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文学范例

一、引言   生态问题是现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1962年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该书的问世被认为是“现代环境主义运动开始的标志”（张艳梅，2007：1）。1993年，生态文学研究成为公认的批评学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英国著名的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贝特在《大地之歌》中指出：“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张艳梅，2007：4）因此，生态文学旨在以文学的形式唤醒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引导人们形成内心的生态信仰。生态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作家的思考和关注，并把这种危机展现在了作品中。随着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席卷英国，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他们中很多人没有了房子、工作，也丢掉了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而工业化进程对自然则有着更为强大的冲击，很多原有的田园乡村被铁路、城镇所取代。哈代作为这些社会变革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把工业革命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和改变融入他的作品中。哈代的小说以他所生长生活的英格兰西南部地区为背景，富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在哈代的小说中，尤其是在他的“性格与环境小说”系列，对环境和自然的描述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而且，自然在他的小说中不是简单的人物活动的背景，更多的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读者可以感觉到社会文明发展对自然的破坏，对人性的忽视。哈代对工业发展、人类物质文明进步所带来的弊端表达了深刻的关注和思考，体现了他的生态主义思想。以下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从自然、人类和动物三个方面，分析哈代的生态主义思想。   二、自然的角色   在小说中，自然环境提供了故事发展的自然背景。哈代对人物活动的周围环境进行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比如，在小说的开始部分，哈代描绘了黑原谷的自然景观，这是苔丝的出生地，是尚未被工业革命吞噬的一块净土。在哈代眼中，黑原谷里的大气是“懒洋洋的，泛一片浓浓的蔚蓝”，远处的天际是“深重浓郁的紫兰”，一眼望去几乎到处是“绿草和树木，丰美芊绵，覆盖着高山大壑之间的这片丘陵小谷”（哈代，1993：9—10）。首先，哈代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幽静安详，却又生机勃勃。这里之所以这么静谧和美好，是因为它还未被工业化的浪潮污染，是一个人和自然和谐相融的地方。作者选择了“懒洋洋”这个词来描写这个地方的大气，而很显然，这个词大多数时间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状态的。另外，不同的颜色，“蔚蓝”，“深重浓郁的紫兰”等表达帮助读者在大脑中构建出一幅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的画面。作者对于大自然之美的喜爱反映在了这些文字里，也从反面暗示了对于工业化对自然的破坏这种现象的排斥。值得一提的是，在哈代的小说中，自然并不是简单地被角色感知的景观，它不仅仅提供了人物活动的场所，事实上，自然也以某种形式参与了人物的内心情感，因此可以把自然看做是人物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角色。例如，自然界的冬去春来给了遭受生活苦难的女主人公的活力和追求新生活的动力。另外，女主人公的心理感受，也会受到周围自然景观的影响，得到回应或强化。劳伦斯认为，在哈代的小说里，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背景，这个背景很关键也很生动，甚至比在这个背景下活动的人物还要重要（Lawrence，2001：503）。在小说《苔丝》中，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着其组成的部分，各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生命和个性（Howe，1985：22）。哈下的自然环境是独立于人类意愿之外的实体。正如一些生态批评者们所认为的，自然是一个可以影响到我们，也会被我们影响的实体，如果我们一味地破坏自然，那么自然对我们的影响有可能是致命的（Barry，2002：252）。这就意味着只有人类尊重自然，才能和自然和谐共处，否则的话，如果自然被不断打扰甚至威胁，它就会反过来对人类施加影响。哈代小说中自然的独立性和重要地位反映了他积极的生态意识。在小说里，不仅有黑原谷这样的和谐画面，而且有工业化发展对自然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机器耕种对人性的摧残。   三、机器对人性的摧残   在该小说里，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自然和文明发展的冲突。在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英国在经济、工业、艺术及政治领域都发展得非常快。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高级的生产工具出现了，并且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大大就提高了劳动效率，也大范围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作为一个思维敏锐的作家，哈代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繁荣，他强烈地感觉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随着现代化机器的出现，人类被迫和自然及土地分离。原本和自然有着紧密联系的农民和工人，和自然分离以后，一定程度上沦为了机器的奴隶。虽然现代化机器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它也使劳动本身失去了乐趣，因为机器作业要求的是劳动者一味地重复相同枯燥的动作。而在此之前，人们是用一种原始和古老的方式进行耕作，这样的劳动方式使他们和土地更为紧密。通过辛勤劳动，他们从自然力获取必要的生存的物品，人和自然保持着平衡、协调的关系。但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打破了这种平衡，原本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失去了，人们只能服务于机器。小说中脱粒机的描写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它被称作“天不饱的大肚魔王”（哈代，1993：364），使人们“投入了一种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境界，一双手脱离了意识的支配，只是机械地工作着”（哈代，1993：364）。除了剥夺劳动者劳动的快乐外，现代化机器也同样无视人的尊严，使人们成为工作的奴隶。以下描述司机的句子就能够让读者认识到机器生产对人们的危害有多严重。“他那份与众不同的神气和颜色简直像是个来自托斐特的生灵，偶然闯入了这个只有黄色的麦子、白色的土壤、清明的空气、却没有黑色烟雾的地区。他跟这里毫无共同之处，只是让当地的乡下人感到惊讶和惶恐”（哈代，1993：355）。很明显，机器耕作把劳动者变成了简单、枯燥的生产工具。这里的司机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身份，完全沦为发动机的奴隶。他如同一个没有生命的木乃伊，看不出任何思想和活力。从这个角色读者可以了解到现代文明的发展对人造成的伤害。另外，这个司机身上沾满了烟灰，也间接地揭示了机器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以及对环境的污染。对于哈代来说，传统耕作被工业化所吞噬表明了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死亡，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是以剥削利用为基础，而是以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紧密联系为基础。对于大多数哈代同时代的人来说，他们从工业化看到的是繁荣，高效，以及财富的迅速累积，而哈代看到的却是对人性的忽略。#p#分页标题#e#   四、动物的命运   动物的悲惨命运更明显地揭示了文明和自然的冲突。哈代的生态意识也体现在了他对动物的关注。从孩童时代，哈代就展现出了对动物的喜爱（Howe，1985：6）。在小说《苔丝》中，哈代同样表达了对动物的同情，多次描写到了动物所面临的悲惨境地。收割机工作时给动物带来的恐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大耗子，小耗子，大野兔，小野兔，还有蛇，纷纷后撤，好像躲进了城堡，并不懂得它们的避难所也寿命有限，也不懂得毁灭正等待着它们。到了下午它们的藏身之地便会缩小到越来越可怖的程度。那时它们便只好敌友不分地挤在一起，直到连最后几码地上的直立的小麦也在那分毫不爽的收割机的牙齿之下倒下时为止，这时它们便一一被收割人的棍子和石头砸死（哈代，1993：95）。这些文字描写了作为工业化的产物之一的收割机强大的破坏力。首先，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哈代对这些无助的小动物的同情和关注。它们原本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但这种平静被现代化工具打破了。由此读者可以看到社会的进步是如何打扰，甚至威胁到了自然的和谐。另外一个类似的场景是捉老鼠。老鼠把麦垛作为最后的避难说，当麦垛逐渐被脱粒机加工完之后，老鼠在空地上四处乱跑，引起“乌烟瘴气的混乱”（哈代，1993：365）。从表面来看，是机器带来了动物的不幸遭遇。而机器只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因此，这些动物的悲惨命运反映了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残忍和不负责任。生态学提倡的是物种平等和自然的和谐，很明显这种残忍态度是有悖这一生态原则的。   五、结语   从以上分析，读者可以了解到哈代对自然的态度。由于工业化的蔓延，人类和动物不得不和自然分离。对此，哈代表达了深切的思考和关注。对于物质财富的累积，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哈代没有给予肯定和赞许，因为这一切是以破坏自然的和谐和摧残人性为代价的。而他提倡的是尊重自然的独立性，保护自然界的动物，以此达到自然与人的和谐发展，并保持人类和自然的亲密关系。哈代作品中体现的生态主义观点反映了他作为作家对自然和人类前景的深深忧虑。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生态主义思想，通过阅读该小说，读者可以“开始想象另一种与我们现状不同的栖居于大地的方式”（张艳梅，2007：4）。

作者：杨东芳 单位：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各民族文学史中，生态都是其中重要内容。当代生态灾难的加剧彰显了生态文学及其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性、必然性和紧迫性。在美国文学中，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批评理论，即从生态视角研究文学，探讨自然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生态文学批评。“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1］在这些方面，美国的生态文学及其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以其数量众多、思想深刻、影响广泛而处于当代世界生态文学的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它对传统浪漫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扬的同时，又从现实主义和实证的角度开创了生态文学的新视角，将传统生态文学的一元性直接拓展为二元性，完成了现代生态文学双重价值的建构。走出生态文学一元化情感的困境，实现二元化的转变，是解救当今生态文学研究的出路，也是认识和发展未来生态文学的必由之路。

