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论文范例

一、基本原理研究：构建“世界文学”体系

作为一门历史并不悠久，尚在成长中的学科，比较文学尚有许多原理性的“疑难杂症”，如定义、根本属性、可比性和中国学派等未获有效解释。比较文学家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志趣和专长，择取其中一二加以考辨。自踏入比较文学界以来，胡良桂对比较文学基本理论进行了持续性和系统性的关注，只不过他侧重于另一个原理性问题的探索：“世界文学”。199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比较文学论文《“世界文学”的成因与现代意义》[1]，拉开了追问“世界文学”奥秘的序幕。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文艺理论》同年第12期全文转载，还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同年第6期转摘。这些热烈的反响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廓清“世界文学”概念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胡良桂继续用系列论文和42万言的专著《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从“何谓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提出的背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等角度，构建起一个自成一家的“世界文学”体系。胡良桂以“世界文学”为中心和起点，通过建构“世界文学”体系来建设他的比较文学理论，较为符合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轨迹，因为，比较文学本身就起源于歌德在1827年所“发现”的“世界文学”：“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2]“何谓世界文学”？它通常有三种含义：①世界各国文学的总和。②超越族界、时代，广为流传的世界名著、经典。③世界各国文学将成为一统的时代，各国文学融为一体。胡良桂认为，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显然指第三种理解，即静态、孤立、封闭的世界各国文学，以世界名著、经典为代表和载体，通过相互的交流、互识、互补，构建起一个动态、联系和开放的“世界文学”。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背景是什么呢？在胡良桂看来，这一观念的提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资本主义以世界市场为市场，以世界资源为资源，它的侵略性和开拓型客观上推动了文化、文学的交流，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身居德国的歌德才有机会阅读到来自遥远中国的《玉娇梨》、《花笺记》和《风月好逑传》等小说，从而领略了另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学和文化，这也引发了歌德的“世界文学”畅想。歌德发现了“世界文学”，实际上也为后人设置了一个文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因为“世界文学”固然呈现出一种趋势，但是趋势不等于现实。首先世界文学的基本构件，即“国别（民族）文学”是丰富而庞杂的，如何认识把握它们非常困难；其次，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就像歌德那时还只能读到三部三流的中国小说，对于李白、杜甫等主流文学还一无所知；再次，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歌德那样形成了“世界文学意识”，大部分人恐怕还只是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视野。所以说，“世界文学”不仅对歌德来说是一个远大理想，就是对今天和未来的人来说，也将是一个美好的祝愿。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学”的提出毫无意义。对于人类而言，理想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希望，而人类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理念的升华和自我的超越。何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倔强的人类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歌德也向世人发出邀请，“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就算“世界文学”在事实上不可能来临，那么，我们至少要用自己的努力来逼近这个境界，就像人类无法成为上帝，但至少应该朝着至善的方向跋涉一样。这样，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学”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国别文学”如何通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提出正是后人响应歌德的号召，出力促使“世界文学”早日来临的结果。“世界文学”的基本构件是国别（民族）文学，因此，要实现“世界文学”的理想，必须从“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起步。如何“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呢？“比较文学”便“与时俱进”地诞生了。为此，胡良桂撰文《比较文学是横向沟通的形式》[3]，清晰阐明了“国别文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关系：“比较文学”是“国别文学”通向“世界文学”的一个必然和重要的桥梁。这样，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和根本性质也随之浮出水面。

胡良桂认为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在于沟通。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国别文学”之间很容易产生冲撞和摩擦。比较文学张扬用世界的眼光看本土文学，乃至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文学，可以引导国别文学在相处的过程中求同存异、相互敬重、取长补短。比较文学需要并且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这是由它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胡良桂认为，“比较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与对话”[4]，简洁而又切中要害。通常认为，比较文学的性质在于“四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5]这样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语义上的重叠和含混。首先，“跨民族”的未必“跨文化”，如美国是一个多种族文化国家，但不同种族的文化都属于“美国文化”。其次，“跨语言”的未必“跨文化”，如印度有上千种不同的语言，光法定语言就有十六种，但印度的十六种语言不等于十六种独立的文化。再次，“跨国界”的未必“跨文化”，如韩国和朝鲜是两个国家，但他们属于同一种文化。最后，“跨学科”则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容易让比较文学研究走向非文学的研究。因此，把“跨文化”视为比较文学的必要条件，较好地解决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作为个体的比较文学学者，由于语言、身份、学识等方面的局限，无法跨越所有的异质文化，但如果每个学者都可以立足自己的文化语境，跨越两种或以上的文化，那么，无数个体的跨文化交融在一起之后，“国别（民族）文学”也就面向“世界文学”的方向，遥望、爬行、最后有节奏地大踏步了。在追寻“世界文学”的路途中，如何处理好“民族（国别）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胡良桂为我们提供了几种思路：第一，“民族文学”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终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学完全丢弃自己的民族性，臣服于某些抽象的世界性。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不单纯指民族文学认识、学习他人，也指民族文学走向世界舞台，被他人所认识和学习。第二，世界文学既是民族文学的目标，也是民族文学自我完善的动力。“民族文学”的演进有纵向的动力源，它来自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还有横向的动力源，它源于异质文学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只有两种动力的“合力”才能造就更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学。第三，要努力揭示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即通过民族文学的相互参照，揭示民族文学的共通因素，这些共通因素也就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而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则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特殊规律。#p#分页标题#e#

二、“平行—贯通”法：超越“X比Y”模式

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是胡良桂致力于探索的一个领域。为此，他发表了《世界文学中的20世纪意识》[6]、《文学的人类性、世界性及其与民族性、时代性的关系》[7]、《异化：一股世界性的文学思潮》[8]等论文，并在专著《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中设置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总体人类关怀”、“全球化：世界文学的总体形成”、“世界总体文学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世界文学共同体的形式选择模式”等章节。这些总体性的探索显然不是“X比Y”式的两项或两极对比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多项、多极的旁征博引的比较研究才能承担。在比较文学提供的研究方法中，平行研究运用最广，由于它常常只涉及两种异质文学之间的比较，因此被称为“X比Y”模式。不少比较文学专家对这种模式批评多于认同。比如季羡林就认为：“试问中国的屈原、杜甫、李白等同欧洲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有什么共同的基础呢？……勉强去比，只能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说一些类似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的话。这样能不产生‘危机’吗？”[9]钱钟书对平行比较也充满担忧：“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得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10]平行研究之所以饱受诟病，并不是比较文学不需要这种研究方法，而是因为人们由于视野和能力的局限，常常将平行研究机械化、简单化成为两国文学（包括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的简单比附，缺乏问题意识和深度挖掘。至于多国、多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自然让这种“X比Y”模式无能为力，而世界文学的共通规律和特殊规律则更让它束手无策了。钱钟书不仅在语言上揶揄这种平行比较，他更是用实际行动为超越这种“X比Y”模式作出了表率。王向远正是以他的《管锥编》为范本，提炼出一种完善版的平行研究：“平行—贯通”法。[11]

