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范论文范例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报》主编欧阳钟灿认为，任何国家强大都不仅是经济强大，还必须要有科技的强大。科技强大必须有科技载体—本土期刊的强大。然而，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不相适应”突出表现在“小、散、弱”。小，期刊出版主体体量小、出版品种少；散，期刊出版主体之间欠整合、分布散；弱，期刊出版主体竞争能力弱。在“小、散、弱”的影响下，我国科技期刊很难适应现代出版运行机制，难以塑造自身的内容和专业优势，有限的人、财、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1科技期刊呼唤集约化发展

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学术影响力总体提升，影响因子保持快速增长；期刊品牌逐渐形成，“百强科技期刊”“中华优秀出版物”等奖项的成效显著；期刊小规模聚合加速，部分期刊企业的学术影响和经营业绩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期刊数字化出版迈出探索性步伐。聚焦“小、散、弱”问题，不难发现，我国科技期刊目前面临如下困境。（1）顶尖单刊日渐增多，有国际竞争力的期刊出版机构尚未出现。近年来，得益于行政力量的引导、多方资源的投入和期刊出版人的“觉醒”，我国科技期刊中“异军突起”者日渐涌现。JCR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2011年仅有Q1区期刊5种，而2016年已达37种。其中，《CellResearch》《Light:Science&Applications》等期刊的影响因子稳居国际同学科前列。然而，纵观全国，尚未出现可与Elsevier、SpringerNature等国外出版商匹敌的出版机构。即便是我国出版的国际一流的单刊，又往往与国外出版商合作，是国际刊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是我国科技期刊领域资助额度最大的，获得该计划资助的16种期刊全部都与Elsevier、SpringerNature等国外出版商合作出版。（2）多平台、多系统、多办刊主体、多管理方式、多体制运行已成普遍现象。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科技期刊目前呈现出极强的多元化，在平台、系统、办刊主体、管理方式等方面均出现了“多”的特征，各种“多”彼此交织，进一步凸显了“散”。仅以平台举例，我国共有期刊10000余种，其中科技期刊约占半数，这5000余种科技期刊采用了多种平台，有的采用国外出版商提供的平台，有的采用国内大型期刊出版企业研发的平台，有的采用主管部门统一建设的平台，有的采用自主研发的个性化平台……各种情况兼而有之，各期刊的核心数据几乎“随机”地存在于国内外各种数据库中，路径依赖导致数据碎片化特征明显。因此，大力推动科技期刊集约化发展，在产业意义上解决“小、散、弱”问题，集中精力打造若干综合性刊群和学科性刊群，实现高度集约的办刊模式，已成国内期刊界的共识。

2科技期刊集约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我国科技期刊发展，既要遵循学术规则，又要遵循市场规律，也要遵守行政规范。期刊主管单位推动科技期刊集约化发展的责任日渐凸显，既要推进期刊发展，又要推进期刊行业发展。当下，主管期刊较多的单位有：教育部，主管逾千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481种；中国科学院，主管358种。当期刊集约化发展成为共识之后，期刊主管部门推动集约化的路径选择就成了核心问题。为此，需要借鉴同行业、其他行业的发展路径。

2.1出版机构的集约化发展模式

国际上，科技期刊主要依托商业出版机构和学术机构办刊。Elsevier从一家荷兰小书店发展为一个全球化的多媒体出版集团，Elsevier主要依托丰富的企业运作能力，遵循市场规则办刊。英国皇家化学会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出版发行大量书籍、电子书、数据库、期刊，其经验主要是依托强大的学术背景，遵循公益性原则，采取多种模式集中办刊。而提供高水准的光学、光子学信息服务的美国光学学会，则是依托近百年的学术期刊出版经验，推动本学科期刊联盟建设。国内办刊主体较为多元，其中集约化办刊较为成功的有中国社科院、中华医学会、中国光学期刊网等。横向比较下来，不难发现，中国社科院依托出版单位集中办刊，提升质量、降低成本、扩大发行、改进服务、提高效益；中华医学会依托主管单位和主办单位集中办刊，形成了“中华”“中国”“国际”三大系列，成为国内医药卫生界期刊数量最多的期刊集群；中国光学期刊网则依托学科专业内容集中办刊，整合了国内95%的优秀光学期刊，进入全球TOP1%网站序列。可见，国内外科技期刊发展路径差异性较大，现存办刊模式众多，我国亟待实施因地制宜、因刊制宜的多模式集中办刊探索。

