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制管理范例

摘要：税务机关作为行政执法部门，直接面对纳税人，社会公众对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秉公用权的关注越来越高。本文从内部控制角度阐述税收执法过程中来源于政策法规、税务人员、纳税人三方面税收风险，并提出坚实好内部控制建设工作、开展风险评估、强化内控监督、加快税收法制化进程、强化内部控制信息流通以及严格内部控制评价的解决对策，希望对法治税收建设、提升纳税服务质量方面有所裨益。

关键词：基层税务机关内部控制税收执法风险

税收执法风险是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法定职权对税务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集合。财政部2015年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2015]24号)要求全面有效的建立实施内部控制，确保内部控制贯穿于经济与业务两个层面，通过内部控制监督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覆盖权力运行的各个层级。

1税收执法风险的内部控制

1.1税收执法风险的内部控制定义

税务收执法风险的内部控制是指依托风险管理的导向职能，查找、梳理、评估税收执法过程中存在各类风险，针对税收执法业务领域制定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并加以贯彻实施，通过有效设置流程、确定方法、明确标准，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切实做好税收执法风险的事前预警、事中提醒、事后监督的动态管理。

1.2税收执法风险的内部控制对象

第一篇：企业财务会计信息化

摘要：

随着我国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医院单位为了适应时代的潮流和市场的需要，也需要优化其财务会计流程。财务会计流程是一个企业和单位中十分重要的工作流程，它把企业中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联系起来，构成了企业的核心，直接影响到医院单位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质量和效率。应该加大力度推广和应用医院单位流程再造，这是医院单位优化财务会计流程的核心理念。本文针对这个问题，从四个角度分别对其进行了阐述和研究。

关键词：

财务会计流程；内涵；缺陷；流程再造；优化

近些年，网络技术已经进入到千家万户，并被应用到我国的各个领域中，我国已经步入了信息化时代，与此同时，医院单位对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在无形中使医院传统的经营模式和管理理念收到冲击并迫使其发生改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原有的财务会计流程已经无法满足单位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即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为了确保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有效，对传统的会计财务流程必须进行改革，使医院单位在做出决策之前可以参考到完整可靠的数据，促进医院单位在未来取得更大的发展与进步。

一、传统财务会计流程存在的问题

本文作者：刘志芹 单位：江苏省睢宁县委党校

乡镇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桥梁与纽带,它既有城市经济的特点,又有农村经济的特征。乡镇是农村这一特定区域内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基层的一级政权机构,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最基层部门。因此乡镇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基层政权的巩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县乡政府职能大体分为三类:一是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包括维护社会治安、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普及教育、提供医疗保健等;二是进行收入的再分配,包括实施社会保障、平衡公民个人及地区间收入差距等;三是调节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这些职能的实现只有靠财政来保证。

(一)1994年以来,分税制改革的实质是要通过税种的划分来处理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因此合理地划分县乡政府间税种,能使乡镇有着稳定的收入来源。具体应把与城市建设密切的企业所得税、城建税等确定为县级主体税种,将与农村经济密切相关的农业税、屠宰税、个人所得税等划分为乡级的主体税种。按照人权、事权划分支出范围。一是县级财政主要承担本级政权机关运转所需的各项支出、企业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城市维护建设支出等;二是乡镇政府范围内行政事业单位的公用支出及农村小型农田的基本建设、乡镇道路都由乡镇财政负担,如今后增人增支及政策支出,一律由乡镇财政自行解决。这样可以统筹安排,使其财权、事权、人权得到进一步的统一。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建立起多元化的乡镇生财之道。要以农业为基础,坚持强农、活农、兴工、活商的指导思想,科学选择主导产业,长抓不懈。立足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农村基础财源。要以市场要求和资源配置为出发点,以农民增收为载体,建立有特色的农产品基地,这样才能增强乡镇财政的实力。强化基础设施,加快小城镇建设,培植新的财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搞好大农业的同时搞好市场大流通,即工业、农业、流通业三产的有机结合,利用乡镇本地条件,兴办三、四产业。同时加强与科研机构院所的协作,开发潜在财源。走“公司+科研机构+农户”的产业化道路,利用企业资金、销售的优势,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为农民、为地方财政增加收入。

