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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传播利弊分析新框架
开放获取(OpenAccess)已经“扑面而来”.2022年4月10日,根据WebofScience平台的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简称SCI)数据库统计,2021年全球出版SCI论文2747405篇,其中开放获取论文有1251434篇,占比为45.55%.可以预计,全球开放获取论文将很快超过非开放获取论文.我国较早就参与到全球的开放获取运动中.2003年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代表中国科学家签署了《柏林宣言》[1].2004年5月24日,在庆祝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合作3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和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分别代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署了《柏林宣言》[2].2014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分别发布开放获取政策,对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时滞期(embargoperiod)均为12个月[3,4].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将开放科学首次写入我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九十五条:国家加强学术期刊建设,完善科研论文和科学技术信息交流机制,推动开放科学的发展,促进科学技术交流和传播.虽然该文本中没有直接提及开放获取,但有学术期刊、科研论文、科学技术信息交流等表述,开放获取必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开放获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同时,关于开放获取的争论、质疑和误解,在全球范围连绵不绝,国内尤甚.这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单纯与“经济账”相关的开放获取的利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学术传播净收益,基于此概念提出了一种分析开放获取利弊的新框架,利用此框架简单分析了我国是否应该拥抱开放获取,然后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可能行动.
1关于开放获取利弊分析的已有研究
目前,已有的关于开放获取的利弊分析多是基于成本(cost)和费用(fee)(广义的成本包括费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人们大多认为开放获取运动的直接原因与连续出版物危机(serialscrisis)有关,连续出版物危机给图书馆造成了财政困境,从长远来看,仅仅通过增加连续出版物预算是无法解决的[5,6],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放获取[7].后来,随着文章处理费(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引入,人们发现开放获取本身也需要投入,增加了一些新的成本,从而提出包括订阅成本、文章处理费和额外管理成本的总出版成本(totalcostofpublication)概念,并分析了23个英国机构在2007~2014年间的总出版成本数据[8].目前,在OA2020国际开放获取行动和S计划(PlanS)的推动下,人们希望可以把当前用于期刊订阅的经费转换为支持开放获取出版的资金,快速实现大规模开放获取出版的同时,不增加或尽量少增加总出版成本.涉及收益的开放获取研究鲜有报道.2009年1月,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发布研究报告,尝试着分析替代学术出版模式的成本和潜在收益(替代学术出版主要指开放获取出版和自存档,即金色开放获取和绿色开放获取)[9].不过报告中关于潜在收益的分析,核心是成本的节约,关于可访问性的收益没有实质性展开,并且该报告发布后引起很大争议[10].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全世界经同行评议的研究论文全部由作者自行存档(绿色开放获取),它将产生40倍收益/成本比[11].
2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的提出
开放获取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究其源头仍还是以学术出版为代表的学术传播问题.为了搭建全新的分析开放获取利弊的框架,基于整个社会或某个特定国家的视角(类似宏观经济学的宏观视角),一个新概念被提出:学术传播净收益(net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NBSC).对应的两个概念为学术传播收益(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BSC)和学术传播成本(cos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CSC).学术传播净收益(NBSC)=学术传播收益(BSC)–学术传播成本(CSC).本概念基于以下常识.(1)学术传播有收益(benefit),比如:知识传承(教育角度)、成果转移转化(经济角度)、促进人类文明(社会角度)等.经济学中,收益通常指财富的增加.广义上的收益可以是实际物质财富的增加,也可以是精神上获得的满足;既有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的,也有不可直接用货币计量的.(2)学术传播有成本,无论传统的订阅成本还是文章处理费.为了简化处理,不再区分成本和费用,统称为成本.经济学中,成本指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应付出的代价.从图书期刊的产业链看很容易理解学术传播成本,编辑加工、排版、印刷、发行等均有实实在在的成本发生.(3)理性决策,对于开放获取利弊的分析,不应只关心学术传播收益的变化,也不应只关心学术传播成本的变化,而是应该测度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变化.经济学中,净收益通常是收益与成本的差额.用净收益的变化,而不是收益或成本的变化去评估目标对象(特定企业或项目等),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被普遍采用.这些概念并不复杂,只是将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经常使用的收益、成本和净收益等概念与相关理念,简单移植到学术传播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此概念只基于宏观视角,不涉及微观的特定企业或机构的学术传播成本、收益和净收益分析.
