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知识范例

摘要：在国家“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大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以生物技术专业课程建设为抓手，以实践教学为着眼点，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通过（1）增加实践应用类课程学时；（2）设置贯穿上中下游的综合性实践课程；（3）拓展应用型实践课程教学体系以及（4）增设本科生科研实训实践教学环节等措施制定多维化的实践课程体系四个方面的改革与探索，为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技能可持续发展的高级生物技术应用型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和学校创一流建设贡献力量。

关键词：双一流；教学改革；实践课程体系

党的报告对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近年来，国家提出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战略指导思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一部分。“双一流”建设是因应时展诉求和教育强国建设需要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将指引当前高等教育的改革建设、内涵发展。那么，如何进行“双一流”建设或者说“双一流”建设应该以什么为抓手和突破口，这成为“双一流”战略具体实践中亟待思考和破解的基础性问题。2018年6月21日，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陈宝生部长在会议中作了题为“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的主旨发言。陈宝生指出，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牢、地动山摇。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本质职能，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和本，在高等教育中是具有战略地位的教育、是纲举目张的教育。陈宝生部长同时强调，要推进“四个回归”，即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由此可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离不开一流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一流的本科教学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是一流学科的根本保障。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落实四个回归，是建设一流本科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因此，以本为本，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是新时代“双一流”教育背景下高校改革发展的基本遵循[1]。下面我们以大连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建设发展为例，浅谈基于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课程体系建设所做出的改革与探索。

一、大连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现状分析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生物技术产业作为信息技术之后国家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推动新世纪引发新科技革命，体现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2]。2012年，国务院将生物技术产业确定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辽宁省也将生物技术产业作为重点支持的新兴产业，对改造东北老工业基地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在辽宁省内形成了以沈阳、大连、本溪为中心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基地，成为辽宁省支柱产业之一。大连金州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基地2011年营业收入达132亿元、工业增加值6.2亿元，出口创汇1.6亿美元，结合地域优势，大连生物与医药产业基地带有明显的海洋特色，海洋生物技术企业占入驻企业的49.1%，因此从大连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趋势看迫切需要具有海洋生物与生物制药特色的生物技术人才。鉴于生物技术产业在辽宁，尤其大连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对改造东北老工业基地具有重要的作用，大连大学2009年设置了生物技术专业，自成立至今经过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已经确定并形成了培养具有海洋生物与制药特色的生物技术应用型人才课程体系。然而在现有教学过程中，在新时代教育背景下，在“双一流”建设，落实四个回归的教学改革诉求下，目前大连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课程设置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尽管已经确定了海洋生物与生物制药的特色，但海洋生物与生物制药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支撑度不够，即

