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批制度论文范例

一、问题对策模式

问题对策模式是公共管理类论文写作最常用的模式之一，其以公共管理领域内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出发点，通过对该问题的实质、表现、前因后果等方面的分析，最终落脚在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对策上。该模式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问题—原因—对策”这样三段式的论文写作思路和结构，当然在具体运用中由于作者关注点、掌握资料以及表达习惯的差异，这种表现形式也有所变异。一是在结构上。并不完全是三段式的安排，有的论文采用“问题—对策”的二段式结构；有的作者在问题描述之前增加了关于研究对象或领域的价值分析，形成了四段式的论文结构；有的虽然是三段式的结构，却重点研究问题带来的影响，是一种“问题—影响—对策”的三段式；或是在问题分析前先介绍当前现状，是一种“现状—问题—对策”的三段式。但无论几段式的论文结构，其核心都是围绕着问题分析和解决来安排的。二是在表述上。很多论文用“困境“”障碍”等词来代替“问题”一词的表述，用“诱因”“影响因素”“引发机理”等词表达“原因”一词，而在“对策”一词上则常用“路径”“机制”“建议“”策略”等词来替换。无论在表述上用何种词语，并不影响问题内容的分析，主要反映了作者用词习惯或分析侧重点的差异。由于问题对策模式是比较常见的模式，在搜集检索到的论文中很多都采用了这种写作模式，而且其结构和表达方式比较多样，这里不一一列举。该模式在具体应用中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应加以注意。其一，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出发点，多从公共管理实践中去发现和提炼问题，避免对问题的主观臆造，这是分析该问题的前提和价值所在。其二，对问题分析要全面和具体，围绕问题要有充足的资料，保障问题分析全面、具体和深刻，这是在众多问题分析模式论文中凸显出来的关键所在。其三，对策提出要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无论从何种角度去解决问题，在研究中都要针对问题来提出解决对策，而且要注意对策的可行性和彼此的协调性，以保障问题分析的现实价值。其四，问题对策分析是一种基础模式，可以配合其他模式辅助研究。如在问题分析中可以借助具体案例，辅以下文要分析到的实证来研究。

二、理论描述模式

（一）文献综述模式。

文献综述模式是对公共管理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问题，在搜集大量相关资料基础上，通过分析、阅读、整理、提炼当前问题研究最新进展、学术见解或建议，做出综合性介绍和阐述的一种论文写作模式。如《国外公共服务渠道策略与进展研究综述》一文，就对国外在公共服务渠道方式、模式、渠道选择行为和渠道管理策略等方面的研究分别进行了综述，并提出研究启示。这种模式应用时要注意几点。一是搜集的相关资料要全面且有代表性。这需要搜集资料的耐心、方法和对相关问题充分认知，而且要能在众多文献中选定那些有代表性的文献，如重点搜集权威性期刊发表的论文、引用率较高的文献、该领域比较有权威的作者的观点等。二是文章综述在文献整合和描述中要有创新性和独特视角，能以一种有着内在逻辑关联的思路对文献进行梳理并高度概括，如以“多学科视角”“以问题争论视角”“以历史发展视角”等论述当前的文献观点。三是要做好文献的总结和评价。这是文献综述的目的，也最能体现作者的问题分析能力。

（二）理论解析模式。

理论解析模式实质是对公共管理领域的事物，特别是新事物进行理论分析和概括，目的是对该事物的本质进行把握，推动理论界对该事物进一步形成共识，并开展后续相关研究的模式。因此，该模式主要表现为对公共管理领域内的新概念、新提法、新行为的内涵解读，主要表现为围绕该事物主要内涵和特点等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如《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绩效评价：内涵、本质与功能》一文，针对当前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已经普遍实施，但对该制度的绩效评价还缺少理解和重视的现状，作者对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绩效评价的基本内涵、本质与功能进行了系统分析。运用这种理论解析模式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理论分析的对象应是值得分析的，这主要源于理解该对象的重要性以及当前对该对象还缺少权威性的理论分析。二是该模式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丰富的理论储备，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三是理论分析要有独特的视角和观点，对理论问题的分析要做到深刻、全面并易于理解，这样所形成的理论观点才能被大家认同和接受。