一、学术期刊的经济机制是非市场化的

“机制”具有四重含义:一指机器构造与工作原理;二指有机体构造、功能及相互关系;三指某些自然现象物理化学规律;四指一个工作系统组织或部分间相互作用过程与方式，如经济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等等。而狭义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机制”，是指一定社会经济机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及功能。经济机制存在于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全过程。由于经济机制是在经济机体的运行过程中发挥功能的，因此，它又被称作“经济运行机制”。无疑，西方国家学术期刊经济运行包括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学术期刊的收入包括发行收入、版面费收入、广告收入、论文使用权收入、会议收入、政府投入、政府经济政策优惠、民间基金会拨款等;学术期刊的经济支出包括编辑人力成本、办公费用、稿酬支付、固定资产使用与折旧以及印制费用等;同时包括世贸组织(WTO)有关规则约束导致的经济性措施以及开放获取期刊经费筹措等。这一系列环节因素的内在统一，构成了“学术期刊经济机制”的总和。由此可将“学术期刊经济机制”界定为:学术期刊在组稿、审稿、编辑、印刷、发行等出版诸环节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内在统一的经济联系机理。西方国家学术期刊经济运行的诸环节、诸因素并没有形成以学术期刊本身的“用来交换的”市场活动，具备的是学术期刊以外的经济活动，并且这种经济活动旨在传播学术成果，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或者唯一目的，因为“经济机制”可以是市场化的也可以是非市场化的。西方国家学术期刊上述经济行为及其建构的经济机制既不是市场行为，也不能由此形成所谓市场机制。因此，即便是西方国家的学术期刊，也往往不具备商品属性。而国内学者经常不经意地将“经济机制”等同于“市场经济机制”。同样，业界不少人常常不假思索地将学术期刊定性为“商品”。事实上，“经济机制”可以是非市场化的。因为学术期刊经济运行的上述诸环节、诸要素并没有形成以学术期刊为交换对象的市场行为，并没有形成像马克思界定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364这一本质属性，没有形成以学术期刊本身为客体的“用来交换”的市场，相反，有的只是学术期刊本身外围的经济活动，并且这种经济活动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术成果传播活动。西方国家学术期刊的上述经济行为及其建构的经济机制，就主体而言，既不是市场行为，也不能形成市场机制。与中国一些业界人士的想象迥然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学术期刊经费来源主体也往往是非市场化的“单位”出资、政府拨款、基金资助，等等。杨琦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现代出版组织有三种形式:政府出版机构、商业出版公司、非营利出版机构。”［2］“三种形式”的其中两种是非市场化的。因此，西方国家学术期刊经济运行机制实质上是经济上依赖于全社会无偿资助而得以运行的机制，该机制要求学术期刊尽可能降低出版成本，尽可能借助学术期刊影响力吸附社会商业化广告等途径以达到盈利的机制。这与中国一再强调的出版(尤其是学术出版)事业“以社会效益为主”的政策宗旨不谋而合。可见，学术期刊出版背后的规律是相同的，西方国家学术期刊的经济运行机制对于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少启迪作用。