（1）专业方向课程中基础理论课程学时偏多，实践应用类课程学时偏少；

（2）实验教学基础实验教学学时相对较多，综合性和设计性大实验相对较少；

促进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除了需要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等支持外，还需要公众的广泛“接受”，这正逐步成为保证这项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公众不仅是生物产品的应用者，也是生物产业带来的利益和风险的承担者，更是这项产业革命的评价者和其命运的最终决定者。因此，建立公众和消费者对生物科技、产品及法规的信心成了各国政府在制定生物产业政策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的“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欧洲战略”报告①中就提出:可靠政策的核心要素是通过社会监督与对话，对由社会需求驱动的应用作出理性的选择，提高公众对基于科学的法规监督的信心，发展与伦理价值和社会目标相和谐的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当技术的发展与公众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通过对社会各群体需求的分析和把握，国家可以引导产业向着社会可接受的方向发展，政府的投资和研究开发由此可得到最为有力的保障。但是，我国对生物技术应用风险的研究和评估大多侧重在技术层面，生物技术的外在影响，如环境、社会伦理、公众接受的考虑往往成为次要因素，也就是说更强调以技术为中心，这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宗旨。在我们2010年完成的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社会评价研究”中发现:我国对生物技术风险安全管理的投入无论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很少;在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效果评价方面透明度不够，既较少考虑公众的参与，也缺少与社会公众的对话与沟通，更缺乏社会监督机制。这些问题已经在我国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陷入困境中体现出来。因此，我们提出了在生物技术产业政策制定、技术预见和风险管理过程中，确定社会需求评估体系、建立公众与技术交流机制的必要性。这会有助于提高国家和地区科技产业政策制定、实施和实现的有效性。   此外，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已无法只凭科学证据提供决策支持，如生物学家无法提供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对人类和环境安全的证据，同样生态学家也无法证明其存在的风险，因此，仅依据科学证据对转基因产品立法或作决策变得很困难。由此，国际上一些学者提出“规制科学”(regulatoryscience)①，试图架起科学与政策之间的桥梁，关注科学怎样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作出预见。也就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考察科学证据和政策之间的关系，探讨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和管理模式都旨在面对技术发展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的时候，人类如何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寻找社会、经济、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支持模式。与传统的科技决策支持模式不同的是，将“公众参与”与“社会需求”凸现在一个重要位置上。   我们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假设和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而提出，并试图通过我国公众对于生物技术应用的了解、关注焦点、以及对应用价值的评价，分析公众对于生物技术应用风险认知的特点和风险容忍的原因，探讨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支持模式和支持条件，并尝试提出科技风险管理的基本模式。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我们2003年②，2006年③和2009年系列“中国公众与生物技术”的调查。2009年的调查采用修订的欧洲EUROBA-ROMETER64.3“公众与生物技术”问卷④，运用职业分层抽样的方式，对浙江省四个代表地区:杭州、宁波、温州和衢州的1212位公众进行了问卷调查。   一、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认知与评价   (一)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了解:知其名不知其意以转基因农产品为例，从2003年的很少有人知晓到2009年的几乎人人皆知，公众对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的了解大大增加(见图1)。但令人诧异的是，熟悉程度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公众对转基因知识理解的提高。比较2003年到2009年，公众对转基因知识作出正确判断的比例没有任何改变(见表1)，仍旧有近50%的人对转基因知识作出错误判断。因此，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对生物技术应用的了解只局限于听说过这些技术的名称，并不真正了解其内涵和意义。   (二)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关注焦点:效用认知超过风险认知为了了解公众对生物技术发展关心的问题，在2009年的调查中，我们询问接受调查的公众，如果要支持某项生物技术的研究，你想了解什么?以干细胞研究为例，公众最想获得的信息是研究所带来的效益和风险，其次是所采用的科学技术和方法，第三是相关法规(见图2)。回顾2006年的调查，我们让公众在生物技术应用带来的效益、风险和道德接受问题三者间作出重要性的判断，结果一半以上接受调查的人认为效益是最重要的，近三分之一的人重视风险问题，十个被调查者中一个会考虑道德接受问题(见图3)。可以看出，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关注的焦点在于这项技术带来的可期待的或可触及的利益与好处，风险与效益相比居于次要地位。   (三)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价值评价:效益和风险并存下支持发展为了了解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态度，我们要求调查者对所列举的生物技术3项应用(基因治疗、药理基因学、转基因食品)和纳米技术①的4个方面的问题(有用、道德上接受、有风险和鼓励发展)作出评价。结果显示(见图4)，公众不仅对基因治疗、药理基因学和转基因食品这三项生物技术应用的“有用”和“道德上接受”评价很高，同时也认为存在相当的风险，但在效益和风险并存的情况下，公众对生物技术的应用还是持积极的态度。