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论文范例

本文作者：张霞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一、费孝通《江村经济》简介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撰写的博士论文,但这篇论文的酝酿和收集资料开始于国内,有扎实的前期研究基础。费孝通先生论文里的江村真实的地名叫开弦弓村,位于太湖之畔,当时在行政上隶属于江苏吴江县震泽区,该地区是中国近代传统农耕文明遭遇西方工商业文明后发生社会变迁最剧烈的地区之一。费孝通比较早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村庄。他于1933年10月和1934年5月分别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和“复兴丝业的先声”两篇文章,介绍开弦弓村发展生丝制造工业的成就及所遭遇到世界资本主义冲击等问题,阐述了兴办乡村工业对维持农民生计的意义。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费孝通对开弦弓村进行调查的预调查。[1]1935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偕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进行调研,是年冬,在瑶山中迷路,妻子不幸遇难,他自己也受重伤,不得不返乡养病。1936年暑假期间,接受在开弦弓村开展以推广改良蚕种和科学养蚕为中心的土丝改良运动的姐姐费达生的建议,他到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从1936年7月3日至8月25日,费孝通写了7篇《江村通讯》,相继发表在《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第11、12、13、19期上,其中的首篇题为“这项研究工作的动机和希望”。1936年9月,费孝通带着他的调查资料从上海启程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

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费孝通接受导师弗思(Reader,Raymond)的建议决定以他在开弦弓村的调查成果为基础撰写博士论文。不久,弗思的导师、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直接指导费孝通的论文写作。1938年春,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证明书上所标明的论文题目为“Kaihsienkung:EconomiclifeofaChi-nesevillage”(“开弦弓:一个中国村庄的经济生活”)。1939年该论文由英国Routledge书局出版,英文书名《Peasantliefin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扉页上印有“江村经济”)。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书名《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2001年被收入《商务印书馆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江村经济》在人类学学术发展史上改变了人类学只研究未开发文化的轨道,摆脱了人类学“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2]的倾向,对处于文化急剧变迁中的中国乡村社区作了生动描述和深入研究。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vski)在《江村经济》英文版序言中认为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E•丹尼森•罗斯认为:“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3]由于费孝通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二、费孝通乡村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

《江村经济》广泛探讨了江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实际上也是一部从微观的视角研究“三农”问题的经济学著作。本文不就该书在人类学方面的学术贡献多加评论,仅就费孝通先生对乡村经济方面的研究加以评述。①*

