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分析论文范例

摘要：当代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理论知识的获取方式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创新应与时俱进地解决学生对时政信息的需求与对理论课程兴趣之间的矛盾，在职业教育中建立专业服务导向的形势与政策教学体系，强调专业实践与服务社会在时政课程中的作用，试图分析课程教学环节存在的实际问题，以探索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创新思路。

关键词：专业服务；形势与政策教学现状；创新思路

2018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加强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扩大优质课程的覆盖面，提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效果”。“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职业教育承担着实践育人的重要任务，更加强调人才培养的专业技能特征，以专业服务为导向的实践创新有效增强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精准性和育人功能，如何进行形势与政策教学创新，加强时政理论知识学习、实践问题关注、社会价值引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专业服务导向的形势与政策教学特征

职业教育以培养专业技能水平较高，综合素质较强的职业化人才为教育目标，凸显育人的专业技能与服务社会功能是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有效创新之处。

（一）以专业为导向的教学目标设置具备精准性特征

专业为导向是课程设置环节的重要选择，充分发挥学生的专业特质，结合教学大纲有效的分类教学，教研室分类研讨课程内容与教学实践手段，贴合每个班级实际，符合学生专业发展需求，将职业教育的特色融合进来，按层次解决学生对时政信息接收的差异性，较强的针对不同专业的培养特色，发挥课程的精准育人功能。

一、实践教学的目标体系

第一：认知阶段———大学一、二年级。

实践教学要实现学生对社会环境和行业专业的认知，作为公共管理专业，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对社会环境中的一些角色和现象能明白其原因和原理，做到心中有数。这一阶段实践教学旨在让学生为公共管理实践打下牢靠的知识和技能基础，组织学生对社会现象和新奇事物进行分析和探讨，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分析能力对公共管理环节进行分析和总结，从而在实践基础上实现学生对公共事务和社会现象的基本认知。

第二：掌握阶段———大学三年级。

这一阶段要求学生初步掌握一些专业实践知识的具体操作和应用，具体实施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实践知识以案例分析为主，以小组讨论等活动为补充；具体操作可通过各种专业模拟软件和实践课程进行。通过具体操作巩固理论知识，再用理论知识指导具体实践，两者结合，不断优化改善，为以后工作奠定基础。

第三：提升阶段———大学四年级。

大四临近毕业，临近工作，此阶段实践目标旨在查缺补漏，综合运用前两个阶段的成果。这时实践需要通过专业实习完成，多数是在与专业相关的公共管理部门进行，实习阶段学生应将理论知识和模拟实践转化为真正的工作技能和素质。独立自主地完成工作要求，遇到困难能运用所学知识和原理解决，熟练担负公共管理工作任务，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工作素养，并且运用到实践中，同时，可提前熟悉未来就业环境和工作方式。

本文作者：黄丹莉 黎亮 单位：宜春市第三中学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

歌谣研究的最初动因

《歌谣周刊》第一期发刊词阐述了歌谣收集的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GuidoVital)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从上述话语中，可以知道，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第一个目的即是学术的目的，主要是将民间歌谣作为民俗学研究的资料。而民俗学研究本身也有其社会改良的思潮背景，即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为改造社会一方面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则是去民间寻找国民的心声。中国20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时代风声构成了歌谣收集的真正历史动因。第二个关于文艺的目的主要是受到西方歌谣研究运动的刺激和影响。虽然文人编纂整理前代歌谣古已有之。最早的是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杂歌谣词》篇，收入上古至唐五代谣谚一百二十余则。