但是，与纳米技术相比，生物技术的三项应用在有用、道德接受和鼓励发展三个方面的评价都要低，而风险评价却更高。可见，与其它新技术相比，公众对生物技术的应用有着更多的疑虑，尤其是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有些犹豫，这一方面与近年来转基因食品被看成是争议的食品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被媒体揭露，使得公众对食品安全越发谨慎。   二、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支持模式和条件   (一)风险容忍的支持模式   我们借助逻辑判断模式来进一步探究公众支持态度的不同模式，即什么情况下支持。把对有用、风险、道德接受、鼓励发展的评价一分为二(有用/没用;有风险/没风险;道德接受/不接受;支持发展/反对)，从而产生16种组合“逻辑”，其中只有3种分别在6项应用调查中占到10%以上(见表2)。以下数据来自符合三种普遍逻辑中的一种的调查对象，我们称这些调查对象为“决定的公众”。逻辑1和2在支持态度上相近，但对风险的看法则不同。对“直接支持者”而言，风险完全不是问题;而“风险容忍支持者”承认存在风险，但可以接受。“反对者”的立场与支持者完全相反。从表3公众对四种新技术(基因治疗、药理基因学、转基因食品、纳米技术)的判断显示，有70%以上的“决定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支持是风险忍受支持者，直接支持者不到20%;而对纳米技术，有近40%的“决定公众”是直接支持者。可以说，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支持主要是一种风险忍受的支持模式。#p#分页标题#e#   (二)对政府严格管理的期待   为了考察什么条件下公众会支持生物技术的应用，问卷要求接受调查的公众对六项生物技术的应用(基因治疗、药理基因学、胚胎干细胞、脐带血提取干细胞、转基因食品和生物制药)在四种情况下做出选择:一是只要政府规范管理，就赞成;二是如果政府严格管理，就赞成;三是除非有特殊情况，就赞成;四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赞成。结果见图5(因为公众对六种应用的判断基本一致，我们采用了四种答案的平均百分数来表达，“不知道”选择被排除)。结果显示，有半数以上的公众选择政府严格管理下支持生物技术的各项应用，还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只要政府规范管理就会支持，另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只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表示支持。而对纳米技术来说，有47%的人认为只要政府规范管理就会支持该项技术的研究。因此，总的来说公众期待政府更严格地管理和规范生物技术的应用。   (三)出于人类健康和社会公共利益考虑   有两项调查内容可以用来说明公众支持生物技术应用的理由。一是调查对象被问及，他们是否支持个人基因信息的5项应用，大部分公众支持个人基因信息在疾病研究上的应用;极少部分人对其存有疑虑。对政府机构获取个人基因信息，以及司法部门利用个人基因信息打击犯罪活动，大多数人表示支持。但人们普遍反对个人基因信息在商业保险上的使用(见图6)。对个人基因信息在不同领域应用的接受性表明，公众对新技术的态度取决于该项技术的应用目的。如果新技术有利于个人或人类的健康或能增进公共利益，公众倾向于接受新技术的应用，但在企业或商业上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应用，公众对其存有疑虑。二是询问公众购买转基因食品的理由。尽管转基因食品在媒体上一直是个争议的问题，但绝大多数被调查的公众表示了购买意愿。2009年的调查显示(见图7)，如果转基因食品比其它食品健康，近一半接受调查的公众购买态度确定;如果转基因食品比其它食品农药残留少，或被权威机构许可，或生长环境友好，5个人中有1个购买意愿明确，而大多数人也倾向于购买。但有三分之一接受调查的公众表示不会因为转基因食品价格便宜而购买。由此看出，公众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最重要理由是健康，最少考虑的是价格。   (四)对专家与权威机构的信任   信任是公众理解和把握技术不确定性的中介［1］。在日常生活中，公众通常依据专家对风险的评估作出自己对于风险的判断，这是他们认知风险的主要手段。因为绝大多数公众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理解、掌握和控制科技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他们只能根据专家及权威机构所传达的各种信息作出自己的风险判断。这样，他们或许会产生疑问:这些信息来源可靠吗?那些涉及科学技术的组织机构是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还是真正为大众利益着想?这些疑问引发信任问题。有观点认为，如果对科学家、政策制订者等重要涉及方失去信任的话，人们会对专家的风险评估和控制能力产生怀疑，因此可能会夸大对风险的认识［2］。   比较2006年和2009年的调查，公众对卷入生物技术的组织机构的信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见表4)。从表4可以看到，公众对提供生物技术信息最信任的组织机构是医学界、政府机构及环境组织;其次是大学、电视和报纸及国际机构;公众对农民组织、政党和宗教组织的信任度最低。人们认为医生应用生物技术是出于治病救人的考虑，这个理由是公众最能接受的，因此总能得到最大的支持。政府机构向来是公众认定的权威机构，制定政策、引导发展是政府理所当然的职责，人们必然期待政府能严格和规范管理生物技术的应用。环境组织不遗余力地宣传保护生态，倡导自然和谐的理念，越来越赢得公众的支持。报纸杂志和电视报道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尤其是电视对事实的披露和报道，不仅让公众了解真相，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社会的监督作用。大学和企业被认为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前者以纯科学研究为目的，而后者以企业的利润为目的，因此赢得不同声誉。从2006年到2009年，变化明显的是，公众对政府机构和电视报纸的信任度增加了10%以上，而令人诧异的是，公众对消费者组织的信任度下降了38%。可能的解释是，近几年的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让公众对消费者组织的作用失去信心;而电视媒体通过事实报道，其监督作用越来越凸显，因此公众对电视媒体的依赖大大提高;政府越来越透明的政策和严厉措施也让人们增加了对他们的信任。   (五)支持生物技术应用的决定性因素   为了考察“有用”、“道德上接受”、“有风险”和“对法规的信任”这些因素在公众支持生物技术应用的态度中起多大的作用，我们把这四种因素作为预测变量，对他们与“鼓励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多重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逐步多重回归分析表明，“有用”、“道德上接受”和“对法规的信任”是影响公众支持生物技术应用的主要因素(进入回归方程)，其中“有用”对“鼓励发展”的影响最大(β值最大)，其次是“道德上接受”。“风险”因素并不直接影响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支持，但它有可能是一个间接原因。一方面，“有用”的评价会提高人们对风险的容忍力;另一方面，“对法规的信任”会减少人们对风险的疑虑，因此“风险”因素是否影响“鼓励发展”取决于公众对“有用”和“对法规的信任”的评价。   