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文化论文范例

摘要：该文首先介绍了书法字体运用于视觉艺术设计的实际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主要阐明书法字体特点、书法字体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其次说明了书法字体运用视觉艺术设计的可行性，主要指书法视觉元素及其设计原则。其中，书法视觉元素包括笔法、墨法、字法、章法；书法视觉元素的设计原则主要包括规范性、艺术性、创新性。书法字体作为设计的主要构成元素在视觉艺术设计工作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随着视觉艺术的不断发展，书法字体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设计理念，是我国独有的设计种类。以往的书法艺术形式难以很好地运用于视觉艺术设计工作，需要结合一系列的创新元素和字体结构进行创新，以突出表现作品的主题，赋予书法字体新的设计思路。

关键词：书法字体;视觉艺术;艺术设计;设计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开始重视视觉艺术设计工作。书法字体作为传统艺术形式，在设计中有着更加灵动的创新方式，相关工作人员并不仅追求字体的准确性，而且将重点放在视觉前提下的美感研究。应用书法字体的视觉艺术设计，不仅将传统书法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有效结合，而且尽可能地在视觉艺术设计中深入研究传统文化的真实内涵，通过创新模式表现视觉艺术体验的新鲜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传统文化更加生动的美感。

一、书法字体运用视觉艺术设计的实际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1.书法字体的特点

不同的书法类型有着不同的书体特点。篆书有着均匀的字体结构，在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往往被用在礼器与铭文上。篆书具有历史的特殊厚重感，在现代视觉设计过程中，往往被很多设计师青睐。楷书字体方正，由篆书演变而来，有着较强的辨识度和实用性。在应用书法字体的过程中，楷书往往被用于传统文化类主题和标语的设计，或被有效地应用于一系列的医药产品包装、工业产品包装以及饮食包装等。行书在楷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行书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有着良好的艺术效果和较高的实用价值，被认为是当前社会最流行的字体之一。通常情况下，设计师会将行书运用于书籍封面、烟酒品牌、海报以及标志字体的设计。草书的特点极为显著，有着狂放、灵动、飘逸的意境。由于草书的书写规律独具特色，因而普及程度较低，缺乏足够的辨识度。草书的笔画自由、奔放，一些设计师喜欢将草书当做设计作品的底纹。

2.书法字体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摘要：

目的研究封面的造境之美对文学童书装帧设计的意义。方法以阐述造境的内涵为切入点，从文学童书封面的图形、色彩、文字和材料4个方面出发，分析文学童书封面的造境方法，探讨文学童书封面的造境之美。结论文学童书封面的造境要具备文学性与艺术性，只有让封面内容的精神美和艺术的形式美相互渗透实现完美统一，才能使孩子们通过封面艺术准确领会文学书籍的内涵与气质，带领读者进入充满艺术气息的情感世界，感受文学童书封面的造境之美。

关键词：

封面；文学童书；造境

文学童书是影响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教育载体，而童书封面则是孩子了解书籍内容的主要渠道，在书籍设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当前，在琳琅满目的书海中，人们对书籍封面提出更高的审美要求，优秀的文学童书封面要结合书籍的内涵，分析研究文学童书封面的造境之美，引领孩子进入一个意想的情感世界，从而极大地满足儿童的“悦读”需要。

1造境与文学童书封面设计的内涵

1.1造境的含义

【摘要】作为独具特色的文化养老产品，书法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动静适宜，对老年人形体调整、气脉调理、感知系统保健、情绪与心态调适均具良好功效。在深度老年化的社会背景下，研究书法训练的养老养生功能，颇具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化养老；养生功效；书法

文化养老是在物质养老、医疗养老得到充分保障，老年人生理、安全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后，植根于中国“孝”文化，对老年人加强情感关爱、精神抚慰的养老理念与行为。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及方法论基础上，以现代人本主义需求层次理论为指导，体现了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时代担当[1]。做好文化养老工作，应系统开发包括书法在内的多样化的文化养老产品。

一、书法作为文化养老产品的独特品格

首先，书法爱好者人数众多，老幼咸宜，群众基础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汉字自一出现即被视为一种奇异现象，能写好汉字历来被视为值得荣耀的事。儒家以“书”为“六艺”之一，孔子主张“游于艺”。书法这种“游戏的吸引力主要由兴趣和享乐的基本情绪而增强”[2]。书法创造中产生的愉悦、欣喜、安适，是高雅、逸豫、赏心悦目而胜过其他声色刺激的，有利于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第二，书法审美层次多样化。书法既是高等院校开设的专业，又是每个文化人伴随识字产生的认知过程，对有无基础、基础好坏要求并不高。除专业书法群体外，并不排斥文化层次、审美品位较低的修习者。第三，书体风格变化多种多样，选择余地大。汉字经历篆、隶、草、行、楷等多种形态嬗变，五种常见书体乃至同一种书体内部均具有不同的审美趣味，难易程度不同，习书者可自主选择。出于审美趣味上的强烈吸引，五种书体都拥有众多的爱好者。只要有兴趣，老年朋友完全不必顾虑是否有无基础，可随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体开始训练。第四，书法训练可伴其终身。书法训练动静适宜，以静为主。与舞蹈、武术等产品不同，书法养生不受身体条件、年龄高低限制，几乎适合任何年龄阶段、不同身体条件的老年朋友，且可伴其终身。

