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心理论文范例

摘要：幼教期刊的编辑工作，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一种创造性劳动。构建幼教期刊编辑美学，是幼教期刊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读者和作者对于期刊发展的要求。编辑美学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指导幼教期刊编辑活动审美行为的准则。幼教期刊编辑美学体现了编辑人员对于期刊美的追求，具体表现在版面设计的形式美、期刊内容的科学美、学术论文的结构美和刊物装帧的技术美。美学体系的建立是构建幼教期刊编辑美学的一个最终要求，可以将其学科体系分为幼教期刊编辑美学主体的美学理论、客体的美学理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美学关系理论。

关键词：幼教期刊；编辑美学；必要性；基本原则；内容；美学体系

幼教期刊是积累、传播幼儿教育知识的物质载体。幼教期刊的编辑工作，作为一种人类自身的意识行为，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一种创造性劳动。幼教期刊的编辑不论是有无意识，也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在按照一定的审美趋向进行期刊的策划、编排。虽然现阶段并没有“幼教期刊编辑美学”这一专有名词，但随着我国报刊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研究幼教期刊编辑美学的要求也会越来越迫切。

一、构建幼教期刊编辑美学的必要性

（一）幼教期刊编辑美学是幼教期刊自身发展的要求

我国古代较早时期的书册大都是以竹简为主要的载体，这种形式是以造纸业没有出现为前提的，主要是出于实用和经济的考虑。东汉时期随着造纸术的发明，纸质的书册开始出现，其是以线装书为主要的载体形式，虽然表面看来较竹简的形式美观，但仍旧是以合乎实用为主要的目的，这个时期还不能说就具备了一定的美学理论。随着现代期刊编辑事业的产生和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对享受美的追求，审美意义对于期刊编辑的影响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对于期刊整个出版过程的美学追求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二）幼教期刊编辑美学是完善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

摘要：审美素养是高素质空中乘务专业学生培养的重要指标，高校应在课程设置、课外实践、活动开展等方面切实有效地加强空中乘务专业学生审美素养的培育，达到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统一，不断提升我国航空业空乘人员的岗位素养和服务水平。

关键词：审美素养;空中乘务专业;培育

1引言

在当前国际社会合作与发展主旋律下，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合作、往来、旅游、互通越来越频繁，飞机作为当前最安全、最舒适和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受到了人们的格外青睐。需求的增加无疑给正在大力发展民航产业的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成长契机，但同时也给民航服务类专业技术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代表航空公司形象的空中乘务人员，她们的职业素养甚至会影响公司的品牌和运营。作为高素质的空中乘务人员，除了一张漂亮的脸蛋以及最具亲和力的笑容以外，她们还应该掌握丰富的适合空中乘务工作的知识和必备的审美素养，以达到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统一。在空中乘务人员职业能力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是审美素养，审美素养能够渗透于空中乘务人员的心理、形象和服务之中，能够贯穿于空中乘务人员职业规划、成长的始终。良好的审美素养不是先天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训练和积累才能够形成和完善的。

2空中乘务专业学生审美素养现状

教育部1999年批准中国民航学院、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等院校开设空中乘务专业，正式拉开了我国空乘人才培养的序幕。近20年的专业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我国高校空中乘务专业的发展。如今我国民航业迅速发展，给空中乘务专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毕竟空中乘务专业在我国是一个新兴专业，不免存在许多短板和问题，尤其是空中乘务专业学生审美素养的培育应该得到必要的重视。

2.1缺乏职业必备的审美认知

作者：黄硕 初广志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作者：周洁 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李泽厚在他的《美学论集》中就这样表述，正是儒家倡导的人间情味的美加上道家倡导大自然的美的融合，才使得历来的文人士大夫在文艺创作和欣赏中受益匪浅。网络交互艺术作为新兴的艺术门类没有理由不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特色的精华与理念。民族化的表现方式能形成个性化的视觉语言。原创性和个性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特性，同样，设计作品的民族性具有世界性的前提，这也是中国的陶瓷、刺绣等传统艺术能在世界艺术大舞台立足的重要原因。然而要实现网络交互艺术的本土化教学，理解“中国意境”及东西方美学观之对比是前提。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关于“意境”的理论研究，众说纷纭，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篇关于意境研究综合评述的文章概括，将现代有关意境的争议分为四家：“情景交融”说、“典型形象”说、“想象联想”说和“情感气氛”说。在本文中则是以“想象联想”说为意境的研究范畴，这种观点认为：“意境不是特定的艺术形象或典型，它是以特定形象与它所触发的全部艺术想象（包括幻想和联想）的总和。当人们从特定的艺术形象想到生活，由静态想到动态，或由动态想到静态，由形体想到丰富的神韵，或由神韵想到不同情境下的形体……就会生发出某种意境。”①

意境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东方品位理论，艺术“意境”或“境界”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美学思想，它涉及中华民族的文艺作品创作的内在规律和历史渊源，反映着中华民族久远的深层审美心理。东方美学中的“意境理论”与西方的美学理论中的“典型理论”二者的根基不同。“和谐”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广泛影响了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与各个层面。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中国传统思想提倡“天人合一”。东方意境理论强调的是“象”、“气”、“道”的融合，“道之认同”、“气之审美”要通过“象”进行，因此东方意境中的“象”不能归结为西方典型形象或典型在某几种艺术中的特定形态，是一种超象审美；西方典型理论则实际上是一种形象审美理论。换句话说，东方意境理论倾向虚指、间接性和模糊性；而西方典型理论倾向实指、直接性和确定性。由此想到网络交互艺术，由于其媒体特性决定了它的融合性和不确定性。这与传统思想所提倡“天人合一”有些相似。中国传统艺术家的“以整体为美”的创作思想，将天、地、人、艺术、道德看做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整体，把人的感情赋予物的形式，借物抒情，“以形写意，形神兼备”。表现在设计上就是体现“形式表达情感”的设计理念。