一、认清形势，增强工作紧迫感责任感

公路部门是一个高危行业，其特殊性，决定了公路部门反腐倡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公路是国家交通基础设施，也是一个社会窗口部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在现阶段依然是一个社会资源配置比较大的行业，仍为各级领导和社会群众所关注。因此，反腐倡廉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工作任务依然繁重，艰巨。我们保持公路良好形象的高度，认真做好反腐倡廉工作，进一步增强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紧迫感与责任感。牢固树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服务于民、清政为民的责任意识；事关发展、服务经济的大局意识。从大处着眼，小事抓起，防微杜渐，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取得实效。

二、坚定履职，确保反腐工作稳步推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因此，分局各级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责任，关键要强化四项工作机制。一要强化“一岗双责”的管理机制。把它落实到每个干部职工身上，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二要强化“一岗双评”的考核机制。既要考核其业务工作能力，又要考核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能力；三要强化“一述双报”的述廉机制。各单位负责人不仅要报告本人是否廉洁，还要把所带队伍是否廉洁纳入述廉范围；四要强化“一案双查”的问责机制。纪检部门要严查违纪问题，对典型案例进行通报，切实维护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严肃性。

三、严明纪律，持之以恒坚决纠正四风

（一）严明党的组织纪律。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各自为政、阳奉阴违，保证全局干部职工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认真落实八项规定。要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机制，锲而不舍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相关规定，释放违纪必究、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

随着技术创新与媒体生态变化，三年来媒体融合加速推进，前行至深水区。学术期刊为了破解传统传播渠道的“中断”或“失灵”问题，几乎全部把数字传播的权利转授给了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并尝试运作“两微一端”，希望由此搭上互联网和新媒体的高速列车，实现华丽转身。然而事与愿违，聚合型的数据库由最初的合作伙伴，摇身一变成了竞争对手，导致孤立的纸本期刊学术传播中心的地位日趋旁落。大型期刊数据库不仅垄断了学术期刊的在线传输渠道，更为致命的是引领读者“去纸质化”的阅读方式和数据库下载论文获取信息的方式。可以说，学术期刊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旧的瓶颈尚未突破，新的问题又开始缠绕，距深度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复合型编辑人才缺乏

媒体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态的简单拼接，而是技术融合、渠道融合、平台融合、内容融合、经营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调整，新技术的采用、传播渠道的改进、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传媒组织形态的升级、传媒产业链条的重构、管理体制与政策的改革都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技术融合是整个媒体融合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它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能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传统学术期刊的人才储备与技术支持无法满足媒体融合建设的需求。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学会为主，由“体制内”任命的部分期刊领军人物，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好的学术理念，却缺乏驾驭新媒体业务的技术素养，没有树立拓展新媒体业务的基本目标，更没有规划新媒体业务的长远战略。目前很多学术期刊已通过集成的采编系统实现了审稿、编稿、发稿过程数字化，以及这一流程与PC端和互联网的融合，但这一流程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却进展迟缓。其关键在于，缺乏新型的复合型编辑人才。老编辑对新融合、专业技能（信息检索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与多媒介转换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响了他们对学术新媒体的热情和探索精神，影响了互联网思维在学术期刊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更制约了行业借助融合业务技能实现对多种媒体的资源整合。