二、学术期刊的自身创收

西方国家的学术期刊自身创收主要包括广告收入、发行收入、版面费收入、论文使用权出售费收入与会议收入等5个方面，形成了西方国家学术期刊的重要收入来源。

(一)广告收入

虽然西方国家学术期刊广告收入远不及“消费类”的广告收入丰厚，并且并非所有学术期刊都有广告业务。比如美国的大众性消费类期刊《体育画报》2002年的广告收入达6．44亿美元，美国“用叙述体报道时事的新闻”大众读物《时代》周刊的广告收入为4．66亿美元［3］，而学术期刊广告收入远没有如此丰厚，即使是鼎鼎大名、世界首屈一指的《自然》杂志年广告收入也仅有1亿美元，同样著名的《科学》杂志年广告收入仅为2000万美元，更何况占主体地位的其他绝大多数学术期刊几乎没有广告业务。但是作为知名度很高的西方国家学术期刊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的广告仍值得研究。为容纳更多广告，西方国家学术期刊往往页码很多，如美国学术期刊广告与正文之比大都为1:1，每页广告收入6万美元80－98。德国学术期刊发行量收入大约占总利润的30%，广告占70%。西方其他主要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从英国的《自然》广告来看，其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占总收入的50%以上;美国的《科学》年广告收入约2000万美元，占总收入的50%以上;美国的《科学》以及总部设于德国施普林格等地出版的学术期刊在许多国家都有广告，广告收入动辄以几千万、数亿、数十亿美元计。再如美国专业学术期刊《化学化工新闻》，其历任主编在广告上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其广告创刊时仅为12页，经过不断做精、做细、做大的过程，通过广告本身的美化达到了美化学术期刊的功效，以此争取了更多的广告业务，实现了更多的广告收入，目前《化学化工新闻》已成为学术期刊界广告收入最多的期刊之一。与广告相应的是，学术期刊的广告页码与正文相差无几，据美国2000年统计，期刊广告页与正文页的比例平均为50．3%:49．7%;英国医学会的《英国医学杂志》正文与广告之比为7:3;日本许多学术期刊广告已达100多页，正文与广告可谓平分秋色。美国一些学术期刊还做封面广告，《学校家长媒体》副总编辑兰德尔坚称:“只要广告主愿意，我们会经常刊登这样的广告。”［9］。西方国家学术期刊刊登广告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广告在其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因期刊类型的不同而有区别。大致有以下类型:(1)综合类学术期刊广告;(2)医学类学术期刊广告;(3)快报(Letters)类学术期刊广告;(4)相当一部分学术期刊没有广告业务。在西方并非所有学术期刊都能够或者乐意刊登商业广告。因为很大一部分学术期刊是由高校、学会、协会等非营利性机构主办的社科类学术期刊及其他纯学术性期刊，这些学术期刊的学术性强、读者面窄、发行量小，这类学术期刊及其刊载成果的出版和是公益性的，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这些学术期刊大都依靠主办单位拨款、政府拨款、各种基金资助，以及学会、协会的会员会费等维持其运作和生存。

(二)发行收入

目前，我国共有科技期刊5000余种，科技期刊青年编辑1万人左右。在大力发展科技期刊的同时，注重编辑队伍建设，尤其是青年编辑的培养，是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以下简称学会)近年来的重点工作之一。为培养青年科技期刊编辑人才，在中国科协的指导和支持下，在学会成立30年之际，学会于2017年8月至9月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首届科技期刊青年编辑业务大赛，最终12名选手进入决赛。作为中国科技期刊青年编辑奖的获奖代表和参加科技期刊发展论坛的与会代表，我们很荣幸地观看了决赛，聆听了选手的精彩演讲和指导老师的权威点评，受益匪浅，愿与广大青年编辑分享心得体会。近年来，很多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年轻人进入编辑队伍，他们的加入为我国科技期刊编辑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对科技期刊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尽管青年编辑学历层次高、外语水平好、创新意识强，但在日常工作中，也会遇到具体的困难和难题，有时可能还会动摇青年编辑的职业认同感;因此有必要关注青年编辑的思想动态，并为青年编辑创造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使其在编辑实践中加深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自愿为我国的科技期刊编辑事业贡献力量。

1青年编辑的自我成长

1．1尽快完成由学生到编辑角色的转变

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离开校园进入编辑工作岗位以后，均应尽快完成角色转变。科技期刊青年编辑在学校的所学专业并非编辑学，新岗位的工作与自己的所学专业有一定的差距，这可能会导致部分青年编辑从业时不太适应这种职业转换。但是青年编辑正处于朝气蓬勃时期，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强，有较强的可塑性。这时编辑部可安排1名有带教经验的资深编辑带领青年编辑，一起进行选题策划、送审退修稿件、编辑加工稿件、出版发行和市场营销，让他们熟悉编辑出版的环节和流程，激发青年编辑边学边干的热情。资深编辑在教授编辑知识的同时，还要潜移默化地培养青年编辑的职业精神，让他们树立政治意识和团队意识，要宣传科技期刊编辑为人作嫁的工匠精神和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青年编辑在编辑实践中，针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应本着虚心的态度请教资深编辑或者与资深编辑一起探讨。

1．2尽快掌握编辑出版理论和规范

参加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和编辑业务培训班，在短时间内集中、系统地学习，是掌握编辑学基本理论、出版专业国家标准的有效途径。2001年起，国家实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在备考过程中，青年编辑对编辑出版理论和规范进行深入学习，全面掌握出版专业知识，提高编辑素养。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十分重视青年编辑的继续教育，期刊主管和主办单位也经常举办各种培训和专题研讨会。如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每年均会举办“全国医药卫生期刊编辑业务培训班”和编辑沙龙，请国内编辑大家或行业管理者对青年编辑进行培训。青年编辑在接受继续教育的同时，开阔了思路，结交了朋友，增加了职业认同感。另外，青年编辑每天应保证一定时间的阅读，一方面更新知识，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对文字的兴趣。青年编辑应该经常阅读与自己期刊专业相近的期刊，以提高职业敏感性和职业品味。同时还要多阅读《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科技与出版》等编辑出版类期刊，不仅拓宽思维、开阔眼界，更可为青年编辑尽快熟悉行业规范、进行编辑学研究打下基础。近年来，各种科技期刊青年编辑技能大赛也如火如荼地举行。如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已成功举办6届青年编辑劳动技能大赛，参赛编辑充分学习了编辑规范，增强了业务技能，提高了编辑策划和沟通能力。