(一)乡村产权

作者：王高峰1，孙升2     单位：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2．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建筑与规划学院   工业遗产主要文献研究内容分析   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发现，目前大部分对工业遗产的研究是基于建筑科学与工程和旅游服务领域的。论文引用频率最高的是2002年深圳大学传播系李蕾蕾发表在《世界地理研究》的《逆工业化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德国鲁尔区的实践过程与开发模式》［4］，它同时是国内第一篇关注工业遗产的文章。之后比较有影响力的文章有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俞孔坚发表在《建筑学报》的《中国工业遗产初探》［5］，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科系李林的《国内外工业遗产旅游研究述评》［6］，国家文物局前任局长单霁翔的《关注新型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的保护》［7］，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伯英的《工业遗产的构成与价值评价方法》［8］，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卢永毅、杨燕的《化腐朽为神奇———德国鲁尔区产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9］，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徐逸的《都市工业遗产的再利用》［10］，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李小波的《古盐业遗址与三峡旅游———兼论工业遗产旅游的特点与开发》［11］，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邢怀滨的《工业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初探》［12］，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谢红彬、高玲的《国外工业遗产再利用对福州马尾区工业旅游开发的启示》［13］，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阙维民的《国际工业遗产的保护与管理》［14］。国家文物局前任局长单霁翔先生2006年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15］，文章对包括“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工业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实践”、“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几部分，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工业遗产保护的科学内涵。此后，单霁翔先生又就工业遗产保护问题陆续发表近11篇文章，对工业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工业遗产的利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这显示出我国官方机构对工业遗产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   有关工业遗产的3篇博士论文，也尽可能多地采用多学科理论视角试图去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研究框架，现有研究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所提出的关键词，绝大部分涉及几个方面:工业遗产旅游、保护与再利用、工业遗产改造、工业景观和旅游开发及模式等方面。   “IndustrialHeritage”的另一个翻译是“产业遗产”。以“产业遗产”为名进行检索，共有22篇文献目录。虽然翻译不同，但研究内容并无多大差别，其中主要是建筑学科与工程类文章。国家图书馆馆藏关于中国工业遗产的书籍有10本。2007年出版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文集》［16］，其开篇即为《无锡建议》，这对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同年，刘会远，李蕾蕾的《德国工业旅游与工业遗产保护》［17］建立在以往工作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扩展与深化，主要介绍了德国遗产型工业旅游地发展的经验。刘伯英，冯钟平的《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18］从规划角度考虑，主要对工业用地如何进行利用与更新进行了探讨，其次对国外一些相关的土地再利用进行了介绍。聂武钢，孟佳的《工业遗产与法律保护》［19］对我国工业遗产现阶段的保护和开发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问题及进展进行了探讨。岳宏的《工业遗产保护初探:从世界到天津》［20］主要是对相关国家以及天津市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的介绍。此外，建筑文化考察组、潍坊市规划局、潍坊市坊子区政府编著的《山东坊子近代建筑与工业遗产》，白青锋等人的《锈迹:寻访中国工业遗产》，陈燮君主编、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汇编的《上海工业遗产实录》和《上海工业遗产新探》，姜平、张廷栖的《唐家闸:工业遗产的瑰宝》均为对工业遗产进行简要介绍性质图书。   讨论   总结近十年来中国工业遗产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到的是:工业遗产吸引着各方面的注意，其往往会形成景点从而造就旅游业。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其面对经济转型与文化建设的矛盾更为突出。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外理论和实践的跟踪研究;另一方面，要结合国情发展和实际需要，在工业遗产保护理论构建以及价值传承方面开展深入的探讨。   工业遗产概念和内涵   从国外对工业技术品的兴趣开始，再到最终TICCIH形成工业遗产的定义，可以发现，“工业遗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空间，也同样适用于早期工业和手工业技术、工艺过程以及各种技术产品。只有建立在对工业遗产概念和内涵的正确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才能促进工业遗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研究机构(组织)及人员   不少发达国家已组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在国际上，也有TICCIH、国际技术史委员会(ICOHTEC)与国际联合劳动博物馆协会(WORKLAB)等组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协调下不断进行探索。工业遗产作为后工业时代的研究对象，自然处在多学科交叉点之上，建筑、规划和景观设计与技术史以及旅游科学等不同背景研究者的融合，是提高工业遗产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工业遗产研究需要融合人文学科理论和自然学科理论和实践，以获取更多的研究支持。   研究方法   国际上，研究者在对工业遗产核心概念的把握上，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工业遗产进行研究、实践和探索，如社会文化、技术发展、区域和环境问题等。其具体研究方法，从最初重视技术发展研究而缺乏对城市化的关注，再到深刻认识工业化的主题不完全与技术和消费的变化有关。国内的研究重点在于建筑、规划和景观，以及其所带来的资本变化。  #p#分页标题#e# 只有植根于详尽的资料调查以及对技术工业发展的深入研究，再结合工业化带来的生产消费和城市化的过程这个基本研究方法的思想，才能积极地突破时空限制，通过建立学科交叉体系进行更恰当的研究。而非仅仅着眼于建筑、规划和景观，以及其所带来的资本变化。   结语   中国的工业遗产研究起步较晚，从开始到现在只有短短10年的时间，但是，目前工业遗产研究引起了不同学科学者的注意，试图从学科自身视角出发，去进行相关的解读和研究。在可借鉴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工业遗产研究的发展特点，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在充分对工业遗产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特点和研究目的加以明确的同时，需要扩展视野，了解国际上对于工业遗产领域有关学科交叉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关心如何发展适于中国发展现状的工业遗产研究理论，并对其加以改进，促使其能够解决社会发展和工业遗产保护之间的实际问题。在重视理论和实践改造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如何充分研究工业遗产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技术价值，并积极地利用其潜在的经济价值。