3基于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的开放获取利弊
分析新框架基于前文的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分析开放获取利弊,变成论证如果实施开放获取,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变化ΔNBSC是否大于零,大于零则开放获取有利于学术传播,反之则不利于学术传播.而ΔNBSC大于零,可能的实现路径有4种.路径1:ΔBSC>0,ΔCSC<0.这条路径最理想,即开放获取不仅增加了学术传播收益,也节约了学术传播成本.路径2:BSC不变,ΔCSC<0.这是目前讨论较多的路径:开放获取是否节约了学术传播成本?路径3:CSC不变,ΔBSC>0,即开放获取后学术传播成本其实没有变化,但是学术传播收益增加了.路径4:ΔBSC>0,ΔCSC>0,但ΔBSC–ΔCSC>0,即开放获取既增加了学术传播收益,又增加了学术传播成本,但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超过了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此分析框架非常简单,但这一理性分析框架有助于从根本上思考开放获取的利弊得失.此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我国是否应该“拥抱”开放获取.开放获取很可能使我国的学术传播成本增加.根据大致的测算,由于历史上定价参照标准较低、我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相对欧美国家较少等原因,我国目前支付给全球大型出版社的订阅费用,占全球大型出版社销售额的比率一般不超过10%.这个数据也可以从已经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市的大型商业出版社的年报信息中得到一定的验证.如果简单化处理,假设我国学术研究成果全部金色开放获取,文章处理费总额通常按照发文量计算,基于SCI数据库的简单统计,2019~2021年我国(香港、澳门、台湾除外)论文在全球占比均超过20%且继续增长.因此,可以推测开放获取很可能会使我国的学术传播成本增加.但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很可能更大,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开放获取可以直接造福我国庞大的研发人员和学生,促成工程师红利和科学家红利.我国研发人员数量和研究生数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超过7%,从2016年的387.8万人/年,增长到2020年的509.2万人/年,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12].2021年,我国招收研究生117.7万人,在校研究生总数增至333.2万人[13].如果我国和世界的科研成果是开放的,所有这些研发人员和研究生都可以立即从中受益.开放获取可以助力我国的经济转型.创新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我国继续追求增长质量而不仅仅是增长速度,以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持续过渡.不仅在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关注研究的大学和关注应用的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通过提高科研成果的可见性,促进对科学数据的公开访问,有助于促进科研合作和成果转化.整体上判断,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额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因此我国应该“拥抱”开放获取.当然,对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准确度量非常困难,此结论尚需更加严密的测算和论证.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中.
学术期刊编辑流程
0引言
随着融媒体从一种理念到一种媒体的清晰界定以及融媒体技术的发展,融媒体已经日益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影响着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高校学术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学术成果的传统媒体在融媒体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面临编辑流程再造问题,这也是高校学术期刊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1流程再造与高校学术期刊融媒体转型
流程再造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次管理变革,流程再造的核心是对组织的作业流程进行再思考和再设计,通过对企业的生产流程进行梳理、精简以实现流程化管理,流程再造以追求全局最优为目标,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目的。流程再造的模式主要有迈克尔•哈默的四阶段模式、乔•佩帕德和菲利普•罗兰的五阶段模式、威廉姆•J•凯丁格的六阶段模式等。以上模式从不同侧面比较完善和详尽地设计和描述了流程再造的步骤,既各具优势又相互补充。流程再造的原则有迈克尔•哈默的八原则、阿什利•布拉干扎的十原则、乔•佩帕德和菲利普•罗兰的十五原则等。按照上述模式和原则并结合实际对企业进行流程再造,如果流程再造科学合理,适用于企业,将给企业带来高回报、高收益。学术期刊要实现融媒体转型,就必须进行编辑流程再造,才能达到融媒体传播的目的。融媒体时代学术产品传播首先要解决学术论文生产的多介质化和多媒体化问题,收到的论文必须是包含文字、图片、视频等多介质元素的论文。第二,责任编辑要对收到的学术论文进行学术价值、创新价值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和传播渠道判断。第三,要构建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客户端等多渠道传播的融媒体传播平台,使同一内容、不同形式的学术产品能沿着各自既定的渠道运行,达到“一次采集,多渠道传播”的目的。第四,要解决学术产品抵达用户后的反馈,融媒体时代的受众将变为用户,学术期刊还要建立学术产品的推送模式,以短信、微信等预告学术产品的发生并号召用户及时使用并积极参与到改进该学术产品的过程中。
