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技论文范例

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世界科技论文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世界科技论文

中文期刊卓越发展路径探究

摘要:分析期刊自身不足,通过查阅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数据,发现该刊论文学术影响力在学科内处于领先水平,学术质量稳定,但在论文推广传播方面的工作不够。下一步需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论文的传播,进一步提高该刊国内外学术影响力,向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目标迈进,同时也为其他中文梯队期刊提供借鉴。

关键词:卓越行动计划;梯队项目;世界一流期刊;出版传播

一、引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1],中国科协等七部委联合制定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2019-2023年)框架方案,以推动我国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该项目包括7个子项目,其中梯队期刊项目择优遴选200种(中、英文科技期刊各100项)具备一定办刊基础和发展潜力的科技期刊作为支持对象,入选的期刊无一不是该领域内的优秀期刊。2019年11月《中华护理杂志》凭借多年的积淀和优异的办刊成绩,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梯队项目。《中华护理杂志》创刊于1954年,是历史较为悠久的中文期刊,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2019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中华护理杂志》继续荣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综合评价总分位列学科第一,在全国2049种自然科学科技核心期刊中排名位次上升至第4位,显示了《中华护理杂志》卓越的学科影响力。虽然在国内本领域具有权威地位,但对比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定义[2],《中华护理杂志》成为世界一流期刊任重道远。如何发现自身不足,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向世界一流期刊迈进是《中华护理杂志》未来5年的目标,也是所有入选梯队项目期刊的共同目标。本文以《中华护理杂志》作为中文权威期刊的代表,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也为其他中文梯队期刊提供借鉴。

二、期刊发展现状分析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参照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为期刊设定了文献计量学目标。中国科技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是从不同角度反映科技期刊的主要特征,涉及多个不同方面,期刊编辑出版者也可以从这些指标上找到自己的特点和不足,从而调整期刊的发展方向[3]。本研究查阅2018和2019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4-5]本学科各核心期刊数据,通过比较指标变化,分析我刊目前存在的不足和未来发展的方向。通常来说,期刊综合评价总分越高,说明该期刊在所在学科内相对的综合学术质量和影响力水平越高。近年来中信所采用核心总被引频次、核心影响因子、核心他引率、基金论文比、引文率、开放因子等6项指标来计算综合评价总分。

(一)本刊论文学术影响力在学科内处于领先水平。在27种护理学类科技期刊中,有9种入选2018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有10种期刊入选2019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本刊核心影响因子、核心总被引频次在2017年和2018年一直保持在学科排名第一的位置,充分反映了本刊论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编辑质量。多年来我刊在保证期刊质量方面可谓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严谨认真,坚持“内容为王,质量第一”,严把学术质量关,严格执行外审双匿名审稿、专家集体定稿,积极策划专题,编辑出版阶段严格执行三审三校,期刊出版后积极落实审读制度,保证期刊质量的持续提升。经过如此严格的流程,刊出的论文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我刊也得到广大护理界同仁的认可与厚爱,均以能在我刊上刊登文章为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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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向对科技期刊发展影响

摘要:主席在党的五中全会中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是我国出版行业的机遇,也是挑战,因此,科技期刊的改革和转型势在必行。本文从科技论文大量外流的现象着手,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和导致的后果,梳理了近两年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意图分析政策导向的改变对科技期刊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科技期刊应对深化改革时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科技期刊;论文外流;政策导向;期刊改革

2016年,主席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1]这使得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科技论文的外流现象上来,更有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科技论文外流现象的原因。如,刘丽英等认为我国110个学科论文外流造成的文献经济总损失量为7.33亿元,其中农业工程领域论文外流导致文献经济损失总计为667万元[2]。董建军对我国学术论文的流失现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优质稿源流失问题的根源,并提出了对策[3]。王泽蘅研究发现中国论文外流数量比日本多、两国间数量差异逐年增大[4]。刘彩娥研究分析了我国科研论文外流的数量、质量和学科分布,并提出了防止科研成果外流的措施[5]。本文简要分析科技论文的外流现象的原因,并分析政策导向对科技期刊发展的影响。

一、科技论文外流现象及损失

截至2019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总量为4958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但是,中国SCI收录期刊仅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1.72%。2010—2019年间,中国作者发表了SCI论文275.5万余篇,其中只有2.2万余篇发表在中国SCI收录期刊上,仅占8.10%[6]。科技论文的外流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论文质量也都较高。中国作者发表SCI论文引文影响力为12.83,同期全球SCI论文引文影响力为14.11[6]。其中被SCI收录论文数量最多的学科分类为:基础学科、应用科学等,而这些学科大多数涉及我国的高尖端技术领域,国家在这些领域往往都投入了大量的科研成本、科研经费,这不仅可能危害到科技信息安全问题,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国有资源外流。