【摘要】该论文对西藏文化产业的现状，所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西藏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文化产业的奠定了基础，随着近些年西藏文化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与多种民族特色行业、现代化行业融合发展的路径，并且在园区的建设方面力度在不断加大，逐步打开区外市场。但在西藏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人才匮乏，使得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和管理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二是产业布局分散、规模小，这使得西藏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弱；三是产业管理体制不完善，造成相关部门职能交叉和不全面的状态。结合上述优势和问题，提出了加大文化产业与其他行业间的融合；健全管理机制，培养专业管理人才；运用互联网助推产业提速增效；打造西藏特色文化系列活动这四条发展路径。

【关键词】西藏文化；产业现状；产业发展

在现今社会中，物质需求在人民日渐富裕的生活中得以满足，因此人们开始对精神生活有了更多追求，这也促使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西藏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其种类繁多、风格突出，为发展西藏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发展西藏文化产业能够促进西藏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对外宣传西藏文化的途径之一。

一、西藏文化产业现状

1、丰富的文化资源。西藏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且极具西藏风格特色。首先，西藏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令人向往且神圣的神圣圣湖，见证了历史发展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还有独具特色的藏民族、门巴族、珞巴族等民族艺术文化。目前西藏的全国性、自治区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有55处、391处和978处；非物质文化遗产1000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89项；[1]在2018年公布的国家第一批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公布，西藏自治区共有15项传统工艺录入其中。

2、形成多元化的文化产业形态。西藏文化产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其创新性较弱，但它与当地特色行业和现代化行业的融合发展展现出了浓厚的民族特色。主要涉及行业有旅游业、民族手工业、民族演艺业、会展节庆业、出版影视业、文化产品数字制作与相关服务业、休闲娱乐业等。与这些行业的融合发出促进了西藏文化产业的消费者，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它在国内甚至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3、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不断推进。西藏自治区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不断推进，截止2018年，西藏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园区）共有234家，国家级、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有73家，[2]2018年6月，位于西藏拉萨市的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被授予“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称号，成为首批13个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之一。

摘要：

为什么西方的许多建筑大师都是经典产品的设计师呢？例子屡见不鲜，本文就是研究做好环境艺术设计是否会对产品设计有启发。

关键词：

产品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国内外许多有名的产品设计大师同时也是建筑大师，而国外的建筑师也同样是室内设计师，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专业，却神奇的在历史当中融合到了一起，有颇多让人不解之处，本文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两个专业之间的关系。