2．媒体融合主导权缺位

我国现有传统媒体管理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以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制度、行业管理制度、属地管理制度为核心的规制政策。在这种体制下，传统学术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学术传媒地位，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其一，拥有公开出版的刊号，具有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无米之炊’的生存威胁；其二，牢牢把控着学术信息源（专业边界）和作者资源（学术水准），目前还没有任何学术新媒体能够与其分庭抗礼，对其构成挑战；其三，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机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号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权力部门与专业评价机构的承认，尽管纸本期刊的传播功能早已名存实亡，但其‘记录功能’仍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5］然而，恰恰是这类媒体，在媒体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无法承担起媒体融合的主动权。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服务数字出版平台，表现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期刊没有公共技术平台的强力支撑，盲目“嫁接”或重复探索；二是学术期刊的市场主体地位模糊，身份尚为事业单位或改制后只是换块牌子的“翻盘企业”、改制后依然没有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必然遭遇体制障碍与规制约束；三是学术期刊分散弱小、技术落后、经济实力不强，作为媒体融合中的被动者，它们根本没有实力与能力去主导媒体融合。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是否具有媒体融合的主导权？答案也是否定的。从技术、平台与资本实力来看，它们有舍我其谁的优势。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时，我们会察觉到一些悖论的存在。首先，民营力量主导媒体融合，势必与党和政府强调的媒体的政治属性、舆论导向冲突，很难满足“可控可管”的传播要求；其次，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虽然在数字传播方面几乎取代了纸本传播，但其在学术信息源、专业编辑权威性、学术共同体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因而无法替代学术期刊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再次，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并没有获得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还不具备与学术期刊刊号相当的学术传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众号与论文在线网站，不过是学术期刊的附庸或补充，暂时不足以动摇学术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与规制缺陷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给政府的媒体管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是多头管理、权责不一。在互联网的监管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是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负责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种犯罪活动，文化部门对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全国网络出版服务的审批和监督。这种管理体制职能交叉、条块分割，致使在监管的具体过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两种现象。比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是把互联网和手机作为信息产业来定位的。但互联网和手机既有产业属性，又有媒体属性。单纯由产业部门管理，很容易造成行业管理和舆论监管的脱节。特别是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实行严格的内容监管，而电信部门只管传输不管内容，结果因传输平台的不同，就会产生天壤之别的规制差异。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虽然我国在新媒体管理方面已出台数部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效力较低，“一方面，行政机关对现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补充滞后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该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机关进行听政活动所参照的法律文件多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效力较低，仅限于本部门范围，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尴尬；且各行政机关在制订、执行部门规章和行政规定时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执行的冲突”［16］。在学术传播领域，“双重管理体制”使传统媒体在发展新兴媒体业务时，远不如商业新兴媒体那样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创新，经常是稍有创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约谈”、批评。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之下，尽管互联网与新媒体具有快捷、方便、及时、聚合等优势，但所在企业仍然拿不到体制所承认的正式刊号，那些仅在网络平台或新媒体上发表的论文统统被排除在体制认可的评价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体制壁垒与规制政策滞后性的体现。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默顿等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生活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因为社会找到了一种手段（结构）去满足人类的需要（功能），他们主张用功能分析方法认识和说明整个社会体系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12]。鉴于其类似性，本文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困境。