(二)乡镇财政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财政监督不力所造成的,即财政的“缺位”现象。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执行中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当前财政监督所依据的法规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没有建立起一套以事前、事中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日常监督机制;处罚仅依1987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还未真正上升到法律的角度。财政监督机构不健全,人员不到位;同时与税务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之间的关系还未理顺。财政预算管理从编制到决算缺乏一定的制度约束管理。目前,乡镇财政要从综合财政的角度来加强财政的预算管理。一是要规定好综合预算管理的范围,包括预算内、外及其它资金的收支管理;二是完善配套管理制度,即预算内、外收支报表制度;三是切实搞好复式预算,改善单式预算的编制习惯。财政支出结构目前不仅体现在预算内、外,而且具体的资金支出范围也不合理,主要是专项经费和经常费用(人头费用和公用费用等)区分不合理,经常费用所占比重过大。目前,应把“吃饭、要饭”财政支出范围规范化。1)精简机构,对乡镇人员编制进行全面清理,重新定岗定编。特别对九年义务教育教师编制,从严控制。2)实行按人头计算包干的办法,超支不补,结余留用。3)对事业单位,特别是有收入的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应全部与财政脱钩。4)对教师和行政人员工资实行专户储存,只进不出,保证其按期发放后,再开支其它费用。

(三)合并机构,健全农村税收征管体系,强化征管,确保财政收入逐年递增。国税、地税分局,按乡镇区划和财政所实行合署办公,其乡镇财政所与地税合并,成立财税所,实行县乡双重领导,统一组织征收地方工商各税、农业税收及其预算内、外的各项收入。建立农村协税、护税网络。农村地方税种涉及千家万户,税源分散、业务量大,特别是将要实行的农村“费改税”政策,每年的税源清查、档案建设更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乡镇应成立协税、护税领导组织,负责本镇的征管秩序,协调征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确保乡镇财政收入任务的圆满完成,使其乡镇财政收入总额占全县GDP的比重逐年提高,最后达到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同步增长。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散支付制度,建立和完善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是完善分税制管理体制的重要环节。各级政府间的收入能力与其支出需要不一致,是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原因。若县对乡镇财政实行转移支付,可使乡镇财政支出增加一个稳定的来源,可以弥补因经济发展缓慢带来的收入不足。在“十五”期间,应首先根据各乡镇的收入情况算出财力缺口,再以近三年来各乡镇平均财力为基数确定每年的增长率,然后再乘以财力基数,得出标准财力,与年初预算支出相比较,其收入差额应为每年县对乡镇的转移支付的财力。

乡镇预算外管理工作已开始多年,统管的范围逐年扩大,统管数额逐年增加。这对严肃财政纪律、缓解乡镇财政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一是乡镇制度不健全;二是预算外资金收费票据管理混乱、多头领用,乡镇财政难以全面控制;三是资金上缴项多,监督困难。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强化和规范。一要加强票据管理,变多头领用为一头领用。即由乡镇财税所统一领来,再由各用款单位统一领去,然后统一上缴县财政保存的“三统一”制度。这是管理好预算资金的第一关。二要改革资金管理办法。对乡镇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变目前的“专户储存”为“上缴国库”,统一纳入财政综合预算管理。乡镇财政通过“人大监督”将按各单位的开支情况,核算在其不超过上缴国库数额的前提下,根据正常需要,按月拨款。三要规范单位的财务收支,加强财务监督。财政部门应成立会计结算中心,直接管理各单位委派会计人员。这样才能把预算外资金逐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管理轨道。