三、科技风险管理的基本模式   在讨论科技风险管理的原则时，我们提出了两条基本思路:谁来做决策和基于什么做决策?2009年的调查显示，在回答迫选题“开发新技术主要应当考虑专家建议还是公众意见”时，近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公众意见”;同样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在“开发新技术主要应当考虑效益和风险的科学证据还是社会道德伦理问题”中选择了“科学证据”。如果综合上述两个问题四个因素，我们可以得到科技风险管理的四种基本模式(见表6):基于科学依据的专家决策———科学－专家建议模式;基于科学依据的公众讨论———科学－公众审议模式;基于社会道德伦理考虑的专家决策———社会－权威代表模式和基于社会道德伦理考虑的公众讨论———社会－公众讨论模式。#p#分页标题#e#   (一)科学－专家建议模式   “科学－专家建议模式”的决策依据是基于效益和风险的科学证据，风险被看成是“事件发生的概率与可能导致的有害后果的乘积”，而人们可以科学地估算出这种概率。风险管理的原则就是按照危害的概率和大小的客观标准来整理风险并首先分配资源降低最大风险［3］。这是传统的科技风险管理模式，人们对于科技风险的认知表现为对各种各样的“专家系统”的充分信任，科学家、技术专家的知识是人们安全感的重要基础。   (二)科学－公众审议模式   “科学－公众审议模式”是指在考虑效益和风险的科学证据同时，要听取公众的意见。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得专家在面临新风险时往往也难以对其作出准确的说明与预测，这使得人们不再完全相信专家的能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高度商业化使得专家和包括政府在内的机构本身就是利益主体，使得人们对这些社会建制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怀疑。这大大动摇了人们对于“专家系统”的基本信任。因此，有不少学者强调了公众“外行知识”的重要性。比如，英国学者布莱恩•温就认为，公众的“外行知识”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它们甚至能够在具体科学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4］。还有学者指出，如果向外行提供机会和充分的信息，他们完全能够就复杂的技术问题作出审慎的判断。而且这样的判断有时会和科学家的判断相一致。他们在判断上的不同往往不是由于专业技术水平的不同，而是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5］。   (三)社会－权威代表模式   风险不仅是一种事实概念，也是一种心理和文化概念，它要求在风险治理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文化、社会和价值因素，而不能再以简单的因果思维或工程思维来进行认知和决策。对于那些具有潜在高风险的新技术，我们往往对它们可能造成的后果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科学证据已无法提供决策支持，如生物学家无法提供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对人类和环境安全的证据，同样生态学家也无法证明其存在的风险，仅依据科学证据对转基因产品立法或作决策变得很困难，需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考察科学证据和政策之间的关系，探讨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社会－权威代表模式”就是基于与社会发展相和谐的道德伦理问题考虑，由专家权威代表作出评判的科技风险管理模式。   (四)社会－公众讨论模式   尽管公众的专业知识也许不如科学家，但科学家对其他因素的考虑未必能有公众全面，加之现代科技风险的高度复杂性，各种科技风险超出了任何单一专家系统可以解释和控制的范围，因此风险治理的主体不再像过去那样仅由政府和专家系统来承担，而是要求建立一种“多向沟通”的风险治理模式，如丹麦的“公众讨论模式”(consen-susconference)①和英国的“综合治理模式”(thegovernanceofnewtechnologies)②，都强调通过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协商机制来确定和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潜在利益和风险问题。这些被称作“民主治理模式”有效实施的前提是公众对与科学技术有充分的认知，让公众掌握关于科学技术的丰富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众在与专家交流过程中克服非理性的态度和行为。“社会－讨论模式”正是基于这种“民主治理模式”而提出，不同的是风险治理所依据的核心是公众对社会道德伦理价值的考虑。   四、研究小结   公众对一项科学技术究竟是接纳还是拒绝，取决于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效用性和危险性的正确判断。当效用性认知远超过对危险性认知的情况下，该技术就会被公众所接受［6］。本研究表明，公众对生物技术的认知是效用与风险并存，当效用认知超过风险认知的情况下，公众采取风险容忍的支持模式。风险可以被容忍可能有几个原因:(1)公众对风险的认识是抽象和模糊的，并不清楚具体的风险是什么，因此不能够引起人们实际的关注;(2)效用认知超过风险认知，使人们愿意为了利益而承担风险;(3)对政府管理和媒体监督的信任，使人们相信风险能够被管理或避免。   由于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缺乏正确的理解，对其可能带来的效益和风险只能根据专家、政府机构和媒体传播的信息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公众对专家和相关机构的信任与他们对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是否可控的判断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信任对于风险技术的社会接纳是必要的。公众在判断生物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效益和风险时，并不依赖于对该技术知识的正确了解，而更多地是通过判断该技术的应用目的，他们支持有益于人类健康或出于社会公共利益考虑的风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效用知觉”、“道德接受”与“对法规的信任”是预测公众支持生物技术应用的重要变量，而“风险认知”对接纳生物技术应用的影响取决于公众对效用和法规信任的评价，因为“效用知觉”会提高人们对风险的容忍力，“对法规的信任”会减少人们对风险的疑虑。四种科技风险管理模式都旨在面对技术发展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的时候，人类寻求更明智的选择———寻找社会、经济、政治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政府、专家、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和大众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科技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这样才可能充分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台湾虽然地小，农业资源有限，但农业生产却涉及农林渔牧业各方面。