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论文范例

摘要：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发现、总结和信息解读，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不仅可以为现代社会发展指明道路，而且对学生历史唯物主义辨证观形成、“三观”树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渗透，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不断做出改革，为充分发挥“互联网+教育”效用，构建优质教学体系，教师要加强对“互联网+教育”进行思考，通过多媒体技术、微课与慕课、混合式教学、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为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提供驱动力。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教学改革；学科素养

引言

历史学科是将历史材料进行组合和筛选应用的知识形式，历史学科教学可以让学生在静态时间内掌握动态空间中事件信息和相关概念，促使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将历史、科学、人文与哲学进行有机结合，进而实现精神、意识的推动与发展。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不利于学生能力培养与提升。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从获取知识兴致和自主学习能力、基础知识应用能力、综合评价、学科素养四个层次对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进行创新改革，对历史教学发展与体系优化具有积极意义。

1“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改革方向

教学理念是教育工作者对教育教学认知的集中体现，是教学活动的核心理论和信念，清晰且明确的教学理念对教学活动的开展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探索“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的改革方向，需要对教学理念进行划分、理解和革新，以找到教学改革方向，为改革路径的探索奠定良好基础。传统教学模式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理念主要有“以教为主导、以学为主体”理念；人文素养理念；实践性理念。其中，“以教为主导、以学为主体”教学理念，注重学生主体作用，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实现了“教”与“学”的和谐统一。人文素养教学理念注重学生在人文方面的综合培养与提升，通过文化元素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不断提高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学科素养。因此，人文素养教学理念是以历史实践教学为基础，以学生综合素养发展为核心的教学理念。实践性教学理念更注重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结合，认为高校历史教学应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首要位置，突出历史教学的实用性。在“互联网+教育”的推动下，将互联网技术与历史教学相结合，在丰富历史教学内容，促进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理念融合，提升历史教学有效性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首先，历史学科是知识性较强的学科，以历史事实为教学基本目标与任务。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实现了教学资源共享，教师要注重对丰富的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应用，通过互联网技术的记忆性、多元化等特征，加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与记忆。同时，教师要以学生思维发展为核心，以思想性教学为教学理念，强调学生理论素质和理论思维能力培养与发展，实现学生历史学科思想构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将教学过程和教学思想性进行结合，以达到培养具有历史理论知识素养和学科思维能力的历史人才的教学目标。其次，教师要积极转变自身的教学角色，推动历史教学从原有的解释性教学转向问题性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以不同思考角度和思维方式，呈现出问题的不同性质，帮助学生进行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创新构建。

2“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改革路径

摘要：农业经济史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学和历史学基础之上的交叉学科，是农业经济学长远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农业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农科”建设背景下，传统农业学科边界被打破，农业经济史学科内涵极大丰富，但是学科发展呈现课程教学与科研实践脱节，学科边缘化趋势明显的困境。尤其在农业经济史本科教学工作中，存在课程设置不合理、教材编撰有限、教学研究成果薄弱等问题。因此，农业经济史课程改革十分必要。本文基于对农业经济史课程建设的必要性分析，尝试对当前农业经济史本科教学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并指出为了促使农业经济史学科可持续发展，需要提升课程师资力量，编写侧重于农业经济学特色的教材，优化教学质量，改革现有的考核方式，实现授课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农业经济史；课程建设；必要性；教材

农业经济史作为农业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又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学和历史学基础之上的交叉学科。农业经济史课程建设旨在探讨农业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及其运行规律，研究农业经济政策制定实施背后的原理，从而达到正确运用农业经济政策手段，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2019年，教育部提出“新农科”建设规划，推进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等方面的改革[1]。传统农业学科边界被打破，新型交叉学科和项目层出不穷。随着多学科理论创新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农业经济史学科内涵极大丰富。然而，结合笔者教学工作情况和国内多所农业高校教学现状来看，目前农业经济史多为选修课，学生有限且积极性不高，课程师资力量薄弱、授课模式单一，加之当前历史课程与研究方法的“落伍”，造成教学与科研的脱节，农业经济史学科边缘化趋势愈发明显[2-4]。因此，农业经济史本科教学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教学质量和课程重要性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3]。本文基于对农业经济史课程建设的必要性分析，尝试对当前普通农业高校农业经济史本科教学的现状及问题进行讨论并给出几点课程改革建议。

1农业经济史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1.1农业经济史是农业经济学学科的根基

高等农业院校作为培养农业人才的最高机构，承担着发扬和传承农业文化历史的天然历史使命[4]。农业经济史是农业经济学的源，是农业经济学长远发展的重要根基。当前，中国还有40%的人口为农村人口，2020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7%，“三农问题”还很突出[5]。因此，农业经济学还需要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史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对于农业经济史研究在农业经济学中的重要价值，美国农业经济学的鼻祖H•C•泰勒曾说，“历史研究有助于农业经济学家发现那些对任何时期农业发展都可能会产生影响的潜在力量，每一个农业经济学家都应该是一个农史研究者”[6]。学科发展不应总是一往无前的，还应时不时的回顾与反思。厉以宁先生指出，“中国经济学应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学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可以为经济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7]。农业经济史的发展为农业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与运用提供了条件，为农业经济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1.2农业经济史是农业经济学重要的分析方法

一、中国古代: 美并非文学的必备特征

“文学”一词仍保留着古义，指儒学或一切学术。如《史记•孝武本纪》云:“上乡(向也)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史记•儒林传》云:“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这是以“文学”为“儒学”的例子。《史记•自序》云:“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又《史记•晁错传》:“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这里把“文学”当作包含律令、军法、章程、礼仪、历史在内的一切学术。桓宽《盐铁论》中“文学”是作为与“贤良”之士并列的概念使用的，即指主张实行仁政的儒者。另一方面，此时人们把有文采的文字著作如诗赋、奏议、传记称作“文章”，于是“文章”一词取得了相对固定的新的涵义而与“文学”区别开来。如《汉书•公孙弘传•赞》云:“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与“文章”的这个涵义相近的概念还有“文辞”。