王向远发现，《管锥编》在论及古今中外的文学时，很少使用直接的、表面的比较，它们更多是把多种文学现象连缀在一起，不做过多的展开和发挥，给人留下了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这种“比较”类似于修辞学上的“排比”，即用一连串相关和类似的材料来反复强化和凸显同一主题、同一观点或同一结论。这些材料本身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一般没有事实联系，但一旦在特定的议题下把它们摆在一起，它们就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各条例证材料之间就能相互显发，有了密切关联。通常的“平行比较”常常流于“X比Y”式的两相比较，而《管锥编》运用的则是“X1∶X2∶X3∶X4∶X5……”这样的多项式“排比”；一般的“X比Y”式“平行比较”只是说明被比较双方的“异”和“同”，而钱钟书先生的多项式“排比”却不是简单地求同存异，而是发现和呈现隐含于这些材料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在材料例证的连缀和排比中，古今中外就被“打通”了。一般的“比较”常常缺乏可比性，未必能有“打通”之效，不免穿凿附会，流于皮相之见，而钱钟书的将古今中外汇而通之的方法，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的“打通”，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上下贯穿、左右相连的“平行贯通”。来自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材料，在表达内容与表达方式上竟如此相似和相通，就不由地使读者产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化认同感，而作者的观点也就自然呈现，有时无需多费一词，便有很强的说服力。[12]在《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的后记中，胡良桂表达了对《管锥编》的敬意，“原计划这是一部百多万字的多卷本，很想写成像钱钟书《管锥编》那样———古今中外囊括于中———探索人类文学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皇皇巨册。”[13]虽然该著作的规模离《管锥编》还有一些差距，但在某些方面确实深得《管锥编》的神髓，比如在寻找世界文学的规律时，它同样将“平行—贯通”法运用得自然和充分。不过，钱钟书偏爱于静态的案例类比，不喜做理论和价值判断，这一点，胡良桂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在谈到《管锥编》、《谈艺录》中的比较方法时，他认为“类比与对比虽有简洁、明确和方便的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它的思维方法基本上是线性的，是在一个层面上直线式地分辨一物与它物的同与异；而且，随着参照系的变换，比较所得的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14]

一、学科合并之合理性:学科整合

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两个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成立比较文学系,这些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引起学界思考和争论。笔者以为,将“比较文学”放在师范院校中文系,并将它与“外国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种学科合并具有合理性,合并以后的中文系,其实就是比较文学系。从学科知识结构建构看,将“比较文学”放在中文系,相对于放在外语系,更为合理。这既是因为中文系诸学科具有接受“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还因为这样做有助于整合中文系诸学科。外语系的文学学科,仅仅是外国文学,而中文系的文学学科,既有中国文学,又有外国文学,还有文艺学等,在学科知识板块基本设置上具备了在汉语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结构。在中文系中,“外国文学”的设置本身,给中文系学科整体带来一个可与中国文学互照互识的参照,使学生具有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基础。但由于没有“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各门课程虽然在知识结构上具备整合基础,却各自封闭,缺乏沟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以后的中文系,通过输入新学科———“比较文学”,使原有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有了整合的学科理论,可以对整个中文系原有诸文学学科知识板块加以自觉整合。合并以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赋予该学科整合中文系诸学科的功能,提升了“外国文学”在中文系的学科地位,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成为中文系诸学科整体中的结构要素。确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中文系学科整体之结构要素,意味着认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性质不局限于其自身,而要放大影响到中文系所有学科,使中文系诸学科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规定的基本性质下相互作用转换生成一个结构整体,具有传统中文系原来所不具备的新的性质和功能。

这种整合后的中文系之整体性质和功能是什么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与视野、“比较文学”异质文化文学互照互识的基本方法,以及中西诗学核心概念等,将使中文系诸文学课程整体具有“世界文学”之整体性质。这种“世界文学”整体性质放大影响中文系诸传统学科,将使中文系原有诸学科相互作用转换为一个整体———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语文工作者的载体,将使传统中文系培养的能说会道的“笔杆子”,具有当下语文工作者应当具备的“世界文学”基本知识结构和全球视野。因此,“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在中文系之合并,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怎样整合中文系原来分散孤立的诸学科呢?首先,从中文系本科一年级开始,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给学生讲“学术导引”课,让学生明白在本科四年学习过程中的总体要求,并与其他学科商讨确定读书写作的具体要求:文学课程要求背诵的基本篇目以及背诵要求、细读基本书目以及细读要求、学科小论文写作基本规范与基本要求、中国古代文献阅读基本要求、英语文献阅读基本要求等,让学生明白做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语文工作者应该在哪些方面打好扎实基础。

在中文系诸学科中,只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具有主持这种“学术导引”课程的宏观视野和整合能力。诚然,国别文学学科就具体文学事实研究可能更加深入,文艺学学科可能就具体理论研究更加具体,但应看到,封闭的国别文学学科不具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知识结构上贯穿中外、古今的跨越优势与互照互识的视野,传统的文艺学学科不具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文学实证基础。所以,在主持“学术导引”课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虽应与其他学科充分交流沟通,尊重其它学科的意见,但还是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统筹兼顾这种“学术导引”课程更为适宜。虽然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学术引导”课程,但学生“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建构却不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个学科的任务,而应由中文系所有课程共同承担。中文系一、二、三年级专业基础课程,应落实各学科的背诵要求、阅读要求,以及学科小论文写作要求。在此基础上,通过三年级(或四年级)“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讲授比较文学基本精神、基本方法等,使中文系所开设的专业学科相互沟通,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一年级的“学术导引”课,与四年级的“比较文学概论”互相呼应,因此,“学术导引”课程可以视为“比较文学”课程的一部分,课时由“比较文学概论”课时拨出。最后,通过四年级毕业论文写作,学生在汉语语境下“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基础上选择题目,尝试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表达自己观点。学生四年级毕业论文题目未必涉及中西文学比较,但是,由于学生论文题目是在汉语语境下“世界文学”总体知识结构基础上对某一具体问题的选择,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与传统的中文系学生相比,通常具有更自觉的世界眼光,具有跨文化语境的知识结构和学养,具有与世界沟通的能力,更适应21世纪全球化发展的跨文化交流需要。

二、学科合并方式:学科独立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合并?目前的现状是不同学校处于各自尝试阶段:有的学校把比较文学的内容放在外国文学课程中讲授,有的学校严格坚守两个学科的各自边界,两门课程分开讲授,并强调各自学科的独立性。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指出,子结构保持自己的结构边界、结构平衡、结构转换规律参与更大结构构造的自我调整性,是结构的三大特点之一。[1](1-11)从理论上讲,如果“世界文学”知识结构是一个整体,“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国别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理论课程,都是其中的部分。各学科要参与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建构,都应该保持自己作为子结构的结构边界、结构构成元素以及结构要素等。“世界文学”作为更大结构对中文系包括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课程整合,不是打乱各学科的边界,随意改变各课程的特定对象,而是中文系诸学科保持各自学科独立性、自足性前提下的结构转换,在保证各自学科的学科边界与独特学科对象稳定性前提下整合。学生跨越异质文化的知识结构与世界眼光,是中文系各独立学科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核心相互作用转换生成的新的整体结构性质与结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中文系诸学科不仅需要各自保持自己的学科独立性,还要保证自己学科的扎实基础,这既是中文系诸学科整合之绝对前提,也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科合并之绝对前提。没有各学科之独立边界,“比较文学”主观随意地放在国别文学课程中讲述,学生没有各自学科的扎实基础,很有可能不同学科知识混同于一大锅浆糊。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把比较文学有关基本概念说得头头是道,但不仅学不好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也不可能学好。从文学知识结构看,只有在完整的中外国别文学基础上,才能完成“世界文学”知识建构。如果中文系学生只具备“中国文学”的知识结构,没有相应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就缺乏“世界文学”观念上互照互识的基本参照,不具备进一步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准备。反之亦然。如果学生不具备完整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这时给学生讲授“比较文学”课程,对学生来说,就只是能指的游戏,学生根本不具备接受这些概念的期待视野。#p#分页标题#e#