二、书法与养生

（一）渊源。养生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书法与养生渊源颇深。唐代张怀瓘常常耽玩草书，他在草书中寄托驰骋纵横之志，散发郁结的情怀（《书议》）。欧阳修发现书法具有陶冶情趣、滋润心田的作用，逢单日学草书，逢双日学真书，日复一日，乐此不疲（《试笔》）。首次明确提出书法养生理论命题的是元泰定年间书法家郑构。在《衍极》一书中，他首次认为书法是草圣张芝、张旭等采用的养生手段，并指出外在的书迹与书法家内在心灵的关系，“有诸内必形诸外”。明高镰《遵生八笺》详述鉴别与赏玩历代碑帖的乐趣，以及文房四宝品鉴、各种名笺的制作方法、20余种文房器具的构造，通过赏玩的方式增加知识、提高审美鉴赏力、陶冶性情、享受人生乐趣。当代张桂生从毛笔弹性、墨的凝聚性、宣纸的湿染性等方面分析书法养生的奥秘，金学智[2]系统梳理历代书法养生理论与实例，指出书法有益于防病祛疾、延年益寿，具有明显的多层次的养生功能。

【摘要】书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现代艺术设计中仍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将书法字体与书籍封面设计进行有机融合，有助于在现代社会中更深层次地继承与弘扬书法文化。基于此，通过分析书法字体在书籍封面设计中的情感表达，为现代艺术设计与传统书法字体的有机结合提供可靠理论依据，通过不同艺术设计元素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实际需求，进而在提高书籍封面美观性的同时赋予其更深刻的文学内涵。

【关键词】书法字体；书籍封面设计；情感表达

一、引言

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封面艺术设计进行有机融合具有积极意义，不但有助于拓展书籍、报刊的多元化封面设计形式，还能通过将书法字体进行抽象处理与艺术处理的方式提升书籍封面的美观感，在描述书籍艺术特征的同时传达作者对作品赋予的情感，书籍封面设计师通过规划书体书法字体表现形式丰富设计内涵，为读者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有助于吸引社会公众对书籍方面的关注度，充分发挥书法字体中蕴含的情感表达要素。

二、借助书法字体凸显封面设计的情感艺术

将书法字体与书籍封面设计相结合时，应有意识地融入情感要素，基于整体角度合理规划字体框架图，充分发挥封面的艺术美感特性，凸显出封面设计的情感艺术要素。对封面进行艺术设计时，应深入探究与分析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书籍投入的情感要素，通过正确理解作者的情感表达提高书籍封面与实际内容的贴合度。书籍封面普遍围绕着书名展开设计，描述书籍内容时可将书名设置为楷书的字体形式进行表达，并以居中垂直的布局方式合理规划书籍封面，同时适当融入情感表达要素增添艺术色彩，实现楷体书法艺术性与书面设计艺术性的有机融合。设置书法字体时，应尽可能选择分布均匀、重心突出的字体形式，并明确区分不同字体间的差异性。通过书法字体框图的方式进行表述可以直接凸显出作者大气沉稳的精神品质，并且这种字体形式通常在大型出版社或学术杂志的封面中较为常见。另一方面，选择布局相对规整的字体框架图还能提升封面设计的艺术性，有助于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充分利用了用户喜爱大气封面布局的心理，进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提升书籍销量。此外，部分设计师设计书籍封面时，通常采用将书法字体框架图垂直居左或垂直居右的方式增添书籍封面构图的美观性，整体呈现出庄严肃穆的视觉效果。在书籍封面设计字体框图时，可选择居左、居右以及水平的表现形式，从视觉上为用户提供大气沉稳的直观感受，因此在社会公众中广受喜爱和好评。另外，对于儿童书籍读物或青少年读物的封面设计，可结合书籍实际内容适当添加趣味性动画设计元素，有效激发儿童或青少年对动画设计元素的兴趣。例如，在书籍封面设计中可选择书法草书字体的形式，利用其不规则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封面设计内容，充分迎合青少年想象力旺盛、好奇心强的心理特征，全面调动青少年自主阅读书籍的积极性。

三、合理设置书法字体布局呼应封面情感主题

摘要：哈尔滨是伪满统治时期东北重要的中心城市，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积淀，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等方面发展超越其它的东北城市。对于哈尔滨伪满时期的美术形态发展情况进行梳理研究,对了解伪满时期东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伪满时期;殖民统治;哈尔滨地区;美术形态

一、伪满时期东北殖民美术的组织形态

（一）总务厅弘报处———伪满官方管理机构

1932年3月1日伪满政权建立。日伪政府马上开始对东北人民的思想进行管理与统治，设立了资政局弘法处。1933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加强对东北殖民地区思想和文化的统治，废除了资政局设立了情报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对内部机构进行全面改革，以达到进一步控制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逐步的将总务厅情报处扩大为伪满的思想文化统治中枢———总务厅弘报处。

（二）满洲艺文联盟———伪满官方组织机构

《艺文指导要纲》发表之后,为适应“国策”的需要,日伪政府于1941年8月25日在新京正式成立“满洲艺文联盟”。“满洲艺文联盟”由伪满各艺文协会以及各地文化会组成，是以“求得艺文的综合发展”为宗旨，在“满洲艺文联盟”协会构成中，“以进行艺文谘议会，并加盟各艺文协会以及各地文化会之间的联系事宜”为目的而结成的官方文艺团体。“满洲艺文联盟”的建立，从政策上、组织上加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民众思想文化的控制。“满洲艺文联盟”在成立之初，由“满洲美术家协会”“满洲剧团协会”“满洲文艺家协会”及“满洲乐团协会”四个文化团体组成。在“满洲艺文联盟”的协会构成中，美术方面的艺术团体主要有“满洲美术家协会”“满洲书法家协会”“满洲工艺家协会”三个协会构成。