2高校学术期刊传统媒体编辑流程
高校学术期刊传统编辑流程是: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编辑加工→校对→出版。选题策划是编辑流程的起始环节,选题策划是编辑结合期刊办刊宗旨、行业现状、读者需求等进行的一种全面系统的编辑活动。传统媒体时代,选题策划通常采用检索查新、关注科研基金项目、关注学术会议、问卷调研及专家咨询、从自然来稿中选题、从优秀科研团队的研究方向中选题、从行业单位活动中选题等方法进行信息采集,并对采集的信息进行归纳、提炼,系统分析学科领域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形成具有预见性、引导性、实用性的选题。传统媒体时代,组稿一般采取向高被引作者和知名专家约稿、联系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课题组、联系高等院校、联系科研院所、联系重点实验室等方式。也可以采用针对热点问题利用学术会议进行组稿、针对填补学术空白的问题进行组稿,还可以结合办刊特色在期刊及网站上征稿通知,接受自然投稿的方式组稿。传统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审稿程序一般先由责任编辑对纸质稿件进行初审,在纸质审稿单上填写初审意见后,连同纸质原稿送交复审、终审人员审稿。采用投稿平台后,在投稿系统中审稿,实现了审稿实时化。传统媒体时代,最初,学术期刊来稿多为纸质手写稿件,原稿经编辑修改加工后,送印刷厂录入排版,打出样稿,编辑再进行编辑加工和校对,编、校环节是分开的。采用投稿系统后,编辑在电子版稿件上直接编辑加工,边改边校,实现编校合一。编校工作主要是按照国家标准对文稿的语言文字、量和单位、标点符号、图表、参考文献等进行修正,一般是“三校一读”后送印刷部门。出版是编辑流程的终端,只有通过出版,期刊的功能才得以实现。传统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出版程序较为繁琐,出版周期较长,只有纸质版和网络版两种形式。纸质版学术期刊印数少,发行量小,影响力有限。网上检索或在线阅读虽然打破了阅读的时空局限,大大提升了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但还存在传播途径单一、只是纸质期刊的电子版翻版、创新不足的问题。
3高校学术期刊融媒体编辑流程
保险中的效用理论综述
一、保险中的“最大效用理论”
钱不在明天用而被拿到今天用(商业贷款),钱不在今天用而放到明天用(养老保险),这些都是钱在时间上的流通。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这样“折腾”呢?答案就在于“效用”在做选择。在公理科学中,把决策人这种对于利益和损失的独特看法、感觉、反应或兴趣,称为效用。决策往往受决策领导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决策者在决策时要对所处的环境和未来的发展予以展望,对可能产生的利益和损失作出反应。事实上,效用的概念是丹尼尔•伯努利在解释圣彼得堡悖论(丹尼尔的表兄尼古拉•伯努利故意设计出来的一个悖论)时提出的,目的是挑战以金额期望值作为决策的标准。丹尼尔•伯努利就这个悖论在1738年的论文里阐述了两条原理,其中一条就是最大效用原理:“在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个人的决策行为准则是为了获得最大期望效用值,而非最大期望金额值。”
二、保险中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
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叫边际考虑。边际原本是个数学概念,其含义是导数,是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影响程度。而在经济学上,边际的含义是“最后的”或是“新增加的”。边际考虑就是只考虑最后的一个或者新增加的一个所引起的变化,从而判断事情的整体本质。边际考虑是一种只看现在和未来而不管过去的一种思维模式。因为过去了的事情也就过去了,它对人们现在的决策没有影响。这也是大家常常听说的“沉没成本”的概念。不过,为众人所熟知的可能是另一种边际的概念。举一个例子,给一个饥饿的人吃馒头。第一个馒头,雪中送炭,感觉一定极好;第二个呢,感觉也还不错;第三个呢,感觉饱了;第四个呢,好像就有些多了;第五个呢,第六个呢……这就是有名的“边际效用递减”,是丹尼尔•伯努利在1738年的论文里阐述的另一条原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即一个人对于财富的占有多多益善,效用函数一阶导数大于零;而随着财富的增加,满足程度的增加速度不断下降,效用函数二阶导数小于零。如果边际效用不变,也就是后面一个馒头永远和前一个馒头一样好吃,那会发生什么?我们将永远吃下去,永远吃不饱。边际效用递减可以用来解释保险中的许多事情。假设有一个农场主,他的正常年毛利为1000万元,可是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其年毛利就会锐减到600万元。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恰好为50%。如果有一家保险公司找到他,愿意提供保险,保证其年毛利为1000万元,但保费为200万元。你觉得这个农场主会购买这份保险吗?如果从数学上的期望(平均)收益的角度来讲,农场主未必会购买这个保险。因为购买之前和购买之后的期望平均毛利是一样的,都是800万元。但是,如果从效用的角度来讲,结论就未必如此了。对这个农场主来讲,600万元的效用值为60,1000万元的效用值为100,那么800万元的效用值应当是多少?是80吗?错了。应该高于80,否则“边际效用递减”就不成立了。