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浪漫主义兴起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以及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描写和歌颂大自然。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宗旨是回归自然，将自己的理想人物置身于纯朴宁静的大自然中，衬托现实社会的丑恶及自身理想的美好。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的现实主义，一般是指19世纪30年代后在欧洲兴起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要求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客观生活，以冷静的目光来观察和评价现实，真实、客观地描写日常生活，并从剖析人物性格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中揭示造成种种罪恶的社会根源，并竭力揭露和批评现实呈现和隐藏的问题。

二、美国生态文学思想二元性的根据

从整体上说，西方主流文化信奉的是人类中心主义，颂扬人类征服、控制、改造与利用自然的思想，但其生态文学也有着深远的思想根源。在文学意义上，浪漫主义被认为是生态文学的一个理论源头，回归自然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宗旨。浪漫主义先驱卢梭提出应遵守自然规律和把人类的发展限制在自然所能承载的范围内。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库珀是最早关注生态破坏的作家之一。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华兹华斯、梭罗等对生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其实，这一时期的生态文学，在表现形式上主要是对自然内在价值和相互依存关系的赞美；在内容上主要是通过各种生态要素，如山川河流、动物与植物等，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之爱、对异化文明的焦虑、以及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主张回归、融入与感悟自然，这种生态情感体现了生态人性的内在性和主动性特征。浪漫主义运动作为整体的定义性标志之一就是鼓励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自然界的尊重和评价。从文学的历史性和哲学性的角度看，它主要表达这样一种观点：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内在根据，是人类许多真实价值的生成之源，人类的行为应该是这种内在人性和价值的外化，自然存在与人的存在构成完整和谐的统一体，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作为生命个体和普遍生命总是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在本质上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类正是在生命的运动中实现着个体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自古以来，在人与自然之间就始终维系着这种和谐的关系”。［2］这正如浪漫主义先驱卢梭所言，“带着滋味无穷的迷醉消融在他自觉与之浑然一体的这个广袤而美丽的大自然中”。［3］在浪漫主义作家的眼里，自然是神秘、可爱而有灵性的有机整体，他们讴歌自然，崇尚自然，他们的整体自然观代表了其精神追求和内心向往。近代以来，由于人类的工业化进程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把人的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个人的情感与信仰则受到了普遍的压制，使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一种二元分离的倾向，人不在自然之中了。在对工业文明的憎恶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质疑声中，英美一批浪漫主义作家与生态文学家创作了大量反映和描写自然的诗歌及其文学作品。其中美国最伟大的生态作家梭罗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对自然生态恶化的忧虑及他对自然生命依念、沉醉、感激、敬畏的情怀，并完美地表达了他对大自然最为亲近和细致的了解，把浪漫主义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理念进一步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因而，英美生态文学的浪漫传统在后工业化时代，依然凸显浓厚的时代主题，是文学和文化研究所不能忽视的。我们认为这种生态文学思想是对人类生态文化传统的一种继承，属于传统的生态文学形式，是现代生态文学的一个自然源头，它具有完全的信仰性，成为生态文学的精神之元。它的根基是人源于自然，人与自然不可分，在人的本性中，人应该承担对自然“善”的责任和义务。传统生态文学在人类保护生态的历史上、在人类精神家园的建设中曾经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当今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看，传统生态文学的价值正在逐渐地被颠覆和破坏，虽然从逻辑上看它可以从源头上厘清生态文学的历史，可是它没有脱离传统生态文学惟信仰之槽臼，不能解释历史上的生态情感变异问题，也不能解释当代人的生态情感问题。

它所倡导的人类的生态情感正在被人类的物质利益所替代和挤压，造成了人类精神家园的缺失。出现这种困境的原因，笔者认为一是传统生态文学所坚持的生态情感在价值上是有其局限性的。人类的价值体系也是一个随环境和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体系。传统生态文学所秉持的部分生态信仰和情感价值等已被现代科技和社会“袪媚”了。二是在新的价值世界里，生态文学必须有一个新的源头———现实主义，以开创人类精神家园的新领地，弥补传统生态文学表现形式和内容上的不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复媚”人的生态情感。这是生态文学的另一个源头，即现实之元。它具有实证性和知识性，属于非完全信仰之元。它的根基是通过科学知识实证产生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揭露并痛恨人类灵魂深处的“恶”及其反自然性，实现人类生态情感的进化与转向，由传统的人对生态主动的“善”和“爱”转向对破坏生态环境的人的“怒”和“恨”。当代生态文学和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虽然没有必然的承继关系，在方法和内容上也相去甚远，但在目的上是相同的，其批判性是一致的，都对现实生活中的丑与恶进行揭露与批判，警示人是如何破坏生态环境的，旨在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蕾切尔•卡逊正是从现实的、批判的角度开创了这个生态文学思想的新源头、新形式。1962年，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案例、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与环境产生的危害，深刻揭示了人外在于自然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从《寂静的春天》开始，“卡逊为当代生态文学创作树立了以揭露、批判、警告和救赎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为写作主旨的典范，很多作家沿着她开创的道路，通过对生态灾难现实的揭露和无情批判，使生态恶化的现实和令人忧虑的远景无所隐匿地呈现在大众的眼前。”［4］35卡逊从现实的、批判的角度强调了自然必须成为人类新的对象，人类必须以新的方式敬畏自然，因为在她看来，自然是有限的、非万能的，人与自然非一体了，自然已经成为人类破坏和驾驭的对象，如果不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自然必将遭到人类的毁灭。卡逊发现、揭示了人类生态人性的新内容与新形式，即被人类由物质欲望而引起的对生态破坏行为和结果所逼出来的一种新的生态情感，唤起了人类另外一种形式的生态人性。传统生态文学的目的是唤醒人类自发地产生热爱生态的一种良知，是从人的生物本性提升而成的人的一种主观境界；卡逊又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在人类物质目的的作用下生态的脆弱性和危险性。她说“具备了无限能力的人类，如果继续不负责任、没有理性、缺乏智慧地征服自然，带给地球和他自己的只能是彻底毁灭。”因而她的生态人性是源自于对自然的哀怜和对那些破坏自然的人的愤怒和鄙视，从文学情感的表达方式上看是“恨”、“哀”和“怒”的一类，具有外在性和被动性。与传统生态文学相比，在创作方法、内容和情感上，卡逊的生态文学具有显著的差异，所以我们认为把卡逊的文学生态观并入传统的文学生态观来认识是不合理的。卡逊的生态人性是客观的、有根据的、不容选择的、不可替代的，应该是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和发展的另一个必然的源头。#p#分页标题#e#