《史记•三王世家》:“文辞烂然，甚可观也。”《史记•曹相国世家》:“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厚重长者，则召除为丞相史。”这里的“文辞”即文彩之辞、美的文辞。不过与此同时，“文章”泛指一切文化著作的古义仍然保留着。如《汉书•艺文志》云:“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作为包含“文学”、“文章”在内的“文”，仍指一切文字著作。因此，《汉书•艺文志》所收“文”之目录包括“六艺”(即六经)、“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在内的所有文化典籍，共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继承汉代“文章”与“文学”出现的分别，以“文章”指美文，以“文学”指学术。如《魏志•刘劭传》:“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魏刘劭《人物志•流业篇》:“能属文注疏，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所以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指出:“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文章”是以“雕缛”为特征的。同时，“文学”一词也出现了狭义的走向，与“雕缛”的“文章”几乎同义。宋文帝立四学，“文学”成为与“经学”、“史学”、“玄学”对峙的辞章之学，亦即汉人以新义指称的“文章”。嗣后宋明帝立总明馆，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其“文”即与狭义“文学”相当。与此同时，南朝人又进一步分出“文”、“笔”概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人们对文学中的部分文体的审美特征有所认识和强调，但并没有改变传统的泛文学概念。唐朝韩、柳掀起古文运动，以矫正魏晋南朝趋向形式美和情感美的子文学概念，要求回复秦汉古文的泛文学传统;南宋真德秀以理学之旨编《文章正宗》，与重视形美与情美的萧统《文选》相抗衡，取消了两汉的“文章”与“文学”分别和六朝的“文”、“笔”之分，“文学”、“文章”、“文辞”或“文”的概念回复到周秦时期，泛指各种文字著作和文化典籍。此后遂成定论，一直延迄清末。晚清刘熙载《艺概•文概》论“文”，涵盖“儒学”、“史学”、“玄学”、“文学”:“大抵儒学本《礼》，荀子是也;史学本《书》与《春秋》，马迁是也;玄学本《易》，庄子是也;文学本《诗》，屈原是也。”一言以蔽之:“六经，文之范围也。”正远绍先秦的广义文学概念。因此，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揭示:“凡云‘文’者，包络一切箸于竹帛者而为言。”文学不以“?彰”为准，而以“文字”为准，乃是对中国古代通行的“文学”观念的一次理论概括和总结。

二、中国古代存在着丰富的关于文学的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文学虽然不同于美文学，但有一部分属于美文学;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虽然不都是美学理论，但有一部分属于美文学属于美学理论。而且，由于中国古代“内重外轻”的宗法文化使中国古代文学打上了浓重的“言志缘情”、表现主体的民族特征，由于在如何较好地表情达意问题上审美的文学创作展示了丰富的奥妙和动人的魅力，因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更多地把兴趣集中在对表现心灵的文学作品的审美特点、规律的探讨、论析方面，从而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呈现出丰富的文学美学品格和色彩。西方文艺美学的一个经典性观点，是以“美”为艺术的必不可少特征。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主要形态，自然必须具备怡人情感的美。因此，西方的“文学”又叫“美文学”，literature是不同于article、es-say、thesis、paper、dissertation、treaty、work、writing的。

中国古代文学虽然不同于西方人说的literature，而是包括literature和article、essay、thesis、paper、disser-tation、treaty、work、writing在内的一切文字著作，但并不缺乏对文学的审美特点的强调。如孔子指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扬雄归纳诗赋不可缺少的共同特征是“丽”:“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曹丕《典论•论文》强调:“诗赋欲丽。”陆机强调文学创作:“其遣言也贵妍。”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论证:“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指文学作品)，其无文(文采)欤?”萧统《文选序》总结各类文体:“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屠隆强调:“文章止要有妙趣”。袁宏道也主张:“夫诗以趣为主。”清人黄周星重申，戏曲“自当专以趣胜”。刘大?强调:“文至味永，则无以加”。这些文学美学思想，与西方美文学思想是相交叉的。西方以“美”为文学的特征，而“美”的特点之一是形象性，所以西方文艺美学又以“形象性”为文学的特征，以此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包含着大量的学术著作、应用文体，并不以“形象”为文学必不可少的特征，但不乏与文学的“形象性”有关的论述，如诗歌理论中的“赋比兴”说、“形神”说、“情景”说、“境界”说、“诗中有画”说，小说理论中的“性格”说、“逼真”说、“如画”说，并呈现出与西方文学“形象性”的不同民族特色。西方文学形象作为现实的模仿或反映，存在形式是主观的，反映内容却是客观的，重心在“象”不在“意”。

作者：黄硕 初广志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命题，受近年文艺学研究中“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研究路向启示，这方面代表性的文献如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张进《中国20世纪翻译文论史纲》，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等。这类研究表明，百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不同流派的不断译介、引进，并非如习见认为是移植照搬、“拿来”，而是依据本土文化资源与现实状况，在具体的思想文化、理论实践中，往往存在着诸多的选择与变形处理。