二、科技论文外流的原因

国内大量优质论文外流的原因大致有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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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核心期刊标准的方法

一、期刊标准

确定核心期刊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项,其一主办机构的权威性,其二文章作者的权威性,其三,文章的被引用率及文献的半衰期(测定文章内容新颖性的指标,一般科技文献半衰期较短,社科文献则较长)。简单地说,核心期刊是学术界通过一整套科学的方法,对于期刊质量进行跟踪评价,并以情报学理论为基础,将期刊进行分类定级,把最为重要的一级称之为核心期刊。

1、在国际科学界,如何正确评价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被SCI、SSCI收录的科技论文的多寡则被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实力和科技论文水平高低的重要评价指标。

2.SCI即《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简称ISI)创建、出版的一部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该数据库通过其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来精心挑选有代表性的权威的科技期刊作为数据源,声称这些数据源包括了世界上90%以上的重要的科技文献,所以被它收录的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代表了当时有关领域的先进水平。包括了全世界出版的数、理、化、农、林、医、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环境、材料、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3700多种,使得SCI收录的文献能够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SCI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不但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以及出版信息等,而且还收录每篇论文引用文献的信息,建立了引文索引。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所以SCI不仅作为一部文献检索工具使用,而且成为科研评价和的一种依据。科研机构被SCI收录的论文总量,反映整个机构的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水平;个人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数量及被引用次数,反映他的研究能力与学术水平。

3.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SelectivelyCovered)期刊为1300多种。

二、SCI-E与SCI的区别

(1)SCI-E是SCI的扩展版,SCI收录期刊3600多种,SCI-E收录期刊6000多种,被SCI收录的期刊应该都被SCI-E收,但反之却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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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流科技期刊的几个条件

2018年11月14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15个文件,其中《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就如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里面的句子:“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春天到来了”,科技期刊同样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会议强调了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文件的出台,开启了中国科技期刊的新纪元[1]。《Light:Science&Applications》(以下简称《Light》)从2012年3月创刊至2019年3月将满7年,《Light》用7年的时间,成为在国际光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主要期刊,说明其从创刊之初确定的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努力的目标是可行的。但与《Nature》(创刊150年)、《Science》(创刊139年)、《Cell》(创刊45年)等老牌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相比,《Light》和这些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本文将重点讨论差距主要在哪里?对于一流期刊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不作定义。但如果遵循以下6个一流方向而努力,笔者认为有机会成为世界一流期刊。

1作者成果一流

如何确定一流作者?2018年10月24日出版的《Nature》,刊载了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一名硕士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2]。该文的研究内容是二维材料中各向异性极化激元,通俗的说法就是把光关在笼子里。该文的第一署名单位为苏州大学(这也是苏州大学历史上在《Nature》上发表的第一篇一作论文)。一名硕士实现了许多科研工作者一辈子至少在《Nature》上发表一篇论文的梦想。反思一下,硕士生写的论文在国内的很多中文核心期刊上通常是不允许做第一作者的,很多中文期刊规定必须是博士及以上学位或者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才可以做第一作者,如果是硕士生写的论文有的要求导师署名第一作者。笔者作为执行主编的一本中文刊就是这样规定的,是时候改正这种不以成果唯论的教条主义了。我们往往以为名气大、资历深、名誉多的就是一流作者,但事实上人在二十几岁时创造力应该是最强的,现在我国的90后不比欧美国家的90后差,智商和创新甚至比欧美90后更高,而且很努力,能做出这样的成绩也不奇怪。欧美得诺奖的专家学者一般也都是在30岁左右时做出的成果,比如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DonnaStrickland,就是当年在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光学所读博士期间,在导师GerardMourou的指导下,在实验室实现了“啁啾脉冲放大”技术,后来在《光学通信》上。因为这篇文章,师徒两人共同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很多人说DonnaStrickland除了这件事,就没有更多的成就了,“一篇文章吃了一辈子”,但从另一个角度也恰恰说明其创作高峰是在读博士期间。因此,培育一流科技期刊首先要培育发表一流成果的作者,而不是依据名气和声望认定一流作者,更不应该将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的研究成果不假思索就认定为不可能是一流成果或简单粗暴地拒之门外。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科学家在发表自己的顶尖科研成果时,时常遭受不公的待遇,致使我国的一些重要科研工作无法得到应有的曝光推广,首发延迟,甚至首发权被抢占。由此,《Light》从创刊至今,一直秉承着“发出来自中国的光学之声”与“为中国科学家抢占首发权”的理念,先后多次为我国科学家的重要科研工作开通快速处理通道,多次将在国际上未受到重视的我国科学家的重要工作发表并予以重点推广。其中,代表之一即是东南大学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崔铁军教授团队的数字编码超材料研究。2014年,已在《Science》和《Nature》子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成果的国际太赫兹、超材料领域著名科学家、长江学者崔铁军教授,在发表其首创的“数字编码超材料”的创新论文时受到阻碍,经由《Light》现任执行主编孙洪波教授的引荐,投稿至《Light》快速处理通道。该篇创新文章在《Light》上发表4年,就在WebofScience上被引超过250次,《Nature》《Science》子刊以及《AdvancedMaterials》等国际大刊纷纷跟进发表。此后,《Light》先后发表了崔铁军教授在数字编码超材料领域的多篇重要进展论文。这一系列工作先后被美国光学学会和中国光学学会评为“年度重大光学进展”,被ESI评选为超热文章(千分之一比例),并开创了国际数字编码超材料的研究。