债务期限结构即长短期债务在企业债务融资中各自所占的比例形成的结构，是企业债务融资时重要的财务决策之一。该结构有两种不同的衡量方法，其一是资产负债表法，根据长期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决定；其二是增量法，以债务工具发行的期限判断。不同的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缓解冲突，传递企业质量信息等。好的债务期限结构不仅使企业获得足够资金，保证企业的财务安全，更能优化资本结构，降低清算风险。因此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要领域。早期的债务期限结构研究主要从冲突、企业质量、成长机会、企业规模、资产期限等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入手。在此基础上形成四大假说，即成本假说、信息传递假说、期限匹配假说、税收假说。一直以来国内研究均偏向成本假说，其他三者研究较少。近年来，研究方向主要向企业外部制度环境因素转移。   一、目前理论研究成果   （一）成本假说   相对于其他假说，国内外对成本假说的研究更为成熟。该假说认为由于两权分离，企业存在两种冲突，即大小股东之间的冲突、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冲突。各人利益总存在不一致，因此小股东必须对控股股东的行为进行约束，股东对经理人必须加以制约。而负债以其还本付息的强制约束和威胁公司破产的可能性而具有公司治理效应。企业可以通过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使成本最小化。短期债务能缓解资产替代与投资不足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1]认为在股东有限责任作用下，股东选择高风险、高收益投资项目而放弃低风险、低收益项目，这就是资产替代行为。当项目失败时，股东以其有限责任将成本转移到债权人身上，从而导致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矛盾。短期负债约束性强，能降低股东对风险的偏好，从而减少资产替代行为。投资不足是Myers(1977)[2]提出来的。当项目盈利时，债权人的收益远大于股东，因此即使投资项目的净现值为正，股东仍会拒绝投资。选择短期债务，确保债务在投资项目结束前到期可避免债权人对新利益的分享，激励股东投资，解决投资不足问题。此外，短期债务能抑制管理者对自由现金流的随意决定权以缓解投资过度问题。Jensen(1986)[3]提出当企业拥有足够现金流时，管理者可能投资一些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以扩大企业规模，即投资过度。   短期债务的偿还压力有利于减小自由现金流收益，若管理者过度投资还会加大企业破产清算可能性，因此能约束管理者的经营。长期债务则能抑制无效扩张。Hart和Moore(1995)[4]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认为长期债务的交易成本会减少管理者投资后带来的预期收益，因此管理者在为扩张而投资前必须先权衡融资成本与投资收益。国外实证文献中大多以企业内部特征为研究变量。Myers(1977)[2]认为成长机会越多的企业越应使用短期债务以降低成本。Stohs和Mauer(1996)[5]与之观点相反，认为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正相关。Barclay和Smith(1995)[6]发现行业的管制会使企业发行更多的长期债务，因为管制已控制了发行长期债务的不良后果，从而降低了成本。Guedes和Opler(1996)[7]证实企业规模与债务期限正相关，资产价值与债务期限负相关。就国内而言，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完善度与国际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为此，国内学者采用不同模型验证国外理论在本国适用度的同时，也力图发现中国背景下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特性。   肖作平（2007）[8]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实证说明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负相关，这与Myers(1977)[2]相同，与Stohs和Mauer(1996)[5]相反。而对公司规模的研究支持现有理论。毛洪安、李晶晶（2010）[9]在公司规模、缓解投资不足问题上与前人一致，对成长机会的实证与Stohs和Mauer(1996)[5]一致。同时他们引入“股权集中度”，认为股权分散时，为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冲突，企业倾向于选择短期债券。而股权集中时，反而选择长期债务。李峰、杨兴全（2008）[10]以2001～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研究发现债务期限只能在非国有控股公司有相对约束，在国有控股公司却无法起到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反而因为充足现金流恶化了过度投资。商业信用和公司债务在两类公司均无法发挥治理效应。肖坤、刘永泽（2010）[11]以2005～2007年A股上市公司为实证研究对象，给杨兴全的结论以部分支持，同时发现负债虽然不能约束公司管理者，但破产清算风险可防止控股股东“掏空”公司，因此对控股股东有极强约束力。   （二）信息传递假说   信息传递假说是指市场中交易的双方总存在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得信息量少的一方无法信任另一方。因此，信息量少的一方以另一方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为信号进行判断，决定己方策略（Brick和Ravid1985[12]）。李文群（2005）[13]归纳出：逆向选择是指交易前债权人、债务人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投资给更易造成信贷风险的借款人。融资交易完成后，借款人存在欺骗行为，进行高风险项目或是故意致使贷款不能归还，即道德风险问题。Flannery(1986)[14]将信号传递效应运用于债务市场，认为信息不对称时，所有债务人以公司价值、项目质量为依据传递公司信息以供债权人估价投资。一般而言，证券定价与实际价值有偏差，长期债务被错误定价的可能性大于短期债务，因此选择长期债务的企业传递的信息也可能与企业真实价值不相符。优质企业可以承受短期债务带来的还本付息压力，从而选择定价偏离程度小的短期债务融资，以传递其高质量的信息。劣质企业无法承担短期过重的交易成本而选择长期债务。同时他也提出，信号传递是有成本的，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企业会选择短期债务，信息轻微不对称的反而选择长期债务。Diamond(1991)[15]以信用等级评估企业质量，通过建立模型分析企业质量与债务期限的关系。他认为信用级别越高的企业面临的清算风险越低，会选择短期债务，而信用等级低的企业存在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大，无法获得长期债务，只有信用级别居中的企业选择长期债务。12年第1期中旬刊（总第468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01，2012（CumulativetyNO.468）对信息传递假说的实证文献所持态度差异较大。Barclay和Smith(1995)[6]实证发现的确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企业选择短期债务的情况，这与Flannery(1986)[14]的结论一致。Stohs和Mauer(1996)[5]实证完全支持Diamond(1991)[15]的观点。#p#分页标题#e#   但Berger等（2004）[16]对Flannery(1986)[14]和Diamond(1991)[5]均进行了检验，只验证出低风险企业选择短期债务的正确性，而中等风险和高风险公司差异不显著。Guedes和Opler(1996)[7]则完全不支持信息传递假说。在国内，雷森、李传昭和李奔波（2004）[17]从银行贷款角度分析，通过建立银企间动态博弈模型，指出交易费用低，即信贷配给不存在或较轻时，企业好坏无法区别，只能实现混同均衡，但交易成本高时，低质量企业无法选择短期债务模仿高质量企业传递信息。袁卫秋（2005）[18]证实信用等级高的企业获得长期贷款的几率更大。肖作平（2007）[8]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市场上企业质量与债务期限负相关，但不明显，说明企业无法很好地以债务期限结构向市场传递信息。李文东（2008）[19]支持肖作平的结论，他分析国外啄食顺序理论与中国现状，认为企业内部存在的冲突及外部行政干预使企业无法通过负债融资显示自身质量优劣。齐婧（2010）[20]的实证中以上市公司市净率作为评价企业价值的标准，得出与肖作平（2007）[8]相反结论，与Flannery(1986)[14]结论一致。陈建明（2010）[21]从银行期望收益与贷款利率的角度研究，指出劣质企业支付的利率高于最优贷款利率时，银行期望收益反而因风险而有所下降，因此在给定供给量下，劣质企业无法获得债务资金，只能传递其低质量的信号。   （三）期限匹配假说   期限匹配被Morris(1976)[22]定义为企业资产期限要与负债期限对应，即长期长期负债融资用于长期资产，短期负债融资用于短期资产。这样可以避免资产停止使用后，为资产借入的负债仍需偿还利息的情况。Myers(1977)[2]认为，当企业面临新投资项目时，需要进行再投资决定，发行与之相匹配的债务能建立相应的投资激励，降低成本。实证研究文献基本统一为支持态度。Hart和Moore(1995)[4]分析了企业已有资产与新投资机会，认为长期资产搭配长期债务是最理想的。Stohs和Mauer(1996)[5]、Guedes和Opler(1996)[7]也实证发现企业资产与负债的期限呈正相关关系，为该假说提供经验支持。谭小平（2008）[23]以A股数据论证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资产期限与债务期限显著正相关。但中国债务市场欠发达，出现了短期“借新债偿旧债”，中长期“股权融资替代债务融资”等问题，导致短期债务远大于中长期债务，债务期限短于资产期限，匹配关系不合理。张静（2009）[24]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提出短期债务普遍偏高，反映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段彰乔、王丽娟（2010）[25]以实证研究给予张静（2009）[24]支持，认为固定资产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长期负债融资。