三、“效用”在保险规划中的实际应用
笔者曾经给朋友们出过一个题目:“退休时,假设有两个养老资产可供你选择,一是价值确定在20万元的保证资产;二是不确定资产,有60%的可能性可以拿到40万的资产,40%的可能性一分钱都没有。你会选择哪一个?”结果有大约2/3的人选择了第二个资产。对于这一拨人,笔者在20万和40万之后各加个零后请这群人再做选择,结果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第一个资产。为什么会这样呢?某种程度上来讲,效用实际上决定了决策者对于风险的态度。高风险一般伴随着高收益。不同的决策者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抉择。运用心理测定方法,可以测量出决策者对于各种收益和损失的效用值,并画出相应的效用曲线:有些决策者对收益反应迟钝,对损失反应敏感,怕担风险,不求大利,谨慎小心。有些决策者对损失反应迟钝,对获利非常敏感,追求大利,不怕风险,大胆决策。也有一些人属于中间类型,完全以损益率的高低作为选择方案的标准。事实上,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对同一对象而言,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效用值。而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下其效用判断可能也是迥然不同。前面说过,效用是指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理论是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核心。对这一点,消费者在作保险规划时应该清醒的意识到。在资产的选择上面,应多些关注效用而非金额的大小。笔者也曾经接触过一些高净值客户。他们在做着高风险、高收益的生意,而在选择保险产品的时候,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产品的收益率。这恰似一个肚子里已经塞了许多馒头的人仍然渴望下一个馒头。在目前阶段而言,能带给他们最大效用的是保险能够带来的其他功能,如资产安全、杠杆作用、财富传承等等。而这些,有些高净值客户常常忽视。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经济行为。保险从业者要认真研究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并应用到实践中去,这将大有裨益。
作者:张婷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小额信贷农业保险机制研究
摘要:
新疆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三农问题的解决,对于新疆长期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新疆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是资金问题,因此有必要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促进小额信贷发展。通过博弈论分析,得出农业保险能够提高信贷机构开展小额信贷的积极性,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这对于促进新疆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小额信贷;农业保险;农村金融市场
一、新疆近年来小额农贷的发放情况
新疆农业发展最大的障碍是资金问题,小额信贷能否持续发展,关系到新疆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全国而言,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由于农村支行经营成本过高等原因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因此农村信用社成为县域地区小额信贷投放主体,2005年以来新疆农村基本形成了以农信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1]。新疆小额信贷始于2001年,农村信用社是发放小额信贷的主要机构。2007年的一项新疆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中国银监会的调研数据表明,新疆农村信用社有1085家机构网点开办小额信贷业务,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年均累放额已由1999年的27亿元增至14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6%[2];2012年全区农村信用社累计投放各项贷款1382.24亿元,同比增加196.5亿元;小额信用贷款102.32亿元,较年初增加31.55亿元,增长44.58%;农户联保贷款190.79亿元,较年初增加32.69亿元,增长20.68%[3]。截至2013年11月末,新疆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1440.58亿元,较年初增加265.75亿元,增幅22.62%;其中,涉农贷款余额1025.5亿元,较年初增加219.55亿元,增幅27.24%,占各项贷款余额的71.21%,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的金融保障[4]。虽然新疆农信社的小额信贷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根据一项面向新疆农户金融需求调查显示,新疆有79.4%的农户有借贷需求。因此,就新疆农村小额信贷的需求而言,农信社依然不能完全满足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