以后历代都有编纂，尤其以明代成果最丰富，而清代杜文澜《古谣谚》则被认为是继《乐府诗集》之后最好的选本。北大歌谣征集活动却与传统的歌谣编纂有所不同，主要是对近世歌谣的全面收集整理以便为新诗创作提供启示和借鉴。为文艺的目的与黄遵宪“诗界革命”引民间歌谣入诗一脉相承。但直接的冲击恐怕还是受外国影响。英国1878年成立的民俗学会专去采集英格兰岛以及欧洲大陆的传说故事、歌谣、风俗及宗教。最早被介绍的歌谣理论是意大利人vital1896年编的《北京歌谣》的序文，其中提到“真的诗歌可从中国平民的歌找出”和“民族的诗歌”，周作人提出“为文艺“的口号受到外域研究的冲击不可忽视。争议问题:为学术还是为文艺研究工作的重点是民歌的社会科学还是文学方面曾经有过明显的踌躇。周作人在1924年的会议上提出除搜集民间散文和韵文之外，还要包括民俗一支，因此在《歌谣周刊》里出现了许多关于结婚、节日的文章。而1936年《歌谣周刊》复刊时，胡适在《复刊词》中说:“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民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为文艺的结果呢?也有争论，有人怀疑“已经搜集到的许多歌谣和故事，对于民族的纯文学(诗歌、小说、戏剧)的复兴究竟会有什么益处。”鲁迅也曾经说，文人的文学僵死了，就从民间去寻找新的生命，然后再一步一步把它绞死。

值得思考的是:这个为文艺的目的完成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什么民族的诗歌迟迟没有出现。为文艺和为学术其实可以囊括在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需要这个最大的历史动因之下，为改造国民性去民间寻找民情和民文艺，就是从内部完成启蒙的努力。这个动因可以一直追述到清末民初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新文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改造运动，我们如何把这个运动看作是切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的问题这同样很重要。且不论歌谣运动最后是否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歌谣研究的地位和方向却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确立，后来歌谣研究的方法也基本上从中生发。

研究方法的开拓与传承

田野调查。歌谣研究是在歌谣征集活动(1918)中开始的，这为中国歌谣研究奠定了田野调查的优良传统。歌谣研究会(1920年2月)与风俗调查会(1923年5月)组织的田野调查工作使得近十年收集歌谣达一万三千九百零八首。风俗调查会所列风俗调查表将歌谣放在“思想”一栏中，与环境、习惯两个大项并列，可以说为歌谣研究打开了视野。遗憾的是，此表没有注意歌谣在什么时间、场合吟唱、吟唱的功能和参与者的反应。歌谣的曲调也没有保留下来。不过这些遗憾在后来的研究论文中稍稍得以弥补。比如孟森在《有关山歌的史料》中，讲到他家乡每年七月最后一个晚上的歌谣比赛。随笔中涉及杵歌，说明了是舂米时唱的歌，甚至在葬礼中也唱。比较研究法。常惠在《向投稿人进一言》中提到“在每一个省，有时甚至是邻近地区，对同一首歌却有不同唱法。”胡适在《民歌比较研究之一例》中提出了“母题”和“细节”两个重要的比较研究概念。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则在收集异文的基础上具体展开了歌谣母题的比较研究，并发现水路和陆路传播的效果与地方特色的形成。文史结合法:周作人在《歌谣周刊》16号上提出了歌谣研究文艺的和历史的两个方面。在解释历史方面的价值时，他写道“其资料固然很需要新的歌谣，但旧的也一样重要”。文史结合法在张竞生拟定的风俗调查表中有所体现，表中所列将实地调查、记载的材料、器物三者相参。此法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顾颉刚将考古、史料、风俗歌谣一视同仁地对待，进一步巩固了歌谣的国学地位。

一、引言

科技期刊是科技文献的主要载体，是展示科研成果、聚集前沿信息、传播学术思想、引领科技发展的重要平台。科技期刊的发展，对于促进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升科技文化国际交流的话语权，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会议强调，科技期刊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①中文科技期刊曾是我国科研成果的主阵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科技的重要工作大都首先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然而，近30年来，尽管中文科技期刊品种数量不断增长，学术水平稳步提升，品牌特色日益鲜明，但由于外部环境变化以及自身改革创新不足，中文科技期刊的稿源质量下降，发展环境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逐渐滞后于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的差距还在逐渐拉大。朱作言院士认为，“我国当前的科技创新体系还存在着一个非常突出的短板—科技类学术期刊。因为我国科技期刊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科研成果产出的需要，导致大量的本土优秀科学论文‘交钱发出去’又‘付钱买进来’，科研产出的版权归国外出版商所有，成果的首发权和话语权受制于人。[1]”中文科技期刊发展面临窘境，还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梅宏院士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国家科学发展最快的阶段，中华文明史上的相关记载是缺失的”。[2]目前，中文科技期刊是中国科技期刊的主体。据统计显示，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科技期刊数量为4973种（不含军队系统出版的科技期刊），包括中文科技期刊4519种，其中，汉语4477种，少数民族语言42种，英文科技期刊333种。汉语、少数民族语言、英文科技期刊分别占到总数的90.03%、0.84%和6.70%。[3]因此，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征途上，如何办好中文科技期刊是科技界、出版界、政府以及全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为此，本文在梳理、分析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文科技期刊在科学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作用及其管理体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及困境