1．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最早是从对生态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开始的。《寂静的春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的译著，该书被视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书中描写了滥用农药、杀虫剂给生物及人类带来的严重危害，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唤起人们对忽略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一份报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见解。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和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拉开了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尽管该书并不是真正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身份在中国登台亮相的，但它在客观上为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国内虽然陆续译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等一些与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著作，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相关论著的译介方面成果较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拉开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序幕。1996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了关春玲写的《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关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该文简要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出现的新特点，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关春玲1996:25-30)。之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妇女和环境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介绍与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近十五年来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笔者发现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哲学、伦理学、宗教等方面开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1996年，曹南燕和刘兵二人合作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论述了女性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原因，较为详细地评述了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提出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学，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做出分析和总结(曹南燕、刘兵1996:54-60)。之后，陈喜荣(2002:525)在《生态女性主义述评》中，把生态女性主义归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论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该文还详细陈述了生态女性主义本体论的建设性贡献，指出“非二元论是生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根据”。台湾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中指出，儒学“天人一体”的概念“并不制止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行为”，“承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种环境伦理。”二元论究竟是不是对妇女和自然双重压迫的根源?这个问题仍将继续探讨下去。李建珊和赵媛媛(2008:1-6)在《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2000年，肖巍在《妇女研究论丛》上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一文，这是典型的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树仁大学王建元发表了《生态伦理与中国神话》一文，该文尝试从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有关女神的)中发掘生态女性主义的论点，以期提炼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学陈霞(2000:37-40)的《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论文，该文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参照，探讨了中国道教独特的女性观念及其对妇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义。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策略，这是雌性反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尊重理解这种方式，在对待自然和社会时，不要盲目进取、以强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压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2010年，李瑞虹的《绿色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鲁塞尔的生态思想探究》对美国女神学家鲁赛尔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来，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已经正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表明，从文学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的局面，涉及批评理论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韦清琦在《外国文学》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研究的前景相当乐观”(韦清琦2002:35-36)。同年，陈晓兰(2002:42-48)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把生态女性主义看作“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具潜力的批评。从2004年开始，一批运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作品加以阐析的论文涌现出来，例如左金梅的论文《〈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戴桂玉的论文《从〈丧钟为谁而鸣〉管窥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王文惠的论文《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张燕的论文《寻归自然，呼唤和谐人性———艾丽斯•沃克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刍议》，吴琳的论文《解读“海洋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单乳女性家族回忆录———〈避风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解读》等。笔者近些年来一直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研究，力图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研究相结合。2008年，笔者完成了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论文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阐析和解读，试图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展现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借鉴作用。例如2006年，韦清琦在《江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一文中强调，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类似，在参与经典的重构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阐析了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还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过对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差异。通过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他向我们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借鉴作用。他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前景(韦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了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尝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一种绿色女性主义的解读范式(韦清琦2009:28-30)。王明丽(2010:107-112)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用以解读晚清女性小说，发掘作品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p#分页标题#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除了上述几种视角之外，还有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学术思想发展等视角，由于从这些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极小，笔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评述。此外，自2003年以来，出现了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而且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已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呈现出日趋繁荣的局面。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论思潮，其理论思想还远未成熟，在理论建构方面还很薄弱，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还是刚刚起步。   2．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探因   生态女性主义进入中国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理论传播和接受的特点来看，这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受“本土”实践需要的制约，二是受历史文化的制约。从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语境来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当代现实语境压力所致，是改变当下人们生存状态这一现实需要的呼唤。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质，而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进程又加剧了贫富分化，大多数人尤其是贫困妇女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成为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最大挑战。虽然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建国五十多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这不但影响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现实需要之外，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还有赖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从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它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道家阴阳和谐的关联性思维，化二元性为二级性，避免了本体上的二元对立;道生万物的哲学观体现了人与世界的连续性。著名汉学家安乐哲指出，在道家哲学中，关联性思维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阴”和“阳”作为关联关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义现象某个本质特征的普遍原则，而是表述具体差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的解释性概念范畴(安乐哲2002:257-259)。阴和阳不是构成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具体情境中相对而成的。“阴”和“阳”二者之间不是逻辑或因果的关系，而是一种美学秩序。它揭示了一种由不可取代的个别项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体事物的这种执着的特殊性和这种特定统一性的和谐具有紧张的关系。”(安乐哲2002:80)也就是说，理解具体事物时，应承认其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整体性，把每一个具体事物都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看待。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父权制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导致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因此，它提出“彻底的非二元论”的主张，提倡多样性，尊重差异性，强调整体性，相信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道家的这种非二元模式的整体性的思维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   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曾指出，老子“将女性作为无为和自然原则的象征而加以赞颂”(史华兹2004:209)。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守柔曰强”(陈鼓应1984:89，342，237，265)。这里，老子明显表现出对与女性相关的品质“柔”的偏爱和推崇，强调女性的特性和价值，赞扬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在主要观点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前提。   中国现实的妇女和环境问题证明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贵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契合点，我们可以此为基础，合理整合内外资源，构建和谐正义的世界。   3．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自引入中国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对环境哲学、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生态女性主义以独特新颖的视角拓宽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环境问题，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解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揭示破坏自然、压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种压迫都源于同一种力量:父权制文化。在以父权制文化为基础的权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权意志的统治和剥削。在生态学家看来，造成目前生态危机的原因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世界观，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才是造成这一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她们不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且还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权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评，使我们能够避免把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简单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和生态学理论，拓展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新的内容，推动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用生态学的观点补充完善女性主义，意识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相互联系，理解这种联系对女性主义和生态保护意义重大。它促使女性主义把对性别压迫的挑战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压迫非人类自然在内的其他各种压迫形式。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反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且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歧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等任何形式的压迫。它力图消灭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二元论和统治逻辑，提倡尊重差异，主张和谐、正义的原则，呼吁恢复女性长期以来被压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扬女性美德，诸如平等意识、宽容精神、对他人的关爱等。#p#分页标题#e#   生态女性主义既关注生态与性别的关联，又注重考察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将其置于具体的权利关系和物质层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识体系为基础重建生态文明，这对于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有助于我们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妇女问题，把性别与环境、性别与发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历史的、语境的方法对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整体地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虽然不能直接解答我们中国妇女面对的问题，但是它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为文学批评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从“自然”和“女性”双重视角解读文本，重新审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揭露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掠夺，批判一切压迫形式和观念，使文学作品中一贯被作为背景和陪衬的、被读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显出来，从“缺席”转为在场，从无声变为有声，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有助于人们改造内心世界，达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为树立正确的女性观和自然观提供精神资源，为缓解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危机、实现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舆论导向作用，最终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男性和女性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将“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新标准，使文学作品中隐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义被重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它积极推崇关爱自然与女性的创作，从而将一些新的文本纳入批评的视野。凡体现出整体的、相互关联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洋溢着关爱、同情、抚育温情的文学作品都受到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推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经典文本的重构、对男性作家自然写作进行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评定以及重写文学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生态女性主义确立了新的伦理价值观，改变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文学批评范式，为文学批评家们提供了新的文学批评尺度，为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模式，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使得文学理论的建构更具方向性，同时更具时代色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拓宽研究视野，加强生态女性主义话语的多层次研究，发掘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此外，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需要加强跨文明比较研究，加强中西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传统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为我国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资源。   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尚处于发展之中，理论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内一些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还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作为一种生态哲学或者环境伦理学被学术界引进和介绍的，研究者侧重于关注它对中国环境保护和科技哲学建设的意义，而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则重视不够，所以，一些批评家指责生态女性主义过于偏激。笔者以为，生态女性主义在提升被压迫者的地位、宣扬被压迫者的价值、批判父权制给妇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确实有些激进，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可以说正是这些偏激的特点才使生态女性主义日益成为人们重视的批评理论，这种“策略性的偏激”或许会有益于社会进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弘扬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主张以此来抗拒、消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危机，对其中比较激进的观点，我们应该仔细辨析，区分出有价值的部分和主观、片面的观点。