1.科技期刊在科学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作用

科技期刊诞生于17世纪科学体制化开端的欧洲。当时的科学家通过信件发给同行和相关学会来扩散自己的研究成果，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亨利•奥登伯格（HenryOldenburg）也花费了大量时间从事这种通信抄写再分发给学会会员的活动[19]。正是由于交流系统的低效，奥登伯格于1665年创办了《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ty），将学会会员的通信集中起来，通过运用印刷技术大规模的复制，并且连续定期出版。在《哲学汇刊》的创刊号上，奥尔登伯格撰文指出，“促进哲学研究之提高所必需者，莫过于将他人已发现或已付之实践的东西公诸于在同一领域内进行研究或努力的这些人；因此宜用出版这一最合适的途径，以满足从事同类课题、乐于促进学术研究、推广有用的新发明，因而有权了解本王国及世界其他各地情况的人，使之时时了解科学的进展、了解博学好问的那些人的劳动和尝试及其全部发现和实践。”[13]科技期刊的出现将个人交流模式拓宽为组织交流和大众传播模式，成功地提升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也有效解决了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问题，因此科技期刊成为科学共同体有效运行的核心要素之一。伴随着科学体制化和科学职业化进程的深化，科学也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奖励体系和运行机制。在默顿看来，科学建制的目标是增加知识，这样就把科学发现的独创性推到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而科学的规范要求科学家为了科学—也就是为了贡献出有独创性的知识—而做研究，要科学家公开他的发现，接受科学共同体之成员的有条理的怀疑，当然在怀疑考究的过程中要遵循普遍性的原则。这样，做出独创性发现的科学家把知识贡献给了整个科学界，他自己不占有其研究成果，他所有的唯一“科学财产”是获得科学同行的承认。承认是对科学家“角色履行”的认可，是科学家继续承担科学家角色的保证，因而是科学这种社会建制运转的“能源”[14]。作为科学能力和科学贡献大小的标识，“承认”的积累不仅意味着科学家获得了“名誉性奖励”，更重要的是使科学家可以在科学知识生产的职业体系中获得合适的位置，以一定方式纳入到社会分配体系之中，并获得社会的“物质性”回报[15]。尽管许多科学知识理所当然是为了雇主、技术人员和受过教育的公众的消费和运用而创造的，但受到最高评价的知识还是那些为正处于创新过程中的同事们自己消费和应用的知识，通过交流和出版系统加以评价和承认。换句话说，科学家为同行生产知识，并依赖于同行生产的知识进行知识生产，依赖于处于优势地位的研究群体以获取资源，使用被认可的研究程序和手段，研究为同行所重视的问题，而且必须说服同行使用其成果[16]。这种交流和出版系统通过科技期刊采用高度分散化而不是职业等级化的形式实施的，在控制了知识生产质量的同时形成了科学家个体的职业声誉系统。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形成与成熟发展，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智力活动，其组织方式逐步与外部环境的变迁相适应，出现了科学与经济、社会在结构和运行诸方面相互示范、相互调适、渐趋对应的趋势。拉图尔等的研究发现，实验室科学家经常用“信用”（credit）或“可信用性”（credibility）的概念表示科学知识生产的总体模式，而不是默顿学派所偏爱的“承认”或“奖励”。他认为“事实上，获得的奖励仅仅是信用度投资大循环中的一个小部分。这一循环的基本特点是获得使再投资得以进行而获得更大的信用度。因而，没有任何科学投资的终极目标，而只有持续不断的资源积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科学家的信用度，比作资本投资的循环。”[17]从承认到信用的声誉管理的变化，固然可以看作对科学建制理解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反应了科学发展摆脱了独立于社会的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共同体的行为模式，而被纳入到科层组织内的现象[16]。无论如何，“信用”的核心还是在于基于科学共同体的评价。在这方面，科技期刊发挥了重要作用。