如罗钢分析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与西方浪漫主义的关系，指出其泛神论思想等与康德、斯宾诺莎思想的联系及区别，从而说明郭沫若在接受浪漫主义影响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与变形。罗钢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就是认识把握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题，实际上是一种“元命题”。而“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即指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20世纪初经由日本进入我国，百多年来经历民国、新中国的不同历史阶段，在传统文论、马列文论、西方文论三者组成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几代中国学者走出了一条进行文论体系建构的探索之路。本文拟在“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视域下，讨论、考察2002年以来国内陆续出版的几本探索性的文学理论教程，主要如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王一川的《文学理论》等。这些教程，有学者概括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理论教材”（方克强“后现代语境下的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文艺理论研究》）。

在进入本文论题之前，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的发生、发展，做一番简要的历史回顾与梳理，是殊为必要的。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国自先秦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传统文艺理论教育，在晚清民国之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大背景下，和社会文化诸多领域一样，发生现代转型的结果。中国的文艺理论原本没有教程，依托于经史子集诸多著作，靠士人举子、官宦等，以之指导、评价当时的文艺现象和文艺活动。20世纪初废八股、废科举后，经史著作不为所重，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益遭冷落。至此，在古代的辟雍、泮宫、庠、序、学校和后来的书院、私塾中，承传数千年的自《尚书》《周易》《周礼》《诗经》《春秋》以降的古老文论教育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与嬗变。要言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传承，是通过特殊的、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的传递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教育，但不是独立的专门的文艺理论课程的教育，而是附丽于其他的社会文化活动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著作，但不是作为讲授的教程，不是作为教程编撰的。

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开端、形成，应与西方现代文艺学、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起源、发生做一定的辨析区分，以进一步明晰认识。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生，则与现代学科教育制度在中国的扎根与建立直接相关。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进一步逼使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与朝廷共同发动了，最终归于失败，但变法期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等保留下来。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确立，施行现代学科教育，当时还兼有国家的教育管理职能。以此为开端，1905年废除科举后，现代所谓“新学堂”的大量中学、大学，便首先在我国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以及江浙等先进地区，如雨后春笋般的先后建立起来了。这些学校，不同于传统的书院私塾，教授现代教育要求的各门学科课程，这直接催生了编撰现代学科教程（包括文学理论教程）的需要。民国前后现代教育制度、新学堂的建立情况，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叶文心在其研究专书中有周详的介绍与探讨。自1914年姚永朴在北京大学编撰《文学研究法》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大批的西方文论教程开始被翻译介绍进来，本土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也逐渐兴盛起来。在民国时期，主要有三类。最早受“中体西用”等保守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内容，适当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体系的体例框架的教程，尝试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此后，一些学者奉西方文学观念如情感论等为圭臬，移植理论体系、范畴原理等；三十年代后，受“革命文学”兴盛影响，出现无产阶级模式的教程，倡扬无产阶级政治功利的文学观，开始以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典型等为核心范畴。民国时期的文论教程，政府没有统一的规划要求，故总体体现了个人著述、民间话语的特点。

新中国建立，50年代到1958年以前，应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要求，教育部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精神，模仿苏式文论，一些学者尝试编撰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教程。1958年中苏交恶“，”运动开始，新民歌运动兴起，文学理论也强调要自力更生。当时极“左”思潮日益扩大，随着学生编教材的热潮，的《讲话》被直接作为教程内容。到了1962年左右，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两本文学理论教程，即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文学概论》“。”时期，百业荒废、文苑凋零，文学理论教程也少有进展。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化领域展现了丰富活跃的发展形势，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日益多元活跃。

以“审美论”为发展契机，出现了一批反思、探索性的教程。到上世纪90年代，童庆炳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为文艺学第一原理的《文学理论教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前面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作了一番简要的勾勒。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日益深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兴起。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日益占领潮头，强烈影响着文学研究者。如前所述，2002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思想基础、理论面貌与前迥异的文学理论教程。指导思想，是一定理论体系的根本基础。历史地看，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体系构成、问题域、体例框架等。这方面，近年来有研究者作了专门的“文学理论的提问方式研究”博士论文，很富于启发性。新世纪出版的几本新著，是新中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突出重围之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童著《文学理论教程》，虽然有很多突破与创新之处，但其基本文学观念终究未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虽然童先生曾强调他的观念核心是审美，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功能性借用。另外，《文学理论教程》本质论的体系与各分论来源驳杂背景相异的理论内容之间，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矛盾，难以形成理想的通约性与整体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童著《文学理论教程》的过渡性。#p#分页标题#e#

这几本新著，在思想基础方面有共同性，那就是后现论，主要理论来源包括福柯、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理论，乔•卡勒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思想等。几本新著标举历史主义、反本质主义，强调文学理论的历史化、地方化、批评化。英美的文学理论教学，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在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就结束了韦勒克等为代表的本质主义理论传统，开始了多元开放的理论追求，日益走向批评化、流派化的理论介绍。一直持续至今，陆续出版了大批该类型的文学理论著作。试参看2007年美国耶鲁大学PaulH.Fry教授的“文学理论导论（Anintro-ductiontotheoryofliterature）”课程内容：前言；走进和走出循环解释的方法；文本结构的阅读；艺术作品内在自主结构的观念；新批评主义和其他西方形式主义；俄国的形式主义；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学；解构主义；弗洛伊德和虚构型小说；关于雅克•拉康的理论；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理论；后现代精神；社会性的渗透在读者和文本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政治无意识；新历史主义；经典的女性主义传统；非裔黑人批评主义；后殖民批评主义；酷儿理论与性别操演；文学研究方面制度的建设；理论的终结；新实用主义；深思：现在谁不憎恨理论？此课程内容与拉曼•塞尔登的新文论教程基本相同。而我国文论教程发生这方面的变化，则到了新世纪，几本新著的出现。