要说建筑设计，那其历史追根溯源就要说到很远了，但是要是说产品设计，我们的历史就可以推进到工业革命开始时算起了。最早刚开始兴起工业革命的时候，社会上是有两种声音的，一种声音认为美学在工业设计中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对传统手工业者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大批量的工业生产取代了他们的生计，产品的实用价值在当时社会来讲是要高于产品的艺术审美的。就像当时美国的工程师柯本，他在一篇题为《机车工程与铁路机械化》的论文中，表明了一种毫不含糊的实用主义，“商业上的成功是工程的主要目标,因此不必虑及与此无关的因素。”他藐视美学的作用，坚持任何一位渴望成为工程师的人都不应鼓励在纯粹机械的形式和比例上玩弄花哨，而应专注于最佳的机械方式，使得任何既定的目的得以实现。我认为他的观念是偏执的，是目光短浅的，工业刚开始兴起，人们的生活要求和经济水平都不能达到一定高度，对产品的需求自然只是停留在功能满足一切得高度上，但当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人类必定不会再满足于纯粹的功能；而另外一种声音，则是认为应该正视艺术与工业的关系，就像德国的建筑师、艺术评论家戈特弗里德•散帕尔，他在1852年出版的《科学、工业与艺术》中提出：新艺术应建立在接受和采用机械化的基础上。所以当时发明的蒸汽机的框架上就应用了古典柱式——塔斯干柱式作为装饰，这也是最早将建筑装饰元素应用到产品中的例子，可见那时建筑和产品之间就有了联系。后来，随着时展，又出现了很多顺应时展变迁的优秀产品设计师，他们的身份都不单单只是产品设计师而已，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建筑大师，例如密斯•凡德罗，说他是最伟大的建筑大师也不为过，他设计的巴塞罗那椅至今仍是经典并有销售，他少即是多的理念更是很多著名产品设计大师所信奉追随的理念，DieterRams就是其中一位，还有后来的乌尔姆布劳恩等。DieterRams是德国现代主义之父，拉姆斯曾经阐述他的设计理念是“少，却更好”，他与他的设计团队为百灵设计出许多经典产品，包括著名的留声机SK-4，素有“白雪公主之棺”之昵称，和高品质的D系列幻灯片投影机D45、D46。他也为家具制造商Vits?设计606万用置物柜系统（1960年）而闻名。他的许多设计，诸如咖啡机、计算机、收音机、视听设备、家电产品与办公产品，都成为世界各地博物馆的永久收藏，包括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像与密斯•凡德罗齐名的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他设计的工业产品如真皮沙发、躺椅、扶手工艺椅、咖啡桌与LC7椅等，至今也是极其经典的家具产品。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是第一代现代建筑经典大师，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教育家，他在1923年为包豪斯校长办公室设计的一件扶手椅，也是当时的经典产品。什么是好的产品设计？好的产品设计就是能抵制得了时间的推敲，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都能适应时代市场，这其实也是产品设计的生态观，不用更新换代的产品自然能够节约成本，节约资源。而这些产品都是建筑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为什么呢。其实，不论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还是产品设计，都是跟艺术分不开的，只要人类的艺术理念一样，那么他们就是共通的，就会使拥有同样艺术观念的人之间产生共鸣，因此无论是环境艺术设计还是产品设计，肯定也是互通的，当环境艺术设计没有想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优秀的产品设计理念上找灵感，当产品设计没有灵感时我们可以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找观念。有时往往用这种方法可以找到更好的创意创新，找到仅限于单一专业时找不到的好理念，这也是为什么建筑大师设计的家具产品能经典流传的原因了。

设计也不是艺术人所独有的，是涉足到社会方方面面的，而工业产品设计指的是把设计导入到工业产品学科之中，建筑设计则是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与格局。不论是产品设计还是环境艺术设计，设计的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本，设计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业产品设计和环境艺术设计都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促进社会经济与文明更好更快的发展，非常时期甚至能帮助国家走出经济的萧条局面，例如德国的魏玛包豪斯学院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针对当时德国工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大工业生产“技术与艺术相对峙”的状况，提出了“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口号，这一理论的提出，带动了当时德国的经济发展。工业产品设计同时具备科学性、艺术性和实用性。其科学性来自于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还来自于先关学科的研究，如人体工程学；艺术性则来源于共通的艺术审美高度，不但与环境艺术设计共通，甚至可能与音乐和纯美术共通，不论是什么专业什么设计，他们在艺术一点上都是一样的理念，同一时代采用的更都是出自时代产物下的艺术理论；实用性更是体现在所有设计之中，不论什么设计，第一服从都是功能性与实用性。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的需求产生了。设计的多样性主要来自对人们需求的探索，需求在不断推动设计领域向前发展，影响和制约设计领域的内容和方式。发现人们的需求却也是设计师的主要思维方向，新产品、新建筑形式装饰形式的出现，大多数是从需求角度发现的。设计由简单实用的生活化到除实用之外蕴含有各种精神文化因素的人性化走向，正是美国行为科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需要从低到高分成五个层次逐级上升的反映，无论是在产品上还是在环境设计上，他们都是在生活化的基础上注入人性化元素，都是人类需要的自身特点对设计的内在要求，这就是产品设计和环境艺术设计为什么共同的原因了。