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高校艺术教育尤其是网络交互视觉艺术这一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培养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美学观必须大胆改变目前的教学思路，如果在教学实例上习惯用国际著名的网站，这些网站大多是西方的审美，其视觉冲击力很强，版式精炼，图形抽象。学生在学习技术的同时就受到西方美学观的影响，将来在完成作品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进行模仿，因此教师在备课时应兼顾东西方文化使学生对网络视觉艺术风格和境界有更全面的认识，并提倡学生的原创性和个性。以往网络交互课程都是强调作品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而忽视了作品的意境、文化及艺术风格，这直接导致的教学结果是失去了视觉艺术的本身的鲜活性与原创性，所有的作品如出一辙，千篇一律。传统的视觉艺术设计领域有许多中国本土元素的运用，很值得网络交互艺术的借鉴。

网络交互艺术设计教学提倡本土化的教学思想能够适应中国市场的需要，视觉设计专业学生毕业后走向市场，更多面对的是中国客户。本土化、差异化的需求是将来必须面对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欣赏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网页很有必要。本土化民族化的教学思想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古韵或者反对西方的审美观，而是将东方意境与现代设计形式巧妙地融合起来，这里借著名设计师陈幼坚先生的个展名“东情西韵”来加以说明。

综上所述，网络交互艺术课程本土化教学任重而道远，将中国美学乃至中国文化中的精粹融入到网络视觉艺术中，对中国高校教师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教师们应努力完善自身的民族文化修养，正确理解中西方不同的审美观，并树立“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教学指导思想，鼓励学生坚持民族的、本土的美学观。网络交互视觉艺术本土化教学思想研究，是对国内高校相关课程提出前瞻性的思考。本文通过背景、现状的概括及原因分析得出本土化思想是网络交互艺术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理解“中国意境”及东西方美学观之对比是核心理论。这样，力图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化的网络视觉艺术教学体系。但是，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对网络交互视觉艺术本土化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还不够系统和完善。笔者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参与到互动教学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中来，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网络交互视觉艺术本土化教学理论体系。

一、整体总论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摘要：视觉传达的秩序感对人的知觉产生了直接影响，决定了艺术形式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趋势。通过对视觉“秩序感”的研究，对秩序美感的形成以及如何运用到平面设计中的过程进行探讨，从而使平面设计产生更加丰富而富有美感的视觉效果。文章解析了视觉秩序感这一设计规律及其构成因素，通过对视觉“秩序感”的适用性分析，探讨当代平面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于繁杂中创造一种秩序性，这种秩序性使我们产生更加舒适的视觉效果，给人以美的视觉感受。当代平面设计需要秩序感是为了使大众更好地认识设计，这使得秩序感成为一种颇具魅力的设计表达方式，为大众带来更舒适的视觉感受，以求更好地为设计服务。

关键词：视觉；秩序感；平面设计

1关于秩序感

1.1秩序感的概念

秩序就是一种理性的状态，是事物的存在、发展、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使设计更加具有指引性，让设计作品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和表现力。贡布里希在《秩序感》一书中说道：“有一种秩序感的存在，它表现在所有设计风格中，而且，我们相信它的根在人类的生物遗传之中。”[1]这段话反映了：一方面，秩序感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对秩序感的认识是感性的，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另一方面，人们对规律的认知又是抽象的，人类天生具有适应和感知秩序的本能，对事物规律发展的认识是需要深入的观察、判断和思考的。因此，秩序感是客观存在于世间的万物与人们主观视觉经验沉淀的和谐统一。而秩序美感存在于每一项成功的设计作品中，更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欧文•琼斯在《原理》一书中说：“美的实质是一种平静的感觉，当视觉、理智和感情的各种欲望都得到满足时，心灵就能感受到这种平静。”[2]有秩序的设计能让我们的视觉、心理等产生共鸣，使得设计本身更具有共情力，这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1.2秩序感的设计规律

在设计中体会到的美与人对秩序的感知是密切相关的。在设计活动中，秩序感不但要符合人类视知觉的一系列规律，还要符合形式美的法则。虽然视觉秩序感在艺术设计领域里表现方式千变万化，表现形式丰富多变，但却有规律可循。

第一篇：高中英语作文教学策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英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再加上新课改的不断推行，对于初中英语教学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高中英语作文写作教学逐步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由于在实际初中英语写作中出现的问题，使得高中作文教学质量得不到有效的提高，因此，在当前形势之下，针对高中英语作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采用切实可行的教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1.高中英语作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1.1使用中式英语

使用“中式英语”是在高中英语写作中存在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我国高中生在英语学习之前接触的语言大多为汉语，这就使得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经常受到汉语的影响，致使高中生在英语写作过程中会出现语序的错误或者自创中式英语。这类的错误多与我们自身的语言思维模式有关，在写作过程中，只能尽可能的去避免，无法完全根除这种现象。

1.2卷面潦草，不重视小细节

高中英语写作中，由于学生单词书写的不规范，卷面比较潦草，导致改卷教师对试卷的印象大打折扣，影响了学生成绩的提高。此外，学生在英语写作的过程中，存在着大小写错误、标点使用不当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小细节问题往往表明学生对于高中英语的学习不重视，对英语写作的不熟练。

作者：赵仲明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