2职业编辑一流

科技以人为本,科技期刊更是以人为本。国际一流科技期刊主要有两种办刊模式:一类为《Nature》模式,由专业科学编辑独立全职负责稿件处理;另一类为学会期刊/商业期刊模式,诸如《Science》等,这些期刊的稿件由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担任副主编与专职编辑相配合处理稿件。中国的科技期刊大多数属于后者模式,但也有极少部分选择前者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采用哪种模式关键是看期刊的需要。前者能够完全控制整个稿件处理流程,便于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同时也便于控制整个期刊的学术水平,但需要专职科学编辑,运作成本较高;后者的优势在于编辑部人员成本较低,副主编本身就是一线科学家,对于自身领域非常熟悉,但也正是这个原因,其稿件的最后录用与否有时很难做到完全客观公正,同时不同副主编之间也较难统一标准。总体上来说,中国一流的专业科学编辑凤毛麟角[19]。笔者在这里区分一下专业科学编辑与职业编辑的主要差别。专业科学编辑,比如《Nature》系列期刊的科学编辑:第一,完全独立决定所有稿件的录用与否,审稿人的意见仅供参考;第二,不设编委会,所有学科编辑都是全时的专业编辑,没有兼职的科学家编辑;第三,专业学科编辑独立完成社论、述评、报道、新闻等稿件的撰写,具有科学记者的素质;第四,编辑专业分工非常明确,学术编辑管学术、美术编辑管美学、技术编辑管生产、语言编辑管润色等等;第五,在一流的国际重要学术大会上,受邀请作大会报告而不是分会场报告;第六,一流的科学家与一流的专业学科编辑,可以在一起讨论学科热点、难点问题,并诚恳地向专业学科编辑汇报团队的近期研究进展以及未来长远研究愿景。大多数中国科技期刊的编辑目前属于职业编辑,主要特征如下:第一,全时全职的工作是编辑,但不能完全独立决定所有稿件的录用与否;第二,无论是英文刊还是中文刊,大都设有庞大的编委会,职业编辑的主要工作是与编委沟通,努力求助编委做一些事情,特别是在学术上向编委学习并请教,是职业编辑但专业化程度不高;第三,中国的职业编辑很少有人能做到独立完成社论、述评、报道、新闻等稿件的撰写,具有科学记者素质并能写出完整科学前沿原创资讯的人更少;第四,中国的职业编辑专业分工不明确,很多期刊的职业编辑是十项全能型选手,很多期刊只有一个编辑,这就导致一个编辑几乎承担了一本期刊学术编辑、美术编辑、技术编辑、语言编辑等所有职责。客观地说,大多数中国科技期刊编辑承载的工作量与国际一流期刊学科编辑相比是超负荷的,但大量的重复性工作使其没有时间静下来思考和学习,从而使得职业编辑像生产线上的工人一样成为将主要时间用在编辑加工上的白领;第五,在一流的国际重要学术大会上,受邀请作大会报告而不是分会场报告的中国职业编辑几乎没有,如果有也至多是万分之一;第六,一流的科学家还没有特别重视与中国的职业编辑一起讨论学科热点、难点问题。更有甚者,一些中国主办英文学术期刊的职业编辑在期刊印本的版权页上连署名权都没有,这就导致无人知道是哪些职业编辑在为此学科的科学传播与交流做出贡献。