三、学科基础:双语双文本

一、口头传播与比较文学

进一步放诸媒介的传播层面，饶氏分析说，中国应该是有史诗的，但由于古代史官记言与记事分开，记事侧重时日，对事态的描写多采取“省略”的手段，所以没有像西方史诗那样强调英雄主义。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殷周典册，楔刻书写与龟骨、铜器与玉器、简牍，不宜作长篇记录。史家又主张尚简用晦，详尽文体不受欢迎。“但是到唐代，俗讲变文兴起，衍生后来的弹词七子体，与天竺希腊的反复冗长的史诗，其构章遣词，实无差异，这样的文体在吾国反属后起”，他认为这是陈寅恪在《论再生缘》引言中所谈到的文学形式由简变繁的另一方向。作为国学大家，饶氏在使用了自己所擅长的甲骨学、史学研究成果之外，广泛审察近东和印度、希腊的口传文学传统，自觉使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并将研究对象放诸历史语境中进行传播学式的考察，得出了信实的结论。不过，对口传文学的研究截至目前并不只是停留在对文学发展历程中最初阶段的搜集整理和勾陈史料，它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书面文学。美国专于口传文学研究的民俗学家丹尼斯•泰德洛克和戴尔•黑姆斯认为，文学研究者仅关注书面文学是一种历史缺陷。在文人诗歌产生以前，部落社会中流行的是在集体性表演场合所歌唱的诗，书写为文本的诗完全丧失了在多媒体表演情境之中的诗歌传达效果。因此需要把简化为文本的僵化的文学还原为具体传播情境中丰富而多彩的活的文学，从交往和传播情境的内部来研究口传文学存在的条件，进而发现和描述从口传到书写的文学变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息缺失、传达变形、阐释误读和效果断裂。

二、印刷传播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过去的媒介研究主要关注印刷文化的产品———围绕书写文本展开，例如担负跨语言文化传播的翻译文本的研究演化出比较文学的译介学。书写文化还是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而愈加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地位，文学的传播方式从瞬间化的口耳相传、互动性的不稳定文本，转移到从写到读、逐渐固定的物质化文本。早期用于祭祀、吟诵的诗歌、史诗逐渐在固定下来的物质文本中失去声音，由此培养了“孤独”的读者，酝酿了充斥个人主义精神的新的文学体裁———小说。而“句子的线性排列、页面上的文字的稳定性、白纸黑字系统有序的间隔，出版物的这种空间物质性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出版物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具有批判意识的个体的意识形态，这种个体站在政治、宗教相关因素的网络之外独立阅读独立思考。以页面文字所具有的物质性与口传文化中言辞的稍纵即逝相比，印刷文化以一种相反但又互补的方式提升了作者、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权威。这一双重运动把读者造就成了批评家，把作者造就成权威”。伊恩．P．瓦特在他著名的论著《小说的兴起》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探讨印刷业兴起，伴随受教育民众的增加，对一种新文体产生的重要意义。在西方，18世纪印刷业的崛起，最初获得成功的是宗教类读物，但是把这一阅读兴趣带入更广泛的文学兴趣的是小说这一门类兴起的关键，笛福与理查逊都是成功者。将道德与宗教目的引入世俗的虚构故事领域，主要体现在文学新事物———流行刊物之中，他对读者的吸引为小说这类虚构文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西方传统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边界越来越模糊，也随着政治与经济局势的变迁不断淘洗，于是出现了多学科的重合，一方面依据研究对象和方法为学科划分界限越来越难;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对象的扩大，每一门学科本身也变得不纯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新创了一些具有“跨学科”色彩的名词:“例如传播学、行政学和行为科学”等。同样，比较文学也是这一大趋势之下获得独立和关注的学科之一，他自然也广泛吸纳周边学科，如社会学、史学、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关注印刷这一传播方式对于文学的影响与塑造。近二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报刊、出版社与文学团体、作家作品的学位论文和书籍便是例证。依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仿照达恩顿在他的书籍史著作《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中开宗明义提的几个问题来模拟一些文学研究的新问题:一部作品、一场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上传播的?影响深度、广度如何?当思想与观念物质化到文学作品中时，是采用什么形式?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基础与文学形式、思想与观念的传播关系如何?出版如何在文学的传播中起作用?它又对文学产生什么反作用?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社会学、历史学的理论新动向，保证了比较文学领域截至目前为止成果最为丰富的对印刷文化传播下的文学研究常有常新。

三、电子传播与比较文学

从传播方式的三个阶段纵向看来，文学应该是一个逐渐去魅的过程。口传时期的神话、史诗基本都与宗教或民族重大事件有关，吟诵者和故事本身都拥有极大权威;以固化文字形态流传的诗歌、戏剧和小说，虽然神圣权威性有所减低，但也长期被认为是有教养的知识阶层凝聚人类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文字形态，具有一定的膜拜价值。历史进入20世纪，人类见证了传播方式的急速升级:信息的传播在空间距离上越传越远、速度也越来越快，而体现的形态也从单纯的声音、文字丰富到了声光话电多媒介的共同作用。最初对这些信息的电子化模拟(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引发的争论到了数字化时代更加尖锐、突出和复杂难辨。最有名的理论中，本雅明和麦克卢汉虽然认识到这一趋势的严峻性，但仍然指出了其乐观积极的一面———它天生带有民主化倾向;另一方面的阿多诺、哈贝马斯和杰姆逊则强调悲观的一面———对自由的掌控和威胁。有人抱怨说，文学界正在变成“一个民主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状态”，涌现了很多对文学法则一无所知的批评家;而“现在的时代，可以恰如其分的命名为作家的时代;各种能力水平的、各种教育水平的、各种职业和部门的人，都带着如此普遍的热情”发表意见、投寄稿件。对于当今世界范畴网络文学的兴起和大量论坛充斥的良莠不齐的各类评论来说，这一论断实在是恰如其分，不过如果我告诉你，第一句引自1752年菲尔丁面对印刷和大众读者群冲击下的牢骚，后者是1753年约翰逊博士在《冒险家》中对各类新型杂志的不满，你会作何感想?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文学领域的危机感一直是伴随传播方式的变化而产生的，因此对我们这些被新媒体冲击下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大可不必如此悲观。由于传播方式的多媒介化特征，文学本身的样式也发生了裂变，虽然文学失去了阅读时代唯我独尊的地位，但仍然将与多媒体的其他艺术形式共同开创文学与人文学研究的新空间。

一、融入比较文学意识，培养国际视野

从中国与东亚各国来说，中国古代文学居于向外辐射的中心地位，中国文学对日本古代文学(神话、和歌、物语文学)有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方位的影响，对朝鲜、越南等国也是如此;中国与印度之间，则凭借佛教这一有力的媒介，达到了在精神层面的深度交流，中国文学也从语言、内容到文学形式受到佛教的激发，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面貌;中国与西方之间，在16世纪曾经存在着“东学西渐”的趋势，西方很多国家曾发生过“中国热”，中国古代文学在这个热潮中也被介绍到西方，影响到一些重要作家的创作和思想。比如，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受到孔子道德思想的影响;德国的大文学家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也与其对中国作品的阅读分不开。如果把这种广泛的民族文学之间的联系贯穿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就能够打破封闭的民族文学视野，让古代文学课程拥有国际的视角，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学与异域文学的广泛联系及其穿越时空的魅力。