20世纪，台湾岛创造了农业的辉煌，其小农体制与热带农业技术举世闻名，具有一流的农作技术。但全球经济一体化给台湾农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为了突破农业发展瓶颈，调整产业结构，台湾近年来已将农业生物科技产业列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加快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创新及其技术应用，以保证台湾农业的持续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台湾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经过2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特别是其转基因产品研究工作起步较早，在部分研究领域甚至超越了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台湾转基因农产品在农业生物技术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安全管理体制也已具备雏形，建立起了系统合理的产品管理政策和体制。本文详细分析了台湾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及安全管理的相关政策、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旨在为大陆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安全管理提供借鉴经验。   1台湾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   1．1研究和发展概况   台湾地区高度重视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农业生物技术产品遍及农渔牧业，涵盖范围广泛。台湾地区分别于2006年、2007年、2008年连续举办了三次“台湾国际生物科技大展”，均设立有农业生物科技主题馆，展示了284个农业生物科技项目，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2010年台湾农业生技产值约新台币46．3亿元，相较于2009年成长5．2％，主要是微生物／蛋白质饲料添加物与生物性农药两项领域产值的大幅成长；2010年微生物／蛋白质饲料添加物产值成长率为22．8％，主要受惠于抗生素被限用的影响，其需求与日俱增；2010年生物性农药产值成长15．2％。2010年植物组织培养种苗相较于2009年成长4．8％，主要由于台湾兰花种苗对欧美出口持续扩大。因为动植物疾病检测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再加上国内分子检测技术发展成熟，台湾2010年农用检测诊断产值成长率为3．7％。植物组织培养种苗产值为25．1亿元新台币，微生物／蛋白质类饲料添加物为11．9亿元新台币，分别占52．07％和24．69％，是台湾主要的农业生物技术产品。台湾植物组织培养种苗与动物用疫苗是发展较早且最为成熟的产业。台湾的种苗业者目前开始走向客制化服务，生产方面则强化运输技术及病毒检测技术［1－2］（表1）台湾农业生技中，动物用疫苗、植物组织培养种苗产品已处于成熟期，技术成熟度高，市场稳定。基因转殖畜禽／水产处于萌芽期，市场环境尚未健全，国内对于基因转殖动、植物的管理法规仍逐步完善中，技术处于前期开发阶段。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药与农用检验试剂等产品则步入发展期阶段，菌种筛选与量产技术逐渐成熟。在生物性肥料与生物性农药方面，台湾发酵技术已具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有利于台湾生物性肥料与生物性农药产品的开发。分子检测诊断技术也逐渐成熟，加上法规门槛低，2012年投入农用检测诊断产品开发的产商有增加的趋势。台湾经济研究院生物科技产业研究中心根据目前台湾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的情况及国内外潜在的市场，确定了农业生物技术未来三大发展重点领域，分别是种苗及种畜禽（水产种苗、植物种苗、种畜禽），安全农业，分子农场［1－2］。台湾农业生物技术厂商多集中于台中市、屏东县与台北市等地。据统计，2010年主要业务是农业生技领域的52家厂商，其中北部有16家、中部17家、南部19家，跨领域厂商约14家。台湾农业发展以中南部为主，台中市是中部地区农业生技厂商最为集中的城市，以动物疫苗与生物性农药、肥料厂商为主，如大丰疫苗、全亚洲、普生生技、瑞基海洋生技等；屏东县则是以植物种苗、微生物／蛋白质饲料添加物等农业生技领域为主要特色，如世芥兰业、台湾孟德雨、比高畅生技等。此外也有农业生技厂商将总部设立于台北市，工厂则设置于其他地区，如金车生技于宜兰设立种苗生产基地。近年来，台湾农业生技厂商积极通过产学合作取得核心技术与产品，自行投资厂房建设，并与“公协会”合作参与公开展览争取订单。2010年上半年以来，随着经济景气带动许多订单回笼，加上国际市场对微生物饲料添加物等需求的上升，台湾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前景较好［1－2］。   1．2促进发展的公共政策   从各国发展实践来看，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根于其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公共政策的运用。我国台湾地区为促进其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制定了一系列详细而复杂的公共政策来推动。早在1995年台湾当局第2443次院会就通过《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的决议，决定将以农业及医药生物技术相关生物技术产业作为台湾全力推动的重点科技计划。加强生物技术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并将研发成果有效移转民间，落实于产业界，台湾“国科会”于1997年规划，并于1998年开始推动《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科技计划》，其主要任务在选定并推动执行具有本土利益性、创新性、国际竞争力、短期内就有发展潜力的农业生物技术研发课题，整合国内上、中、下游研发资源，将研发技术或产品落实于产业上，厚植台湾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基础，使台湾成为亚太地区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研发与营运中心。2008年，台湾当局又出台了《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方案》，以整合及扩散农业生物技术的研发能量，并进一步落实研发成果产业化，借此推动台湾农业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同时，“农委会”于2009年5月22日订定《农业生物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辅导办法》，以推动该方案生技商品化计划，鼓励业界承接农业生物技术研发成果，并独享执行计划所生的各项研发成果，以落实研发成果产业化；2011年，针对该方案，台湾拟推进产学合作项目16个，共申请经费补助0．44亿新台币。   1．