二、小额信贷引入农业保险对于缓解农户“贷款难”的博弈分析
学术期刊版权保护注意的问题
既有的版权保护体系基于传统媒体环境而建立,学术期刊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使现有学术期刊传播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该体系也呈现出较大的不适应性,出现了诸多困境,表现较为突出。
1.法律难以跟上新媒体发展节拍
学术期刊没有作者许可是否可以网络使用存量论文。“先授权后使用”是版权使用的通常法则。依此,学术期刊网络使用论文除法定例外必须获得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然而,广大学术期刊对历史上的大量存量论文,尤其是互联网还没有兴起时登载的论文,并没得到这样的授权。这意味着从法律意义上讲,学术期刊们是无法直接网络使用这些存量论文的,除非他们一个个找到作者,拿到授权,但这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学术期刊与新兴媒体融合是大势,但若不能很顺畅地利用这部分存量作品,融媒进程自会大大受阻。学术期刊是否有“孤儿作品”的网络使用权。或者因为作者离世且无继承人,或者因为版权管理信息不全而无法找到作者,或者其他原因没有作者,等等,使得很多学术期刊掌握大量的“孤儿”或“无主”作品,对于这些作品是否能网络使用,目前得不到相关法律支持。学术期刊通过“用稿声明”方式获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效力问题。目前大部分学术期刊通过“用稿声明”或“投稿声明”方式来获取作者的信息网络使用权,诸如“凡经本刊采用的稿件,即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本刊对其图文作品形式网络传播再使用的权利”。对于这种获权方式的合法性,学术界有不同声音,司法实践也未给予实质性支持。[4]经过作者许可的网络使用是否不需要学术期刊的授权?依照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论文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作者手里,为此,一些网络媒体时常只获得了作者的许可便转载使用已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这样的网络使用对学术期刊的利益损害很大,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发行,此外也是对学术期刊论文生产投入的否定。学术论文的最终成稿出版,并非仅仅是作者的劳动成果,外审专家的评审,编辑的选稿、审稿和与作者的反复讨论,校对的审校,等等,学术期刊投入了很多,网络转载时不经过学术期刊的许可,这意味着这种投入是“为他人作了嫁衣”“被打了水漂”,是一种不公正的对待,也会严重挫伤学术期刊的积极性。现有“合理使用”给融媒环境中学术期刊合法利益带来潜在风险。如果微信或微博用户个体在朋友圈或微博空间里以学习、研究或欣赏的目的将学术期刊的论文进行上传或转发,那么这样的作品使用是否适用“合理使用”?依照传统环境来看,这样的作品使用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但在融媒环境中,若也简单将其适用,就有可能对学术期刊合法利益带来较大的损害。因为假如用户是网络大V,那么这样的上传或转发就可能带来很大的论文点击量和转发频次,这自然会冲击到学术期刊的发行量,损害学术期刊和作者的利益。
2.学术期刊版权素养整体偏低
2010年9月《传媒》杂志曾经展开过“中国媒体人版权素养调查”,数据表明,与其他媒体人相比,期刊人的版权素养最低,只有18%的期刊人经过版权培训,3%的期刊社有自己的法律顾问。[5]其中的学术期刊也不乐观。2014年和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分别认定了两批学术期刊名单,第一批为5756种,第二批为693种。这些学术期刊大部分处于“小弱散”的状况:几名编辑,有时会有一两个编务和一两名经营人员,加上社长总编,大致10人左右规模;经营收入大多是勉以度日或靠体外输血;至今没有一家叫得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期刊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很少。此外,这些学术期刊的体制机制时常较为保守,大量依然是事业单位,一些已转为企业的也仅仅是“翻牌公司”。总的来说,学术期刊现有的状态很不利于学术期刊版权素养的提升。一方面,没有能力在版权领域做过多的投入,如设置版权管理部门、整理作品版权信息、展开维权保护、让员工接受版权培训,等等;另一方面,也缺少动力,体制的庇护和资源的红利虽不能使日子“红红火火”但也能“旱涝保收”,版权保护所带来的增利很难内化为一种激励。
3.版权的授权和评估环节不畅
版权的保护与利用相辅相成,合理的版权保护有助于版权利用的顺利进行,顺畅的版权利用能促使版权得到更好的保护。现今融媒环境中学术期刊的版权利用不是太畅通,突出表现在版权的授权组织不发达和价值难评估两方面。融媒环境中如何将学术期刊版权的三大利益方——作者、学术期刊和新媒体用户联系起来,这需要较为发达的版权授权中介组织。当前,与学术期刊版权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虽成立时间较早,但依然处于职能较弱、权限不大、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阶段,学术期刊版权授权时较少会想到借助它的力量。版权作为无形资产,如何评估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传统难题。一篇学术论文究竟价值几何,惯例评估做法,一是国家法定规定,如《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的千字稿酬标准;二是合同约定,当事人互相约定价格。然而,现有法定规定针对传统纸质环境中而形成,融媒环境中是否适用没有法律支撑,也时常得不到相关当事人的认可,如论文的市场表现数据,如点击率和转载率的造假问题,便容易使作者或学术期刊质疑所获得的版权报偿。合同签订习惯的未养成,如很少有学术期刊与作者签订书面的授权协议,以及新环境中版权价格的很难达成等客观因素导致的合同签订率不高,也使得借助合同约定来评估版权价格的这一方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究