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对现实的反思与批评卓有成效，在解构和颠覆父权制意识的过程中，扮演了理论先锋的角色，但从理论建设方面来看，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亟待加强，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虽然美国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相对短暂，然而却不乏多样的文学风格和流派、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美国特有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美国人求“新”、求“异”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在其文学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从清教韵味浓厚的诗歌、革命思想鲜明的宣传册，到浪漫主义的散文、现实主义的小说，再到族裔特色纷呈的当代文学，无不尽显美国文学的艺术魅力。   在这座文学圣殿中，“自然”这一名词有着非常耐人寻味的特殊意义，因为美国文学中的“自然”风格作品蕴含着不同的文学发展阶段、流派及特点。   第一个典型的“自然”流派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是美国浪漫主义的一个支流，严格意义上是指被称为超验主义的“自然写作”（naturewriting）。超验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有三。首先，超验主义者强调精神，或超灵，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其二，超验主义者强调人的首要责任就是自我完善，自我依靠。其三，超验主义者认为自然界是超灵或上帝的象征。   因此，超验主义主张回归自然。这种观点的自然内涵是，自然界万物具象征意义，外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体现。典型作家为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1803-1882)和梭罗(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   梭罗到沃尔登湖生活，通过简朴的生活来检验自己的超验主义信仰。他在《沃尔登》一书中记录了自己的湖畔生活。全书以篇幅最长的“节俭”开场，叙述的基本是枯燥琐碎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开支等。然而在这些似乎毫无“文学性”可言的数字背后，是梭罗的生活信条：人应当尽可能地降低物质欲望，而将精神追求作为第一要义。   阅读梭罗的《沃尔登》，人们不难发现两个内容并行发展，一是说自然，一是说人，总的是说人应该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梭罗接近自然界和生活，他的意象多从大自然和生活中来。   他在1859年的一则札记中说；“文学的根基是事物。自然物体和现象是表达我们思想与感情的原始象征物或符号。”可见，这种自然写作蕴含着浓郁的唯心主义色彩。   第二个典型的“自然”流派是十九世纪末形成的一股文学思潮，即所谓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以及西部边界的封闭，“美国梦”骤然破灭。在法国作家左拉的影响下，一批青年作家开始冲破现实主义的传统，开始反映人在环境和遗传两种力量的支配下毫无自由意志，任凭摆布的状况，这便开始了自然主主义创作。自然主义代表性作家包括史蒂芬•克兰（StephenCrane,1871-1900）、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Dreiser1871-1945）、弗兰克•诺里斯(FrankNor－ris1870-1902)、杰克•伦敦(JackLondon,1867-1916)。克兰，以自传体“中部边地”系列小说闻名。他的代表作《红色勇士勋章》文字简洁，意象清晰独特，书中有意识地将法国印象派画法用于文学。克兰写出了讥讽与怜悯、幻想与现实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绝望中尚存一线希望的双重情绪。总之，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和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的描摹自然。   第三个典型的“自然”流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引起极大关注的，被文学批评家称为“生态文学”的流派，其核心特点是关注对自然界的保护。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王诺先生给生态文学下的定义是：“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   在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时，生态文学特别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急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这一流派最受关注的作家当属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她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她的所有作品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其特殊性只是人能改变自然，而且，这种改变往往是不可逆的。一九六二年，她发表了代表作《寂静的春天》，指出滥用杀虫剂已伤害许多生命、影响了自然生态，如果再不改变，人类面临的将是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发行了22种语言译本，影响遍及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立法取消DDT的使用。1992年，美国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5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书。   综上所述，美国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文学潮流基本上贯穿于整个美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也表现出不同的基调和特点。概括来说，文中所介绍的第一个流派着眼点在于感受自然的淳朴、神秘与美好；第二个流派着眼于对自然的敬畏与无奈；第三个流派着眼于保护自然。这些“自然”风情形成了美国重要的文学传统，其所标记的美国社会价值观变迁成为21世纪美国价值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特勒说过，英国其他时期产生过一些同样伟大甚至更伟大的作家，但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像浪漫主义时期这样涌现这么多确实举足轻重而又各具特性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历时并不算长，纵然是从布莱克的《天真之歌》（1789）算起，到1830年即已趋于结束。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作家们几乎同时生活在英伦三岛，但彼此却很少唱和追随，从政治信仰到文学理念，他们往往大相径庭，彼此悖驳。   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浪漫主义作家们身处这一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之中，反倒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并无透彻的自觉，这便使得浪漫主义文学并未形成高度一致或基本统一的风格和理念，反而呈现出一派复杂多样的文学气象，使后来的文学史家很难对“浪漫主义”做出令人满意的理论概括。人们意识到，浪漫主义不同于以往的艺术运动或文学流派，如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这些流派容易辨别且相对统一；而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则是变动不居、各具特色的，有激越有含蓄，有精致有粗犷，有细腻有豪放，有写生有写意……，但是，历史愈沉淀，我们愈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些经历同样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作家们毕竟存在着诸多共性。例如，他们都反抗某种社会羁绊，颠覆某种社会规范，执著地追寻个人的自由和理想。从布莱克到济慈，这种“热情奔放而叛逆”的精神汇聚成一道浩大的洪流。   就英国来说，同样的，尽管浪漫主义诗人彼此间很少相似之处，但只要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与法国或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们做一比较，就会使人立刻感受到他们身上共同的英国气质。追本溯源，这种英国气质可以归结到一个明显的本源上，即生机勃勃的自然主义。勃兰兑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指出：“自然主义在英国是如此强大，以致不论是柯勒律治的浪漫的超自然主义、华兹华斯的英国国教的正统主义、雪莱的无神论的精神、拜伦的革命的自由主义，还是司各特对以往时代的缅怀，无一不为它所渗透。它影响了每一个作家的个人信用和文学倾向。”［1］的确，似乎惟有自然主义，才构成了英国诗人气质中普遍的、核心的艺术因素，他们对乡村、大海、花草和一切动物的热爱使得他们成为大自然的观察者、爱好者、崇拜者和讴歌者。   一、田园风光之上的冥想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有大量的田园生活描写。在诗人们笔下，无论是清新恬淡的自然，还是绚烂绮丽的自然，无不透露出灵与慧、现实与虚幻相交织的境象。诗人的自然写作并非为自然而自然，而是以我观物、以景抒情、以物观我、以象寓理，在自然中寻求智慧与美感、力量与慰藉，甚至世间的真理。至于借自然之物言情述志，更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自然观的真实流露。“写平凡而表达不平凡，写社会和自然环境而表达人物内心世界，写客观同时表达主观的情况，这是华兹华斯在艺术上的造诣”［2］，也是整个浪漫主义诗人的写照。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并不满足于翔实地描绘自然、展现自然，而是将大自然当作实现梦想的天堂，净化灵魂的乐土。他们是真正的大自然的爱好者，爱好到狂热的程度。由于这一特点，他们的创作尽管旨趣不同，如布莱克和拜伦作有许多“托自然而说理”的诗篇，而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和济慈则有更多“托自然而思理”的华美篇章，但他们在作品的审美意境上无不在自然上下工夫，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纵然描述最简朴的乡间日常生活，也能诗意盎然；纵然描写最虚幻的梦境天堂，也能真实得历历在目，跃然纸上。   若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是在用诗歌描绘自然，莫如说他们是生活在诗意的自然中。柯勒律治说过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得的只能是我们给的，大自然只存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华兹华斯这位描写日常田园生活的大师便以自己的诗歌语言证实了这一道理，也演绎出美的神话。在《早春即兴》中，诗人似乎把自己的神经触角伸展到整个自然中去了，“当我倚坐在灌木丛中，我听见一千种柔和的音响；愉快的遐想，甜美的心境竟把缕缕哀思送到我的心上。”可见，在自然的怀抱中，诗人是在用心灵感悟自然，用热情探寻美的存在，用生命记录自由之歌。   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景物常常被赋予生命和情感，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如布莱克的《向日葵》，“啊，向日葵！怀着对时间的厌倦，整天数着太阳的脚步，它寻求甜蜜而金色的天边———倦旅的旅途在那儿结束”。向日葵，暗喻了人类的欲望，看似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实则令人疲倦。那是多么无奈而又无尽的俗望啊。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诗人还常常将自己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如华兹华斯的《咏水仙》，“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高高地飘游在山谷之上。”或借自然之物阐述其人生体悟，如布莱克《天真的预示》，“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这些诗歌或赞誉大自然的神秘与美丽，或将自然视作心灵的慰藉。在写自然的幽美和雄伟时，也写自己内心澎湃的激情及所感所悟。似乎只有在亲近自然时，诗人才能感受到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愉悦，才能灵感泉涌直至神灵附体之境。由此可见，诗歌中的自然，乃是诗人心中的自然；诗人在自然中汲取心灵的慰藉，在对自然的崇尚中追寻梦想的天堂。   自然、生活、美和自由，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始终是浑然一体、相互渗透的。我们甚至无法分辨是自然赋予了诗人以灵魂，还是诗人赋予了自然以生命。在这些诗篇中，既有瑰丽奇异的想象世界，也闪现着真实生动的现实生活图景，不论是平铺直叙或跌宕起伏地讲述故事，还是激情澎湃或黯然神伤地抒发情感，自然的形象始终都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二、自然语境下的人性思考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诗人们对人性的思考，对人的自然性的关注。他们并不是消极遁世地描摹大自然，而是回归自然，探索隐匿在近代工业文明阴影背后的大自然的价值。诗人们从未放弃过在自然的语境下对人、社会和自然关系的思考。虽然从创作机制来说，自然是激发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进行思考的动因，诗歌是由感悟自然之物而起，但实则诗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人类的核心经验与生存本质。#p#分页标题#e#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期望的是通过重返自然来解决工业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平息商品社会中人类的骚动，甚至净化人类的心灵。当诗人们在纷繁的社会领域找不到出路时，英国丰富的自然世界和美丽的田园风光便成了他们最乐于凭借，并寄予无限希望的解决现世问题的法宝。正是这种对人的自然性的关注和期冀，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描写生活化；这些诗歌通常语言简朴，结构简单，内容平实但却充满挚情而且清新自然。也正是这种试图重返自然、关注自然的理念，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社会现状描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视角。这些故事往往娓娓道来，既没有声嘶力竭的抨击，也没有深邃精辟的评论，却能发人深思，痛人肺腑，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种种危机和隐患，以及所造成的人性缺失。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从自然之美出发，探索和思考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本质和关系，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篇历久而弥新的魅力所在。他们将生态的自然、物质的自然扩展到人性的自然，极大地拓展了艺术表现空间。浪漫主义诗人在处理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关系时，他们更愿意把社会性纳入自然性中，透过自然的视角观察评述人类社会的本质。如布莱克的《扫烟囱孩子》，华兹华斯笔下的《孤独的割麦女》，彭斯《两只狗》中的庄稼人，一次次地叩响人们心灵的良知之门，引发出无数人的愤懑与哀伤。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歌颂的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自然性，也包括人性中存在的自然性，这使得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描写不仅充满了人格魅力，而且触及到人性的深邃内涵，揭发出社会生活的严酷真相。这类诗歌往往体现着诗人们用诗歌重塑自然的努力，传达出诗人们挥斥生活的全部热情与信念。如彭斯在《不管那一套》中大声唱出：“有没有人，为了正大光明的贫穷，而垂头丧气，挺不起腰———，这种怯懦的奴才，我们不齿他！”当许许多多的人完全接受了普遍存在的社会价值中的财富尺度概念时，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批判性地思考这种财富尺度的能力。的确，当人们过多地关注自身的社会性时，似乎已经忘记了人类的自然性。人类将生存需求和金钱扭曲地连接在一起，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遗忘了幸福的本质，而困顿于金钱的枷锁之中。彭斯大声疾呼，他所要唤醒的正是渐渐被人们所遗忘的人之自然性。   正是这种对人的自然性的认同与关注，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写作更深邃、更宏大、更质朴。人不仅经济性的存在、政治性的存在、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也是物质性的存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从心出发，他们是真正的自然主义者，观察大自然，思考社会问题。他们不局限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和羁绊，在诗歌中追求真理，讴歌人性的坦荡、豁达和真实。   三、浪漫主义诗歌之生态批评   回到当下的社会，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处在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生态文明”前所未有地受到了人类的关注，才出现了“生态学”视角下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生态学为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写作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文学和生态学的联系何在？文学研究能为世界生态系统的发展做些什么？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莱文指出：“我们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3］3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的机能，而在于我们的伦理系统的作用。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3］4   文学生态学的发生缘起于生态危机的客观要求，它“大致涵盖了3个方向：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以生态视角对小说、戏剧进行研究；环境文学的研究。”［4］27文学生态学的发展必将召唤出新的文学内部研究，包括对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描写和文学作品中承载的自然观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简单说就是要研究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写作。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写作，既包括自然描写，也包括人的情感、天性等自然性的描写，这种内在于人的自然主要指人相对独立于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等因素影响的自然属性。事实表明，以此为对象的自然写作正是以某种自觉程度的自然观为基础，对自然予以描写、说明并表达人的自然感受与价值意识的写作活动，包括文学创作和其他自然写生。   英国，作为工业文明的策源地，既是人类和自然之间依附关系被彻底割裂的起始处，也是现代生态危机的体现者。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正处在这一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的前沿，自然也是最先目睹人类生态危机的见证者。虽然受时代条件的限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人类社会生活中自然的缺失，并不乏余力地歌颂自然，重申自然对于人类的价值。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和灵魂的归宿，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从未遗忘这一点。其诗歌中的自然主题既是大自然的描摹，也是作者心灵的流露；既是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冥思，也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结晶，因而得以流传至今，沉淀为现代的生态意识。人类对自然的强烈的依附感原本来自早期记忆，那时人类从自然中获得最可怜但却最珍贵的生存资源，维持了自身的存在和自我评价。而工业革命带给人类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变，也猛烈而彻底地动摇了这个社会的自然根基。时至今日，各种非人道势力裹挟着科技力量，在使人类获得对自然的实际支配权的同时，进而发展到了桎梏人类自由和人类良知的程度。人类在狂欢中甚至呈现出遗忘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势头。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重温英国浪漫主义创作的自然主题，不禁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态意识固然是时代的产物，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虽未具备明确的生态意识和人类存在的忧患意识，但不可否认，他们热爱自然，敬畏自然，在思索人类命运和人类社会、历史问题时，格外注重人类和自然的联系，将其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自然带给人类怎样的命运，人类注定要和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一致的认知。#p#分页标题#e#   时至今日，现实逼迫人们关注环境，生态意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人类业已开始关注这些自然写作的现实生态价值（因而才导致英国浪漫主义创作受到世界各国学者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同时在努力建设基于生态意识的新的文学评价标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敏锐的视角，关注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的弊端，转而回归大自然，汲取自然的力量，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我们今天能够倚重的思想和艺术资源的一部分。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然写作传统既体现出历史性和继承性，又彰显出前瞻性和超越性，为现代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从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思潮，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再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甚至包括19世纪的科学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英国社会的每一重大思想运动和实践活动，都闪现着自然主义创作的影子。”［5］英国社会的这一浓厚的自然主义传统无疑在现代文学艺术以及一般社会文化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英国浪漫主义的兴起是种种历史境况使然；回归自然，是诗人们在时代境遇下必然做出的抉择。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不是生态文学的开创者，但他们至少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的奠基者。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旨在探索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批评’是由生态视野观察文学艺术的一种批评模式，是生态文艺学的批评实践，或称生态文学评论。”[1]我国较早研究生态批评的学者王诺说：“把生态批评定义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最为关键的特点。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有着显示其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的主要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思想的合理性，来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2]