1．3加强专业学习、关注本领域的前沿进展

作者：谭习能 单位：湖北省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我国现行的职称评审标准和条件基本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目前来看，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总的来说，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新的历史时期对人才全面准确评价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职称外语水平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上的要求与有些行业或专业发展状况不相适应；评审条件中量化标准不够科学，可操作性不强；基层评聘制度乱套；“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在一些事业单位还没有真正贯彻；职称造假现象比较严重，现有的职称制度难以识别和评判。以科教兴国为重，结合上述弊端的存在，笔者建议职称工作思路应做出必要的调整。

一、科学地制定职称评审条件，职称计算机和职称外语不再作为申报评审的必备条件

如果说，目前我国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评定中有造假现象的存在，那么职称外语考试和职称计算机考试就是当今职称评定中最大的造假项目和浪费项目。按理来说，只有从事外语翻译工作和计算机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才可以把这两方面条件作为职称评聘的必要条件，用不上外语和用不上计算机的专业技术人员就不应该把这两项考试纳入必备条件，只需要参加相应培训，作为申报评审的参考条件。职称考评条件的确定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确定，要本着“干什么就考什么能力”的思路来决定，而不应该把那些与实际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评定条件强加给广大专业技术工作者。严肃的职称政策也就不会起到引导“造假”作用和成为助长考试不正之风的根源，也不应该给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和广大专业技术人员制造一场又一场的尴尬和巨大的社会浪费。

二、根据各单位的行业特点实行分门别类的管理

（一）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评聘企业可实行自主评聘。因为企业已经是市场中的主体了。企业是独立的法人，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也是独立的自然人，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企业里拿的是企业的工资，实行的是按劳取酬。专业技术人员在企业里的重要性和受重视程度与在公有制的事业单位里的专业技术人员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企业里的职称评定和聘任不公平，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技术、有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完全可以通过人才市场来“跳槽”。企业的兴衰由市场规则和企业自身素质所决定。企业里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去留也应由市场规律所决定，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待遇（也包括职称的高低）如何完全可以由企业和专业技术人员协商和建立合同关系来解决。所以，政府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对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评聘方面不应加以干涉。如果企业里的劳资双方发生了这方面的冲突或纠纷，可以通过法院审判或仲裁机构解决。

（二）事业单位的职称聘任工作，政府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区别不同情况，实施一些必要的干预和有效管理事业单位的职称评聘工作远比企业复杂得多。事业单位又分为全额拨款单位、非全额拨款单位和自收自支单位，职称的评聘方法也不能搞“一刀切”。对不同类型的事业单位职称评定政策，应有所区别，作出规范。笔者就所发现的问题建议如下：