2.科技期刊的业态演化及其商业模式

科技期刊自诞生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具备盈利能力，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管理。当时，科技期刊主要依靠学会或大会出版。尽管科技期刊能收取一定的订阅费或作者的文章处理费，但一般需要学会或大学的补贴才能生存。这种状况直到二战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改变，并且表现出规模化和数字化的两种阶段性变化，科技期刊也从科学共同体中相对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多方参与的、具有高技术特征的新兴产业。二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战时科学研究与开发取得了空前成就。人们也从“曼哈顿计划”中看到了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社会重要性以及科学社会功效的可靠性。自此，科学开始与国家紧密结合，进入了大科学时代[18]。大科学时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世界各国纷纷加大研发投入，大量资金涌入科学研究领域，科学从业人员逐渐增加，新兴学科不断出现，科技信息以及科技期刊的数量也随之大幅度增长。在此同时，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范围从单一学会、单一组织和单一国家扩大到全球范围，学术交流的全球化也带来了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读者群、作者群向全球化拓展。在全球化的巨大网络中，科研成果不但为科学家积累相应职业声誉，也为科技期刊积累声誉。换句话说，科学家通过职业声誉系统进行了社会分层，而科技期刊也由此建立了相应的声誉系统进行了分层（区）。因此，优质稿源的竞争是科技期刊发展面临的永恒命题。尽管科学本身和科学家的期刊对出版需求不断增大，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拓展了科技出版的生存空间，政府对图书馆系统的投入增加也保证了科技期刊出版的利润增长，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期刊出版需要满足集约化、规模化的新要求，以便在创办新刊、印刷出版、信息集成和全球发行等方面提供专业化的运作，而一些中小型学会和大学出版机构却很难有大的作为。许多商业出版机构看到了科技期刊业所蕴含的商机和学会出版能力的不足，凭借自己强大的资本和专业化的运营能力，逐渐接管了学会和大学的部分期刊，提供了除科学编辑之外的出版、发行等多方面的服务。另外，商业出版机构通过和学会会员、科学家的合作开始创办自己的刊物，而科学家由于传统的学会期刊体系难于满足自己的需求也积极寻求与出版商的合作，成为了出版商的主编、编委和作者。巨大利润带来的是巨型商业出版集团的出现，通过兼并和重组，一些小的商业出版社逐渐被吞并或者消失，巨型商业出版集团带来的垄断效应更进一步扩大了科技信息数据库的规模和质量，提高了订阅费和利润空间，成为了真正的出版巨人。同时，一些较有实力的学会、大学出版机构也同样看到了科技信息这种爆发趋势，适应了市场需求，形成了实力较强的出版实体[19]。例如美国化学会将信息供应商和会员的互惠性组织作为自身定位，而信息供应商的信息源和消费者来自于会员或潜在会员，通过高质量、快速反应的信息服务促进化学领域的健康发展和学会的影响力，达成“运用化学的力量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的组织愿景。由此，科技期刊也形成了其特有的产业形态，具体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出版主体多样化，形成了以巨型商业出版机构为主，学会、大学等科学共同体出版为辅的多种出版主体共存的局面；第二，科技期刊服务对象全球化，对新兴市场的拓展加快，对新兴市场本土出版机构的成长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第三，科技期刊商业模式是建立在规模化基础之上，主要以向图书馆系统提供数据库的形式呈现；第四，尽管科技期刊中的论文作者、评议人都属于科学共同体，并且产品最终服务于科学共同体，但科技期刊从社会建制来说开始脱离科学共同体而相对独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进一步形塑着科技期刊的产业形态。巨型商业出版机构通过资本并购实现规模化及多元化发展、打造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并持续创新、全球性网络化销售、建立战略投资体系等发展路径打造了扩张型商业模式，形成了运营集群化、质量精品化、手段信息化、市场细分化、竞争全球化的期刊群和产业链[20]。在数字化技术和资本的推动下，科技期刊产业的技术依赖度和专业化服务能力更高，产业聚集度更加集中，呈现出以下两个新的方向：第一，信息服务平台成为出版机构运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既是顺应数字化用户处理海量信息时检索快捷的要求，也是契合业务发展和创新运营模式的需要；第二，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多媒体等多种新兴技术，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社区，为作者、科研管理者、行业从业者和专业人员等持续提供增值信息服务。在科技期刊的业态发展中，商业出版机构成为科学共同体、图书馆系统三方博弈中最强势的一方。2002年，《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正式确认了开放获取（OA，OpenAccess）的概念，从此OA在科技界、出版界和图书馆界成为了广泛关注的话题，但OA对科技期刊业态发展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关注。