科技期刊是一种发表自然科学及技术的杂志，从内容上来说，主要包括综合性期刊、学术性期刊、技术性期刊、检索性期刊、科普性期刊等。由于实践中各类科技期刊的边界并不是特别严格，本文中的科技期刊是以学术性期刊为主的泛指。关于科技期刊的研究由来已久。特别是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的目标下，科技期刊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有大量的项目、论文以及论坛以此为主题展开。综合相关的研究成果[1][4][5][6][7][8]，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大体可归纳为内容建设、政策环境、办刊主体和运营技术四个方面：第一、从内容建设来看，优质稿源不足长期以来是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最大挑战。优质稿源是科技期刊生命线，然而国内科研工作者的优秀论文投向国外的现象非常普遍，优质稿源流失情况愈演愈烈。祁丽娟、方梅统计了我国优秀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中文科技期刊《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计算机研究与发展》近20年的论文情况。统计显示，从发文量来说以2006−2007年为界出现了趋势的变化，之前的年发文量呈上升趋势，之后则呈逐年下降趋势，稿源不足的问题愈发严重（见表1）；从第一著作单位来看，来自中国科学院和985高校的论文量从2008年起占比逐渐走低[9]。优质稿源外流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优质稿源匮乏，刊载论文水平下降，甚至许多优秀的中文科技期刊已经陷入“无米下炊”的尴尬局面，而不得不降低发文量，甚至增长刊期[9]。第二、从政策环境来看，评价体系导向使中文科技期刊生存更加艰难。大部分中文科技期刊在认可度上无法与国外期刊相提并论，研究人员需要在更高声誉的国际主流刊物上发表成果才会被同行认可，因此我国优秀的研究人员很少会将自己的成果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而我国当前的评价体系使得SCI在国内受到过度的膜拜和推崇，成为各种项目、人才乃至机构评价的金标准、指挥棒[9]，加剧了中文科技期刊在优质稿源竞争中的不利地位。第三、从办刊主体来看，小、散、弱的运营业态严重制约了科技期刊的发展。我国科技期刊管理体制比较复杂，具有主管、主办、出版等多个层面。据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4973种科技期刊共有1276个主管单位，仅主管一种科技期刊的单位有821个，平均每个单位主管3.9种科技期刊；如果基于第一主办单位来统计，共有3117个主办单位，仅主办1种科技期刊的主办单位有2401个，每个主办单位平均拥有1.6种科技期刊；出版期刊大于10种的出版单位32家[3]。从办刊人力资源来看，41.99%的科技期刊编辑部人数在4-6人，29.66%的人数7-10人；从期刊经营来看，72.45%的科技期刊总收入在100万元以内[10]。应该说，大多数中文科技期刊市场化程度不高，仍沿用单刊形式的“小作坊”运作，新刊创办和兼并重组困难重重，难以形成集约经营和规模效益，期刊的整体运营水平和自主良性发展能力难以有效提升。第四、从运营技术来看，网络化、数字化等新型媒介传播方式已经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科技期刊的出版形态和服务内涵，全球化、集群化、平台化运营已成为科技期刊产业发展的趋势，而我国只有少数科技期刊（群）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融合出版与传播，信息服务质量以及满足读者个性化的能力更是远远落后于国外同行[5]，与国际主要期刊出版集团的差距在逐渐拉大。从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来看，优质稿源不足，造成了期刊刊载论文水平和期刊影响力下降，而影响力的下降，使得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中文科技期刊在与中国英文期刊和国外优秀期刊争夺优质稿源的竞争中愈加处于下风，优质稿源更加匮乏。在当前的期刊管理体制下，期刊管理出版部门条块分割，以单刊形式为主的中文科技期刊无力也没有可能改变这种每况愈下的竞争局面，而竞争的结果更加固化了中文科技期刊小、散、弱的局面。与此同时，网络化、数字化等新型媒介传播方式对办刊主体提出了规模化、平台化的网络产业的新要求。所有的这些问题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闭环，相关制度体系产生依赖并自我强化，在一定程度上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形成中文科技期刊难以解脱的发展困境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分析的中文科技期刊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科技期刊。