摘要：运用主题学研究理论，从主题、母题视角探究民间艺术，是当代文化语境下民间艺术研究的新视域。民间艺术与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有密切联系，是这三种艺术的基础，具有母型性质。民间艺术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母体文化，具有典型的文化矿藏性质。从多维度思考，以主题学视角探讨民间艺术，研究传统民间艺术发展演变的文化路径和真实脉络，是更立体地看待民间艺术的有效途径。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研究民间艺术相关主题、母题，不仅能丰富中国艺术史学体系，而且更有利于深层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真正做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关键词：民间艺术；主题学；文化语境；艺术史主题学

研究方法在现代比较文学领域运用较多，通常用于分析文学主题的发展脉络，以及主题发展变化中母题的演变路径、主题和母题的深层次关系。目前，主题学在艺术理论上运用较少，民间艺术领域更容易被忽视。在比较艺术学中，主题学是对艺术主题的相关流变进行研究。具体到民间艺术领域，主要研究某个民间艺术主题在不同的时间（历史）和空间（地域）所呈现的不同艺术形态与相应的主题流变，及其母题与主题演变的相关理论问题。当代文化语境下，研究民间艺术主题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不仅可以梳理历史上主要民间艺术的主题流变脉络，分析相关主题和母题发展的相互影响，丰富中国艺术史学体系，而且可深层探究蕴藏在民间艺术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引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

一、民间艺术的基础文化层次

大多数艺术史论家重视艺术史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长期以来民间艺术易受轻视，未纳入古代、近现代艺术史编撰视野。从学科建设看，2013年艺术学升格为第十三大学科门类，艺术史也被列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下的二级学科。目前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艺术史中的民间艺术研究，如长北的《中国艺术史纲》、李倍雷的《中国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等，为民间艺术领域注入一股清新的学术暖流。“民艺”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柳宗悦提出：“‘民艺’一词……谁都能理解民艺的‘民’就是‘民众’的‘民’和‘平民’的‘民’。”[1]柳宗悦将民众、平民所使用的艺术锁定为民艺的基本范围，所谓“民艺”实质上就是民间的造型艺术，即民间工艺美术。目前中国学术界的“民艺”研究范畴，比柳宗悦的“民艺”概念宽泛得多，不仅包括大量具有实用功能的民间工艺，还囊括代表人民群众审美情趣的若干民间艺术，如大众熟知的年画、剪纸等。当然，民间艺术和民风民俗的发展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容易被混淆。民俗艺术主要指特定区域内与民风民俗相关的艺术，而民间艺术的范畴更大，通常包括民俗艺术在内。虽然国内学界研究民间艺术已有近百年历史，但“民间艺术”一词作为学科出现，最初是由艺术学家张道一先生于1988年提出：“‘艺术’冠以‘民间’加以限定，不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而是标志着一个层次，一个最基础的层次。”[2]他深入探讨了人类历史上民间艺术的发生发展，认为民间艺术不单是艺术发展的重要分支，更是艺术的一个最基础的层次，是一种具有母型性质的本元文化。这一理论观点在艺术史论领域影响重大，逐渐被学界认同。一般将中国古代传统艺术的发生发展分为四个分支：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和民间艺术。其中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的发生发展，与民间艺术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四种艺术都是在原始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三种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为其所用。不管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风格，民间艺术都是其他三种艺术取材的源头，如民间的顶棚剪纸样式，就被吸纳进皇家家居的设计和制作中。民间艺术是一种母型艺术，是其他艺术的母体，具有典型的矿藏性质。民间艺术大多是实用的民间工艺，作者都是民间匠人。由于不像宫廷艺术、文人艺术那样高雅且有品位，民间艺术往往被社会轻视，民间工匠也多被人鄙夷，历史上鲜有留名。在学术理论层面，民间艺术的关注度也远不如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张道一先生指出：“由于民间文化带有原发性，面大量广，一直成为其他文化摄取滋养的基地，因而带有‘母型’文化的性质。”[3]也就是说，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化不单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民族文化的基础层次。民间艺术是其他艺术形态发展取之不尽的矿藏，民间文化是其他文化形态发展的滋养之地，具有典型的“母型”性质。民间艺术和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这四种艺术形态形成四个大的文化圈，可以作为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大框架，这四种艺术形态即是学术研究的主要-60-结构线。应当在这四条艺术史主要结构线的研究基础上，深入开展相关的艺术理论研究，从而构成艺术学理论学科“史”与“论”的基本研究路径。民间艺术的价值不仅不能忽略，反而应更加重视，备受全社会关注。民间艺术是中国艺术史学和理论体系最基础的文化圈，但中国自古以来奉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很明显的重道轻器观念，民间工艺占民间艺术相当大的数量，自然被视为“器”之列。虽然文人艺术的若干素材及表现形式来源于民间艺术，而这种特殊的艺术创作现象往往不为文人所认可。传统书画艺术从专业和业余角度分为“隶家”和“行家”，文人不愿与民间匠人为伍。在古代，文人艺术家也常与民间艺人一起完成艺术作品。如明清时期的小说版画，文人绘制版画图稿后，交由民间工匠刻版完成，并印刷成品。也就是说，文人艺术家只完成前期的绘图，后续的刻印等一系列工作都由民间工匠承担。古代宫廷艺术大多也由民间艺人完成，只不过挑选其中技术最好的能工巧匠，按照宫廷材质、工艺、创作题材等要求完成艺术作品，仍会不自觉地加入民间艺术的技巧和观念。民间艺人无形中也影响着宫廷艺术的发展，比如宫廷陶瓷做得精美复杂，这些工作大都是由民间艺人完成的。宫廷艺术与民间艺术、文人艺术的观念和审美并无绝对的高低之分，只是从制作方面来看，宫廷艺术相较其他两种艺术更为烦琐，工艺要求更高。宗教艺术中的众多陵墓雕刻、石窟造像、寺庙彩塑、道观壁画等，也基本上出自底层工匠之手，他们同样是按照宗教艺术的题材内容及工艺程式进行制作。可见，无论文人艺术，还是宫廷艺术和宗教艺术，其制作都离不开民间艺人，民间艺术对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在技术、观念以及作品表现的主题内容、表现形式、技艺手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容易被察觉，所以民间艺术易受忽视。追根溯源，民间艺术的“母型”性质在影响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的发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民族文化之根，民间艺术理应形成良性发展趋势。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便有了古代的“采风”机制，其中的“国风”即为民间歌谣。也就是说，《诗经》最初的艺术材料源自民间艺术。西汉时成立的汉乐府，工作任务之一即是采集民间歌谣。民间艺术和文人的审美趣味相去甚远，古代文人一般没有将民间艺术纳入他们所谓的“艺术”范围之内。但文人艺术受民间艺术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如唐代刘禹锡将原为民间艺术的巴渝竹枝词，加工创作成具有民间风味的文人诗，从三峡风靡全国，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产生了西湖竹枝词、岭南竹枝词、京都竹枝词和海外竹枝词等分支。至于中国文人画的渊源，极有可能是随着唐宋青花瓷的发展而产生的。颜色清新淡雅的青花瓷，与追求情趣意境的文人画确实有着艺术表现的内在一致性。宗教艺术主要宣传佛教、道教教义，表现儒家教化思想，一般采用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法，这可能源于民间艺术是老百姓最熟悉、最能接受的艺术形态。宗教雕塑、绘画、壁画的制作者——民间工匠群体庞大，最易于寻找，民间又存在大规模的宗教信仰群体，某些带有宗教信仰的官商、民众也自发地进行宗教艺术创作。可见，民间艺术作为一种具有“母型”性质的艺术形态，对古代的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4]卷一《论画六法》此书在中国艺术史中享有重要地位，其艺术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中足以看出民间工匠的低下地位，也不难理解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民间艺术的缺失。古代民间艺术的创作者，大部分是普通群众，以农民为主，以及牧民、渔民等，还包括一些师承或家传的民间作坊艺人。他们创作的年画、剪纸、糖人、挑花、刺绣、纸马、石刻、木雕等民间艺术作品，大多是出于自发性的，具有自娱性和业余性，或为日常实用，或为装点环境，又或者愉悦身心，具有非功利性的特点。这些民间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精神信仰和审美需求，是民众精神生活最真实的反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他艺术形态，具有本元性，是“母型”性质的文化形态。在当今传承与创造性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伟业中，无论是提升文化自信，还是艺术史学体系的重构与建设，民间艺术都不可或缺。