3.中文科技期刊的功能作用与管理体制

2019年3−5月，中国科学院学部“中文科技期刊困境与发展思考及对策建议”咨询项目组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对科研人员和科技期刊从业人员开展的广泛调查。调查显示，尽管65.24%的受访科研人员表示投稿中文期刊的目的是在国内同行中传播，但分别有46.06%和42.01%的受访者表示是出于学生毕业要求和项目考核需要；85.17%的受访者表示选择发表英文而非中文（母语）论文的原因是评价导向；63.57%和61.5%的受访者认为在中文期刊投稿的最大障碍是学术影响力不够和绩效评价不管用（见图1−3）。科技期刊的出现源于学术交流效率的提升，并在科学共同体的声誉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科研人员的作用主要是用于绩效管理，服从于科研管理的需要。这种科技期刊和论文的功能异化与近年来媒体热议的“以论文论英雄的评价体系”、“垃圾论文”、“论文质量问题”等相关主题讨论的内涵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中文科技期刊和中国英文期刊是类似的，只是前者表现出的问题更迫切，并且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科研人员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相关问题越来越严重。究其原因，固然有科研经费过度竞争、终身教职变得更加稀缺[21]、太多的论文被发表[22]等全球科研环境恶化的原因，也反映出中国当前科研管理行政化以及科学共同体交流不充分、学术自治功能没有发挥作用等问题。换句话说，中文科技期刊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中国科学共同体自身建设的不足背书。科技期刊功能异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科技期刊的管理体制密切相关。中国科技期刊出版实行主管、主办单位制度和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单位制度要求期刊由出版单位出版，出版单位必须有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须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审批制度则明确出版资源由国家配置，创办期刊和设置期刊出版单位须经国家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在主管、主办、地域等专属性很强的管理体系下，科技期刊往往因为是主办单位的一个组织单元而不免形成了鲜明的单位意识和服务对象区隔化，也正是因为将科技期刊看作是科学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强化了其学术属性弱化了运营主体功能，在行政和学术的双重制约下，实际运营主体的经营运作空间有限。当前科技期刊管理体制与行政化的科研管理形成了相互印证关系。科技期刊为众多因提职称、学生毕业等引发的巨大刊发文章的工具需求提供了有效供给，这种局面强化了相关单位将科技期刊作为一种工具资源的需求。此外，在数字化的背景下，现行出版管理体制上发挥着对于传统出版业的保护的角色，以行政的方式维护了我国纸质科技期刊出版的垄断地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我国科技期刊的纸质出版同新兴媒体出版人为区隔开，这虽然对于众多科技期刊编辑从业人员具有保护意义，但事实上这是一种“托底”式的保护，只能提供被保护者最基本的保障，而不利于传统纸质科技期刊向其他出版形式的转化[23]。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固化了科技期刊的管理体制，使科技期刊只能更多地发挥其工具作用而弱化甚至丧失其原本应有的功能，在国际化竞争不力时形成中文科技期刊低水平循环及难以解脱的发展困境。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加剧，赊销成为中小企业提高销售收入、降低存货的基本手段，由此产生了应收账款。若应收账款管理不当，会增加坏账、呆账的风险，影响资金使用效应，阻碍企业正常经营甚至影响企业的存亡。为此，论文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研究法对应收账款管理问题展开研究。首先阐述了应收账款管理的概念和目标;其次在分析了Z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状况的基础上，对其应收账款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Z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对策。论文对于中小企业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应收账款管理

目前我国企业间交易普遍失信严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工业企业赊销成本总和占销售收入的14%，已超过1．6万亿元。企业坏账率约5%，是发达国家0．25%～0．5%的10倍到20倍。中小企业面临艰难选择;不提供赊销会削弱企业的竞争能力，而提供赊销必然会产生应收账款，承受客户的信用风险。因此，如何进行有效的应收账款管理是中小企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一、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概念与目标

应收账款管理是指在赊销业务中，从授信方(销售商)将货物或服务提供给受信方(购买商)，债权成立开始，到款项实际收回或作为坏账处理结束，全过程所进行的管理。一方面，赊销可以促进企业销售，增加市场占有率，提高存货周转速度，另一方面，赊销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将增加企业信用成本，包括管理成本、机会成本和坏账成本。管理成本是指对客户进行资信调查产生的费用，应收账款形成和消失过程中的监控成本、收账费用和其他管理费用。机会成本是指持有应收账款期间，丧失其他对外投资的机会。坏账成本是指因无法收回应收账款产生的坏账损失。因此，应收账款管理的目标就是在赊销所产生的收益和信用成本之间做出权衡，在赊销前确定信用标准，赊销过程中确定信用条件，赊销后制定收账政策。

二、案例公司简介及应收账款管理存在的问题

Z公司成立于2016年，位于江苏，注册资本3000万，员工100余人，以销售化工产品为主的贸易公司，客户均为国内企业。近三年平均销售额约6000万左右，受行业竞争影响，化工产品近年来赊销普遍，为确保在行业中的竞争力，抢占市场份额，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采取赊销模式。