3研究机构及产业发展   台湾当局高度重视农业生物技术的研发及其产业的发展。目前，台湾已形成一个完善的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体系，对促进其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台湾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机构主要可以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农委会下属20个研究机构，包括6个试验所、1个保育中心、1个生物科技园区和9个改良场以及金门县的3个研究所；第二类是财团法人农业生物科技相关的研究机构17个，如台湾工业研究院、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农业工程研究中心等；第三类是“中央”研究院设立的农业生物科技相关的研究机构8个；四是台湾有41所大学设立的农业生物科技相关的研究机构115个，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并进行相关的研究工作；五是其他农业生物科技相关的研究机构4个，如台糖公司研究所、亚洲蔬菜研究与发展中心、亚太粮食肥料技术中心、台湾农友种苗股份有限公司等［3］。同时，台湾当局为带动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各县市地区不同农业产业特色及外围资源，6年内投入200亿元经费，核定设置1处中央主导型的屏东县《农业生物科技园区》及彰化县《国家花卉园区》、台南县《台湾兰花生技园区》、嘉义《香草药草生物科技园区》及宜兰《海洋生物科技园区》等4处地方主导型园区，目的是带动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群聚效应，促进产业的发展。在政府规划下，目前已有两大农业生技聚落成形，分别为台南的《兰花生物科技园区》与屏东县的《农业生物科技园区》。前者为台湾兰花种苗产销平台，每年3月举办的国际兰展已成为全球性的大型兰展之一；后者则以中草药、动物疫苗、水产种苗等产业为主要规划方向，已有50余家厂商进驻。#p#分页标题#e#   2台湾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管理   生物安全是建构对人类健康与生物多样性两大层面可能动机影响的风险评估与管理体系。1980年，台湾开始将基因工程确立为生物技术的发展主轴，于是应用基因工程方法的生产技术成为台湾农业生物技术的最大内涵。目前，台湾百姓使用基因改造食品的情况相当普遍，主要以进口基因改造大豆及玉米为主。根据“农委会”进口大豆及玉米资料统计，台湾每年约有200万kg大豆及600万kg玉米进口，其中约有80％大豆属基因改造大豆，40％玉米属基因改造玉米。同时市场上还有棉花、油菜、甜菜、马鈴薯等基因改造产品［4］。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相当新颖，其潜在的危险性普遍受到关切。   2．1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管理架构   台湾对转基因生物产品从试验、开发到生产诸环节均对其安全性进行严格控制和管理。2001年12月25日，台湾“卫生署”食品卫生处召集的“基因改造食品跨部会小组”正式运作，举行第一次会议。2003年2月25日，“基因改造食品跨部会小组”第四次会议决议，建议“行政院”科技顾问组规划提升台湾基因改造食品管理层级。4月22日“行政院”科技顾问组召开会议回应，提议由行政院生物技术产业推进指导小组召集。为了建立基因改造产品的安全管理体系，行政院根据“促进技术发展，落实有效管理”的目标，于同年10月在行政院生物技术产业指导小组下设置了“基因改造产品跨部会工作小组”。小组由12名委员组成，包括政府机关的代表及学术界、产业界的专家学者，小组召集人由农委会副主任担任，以统筹推动基因改造产品管理体系的建设，并协调整合政府与民间的意见与资源。工作小组下设有秘书处，以协助行政文书、联系协调等作业。2006年，该小组的职责调整为：在各主管机关现有职掌范围内的管理基础上，通过协调架构模式，建立制度化的协调联系机制，以统合当前各主管机关的政策方向，凝聚台湾转基因科技管理法制政策［5］。转基因生物技术产品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有可能造成污染，台湾在这方面的管理有一整套完善和严密的程序，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由三个行政机关主管。即，“国科会”管理上游的研发，其目的是防止污染或危害；“农委会”负责中游的环境生态与饲料管理，目的是进一步确认其对生态系的影响；“卫生署”负责下游的食品安全管理，目的是确保生物改造食品的使用安全性，以及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利。对于进出口转基因产品，台湾尚未有专门的行政机关及法制政策进行管理，主要还是依据转基因产品所处生产阶段而纳入相应的管理阶段。   2．2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管理政策   为防止转基因生物产品对人体和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台湾当局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符合本土实际情况的生物安全管理政策。台湾“经济部”于1998年11月宣布基因改造产品倾向采取业者自愿性标示方式，2000年“卫生署”基于各界研商所获的共识，公告查验登记及标示的规定。同年11月7日，“卫生署”公告了“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评估方法”，11月29日卫生署与相关部会讨论，将基因改造食品容许量上限订为5％；而基因食品标示，将从原料产品着手，预计四年后所有基因改造食品均应完成标示［6－7］。台湾当局为了推进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法规建设，发起了“基因改造产品法规环境建置二年行动计划”，共分五大部分：基因科技研发管理、环境生态风险评估及管理监测、人体食用安全及管理监测、基因科技相关智慧财产权及基因改造微生物制剂之管理，分别由国科会、农委会、卫生署、智慧局及环保署主导。   3台湾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及启示   台湾市场有限，农业生物技术产商多为中小企业，自行研发能力不足，产业资源有限，台湾农业生物技术厂商应积极透过国内外合作或授权，取得技术或资金支援，进驻国际市场；同时，必须借助于中小厂商工业技术转移的经验，加强专业辅导，有助于农业生物技术企业群落的形成与成长，以突破其产业的发展瓶颈。台湾早期为了促进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利用政府资源所创造的新品种、新方法以及新技术等，几乎都是免费提供给农民使用，使得台湾农民和农业企业对于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观念意识较薄弱。为避免同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加强知识产权的取得、维护及管理，防止抄袭、仿冒和侵权，对促进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生物科技的法律管制已经是当今世界的趋势，台湾的农业生物技术风险也应以法律管制为主。台湾关于生物科技的风险管制体系目前仍处于调整形成阶段，虽然有相关规范存在，但由于缺乏法源依据，其规范效果仍有限。同时，台湾的“立法进度”往往落后于科技的发展，有的规范甚至有可能阻碍科技的发展，因此台湾应按照国际标准，加速制定或修订农业生物技术相关法规。

