速编辑、快速、快速传播、快速反馈，形成了“策划→编辑→加工→上线→销售”的开放式生产链。后疫情时代，学术期刊编辑需要以“内容→技术→关系”的模式贯通整个出版流程，将用户需求放在首位，提供权威性、系统性、当量化、多样化的精品内容，借力创新技术，设计个性化、品质化学术内容，开发多元体验渠道，实现快速化、持续性、高效率传播。本文拟以《教育研究与评论》为例阐释该模式的建构与运行。

一、生产：“混合开发”，使“内容→技术→关系”的形态多样化

后疫情时代的学术内容生产，需借助线上线下“混合开发”的方式，使“内容→技术→关系”模式的形态多样化，让学术期刊在生产环节具备以下特点：多渠道约请能代表学科领域内最高水平的专家，开发具有引领性，能覆盖学科领域有深度、有体系、关联度强的学术信息；灵敏地将内容、技术、关系的开发嵌入各种学术社群，如领域数据库、专家朋友圈、学科微信群、读者讨论群等，形成各种各样的学术信息连接，开发强大的作者群，推进选题的筛选与论证。

（一）“混合开发”，打造强大作者群。学术期刊的专业性、小众化，决定了它要尽可能地将领域内专家聚合在一起，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以可能少的成本，创造尽可能大的价值。“混合开发”是必经之径。1.借助信息数据库搜集作者通过信息数据库线上搜集、线下联系作者，有助于提升学术期刊的引领性和影响力。学术期刊要本着“智库型建设”理念，在线上通过数据库搜集、梳理学科内有话语权、发文转载量高的专家型作者，在线下组织“栏目高端共建”活动，约请其到会献计献策，形成优质选题。例如，《教育研究与评论》利用知网数据库，梳理小学数学学科领域内专家，对其近些年发文的文献互引、关键词共现、资源类型等进行分析，洞悉其研究指向，展开定向约稿。如对南京大学哲学系郑毓信教授的发文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后发现，从2010年到2020年，其发文所选文献、参考文献、引证文献呈上升趋势，研究领域涉及数学教育教学原理、数学课程改革、数学教师专业发展等，与刊物的内容定位契合。对其2019年至2020年上半年的39篇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总参考数达226篇，总被引数达820篇，总下载数达34091篇。由此，期刊便将郑毓信教授纳入专家智库，作为主要作者。2.借助“专家群”挖掘作者本文所说的“专家群”主要指学术期刊的智库团队专家。借助他们的辐射效应，挖掘、发现更多的优质作者。例如，《教育研究与评论》关注的“名师百人群”“名师工作室”“国家级培训班交流群”等，集聚了来自全国各省市各学科教育界的高校教授、特级教师、省市教研员、学科带头人等。从这些群里“寻”人，请他们为刊物提供优质稿件，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3.借助刊物合作单位培养作者不少学术期刊都有合作单位，其中不乏专业领域内的精英。与他们携手共进，能为刊物吸引优质作者。《教育研究与评论》有三百多家学术支持单位，在与其长期的良好合作中，期刊发现并培养了不少教育领域的骨干。肺炎疫情期间，刊物在线组专题稿，这些作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后疫情时代，这种作者发展方式仍将长期存在。

（二）“混合开发”，推进选题筛选与论证。后疫情时代，学术期刊生产环节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好不好”。解决此问题，需要借助大数据，对读者需求的“痛点”“痒点”等进行分析和评估，让看似孤立、无联系的信息生发连接点，从弱连接变为强连接，开发出更多高价值选题。1.利用大数据分析读者需求，进行选题策划首先，发现热点选题。针对疫情，国家新闻出版署要求出版界进一步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精心策划安排战“疫”选题、加强网上出版传播。《教育研究与评论》通过网络数据调研、微信群数据调查，得知广大教师不知该如何应对“在线教学”。为此，期刊紧锣密鼓约请不同学科的专家供稿，打造“疫情背景下的教育转型”专题，火速“上线”传播，线下期刊同步跟进。稿件一上线，点击量便节节攀升，广受读者关注和好评。其次，打造特色栏目。疫情期间，《教育研究与评论》对刊物近10年的刊文所属栏目分布作了分析，发现《叙事研究》《问题研讨》这类读者喜爱、较具启发性的栏目偏少，便开设了《百家讲坛》《答疑解惑》栏目，约请一线专家每期以叙事或答疑的形式，谈深谈透一个话题，让教师对该话题有更为深刻的认知。2.利用算法定位话题，精准筛选选题作者、读者的研究领域、学术层次、地域特征等不同，感兴趣的话题肯定复杂多样，未必与期刊定位匹配。这时就要利用算法定位话题，精准筛选选题。作者层面，期刊将其研究话题数据导入数据平台，进行“过滤”。整合分析后，将适合刊物定位、受读者喜爱的话题引入刊物。例如，对郑毓信教授近10年的39篇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发现读者较多关注且出现频次最高的话题依次是：“数学教学”13次、“活动经验”7次、“思维策略”7次。刊物便将“数学教学”作为期刊的选题之一，约请郑毓信教授负责组稿。读者层面，期刊对近些年刊物所用的选题关键词进行数据化分析，遴选出读者关注且是热点的选题，然后对这些选题进行论证，确定后及时向读者。例如，《教育研究与评论》对近10年的刊文关键词作了分析，发现涉及“策略”“教学”“思维”话题的文献量遥遥领先，但长期困扰一线教师的“习作教学”却少有提及。为此，刊物的《独家策划》栏目组织了“读写教室”的长线专题，从理论、操作层面，为读者提供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