生态批评的哲学基础可以归结为：生态整体主义，也称生态主义。当前生态批评以及生态美学研究者大都从生态主义出发，建立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和谐生态哲学观。在生态批评理论建构过程中，有人提出生态主义的出现标志着人文主义的终结，面对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物种频频消失的现实，提出反人文主义的质问：“人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天天地走向死亡的道路,不禁自问:这是人文主义的必由之道吗?”[3]并提出建立新的“思想范式”———生态主义，以此反对人文主义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样就把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起来，引入生态整体论，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也有人主张生态批评不能离开人文关怀，要在生态批评中引入人文关怀。那么，如何正确理解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并不绝对对立，在反对惟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等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具有终极关怀性质的本体论的人文性话语，坚守诗意生存、诗性智慧、精神和谐的生态主义理论。在生态批评视域中，融入现代人文关怀，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审视当前的生态建设，进而建立理性的生态批评理论，将会对生态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尊重生命的和谐：生态主义的积极意义

王诺说：“20世纪的上半叶的生态伦理思想，可谓生态批评最直接的精神资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2]建立在生态伦理学基础上的生态主义否定人类是世界的标尺，主张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尊重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体，尊重万物存在的权力。

以生命平等伦理思想为基础的生态主义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对长期占据人类思维中心地位的人文主义予以质问和批判，并要求人文主义作出深刻反思。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自然界以人为中心，人是万物之灵，万物之主，是自然界的标尺，对自然万物有主宰的作用。在这一传统思想支配下，人类文明发展进入现代化高度。但同时，人类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明显地表现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严重恶化。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毁灭的现实，让人类自身产生了行将毁灭的恐惧。生态主义认为，这一后果的产生，人文主义应负主要责任。在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矛盾日益突出的当下，人类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生态主义提出非中心化的生态伦理思想，建立生命整体论，把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作为最高利益来追求。整体论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维度。

生态主义首要的主张是“自然为本”，回归自然。在生态主义看来，真正的智慧在于融入自然，取法自然。只有尊重并真正融入自然，“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才能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生态主义认为，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利益高于任何个体的利益；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人类不能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无度地劫掠、挥霍大自然的资源，生态恶化的原因在于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冲突直接伤害了自然，也伤害了人类自己。呵护自然，呵护生命，是人类必须选择的新的生存价值和文明取向。

因此，生态主义极力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中心”论。在生态主义看来，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在失去理性的狂躁中，向自然界索取无限的物质利益，并且以破坏或毁灭自然的方式索取，以此满足人类自身的现实发展欲望。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证明了人类自身建设与发展的成就显赫，以及科学技术在人类物质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人类在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物质文明的突进与道德良知的低落形成鲜明的对比，暴露出的是人类发展与建设的狭隘群体利益观、消费享受价值观，对自然环境特别是对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严重摧残。环境恶化、部分物种相继灭绝、能源越来越紧张、生命健康伤害事件此起彼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中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急需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首要的任务是在文化思想层面对人类的文明建设与发展进行反思，找出我们文化思想内在的自私、狭隘与欲望无边，进而建立新的发展观和生存观念。在这种反思基础上，生态主义提出了“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带来生态批评的一次新的思想革命。

作者：黄立华 单位：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

生态文学话语是以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生态批评运动为嚆矢。进入21世纪，它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几乎与“诸如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批评和后殖民理论等相颉颃。”［1］(Gersdorf＆Mayer2006:9)而后现代主义为了生态批评的需要强调多方修正的多元性，对立二元和等级的不稳定性。这就为各种二元范畴，特别是自然和文化范畴创造了生产语境。本论文拟就两部后现代小说文本中的环境隐喻进行分析解读以揭示出后现代语境是怎样通过语言产生出来，语言又是怎样和语境相联系的。

生态文学话语生成环境虽然生态批评直接关注自然和环境，但是努力将自然现象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会引起概念问题，因为生态本身就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抽象概念。依赖于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质疑本体论论证，生态批评努力研究约翰•本内特所称谓的“多有机生物概念”。也就是说，创造“一个整体实体的意象和概念，然后把这一意象当做真正的实体:如‘环境’、‘人类生态’、盖亚(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或者地球、宇宙、上帝”。［2］(Bennet1996:356－357)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首先，生态批评需要包容的、跨学科的方法。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发现包括多种环境问题的理论方法。实际上，任何对文学理论中的生态问题的质疑都需要理论支撑。改变目前批评理论中的看法和方法需要扩大理论系统;其次，如果批评重点专一于特别的文学作品，如自然诗歌、小说，那么，在分析的过程中批评的透镜必须加宽。最后，如果在生态批评中包括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在解决生态问题时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如果所有文学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都要分析，生态理论需要某种比较复杂的生态文学话语，因为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系统的内容。困难在于选取一种将自然和文学现象联系起来的恰当的批评视角。因而，今天的生态批评是一个不断创新和改造自己的过程;需要不断从其他学科和自然科学借鉴的过程。从文学政治化的视角来看，环境思维所引发的意识以及全球生态危机所提出的美学困境迫使文学批评家去认识文学和批评在理解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地位所起的重要作用。它是以将文学视为斯汶•伯克兹所谓的“一种道德说教的方式”为前提的。伯克兹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在理解生态文学分析的过时的批评方式的危险性的时候是有意义的。