摘要：民间美术作为一种流传下来的艺术，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如果能将这些民间的优秀元素运用到高校美术教育中，不仅可以使我国民间美术技艺得到较好的传承，还可以丰富高校的美术教育资源，强化学校的美术教学的效果。本文主要从民间美术、高校美术教学以及民间美术在高校中的引用三个方面来对民间美术资源在高校美术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希望可以帮助到广大高校美术教师。

关键词：民间美术；高校美术教学；应用研究

民间美术历经几千年的民间工艺积淀，有很强的民族性，如果在高校美术教学中能够对民间美术元素进行合理利用，不仅可以凸显出我国民间工艺的地域特征，而且还可以更好的发挥美术的文化价值功能。

一、民间美术的传承方式

(一)书籍传承

文字的出现不仅方便了人们记录历史，也为民间美术的传承起到了很好的媒介作用，民间美术借助文字这一记录方式为后人留下了很多艺术珍宝，其中包括一些民间工艺的理论和民间创作者所画的艺谱，比如有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唐代的《工艺之法》以及先秦时期的《考工记》等，他们的来源都是各有不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均是经过几十代人日积月累的努力，逐渐完善并加工才完成的，这种传播方式加强了民间艺人之间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民间美术的普及和传播。

(二)民间艺术品传承

摘要:我国高校大学语文教材选文存在顾此失彼、逻辑不当等问题，削弱了大学语文课对大学生基本语言能力和人文情怀的培养。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有范式惯性束缚、基础性研究不足、中文专业本位意识束缚、过分追求形式创新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材选文;编排架构;逻辑;原因探析

选文作为大学语文教学中教师授课的基本依托，长期以来，一直在教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选文的不同编排类型体现了教材编者不同的施教理念和引导倾向，客观地分析这些编排类型，有助于把握当前我国大语教材的整体状况，也便于清晰的梳理不同的教材存在着的类型问题。

一、当前大学语文教材选文的编排类型分析

30年来我国大语教材选文部分的编排架构有以下五类:

(一)“文学史”型

该体例以“徐中玉华东师大本”初版为代表，使用时间长，影响大。教材选文一般由中国古代文学若干加中国现当代文学若干加外国文学作品若干组成。在古代文学部分，往往以文学史发展为线索按朝代先后在每一时段里选若干代表作品，如先秦阶段多取散文名篇、《诗经》里的诗，其他各阶段不外乎诗、文，(宋代加进词，元代加进杂剧或散曲，明清加进小说)若干。

一、关于社会经济研究

对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认识、研究，是认识和了解藏区远古时期的基础。乔政《西藏远古经济社会略述》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发展情况作了阐述。该文通过对昌都卡若遗址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卡若人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卡若遗址呈现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贤者喜宴》记载，居住在西藏雅隆地区的原始人类，“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生活状况犹如林中之兽类”。此时，西藏地区的先民尚未开始原始的农业生产，只是“食自然之稻谷”。霍巍《试论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分析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业的起源、游牧经济与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迁徙与移动空间等问题，对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至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态环境、生活样态、艺术创造等从不同的侧面与断面作了大致勾勒，阐述了高原游牧业由原始农业转化而来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若干重要线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过去文献记载阙如的由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为重新构建一部西藏史前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随着史前游牧经济的发展，早期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也逐渐兴起。徐旺生《西藏原始农业初探》一文从“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结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对西藏原始农业起源，以及西藏早期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承属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一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作为独特地理单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响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并将其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对比，认为“青藏高原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原始农业却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但曾雄生在《中国农学史》一书中持不同观点，认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文化的影响。张亚生、占堆《从“蕃”和“乃”的词源看西藏农业起源》一文，则从词源角度来探讨西藏农业起源，作者认为“‘蕃’有农业生产地域、经济活动职业、以及土地占有者几项含义;‘乃’是栽培青稞之称谓”。从该文可以看出，藏区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体现在历史的方方面面，随着西藏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对西藏农业的研究也会取得新成果。霍巍《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一文以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依据，从交通与贸易方面进一步展示了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文章指出，在西藏远古时期，“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藏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西藏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杨曦《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西藏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西藏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西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刘志群《西藏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西藏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