农业种植中生物技术篇1

农业种植中的生物技术的应用，有助于降低农作物灾害出现频率、有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有助于提升农作物质量等。但近些年来人们对于农业种植生物技术的认识十分有限，应用也相对较少，这对于农业生产是十分不利的。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东北方向，其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及旅游资源，但寻甸属于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导致其农业种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更需要将生物技术运用于其农业种植中。然而现阶段寻甸其农业种植生物技术推广不力、应用不足，因而文章主要结合农业种植生物技术发展现状、意义、及相关应用，来分析提升寻甸农业种植中生物技术应用效果的相关推广措施，为其农业发展奠定基础[1]。

1农业种植生物技术发展现状

农业种植中的生物技术，是指在生物技术逐步发展的今天，结合生物本身的特性及功能，利用生物原理对生物机体及细胞进行改造，使生物技术真正地作用于农业种植中，从而提升农业生产产量，促进区域农业繁荣。现阶段常见的农业种植中的生物技术主要包括杂交育种技术、生物农药技术、组织培养技术、转基因技术、生物抗寒技术等，虽然目前农业种植生物技术理论有了相当大的突破，但农业种植中生物技术的应用却并不是十分的理想。

2农业种植生物技术发展意义

农业种植中的生物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的意义，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即有助于降低农作物病虫灾害出现频率、有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有助于提升农作物质量。首先，农业种植中的生物技术有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加快，农村耕地面积逐步减少，再加上水土流失、土地风化及洪水泛滥等自然灾害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越来越频繁，因而我国耕地面积不断的缩减。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提高农作物产量就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而农业种植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下提高农作物产量成为了现实[2]。杂交育种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生物技术的应用，能有效提升农作物产量，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其次，农业种植中的生物技术有助于提升农作物质量。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也空前提升。现阶段的农业种植生物技术，不仅能提升农作物产量，更能提升农作物质量，也就是通过合理运用生物技术，能有效增加农作物的营养成分，提升农作物自身的食用安全性，这是传统农业种植技术所无法达到的高度。比如现今的无公害农产品、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及嫁接果蔬等，满足人们对于食品营养价值及安全性的要求。最后，农业种植中的生物技术有助于降低农作物病虫灾害出现频率。在农作物种植中，造成农作物减产的原因，除了各种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之外，还有层出不穷的农作物病虫灾害，比如东亚飞蝗、玉米大斑病、小麦条锈病、马铃薯晚疫病、稻瘟病等，这些农作物病虫灾害的出现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而在农业种植中，针对不同农作物特性及其所面临的病虫灾害，合理运用生物技术，能够有效减少农作物病虫灾害，比如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能提升农作物的抗病虫灾害的能力。

3农业种植中生物技术的相关应用分析

第一篇:高中生物实验教学思考

生物科学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生物实验是生物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生物科学发展的基础，通过生物实验，可以使学生获得必要的感性知识，有利于学生掌握和运用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技能来解决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生物学现象，从而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和独立进行实验操作以及独立解决生物学问题的能力。在新课程背景下，越来越重视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正在努力打破传统教学过程中重课本知识灌输，轻动手能力培养的教学观念。新课程教材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从“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出发，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验探究的机会，应将实验教学的重要性提高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一、真正落实课改理念，不断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教学改革意识

百闻不如一见，百看不如一做。高中生物教师和学生都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中学生物学实验教学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应付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的高考，更重要的是通过实验能够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和积极探索的科学精神。在实验过程中，通过小组的相互分工合作，可以使学生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合作的重要意义；通过亲眼目睹实验现象，能够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亲身体验实验过程失败的痛苦与成功的快乐，可以培养学生健康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进取精神。学生亲自动手实验对学生健康成长有着重大意义，是那些满堂灌输式的播放录像、讲解和死记硬背的传统教学根本无法达到的。做为生物教师，对素质教育的认识，对实验教学目的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不能穿新鞋走老路，而要从思想意识上真正认识到实验课的重要性，应摆正实验课与理论课的关系。

二、发挥集体备课作用，优化实验教学模式

在新课改教学过程中，全体生物教师应群策群力，探索出生物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有机结合的新模式，找准实验课和理论课的结合点，运用恰如其分的新教学模式完成好实验教学。例如，传统的演示实验由教师完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和巩固基础知识，但学生没有动手机会；又如传统的验证性实验则多是操作模仿式，这种教学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但不利于学生创新精神、科学素质的培养。在新的教学理念指导下，教师应在实验教学中尊重学生，把学生当作教学的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参与到实验教学中来，变被动为主动，鼓励学生参与实验的准备、实验计划的制定，改变过去只注重实验结果，不注重学生实验参与过程的僵死的教学模式；对于教材中有些实验内容，教师可以放手让学生去探究和验证，鼓励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或对原有实验方法、实验材料进行大胆改革创新。学生在参与一系列的科学探索中，既掌握了生物实验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又培养了科学情感态度、创新意识和探究能力，生物科学素养得到发展。

作者:高婷 单位:内蒙航天学校

摘要：本文对吉林省农业科技创新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找出吉林省农业科技创新其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所具备优势，然后从机制体制、资金投入、人才建设等层面详细分析了目前吉林省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根据所确定的关键因素，提出加快吉林省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政策建议，以期为吉林省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对策建议；吉林

1吉林省农业科技创新情况

1.1政府助力推动，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战略部署

近年来吉林省进一步加大实施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大幅提升创新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大财政对农业科技创新资金的投入力度，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及人才的引进培养力度，加大相关优惠政策对农业科技创新主体的倾斜和保障，“十二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创新驱动发展创的各项决策和部署，省委、省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科技领域重点项目资金投入力度，大力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截至“十二五”末期，吉林省综合创新能力提升保障经济年均增速居东北地区首位。

1.2推进“政产学研”紧密结合，促成“省校合作”建设

近年来吉林省大力推进“政产学研”的有效结合，吸纳中国农业大学等多家国内知名农业类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省内外相关企业的优势科技资源，进行农业科技资源整合，签署“省校科技战略合作协议”，以产业创新为动力，着力围绕产业部署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集聚各类创新资源，技术研发聚焦突破产业发展瓶颈，从而不断推进全省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促进吉林省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摘要：在物联网应用技术下，高校人才培养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机遇以及挑战。本文对物联网应用技术下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建设进行探讨，提出物联网应用技术方向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并结合高校优势优化更新培养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建设的新思路。与此同时，在物联网应用技术下，对轻工业计算机网络技术特色提出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建设培养模式，以此构建出物联网应用技术下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建设培养模式的评价体系，实现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建设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物联网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建设途径

近年来，物联网应用技术获得了良好的应用，各高校也开始加强对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培养人才的重视。如无线传感器网络、射频识别等物联网应用技术，推动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良好发展，已被人们定义为新时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领跑者。物联网应用技术是一门融合多学科的计算机网络专业学科，在我国已经有诸多学者对这一新兴专业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关学者已经深入探讨了物联网应用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关于物联网应用技术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以及专业课程体系的整体框架。不仅如此，诸多的知名院校也纷纷提出了对物联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诸多的学者以及院校并没有结合各个高校的学科优势对行业特色需求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对此，本文提出融合高校优势学科专业建设对物联网应用技术下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建设提出新思路，深度探讨轻工业物联网应用技术需要配备的复合型应用人才建设学科的培养模式。