他质疑:“文学可以作为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实际关系加以研究吗?文学应该公众化去帮助提高自然环境的原因吗?”［3］(Birkerts1996:4)虽然生态批评的确应该探索文学和生态相互作用的方法，但也不应该以牺牲文学文本而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临摹为代价。文学不应该用作研究生态问题的借口。生态批评读者也不能回到把文学文本看成仅仅是反映现实的透明介质的境地。因此，生态批评真正关注的焦点不应该是过时的表现主义的模式，而应该是自然怎样在文学文本中文本化的，以至于创造有助于产生文学语言和自然语言之间的互文的而又相互作用的途径的生态文学话语。正如克里斯托弗•曼斯所强调的:“把自然看成是活的、发声的在社会实践中很有意义的。”［4］(Manes1996:15)曼斯也认为自然知识总是受到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的影响。这种观点和威廉•鲁克特所谓的“文学生态”是探究自然边缘化、沉默化和窘迫化的方法如出一辙。它表明生态文学是关于人类对自然环境负有责任心的人类思想的投射。然而，生态文学话语致力于研究文学文本时怎样说明自然的沉默，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生态批评正好起到中间媒介的作用，因为它探索我们在话语上称之为可以操纵的文学中的非人类世界，讨论自然是怎样边缘化的或者沉默的，又是怎样被融入人类语言的。况且，生态批评提供了“分析自然的文化建构，同时也包含语言、欲望、知识和权势的分析”。［5］(Legler1997:227)自然话语建构，要么以浪漫化的、理想化的形式，要么作为敌对荒野。特别是小说和诗歌中的自然话语往往是对自然灾难性的虐待的观念的证实。为此，生态批评不只是观察和阐释而是作为一项积极保护生态的行为。自然话语要让人类在消弭人类和非人类区别的矛盾心态中替自然说话。正如凡尔•普鲁姆伍德所讨论的:“我们作为人能够替非人类的自然说话的假设似乎影响着包容的、独有的‘自然’意义，还认为我们能够完全消除自然和文化区别，不仅仅克服其二元建构。”［6］(Plummwood1997:349)尽管有这样的问题矛盾，生态批评家们认识到需要重建自然，不是作为排除话语的他者，而是作为需要对人类地位的非二元知觉和阐释的主体。与自然的对话就预言而言是不可能的，但是建构一种新的超越，如果不是消除，自然和文化二元对立的理解和认知模式是可能的。生态批评努力解构自然语言对话中的特权人类主体性也许会创造可持续的文学生态视野。虽然自然和文化的区别有很大争议，但是生态批评却是一种“人类已经创造性地帮助我们理解和支配世界”的范畴。［7］(Gruen1997:364)因此，生态批评提倡对已经确立的信仰、观念和我们对自然的理解的再思考，以创立“一种所有生命必然联合的意识”。［8］(Eisler1990:26)为了做到这一点，生态批评需要从现存的批评理论中吸取精华去编码文学生态，去定义以生态为中心的文学话语。这就是所谓的奠定生态批评的概念基础的生态文学话语。《洼地》的主体间性建构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一些后现代小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融入了自然环境成分，呈现出叙述中语言的生态文学作用。

正如苏珊•斯特拉赫尔所认为的;“摆脱错误的和限制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之间的二元性，这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努力进行一种独创性的融合。”［9］(Strehle1992:6)这些生态环境成分构成后现代语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洼地》是一部关于历史呈现的元小说。叙述者历史老师汤姆•克里克(TomCrick)和他的学生争论。他的学生愿意去了解被原子灾难所威胁的现实世界而不愿意研究法国革命。小说一开始叙述历史和讲故事之间的问题的元小说思考与沼泽地区的沼泽地联系在一起。小说的主要生态环境隐喻是“淤泥”。“沼泽地由淤泥形成……。淤泥形成和损害陆地;淤泥一边形成陆地一边又破坏陆地;淤泥同时增加侵蚀;淤泥既不进展也不腐烂。”［10］(Swift1983:7)小说利用这一隐喻对历史的虚构表现进行评论，同时通过诉求自然历史使得历史知识概念疑窦重重。然而，更有意义的是沼泽地发出有关自然的新的世界观的象征性表现的信号。用达纳•菲利普的话说，在《洼地》“确定有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的更为严格的界限。”［11］(Philip1996:219)象征性地标记“缓慢而又艰巨的过程，无止境的而又模糊的土地再垦的过程，也即人类淤泥化的过程”。［12］(Swift1983:8)这一过程和“宏大历史变化”相对立。沼泽地决定叙事本身的本体论现实，强调这样的生态文学话语是怎样与元小说所引发的挑战巧合并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就本体论结构而言，自然的和虚构的两个不同领域共存。正如克里克告诉他的学生，“在模糊的蕨类土地背景中，历史和小说相融合，事实由于无稽之谈而变得模糊不清……”(ibid．:180)沼泽地的历史叙述还和小说的历史表现交织在一起。克里克对荷兰工程师考奈尔溜斯•佛母登(CorneliusVermuyden)在20世纪60年代努力打通通往海洋隧道的叙述提供了自然作用的生态文学阐释:“自然，比我的祖先更有效，开始破坏他的工作。因为淤泥一边集聚一边又停止;一边形成一边又消失。”(ibid．:9－10)这样，作为生态隐喻的淤泥可以通过文本自我参考进行研究，并且赋予小说中自我决定的地位。#p#分页标题#e#

《洼地》的叙述结构基于生态文学隐喻范例的重复，如土地再垦、水、沼泽地、欧洲鳗鱼以及历史性、文本性、间断性和循环性的元小说范例。这样，元小说的、地理的和生物的因素联合起来生成生态文学元小说话语。正如克里克所说，“自然历史、人类自然。这些古怪的、奇妙的商品，这些解法解决的是神秘的神秘。因为试想一想……这一自然物质总是使得人造物质变得更好。”(ibid．178)只有这一生态研究能够再提出文本连贯性的形式。这一形式与历史进程中破碎的、间断的人类经验的混乱相对立。《洼地》中的自然和环境隐喻作为元文本意义而起着作用。这一意义与生命的量子相回应。如果历史是间断的，自然延续性向历史挑战，形成小说中显著的后现代矛盾。人类关系的这种文学表现将生态思维投射到小说的中心文学文本上。在这种情况中作为他者的自然受到挑战;作为主体的自然得以接受。这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自然和人类融合形成相互联系的主体，或者更精确的说，主体间性。突出这样的主体间性必然导致生态文学话语。《洼地》充分体现出这种主体间性。这本小说通过自然和环境隐喻，将自然和人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地理、生物等生态问题主体化以突出周围现实的变迁。