摘要：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审美需求不再仅仅停留在满足视觉审美方面，而是越来越趋向于追求其文化内涵。茶包装设计的创作思路不断扩展，对于传统文化的应用不断深化，使茶包装设计呈现跨越式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十分丰富，茶文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茶文化是人们追求精神享受的体现。茶文化通过包装设计实现创意转化，以丰富而厚重的文化底蕴为设计依据，结合现代生活的流行元素，传承传统文化精神，使包装设计更能体现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底蕴;茶包装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茶叶生产大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茶可以治病、止渴、消食、除瘴等，陆羽的《茶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中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文化在唐代形成，而一段时期的禁酒制度促使饮茶之风更加盛行。唐朝时期佛教文化发展繁荣，一些僧人种地制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饮茶之风推广开来。饮茶成为僧人、文人、士大夫等文化群体的生活组成部分，从而促进了茶学、茶艺的发展。

一、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茶文化

茶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我国是茶叶的种植之乡，茶叶种植面积在世界上位居第一，是世界上公认的茶叶生产大国。茶叶如今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消费品，茶文化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非常重要。早在战国时期，茶叶生产已有一定的规模，《诗经》里就有茶的相关记载。汉代，茶成为“坐禅”的重要用品。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开始流行。隋唐时朝，茶叶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出现茶馆、茶宴、茶会等，提倡客来敬茶。宋朝开始流行斗茶、贡茶、赐茶。我国的茶文化丰富多样，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衍生出茶道、茶德、茶精神、茶联、茶书、茶具、茶学、茶故事、茶艺等。这些茶文化特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元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茶包装得以体现。设计者可以从这些元素中获得灵感。新中国成立以后，茶文化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而以茶为载体的产业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如今，茶饮充满了时尚与都市的气息，现代茶饮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茶饮市场更加年轻化。

二、中国茶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主，陆羽的《茶经》把儒、释、道文化融入茶饮，开创了中国的茶精神。中国茶文化以茶为载体，将茶与文化相互融合。中国是礼仪之邦，注重传统文化，凡是家里来了客人，都要沏茶、敬茶或是以茶代酒。茶具有解酒、提神等功效，人们通过饮茶，一方面能消除疲劳、振奋精神，另一方面可以实现精神的升华。中国茶文化理念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传统茶文化把时间和生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品茶的过程是对时间概念的诠释。品茶即品味生命过程、体味生命节奏，茶道中“人在草木间”的品茶境界，正符合“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老子曰：“至虚极，守静笃。”品茶时，茶的香气浸润心田和肺腑，精神在虚静中得到升华与净化，人与自然得到融合。在茶道中，静与美相得益彰，无论是儒生还是僧侣，都把静作为修习的途径。静则明，静则虚，静可忘乎所以，静可虚怀若谷。

摘要：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在传统文化知识的内容上涉及不足，不能完全满足初中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需求，尤其是关于古代文学的作品，教材没有深入挖掘其中的传统文化知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品的文体界定不够细致、准确；作品以及相关文化讯息的注释简略、含混；对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修养重视不足。对此，应该采取完善作品注释及文化讯息、开辟传统文化版块等方式进行改进。

关键词：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传统文化

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自2016年投入使用以来，颇受好评。在这版教材中，响应国家弘扬传统文化的号召，增加了关涉传统文化知识的内容，教材主编温儒敏对此评价说：“（统编版语文教材）有一个变化非常明显，就是传统文化的篇目增加了……初中古诗文选篇也是124，占所有选篇的51.7%，比原来的人教版也有提高，平均每个年级40篇左右。体裁更加多样，从《诗经》到清代的诗文，从古风、民歌、律诗、绝句，到词曲，从诸子散文到历史散文，从两汉论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小品，均有收录。”[1]除了传统文化内容的增多，不少研究者、教育者认为“统编版”所蕴含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教育功能也在提升。郎镝、张东航的《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研究》认为：“从传统文化教育的角度看，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的内涵、特征和实施策略充分体现了这种文化教育的功能。”[2]彭红霞的《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古诗词注释之误》认为：“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选编的古诗词，高度契合了新课标中‘培养爱国主义感情’‘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形成良好的语感’‘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等总体目标。”[3]不过，虽然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在传统文化的知识内容上有所增加，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有所提升，但整体上依然有所不足，并不能完全满足初中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需求。语文的教育目的有三个维度：一是培养学生语言、文字的认知，让学生能够准确地对汉语字词进行认识、书写、讲说；二是培养学生阅读、写作与表达的能力，让学生能够阅读并理解文学作品、公文文书、新闻通讯等文字内容，并能够进行良好的语言表达与文字写作；三是培养学生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知与热爱，让学生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了解、熟悉，热爱民族文化进而热爱自己的民族与国家。语言文字并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承载民族文化血脉的载体。如果说在小学阶段语文教育的目的还是以第一个维度为主，那么到了初中阶段语文教育就应该以第二个维度与第三个维度为主，尤其是对于传统文化认知的培养，应该重点始于初中。因为初中阶段学生开始具备独立的思考意识与判断能力，这个阶段是塑造人格与培养情感的最佳时期，应该利用这个时期进行更为充分的传统文化教育，增加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知识的认知以及民族情感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来说，初中的语文教育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对于教材的要求更高。但是就统编版所涉及的传统文化内容来说，还是有欠缺的。这一点在教材中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一、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内容的不足

在初中语文课堂上进行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授，最为有效的方式便是利用古代文学的作品进行传统文化知识的讲授与辐射。古代文学包括古典诗词曲赋、文言文、古代小说等内容，这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文学作品中，又涉及典故、民俗、节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方面的古代文化知识，无疑是传统文化教育的充裕水库。然而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关于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容却更多停留于语文基础知识的讲解与介绍，并没有利用古代文学作品进行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导致传统文化的知识与内涵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也让学生不能够更好地理解、接受作品中蕴含的传统文化。