3编委会一流

《Science》一直控制出版系列子刊的节奏,面对《NatureCommunication》,出版了与之相对应的《ScienceAdvances》,但是目标很高,创刊伊始就严格按照一流期刊的标准组建了一个由来自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163名科学家组成的编委会,仅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分别由6名副主编带领由54人细分的8个小组分工协作,其他学科虽没有生命学科庞大,但也是分工明确,目标清晰。其在2015年创刊出版,2017年下半年被SCIE收录,2018年第一个影响因子11.511。再看一下发文量:2015年283篇,2016年501篇,2017年987篇,2018年954篇。关于一流期刊,科睿唯安(SCI)的专家宁笔有一个说法叫“又强又大”,即发文量与影响因子双双占本学科前10%,按照这个标准,新创期刊《ScienceAdvances》可以认为已经是一流科技期刊了。虽然《Light》于2012年创刊,2013年即被SCIE收录,2014年第一个影响因子8.476,自2015年以来保持影响因子13以上,在光学学科保持前3名,但是其仍然不能称为一流科技期刊,原因是发文量不足。虽然以每年25%的速度增加发文量,怎奈基数太小,2018年全年也不过发了150篇。编委是期刊的灵魂与代表,是期刊品牌形成的有力保障。一流的编委会专家群体对期刊发展起着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21]。以《Light》为例,依靠长春光机所多年开展国际合作积累的国际专家资源,《Light》编辑部在创刊初期便组建了一支国际化编委会。由原科技部副部长、光学专家曹健林担任主编,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崔天宏教授和德国汉诺威激光加工中心StefanKaieler主任担任首任执行主编。最近两年,由于期刊来稿量激增,为降低主编们的劳动强度,在2018年的编委会上,新增了3位执行主编。因为执行主编的工作是在送审前直接退掉70%的来稿,所以其工作十分繁重、对其学术要求也非常高。目前,《Light》拥有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荷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62位国际一流光学专家作为期刊编委,国际编委占72%,编委中院士占22%。编委不仅为期刊审稿、组稿或直接供稿,还在世界范围内对《Light》进行有力的宣传。现在看来,因为所有的国际编委都是知名科学家兼职在做,如果想发表更多论文,只能扩大编委会人数,否则每名编委所承担的任务量过大,既无法调动编委的积极性也无法保证质量。对于编委会中的院士,其固然是所在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但他们工作繁忙,作为编委实在很难抽出大量的时间认真思考期刊的发展并对稿件进行评估。因此,有院士的支持和加入固然是极好的,但更应该脚踏实地去寻找那些可以直接参与稿件处理的科学家,真正做到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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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提高路径

引言

高校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传播和交流的主要平台,长期以来对我国教育、科技、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据统计,中国现有科技期刊5000多种,主要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协系统主办,中国科技期刊已呈现“三分天下”之势,高校学术期刊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学术期刊中坚力量的高校期刊,近年来发展迅猛,整体质量逐步提高,对促进科技进步,推动国民经济建设,提高国民科技文化水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国高校期刊能在国际学术期刊中拥有话语权的则是凤毛麟角,能被国外重要检索系统收录的更是屈指可数,离真正国际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种状况与作为教育大国和科技大国的我国是不匹配的,没有真正反映出目前的科技和教育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高校学术期刊呈现出发展与繁荣景象。21世纪以来,网络、计算机等技术的大量使用,革新了高校期刊传播技术,同时也加强了国内高校期刊与国外优秀期刊的联系。我国期刊要想在国际期刊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必要前提是提升国内高校期刊的影响力,因此有实力的高校以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作为重要目标并为之努力,创办英文科技期刊成为与世界接轨的快车道[3]。据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统计,20172018年度其共收录的来源期刊中,英文期刊201种,中文期刊1028种。目前,许多有实力的高校已经创办了中、英文双版期刊,在论文的排版格式、表格形式和摘要等方面都模仿国外主流期刊,以期引起国际优秀期刊及作者、读者的关注,增加被国际知名检索系统检索的成功率。但在求变中也出现一些问题,英文期刊刊登的论文大部分只是将中文论文翻译过去,并没有真正形成学术交流的互动。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期刊国际化不仅是搭建中国与外国平等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适应国际现代期刊出版业的发展潮流,更是提高自身实力的必然选择。因此,探索提高我国高校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路径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1提高高校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意义