同时他指出国内以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计算资产期限存在误差，折旧年限与实际产生收益年限不能等同。袁卫秋（2005）[18]、齐婧（2010）[20]等的实证研究均为期限匹配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   （四）税收假说   税收假说是指负债所支付的利息可以从利润中扣除，使得负债融资具有避税效应，且长期负债比短期负债税盾优势更大。Kane,Marcus和Mcdonald(1985)[26]建立动态模型提出选择债务期限结构要根据税收的利益、破产成本和发行成本之间的权衡决定。还指出债务期限结构与税率负相关。当债务抵税后的收益减少时，企业会延长债务期限以确保该收益高于已经摊销的发行成本。他们也提出在税率的影响下，债务期限与企业价值波动性呈负相关。Brick和Ravid(1985)[12]引入利率收益曲线，认为长期债务比短期债务更能减少未来应付税款的现值，最大化企业价值。因此利率收益曲线向上倾斜时企业选择长期债务，反之，在向下倾斜时选择短期债务。Brick和Ravid(1991)[27]在此基础上扩展研究，提出利率不确定时，企业也会选择长期债务融资。Kim,Mauer和Stohs(1995)[28]从税收时机选择的角度分析，长期债务因有更多的税收时机选择权从而更能削弱利息率风险。实证研究中，Stohs和Mauer(1996)[5]证实债务期限结构选择与税率有反向关系，但该领域实证研究多持否定态度，如Guedes和Opler(1996)[7]、Barclay和Smith(1995)[6]验证债务期限与企业债务无关。匡海波、李延喜和曹雪（2007）[29]实证发现减少短期债务比例，提高长期债务的确会增加公司收益，这支持了Brick和Ravid(1985)[12]的观点。张静（2009）[24]以1998年～200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债务期限与边际税率负相关，即边际税率越低的公司越发行长期债务。宁静、宋晓满（2010）[30]；黄文青（2010）[31]分别以经典理论的归纳研究和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为税收假说提供证据支持。肖作平（2007）[8]的研究不支持税收假说。他以国债收益差系数不显著证实了即使加大长期与短期债务的收益差，企业也不会发行长期债务以提高税盾。齐婧（2010）[20]文献中整理了Scholes和Wolfson关于边际税率的观点，边际税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发行长期债务，而边际税率低的企业由于税盾效果弱将面临过高的清算风险，只能选择短期债务。同时齐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同样不支持税收假说，认为边际税率的高低对债务期限结构没有显著性影响。段彰乔、王丽娟（2010）[25]支持齐婧（2010）[20]的观点，并指出我国的税收征管政策削弱了负债的税盾作用。因为我国对企业出台了多种优惠政策，带来的收益大于负债的税盾效应，所以企业无须通过选择债务期限避税。   （五）“制度环境理论”   制度环境理论主要是探讨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非正式制度如政府关系、金融发展水平等背景环境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Rajan和Zingales（1995）[32]首先以七国税法、银行、证券市场状况等数据研究论证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受国家制度环境约束。Demirgu-kunt和Maksimovic(1995)[33]指出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越高，大公司越选择长期债务，而小公司选择短期债务。在银行业发达的国家，小公司会有更长的债务期限结构。Charumilind等（2006）[34]指出政治关系好的企业能从债权人处以更少的抵押资产获得更多长期贷款。Fan和titman（2003）[35]实证说明法律制度越不完善的国家其企业选择的债务期限越短。中国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之有共性也有特性。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36]证实政府关系在当前制度环境下替代法律降低贷款人的风险预期。自从我国实行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出现变化。层级越低，干预越强。何威风（2010）[37]以地方政府最终控制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发现，政府分权程度与国有企业债务期限正相关，金融发展水平与之负相关。分权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国企获得长期贷款，且能削弱金融发展水平对长期债务的抑制作用，反而使该水平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朱家谊（2010）[38]同意以上观点，同时提出中央政府同样干预公司债务，但相对于地方政府更偏好干预短期债务。原因在于中央政府能直接补贴、投资于中央政府控股企业，致使控股企业资金充足，短期融资即可。#p#分页标题#e#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存在不容忽视的影响。