如讲到古代戏剧，就可以将中国古代戏剧与异域文学的联系考虑进来，开阔学生的视野。元代李行道的杂剧《包待制智堪灰阑记》，是最早传到欧洲的中国戏剧之一，也是对欧洲戏剧小说产生了直接影响的中国戏剧。剧本写妻、妾争夺一儿，各执一词，官司闹到包公面前。包公划一灰阑，让两位母亲用力争夺孩子，胜者将拥有孩子。生母张海棠因为不想让孩子忍受撕扯之痛而放弃。但包公最终认定输掉比赛的人正是生母。剧中“二母争子”的故事，与《旧约全书•列王纪》、佛教《本生经》中的《大隧道本生》、《贤愚经》卷十一中的相关故事极为相似，已成为世界文学著名的母题。《包待制智堪灰阑记》与佛教故事的渊源已有学者进行详细的考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完全可以借鉴已有成果，对古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作深入分析。“灰阑记”的故事不仅仅是在古代世界有过小范围的旅行，在现代世界，这一故事跨越了亚洲和欧洲的界限，并在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的笔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布莱希特于1945年改编创作了《高加索灰阑记》。布莱希特在戏剧的楔子里写道:“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它叫《灰阑记》，从中国来的”，交代了其创作与中国戏剧的关系。“二母争子”由印度故事到中国杂剧，再到欧洲戏剧，让我们看到了文学跨越国界的旅行，以及民族之间智慧的沟通。

在中西戏剧间进行移植的还有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意、法、德等国著名作家都曾改编上演过此剧，其中最有名的是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中国孤儿》将故事时间由春秋时期移至成吉思汗时代，将动作时间由二十多年缩短为一昼夜，地点局限于距离康巴鲁(即今天的北京)王宫不远的大臣宅邸，情节集中于成吉思汗搜孤、尚德夫妇救孤的冲突，并引入了爱情主题，删除了孤儿复仇的情节。这样的改动，从思想上说，是将原作的歌颂忠义与复仇精神变为对理性和仁爱的礼赞。在伏尔泰看来，大宋王朝及其遗民代表的是人类的成熟文明，而成吉思汗的元朝代表的则是落后的野蛮文化。于是，宋元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文明与愚昧、正义与邪恶、理性与偏执的冲突。而剧作真正的主角由忠臣程婴变为母亲伊美达，也表现出剧作重心由伦理向人性、由男性向女性的转移，表现出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的差异。从艺术上说，这种改动则是严格遵守了西方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原则。在讲授上述两剧时如能引入西方可资比较的作品，就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作品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收到互相阐释、互相说明的效果。依此类推，其他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阐释，也可以置于世界文学的参照系中进行。

二、借鉴比较文学成果更新文学史观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文学史与文本分析的模式中，存在教学内容更新缓慢的特点。传统的文学史在看待作家时，更多是在民族文学范围内，考察作家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价值，因此，文学史的内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有大的变化。这种唯一的标准或许评出了民族文学的经典，但是却忽略了在异域文化中，本民族文学的样貌，在培养学生丰富的审美经验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内容的更新必须有新观念新方法的介入和启发，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可以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很多启示。比较文学研究的是具有跨文化关系的文学现象，因此，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之初，研究者就注意到传统文学史研究不太留意的作家作品。在法国学派的代表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中，就提出了二流，甚至三流作家或许比一流作家更具有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从文学交流的角度来看，有时候，往往不是一流作家，而是二流甚至三流作家赢得国外读者的关注。如唐代诗人寒山，在古代文学的课程中几乎没有地位，课上几乎不讲，但是寒山的诗却在日本、美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美国“垮掉的一代”甚至把他视为精神导师。小说《好逑传》、戏剧《赵氏孤儿》也有类似的命运。如果我们把这些在国外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都排除在古代文学课程之外，那无疑是一个缺憾。从《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及其他比较文学研究的工具书来看，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有的是具有事实联系的文学交流的梳理，有的是寻找沟通对话的平行比较。《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等研究都为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的更新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古代文学借鉴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把在国外具有崇高声誉的作家也纳入讲授的视野。一方面，更新了内容，增加了古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培养学生逐步树立多层面多角度理解文学的意识，摆脱唯一的文学价值观。

三、打通古今中外，比较中总结特色

本文作者：林精华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我们知道，正如现代中国学术制度和高等教育来自西方一样，1917年周作人首度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最先用汉语著述《欧洲文学史》，也是西方文学史框架和观念之影响的产物。此后，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中重要工作，外国文学史的编纂成为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关注的工作之一，以至于近百年来，中国著述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已近三百种。然而，这些文学史著述的经验，以及著述本身的有关论述，却没能对世界发生积极影响。无独有偶，中国大陆学人著述的近千种《中国文学史》，最多只是很有限地影响汉学界，未能在理论层面上提升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史著述的经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问题:文学史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立足于当代文学史观，在参考历代文学批评家对相关文学现象讨论的基础上，对特定语种或区域的文学发展进行系统化表述的成果，这种由欧美学界发起并持续不断的现代学术行为，如哈佛大学教授温德尔(BarrettWendell，1855—1921)《美国文学史》(1900)、加州大学河畔校区(Riverside)教授埃利奥特(EmoryElliott，1942—2009)等人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6)、沃特鲁学院英文系主任克林柯(CarlKlinck，1908—1990)等人主持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学史:英语中的加拿大文学》(1965)、奥尔巴尼大学教授维斯特布鲁克(PerryWestbrook，1916—1998)《新英格兰文学史》(1988)、奥伦学院教授贝内特(BruceBennett)等人的《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1988)、莫泽尔(CharesMoser)的《剑桥俄国文学史》(1989年初版、1992年再版)等，作为学术性很强的专业研究成果———谙熟特定区域或语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思潮、文体变化、文字表述、文本讨论等)，为何就能先后影响国际学术界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俄国的文学史的认识，甚至对象国的读者和学界也服膺于这样的“外国文学史”研究?而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中国学人，同样著述包括外国文学史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学史，却为何难以对国际学界认识文学现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呢?原来，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关于文学的认知，先是受时代的社会潮流和文化思潮左右，后受主流话语所囿，期间对外国文学发展变化和外国文学史问题的认知基本上并非是纯粹的专业学术活动，因为知识界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或研究外国文学，当作认识社会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建构外国文学史是按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的，并非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使然，无关乎国际学术界对文学史的探讨情势、理论变化，和对象国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状态出入很大。