数字化出版①产业已经成为传统出版业必然要经历的飞跃。   一年一度的两岸出版高峰论坛，是两岸出版业界加强沟通、携手共进的重要平台，2010年该论坛以“数字出版与两岸合作”为主题，掀起两岸数字合作探讨的浪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两岸出版界在推进华文出版的数字化方面肩负着共同的使命，应携手合作，共创华文数字出版的美好未来。他建议加强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合作。他欢迎台湾出版企业到内地去落户发展，与内地业者共同打造华文数字出版产业集群，两岸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不断拓展中华文明成果的数字化呈现方式，提升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影响力；同研发华文数字出版的核心技术。在重大数字出版项目的研发方面，充分利用两岸科研力量的各自优势，联合攻关，相互借鉴；共同培养华文数字出版既懂技术、管理，又懂出版的复合型人才。[1]2011年10月29日，以“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构建”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再次提出，面对数字出版发展的大趋势，两岸业界要在出版内容、产业链赢利模式、版权保护、数字出版标准4个方面加强合作。[2]论坛上，内地和台湾出版业界人士共同描绘了推动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合作与发展的蓝图，积极寻求推动华文数字出版走向世界的对策。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在2011年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出版是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在数字出版的广阔市场前景下，应注重出版产物的人文精神的核心，让数字出版与服务社会相统一，保持独立的价值和理性的出版方向。[3]   在两岸各自推动数字出版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机制与前景分析为视角，藉此探讨两岸数字出版的合作框架。   一、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基础   所谓数字出版，是出版业与高新技术相结合产生的新兴出版业态，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数字化的图书产品具有存储海量、搜索方便、传输快捷、成本低廉、互动性强、环保低碳的特点，比传统纸业出版拥有显而易见的优势。纵观数字出版的产业链，可以分为3个板块，第一是内容制作环节，比如作家、出版社、新闻媒体；第二是交易服务环节，比如传输、资料库的交换和结算服务，主要指资讯服务商家；第三是阅读器的生产环节，比如手机、IPAD等。   随着网络和无限移动使用者的增加，民众的阅读习惯逐步向数字化转移，这是数字出版市场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大众出版领域，发达国家电子阅读数的人数不断增加。相关业者亦引用研调机构数字表示，至2010年9月底，仍有进1,100万名北美地区的消费者，希望能拥有至少1台电子书阅读器。[4]由于网络的影响，不少图书的线上版的需求量超过了纸质版，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甚至高调宣布，因在线版需求大大超过纸质版，在编的第三版《牛津英语词典》将不再以“砖头”面目示人，只出电子版；而荷兰威科集团2009年数字出版收入已经占到其34亿欧元营业收入的52%。[5]可以说，世界发达国家的数字出版蓬勃发展，而且已经成熟。   内地的数字出版要追溯到1995年内地第一份网络期刊《神舟学人》的诞生，以及2000年第一个由传统出版商开发的电子图书产品“掌上书房”。而由清华同方集团建设的“中国期刊网”从1999年开始运作，至今已经成为集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硕博士论文、专利标准、海外文献资源等于一体的大型网路出版平台，是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同时，不少通讯业者也相继推出数字出版公共平台，民众可以运用数字产品得到资讯信息，数字化出版也由此更贴近民众。很多专业从事数字出版的数字传媒公司也不断出现，2008年上海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成立更是加快了内地数字出版的步伐。   在2010年7月的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2010年中国数字出版年会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数字出版收入799.4亿元，比2008年增长50.6%；手机出版的收入超过网络游戏。同期，艾瑞的2009年~2010年全球在线广告市场规模数据显示，尽管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线广告市场规模仍以2%的增长率增至552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增至61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2011年~2014年将以超过11%的速度持续增长。[6]十一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0%，2010年总产出超过千亿元，占新闻出版业总产出的比例超过8%，成为新闻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等数字阅读开始普及，国民各类数字媒介阅读率达到32.8%，为数字出版产品的传播与消费创造了条件。[7]   再看台湾地区，全球四大主要电子纸技术供应商中已有两家为台湾厂家掌控，为台湾的数字出版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台湾的电子加工制作业一直以来都很强，因此台湾在自主研发电子书阅读器上有很强的优势。近年来，不少出版相关产业比如软件商、印刷商、出版社等纷纷转身关注数字出版。台湾政府在2002年将数位出版列为“新世纪两兆双星产业发展计划”，新闻局将2004年定为“数位出版年”，“行政院”于2009年通过了为期5年的《数位内容产业发展旗舰计划》，并予以新台币1.77亿元补助，到年底时更追加至38.85亿元新台币。   由此看来，内地和台湾的数字出版经过几年的发展，技术不断创新，政策不断完善，商业模式也日益成熟，数字化阅读方式广泛普及，华文数字出版业已经具备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正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二、两岸数字出版合作走向国际的互补优势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各有长处，现在的电子书大部分还是以实体书为基础，加上后期制作才能完成，未来或许可以实现独立出版。电子书潜在购买人群存在年龄低、学历高、以互联网为主要购买渠道、完全电子化付费等特点。在数字出版方面，台湾具有较好的技术优势，而内地则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两岸合作没有谁大谁小的问题也没有谁依赖谁的问题，而是优势互补，增加产业的主动性与突破性，因此合作空间必然广阔。#p#分页标题#e#   2010年，内地数字出版的总体规模和营业收入都达到1千亿元。内地的出版集团与出版社，产业规模远远大于台湾，这也是因为内地经济的崛起，文化需求量提升导致的结果。同时，内地出版的内容比较丰富，2008年，内地共出版图书275668种，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11.03%，内地共出版电子出版物9668种、15770.64万张，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1.74%，数量增长了16.10%。[8]2009年内地共出版图书301719种，电子出版物发展态势较好，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0.76%，数量增长了45.30%。[9]2010年全国出版图书328387种，图书品种增长8.84%,电子出版物品种与数量也稳步增长。[10]再加上人口数量，内地将会是数字出版最具潜力的受众市场。   