不同于发达国家，在政府干预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发展水平与债务期限结构呈负相关。肖作平（2007）[39]分析了中国各省份分布的上市公司职务期限结构之间存在的差异，发现中部地区债务期限明显高于东、西部，而东西部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均以短期债务为主。原因可能在于中部金融发展水平不高，且政府干预程度重。徐斌（2010）[40]认为地区金融水平提高虽然使企业融资渠道增多，但公司未来期权投资机会的增加使得公司自身现金流增加，公司对长期债务的需求减弱。且金融发展水平增加企业成长机会，以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结构的负相关关系，应该用短期债务缩小成本。在保护力度不足的法律制度下，公司拥有更多短期债务，但江伟（2010）[41]以地区法制环境和金融发展为解释变量，通实证研究证明，法制环境的改善并不能使公司获得更多的长期债务。其原因可能是中国的债务市场发展滞后，股票市场更为发达，且股东相对于债权人对法制环境更为敏感，往往先于债权人为公司提供权益资金。   二、综合评论   通过上述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   （一）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企业规模、成长机会、公司质量、资产期限、公司收益、税收、制度环境等。但各因素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不一，目前的研究并不能阐述各因素整合后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总影响。也就是说，站在信息使用者的立场上，由于各因素没有相应的权重，无法分析影响因素评判出选择何种债务期限结构。   （二）目前研究中采用的主要是静态分析，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也仅根据静态的历史数据，而债务融资的决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该考虑决策过程中各影响因素变动的速率、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等。   （三）研究取样存在局限性。首先，大量文献中均用上市公司数据做实证研究，果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市场上中小企业数量居多，对他们的关注太少，无法形成全面的研究结论。其次，各文献探讨的债务融资渠道仅限于银行贷款，而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公司债券、商业信用等债务的期限结构没有涉及。   （四）变量的选择并不精确，存在不足。以信息传递假说为例，肖作平（2007）[8]衡量公司质量以市盈率为变量，而齐婧（2010）[18]则用市净率代表公司质量。两者的适用范围本身既存在差异。市净率考虑到固定资产在净资产中的比重更适合衡量制造业等行业的公司质量，而不适合衡量固定资产少的高科技产业；市盈率是当前最广泛的指标，但盈余易受人为操纵以及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波动大，导致市盈率没市净率稳定，故适合衡量需求弹性小，风险小的行业。而市净率和市盈率中使用的公司股价均有高、低估的情况，即使取月平均值以增强可信度，但是否能正确传递工资质量信息仍有待研究。   （五）由于各假说前提仍是在一定的国家背景下形成的，因此部分理论在中国制度下的适用性不强。如长短期债务的公司治理效应在中国背景下就作用甚微。原因在于①长短期债务实质界限弱化。中国债务市场上存在短期债务长期占用、借新债偿旧债的情形，导致短期负债无法约束管理层。②政府的介入。国有控股公司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由于政府的补贴或投资而并不担心还本付息压力或破产风险。③法律机制的缺失。管理层资产替代、投资不足等行为造成的成本最终会有债权人与股东承担，因此管理层更倾向于选择债务期限以谋私利。   （六）忽略现实经济因素。目前使用的货币政策对债务期限结构选择存在冲击。如应对通货膨胀央行多次调整准备金率，银行可供放款减少，信用规模缩小，利率提高，必然影响信贷配给。且导致借贷双方交易成本上升。   三、未来研究展望   现有债务期限结构理论有待完善，近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理论层面上，一是扩展影响因素，如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公司独立性等；二是通过调查分析，确定各影响因素权重的分配，力图研究由各影响因素组成的系统性结构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三是动态研究各影响因素；四是分析中国与国外存在差异的原因，研究中国企业合理选择债务期限结构所需要的环境与制度安排；五是加入通货膨胀、经济周期波动等经济现实，使研究结论更具实用性。研究方法层面上，一是改变样本选择策略，细分研究区域、行业。且多探讨中小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二是更换变量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制度下的债务期限结构，对我国企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一篇：房地产开发企业税收风险管理问题探析