一

1921年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声言，被社会誉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理由之一是北大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才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大学丛书》也只出了五大本。所谓“大学丛书”，是当时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除陈映璜《人类学》、陈大齐《心理学大纲》、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外，还有胡适本人《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论及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它乃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吴宓称其“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1917年周作人被北大聘为文科教授，据作者晚年口述自传《知堂回想录》第三卷①，1917年9月22日开始写第一卷(古希腊文学)，两天后开始写第三卷(中古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第二卷(古罗马文学)则始于1918年1月7日，全书完成于1918年6月7日(“晚编理讲义，凡希腊罗马中古到18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191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作第一讲包括古希腊文学的起源、史诗、诗歌、悲剧、戏剧、哲学、杂诗歌、杂文等，第二卷包括古罗马文学的起源、古希腊之影响、戏曲、三种诗歌(牧歌、田园诗、讽刺诗)、四种文和杂诗等，“中古与文艺复兴文学”则包括异教诗歌、异教精神之再现、文艺复兴的前驱、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民族之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条顿民族之文学等，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文学”先简论17世纪文学，然后分别简述18世纪的法国、南欧、英国、德国和北欧的文学。这本由教案组成的文学史教材，其原创性价值包括: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创建了一种便于迅速掌握外国文学史知识的文学史叙述体例;力求准确传达外国文学史知识，避免错误，该书人名地名皆不汉译，而是用罗马字样书写，书名则用原文标示，如荷马史诗中的荷马不是英文Homer，而是Homeros，《伊利亚特》不是Iliad，而是IliasPoiesis，《奥德赛》则不是拼写成Odyssey，而是Odyssia;撰述文学史，仰赖作者此前10余年所做大量译述工作、出色的外语能力(翻译过不少作品)、人文主义的文学史观(发表有多篇论文学篇章)。即便如此，作者在《知堂回想录》第三卷中论及该作时还是这样说:“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完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那时也凑合着用了。”

这不是自谦，说的是事实，因为《欧洲文学史》整理完成之后，继续编写“近世文学史”，“而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编文历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文学作品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时代需要以后，任其绝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1］(pp．333～334)。不过，这部以介绍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主体的《近世欧洲文学史》虽没能及时出版，却未妨碍周作人继续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今天看来，这部以讲义状态存在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和那本及时面世的《欧洲文学史》开汉语界撰述欧洲文学史之先河，把复杂的欧洲文学发展历程简化成文学进化史。该书结语如是总结道，“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竭，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文艺，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世纪初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传奇主义是也”;其开篇则云，“欧洲文学，始于中世纪。千余年来，代有变更，文化渐进，发达亦愈盛。今所论述，仅最近百年内事。盖以时代未远，思想感情多为现代人所共通，其感发吾人，更为深切。故断自十九世纪写实派起，下至现代新兴诸家。唯文学流别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为溪涧江湖，不一其状，而一线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学，亦先当略溯其源。通观变迁之迹，递为因果，自然赴之，足资吾人之借鉴者，良非鲜也。文学发达，亦如生物进化之例，历级而进，自然而成。其间以人地时三者，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应，受时代精神之号召，有所表现，以成文学。欧洲各国，种族文字虽各各殊异，唯以政教关系，能保其联络。及科学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渐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学，亦不分邦域而以时代趋势综论之”。［2］(p．3)#p#分页标题#e#

把文学如此简单化，并非周作人的个人之举，而是中国知识界变革传统诗学之潮流所为:晚清以来，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着力引进西方进化论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体系，也由此成就了现代中国得以建构出文学发展史，并使之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典型者如胡适之《白话文学史》(1919)，该作不单开创中国文学史撰述之体例，还使中国学者撰述文学史的进化论史观有了很具体的成果:胡适本人曾云，“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眼光。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眼光”［3］(p．167)。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进步性和规律性。这种情况，有助于还没有文学史研究经验的中国知识界能迅速而快捷地把握文学发展脉络。进而，孕育了1920年代用进化论撰述文学史之风潮。在这种潮流中，用白话文著述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国文学史大纲》①的谭正璧(1901—1991)，五年后(1929)甚至出版《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把中国文学变迁历程归结为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向大众方向“进化”的历史;更有甚者，用进化论著述《文学大纲》(1924—1927)、《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著作的著名学人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中甚至声称，掌握“进化的观念”就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4］(p．127)。这些把复杂的文学现象严重简约化了的著述、观念，改变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认知的格局:传统中国在文学认识上，更多是文人按既有的知识体系，对文学文本进行个人欣赏及经验性表达，这就出现了诸如大量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即使有人注意文学的理论问题，如钟嵘《诗品》论述每位诗人特点时好追本溯源，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评价说此举“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但钟嵘只是说明具体诗人的创作情况，并没有“史”的眼光;同样，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少关注文学发展变化问题;此后，“诗必唐宋，文必秦汉”成为中国文人认识文学规律之原则，即使刘熙载(1813—1881)《艺概》(1874)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文体流变，却少文学发展史观，而是“举少以概多”。