而在数字出版技术上，台湾的步伐比内地要早，发展也快。近年来，台湾电子阅读器产量不断扩大，电子阅读市场比较大。同时，电子阅读器的用途范围涵盖休闲娱乐、工作阅读以及学习课程阅读。2008年7月，由台湾52家出版业者与电信业者、通讯服务业者、图书馆共同筹建的台湾数字出版联盟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台湾数字出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9年，台湾元太收购拥有“电子墨水技术”（电泳式电子纸）专利的E-Ink，该种电子纸易读性强、低功耗，强光可看，通过这次收购，元太成功成为电子书行业上游技术的主导者。同时，台湾的友达与台达电均在电子纸领域投入，实力强悍。在阅读器生产领域，台湾明基等生产厂商与内地有很多技术合作。   如果两岸出版产业界合作，充分将经济规模与市场潜力这块蛋糕做大，让两岸出版产业与技术上的优势相互补充，并辅以台湾对欧美市场的了解，以及台湾过去较为优质的内容编排、发行与作者因素，共同抢占国际市场，将是在数字出版上重振华文的盛事。   三、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框架与重点   两岸数字出版，对第一序位的板块内容关注是最重要的，丰富电子出版物的内容资源，必然要鼓励传统出版单位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出版物的数字加工制作，形成传统出版单位与电子书出版单位以及著作权人之间的良性合作机制，促进传统出版与电子出版在内容资源上的协作共享。笔者认为，以下是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框架与重点。   （一）繁简字标准化互换以及专业名词互换。如何将那些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繁体字与现在内地民众所使用的简体字相互转化融合，是两岸数字出版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先制定出一套完整完善的规则，比如繁简体字转化固定所使用的软件与程序，比如当繁体字变成简体字或者当简体字变成繁体字时，相关的版权及其他权益要明确界定等，这样才能让两岸数字出版的内容传播更有保障，也更能够为两岸民众所接受。应该说，尽管繁简有区别，但毕竟同文同种，文化相近，因此这一障碍的消除并不困难。   （二）合作培养两岸数字出版人才。内地缺乏数字出版人才是事实，因此未来两岸携手对专业人才的共同培养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内地的出版教育专业虽然被统一称为“编辑出版学”，但各高校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却各有侧重；出版专业虽然都设有实习制度，但大都偏重理论教学。从出版编辑专业与其他专业的融合度来说，内地的编辑出版专业与新闻传播等专业的密切度显然不够，出版专业涉及的各环节其实并未被紧密结合。反观台湾的出版类专业教育，早已将编辑出版、新闻、大众传播、传播管理与信息管理、广播电视与视觉传播、出版与印刷传播、传播科技、图书信息、广告等密切关联，甚至中文系也开始普遍设置与编辑、采访、创作相关的课程，这种“跨科系”、“整合性”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式，为台湾新闻传播与出版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岸数字出版人才的合作培养不能单靠市场调整，必然要有政府部门的介入，内地的教育部门要对高校涉及出版类的相关专业进行调整并完善，将数字技术和相关内容落实于教育中，并且让两岸的出版教育专业与行业界的师生、从业人员有更多交往、交流的机会。   （三）规范数字版权贸易和保护。数字出版的诞生是出版业的一次革命，但只有保障著作权人的权利，数字出版才能真正繁荣。数字出版中的著作权保护和传统的出版业并无不同，但现实的状况是很多出版社大部分内容的电子版权都没有厘清，毕竟从前书稿在出版之时并不会连带电子版权一起授权。中文在线公司董事长童之磊在2011年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数字出版需要寻求新的运营模式，而保护版权是数字出版的重中之重。[11]为维护著作权不受侵害，两岸相关部门应该赋予电子出版品法定权利，鼓励自由出版与销售，授权纸版书版权的同时考虑电子书的版权，并尽可能在关税减少设限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岸在版权合作时必须积极考虑数字版权的合作。   著作权是数字出版界要遵守的最重要的法律，但由于两岸法律、版权立法及执行存在差异，同时数字出版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因此在数字出版合作中，还有两部法律也值得关注。一是台湾2010年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出版业者，往往因商务营销等掌握读者的相关个人资讯，而数字出版与电脑技术等高科技紧密相连，利用数字的技术很容易造成用户资料泄露。虽然内地也有隐私权保护，但是目前还没有单独的一本隐私权保护法，对具体的隐私权的保护语焉不详，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盲点。反观台湾，2010年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对个人隐私保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因此，在两岸数字出版合作中，可参照这部法律，就读者个人资讯搜集、保存及管理上要多费心思，防止遭恶意或者无意之外泄，在管理上不得不慎。另一部法律是台湾的《公平交易法》，出版业者之间为了竞争所进行的联合行为可能导致对市场产生限制竞争，或者出版业者可能为之进行的搭售行为等都可能触及该法律。两岸数字出版合作应以此法为准绳，积极维护交易秩序与消费者权益，确保公平竞争，共同繁荣出版市场。   这些年，两岸出版交流日益活跃。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200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的版权贸易中，台湾地区位居内地版权输出、引进品种数的首位。[12]2009年内地图书版权输出第一位的依然是台湾地区。[9]2012年2月15日的国台办新闻会上，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表示，“在两岸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出版交流从间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在图书贸易、版权贸易、合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也会继续推动加强两岸的出版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民众在文化和感情上的相互融通，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13]#p#分页标题#e#   华文是海峡两岸民众的共同财富，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核心技术，共同打造华文数字出版和出版产业集群，以及共同培养华文数字出版人才，必然将是未来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方向与内容。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提升”①。2017年10月18日，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术期刊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构成，开展并深化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满足读者需求及进一步提升出版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目前这方面研究还不深入，②本文尝试从学术期刊宏观结构性改革、学术期刊形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术期刊内容的供给侧改革及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供给侧改革四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学术期刊宏观结构性改革