达娃《古陶———西藏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西藏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西藏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西藏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格曲在《西藏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德却卓玛《论西藏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摘要：科技创新在城镇化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科技创新推动城镇化进程，不仅破解城镇化发展难题，而且优化城镇化产业结构；科技创新有助于提高城镇居民科学文化素养和科技意识。城镇化可能使人类陷入一个科技发展的悖论困境当中，科技的负面效应使城镇化面临诸多严重后果。

关键词：科技创新；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发展难题；产业结构；科学文化素养；科技意识

科学创新在城镇化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础之策。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城镇化与科技创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就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的征程。科技创新提高了人类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非农产业的各种经济要素聚集到城镇，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数量迅速增加。

一、科技创新推动城镇化进程

城镇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人类早期由于没有掌握控制自然环境的生产技术，只能依赖天然自然获得食物，以采集-狩猎为生，以群落为组织形式。农业和古代农业技术的诞生，人类拥有了可以定居的生产手段，由此产生了不再完全依靠天然自然乡村社会。随着手工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分工，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出现了最早的城镇文明。在奴隶社会时期，城镇的经济功能并不突出，主要是行政、军事、宗教中心。这一时期的代表城镇有雅典、斯巴达、罗马和底比斯等。欧洲和亚细亚地区进入封建社会后，手工业脱离农业而独立，商品交换日益活跃，商人和货币随之出现，市场主要选在城中或靠近城，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城市。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创了人类近代史的新纪元。从此，城镇的发展也踏入了近代城镇发展阶段，从乡村化时代步入城镇化时代。以蒸汽机为代表一系列技术发明引发了工业革命，出现了现代大工业、新动力、工厂制度、新的交通运输方式的革命、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本化。机器工业的大规模兴起，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的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把农民转移到新兴工业当中。农民进入城镇成为工人，工人成为城市人口的主体。城镇人口的增加，离不开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粮食以及农副产品。英国的农业技术也获得了较快发展，开始了机械化和化肥的使用，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为城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科技进步是工农业革新的先导，也是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1801年，英国的城镇化率为26％，到了1851年，超过了50％，到1871年就高达75%，远远高于欧美其它国家。小城镇变成了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英国城镇规模日益扩大，如曼彻斯特在1851年人口就超过了40万，成为英国最重要的纺织工业城市。到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出现了大批城市，城镇化在工业革命推动下迅速发展。19世纪50年代，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工业化时代的近代城镇化开始向现代城镇化转变。电能的利用是人类首次在科学的指导下发生的重大技术革命，它和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创建的电磁理论是分不开的。电磁理论把人类社会带进了电气时代，对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不亚于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美德两国城镇化的发展最能说明这一点。电能的广泛应用、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交通工具的革命，使美国的人口分布和工业布局发生了改变，促进了城镇化地发展。德国依靠科技创新的力量来发展工业，经济迅速崛起。19世纪德国采矿业中运用钻探机、空压机、钻探车、通风机和硬煤粉碎机等，矿石开采量到19世纪70年代达到2600万吨，远远超过了法国。随着采矿业发展，工业、交通运输及其他服务也逐步实现了机械化。于是德国很多城镇由原来的单一的驻防城市、港口城市或文化城镇，转变成多功能城镇，加快了全面城镇化的步伐。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一场以核技术、计算机、空间技术为先导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新的科学技术很快转变为生产力，人类步入信息社会，改变了城镇发展的轨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世界城镇化进程加速。1980年世界城镇化率达到41%，1990年增长到46％。二是城镇质量提高。在信息时代，城镇发展并不只体现在城镇化表面，而更是促进了城镇向纵深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在城镇质量的提高，城镇从单一的工商业城镇转变为多功能城市。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各方面的需求。城镇环境不断优化，城镇日益成为适宜人们居住的家园。休闲城镇、绿色城镇、文明城镇、生态城镇、园林城镇、旅游城镇、人文城镇成为城镇发展的趋势。三是城镇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城镇成为信息化的栖息地，信息化成为城镇发展的发动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学者把城镇信息化或信息化的城镇称为“数字城市”，城镇信息化还有其它的称谓，如“智能城市”“知识城市”“虚拟城市”等。所谓“数字城市”通俗地讲它是指在城市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中，利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将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要素，城市的各种信息资源整合起来加以充分利用。到了21世纪，伴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透彻感知、深度互联、智能应用为特征的“智慧城市”成为城镇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和新的愿景。其中，“数字城市”（DigitalCity）是智慧城市（SmartCity）的低级阶段。目前，在“数字城市”建设的基础上，我国大部分城镇正在从“数字城市”向“智慧城市”转变。