当然，如此叙述，可能与古代中国习惯于纪传体有关，即使司马迁《史记》有明确的史学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也改变不了中国对历史认识的经验性表述———使用纪传体、追求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现场感，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导言所说的，“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5］(p．5)。有意味的是，以进化论判断文学变迁问题，哪怕它把复杂文学现象简化了，却吻合当时急于知道世界和判断世界的激进主义风潮，文学史著述便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文学认知领域的实践。在进化论席卷文学史构建的风潮之下，外国文学史著述也成为进化论演练场:许多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知识分子，同样也著述外国文学史。换句话说，周作人之所以能推出《欧洲文学史》，不是因为他专攻欧洲文学史，而是他以人文主义和进化论研究各种文学和文化现象，其相继推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文学史上的俄国与中国》、《圣书与中国文学》等轰动一时之作。进而，欧洲文学史研究之于周作人，亦成为演绎这些观念的又一个场域。同样，用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卓有成就的郑振铎，更希翼用这种文学史观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进程，其三卷本《文学大纲》(1924—1927)认为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东方穆斯林和佛教经典、印度史诗、中国《诗经》和《楚辞》等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起源，发展到中世纪，各种文学的演变还是有着共同规律的，如关于中世纪中国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乃第一诗人时代，即自沈约等人变诗之古体为近体起，中经五七言律绝诗之大发达，至唐五代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第二期即第二诗人时代，即自五代词之一体一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6］(pp．375～376)。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国文学作为高校中文专业让学生了解国外文学与文化的一门重要课程，彰显着时代意义。   1998年我国教育部将中文师范专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取代了以往的外国文学，这给我国高校中文专业的外国文学教学带来了诸多挑战。但是面对这种挑战，一些高校本科的外国文学教学理念没有与之相适应地发生转变，这势必影响高校中文专业的外国文学教学效果，也不利于高校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国文学教学中的“比较文学”意识欠缺   现在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工作者都能意识到外国文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外文学或外国文学作品，而是一个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新型课程，这要求外国文学教学不能局限于民族文学的范围来思考文学发展问题，要面对学科“开放性和国际性”的新要求，改变传统教学以时代背景、作家介绍、作品分析的教学思路，在“比较”中初步确立学生对世界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在传统教学的惯性思维作用下，教师往往不能认清外国文学的学科属性，在无意中漠视“比较文学”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存在，造成了教学中缺乏“比较文学”意识。其主要表现为：   （一）漠视一种文艺思潮下国别文学和作家个性的差异。目前，国内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多从一种文艺思潮出发，再选择不同国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家、作品往往会因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等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却总以文艺思想的普遍性代替文学个性的差异性，抹杀了在一种文艺思潮中不同作家、作品的文学表现形式和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在外国文学史上，每一种文艺／文学思潮的总结都是对同一时期的共性说明，但是共性在每个国家、每个作家身上却并不等于千人一面，正是他们各自的文学特色才使每一种文艺思潮的表现形态丰富多彩。在目前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么搞一刀切，以统一性代替差异性；要么根据教材以各自为政的方法来讲解每一个作家，缺乏作家与作家、国与国之间文学的比较，造成学生对作家或作品之间差异性认识不足。   比如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这一文艺思潮的特征就是主张个人的感情抒发和主观化描写，文学史一般会选择华兹华斯、拜伦、雨果、惠特曼等作家或诗人，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对人的感情非常重视，但在此基础上，每个作家的文学表现方式却存在着差异。华兹华斯追寻伊甸园式自然里存在的完美人性，歌颂和大自然一致的人类质朴感情；而拜伦对“自我”的描绘却具有强烈的超越精神和生命意志，他蔑视一切法则，追求自由与解放，带有极端人个主义的倾向，这使他成为了欧洲浪漫主义的高峰。   ［1］雨果则激情与平和并举，在博爱中显示着深沉；而远在大洋彼岸的惠特曼，为了建立美国的文学话语，彻底摆脱殖民地的文学统治，热情地讴歌了美利坚民族的自然和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均给予了人无限的赞美，以“灵与肉”的统一作为完美人性，把宗教的束缚置于一旁，以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力为最终旨归。［2］   以上只是对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粗浅的分析，旨在说明要用比较文学的视野来分析一种文艺思潮下国别文学以及作家之间的个性差异，这不仅在跨文明的语境中帮助学生加深对浪漫主义的认识，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分析能力。而这一切，在当下中文专业外国文学教学的课堂上却并不多见，更多地是对作家的单一性介绍，其结果不过是让学生机械地记住了作家和作品的名字。   （二）缺乏与中国文学的对话、碰撞与交感意识。从当今世界的格局来看，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成为了国与国之间的暗战。高校中文专业的外国文学教师也是西方文化的宣传者，这就容易犯文学视阈过于单一的毛病。教师在课堂上对外国作家和作品口若悬河，而忽视了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缺乏中国一极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是完整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3］   所以在外国文学课堂中引入比较意识，增强与中国文学的碰撞，体会审美的多元性，对于探索文学的实质，提高人文素养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学者方汉文就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研究主体，都必须改换自己的思维方式，采用一种比较性思维方式，即承认主体间性，理解他人……从理性与感性的辩证合一，从西方思维与东方思维的互相契合来研究文学。［4］   如何通过中西文学比较建立正确的文学观念，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有着与西方文学不同的文化特质，但在审美之维上也不乏相似之处；另外，我国“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颇深，也不乏显现出“世界性”因素（陈思和）。而外国文学课程一般安排在中文专业二、三年级开设，学生已有一定的中国文学基础知识，在外国文学史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将两者置于世界文学（文化）的背景下进行新的阐释，这样更能显示出各自的特色，也能在超越时空的文学交流中增强学生对中西文学异质性和同一性的认识。比如在讲到自然诗人华兹华斯时，可以与陶渊明作一个对比。华兹华斯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认为人回归自然才能实现人性的完美，体现着西方思维的二元对立；而我国的晋代诗人陶渊明对待人与自然的态度，则体现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将自然规律和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从他们对自然的态度上区分两位诗人的文化信仰。再比如，五四时期的我国很多作家都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惠特曼和郭沫若、华兹华斯和徐志摩、尼采与鲁迅、契诃夫与凌叔华……他们不仅存在事实材料上的关系，在文学风格和精神气质也有相似性，这就为探讨中西文学在审美情趣上的一致性提供了便利。但是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却往往将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割裂开来，把外国文学史教学几乎等同于外国文学作品鉴赏（研究），这一方面不利于顺应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学生文学素养的综合提升。#p#分页标题#e#   不仅是中外作品间的审美交感意识需要加以导引，中西文类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引入比较法，通过历时的和共时的方法，了解中外文类发展的历史和基本特征。这样可以使学生在宏观上把握中西文类发展的不同轨迹，并由此进一步探讨中外民族不同的审美心理模式。比如西方的悲剧在文学殿堂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别，出现了悲剧性的史诗和戏剧，亚里斯多德也对悲剧做出了定义，别林斯基认为悲剧是戏剧类的诗的最高阶段和冠冕。［5］   而在中国，“悲剧”一词在辛亥革命前后从西方文化中引入，一些学者根据中国戏剧普遍存在着的大团圆结局，认为中国没有悲剧；而有些学者就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将悲剧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确定下来，但是中国文学中却较早地存在着悲剧意识。在此，问题不在于讨论悲剧在西方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是如何产生的，而是要在课堂上有一种中西文类的比较视阈，引导学生对中西文学类型不可通约性的认识。   二、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的英文原著引入量严重不足　　   译介学是比较文学的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是翻译和翻译文学，而对“翻译”起直接作用的就是外语水平。虽然在大学阶段，教师不能全面对学生进行译介学的教学，但是利用学生公修英文的优势引入适当的英语文学原著，不仅可以增强对外国语言文学和文化性质的认识，而且可使学生认识到译介在外国文学学科中的重要性，也可以为学生的继续深造奠定基础。但这一优势却并没被教师所利用，教师们大多拿汉语版的翻译文学为范本，以分析作品的思想意义来覆盖文本所有的艺术价值，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对外国文学的本体论认识不清。如有些学生知道简•爱，却不知道Jane　Eyre；知道《呼啸山庄》，却不知道Wuthering　Heights；另外，传统英文诗歌中十四行诗的形式和抑扬格音步，在翻译成汉语之后形式和韵律会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在外国文学教学中，语言的差异所形成的矛盾是该课程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尽管外国文学所涉及的作家作品都与异国语言相关，但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不仅使用中文教材，而且讲读的所有作品为中文译本。这样，外国文学教学实际上脱离了外文原著，中文系讲授的外国文学并非真正的外国文学，而是“翻译文学”。   虽然，在“创造性叛逆”中，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对外国文学的审美接受，但是这样一来，我们所教授的外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翻译者。   正是由于教学只能通过母语讲授外国文学，学生同样只能借助母语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致使外国文学教学改革遭遇困难。若要从根本上解决外国文学教学中长期存在的难题，真正走出外国文学教学的尴尬，在课堂上引入原著作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国文学教学。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英语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也是显著的。对以英语为主要外语语种的中文系学生来说，都可以比较方便地接触到英文原版著作。同时，中文专业的外国文学一般都在大二下学期或大三开设，此时学生已经基本学完了大学英语四级词汇，一般都具备接受英文原著基本的外语能力。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引进英文原著，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而且至少可以解决外国文学教学中存在的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更加准确地解读作家作品的问题。涉及作家作品分析时，若仅凭中文译本则不利于学生对作家作品的解读，虽然教师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讲解都力求准确，但因凭借的文本皆为中文译本，这些译本因为译者外语水平的差异、文学修养的优劣以及“归化”手法的运用不当等诸多因素，都会导致文学作品翻译的良莠不齐。倘若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引入原著，则能让学生在阅读原著过程中感知作品，使学生更加准确地把握作家的创作风格，理解作品的艺术特点，也可以提高学生对译本的鉴别能力。第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诗歌教学问题。在外国文学教学中，诗歌教学历来属于薄弱环节，其主要原因在于诗歌的翻译，诗人雪莱就认为“译诗是徒劳无功的”。诗歌翻译之难，导致外文诗作译成汉语后节奏、韵律、声音之美的改变或丧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讲授诗歌时，尽管选择的都是名家名作，如果不是诗歌富有伦理或哲理意义，学生普遍对它们没有兴趣。要改变这种状况，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原诗赏析，让学生领略外文诗歌的节奏、音韵、意象之美，培养学生对外国诗歌的兴趣，提高他们欣赏外国诗歌的能力。比如华兹华斯的一首诗叫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诗的第一节是这样的：She　dwelt　among　theuntrodden　ways／Beside　the　spring　of　Dove，／A　Maid　whomthere　none　to　praise／and　very　few　to　love……翻译之后就是：她住在没有人到的幽径，／鸽泉旁边，／一个没人赞美，少有人／钟爱的姑娘。［6］   这样一来，诗原先的韵脚完全被打破，音步的重音已经完全丧失，而且翻译之后的文字如同说了一段大白话，如果引入原诗，让学生在朗读原诗的基础上，然后再对照翻译，这样既可以领略到英文诗的节奏和韵律，也可以加深对英文诗歌形式和结构的认识。   三、缺乏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多元性阐释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丰富多彩，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原型批评、新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这些理论丰富了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内涵，外国文学也在这些理论的参照下显示出持久魅力。文学的流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靠理论来支撑的，有些作品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并未受到重视，但是在后来新的理论解读下却能呈现出新的意义。《呼啸山庄》在当时情况下并没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在叙事学和心理学分析的基础上，人们才发现这部作品的价值。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学对作品的分析，普通采用的是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从创作主体出发来推究作品体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如在古希腊文学中，把以地母该亚和乌拉诺斯为中心的神话说成“表现的是原始社会杂婚时期和母权制时期的社会生活”，把以宙斯为中心的神话说成是“反映了母权社会向父权制社会发展的历史”。［7］#p#分页标题#e#   社会历史批评经过马克思的发展，形成了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向度。当前，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教材就普遍采用了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   应该说，社会历史批评在对大量文学作品的解读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明显的，而且，这种方法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普适性，能够通论文学史。因为任何文学作品、文学现象都是特定历史形态下的产物，文学作品都会带有一定的阶级性，这样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自然就可以一以贯之地进行。但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是多样的，如果全部采用这种单一模式进行分析，就会流于机械和苍白，我们应该注重批评模式的多元化。美国学者彼得•威德森认为：理论的位能导致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作家、批评家以及文学史家”，通过界定以及他们对构成文学的“文学性”进行客观性研究这两种有效处理的景观。［8］   文学其实就是在作者、文本、读者这三者没有穷尽的、不稳定的辩证关系中不断构建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没必要用一种眼光去看待文学，要用多元的视角和理论去理解文学。   比如《哈姆雷特》，不仅可以结合历史背景，阐释人文精神的内涵，对其中的悲剧性进行解读，也可以用精神分析理论或原型批评的角度进行分析。再比如，《等待戈多》不仅可以从现代主义文化的角度解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精神危机，也可以从存在主义角度分析“戈多”这一文化意象所代表的最终旨归。   四、结语   外国文学的课程目的应该让学生掌握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掌握一些重要的文学思潮，了解各民族文学的大体特点，这样才无悖于外国文学中的“比较文学”性质。但是对外国文学的学科属性认识不清或是漠视，无法培养学生的比较文学观念，学生不能针对文学问题进行比较文学层面的思考，这更不符合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正视当下高校中文专业外国文学教学问题，最终的目的在于有效地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提高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这需要外国文学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时刻保持问题意识，不能为了完成课时量而忽略这些问题，或者只顾伏案钻研，让新事物、新思想成为了教师个人享受的科研成果，这不仅影响对学生文学思维的拓展，也会使外国文学课程逐渐失去特色。