二、主题学视角的民间艺术

美国学者弗列特里契（W.P.Friedech）、马龙（D.H.Malone）将文学的主题学研究方法归纳为：“打破时空的界限来处理共同的主题，或者，将类似的文学类型采纳为表达规范。”[5]也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探究同一个主题。主题学最初运用于比较文学领域的民俗学研究，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应用在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比如研究艺术史的相关主题流变。民间艺术是艺术史的重要部分，当然可以利用主题学方法研究民间艺术的主题、母题流变，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探讨某个民间艺术主题，归纳总结出众多民间艺术主题在不同时空（历史和地域）中的发展路径和流变原因。从主题学视角审视民间艺术史学，将主题、母题介入民间艺术理论系统，首先必须明了通过主题、母题的理论研究方法，能够梳理民间艺术领域的主题流变问题，以及母题的发展变化会引起主题的演变，这样民间艺术的主题谱系形成一个由小及大的系统，成为中国艺术史学体系的基础部分。其次，主题学的研究视角能解决民间艺术领域的相关理论问题，怎么解决？这就涉及主题学介入民间艺术理论的具体方法问题。主题和母题角度的民间艺术理论研究，已有学者进行筚路蓝缕的探索。张道一先生在《麒麟送子考索》一书中，对“麒麟”这一艺术母题的原型进行追溯，探究历史上“麒麟”图像屡次出现的原因，考证母题“麒麟”为何向“麒麟送子”转变。实际上，张道一先生对民间年画艺术“麒麟”母题的发展引起主题变化的研究方法，与主题学理论不谋而合。他对民间艺术中的一个母题脉络进行分析，属于艺术史学谱系若干分支的组成部分。从主题的角度着眼，若干主题谱系构成一部艺术史，当然有些主题是相对重要的，有些则相对次要，这样就形成了较大的谱系和较小的谱系。艺术史可以看作一个宏大的艺术主题脉络，民间艺术则是其中一个艺术主题脉络的分支。这个民间艺术主题脉络又可分为众多的次级艺术主题脉络，如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用，便可以分别架构各自的主题脉络。宫廷艺术、文人艺术、民间艺术有各自的艺术形态，也存在相同的题材、母题、母题意象，有时表达的主题也趋于相同，或者是主题谱系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交叉现象。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文人艺术、宫廷艺术、民间艺术中的人物、花鸟、山水这些相同的母题和题材，所表达的主题、意境又截然不同。比如花鸟题材，宫廷艺术表现严谨富丽，文人艺术表现轻松淡雅，民间艺术表现自然朴实。从一个具体的民间艺术母题出发，追溯本源，罗列它在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主题变化，以及它与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的母题、主题发展变化的内在脉络关系，这种清晰的主题耙梳是艺术史学研究的有效内容。主题学视域的民间艺术史学，是研究民间艺术史中那些相同母题或主题在不同时空（历史和地域）中所发生的发展演变。张道一先生在《麒麟送子考索》一书中，重点对民间艺术母题“麒麟”的演变路径进行细致考索。“麒麟”的原型为自然界中的“鹿”，它是一种性情温顺的动物，是“麒麟”的母题原型。经考证，最早的“麒麟”图形出现在西汉时期，为画像石中的图案。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已经确立为全社会的主导思想地位。《说文解字》将麒麟解释为一种“仁兽”，而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爱”。很显然，作为仁兽的麒麟，正是汉王朝推崇的儒家思想的具体化形态呈现。“鹿”作为一个艺术母题，有若干个主题发展方向，比如“长寿”主题，此处重点探讨这一母题向“仁爱”主题的发展。可以说，母题“鹿”发展为具有仁爱主题的“麒麟”，母题的形象产生了巨大变化，相应地它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主题。麒麟母题发展的另一个路径为“麟之趾”，人们祈愿自己聪慧的孩童为“麒麟儿”。自此，麒麟和儿童的母题便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诸多的“麒麟送子”“天上麒麟子”等年画，便是人们求子、祝愿孩子如“麟之趾”般美好前程在中国民间艺术中的具体呈现。古时传说芣苡具有宜生功能，闻一多先生曾从《诗经•周南•芣苡》入手，深入分析古代妇女采集芣苡风俗的神圣与严肃。古代佛教的“磨侯罗”“化生儿”以及民间流行的“莲生童子”“大阿福”等，也是人们求子心理在精神上的反映。不同的历史阶段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相应出现了不同的求子母题意象群，如“送子观音”“泰山娘娘”等。由此可见，麒麟的母题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形成了“多子多福”的主题。另外，民间有“天上麒麟儿，民间状元郎”的说法，也是“麒麟”和“儿童”的母题结合形成的“望子成龙”主题。张道一先生从母题、主题发展变化角度追溯“麒麟”的原始母题“鹿”，而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发展环境中，“麒麟”母题（意象）和不同的母题相结合，演变为“麒麟送子”以及“麟吐玉书”“麟之趾”等母题意象群。同时相应的民间艺术主题也不断演变，从最初的儒家核心思想“仁”，发展到“望子成龙”“多子多福”等民间艺术主题，以至演变为现代民众祈愿的“吉祥”主题。“吉祥”主题在民间艺术中广泛出现，追溯这一主题在民间艺术史学中的发展演变谱系，可以发现“麒麟”便是这一艺术史学谱系中的一个母题原型。对此张道一先生感叹道：“当陈旧的思想意识随着日月流逝，只剩下一个美丽的外壳时……由此转化为一种符号和标志，成为吉祥的象征。”