1.对古代文学体裁概念的界定

过于宽泛、含混关于古代文学的体裁，今人的界定与古人是不同的。今人对于古代文体主要分为诗歌、散文、词、小说等几种，而古人对于文体的界定要详细得多。例如，诗歌便有古体诗、乐府诗、律诗、绝句等之分，而文章有书、论、说、表、铭等之分。虽然现代并没有必要完全按照古人的方法进行文体分类，但古代文体一些基本的区分还是应该明确。然而教材往往是以现代的文体概念替代古代的文体概念，并没有真实地呈现作品真正的文体。例如，统编版七年级下册选录了《木兰诗》，将其称为“北朝民歌”，而“民歌”是今人的文体概念。在人教2001年版七年级下册的《木兰诗》中注释为：“选自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四部丛刊》本）卷二五。这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这样的讲释参照了古人的文体分类，并介绍了文本出处，相较于统编版而言更为严谨。除此之外，统编版教材对于古诗词几乎是以“古诗词”或者“古代诗歌”来统概，没有进行详尽的解读。例如七年级上册的第一单元第四课“古代诗歌四首”，所收四首作品其实是四种不同的体裁：《观沧海》是古诗和乐府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为绝句，《次北固山下》为律诗，而《天净沙•秋思》为散曲，学生不能深刻体会到其中的异同，难以形成系统的知识体例。除了诗词之外，统编版教材在文章的文体区分上也有不足。以《陋室铭》与《爱莲说》两篇为例，为了展示中华美德及其时代性，陶冶学生道德情操，统编版将两篇文章编为一课《短文两篇》，都在七年级下册。该单元的要求是“重点学习略读”，希望学生通过精读了解文章特点后，再去略读许多同类的文章。但是，统编版在课文注释中对文体特点部分笔墨较少，对于“说”体并没有介绍，对于“铭”也只是在注释中简要说明：“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诫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后来成为一种文体。”显然，这寥寥两句的注释对学生把握文体特点的帮助十分有限。统编版教材在文体区分上的笼统、模糊，对于古代文化知识的传授是非常不利的。一是学生不能接受较为完整的知识讯息。《天净沙•秋思》是散曲，却被笼统地归为古代诗歌。实际上，诗歌与散曲虽然都是韵文文学，但是二者拥有本质的不同，不能混同；二是学生不能准确地理解古代的不同文体，不能深刻感受古代文化的魅力。以诗词为例，古代诗歌、词体有多种体裁，而不同体裁的特色是不同的，不同特色背后体现的是汉语特有的文化魅力。比如律诗与古体诗的风格便有不同，律诗讲究精严的格律、平仄、对仗，它是基于汉语特有的文字、语音特点形成的，它有着自成体系的语言系统与发展脉络。从律诗出发，可以进行很多传统文化的辐射，包括汉语的语音特点，汉语四声的发展历史，汉字在对仗对偶上的要求，等等。不能分门别类地对不同体裁的文本进行解读，就让学生失去了体会更多传统语言、文字魅力的机会。三是学生不能以古人的视角对古代几种主流文体进行正确认知。如果只是以今人的概念去界定古人的文体，那么必然造成学生对于古代文体的隔阂，无法真切地体会古代文体内涵。例如“铭”是一种自我勉励的文体，是面向自我的；“说”是议论文体，是面向他人的。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使用方式和文化内涵，如果简单地以文言文或古文涵盖，是无法体现它们各自文体的魅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在当代文化架构下拓开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十分焦虑的母题。这种焦虑，或西延与汉学碰撞时炎时凉，或内溯于新国学探求时有执着，或立足当下语文教改有破有立，或后延于当代概念孰民孰中，或追问身份于现代汉语中渐成热点。这些焦虑，十分集中地体现在2010年9月20日至23日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以下简称“年会”）的四个分题中，会议开了四天，时间饱满，发言密集，时有交锋，新见叠出，是近年来少有的高质量的现代文学学术盛会。   一　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   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是近十年来一直涌动的学术话题，年会围绕其研究史与当下课题、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等命题进行讨论，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新领域的拓展。   年会首先讨论了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研究的历史与现实课题。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以9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后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把语言看作纯粹的形式，而看作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谈到当下时，他认为有三大课题值得研究，“一是关于文学语言问题的史实清理与研究，比如晚清白话文运动历史，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等及文学史上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以及文学现象。二是文学思想语言层面的研究，比如关键词研究，关键词研究是历史研究，通过研究概念的流变、发展来研究思想的变化和发展，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还停留在名词解释层面，缺乏意识层面深入。三是语言诗性问题研究，我们现在还没有对语言诗性问题建立一套有效的言说方式。“诗性”问题会对未来的文学语言研究带来巨大的突破。曹万生（四川师范大学）认为，“有三个历史逻辑层次，第一层次，对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形式研究以及这个形式历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就是研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联系。第二层次，把现代汉语作为与古代汉语不同的思维方式及思想实践的研究。第三层次，研究现代汉语诗性与现代汉语文学的关系。”二是关于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关系历史清理的研究。   年会就总体语言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晚清时期白话文运动、现代文学时期与现代汉语、当代文学时期与现代汉语及诗体语言、散文语言分别作了讨论。   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思路方面，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认为“应系统地梳理五四以来的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最终落脚点是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重要内在根源，即注重文学语言的变迁对中国现代文学进程（尤其是文学形式变化）影响的方式和程度的分析，”“应着重着手研究，文学语言变化的影响到底是以何种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和文学样式的形式发展和导致了一些重要的文学文体特征的形成”。   进入晚清时期，围绕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困境与转化，晚清译入语与现代文学想象及初期译诗等问题，代表们发表了不同意见。