《外国文学》是语文教育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核心课,以讲授西方古代至现、当代文学发展史和名家名作为基本内容,是语文教育专业学生必备的文学知识和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外国文学的教学模式是“文学史+作品选读”两方面内容面面俱到,知识点过于细琐和庞杂,学生阅读原文的能力有限,再加上课时和参考资料的限制,整个教学过程基本上是以教材为中心,教师为中心,课堂讲授为中心。学生自学能力不能得到发挥,这种常规的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和评价的参与,学生成为文学知识和作品分析的被动接受者和学习者。   1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文学是本专业学生需掌握的重要一块,而外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重要部分。   同时在学习、研究外国文学的过程中树立的正确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将会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本课程非常重视课程内容的设计,注意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通过跨学科重新整合外国文学的教学资源,实现多媒体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有效整合,创建全新的外国文学教学模式,及时把本学科教学改革与实践引入教学,恰当处理课程内容经典与现代的关系,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首先对教学内容进行整体精选和优化,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在具体学习内容中每章都有学习要求,每节都有学习提要和思考题,每章每节结束都有图表总结,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帮助学生把握本章本节的内容。详细的学习辅导内容,不但有利于对本课程形成架构的认识和定位,对课程的了解更加深刻透彻,而且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顺利进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其次,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大胆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注意本学科跨文化、跨学科的交叉特点,注意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艺术,文学与自然科学等的联系,对外国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研究、异质文化比较,在跨学科平台整合历史文化、绘画建筑、音乐歌剧、科学考古等知识。特别注意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学好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其文化素养,达到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   再者,在教学内容中,注意寻找契合点,培养学生的德育。如《罗密欧与朱丽叶》通过现代爱情观和古代观的比较,突出生命的意义,加强学生珍惜生命教育;如《伊利亚特》、《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教育。   2改革传统教学方法,创建讲、视、听、读、写、做、编、演于一体的全新教学模式,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2.1创建开放性教学模式   该教学模式能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潜能,使学生发挥自己的优势智力,促进学生多元智能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针对“课堂听学”模式下学生的被动学习状况,本课程以情境、协作、交流的学习环境为基础,创建了讲、视、听、读、写、做、编、演于一体的快乐学习的教学模式;图文并茂,绘声绘影,形成外国文学史的视听化教学。   讲:学生讲课,培养学生学术意识和创新能力。根据课后的“作业与思考题”进行自学、尝试备课,并作好讲课准备,然后让这些学生登台讲解,师生一起品评。   视:观看电影改编和美术作品,外国文学视听化。充分利用根据外国文学作品搬上银幕的电影改编视听资源将传统文字外国文学史教学变为视听外国文学史。   听:欣赏音乐歌剧作品,回响外国文学天籁。充分利用西方音乐和歌剧改编视听资源,改变传统外国文学史教学的无声世界,营造外国文学音乐殿堂的氛围。   读:阅读经典名著,把握外国文学精髓。按照外国文学史的演化规律,系统阅读外国文学3000年的经典名著,掌握外国文学的思想精华和艺术奥妙。   写:撰写外国文学论文,增强研究水平。从视、听、读中发现问题,探索问题,撰写外国文学论文,为深入研究打下学术基础,为写作毕业论文做准备。   做:制作多媒体作品,提高信息素养。学以致用,人人动手,将课程内容用新媒体技术表现出来,制作多媒体教学作品,课堂展示,协作学习。   编:改编外国文学名著,重新诠释外国文学作品。学习编剧,抓住外国文学原著的关键元素,进行戏剧改编的再创造,突出原著跨时代的母题意义和全人类性的普遍现象。   演:演出外国文学课堂剧,与外国文学人物生活在一起。人人参与演出,展示才艺,体验角色,使外国文学充满现实生活感。   2.2改革传统教学方法   (1)本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开展研究性学习和小组协作学习。提倡研究性学习方法。教师根据课程内容,设计研究题目,让学生通过阅读、浏览网络信息,确定自己的研究题目。这种学习既补充了课堂教学内容,又锻炼了学生的研究能力、实践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2)在设计研究性学习的内容时,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比如讲授中世纪文学,根据学生对骑士和骑士文学的兴趣,将骑士文学的内容交给学生自己去研究。   2.3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有问题式教学、情境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归纳教学法和角色扮演等,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学习,促进学生积极思考例如使用多媒体资源呈现情境,导入教学,并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探究激情,引导学生思考;在课堂上展开讨论,鼓励质疑批判和发表独立见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采用思维导图进行教学,为学生提供章节提要和图表总结。   2.4进行创意性的即兴表演课堂剧在期初时列出外国文学名著目录,让学生分角色扮演,也可以学生自编、自演、自导剧目来体会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内涵。分成协作小组的形式来进行实践汇报演出。#p#分页标题#e#   3改革考试方法,建立新的考核评价体系   本课程改革传统考试方法,实行过程性评价和最终性评价相结合的教学评价方法和考核形式。过程性评价(平时作业)占学期总评成绩的50％。内容包括学生课程小论文、阅读文学原著感想、多媒体作品、改编外国文学剧本、课堂剧演出、课程实践汇报、学习体会、演剧体会等。最终性评价(期末考试)以传统考试方法进行,占学期总评成绩的50％。闭卷考试分AB卷,增加主观题。   4结语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吸收世界文化精华,获得开放性的眼光与胸襟。为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及其它文化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为从事现代语文教学与文化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由于对外国文学的基本知识和文学成就的掌握,使学生灵活掌握现代思维方式。以更全面的辩证文学与社会发展演进的关系,健全人格道德与心理机制。以树立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意识。