1.1展示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情况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步提高。2018年1月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7.5%。科学技术已成为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我国高校有2000多所,创办期刊有2500多种,但高校期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不相符的。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国际上迫切希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而我国也需要更加开放和拥抱世界。然而,我国学者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问题发表的见解往往不被国际所关注,更谈不上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诉求也难以被认同甚至被曲解。此时,只有通过交流平台和渠道的建立,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沟通,才能让中国和世界彼此了解。2013年,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等多个部门为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打造具有国际专业水平的学术期刊等高质量水平交流平台”的指示,共同组织和实施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对科技期刊进行了力度很大的专项支持。国家投入技术和资金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介,已经不单纯是传播文化,更是推动经济的更快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求。为了顺应这一需要,较为可行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中国学者优秀的研究成果,以国外读者能够读懂的文字表达方式传播出去。而高校期刊平台,正是世界了解中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担负着一定的重任。因此,提高高校期刊国际影响力,对促进国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适应现代期刊出版发展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优秀期刊率先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编辑出版中,通过大众媒体、建立网站或者与成熟的平台合作,及时将最新研究成果出去,让世界各国互相了解,分享科技与经济成果。例如,国际知名出版集团会将所属期刊的内容共享到社交网站上,有些期刊通过开通博客或自媒体将期刊内容发表到博客上,吸引读者,宣传期刊。中国知网创办的“OKMS机构知识管理及协同创新平台”形成了全媒体、沉淀知识资产的知识仓库,成为集研究、学习、创新、共享于一体的,面向具体问题的多媒体、多模式、多终端的群体实时协同研究、研讨和创作平台,实现了机构内外各种知识资源的一站式发现和获取[5]。当前,高校期刊已逐步认识到信息及数字化技术发展对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正充分利用信息科学技术,提升自身实力,追赶优秀,以适应现代期刊出版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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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科技期刊发展思考

2020年2月18日,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要求各“双一流”建设高校,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高校要破除论文“SCI至上”的错误导向,探索建立体现创新质量和服务贡献的科研评价体系;其他高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参照执行[1]。《若干意见》印发后,立即被各大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大量转发,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值得关注和解读。本文在分析《若干意见》印发背景的基础上,探讨其给我国科技期刊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在破除论文“SCI至上”后一流科技期刊发展的若干思考。

1《若干意见》印发的背景

SCI论文是指在SCI收录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首开重奖SCI论文之先河,至今已有30多年,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对SCI论文相关指标的追求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SCI论文相关指标异化成了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科研人才学术水平评价、学科专业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方面最核心的指标,科研人员迫于评价压力一窝蜂地追逐SCI论文,甚至把发表高影响因子、高被引的SCI论文当作科研工作的根本目标。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9年的最新统计结果,2009—2019年间(截至2019年10月),我国科研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260.64万篇,位列世界第二位,数量比2018年统计时增加了14.7%[2],且每年用于发表SCI论文的费用相当惊人。论文“SCI至上”违背科技发展规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陆大道院士指出:“中国科研资金、方向正被西方国家的SCI所支配,我们的科研人员贫于创新、贫于思想!”[3]中国科研被SCI支配,带来诸多恶劣影响,如:部分科技工作者价值观被扭曲,为了发表高影响因子、高被引的SCI论文,紧跟甚至照搬国际上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式,忽视国计民生、国家发展急需的卡脖子、卡脑袋的问题,脱离“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研究方向,“SCI及西方杂志的编辑部,间接操纵了我们的人才选拔,间接支配与操纵了中国大笔资金的投向”[3]。正如汪品先院士尖锐指出的:“现在我国有不少单位,从外国文献里找到题目立项,使用外国仪器进行分析,然后将取得的结果用外文在国外发表,获得SCI的高分以后再度申请立项。这种循环看起来也是科学的进步,但实际上是外国科学机构的一项外包业务。”[4]近年来,社会各界对破除论文“SCI至上”、优化学术生态的呼声十分强烈[5]。很多期刊同人认为,过分重视SCI的科研评价体系严重影响我国科技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和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的进程。任胜利等[6]认为我国的科研评价以“SCI”为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大量的优秀科技论文外流,使国内的科技期刊特别是大量的中文科技期刊优质稿源匮乏,使我国科技期刊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孙涛[7]认为目前“唯SCI论”的科研和人才评价体系严重影响我国科技期刊学术质量的提升。王恩哥院士、高福院士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过分注重SCI的科研评价体系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不利[8]。胡升华深刻指出:“学术论文外流还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危害,更深层次的危害在于我们长期将学术评价话语权和优质数字资源拱手让人,最终必将在科研数据话语权和数字资源安全方面蒙受重大的损失。”[9]中国科学院在全国展开的关于中文科技期刊的现状与困境的调查发现:80%以上的人认为振兴中文期刊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改变过分倚重SCI的科研评价导向[10]。为了回应广大科研人员和科技期刊办刊人的关切与期盼,创造让科研人员静下心来搞科研攻关的氛围,促进科技创新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教育部与科技部联合印发了《若干意见》。

2《若干意见》给科技期刊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若干意见》的印发体现出教育部、科技部对破除论文“SCI至上”的坚定决心,10条意见,有破更有立,更关注如何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务实的科研评价系统。同时要求各“双一流”建设高校(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高校)根据《若干意见》,检查修改相关制度文件及“双一流”建设方案,制定实施细则,于2020年7月31日前送教育部科技司,其他高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参照执行。由此可见,《若干意见》不是制定统一操作方案,而是由高校制定、试行、验收、推广方案,是一次战略性改变。在其影响下,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一定能破除论文“SCI至上”的错误导向。《若干意见》后,科技期刊界同人纷纷转发、叫好,大家似乎看到科技期刊的春天马上就要到来,但是我们认为《若干意见》给科技期刊带来机遇的同时,更带来了挑战。