王平（中国海洋大学）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有一个“认同意识”困境的形成与缓解的过程，“晚清新知识者倡导白话文的初衷是维新启蒙，缺乏五四同人真正的语言自觉。白话、文言并行的二元性语言观凸显了晚清一代所面临的‘内俗外雅—体用分离’的认同意识困境”，“白话报这一启蒙形式使新知识者的认同意识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咸立强（华南师范大学）认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之译入语的斟酌使用，充分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汉语的现代性想像。”因为，“翻译时的译入语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而是一个有待生成的语言体系，是剧烈变动和生成中的语言——现代白话文。”围绕这一点，袁进（上海大学）分析了晚清译诗与现代新诗的关系，“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这些尝试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文学史的承认，它们被历史遮蔽了。”进入现代，年会围绕现代汉语的产生、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关于新诗语言的论辩、《新青年》标点与横书、鲁迅的语言观、钱钟书关于文言白话的观点等进行了讨论。汤哲声（苏州大学）认为，“中国‘现代汉语’是在清末民初之际由报人、作家、政论家、国家共同完成的。”“现代文学对现代汉语起到‘定型’的作用。”陈方竞（汕头大学）认为，钱玄同首先提出并始终坚持的“‘横行与标点’，作为《新青年》新文化倡导的一个重要主张”，“每一步微小的变化，都贯穿着同人间的分歧、争论乃至交锋，历时四年多，版式和标点符号才发生整体改变”。黄轶（郑州大学）以鲁迅语言观谈了晚清到五四时期的言文之分与身份之别。   “变与不变的观念都隐含着民族身份的焦虑。”近现代语言变革乃是为新文学立法。晚清到五四“言文合一”的提倡有白话化、欧化、拼音化三种思路。田建民（河北大学）认为，钱钟书对胡适和周作人的批评及对文言与白话的批评，体现了一种重史求实、新旧兼容的学术原则与治学方法。   进入当代，年会就现代汉语共同体形成与方言、孙犁的语言观、诗体语言、散文语言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刘进才（河南大学）认为，1955年相继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会议，对周立波方言文学的批评，使“文学作品中方言土语的运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规训。”刘东方（聊城大学）认为孙犁的语言观具有承现代启当代的桥梁作用：“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此后的李锐、韩少功、贾平凹、于坚、王家新，陈东东等，共同继承开拓了中国当代文学语言本体论。   可喜的是，对当代文体语言的研究也成为学者关心的问题。年会围绕现代汉语与诗趣、科学思潮与诗歌、穆旦到昌耀诗歌语言的质感、语言与当代散文等进行了讨论。王书婷、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认为，“对现代诗歌文体的描述，对现代诗歌功过的整理，应该回到‘趣味’、‘游戏’”，研究了现代诗歌文体研究的现状、趣味和游戏与诗歌的关系，汉语诗歌文体的古今得失比较，以及现代汉诗文体问题的切入视角做出了探索性的考察和分析。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认为“中国汉语诗歌的现代转型，很大程度是清末明初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潮影响的结果”，他从诗歌感性思维方式、语言、外在形式、意象类型扩展、传播途径等方面论述了与科学思潮的影响的直接关联和弊端。易彬（长沙理工大学）认为“穆旦时代，古典诗歌美学规范”影响了诗人写作，但后来的“昌耀有意掘用朴拙的古汉语词汇或生造词汇”，承载其情，传达滞重。“两人获得相似的诗学效果：词汇充满力度，语言获具独特质感。”渗透出对当代诗人现代汉语诗性的焦虑与感受。丁晓原（江苏常熟理工学院）从语言三维视角观察中国散文现代转型，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基础性的表征当是语言的现代性。”工具层面由白话取代文言，是现代性显性标志；语义层面新名词和“外国语法”的“欧化”，显示内在现代性；新文体的建构与语言关联，显示分型建体功能。#p#分页标题#e#   年会在关注现代汉语与创作、新诗创作与新诗文化、现代汉语文学史学术史研究诸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认为“从语言维度进行考察，普通话写作无疑是当代文学确立的标志。”高玉对普通话语音涵义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作了回应。在新诗创作方面，吴投文（湖南科技大学）认为，“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他认为，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研究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近年来这方面的文学史著作开始出现。巫小黎（佛山大学）提出了构建现代汉语文学史刍议，“整合全球汉语文化资源，构建全球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其意义和价值则超越了文学史建构本身”。赵黎民（重庆师范大学）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研究持疑，认为难度很大。晏红（四川外国语学院）就表达与应合、文学与学文、文人与文本谈了自己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研究的看法。高玉、朱晓进分别作了相应的回应。   二　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当代语文教学   现代文学经典阐释是本届年会的主要论题，也是最近十多年来现代文学界持续不断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体现了现代文学介入当代基础教育联系的动向，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文学界力图介入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思路。围绕这个论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思考，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建构及其当代性、经典阐释与语文教学、鲁迅作品新论、其他重要作家新论、流派文体新论等等。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有些什么变化，应怎样评价这一变化，温儒敏（北京大学）就研究的边界和价值尺度提出了看法，他认为，近年现代文学研究步入平稳，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研究趋向。一是回到“史学”的路子，“重新注重文学与历史的内在关联。”二是“一大批日本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三是“选题的对接，将文学领域问题与其它领域问题迅速对接起来。”利弊皆存。