[6]中国古代“吉祥”主题或许有若干主题、母题的脉络谱系，但在此呈现的是艺术史学中“吉祥”主题其中一个民间艺术主题谱系的演变路径。张道一先生对“麒麟”母题（或者说母题意象）如何发展演变为“吉祥”主题的民间艺术史学谱系作专题研究，为主题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介入民间艺术学的尝试提供了理论佐证。把主题学运用于民间艺术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民间艺术与原始艺术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基石，也和宫廷艺术、文人艺术等艺术形态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在艺术史学领域，从主题学视角窥探民间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具体包括探究众多民间艺术涉及的母题、题材、主题，以及母题变化和主题流变的内在关系，以此厘清民间艺术的主题谱系演变。民间艺术主题和母题演变形成的众多谱系，是民间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方法，也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路径，对整个人类艺术史主题谱系的演变也有着重要影响。当然需特别注意，一定要将民间艺术主题置于大的艺术史学因果链中考察。主题学中的母题、题材、意象等因素，应当放在民间艺术史学的因果链中进行考察。“主题谱系”概念准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为研究民间艺术的主题、母题谱系提供了新的可行路径。艺术主题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可以追根溯源，并且不断向前发展。探究民间艺术的主题脉络发展变化路径，正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探讨民间艺术中众多的主题与其母题之间的关系，分析民间艺术的主题谱系与其史学路径的脉络关系，捋清民间艺术主题、母题的发展演变与大的艺术史学的关系，有助于研究主题学和民间艺术史学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将主题学介入民间艺术史学研究的方法得以有效实施并产生积极作用。

一、以“返本”式研究为基础

生态一词，包含有“返本”的意义，“返本”的目的是“归真求实”。现代社会是一个工具化、金钱化的“钢筋森林”，人及其艺术都丧失了自己的大地，成了迷途的羔羊，思想者们希望通过“生态”意识的引导，使人们能够重返大自然，重返诗性的大地。正是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原生态”才会迅速地在人们心目中构建新的“桃源”镜象，才能越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边界，向更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渗透。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本来就产生于过去的时代和大地上，研究它尤其需要穿越的精神，努力“返本”，寻求它的“原生态”。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首先要回到它所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文学语境中去，简言之，即返回原点，返回文本。正如蔡钟翔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绪言中所说:“要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关键还是在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1］3“返本”式研究，也就是将研究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尊重历史的事实。返本的第一层意思是返回原点，是说研究古代文学理论，要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形象地说，即是返回孕育了它的“田野”。只有在研究中将研究对象返归于它所产生的某个时空的坐标点上，才算是返回了它的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产生的多种与文学理论有关的因子，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及其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生长点，或者说是“基因”。我们知道，战国时人不可能代汉人立言，唐人也不可能代宋人立言，即使孟子的言论中包含有“民本”的因素，也只能说是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关于“民本”的认识水平，而不能说他已经有了“民主”思想。如果用后代的“民主”思想去套前人的“民本”认识，好比将桃花装饰在梨树的树桩上，这种移花接木的研究就是没有返回原点。返回原点，要能抓住产生研究对象的那个时代的信息。从官方到民间，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出版、外交等方面的信息，都有可能影响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其中，有对古代文学理论起主要作用的社会环境、主流意识形态、重要的社会思潮、主要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文学史本身的信息，也包括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的信息。