诗歌何为？也许正如查尔斯•哈珀•韦伯（CharlesHarperWebb）所言，诗歌类似孔雀尾巴的进化状态，“象一只嘲鸫引吭高歌一样，一首诗即是一次夺人眼球的自我炫耀”。①要么诗歌的水平取决于诗人的自我调节本能（这也许是人们为什么选择诗人作为性伴侣的原因）；要么诗歌创作能力在祖传背景中取代了其他可取的思维和情感特征。诗歌的读者在展示他们可以成功欣赏优美诗歌的时候显示他们的魅力，文学评论家也是如此。在韦伯看来，达尔文的概念中，完美的诗歌“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好的诗歌在展示作者魅力的同时也避免了令读者难堪。意志软弱、小题大做、平庸普通的诗歌达不到显示魅力或真正诗歌水准；滑头滑脑、玩世不恭、太过时髦、过分自我的诗歌可能是成功的社交展示，但又不是艺术。很明显，进化是要使自己尽量迎合“金发美女”的诗歌品位———既不是太聪明、费劲或自我，也不是大众化的打油诗或者明信片之类的风格，这些恰好符合了韦伯自己的偏爱。   也许，正如艾赛多尔•那比（IsadoreNabi）在《科学与自然》（ScienceandNature）中说，即便是英国的十四行诗也带有达尔文思想的痕迹。既然十四行诗不太可能在生存的竞争中具有优势———物竞天择，那么似乎可以用性的选择和竞争来解释。和韦伯相同的是，那比提出：“我们的假定是……英语十四行诗是一个性器官，像其他更多的肉体性器官一样，有一个被青睐的最佳尺寸。”①似乎十四行代表进化中达到的平衡，这种平衡居于“挑逗和高潮，求爱和安全，激情和谨慎之间，允许一个人以最小的险情和最大的收获来繁殖自身”。②鉴于十四行诗写作当中的文化差异，那比认为：“一首英语十四行诗大约7%的内容是受遗传因素决定的，这7%必然包括制约诗歌篇幅的第14行诗。”   这两个论点中一个带有恶作剧的色彩，另外一个是严肃认真的。但谁又能识别出来呢？那比“对英语十四行诗的进化论解读”的本质被其副标题“E.O.威尔逊还原主义的戏谑评述”以及据说是编辑加在结尾的一些“哲理性的评论”所揭示。然而，查尔斯•哈珀•韦伯并没有从讥讽中受到启发。“诗歌是魅力的炫耀”只是新文学批评运动中一个最不显眼的例子———达尔文主义批评或生态诗学。他的文章总结了其中最糊涂的因素：浅薄的因果推理，欢欣鼓舞地从所谓的事实推演到自以为是的价值观，鲁莽地使用多少有些投机色彩的生物学术语，等等。最刺眼的是，他从把文学看做作者特有的自我调适的产物的有趣想法，跳跃到一个大异其趣且更为站不住脚的说法，即诗歌是“魅力的展示”，之后，又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20世纪美国诗人之间的争论有着宏大的进化意义。   韦伯令人尴尬的大胆之举并不一定会戳穿威尔逊（E.O.Wilson）夸大其词的结论：“人类思维最伟大的事业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企图将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③真正辉煌的事业将可能遭到那些拙劣或无能的人们俗丽的模仿。借用达尔文的著名术语“进化”，威尔逊的生命观确实有其伟大之处，那就是，毫不含糊地献身科学进步的启蒙事业，联合所有知识———包括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知识。来自学理上的挑战是，如威尔逊所言：“我们知道，几乎所有人类行为都是有文化传播的。问题是，生物学和文化之间如何互动的，尤其是他们之间如何跨越所有社会群体进行互动来建立人类的共同性。”④对于真正因社会生物学的著作⑤以及推广和维护物种多样性的工作而出名的学者威尔逊来说，环保的任务要求人们在与历史上偶然存在的文化的复杂互动中理解人性。   既然韦伯的推论证明目前许多已经发表的达尔文主义文学批评案例存在错误（尽管不是很明显的错误），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我们还远不了解什么样的融合是可以包含进来的。目前唯一一部相关的重要论文集《文学动物》（LiteraryAnimal），是拼凑杂混的：有对于一般叙事从进化的、适者生存意义角度进行论证的；有为“人性”观进行辩护的（其中有伊恩•麦克尤恩（IanMcEwan）的一篇出色的文章）；有对注入了色情的作品、悲剧和罗曼史小说进行达尔文主义解读的；以及对于一个经典作品的详尽的、一气呵成的解析，如约瑟夫•卡罗尔（JosephCarroll）对《傲慢与偏见》的解析，他尝试摆脱用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穿靴戴帽式的解析，阐释该文学作品作为对于“女人择偶”叙述的根本意义。在一个详尽的、勉励的但又带有批判性的评述中，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质疑了达尔文主义促进文学批评的潜力：“支持用达尔文主义解读文学的人们……应该做好准备来详细解释进化论给文学研究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性论的复苏。”平克建议说：“一个学科融合式的文学研究应该不光要利用进化心理学，而且还要利用人性的其他的科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语言学……，行为遗传学……以及社会心理学。”如威尔逊所示，生态学似乎证明了学科融合研究可以用来分析人性———通过文学或者任何其他文化形式，但是，似乎生态学无法直接和文化产生联系，而认知心理学等却可以。卡罗尔认为：“文学是由心灵而不是生态系统产生，心灵则是由‘自然选择’产生的，”①当然，‘自然选择’是否有制造文学的功能或者仅仅制造了一个大脑，是否该大脑制造了文学等这样的重大问题还没有定论。与此同时，格林•洛夫（GlenLove）认为：“生态思维———目前因为它涉及用一个扩大了的思维框架来回答有关自然和人类的位置这类问题时候需要考虑什么———必须包括一个更广阔的、更谨慎的对关于人类行为学科的考量，这些学科包括进化生物学和遗传学、生态文化进化学、进化心理学、神经学以及其他以达尔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有关人类行为的科学。”②尽管这一观点中暗含开头提出的两个多少有点戏谑的例子所显示的危险，我还是同意洛夫的观点。#p#分页标题#e#   那么，学科融合对生态批评意味着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会带来隐藏在华兹华斯的名句“解剖就是谋杀”中的还原主义的威胁，威尔逊承认：“这个词本身……有着灭菌的、侵略性的意味，就像是手术刀或者医疗导管。”③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薇尔•普鲁姆德（ValPlumwood）就是典型的把还原主义和机械主义看成是破坏环境和残害动物的战争同僚：“还原的机械主义框架能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距离，这距离使得权力、控制、谋杀和战争成为可能，使得笛卡儿的追随者把动物用于科学试验。”④“还原的机械主义”（reductivemechanism）———或者其他的什么称呼，促成被特雷莎•布伦南（TeresaBrennan）出色地定义为“施虐式冷静”（sado-dispassionate）视角的形成。尽管他们在人类历史上很流行，然而，谴责笛卡儿导致“权力、控制、谋杀和战争”合法化，似乎不可信。事实上，“还原主义”（reductionism）至少有三个容易被混淆的含义⑤：无法避免的方法论的还原主义（无人可以同时学习所有的东西，所以范围必须被限定，参数也需要被控制）；理论还原的目的是以一个层面的现实（如葡萄糖的生化氧化过程）来解释另一个层面的现实（如为肌肉提供能量）的方式来理解现象；哲学上的或形而上的还原，大概是一个无益的理论还原形式，它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家和环境保护哲学家树立的一个靶子。关键是人们都公认，尽管理论上的还原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随着复杂性沿着原子、分子、基因、细胞、组织、有机体和人类级系的逐步上升，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也上升到了新的水平，新的特征就出现了”。①生态系统和人类文化都是具有新特征的复杂系统。在威尔逊幻想出来的“完全融合”的一个“极端例子”中，“自然界是由统领所有其他法则和规律的简单的、普遍的物理法则组织运行的”，这有接近形而上还原主义的危险。之后，威尔逊也承认说：“也许这样笼统地预测最复杂的系统是不可能的。”②然而，目的不在于“还原”，“复杂性才是最终令科学家感兴趣的，而不是简单性。还原主义是理解它的途径”。③事实上，正如不可能找到任何信奉“宿命论”（determinism）的生物学家一样，似乎也没有最新的证据证明：因为极端还原的科学家信奉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机器的科学哲学，人们就把他们视为将世界当做仅仅是一个机器的人。在威尔逊看来，学科融合是人类知识相对于自然界那难以穷尽的、令人惊异的复杂性的对应物，这个复杂的自然界概念普及之后被称为世界上生命的“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用生态系统来解释文化产物，有可能陷入幻觉，尽管这已经成为生态批评的习惯性修辞。比如，威廉姆•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一文中，“将生态学和生态的概念运用于文学研究”④时，时而谨慎，时而随意———有时他承认说，诗歌和生态系统里面的“能量问题不尽相同”；但是，之后他又忘乎所以地说：“如果理解得当，诗歌可以被当做对能量流动、社区建设以及生态系统进行研究的典范。”⑤鲁克特伦理式的和教诲人的热忱以及实验的热情应该控制把诗歌作为典范的冲动，尽管很大程度上应该看什么是“典范”。在科学中，典范往往指的是电脑对一个现象的模拟，这种模拟通过程序或算术指令不断精细化，直到它最后令人满意地跟踪给定变量中的被观察的波动对象（如在全球平均气温中应该与过去和将来变量吻合的气候模型）。尽管地图永远不会和真实的地貌吻合，模型永远不会和现实同一；但是，如果成功被看成是和真实的系统一致的话，地图或模型和现实状态可以完全同一———他们变化模式持续的一致表明模型设计者选择了正确的初始条件、变量和指令。而在诗歌里面，没有什么使得它可以和任何非语言的东西完全一致，遑论任何生物上的东西。换一个做法，诗歌可以是一个生态系统的类比物，此种情况下两者肯定有差异，但是，惊人的相似性将很具有启发性。然而，这样又太生硬，诗歌和“绿色植物”毕竟不同，而且，诗歌是否具备“帮助创造一个永久自动的、不断进化的系统”的功能并不清楚。⑥最好的情况下，诗歌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可以是隐喻性的，或者说隐喻的程度到了生态系统是一个叙事行为或者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物体，因此，它也是寓言性的。说“诗歌是一个生态系统”，就好比说一个老人是“挂在棍子上的一件破外套”———有极强的暗示性且令人记忆深刻，但是绝对经不起推敲。   安格斯•弗莱彻（AngusFletcher）的《美国诗歌的新理论》（ANewTheoryforAmericanPoetry），一部最近的、更全面的关于生态和诗歌关系的理论著作将两者的关系进一步神秘化。