四是“新生代学者如何克服‘项目化生存’、弥补过分‘学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研究工作与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就社团研究与国家、个人等关系研究提出看法的有杨洪承（南京师范大学），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是随着中国现代文化及现代文化主体的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国民“群”的观念，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载体。”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四者关系的形态。与此相联，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认为“应该完全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打破国家、群体、个人对立的思维方式。”冷川（中国社会科学院）对2009年的现代文学研究作了系统评述。   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经典的社会意义，成为年会关注的问题之一。金宏宇（武汉大学）提出了副文本与现代文学经典建构的关系。认为，经典的中间层面与副文本有关。“这个经典化，一方面是文本的构成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关于其正文本的一种阐释的因素”。汪成法（安徽大学）认为，学院派文学批评“在1920年代承担的是立法者的角色，1930年代则是护法者”。王方（西华大学）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的问题，就现代文学经典对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作了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既有鲜明现代性特征又能够带来深刻生命体验的文化形式，是公民意识形成的精神食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经典的意义上，代晓东、王小平（四川理工学院）试图用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对现代文学经典进行阐释。周云鹏（长沙理工大学）认为“经典教学的道路不失为摆脱当前困境的主要途径”，哈迎飞（广州大学）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确定现代文学经典的价值标准”，提倡“精”、“深”、“慢”。   鲁迅作品的经典阐释与教学，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主题。陈国恩（武汉大学）简述了鲁迅研究史与当代中国社会、中学选本变化的简况，主张“中学语文教学对鲁迅作品的讲解要专注于发掘其更为内在的、更具有久远的文化意义，要对鲁迅及其作品采取一种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学）认为，鲁迅从弃矿学医，再到弃医从文，不断走进了他自己。“决定鲁迅取舍的根本在于何种学科更能满足自我的内心需要”。张均（中山大学）从农民形象的梳离与启蒙主义之关系的角度，认为《阿Q正传》是“启蒙主义独断式的自我表演”。曾令霞（佛山大学）对鲁迅作品看客、戏子、丑角等形象的分析，讨论了鲁迅作品与“戏台文化”的关系。陈伟华（湖南大学）对大学《阿Q正传》的教学图示了新的体验。   不少学者对具体经典篇目进行了新的解释。吴晓东（北京大学）提出了关注20世纪30年代文学对传统文学借鉴的思潮问题，他以何其芳《画梦录》所写三个独立志异故事《丁令威》、《淳于棼》、《白莲教某》为例，研究了“为什么何其芳的现代散文创作选择了这三篇古代故事进行改写？三个故事之间呈现了怎样共同的特征？何其芳改写之后的散文与原著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异同？改写后的现代文本又昭示了哪些值得分析的诗学属性？”认为“《画梦录》由此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现代创作与古典文学之关系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文本。”马俊山（南京大学）认为过去对丁西林《压迫》解读都不能真正揭示《压迫》的思想特性“，全剧都是围绕着租不租以及退不退的矛盾展开的。这是一场权益之争，作者探讨的是现代人的自由界限问题。”“深层反映的现代中国权利和自由意识的觉醒，这是它超越同时代其它作家作品的地方，也是它的现代性、经典性之真正所在。”袁国兴（华南师范大学）研究了“我”在艾芜《山峡中》的叙述位置选择与文本价值的关系问题。贾振勇（山东师范大学）认为茅盾《蚀》等早期小说中，“政治创伤体验激发了茅盾的艺术才情，‘绚烂中的哀伤’之美”“是他艺术才情的藏身之所”。大、中学教材对茅盾作品的阐释“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识形态规训的结果”。徐仲佳（海南师范大学）认为周作人现代思想根源有一个从前期的西方埃利斯到20年代中期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化。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对周作人致日本友人松枝茂夫信114封（1936年3月至1964年12月）“解读日伪时期周作人对战争、国家、文化、个人际遇的认知和感守约同时，试图提出那段战争期间出现的‘汉奸’现象的历史性和普遍性问题”。高恒文（天津师范大学）通过“破门”事件集中分析，考察了沈启无与周作人文学关系沿革及变化，从独特视角考察周作人40年代思想文风的另一面。陈希（中山大学）分析了近十年来《雷雨》演出由传统主题到超越现实的人性探索、传统表现形式到融入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突破固定“三一律”等形式的变化，认为更体现了《雷雨》创作原意。吴晓梅（昆明学院）分析了张爱玲、苏青小说与4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的关系和独立价值。夏中义（同济大学）认为1949年前的“朱光潜个人学术史”“最具创意”。#p#分页标题#e#   谢家顺（池州学院）对张恨水小说作了民俗学的阐释。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认为苏雪林从个人书写向国家叙事的转变，体现“国家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年镜像”。   还有学者对整体现代文学创作进行了探讨。刘勇（北京师范大学）认为“文学流派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体现出地域文学的某些特质，它们还有新的研究空间，这就是文化资源的开掘与发现”。邱雪松（西南大学）考察了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关系的演变，“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新文化运动人士主政的出版社大量诞生，呈现为古旧书店，大书局，新书业三足鼎立的局面。”黄晓华（湖北大学）分析了寓言型修辞中作为先觉者的癫狂，到诗意化修辞中作为高蹈者的癫狂，再到写实化修辞中作为毁灭者的癫狂的三种现代癫狂叙事，是“现代人认同境遇的一种隐秘的集体隐喻”。肖向明（惠州学院）研究了清代以来民间信仰与中国小说叙事的演变，追溯有其叙事潜在的“近代性”因素。   诗歌经典研究，体现了学者们不同的关照角度，特别是对现代诗学涉及个人真实等哲学相关命题作了探讨，如段从学（四川师范大学）认为冯至《十四行集》是“在个人与世界的关联中，在个人的变化和丰富中来寻找个人真实性的生存论道路”，与鲁迅《墓碣文》“把自我当作客观认识对象”构成潜在的对话关系。陈茜（江西师范大学）在比较废名的“浑圆”与朱英诞的“清浅”之差异中，思考朱英诞被文学史家忽视的原因。