一、要实现工会经费独立管理

在工会经费实行独立管理的方式上，有条件的单位工会，应开设银行基本账户，设立工会会计机构，配齐财务人员。人员编制确实有困难的可委托上级工会成立结算机构，实行集中核算、分户管理，以实现工会对工会经费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职工对经费的监督权。

二、要有经费提供保障

工会没有经费或经费得不到保障，规范管理就无从谈起。解决经费收缴难的问题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方面要不断深入宣传贯彻《工会法》，按照全总扩大收缴面，提高收缴率的要求，收取建会筹备金，扩大应收范围。二是对不予拨缴经费的单位要联合上级工会和税务机关，实行税务代征，必要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三是要主动把工会工作融入到党政工作中去，争取重点工作与党政一起调查研究、一起布置安排、一起督促检查，共同推进。积极争取行政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对工会大型投资项目的支持。日常救助工作和工会开展的活动还可与本地知名企业、社会机构联系，以取得社会更多方面的支持。

三、要加强财务制度建设

工会组织要结合对财务工作的新要求，不断改进完善本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如，规范各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发展壮大职工互助储金会,完善职工帮扶体系建设。另外针对工会经费开支、工会会费收入、经费上缴等方面工作，要健全完善必要的制度、措施和办法，并切实抓好贯彻实施，实现用制度规范，用制度理财，用制度指导工作。在固定资产的购置、验收入账、使用、处置、清查等环节要加强管理，对行政拨付工会的固定资产要做好登记工作，转移、借用、报废的要按规定履行手续，把好资产处置关，确保工会资产不流失。

四、要坚持民主理财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学术界也逐步迈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形势，而研究生学术论文的抄袭造假、数据信息的恶意篡改等学术不诚信行为也愈演愈烈。有报道称，从2000年至2010年，仅被举报的高校学术不端事件就达到900多例，有学者还指出，这仅仅是高校学术不端现象的冰山一角。还有一篇文章就曾经披露，“54%的研究生在第一篇论文完成过程中，有‘剪刀加浆糊’的拼凑行为。”这些行为损害了高校研究生在学术界的声誉，阻挠了学术创新的健康发展，对高校学术界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影响。研究生学术诚信研究是一种科学活动，科学精神的本质在于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和勇于创新，研究生学术诚信发展要求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坚持科学精神。而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抄袭剽窃是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学术不诚信行为的屡见不鲜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学术界的未来。对高校学术诚信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了解高校研究生学术诚信的全面、深入的了解，对完善高校学术诚信建设有重要意义。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危害

1、数据、信息的恶意伪造、篡改

有一项调查问卷，其中一题为:“在学位论文的试验中，因时间紧迫，修改一下试验数据可以拿到学位，而按事实可能拿不到学位，你想改还是不改?”，结果想改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33%。由此可见，对于研究结果中的数据和信息等的恶意篡改的现象，在研究生中非常的普遍。众所周知，一项实验的过程是非常漫长和痛苦的，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可能存在结果失败不停的需要修改实验方向和方法。实验结果对实验者本身来讲就如同辛苦孕育出来的孩子，实验者本身对它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而那些对于实验结果有偏差，却又不愿意再花时间和精力去调查、研究、修改方案的研究生来说，直接修改别人的数据和信息则成了一个看似通向成功的捷径。然而，这样的做法，一是对于实验者本身极大的不尊重，二是对于“学术诚信”极大的藐视和挑战。同时，也不利于篡改者本人的成长和成才，有百害而不一利。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些没有认真进行实验、没有认真进行数据分析而篡改他人劳动成果的人，根本就不符合科学研究的精神，也完全背离了人类共同体科学研究的初衷。他们不但不能为人类学术的共同进步贡献力量，反而成为坏了一锅汤的老鼠屎，拖了学术进步的后退。