2.1机遇

我国科技期刊优质稿源的整体数量将增加。《若干意见》要求深刻认识论文“SCI至上”的消极影响,取消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科研人员、学科和大学评价的标签。《若干意见》印发后,各科技管理部门、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等纷纷响应,如江苏省科技厅2020年4月3日的《省科技厅关于2020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省科学技术奖中基础类项目的提名条件为: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代表作数量不超过5篇,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应不少于1/3,不把代表作的影响因子高低作为量化考核评价指标[11];与之对应的2019年的条件则为提供的主要论文论著不得超过8篇,对国内科技期刊论文数等无要求。因此,《若干意见》的印发,必将促使科研评价日益重视国内科技期刊所发论文的价值,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将在未来的科技评奖、职称晋升、人才评价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将使一部分本打算投往国外SCI期刊的优质稿件回流,转投至国内的刊物,从而使我国科技期刊优质论文的总量获得较大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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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者在国内期刊探究

摘要:当前我国科技论文外流现象严重。论文外流的主要原因是高校科研院所学术评价机制偏向于被SCI、EI等检索的国际期刊论文。我国已意识到国内期刊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倡导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了引导我国科技工作者将优秀在国内高质量期刊上,实现我国建设世界一流期刊强国的计划,本文提出了引导策略,包括结合论文引证标准化指数(PCSI)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编委团队和青年专家带头在国内高质量期刊,拓展国内期刊运营模式,建立期刊论文奖励机制,以及编辑挖掘国内优秀论文等。

关键词:论文外流对策;学术评价;中国期刊;科技期刊

科技工作者优秀成果的表达方式之一是优秀的科技论文。据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研究结果表明,2003年以来相当大比例的高水平科技论文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这导致在我国期刊上发表的科技论文学术水平相对较低,期刊影响因子和论文被引频次也普遍较低[1]。徐婕等[2]对我国高水平论文外流现象进行了剖析,认为高质量国际期刊吸引优质论文和国际化学术交流的趋势、学术评价机制导向的偏差和国内期刊国际化发展程度不足是国内优秀论文外流的原因。由于未被国际重要检索系统收录的国内期刊得不到科技工作者的垂青,国内期刊吸引不到优秀论文[3],优秀论文流向国外科技期刊。这种情况造成我国科技核心技术外流、丧失学术话语权、科研经费流失、国家科技信息外泄等,对我国科技信息安全造成威胁。我国已意识到发展国内期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认识到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4],因此相继了相关政策,鼓励科技工作者在国内期刊。2016年,在“科技三会”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5]”。这表示我国学术论文成果大量外流的现象需要被重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建议完善学术评价和人才评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期刊评价体系,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6]。2018年5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60周年之际,百名科学家、百名基层科技工作者发出的《科技中国梦建功新时代》倡议中提到:“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把论文写在新时代中国大地上[7]”。科学技术部等5个单位联合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8],强调了9个主要清理范围。2019年,在《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9]中,提到“构建开放创新、协同融合、世界一流的中国科技期刊体系”。2020年2月,科学技术部正式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以下简称《破除“唯论文”若干措施》)[10],鼓励培育中国高质量科技期刊,提出实行代表作制,将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上,吸收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报告的论文。2019年,朱邦芬[11]在学术期刊未来论坛上提到,中国一流科技期刊要把发表国内科技工作者最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作为光荣使命。本文从学术评价机制、编委专家、期刊运营模式、期刊论文奖励和编辑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引导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国内高质量期刊发表优秀论文的策略。