学术期刊供给侧改革不仅要进行微观层面的改革，还要从组成结构、编辑人员专业构成等方面进行宏观层面的改革，只有实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改革的密切配合，消除互相制约的不合理因素，才能达到最佳改革效果。

（一）组成结构改革

1．增加专业性期刊数量，限制综合性期刊数量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整体格局是以综合性期刊为主。综合性期刊往往涉及几个学科，学科边界模糊，影响了读者信息索取的便捷性与靶向性及期刊品牌建设，继而影响期刊自身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专业性学术期刊因其专注某一学科，期刊定位更为准确、整体结构更为合理、栏目设置更为细化、选题更为前沿新颖，从而对特定学科学术水平的推进更为有力，更能彰显学术期刊的价值和使命。因此，从国家层面来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做好顶层设计，一方面加大对专业性期刊的审批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出台相关政策督促和指导现有综合类学术期刊向专业性学术期刊转变。比如，高校综合性学报，要从为学校办刊向为学科办刊转变，即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影响力积极向专业性期刊转变。原《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要依托本校安全、管理学科影响力于2018年更名为《安全与管理学报》，成为安全、管理及交叉学科突破性理论进展和创新成果的发表阵地。

2．逐步增加英文学术期刊数量

一、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点分析

(一)评奖数量逐届增加，受益面扩展，鼓励特色发展但区域差异明显

历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奖项数量基本呈逐年增加态势，特别是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更是大幅度增加，共有1320个项目获奖。其次，2014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将受益领域扩展为基础教育(含幼儿教育与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含高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含成人高等教育)三个领域，受益人数是第六届的2倍，受益区域涵盖了我国32个省市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总参谋部等。再次，前几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的参与主体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已占99．46%。而其他类型单位的获奖数量仅为0．5%。第七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基础教育417项、职业教育451项、高等教育452项，这体现了鼓励特色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区域差异比较明显，仅就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统计来看，东部地区占60%左右，中部地区占25%左右，西部地区占15%左右。中部地区的江西、山西相对落后。西部地区新疆、宁夏、贵州、青海、西藏相对落后。

(二)成果第一承担人多为行政领导，突出教育教学改革管理但对一线普通教师关注不足

在历届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成果第一承担人多为行政领导，或者同时兼职行政领导，这种现象在特等奖和一等奖中尤为明显。许多学校的第一承担人是校级领导亲自挂帅，如校长(副校长)或者院长(副院长)，基本没有由普通教师甚至是系(教研室)主任担任的。仅就第七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来看，89%的特等奖和一等奖的第一承担人为行政领导。换句话说，有校级领导或者知名学者(同时担任领导职务)带头、获得国家级成果奖特等奖和一等奖的机率最大。一方面，突出了管理者在教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设立的初衷之一即要提高教学水平和推动教学管理体制改革。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对第一教学战线的普通教师关注不够。而一线教师、学术带头人是教学改革的直接推动者，对教学的研究和探索是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的直接因素。教学成果的评选应重视调动一线教师的积极性。