1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设置物联网应用技术内容方向

物联网应用技术结合了传感器网络技术以及射频技术，并在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了人与事物智能通话的物联网应用信息技术系统。从该学科以及技术构成的角度可以看出，该技术是以计算机应用技术为依托，构建了物联网应用技术知识体系，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更是该学科的核心。我们可以从技术架构的层面来进行分析，将物联网应用技术分为多个层次，如应用层、网络层以及感知层。在传统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中，国家侧重对学生计算机网络系统开发应用的技术培养，并同时更加关注于计算机网络环境设计以及建设。尤其是在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建设的培养目标方面，更是注重与物联网应用技术的知识领域，可以看出，物联网应用技术网络层具有一定的学科优势，且涵盖了计算机应用技术层中的基础内容知识，对其学科需要着重完善的则是物联网应用技术感知层的有关内容课程[1]。可以看出，在传统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中与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的知识结构是有一定关联性的，高校只需要不断加强对计算机网络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调整，各高校就可以实现对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对此，相关专业高校在对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专业中设置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的方面内容是完全可以的。随着我国越来越重视各高校对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增设力度，高校也纷纷开设了相关的专业课程，但是在实际过程中，仍有诸多的问题出现，如物联网应用技术课程体系不完善、教材设计不完备、配套设备不完善等多种问题，没有形成规范化的教学标准。对此，诸多高校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增设物联网应用技术工程专业，并可以结合多年积累的教学资源开设物联网应用技术方向的计算机应用技术课程，以此构建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特色人才培养建设方案。不仅如此，高校在开设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时还需要基础计算机学科理论以及数学理论知识内容，以此实现学生对物联网应用技术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相关技能以及原理知识的掌握。有关学者认为高校学生对于物联网感知层知识内容有一个基础的掌握以及技能学习即可，更需要侧重于结合高校优势以及当地市场的人才需求对高校学生进行计算机应用技术知识的专业培养，以此实现学生对物联网应用技术应用层知识的实践操作及技术理论学习的强化培养[2]。

2结合高校学科优势，落实培养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

各个高校在不断的发展以及学科建设中，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建设，同时也在不同学科的培养目标中，逐渐配备相应的软硬件资源建设。在物联网应用技术背景下，扩充了该技术的应用范围，各个高校在开设计算机应用技术课程时，也逐渐开始转为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方向，不仅结合自身高校学科优势对该专业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位，同时也结合新时期人才市场的需求，实现了对计算机网络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建设，量身定制出具有高校自身特点的学科专业建设培养方案及内容。对此，在物联网应用技术下，建设计算机应用网络工程专业培养模式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探讨，如创新能力培养、专业知识定位、培养模式等等。尤其是在培养高校复合型人才创新能力方面，需要优化创新出新的教学模式，并加强对高校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创新意识的培养，实现高校学生实质性的实践教学环节。如高校可以积极开设行业背景计算机网络工程专业的训练课程，侧重于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深度培养，加强对高校学生实践培训课程力度，优化扩展对高校学生实践学习的基地建设，以此构建符合新时期人才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除此之外，高校还需要不断完善教学评价体系，以此实时了解高校学生实际专业的学习状况，通过这种评价方式，高校教师就可以依据对学生的评价结果，实现对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学科内容的优化调整，以此实现高校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不仅如此，若从行业应用的角度出发，高校则需要结合学生对知识结构的了解、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及实践学习的结果对学生进行教学评价，提出物联网应用技术下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3]。可以看出，将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课程与高校专业学科优势进行融合，既可以提升高校学生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的知识内容，同时也符合了物联网应用技术背景下人才市场的用人需求，加强了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机会，提升了高校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例如，某市高校为落实满足物联网应用技术背景人才市场的用人需求，开设了关于工业发酵微生物以及食品生物技术研究等物联网应用技术方向课程，该校在生物工程研究领域以及食品科学研究领域始终位于全国前列。对此，高校可以结合该校的优秀案例，在建设物联网应用技术下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课程时，可以开设生物发酵或是食品安全物联网方向领域技术的应用课程，并积极结合生物专业学院以及食品学专业学院的教学资源，不断完善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学科的培养内容，同时进行多学科的相互融合教学，实现高校物联网应用技术为特色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

摘要：

水利建设是保证我国工农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工作，本文深入的分析了水利建设中的技术应用现状，并对现代科学技术在水利建设领域的具体应用进行了全面完整的分析。

关键词：

水利建设；现代化；科学技术

水利建设工程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当前，我国水利工程领域的技术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对当前水利建设领域的现代化科学技术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水利建设质量。

1.水利工程示范基地的建设

首先，要在进行新型技术推广之前，对水利工程的技术推广体系进行完善，使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够拥有专业的技术推广模式。此外，要根据现阶段水利工程的技术应用特点，对技术应用等级较高的水利工程示范基地进行构建，使水利工程的示范基地能够具备较强的系统性特点。要加强对水利工程资金状况的研究，根据当前水利工程的财政资金拨付状况，对水利工程的示范基地各类基础性工程进行关注，使水利工程示范基地的每一项工作都能在完整的技术应用方案的控制下实现组织结构的完善，以便当前的工作团队可以在更加科学的组织模式下进行工作具体职能的科学分配。要根据水资源节约的需要，对示范基地的节水特点进行分析，并结合冻土示范基地的特点，对示范基地的参观学习机制进行完善，使示范基地能够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