1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

学术评价是衡量学者能力、科研成果价值、学术机构学术水平的主要尺度[12]。学术评价机制对于论文质量的认定一般与期刊类别和影响因子挂钩[13]。国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把是否发表SCI或SSCI国际论文作为考核研究生的标准,并直接与奖学金和学位挂钩。不少高校科研单位对应聘人员和职称评定也有论文要求,对发表在SCI、EI期刊的论文具有更高的隐形权重,这导致有能力的科技工作者更倾向于将优秀到国际影响力更高的国外期刊上,优秀科技论文不断外流,严重影响了国内科技期刊水平的提升。因此,只有打破“指标量化”“以刊评文”“唯SCI论文”等学术评价机制,才能使我国具有原创性和价值的优秀论文在祖国大地上生根发芽[14]。学术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指引着科技期刊的发展方向[15]。当前学术评价机制带来各行业科技期刊结构不合理、期刊发展水平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在优秀论文增长性外流的背景下,我国有必要尽快建立起公平、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引导我国科技工作者把优秀在国内高质量期刊上,鼓励科研成果在国内首发。学术评价机构需要完善和建立单篇论文的评价体系,由“期刊评价”向“论文评价”转变,突出论文本身的价值和影响。2020年,中国知网评价中心联合文献计量、数理统计等领域专家经过对我国科技论文被引频次分布的研究,设计了被引频次标准化方法———论文引证标准化指数(PaperCitationStandardizedIndex,PCSI)[16]。PCSI使得每篇论文有1个标准化的指标,以对不同学科不同年份发表的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强度进行直接比较,合理地表现论文的实际影响力。国内可以借鉴PCSI构建学术评价体系,改变“以刊论文”的做法,注重对论文自身的评价。科技工作者在申请学位、职称、基金资助、奖励和其他学术荣誉时,建议各高校、科研单位给予一定的政策引导,在进行学术评价时给予国内高质量期刊论文同等待遇,做到将国内高质量期刊与SCI、EI检索期刊一视同仁,形成论文自身水平与期刊水平结合的综合学术评价体系,吸引我国科技工作者把优秀到国内高质量期刊。

2调动编委专家工作积极性

期刊编委会是保障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组织,编委一般都在相应的学术领域拥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有的编委在国际上也有较高的知名度,有能力指导期刊编辑部对论文的学术质量进行把关[17]。在鼓励将在国内期刊的背景下,应调动编委专家工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编委作用,承担起国内期刊发展的职责。本文从期刊编委团队和青年专家团队2个角度提出引导论文在国内期刊发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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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著现象研究

 