(三)成果构成要素突出社会效益，更加强调人才培养模式与机制创新

成果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主报告、研究论文、专著和社会效益证明四个要素。从第七届国家级(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统计数据来看，成果构成模式主要是主报告+研究论文+专著+社会效益证明，这占到了总奖项的50%以上。所有获奖成果的构成要素必然包括主报告+社会效益证明，主报告为参评的基本材料，而社会效益证明则体现了教学成果奖的社会效益导向，更加注重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机制的改革与创新。这也是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另一个目的———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产生具有创新性和推广价值的成果。即要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教学质量保障、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强化实践育人环节，促进教育教学与行业企业实际需求相吻合。

摘要：

文章选取了土木工程学科的17种中文核心期刊为样本刊，运用现代文献计量研究的方法和《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公布的相关数据，选取了样本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平均引文数、web即年下载率等数据进行了解读，发现基于文献引证分析的计量评价方法与传统的期刊品牌和影响力的同行评价并无矛盾，用好这些数据将对提高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大有帮助。

关键词：

土木工程学科；核心期刊；品牌和影响力；影响因子；平均引文数；web即年下载率

1引言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发展和交流的工具，既积累了科学知识又培养了学术人才。在当今大数据和自媒体时代，虽然学术成果、发表的渠道日趋广泛，传播变得相对容易，但作为学术论文定向的媒介，学术期刊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随着学术资源的不断整合，学术界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成果群体。具有品牌和影响力的核心学术期刊，即便是以市场规律去运作依然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考察目前我国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期刊评价系统，以《中国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要目总览》）影响最为深远。自其1992年首次研究报告以来，在我国学术界已得到广泛认可，并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成为评价研究成果的重要手段。《要目总览》2011年版在“TU建筑科学”类共收录了263种源期刊，并遴选出33种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的占比为12.5%，低于《要目总览》的核心期刊平均选出率[1]。核心期刊不论是论文质量还是出版的及时性、规范性都得到了社会特别是学术界的承认和重视，也是绝大多数优秀论文在国内的首发平台。系统梳理、了解、评价土木工程类的核心期刊，可以让学界特别是作为个体的读者、作者能较为宏观、全面地了解本专业的高端期刊，更加便于选择性阅读和投稿。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地区高等院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发起研究和编辑的《要目总览》已历时二十余年，在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的同时，还在全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变相演化成为对论文质量评价的一个手段。由于《要目总览》只公布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并没有公布具体评价数据和过程，故不能对每一种期刊进行定量分析和研究，而由中国科学技术文献评价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共同研制，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以下简称《年报》）则公布了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多学科近6000种期刊数据，可以对学术期刊进行定量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要目总览》与《年报》都是建立在CNKI原始数据基础上的成果，二者在数据源和统计覆盖范围上高度重合，不同的是《要目总览》在原始数据上增加了同行评价的矫正和二者在统计口径和具体的学科范畴划分上有所差异，因此可以借用《年报》的相关数据对土木工程学科的核心期刊进行定量研究。在现代文献计量研究中，学术期刊的质量与影响力可以通过恰当的指标进行呈现和分析。在当前普遍采用的文献指标之中，影响因子及由其拓展开来的相关指标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该期刊在学术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占有的相对地位，影响因子越高表明其所刊载的论文对学术研究所起到的借鉴价值和参考作用越大，反之则表明价值越低或关注的领域过于薄弱；除此之外学术期刊的平均引文数等指标则表明在既有的学术规范框架内论文对既有成果的借鉴程度，平均引文数越高表明学科体系愈发成熟和严谨，而事实也证明学术论文的整体质量与论文的严谨度、引文质量之间往往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在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受关注程度方面，随着大型学术成果数据库的普遍使用，使对学术期刊影响力的评判有了更为直观的方式，《年报》中统计了不同期刊的下载量与web下载率，能够对土木工程学科学术期刊的整体影响力进行一定程度的阐释。基于CNKI的基础文献源、借用《年报》公布的期刊数据，笔者运用国际通用的学术文献引文定量评价方法，对《要目总览》中已经筛选出的土木工程学科核心期刊进行比较分析，期望对该领域内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解读。

2土木工程学科核心期刊样本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