首先要抓住影响文学理论的主要信息。王元化先生在1983年提出著名的“三结合”之说，其中他特别强调的是“文史哲”结合［2］，这就是抓住影响文学的“史”和“哲”的信息来研究文学。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及批评史研究，之所以难以完全摆脱按封建王朝的方式来分期的模式，就是因为文学的发生发展，本来就不可能完全超越特定社会的历史进程的基本模式。我们可以批评前代学者将这种研究模式化之后的弊端，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研究方式所取得的成果。又如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将“永明声律说”与佛经转读之声进行比较，得出“永明声律说”是由于佛教影响而产生的结论，这就是抓住佛教影响文学的信息，对“永明声律说”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还原。罗宗强先生1986年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则是将文学理论的研究置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也是一种抓主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还要注意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的信息。在进行研究时，须尽可能拓展眼光和思路，关注那些别人不太留意的地方。1986年，周策纵出版《古巫医与六诗考》，认为“六诗”中的风、赋、比、兴都和古巫的名字相同或相关联，雅、颂和古巫的工作相关联。这种推原的研究思维，就是没有放过看起来可能是次要的因素。曹旭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考察《诗品》东渐及其对日本和歌的影响，发人之所未发，同样是在研究中跳出了常人的研究框架，采取了返回《诗品》的传播语境，仔细求证、还原史实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饶忠颐先生在《六朝文论摭佚》中考察魏晋文论与音乐的关系，提出了“永明声律说”未萌芽之前，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无不与音乐息息相关的观点，这也是关注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返本”的第二层意思是返回文本，就是说研究古代文学理论，必须仔细理解理论文本的本来意思。虽然理解本身并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文本原意，但努力向原意靠近仍然是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文本的基础。从字、句、段到篇章，都须仔细辨别，谨慎阐释。字或词，随着时代的变迁，意义也会变迁，由本义产生诸多衍生的意义，有时甚至衍生出与原义相反的意思。在理论文本中出现的字或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必须是在它那个时期的确有那个意思，才能作那样的解释，各种字书、辞书、类书的参照是必须的，考证、训诂、义疏、笺释的工作都非常必要。在这方面，清人朴学的功夫，仍然值得借鉴。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表率。比如关于“诗言志”的“志”，究竟是什么意思，历来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公案。闻一多先生在《诗与歌》这篇文章中，仔细分析《荀子》、《礼记》、《国语》、《左传》等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将“志”训为“记录”、“记忆”、“怀抱”［3］，突破了前人主要将“志”训为“志意”或“怀抱”的限制，为诗在早期社会具有记事、叙事的功能找到了重要的根据，这样的研究，就是寻求文本原意的“返本”式研究。如果不仔细、全面地研读原文，在研究中很容易一叶障目，断章取义，在错误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不可靠的结论。“返本”式研究不等于“复古”，“复古”是要以古代的文学理论做样本，将现在的文学研究做成古代的样子，或者对古人顶礼膜拜，让古人的思想左右今人的思想。综之，“返本”方能“归真”，“还原”益于“求实”，这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才可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坚持“通变”的思想

所谓“通变”，是指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过程中要坚持“通变”的思想，把握中国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动因，摸清它发生发展或嬗变的逻辑进程，并沿着其逻辑的进程来获得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前瞻性，这是决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又一个关键环节。这就是蔡钟翔等先生所谓的:“需要把历史的研究方式和逻辑的研究方式统一起来，致力于揭示历史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规律性。”［1］6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目的，不是以古证古，不是复古，而是要“古为今用”。在古今之间，哪些东西延续下来了，哪些东西可以获得新生，哪些东西丢失了，都需要用“通变”的眼光来考察和发扬。“通变”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从中国古典哲学中借用的术语，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通变》一篇，即是代表。刘勰在这篇文章中用“通变”思想来讨论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的问题，“通”即“继承”，“变”即“革新”。仅仅如此理解仍然是不够的，因为“通变”思想的根源还有必要再挖一挖，才能发现它的深刻性。“通变”思想源于中国古典哲学“易”学关于《易经》的讨论。《周易大传》中的《系辞》一篇，阐述的核心思想主要就是“变”、“通”和“通变”。“变”，是由“爻变”而致“变动”、“变化”之意，故《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爻者，言乎变者也。”“通”，为通达之意，故《系辞》曰:“往来不穷谓之通”。如何才能通达?知变化是其前提，故《系辞》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于此。”“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知道了“通变”的道理，就能彰往察来，见微知著，使民不倦，甚至知鬼神之情状，故《系辞》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p#分页标题#e#