摘要:本文以终身净转移额、内部收益率作为指标,借助定量分析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收入再分配的代内再分配效应和代际再分配效应进行探究。研究证实,关于再分配效应的研究中,工资增长率、利率和缴费年限都产生一定影响。故应继续加强各行政部门之间的沟通和政策协调,增加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建立科学合理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才能使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代际再分配效应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未得到完全的解决,针对这一问题,虽不能做到绝对的分配公平,但可以相对公平。社会福利制度是我国缓解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而作为社会福利体系核心构成部分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应体现公平效应,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了强化养老保险改革效果,我国国务院2015年推出《国务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着养老保险双轨制度改革正式开始,且改革后的养老保险的公平效应如何,备受社会公众的关注。从目前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竞争压力在不断加剧,导致人们的收入差距越发明显,这就需要利用收入的再分配机制来缓解这些问题。因此,本论文选择终身净转移额、内部收益率两大指标,分析工资增长率、利率和缴费年限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产生的影响,同时提出优化政策的建议,以期使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得到正向的发挥。
1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研究背景
社会福利体系关乎民生,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福利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决定“老有所依”的重要制度。因此,养老保险制度需要以公平作为首要标准,通过收入再分配效应推动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进程。不过,从实践中看,我国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完善,无法充分发挥收入再分配的正向调节,引起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因此,我国出台各种制度和措施对其进行建设与完善。《国务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的出台就标志着养老保险双轨制度改革正式推进。社会公众也密切关注着养老保险改革后的公平效应是否得到更好的发挥。
2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研究意义
2.1现实意义。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发展出发,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是满足我国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具有缩小经济差距的目的和作用。因此,关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的探讨,不仅能够对改革后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调节效果进行一定的评价,也为政府优化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背景下通过终身净转移额、内部收益率两种评价指标对收入再分配的现状进行了研究。以此深度剖析养老保险的调节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希望以此为基础,探究我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优化途径。
开放存取学术期刊的经济模式
1运营模式
1.1国外相关研究
对于OA学术期刊的建设运营模式,国外主要是从宏观市场分析与具体建设实践两方面进行研究与探索。宏观分析上,咨询公司ResearchConsulting2016年对欧洲OA出版市场竞争力与可持续性的潜力进行评估,指出经济因素对OA出版市场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次年,对OpenAIRE框架计划(OpenAIREPost-grantOAPilot)OA出版融资机制进行了实证调查,通过对其服务质量、效率、影响等多方面的分析,提出了OA出版融资机制的发展障碍与方向。实践探索上,学者们对国际上各大OA公司与平台(如科学公共图书馆超级开放存取学术期刊PLoSONE、高能物理开放出版期刊SCOAP3、英国伦敦生物医学中心BMC(BioMedCentral)、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英文科技文献期刊网站WSN、牛津开放存取项目OxfordOpen等)的运营模式,从运营主体、出版目的、学科领域、组织管理、经费来源与运营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总结分析(见表1)。