1引言   随着科学研究的探索性、组织性和综合性日益增强,在世界范围内,由多个单位、地区,以至多国研究力量进行合作研究的比例呈稳步上升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跨国项目和跨国论文合著的增长,为了较好地了解国内外合作情况,国内外学者对论文合著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科学领域中科研合作现象的探讨〔1〕,也有少部分学者对数字图书馆领域的合著现象做了研究〔2〕;国内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刘盛博等对中国科技管理领域论文合著现象进行分析〔3〕,陈悦等对中国管理科学合著现象做了研究分析〔4〕,国内专门针对图书情报领域的论文合著现象的研究较为少见。分析中国图书情报领域与其他国家该领域科技合著的特点及趋势,可为图书情报领域的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本研究对1995年至2009年15年间SSCI收录的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科技论文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以期通过分析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现象,揭示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的特点和规律。   2数据来源   本文以1995年至2009年,SSCI收录的所有中国著者参与的图书情报领域方面的论文为基础,通过科学计量的方法对其进行统计分析,着重探讨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国际合著情况。按照学科分类法SSCI收录的图书情报领域的论文29129篇;按照作者单位选取中国著者参加的论文16962篇;以学科分类和作者单位为组合条件选取中国著者在图书情报领域的论文642篇,其中国际合著论文为277篇(数据于2009年12月从SSCI中抽取)。   3合著论文数量的时间分布   从历年数据可以看出世界图书情报领域的文章基本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如图1)。自1996年起,世界图书情报领域的文章每年都在两千篇上下波动,总体趋于平稳。而相较世界图书情报领域相对平稳的态势,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科技论文的增长相对较快。从1995年的0篇到2009年的119篇,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平均增长率为1.78,说明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呈稳步、迅速的增长趋势。其中国际合著论文的平均增长率为1.87,高于我国的平均水平,加之国际合著论文在图书情报领域论文中所占的比例接近40%,有四年比例甚至超过50%,表明国际合作对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国外专家的科研合作从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发展。国际合著论文明显增多,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政策支持,鼓励开展国际性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图书情报领域,国外发达国家对我国该领域的影响较大,我国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日渐与国际研究接轨。   4合著论文的质量分析   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论文数量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图书情报领域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发展的速度与规模。但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的效果、深度如何,仍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在此对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论文的质量进行研究分析。在本文中,选用论文引证影响因子来对论文的质量进行评判。所谓论文引证影响因子,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论文的平均被引证次数〔5〕〔6〕,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学科的不同论文,如果平均被引次数相对较高,那么该论文的平均质量较高〔7〕。从世界图书情报领域范围来看,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文章平均被引率为8.03,既高于我国图书情报领域文章6.04的平均被引率,又高于世界该领域4.65的平均水平,这几项数据表明在世界范围内,我国该领域文章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国际合著类的文章;从国内来看,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文章的平均被引率高于中国所有被SSCI收录的国际合著文章的平均被引率(如表1),说明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国际合著文章的质量在国内国际合著文章里也处于一个较高水平。从整体上看,不论是在我国国际合著领域还是在世界图书情报领域,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文章的质量都是很高的,该领域的国际合作的效果较好,通过该领域的国际合作确实提高了文章的影响力。   5合著论文的第一作者分析   图书情报领域科技合作中的地位是否对等可以通过合著论文中各自第一作者论文的份额反映出来〔8〕。根据在合作中的地位,可把科研合作分为主导性合作和参与性合作。主导性合作可用本国第一作者国际合著论文数及其所占比例来表征,参与性合作则可用他国第一作者、本国为参与者的合著论文数及其所占比例来表征〔9〕。根据数据(如表2)可以发现,在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文章里,第一作者是我国的比例是49%,远高于所有被SSCI收录的第一作者为我国的国际合著文章的平均水平。而且就影响力上来看,虽然同样是我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文章的影响力也高于同期被收录的国际合著文章的平均值。再者,第一作者是我国的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文章的数量虽然在前期有所回落,但自2003年起就一直处于稳定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图书情报领域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科技合作基本对等,参与性合作与主导性合作各占一半,在论文质量有所保证的前提下我国主导性合作的论文数量在逐渐增多,我国在该领域国际合作中的地位是不断提升的。   6合著论文的作者机构分析   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论文的作者分布也是需要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论文的机构分布,可以了解该领域合作的一些基本现状。目前,我国参与合作的机构涉及31个国家的325个机构。(1)国家分布。在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参与合作的31个国家中,与我国合作最多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比利时、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为了对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合作国家分布有一个较好的了解,我们对15年来世界图书情报领域发表的文章按国家进行分类统计,按篇数做了一个简单排序,除中国外,占前六位的国家分别是美、英等国(如表3)。在与我国合作最多的6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都是该领域发表文章最多的国家(如图2)。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国际合著受美国的影响较大,跟美国合著的论文篇数最多,约占该领域合著论文的五分之一。尤其是从1997年到2005年的这几年中,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曲线的走势,随着与美国合著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2001年美方全面收紧赴美签证,这个时期赴美参加国际会议的人数明显下降,因而与国际会议相关的国际科技会议合著论文的数量也有所下降〔10〕,在图2中显示为2001年后与美国合著的曲线呈下降趋势,随后我国所有国际合著的曲线也呈下降趋势。但随着我国国际多层次合作的全面开展,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受美国的影响变小。如2005至2006年间,当我国与美国合著的论文再次呈现下降趋势之时,我国的国际合著文章没受其影响反而呈上升的趋势。(2)机构分布。在参与国际合著的325个机构中,参与合作次数大于2次的我国机构有30个(如表4),合作次数大于5次的国外机构有11个(如表5)。国内参与合著次数最多的5个机构中,香港地区就占了4个,其中合作次数最多的是香港城市学院。在此进一步对香港地区该领域的国际合著作了分析,发现香港地区参与国际合著的文章占到了我国该领域国际合著总量的42%,香港地区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语言上的优势是该地区国际合著文章数量较多的主要原因〔11〕。内地参与国际合著次数最多的是北京大学、中科院等机构,主要集中在知名大学,所涉及的地区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与我国合作的国外的机构也主要是大学,其中合作次数最多的是比利时鲁汶大学。#p#分页标题#e#   7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国际合著已经形成一个较为良好的局面,1995至2009年这15年中文献的增长表明我国与各国之间十余年的图书情报领域交流与合作发展速度迅猛,充分说明我国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需求十分强烈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文献质量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合著论文的质量要高于我国自己的论文,同时也说明经过国际合作的方式使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进而对推动我国的图书情报学科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在今后的图书情报领域研究中,要进一步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和广度,使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合著论文第一作者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合作地位在不断提升,在研究中起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鼓励更多的该领域优秀专家参加到国际合作的队伍中来,汲取国外先进的研发经验,发挥出我国专家的优势,在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水平。在研究中也发现我国在图书情报领域发展过程中存在不足,我国大多数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仅局限在少数几个科研实力较强的国家,受其政治等外在因素影响也较大。我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的范围,与在该领域发展水平较高的各国专家合作,开展更大规模的国际交流,合作方式也应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另外我国参与合著的地区和机构具有局限性,其中香港地区在国际合作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加之研究数据也表明其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水平相对较高,我国应继续加强香港和内地的内部交流与合作,同时内地专家需要进一步提高语言方面的素养从而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交流,促进国际合作。还有参与合著的大部分机构也只限于在自己的领域中各自为战,没有出现科研机构之间大范围、多元化的科研互动局面,未来我们要继续加强图书情报领域地区和机构之间的科研互动,促进更大范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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