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哲学思想在文学思想层面的运用，使得“通变”思想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发展的继承与革新问题上，更在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变化的逻辑上。继承什么，革新什么，都受制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变化的逻辑，这应该是“通变”一说的重要内涵。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需要注意“通变”思想的运用，将研究对象置于文学发生发展和嬗变的历史进程中，观澜索源，知变能通，掌握它的发展脉络，这样才可能把握它的发生发展和嬗变的规律，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把脉，从而获得文学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具体而言，可以发现哪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的生命力是长盛不衰的，因为它们在今天甚至将来，仍然可能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比如关于“诗言志”、“比兴”的讨论，关于“虚静”范畴的发展、意境理论的讨论，关于唐宋诗之争的讨论，等等，它们一直都有着较为清晰的演变过程，能够跨越千年或数百年，说明它们的生命力是很强大的，它们在将来，仍然可能成为研究热点。也可以发现哪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在历史上不太受重视，但是今天来看，具有获得新生的可能性。比如孟子的“共同美感”说，在历史上就几乎没有受到关注，但是现当代的文艺心理学发展起来后，“共同美感”说重获得了它的理论生机。还有一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因为它所批评和研究的文学现象已经湮没于文学史，可能在较长时期内都没有得到注意，比如“八股取士”已经成为历史，八股文的写作也就偃旗息鼓了，人们很少注意到八股文的批评及理论。但是，随着人们逐渐发现八股文的写作也有可借鉴之处，对于明清以来的学人就八股文展开的批评和理论，也得到了相应的关注。如果说“返本”式研究是回到理论产生的原点，对理论的原义进行定向、静态的考察，那么坚持“通变”思想就是要求纵向、动态地把握理论的发展变化逻辑，掌握理论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据，以及它们为什么在某些时候会发生断裂的原因。这样才可能在“古为今用”的过程中，使古代文学理论能够遵循自己的逻辑生长壮大，才能避免使古代文学理论沦为当代文艺学的论证素材和修饰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于反传统、反封建运动进行得太激烈，文学革命的人士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通变”思想，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术之间出现严重的断裂，也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建滞后，直至20年代后期才得以初创，这就是一个教训。我们能从传统中借鉴多少，决定了传统可以走多远。我们能发现多少古代文学理论的嬗变规律，也就决定了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有多少种可能。

三、致力于“话语重建”的目标

摘要:文学理论是解析并诠释文学审美、文学价值、文学思想的科学，是指引文学创作的理论依据。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民族文化特征日渐清晰、明确、突出，能够为我国各领域学者及专家探究文学作品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中的人文底蕴和文化特质提供支持，能够充分发挥文学作品在社会学、人文学、行为学等学科研究中的价值。然而在深入探究和分析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文化特征前，需要对文学理论的基本任务、互动与对话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分析，以此深化对文学理论民族文化特征的理解与认识，使我国文学理论研究更具时代特征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文化;特征

引言

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并非是纸面上或口号上所倡导的“方略”，应是有学术质量与思想质量的衡量准则。假使文学理论研究只停留在口号、纸面上，将毫无意义，更别说社会意义、学术意义、文学创作意义。要充分突出文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意义，我们就不得不从文学理论任务、文学理论互动与对话、文学理论的民族文化特征等角度出发，深化研究层次。其中基本任务、互动与对话是其民族文化特征建构的抓手，是文学理论多元化发展的前提。

一、文学理论的根本任务

我们在构建文学理论体系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现有的知识框架中聚焦和设想文学理论的任务。其实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便有古人对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譬如《论语》中诗歌可以“怨、群、观、兴”、可以“识草木鸟兽之名”，现在来看，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我们仅仅从《论语》的角度出发，探究文学的功能、意义、任务，似乎又太过简单。文学所蕴含或拥有的价值、意义远非如此。当时的知识水平与文学表述，与当时的诗歌发展状况是相对契合的［1］。然而在现代社会，我们在深入探究文学理论时，却不能将视角局限在古代，应融入现代语境，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和机理，解释文学理论所探究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发现，人类认识、改造并影响世界的方式，通常有精神实践、宗教、理论及艺术等。文学理论通常负责解释“艺术”改造世界的意义和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以文学为抓手，阐释或探究民族的文化记忆和审美想象。其中的文化记忆，是建构我国历史表述的关键内容之一。但需要解释的是，本文所探究的历史表述并非真实发生或实存的历史，而是与历史有差异或者虚构的叙述。实际发生或存在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所要探寻或解决的问题。历史表述则与历史真相有明显的差距和差异，但为什么这种历史表述会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拥有鲜明的作用?则需要我们从审美的历史意义的层面来分析。通常来讲，文学理论既要深入阐释审美历史和审美本身的相对性和形成机理，还需要明确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个问题便涉及到审美、想象力及主体与审美相互联动的特质。鲁迅先生曾指出“用文学改造民性”。他所设想的审美是促进新社会主体形成与建设的根本，因此鲁迅的审美包含着“反抗的感性”，涉及到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虽然“反抗的感性”在相关学科中难以得到突出和强调，然而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却拥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是文学理论探究“历史表述”价值和意义的基本抓手。特别在近现代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的“改造价值”或者说是“掌握世界的价值”，能够得到突出和彰显。在深层面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将审美进行细化，努力探求审美的内涵。明确审美想象力在表达方式上的基本特征和特点，其中符号体系与文学形式是审美想象力的结果，反过来符号体系又塑造了审美想象力，深化了主体与符号之间的关系［2］。在现代社会，我国需要深入分析传播工具、符号及体系之间的联系。科技的发展为各类新型的审美符号塑造奠定了基础，这些符号又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方式与感觉方式。譬如电视、电影等，而这些都是现代文学理论需要深入研究的侧面。此外，我们还需要探究的是文学批判。文学批判形成了新的文学阐释。文学阐释又是现代阐释学的主要分支，拥有诸多的学派，如符号学派、精神分析、历史批判等。阐释学的研究突破是优化文本的阐释方式。传统的阐释方式较为多元，能够为文学价值的多元化阐释奠定基础。简言之，就是不同解读者在解读文学作品时会有不同的结果，解读角度不同也会得到新的、不同的解读结果。然而从悲观的角度来分析，如果特定的文本拥有无限的解读版本，那么人们现有的沟通体系便会崩溃。如果解读文本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虽然能够方便人们沟通，但依旧不够全面。所以现代文学阐释需要一个框架，将文学文本纳入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使其阐释出的形态内涵、思想理念更加准确。而这便是文学的再创造或再生产过程。综上，文学理论的根本任务是阐释艺术掌握世界的机理，其关键所在是探究文学的历史表述，核心是审美历史与审美的表现形式，但需要在现代阐释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优化和完善。

二、文学的互动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