二、科技创新破解城镇化发展难题

城镇化难题伴随着城镇化而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的重点不一样。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主要来源于科技发展的不完善、城乡居民需求、城镇发展的需要等方面。科技发展不完善性产生的城镇化发展难题。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包括科学技术的生产力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的主导，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城镇的发展历程来看，科学技术主要是通过推动工业化来促进城镇发展的。和战前城镇发展不一样是，战后科学技术直接推动了城镇发展。但因为科技本身发展的不完善性给城镇化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科技本身存在的安全性、伦理性、环保性、社会性等问题而出现的新的城镇化发展难题。城乡居民的需求层次变化产生城镇化难题。马斯洛把人的基本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并且从低到高呈金字塔形结构。马克思将人的需求层次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三种。具体来说，城乡居民的需求会不断从低向更高层次转移。众所周知，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是吃，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吃在消费支出时必然占有很大的比例。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自然倾向于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后，消费的重心转移到穿用其他方面，恩格尔系数会不断下降。人们更加注意怎样满足精神的需求，消费目的以及消费对象会随着消费能力的提高而变化。当今，服饰文化、美食文化已远远超过了温饱的目的。正是对这些需求的渴望，人口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镇，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城镇化难题。不同发展阶段产生的城镇化发展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是由不同时代的生产力决定的。生产的发展变化微观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一定意义讲，手工技术决定了前工业城镇形态，蒸汽机和电力技术决定了近现代工业城镇，信息社会决定了信息城镇形态。城镇发展阶段的不断提升，使城镇化难题从追求满足城乡居民生活数量转向提升质量，从追求物质文明向追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方向转变。城镇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使城镇化难题的重点发生了转变。从人类城镇发展的历程来看，城镇化难题不断地发生变化。国外城镇化的历史表明，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些难题是难以避免的，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破解城镇化发展难题。交通构成了城镇化的最大瓶颈。城镇的大小是由人们在里面移动的难易程度决定的。无法想象，一个城镇中的居民乘坐最快的交通工具从这个城镇的一个区前往另一个区也要好几个小时，这样的城镇不能算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城镇。而城镇交通新的理念、城镇交通政策的实现以及交通工具的新革命都离不开科技创新。20世纪50年代以来，信息和知识的传递、知识和情报的交流达到空前的规模，人类逐渐感觉到信息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正是依赖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西方的资本主义重组才取得了成功。信息化是破解目前中国城镇化难题的重要渠道。就像工业革命需要科技的支撑一样，信息革命也需科技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