陈卫（福建师范大学）以朱自清20、30、40年代的相关诗论的影响与贡献为据，认为“朱自清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奠基人”。马云（河北师范大学）分析了李金发诗歌与罗丹的关系，认为“《弃妇》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多那太罗的《圣马德莱娜》和罗丹的《丑之美》的艺术感悟。”“他的诗是象征的，也是写实的。”在散文研究中，陈啸（南通学院）从京派散文的生成、理论言说、创作实践等方面探讨京派文人把纯“美文”以及对散文文体本体性回归为鹄的的一次极具价值的散文文学尝试的内涵及意义。小说研究方面，罗晓静（中南财经政大学）对晚清小说《孽海花》“对个体欲望、情感、微观社会乃至日常生活予以充分的注意”、消解精英等奇异之处作了分析。   陈思广（四川大学）对1927——1939年间三次长篇小说征文与获奖小说作了发掘与分析，并分析了三次长篇小说征文为人们所忽视的原因。阎浩岗（河北大学）对近年来《李自成》的评论进行了反思。   三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   近二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界，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关系的思考，一直处于转型的焦虑之中，并成为多次会议研讨的主题，随着当代文学的延伸，这个问题得到的关注越多，这既关系到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的关系问题，也关系到如何书写现代文学史。本次年会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的研究开始深入。   关于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的命题，关于近代、现代、当代的整体性思考以及如何打通的问题，都继续引起一些学者的重新思考。丁帆（南京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更把这个问题提为“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现代文学史删除和遮蔽了的1912—1917七年”。他把新文学开端期放在1912，理由有四：民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诞生；法律保证了言论等现代人权；法律保护对倡白话、开报禁、言论自由、启蒙产生了巨大作用，使现代文学一直比当代文学质量高；通俗文学得到长足发展。张福贵（吉林大学）继续他2003年提出的“中华民国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命名的说法，同时主张把当代文学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他从文学的性质和观念、作品构成因素、形象的置换、作家身份以及文学组织机制的变化四方面论证了这是两种“本质差异”的文学史。李怡（四川大学）看到了国家形态诸如法律、经济、教育、宗教、生活习俗以及文学生产、传播过程等等“结构”性因素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效应，因而赞同民国文学史的说法，谓为“民国机制”。黄万华（山东大学）提出，要“跨越1949”的命题，认为1945后十年，解放区文学“扩展”到大陆和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以及香港接纳现代文学各种传统，要结合在一起考察。朱栋霖（苏州大学）在现代与古代的基本差异比较后，提出“现当代中外文学比较史就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史”，认为这是“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形态，是治史不可回避的学术方法与思路”。高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以1894年出现翻译小说为始，认为1894到1917应称为“前五四的现代热身阶段”，1919到1949是“多元混杂的现代性与超现代的一元确立”，1949到1979是“超现代的一元模式从僵化到自我解体”。谢昭新（安徽师范大学）从“政治意识的演化”并通过这种演化的具体形态变化，论及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   在打通现当代文学的角度上，更多学者选择了从题材、主题、艺术、地域、民族等角度进行的打通研究研究，是这次年会的一个新的动向。段美乔（中国社科院）以40年代的九叶诗人在80年代的重新出发，探讨了现当代文学关联的一个独特现象：学界对40年代九叶派的研究，共性的关注大于个性。“在80年代的命名和重现的过程中，九叶诗人们表现出的差异性却远远大于共性。”王本朝（西南大学）谈到了“当代”建构过程的种种合力，并分析了现代作家在建构中自我更新与认同。王卫平（辽宁师范大学）提出重返文学中心，对经典进行重新厘定，对学科进行新的整合，强调经世致用。袁盛勇（重庆师范大学）认为对时代“鲁迅现象”的清理，“其实也包含了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和鲁迅思想缺陷的清理”，主张要对鲁迅采取一种较为古典的学术研究态度。白浩（四川师范大学）认为“西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曾有两次作为策动中心的机会。他以延安与当代为角度，研究了“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负能动力量、以及这种动能的有限、动能的衰竭之原由均值得再加探究”。常彬（河北大学）以晚清以来中国作家的朝鲜题材关联，认为经历了认知，亡国镜鉴、休戚与共、南方缺席、“华风”“韩流”四个阶段。张鸿声（中国传媒大学）以北京空间叙述为线索，研究了现当代文学的差异，认为“现代文学主要对北京进行古典性叙述”，当代文学“新北京”空间叙述转向对一些新的城市景观，其间所体现的，是新旧城市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刘永丽（四川师范大学）认为，现代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中“反城市主义”主题“在当代文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20世纪该主题与儒家文化、西方反现代性思潮、殖民主义及民粹主义有关，“当代文学的‘反城市’的内在原因又有新质表现。王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中西文化碰撞下产生“跨国恋”叙事为题，研究了晚清王韬、周瘦鹃和现代徐?、无名氏的相似相异。俞敏华（浙江师范大学）比较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和汪曾祺《受戒》，认为“这两位常常被指认为风格迥异的作家，却在同一个问题上，表现出了趋同的价值观念”。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以老舍《骆驼祥子》、苏童《米》和贾平凹《高兴》为例，研究了百年农民与城市关系的审美嬗变：即“以善抗恶”、“以恶抗恶”到“以善寻善”。赵凌河（辽宁大学）以施蛰存到余华为例，描述了“现代走向后现代，从‘内在现实’的追求走向‘不确定’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表述”。葛涛（北京鲁迅博物馆）提出要以鲁迅“立人”主张的思想在当代网络文化中“立网民”。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认为“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是被忽略的领域，“可以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钱晓宇（华北科技学院）提出中国当代幻想文学的传承与新变的问题。