三、如何理解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困境

从历史看，把科技期刊作为一个问题的大规模讨论始于20世纪初，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从历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的情况可以看出（见表2），相关的主题大体可以归结为期刊管理体制改革、如何应对数字化挑战、科技期刊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三个方向，相关的改革路径也相应由此展开。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科技期刊管理体制的改革屡被热议又屡次搁浅。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地指出了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决策层和学术界等对学术期刊属性的认识并不统一[11]，市场化改革进程再次延迟。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通知》中提出，通过建立完善学术期刊出版准入制度，以及扶持激励政策和保障体系，切实推动学术期刊健康有序发展。这就意味着，现阶段期刊管理体制改革逐渐让位并被包含在科技期刊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的相关议题中。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提升包括中文科技期刊在内的中国科技期刊的办刊能力（包括如何应对数字化挑战）和影响力，从2006年起，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等项目陆续实施。同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增设“期刊奖”，将社科期刊和科技期刊纳入到全国“百强报刊”评审推荐活动中。特别是在2015年，中国科协联合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为科技期刊深化改革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夯实进军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与文化基础，2019年8月5日，中国科协、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开启了新一轮提升科技期刊影响力的征程。该意见从优化学科布局、提升管理水平、提高运营能力、参与国际开放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并已经启动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和分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试点工作。尽管各项改革措施效果明显，特别是入选各类项目计划的科技期刊的办刊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也有理由期待新一轮提升科技期刊影响力的各项改革举措对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科技期刊整体存在的问题非但没有被消解，反而越来越突出，中国的科技期刊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影响我国科技健康发展和国际科技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倍受科技界乃至全社会所广泛关注。科技期刊与文化出版和科技体制密切相关。沿着改革路径可以看出，由于文化出版和科技体制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体系，科技期刊的改革被人为割裂。同时，中国的科技期刊问题与科技发展水平具有同步性，随着我国科研水平的不断提升，相关问题越来越凸显，这也说明科技期刊的功能作用没有很好地与科学的运行机制相融合。因此，有必要从国际视野分析科技期刊在科学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作用，探讨科技期刊业态的演化及其商业模式，进而深入探究中文科技期刊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一、资源融合教学实践的途径

1.创设不同情境，融合多媒体教学模式。兴趣是与情感相联系的，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一种有积极作用的情绪。高中阶段要利用学生的兴趣，重点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鼓励他们自主学习。我们可以抓住学生的发展特点及课程的特点，充分利用多媒体所能呈现的声、像刺激学生的感官，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笔者在教学“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一课题时，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一些短片，回顾我国的民族关系发展历史，再牵引出主题，配上一些图片，并联系时事，让他们通过这些画面感受真实，引发情感共鸣。这样，课堂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学生都愿意主动发言、积极讨论，学习政治的兴趣提高了，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质量也得到了相应提高。

2.构建信息网络，优化传统的教学方式。在高中政治课程中，构建一个信息网络平台是十分重要的一项举措。这样可以为学生提供开放的学习平台，更有利于自主探究与互动教学，能够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能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体现新课程理念。网络技术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学习、沟通方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笔者在教学当代社会的经济热点时，适时地利用了计算机，向学生展示了经济常识中的“货币升值、贬值”的问题，并搜集了人民币升值及美元贬值、外汇汇率等相关资料，引导他们归纳整理，并且分小组确定主题，以手抄报形式展示成果。这样学生的知识面会更广，发挥主体性的同时培养团结合作精神。我们可以趁势鼓励学生多关注时事热点，更便于思想政治的学习。