书中说：“诗歌和自然界事件之间几乎有着基因关系。”①“环境诗歌”（environment-poem）这一流行词本身显然就是这种诗歌与自然界之间紧密关系的缩影。这在惠特曼身上尤其明显：“他的诗歌不是关于环境的……他的诗歌就是环境本身。”②一些诗人（如惠特曼、阿士贝里、克莱尔）聚合的、善观察的、仪式主义的特性显示出他们的诗歌是“可以自我调节的系统”，其特征是内部的多样化、自我组织以及非线性等。③弗莱彻热情的论证具有极强的、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也极具惠特曼演说的激昂。但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系统果真是“自动诗意化”的，还是他们或多或少是一些有机体的偶然聚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以极为玩世不恭的口吻在他的著作《延伸的表型》（TheExtendedPhenotype）中指责“波谱生态学”（popecology）的“相互依存”以及自我调节的概念“可能是有一个关系网络存在，但是它可能是由小的、利己的成分构成。那些利用有着公益心的同伙们进行繁殖的实体，比起那些为生态系统整体的利益付出的实体，往往更能成功地自我繁殖”。④即使生态系统是自动诗意化（autopoietic）的，它是否和诗歌具有一致性？数字化的非线性（或者是“混乱”）特征取决于恒定复现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公式的结果被看做会再次出现的变量。这种数字的非线性特征看起来最多在隐喻的层面存在，且主要是和主观解读一首诗产生的非线性感觉相关，尽管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复现式的。#p#分页标题#e#   此处有某种尖锐的讽刺意味，因为，就算大家都懂得如何处理比喻性的语言，往往也是文学专家，我们的评论家看起来忽视了同一性、类比和隐喻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科学家承认说，在他们的话语中，隐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需要谨慎处理。道金斯在其专著《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中采用拟人手法的时候，心里有着清醒的意识，但是，来自人文科学的一些批评家却难以理解这种拟人手法的含义。道金斯是样写到：“将基因拟人化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人认为DNA分子有自觉的人格特征，也没有哪个理智的读者会把这种幻觉归咎于作者。”⑤尽管道金斯的隐喻手法在进化生物学、胚胎学和人口遗传学（还有其他自然科学领域）中大量使用，其隐喻手法还是被安德鲁•罗斯（AndrewRoss）中所排斥，因为这种手法“对人类的尊严或社会的变革都不是一个有用的贡献”，尽管自私和利他主义明显是“对行为方式进行文化的特殊描绘”，此描绘在“西方”之外几乎没有意义。⑥这种隐喻描述在罗斯看来不可思议。事实上，把基因当作“自私”的做法会产生一系列的至关重要的假设和预想，如怀孕期间的矛盾特点，孕期胚胎和母亲在一系列的领域争夺资源，类似于主人和寄生虫的关系。把诗歌当作生态系统的做法可能会给生态批评带来累累硕果，但是至今这种做法缺乏解决问题应有的严肃和谨慎；诗歌———隐喻的其中一方，几乎没有努力获得另一方———生态系统的道德色彩。   从表面看，生态概念比起进化观念更不可能被直接运用到文学上来。诗歌既不是形体展示，也不是生态系统，尽管诗歌和这两者都有暗示性的平行关系。诗歌所能做的可能是，充当一个责任心强且教学方法得当的老师手中的教学工具，并与其他方法一起，通过鲜明的隐喻手法，引起伦理变革和政治变革。但是，教训之一是这个工具本身———在这里是被挪用的生态术语———事关重大。举例来说，“共生”（symbiosis）一词是生态批评家们的最爱———人们对之赞不绝口。我不希望我举的例子会让人指责我以怨报德———在《印度生态批评报》（IJE）的第一版中，斯旺那拉沙•兰嘎加兰（SwarnalathaRangajaran）在编辑评论中认为，生态批评“清楚地表明了土地和风景、文本和地貌之间的共生关系，同时意识到了语言和自然界不可分割的关系”。①在同一期中，艾伦•德雷森（AlanDrengson）捍卫阿恩.奈斯（ArneNaess）的“生态哲学”（ecosophies），说它是“尊重如多样性、共生等生态价值观念的个人生命哲学”。②而与此同时，大卫•巴恩希尔（DavidBarhill）把社会生态学的理想状态描绘成“自然和社会区域的共生合作”。③拉马皮里亚（R.Ramapriya）用花和它们的授精花粉的共生关系来表明“任何环境、社会和个人的区别都是人为的”。④可以这样说，生态观念的形成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德雷森不无道理地指出：“我们应该尤其尊重那些和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我们不应该认为他们幼稚或愚蠢。”⑤显然，他的目的是敦促读者努力和自然保持一种平衡关系，这是一个包括本人在内的任何生态批评家都不会反对的道德目标。况且，IJE的撰稿人总的来说都是典型的生态批评家。然而，正如我在《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中所表明的，“平衡”这个比喻已经和现代生态学中复杂的自然系统里那难以预测的动力机制所能提供的证据失去关联。⑥“共生”在生态批评语境中被用做“提喻”，表达一个更大的、不受干搅、自然和谐的理想状态，该理想状态在条件最好的情况下都是罕见的，如果条件不好就是一种虚构。这事实上是通过20世纪早期的生态学折射出来的伊甸园版本。如达纳•菲利普斯（DanaPhillips）所警告的那样：“对于生态批评来说，如果想要成为一个重要的跨学科领域，它需要意识到生态学不是一个融事实、价值观和隐喻为一体的行贿基金，而是一个很难说具有一致性，有着成败相随的过去和相当不确定的未来的领域。”⑦当我们忘记了我们的隐喻不过是隐喻，并把它们当做是实际的真实的时候，就如我们想象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竟然可以亲密交融到像是果园和黄蜂两者之间必然共生的状态一样。简言之，我们一定是心甘情愿地找出已经没有生命力的隐喻并使之复活成为明喻。这样，经不住推敲的比较和对比则更加显而易见。   生态批评的“共生”主要是对抗达尔文令人不快的“自然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场所”的观点，人文学者坚持保守派的立场。尽管自然界有着明显的猖狂掠杀，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我们把共生想象成比竞争更普遍的现象，我们将充满热情建设更加合作的社区。有时候，正如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Callenbach）的《生态学：袖珍指南》（Ecology:APocketGuide）中“相互依存”这个条目所显示的，达尔文的“生存竞争”（struggleforsurvival）被一个童子军的义卖行为所代替。“我们每呼吸一下，就会为植物提供重要的二氧化碳，为生命的延续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任何其他的生物也有着自己的贡献。”①似乎哺乳动物呼吸系统的生化进化是为了制造光合作用的原材料。地衣中的海藻和真菌，或者人体细胞的线粒体、细胞质和平、互惠型的共存都无疑是我们的范例。然而，真正的共生系统应该包括“奴役”其他蚂蚁的蚂蚁（是同种关系、类比关系还是隐喻关系？）、动物和体弱的人类体内的寄生虫、倾占其他鸟类鸟巢的考伯德鸟和杜鹃鸟。奴役和寄生显然不是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所指的互助，但是这是生物学家“共生”概念所应该包含的一部分内容。   在生物学中鲜有强有力的归纳，更别提什么规律了。即便如此，共生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所有有机体中，至少有一个机体的分化程度要少一些。事实上，与将进化看成是朝着更复杂的形式发展的大众观念相反的是，共生可能有时候要求持续简化，比如在肠道寄生虫发生的情况。抛开将“共生”和“合作”进行简单而不确切的等同不谈，对于竞争和合作的适当的平衡关系也没有一个共识。对这一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动物学家看到了更多的竞争，而微生物学家看到了更多的合作。等位基因与遗传基因作竞争，从而超越有机体，使整个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过程给道金斯的基因选择论（geneselectionism）以启迪，这就是海狸坝、白蚁堆，甚至可能是人类的城市所体现出来的延伸表型（extendedphenotype），而林恩•马古利斯（LynnMargulis）的“共生基因论”（symbiogenesis）在生化协同作用中发现了真核状态的细胞起源。道金斯的方法成功地预示了试图吸收复制机制的“非法”或“极端自私”DNA的存在，而细菌质粒交换理论（bacterialplasmidexchange）则致命地打击了达尔文—门德尔（Darwinian-Mendelian）式的“生命树”意象，代之以用DNA作为流通手段的合作交流系统。这样，如何看待竞争和合作，关键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p#分页标题#e#   无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看法会带来一种有益的道德影响，但都是幼稚的。这不会给李尔王带来任何好处，比起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来说，他和女儿们的关系更为直接和感情用事。人们在应对相互依存的关系时方式各异，甚至可以猜测，人们的关系越亲密，他们的反应就越有可能趋于强烈的不理性。在正义和情感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平衡关系。   在维多利亚的“国际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大会上，我半开玩笑地呼吁生态批评界暂停使用“共生”一词，至少需要等到生态批评家对该词的含义有了更确切、更精细的体会之后再使用它。正如道金斯说“还原主义”是一个“喝倒彩的词”，“共生”是一个没有经过生物学的允许的“喝彩词”（boo-word）。人类确实有共生体存在，在以下所有关系中，共同生体的关系既是力量的来源，也是软弱的起源。我们有大米、燕麦、小米、母牛、香蕉、猪、玉米等，我们处在共生的相互联系之中，但是共生的证据应该出现在美国西部小麦大平原上，而不是出现在唯美的冒险家们所追寻的想象的和谐世界的诗歌当中或国家公园里。文学和生物科学之间的学科融合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进展。只有公正地对待生态学，谨慎而适度地从中挖掘思想资源，才能促进两者学科融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