#p#分页标题#e#   汪卫东（苏州大学）认为“从五四到80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言说都只能是到人为止”，“无法生成真正摆脱非人存在的新资源，也无法拓展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刘殿祥（大同大学）以闻一多学术研究为例，提出在国学热背景下“现代作家的学术经典之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罗绂文（贵州大学）从新诗对旧诗借鉴的角度，梳理了百年新诗之“旧路”，研究了“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几种模式”。   张莹（四川师范大学）认为，王朔、刘恒，池莉、晚生代，美女作家、网络小说等，表现出文学的影视转向。   在打通的学术背景下，本次年会出现了专门把注意力转向当代研究的正面研究。李俊国（华中科技大学）认为近二十年中国文学里面呈现出四大“症候”：简单的“日常”与慵懒的“审美”、堕落的“身体”与货币化的“欲望”、价值误置的“戏谑”与审美倒错的“狂欢”、温馨复制的“底层”与精神撤退的“民间”。耿传明（南开大学）认为，在“掊精神而张物质”的当下，正显示“《红旗谱》的文学魅力”以及“至高的善、真正的公平和原始的正义”。刘海军（重庆大学）从乡村脱序的全貌、城乡冲突的文学表征与农民底层身份的焦虑这三个方面着重探讨新世纪乡村小说的特征与变化。   四　现代文学与成都   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学研究日渐与地方文化研究相渗透，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本次年会围绕现代文学与成都的主题，对现代文学与成都形象成都书写、对郭沫若、巴金、李?人、艾芜等与成都以及抗战时期在成都生活和工作过的朱光潜、朱自清等人进行了研究，描绘出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几位大家的渊源关系，同时探讨对地域与文学的独特关系与美学意义。   在总体概括现代文学与成都作家的关系时，吴定宇（中山大学）用多元构成的“西蜀文化之气”加以概括，认为郭沫若乐山沙湾的“匪气”、李?人成都的“市井气”、巴金成都“文翁石室”的书卷气尤为突出。谭桂林（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抗战时期向大后方迁移的众多佛教期刊，“对发掘新文学作家的新的史料，把握现代佛教文学的发展趋势”有重要意义。李永东（西南大学）认为，外省作家的成都书写，能让我们领略“他者”文学视野中成都形象的文化审美风格：倾向选择阴柔、静穆、低沉格调的意象来摹写成都，发现北平情调或江南风味，“旧中国都市的风度”和熟悉的民族氛围。逄增玉（中国传媒大学）以四川现代作家反映“九一八”后东北和四川抗战小说为例，分析了典型化、本质论的偏差与学术界评价同一，认为“需要还原，以呈现文学史的多元面貌和声音。”郝明工（重庆师范大学）描述了抗战时期“双城书写”现象：纵向历时性成渝书写、横向共时性京渝书写、纵横交错整合性苏渝书写，体现出“以趋向民族史诗的艺术高度”。秦方奇（平顶山学院）以南阳《前锋副镌》为例，认为“在关注‘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大刊物外，要对为数众多‘小后方’的地方文学报刊给予足够的重视。   年会对巴金创作关注最多。陈思和（复旦大学）对新近刊发的巴金1928年计划写的中篇小说《春梦》残稿作了阐释，认为“《春梦》是巴金在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以后开始创作的未完稿”。“《春梦》残稿的发表构成了对巴金研究界既定看法的一个挑战。”他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春梦》残稿并非是原来巴金回忆中的《春梦》，而是一部已经走样了的书稿的片段，它与巴金曾经告诉我们的创作设想中的《春梦》并非是一回事”。吴双（西华师范大学）认为《憩园》、《第四病室》、《寒夜》里“来自故土被反复强化的记忆在深层无意识中形成文化象征符号”，汇聚成了巴金笔下独特的“川渝意象”。金进（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认为《家》通过巴金及其信仰变化透视了30年代的文学视界：高老太爷、觉新形象“人性善恶的揭示”的体现，觉新、觉民和觉慧的象征反映（分别代表传统性格、五四余绪、社会主义）。魏建（山东师范大学）对《沫若诗词选》不同版本的篇目校勘，回答了《沫若诗词选》何以出现版本问题，并依据所得校勘数据纠正对单行本《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全集》中的《沫若诗词选》作品篇目的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张全之（重庆师范大学）据1923年《国家的与超国家的》一文提出郭沫若早期创作中的“超国家”意识的问题“来自于当时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邓伟（重庆工商大学）认为“李?人的文学选择与新文学主流明显有着某种的距离感与疏远感”、“其小说有着某种明显‘旧式’的底色。”詹玲（杭州师范大学）认为李?人、沙汀笔下的成都茶馆叙事“以介于传统与现代的多元样貌体现了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对抗消匿、变异融合或因势而上等多种样态。”除了对四川籍特别是在成都出生、成长的作家进行与成都风情关系的考察外，一些代表考察了刊物及抗战时期旅蓉作家的创作。李琴（四川师范大学）以清末民初四川报刊出现的首个专门文艺副刊《娱闲录》为例，考察了主笔李?人及吴虞等人创作的百余篇小说，并论及《娱闲录》并入《四川群报》副刊后李?人成为《四川群报》首任主笔及副刊编辑的史料及意义。在对旅蓉作家的研究中，王攸欣（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朱光潜在成都的经历表明朱光潜并不是一般读者所了解的沉浸于超功利审美的学者，而是一个积极介入现实斗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晓冬（西南大学）以《巴山夜雨》分析了张恨水抗战小说特有的空间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在社会化小说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在大会闭幕式上，对大会取得的成功作了总结，他认为，“年会开得很好”，有三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一个年轻的会，有差不多三百人，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年轻人。这个学科已经有五代学人。第五代就是70后80后。这次会很多第五代参加进来了，很踊跃。#p#分页标题#e#   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第二个特点，这个会有很大投入、论文有120多篇，都很认真。现在这样认真的会很少了。第三个特点，有生长的态势和新的生长点。现代文学与语言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好的著作，殷实的著作。研究文学语言要进入它很深的机理，必然要触及到个性的问题。这次会议问题提得很好，还有些问题像汉语文学史的问题，像曹万生老师那个书，很有意思。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汉语文学史跟国别文学史怎么说。这个可以讨论。我提几个希望。第一，我希望我们这个学科能够参与现实，但又保持活力、要有一个持重的风格。第二，希望更年轻的学者把现当代打通。第三，期望年轻一代应该从我们的教训中走出来，做更大气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