研究结果指出,在运营主体、学科领域和组织管理方面,各平台因为OA公司的类型与研究方向有所差异所以各不相同;在出版目的方面,各平台均为推动和实现各自领域研究文献的开放存取,促进学术资源的快速传播与免费共享;在经费来源方面,除了SCOAP3主要依靠过去订阅传统期刊的公共基金作为OA学术期刊的主要收入外,其余OA学术期刊的资金来源基本上为论文处理费APC、机构资助以及非学术性收入;在运营方式方面,各平台根据自身特点,侧重点有所不同:如PLoS作为原生型OA学术期刊,通过建立以客观同行评议机制为主的运营方式,改变传统学术出版的质量弊端,以实现其加速高质量学术成果开放存取的目标。SCOAP3作为转化型OA学术期刊,注重于招标委托出版商,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来实现其遏制学术期刊出版整体价格的目的。WSN由于致力于科技期刊,因此对数字技术较为重视,建立了基于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其余OA学术期刊则以侧重于期刊质量、版权管理、费用收取的运营方式为主。总的来看,目前国际OA学术期刊对文章费用、质量、版权方面较为重视,呈现出商业化运营的趋势。
1.2国内相关研究
在OA学术期刊运营模式研究中,国内学者们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模式探索与基于国外实践的分析研究两个方面。宏观层面上,魏志鹏等分别从服务质量、运营策略、市场结构、成本收入等方面,详细分析论述了OA学术期刊的盈利模式、运行特点与发展前景。实践研究上,王应宽等分别以BMC、PLoSONE、SCO⁃AP3、WSP为例,分析研究各自的运营特点、商业模式、盈利机制等,对我国期刊实现开放存取出版提出了政策性建议与发展挑战。
2成本收益
2.1国外相关研究
矿业权收益分配激励机制
摘要:结合矿业及矿业权出让现状,湖南省作为矿产资源大省,未来须进一步做好矿业权出让工作,规范矿产开发和利用,切实保护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权益,践行自然资源管理“两统一”核心职责。针对转型时湖南省矿业发展趋势,从矿产资源收益分配的各利益主体、矿产资源收益的首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以及矿山转型成果的收益分配与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应兼顾各主体利益,适当提高矿产资源所在地收益分成;矿产资源收益应兼顾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建立矿山治理与转型成果的收益分配与激励机制,从而促进湖南省内矿业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湖南省;矿业权;收益分配
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十四五”时期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前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已成为国家矿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伴随着矿业的绿色发展和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矿产资源的所有者、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者以及矿产所在地居民等各利益相关方如何参与到转型时矿业权收益的分配,真正做到让矿业转型的发展惠及到各利益相关方,已成为重要的课题。
一、研究综述
(一)矿业转型方面的相关研究文献
陈栋栋在其文章《“黑生绿”的产业蝶变———江西新余矿业成功转型》(2019)[1]中讲述了江西新余矿业的转型发展路径,在面对当地矿产资源枯竭、企业经营惨淡以及国家去产能的外部政策内外双重压力下,企业不得不开展多元化、可持续性发展的变革。具体做法为,企业利用现有矿场、工业园和土地转型为光伏发电,利用煤矿开发的副产品煤矸石进行制砖,做到废物利用,变废为宝;最后针对停办闲置的矿场土地进行建林还耕,恢复成本较高的则积极开发房地产、工业园、旅游等多种商业业态,真正做到了传统矿业向现代清洁能源、绿色建材和土地开发的转型。吴芮民等在其文章《矿业城市经济转型的研究———以白银市为例》(2020)[2]中分析当前白银市城市矿产资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白银市当地的产业经济特点,从规划矿业产业结构、加强政府引导企业自主转型、推动城乡一体化及人才吸引政策等方面提出了矿业城市经济转型的路径。陈丽新等在其文章《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关键问题研究》[3]中研究和阐述了建设现代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的思路:市县级政府做好引导,企业做好从规划、勘查、开采、生产冶炼、废物处理以及矿山修复等全链条的矿业发展绿色理念。政府通过对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的批准建设树立标杆和导向作用,通过媒体宣传推广进一步提升绿色矿业示范区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王党琦等在其文章《甘肃省绿色矿山建设现状与绿色矿业发展策略》[4]中介绍了甘肃省作为矿产资源大省,其矿业经济在省内经济所占比重较高,但当前省内绿色矿业发展存在矿业结构不合理、企业技术实力有限和支持政策未能落地等情况,需从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宣传引导、细化优惠政策及解决技术难题等方面进行绿色矿山的建设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