2、学术论文的抄袭造假

近年来，关于研究生学术造假的报道日渐增多:《新快报》2012年4月19日报道了武汉理工大学廊坊硕士班大批学院涉嫌造假;《中国青年报》2008年4月22日报道了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女博士论文中存在数据造假行为等。W•布劳德和N•违德曾估计:“每一个大作弊者被揭露出来，就会有一百多个累死的大作弊者逍遥法外，而每发生一起大作弊，就会有一千来起小作弊得逞。”由此可见，更多的研究生的学术造假行为还没有得到揭发和公布，研究生论文的抄袭造假行为已经变得非常的普遍。研究生论文的抄袭造假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用“剪刀+浆糊”方式进行简单拼接的;有将外文资料翻译成中文据为己有的;有将别人的部分成果细小就改的;更甚者有直接照搬别人的整篇文章。

“互联网+”是一个变局和创新，是一种可以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全新变化，涵盖了知识社会的方方面面，即所谓的创新2．0时代已经到来。“互联网+”学术期刊的变革在形式上表现为媒介的多元化。数字化传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APP、域出版等出版形式不断丰富并且推陈出新，从一定程度上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学术出版与传播方式，影响现有的学术传播秩序，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的衍生问题亟待解决。

1学术期刊传播优势丧失

当前学术期刊的传播渠道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传统纸媒的影响力日益下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正在打破这种动态平衡。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传播载体，受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制度和属地管理制度制约。所有评价机构的定量评价都是基于期刊的，所有评价数据都是以期刊为统计单位。期刊评价数据是被行政权利部门普遍采信的“评价结果”，是期刊排名的基本依据。因此，期刊评价体制决定了学术期刊的结构与布局，也形成了学术期刊准入、退出以及日常管理和绩效评价等一系列内部运行管理规范，以确保学术期刊的有序运行。互联网的扁平化结构彻底改变了纸质期刊时代信息传播的中心效应和次序，期刊数字平台信息传播的无序化导致纸质期刊丧失了传播优势。读者大多通过检索的形式进行阅读，使得传统的知识版权形式难以应对新变化，期刊版权保护成为难题，专有出版权已经名存实亡，同一篇论文在不同媒体上同时呈现已成常态，但开放获取的秩序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2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困境

互联网快速发展使信息传播速率几何增长，传统学术期刊如果不能扩大网络传播的影响力，势必要在这场角逐中失利，因此，数字化传播成为当前学术期刊的一项重要工作。而现有的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大都维持着较小的规模，一般为科研院所、事业单位下的机构，学术期刊出版并非其主要业务，在人力和物力的配给上和学术期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符的。学术期刊想要打造期刊品牌，需要资金、技术和人力等方面的投入，而学术期刊编辑部的人员配备及硬件设施都非常有限，技术力量更是不足。数字出版面临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限制，学术期刊界的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互联网的发展速度，难以实现期刊的全方位数字化发展。此外，对于期刊的团队建设来说，学术期刊的工作重点仍是对学术内容的把握，近年来部分期刊受到国家和地方专项财政扶持基金的资助，但资助基金尚不能满足数字化出版工作的需求，对学术期刊的内部人员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而专业素质高的编辑团队是办好学术期刊的必要条件。

3学术期刊的品牌化建设不足

互联网是浅阅读滋生的温床，改变了大众的阅读习惯。在形式上呈现出碎片化与娱乐化的倾向。学术期刊是对意理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播，理论性、专业性与学术性都很强，学术期刊的专业化细分特征决定了其受众是固定的小众化特定人群，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在娱乐化倾向的网络环境中做到有一定理论水准和深度的同时，扩大受众面是网络学术出版面临的重要问题。学术期刊必须具备独特魅力和价值，才能满足市场需求和阅读期望，以培养和稳定忠实的追随者。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存在集约度较低的问题，全国各家学报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传播内容相近，形式雷同，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并且小而微的分散出版格局也难以充分整合资源，形成集约化、规模化的协同效应。学术期刊是学术评价制度的一部分，而当前很大部分学术期刊是非核心刊物，在组稿过程中，难以获得优质稿源和有力的学术支持。没有学术质量，更难以体现刊物的自我定位和办刊理念，在传统的学术出版和学术评价体制中，品牌化建设不足，流于同质化发展倾向，缺乏将内容做精做细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