3.融合多方内容，促进信息化技术的运用。时政教育是高中政治课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实践拓展课的有效前提。其间运用的现代信息技术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而且能加深其对时政的深入了解，达到课程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笔者之前在学校以《全国两会时政专题复习》为主题的公开课中，有效展示了信息技术的运用过程。首先，用计算机收集了相关资料，从中选取较重大的课题，经过相应整理、归纳，用投影仪向学生展示，并提出几个他们最关注的时事热点问题，就其展开讨论。然后分小组演讲。对于比较难实施的项目，可以成立研究性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活动。最后，针对学生的讨论结果展示事先准备好的演示文稿，分析有关全国人大会议、全国政协会议的说明题，并让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释原理。具体可以通过Flash动画或者小论文、校园网专栏等形式汇报交流，当然这需要教师为学生搭建展示成果的舞台。

二、资源融合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不要夸大其词，忽略原有作用。所有的信息化技术对课堂只起辅助作用，很多教师不自觉地喜欢夸大多媒体等教学工具的作用，造成空有精美的课件，却无相应的理论解析的现象，使得学生只能受到感官刺激，没有得到实际的思想教育。我们要避免这种状态，适当利用多媒体展示课件等是必要的，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语言、形态等将课堂回归到与学生的心灵交流上，这样才能使政治课具有实用性，起到切实的教育作用。

2.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积极主导。高中政治新课标强调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只是课堂教学的参与者与辅导者。然而有些教师对这个认识存在一定偏差，以为只要让学生多说多做就是重视他们，例如笔者在一节关于市场经济的公开课中听课，这个教师就是开始做了个简单的课程介绍，随后就完全交给学生，整个过程没讲几句话。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学生的知识面毕竟有限，单纯依靠他们的自主探究远远不够，教师应该适时指导，帮助他们有效地学习。

摘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的主要内容之一，国家标准规定了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高职院校内刊学术论文参考文献著录存在5种常见错误，包括：文献类型标识代号、期刊论文格式、专著格式、学位论文保存地点、会议论文格式等著录错误。分析了这5种常见错误，给出正确示例。最后，指出高职内刊避免参考文献著录错误的应对措施和策略。

关键词：内部学术期刊；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常见错误

一、前言

多数高职院校都办有学术期刊，且大部分为内刊。内刊为本校教职工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通常还免费赠送兄弟院校或部分图书馆，因此其交流、传播范围也较大。主管部门对内刊质量有严格规定，所刊学术论文，既要符合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标准要求，又要保证具有一定学术水平。调查研究发现，多数内刊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不够规范，甚至存在明显错误，不符合GB/T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以下简称“GB/T7714”)的规定。为此，本文根据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1-6]，并结合高职院校内刊编辑实践，对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常见错误进行解析，并给出部分示例，供广大作者撰写论文著录文献时参考。

二、参考文献著录常见错误解析

（一）文献类型标识代号错误

GB/T7714规定的常见文献类型标识代号为：专著（或普通图书）M、会议论文C、汇编G、报纸N、期刊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部分作者常混淆会议论文、论文汇编、学位论文、报告或标准，错误著录或未著录文献类型标识代号。会议论文C包括各类学术研讨会、交流会等会议论文集中析出的单篇论文，汇编G通常指非会议论文集(可以是多位作者，也可以是个人作者)中析出的单篇论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关于高职教育教学类、时政研究类学术论文也常引用政策、法律、法规等文件，其文献类型标识代号也为S。

1.高中政治探究式教学存在的问题

1.1探究主体错位

开展素质教育要求教学时转变教师的角色，尽量发挥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探究式教学要求学生独立的发现、调查和处理问题，以表达和交流的方式探索政治课问题，得到技能、知识和情感的培养。由于高中政治知识的内容较多，偏离于实际生活，探究式教学存在较大困难。如果有效探究要求发挥出教师指导性作用。但许多教师更重视教学内容实现，教学按照拟定好的教学方式开展，学生只是辅助性学习，教学目的变成教学内容完成，并未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1.2探究方式单调