20世纪初期，通过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变得更加激进起来，并迅速扩展到文学领域，这导致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全面开始。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起步和发展时期，外在语境中的小说文本无论是在思想观念、艺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或是各种文学流派上都已经具有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并且也已经获得了艺术上的成熟，世界小说的艺术早已经是百花争艳。而那个时候，毋庸置疑的就是中国现代小说才处在襁褓时期，非常的稚嫩且急需营养的润泽。这时候，外在的小说就犹如“及时雨”一样滋养了中国现代小说文学的成长。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绝对是在外在小说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语阐述虽然带有沉重和无奈之感，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外在小说艺术的借鉴，就没有中国现代小说的迅猛发展，也不会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取得举目共睹的文学成就，更不会在短期内就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

中国现代小说之发生与个体作家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的最早业内从事者，他们在转型进行现代文学书写的时候，外来的文学思想都积极地引荐着他们的文学书写。如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场域的大师级人物，鲁迅在日本求学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外来文学著作，并且和周作人一起翻译和介绍了外来文学，倡导文学革新运动。鲁迅早期接受的是外来文化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超人哲学等思潮的影响，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鲁迅提倡发展个性、主张人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度。其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被有效传播，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也都有了深刻地变化。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以及思潮对鲁迅的影响最为明显而深刻，社会暴露的主题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鲁迅从俄罗斯文学中吸取的主要营养。果弋里的讽刺，托尔斯泰的博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解剖，无一不是对社会和人生的关注，深深地影响着鲁迅在题材选择、主题倾向等方面的思考。在《英译本〈篇短小说选集〉自序》中鲁迅曾明确言说了外在文学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这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创造社的主要发起者之一郭沫若同样是在日本求学的过程中，开始热衷于文学书写；他受到当时日本国内正兴起的“泰戈尔热”的影响，也成为了泰戈尔的推崇者；同时，郭沫若也非常迷恋海涅、歌德等德国作家的文学文本，再加上接受当时日本“私小说”写作理念的影响，于是郭沫若在自己的文学写作过程中，也流露出了非常明显的“他者”痕迹。茅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写作“左翼”文学的主将之一。茅盾早年的文学活动较为活跃，但是主要表现在参加文学组织，从事翻译及文学评论方面。他不仅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中国民众戏剧社”等组织，还在改革《小说月报》、编辑新文学刊物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在参与新文学运动的前十年中，茅盾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方面。从到27年间，茅盾陆续发表了多篇文学论文，阐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要求建立写实主义的文学，对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尤其是现实主义创作潮流的确立，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需要言说的就是茅盾的“建立现实主义文学”的此种思潮，同样也是引进外在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后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情形结合在一起后出现的产物：借助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了文学的理想性；借助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突出了文学的真实性。王统照的文学书写深受爱尔兰著名象征主义诗人叶芝的影响，他认为叶芝的文学书写“能于平凡的事物内，藏着很深长的背影”，“能于静穆中显出他热烈的情感，深运的思想”［3］，而这也是王统照文学书写追求的目标。巴金是当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信仰者，这种思潮对巴金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有着本质的影响。

“巴金”这一笔名就是来自于无政府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其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是基于读了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波兰廖抗夫的《夜未央》。这一事实在巴金的小说文本《家》的叙述情节之中也有体现；以后巴金的求学、留学都与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有直接的关系。无政府主义的思潮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历史语境之中，其思潮主要代表的是在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破产了的小资产阶级和小私有制者的利益与愿望，它否定一切“专制”的国家形式，主张以最小限度的内乱，最小限度的受难者，与最小限度痛苦而达到最大最好的结果。巴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对一切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否定，绝对地崇尚自由的精神”［4］的理念，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深远地影响了巴金的文学写作。此外，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也对巴金的文学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市井文学”写作的大家老舍曾经在英国的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长达五年的时间，这五年的历程之中，也是老舍文学生涯的起点时期。因此，老舍的文学创作深受英国文学成就特别是悲剧理论的的启迪和影响，形成了自我文学写作鲜明的悲剧意识。从老舍小说的结局看，他的作品大多数以悲剧结局，即使前期那些“立意在幽默”的作品，也多以悲剧结尾。《老张的哲学》结尾是恶棍老张飞黄腾达，“荣升”某省教育厅长，而王德与李静，李应和龙凤两对青年人的爱情却遭到了扼杀。至于后期创作中，悲剧更是无处不在。《我这一辈子》、《月牙儿》、《骆驼祥子》、《柳家大院》、《微神》等皆为悲剧。并且老舍不仅写了悲剧，还揭示了悲剧的不可避免。如祥子无论如何坚韧执着终于无法逃脱社会的迫害而堕落，《月牙儿》的主人公无论如何也逃不掉被毁灭的命运。这些悲剧，通过老舍的艺术描绘让读者领悟到其根源在于现实，从而使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力量。

中国现代小说之发生与现代文学社团的形成

中国现代文学场域内出现的众多文学社团能够被创建，并进而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阵地，同样外来小说思潮的影响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这些文学社团成立之后，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也又鲜明地彰显了外在的某种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源于1917年发生的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够被掀起，就是基于当时的一批深受外在先进文学思潮影响、具有先进思想文化的中国现代作家以文学社团作为阵地因而才可以发生的。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从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迁至北京）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这是一份综合性的文化批判刊物，也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阵营向旧文化挑战、进击的主要阵地。自此，文学革命才能够得以蓬勃的开展起来。文学革命后的第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是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12人。他们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发表《文学研究会宣言》，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5］。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6］为宗旨，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倡导“写实主义”文学精神，强调文学关切社会和人生的必要；在创作上，体现出关注人生和社会的文学立场。#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