摘要：

我国房地产业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增加就业与当地GDP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特别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款，对增加当地财政收入、保证政府开展行政业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地方税务部门通过对各个房地产企业在户籍管理、网上申报、加强税务稽查等方面进行税收风险管理，旨在通过实施专业化、精细化税收管理，增加地方税收收入。本文通过对房地产企业税收风险类型、产生原因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提出若干税收风险应对措施。

关键词：

房地产开发；企业税收；风险；原因；方法措施

所谓税收风险管理是指税务机关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对企业风险进行分析、归类，针对不同风险采取税收管理措施，以有限的税收征管资源降低税收管理风险，提高当地企业纳税额，维护当地政府稳定。例如，税务部门通过对辖区纳税企业采取网上申报辅导、风险预警、反避税稽查等手段，以差别化的手段应对不同风险类型的纳税企业，实现税收征管最大化目标。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税收风险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

摘要:2018年我国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变革，在税收征管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对于税收风险管理的优化提升是一次绝佳契机，有利于全面化解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税收风险。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是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意，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风险管理面临着管理理念要转变、管理视野要放宽、管理能力要提升和管理体系要完善等挑战，需进一步完善税制，完善税收管理体制模式，完善税收管理机制流程;进一步提高纳税遵从，全面推进依法治税，加快推进数据治税。

关键词:税收风险管理;税收征管体制;数据治税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本轮改革旨在解决职责不够清晰、执法不够统一、办税不够便利、管理不够科学、组织不够完善、环境不够优化等问题，提出到2020年建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税收征管体制。2018年国务院提出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由此掀开全面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序幕。新一轮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对税收风险管理产生哪些影响，未来税收风险管理发展变化的趋势是什么，需要关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是亟需解决的新课题。

一、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

(一)税收征管体制的内涵

税收征管体制是处理国家内部机构间税权配置关系、政府间税收收入关系和税收征管关系的基本制度，是税收制度、财政管理体制和宏观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税收管理体制模式、国家机构间税权关系、政府间税收收入关系和政府间税收征管关系等基本要素。在税权配置关系上，税收立法权在人大，税收执法、税收管理则是税务部门的职能。因此，提升税法遵从度和行政效能，降低税收流失率和税收成本，是税务部门的主业。

(二)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背景

第一篇：施工企业成本管理问题

摘要：

当下国家经济加快调整转型的发展趋势，对施工企业的整体要求也不断提高。企业要想获得期望利润，必须高度重视成本管理，实现各类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因此，施工企业必须增强成本意识，实施有效的成本控制，提高企业预算管理水平，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堵塞管理漏洞，减少资金浪费，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

关键词：

施工企业；成本管理；成本控制

一、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1.成本管理理念落后

摘要：

我国企业会计制度选择空间的存在、公司治理及法制惩罚的薄弱使得盈余管理寻租行为难以避免。为有效治理盈余管理寻租，本文基于声誉视角，利用声誉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外部投资者和政府监管者对盈余管理参与主体的多重声誉制约,最后提出声誉机制治理盈余管理寻租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

声誉；盈余管理；寻租行为

一、盈余管理寻租存在的制度空间

近年来，会计寻租愈发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对于盈余管理寻租，国内外研究依旧不足，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制度角度分析其成因。狭义角度基于会计制度寻租，认为盈余管理寻租行为的空间产生于会计相关准则之“公共领域”，如利用会计政策变更或关联交易方式开展的盈余管理寻租。而Watts（2003）从广义制度角度诠释，认为公司契约、法律诉讼、税收均可视为盈余管理寻租的制度空间。结合我国转型期政策变化的特殊背景，公司契约和法制缺陷都成为企业盈余管理寻租的潜在因素。首先，公司契约的缺陷在于缺乏对盈余管理直接控制和操作人的有效监督。国内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是通过大股东直接控制管理层的操作形式，并未明文规定契约，也缺乏类似于发达国家完善的公开披露信息机制，导致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小股东很难对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进行有效约束。其次，法律制约的缺陷在于现阶段国内企业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过轻，大多数信息披露违规者仅被追究行政责任，如警告、象征性罚款等。显然，当造假成本远低于造假收益时，企业盈余管理寻租行为势必增加。最后，从税收制约来看，税法规定，在允许范围内企业可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推迟确认未实现的收入和提前确认未实现的损失。税收动机使企业管理当局有动机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和方法，从而达到合理避税或税收递延的目的。综上所述，公司契约、法律诉讼、税收倾向于关注企业内部的局部利益协调，这些制度的缺陷均促成我国企业盈余管理寻租行为动机。可见，已有制度规范的低效性彰显出从非正式制度角度来弥补的重要性,而声誉机制作为关注整体环境均衡博弈的非正式制度，其隐性扩散效应、全面性的优势对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主体的制约具有重要作用。

二、声誉机制治理盈余管理寻租行为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