若要带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需要保证探究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多数教师课堂教学时将生动的探究式教学变得较为单调，无法开展教学工作。由于缺少对学生个体差异的探究，教学模式固定开展。只通过分析、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教学，制约了学生自主探究。个体化教学下放权力，许多课堂学生孤立的发挥作用，合作化探究缺乏实质性效果。若是全个体探究形式开展，也不利于探究目的实现。

2.高中政治探究式教学存在问题的应对措施

2.1精心设计探究过程

【摘要】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在政治方面簪缨不替，爵位蝉联，显赫于当时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荣耀于当时文坛，对社会的影响巨大。本文对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研究重难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进行了梳理与回顾，并展望了未来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陇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综述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国家”的“家国同构”模式是宗法社会的基本社会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社会诸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门甲族有学术文化的底蕴，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以及杰出的文化个体，所以他们往往是时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显赫于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过对陇右傅氏家族的迁徙、政治动向、诗文创作和思想学术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汉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时代的侧影，同时可以探究陇右地域的传统文化。

一、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现状与趋势

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入，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与家族》，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旺族》，费孝通《乡土中国》。这些著作对我国古代的家族文化进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单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陈寅恪先生率先运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学，其著作《隋唐制度渊源论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及《金明馆丛稿二编》对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开山之功，启发学界良多。另外，钱穆先生亦着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具体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历史文化中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其一分之功绩”［1］。钱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响深远。后继者又有唐长孺、岑仲勉、王仲荦、毛汉光、余英时等先生，以及外国学者池田温、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成为史学界与文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此方面的研究渐趋繁盛。史学界有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及常建华《宗族志》，这些通论性的著作均对中古家族文化进行了专题研究［2，3］。另外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为研究入门手册，将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极为精准［4］。而断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个案研究的学术成果则更多，如李卿《秦汉魏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与《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岳庆平《汉代家庭与家族》、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杨际平郭锋与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价》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喜欢采用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往往对魏晋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谓的个案研究，如矢野主税氏有《张氏研究》《郑氏研究》，丹羽兑子氏有《关于魏晋时代之大族旬氏》等。这些成果都彰显了家族研究在史学领域内的繁荣景象。文学界也同样硕果迭出，如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刘跃进《门阀世族与永明文学》、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与《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以及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等，这几部专著都是从家族角度来研究中古文学、文化，功莫大焉［10～13］。渐次，研究家族形成、传承、变异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与规律，以及从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历史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成为学术界的热议。关于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20世纪初中期已有对傅氏家族人物的个案研究，出现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经济思想》、张岱年《〈物理论〉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学》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赵光勇《傅玄论》开始对傅玄进行了综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现了高新民、朱允校编的《傅玄〈傅子〉校读》、王会绍等《傅玄阴铿诗注》、王绘洁撰《傅玄及其诗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赵以武著《傅玄评传》、刘志立《〈傅子〉评注》等令人瞩目的研究专著［15～20］。相关研究论文也频结硕果，且内容涉及广泛，有籍贯、家世、生平与其生活时代的考论，又有关于傅玄文献的整理编注，也有对《傅子》及傅玄诗文的研究，还有的学者探讨了傅玄个人的学术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关注，有孙宝《傅咸家风与魏晋文风流变》、张亚军《北地傅氏与傅亮》等，赵茂林、张明华及马黎丽等对傅咸诗歌辞赋的研究成果显著。也有论及傅嘏、傅燮与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出现了对傅氏家族进行宏观整体研究的成果，日本学者石田德行对北地傅氏家族进行了整体考证。另如罗世琴的硕士学位论文《傅氏家风及傅玄傅咸个案研究》也考证了傅氏家族的谱系、籍贯并阐发了傅氏家风等问题。霍昇平的《灵州傅氏试探》一文讨论了灵州傅氏在汉魏晋南北朝各时期的政治态度与地位变迁，以及在历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汉末清议与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议政言论，并展现了他们的精神风貌［21］。柳春新的《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与安朝辉的博士学位论文《汉晋北地傅氏家族与文学》，都考证了汉晋傅氏的发源、兴起与迁徙变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变，并阐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学与家风。要之，在家族研究渐热的大背景下，陇右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研究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范围不断得到拓展，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对从魏晋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体研究的成果还几无可见，许多问题也需要继续细化、深入研究，所以这些问题必将成为傅氏家族研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