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意识论文范例

1居民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的景观设计着手点

1.1景观设计的多样性

对于居民来说，不仅需要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更需要一个能够让他们感到方便、安全、舒适的生活空间，居民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的景观设计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景观设计的多样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景观空间设计是为居民区创造一个绿色活动的空间，而且，根据景观环境空间的多样性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爱好、不同层次的居住群体，这也是当今居民区人们户外活动的主要需求。可以利用花坛坐凳、树木花草、山石小品等来形成层次丰富多样化的绿色空间，为居民区营造一个良好的绿化环境，使居民区绿化达到多样化、生态化、景观化的要求。

1.2因地制宜的布局设计

居民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的景观设计不能进行统一设计，要结合地区的发展情况因地制宜的对景观布局进行设计，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要考虑到地区的原有地形地貌的形态，例如，水体、山地、绿化场地、活动场地等景观建筑的布置，以及各个形态界限的划分，同时要注意山石小景和景观小品的点缀、景观照明的布局设计、室外家具的格局设置等，要充分体现出原有地形地貌的特色。要考虑到地方民风、气候、生活习惯、周边环境、民俗等特点，同时，还要了解地区的发展现状、历史文化等，综合地区各方面因素的分析再对居民区绿化景观设计进行合理的布局；另外，还要考虑到地区居民区外部自然景观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外部的自然资源直接对城市居民区景观设计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应结合实际的自然景观资源的分配情况进行绿化设计。

1.3景观设计的生态性

首先，在进行居住区绿化景观设计时，应注重植物的多样性，增加植物品种，稳定生态植物的群落，打造多样性的景观色彩、植物品种，全面提升居住区景观设计的生态性。其次，居住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的景观设计主要以植物为主，通过植物的规划设计来进行点、线、面的形态设计，逐渐形成居民区景观设计的层次性，丰富居民区景观系统，为人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再次，要增加居民区景观设计的绿化量，全面提升景观设计的生态效果，对居民区绿化景观设计实施立体绿化，针对居民建筑物的不同结构进行不同的绿化效果，例如，墙面的绿化、居民楼屋顶的绿化、阳台和窗台的绿化、居民小区的棚架绿化等，而且，从这几方面的绿化形式来看，都是不需要占用地面的绿化方式，在节约用地的情况下，又能提高居民区的绿化效果，将建筑空间与绿色空间进行有效的相互渗透与交融，从而有效的提高居住区绿化景观设计的效果。

1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性

1.1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

传统农业重视的是要利用自然的生产力并且要提高生物转化的效率，而生态农业正是传承了这两个优点，并在这基础上增加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效果，将现代农业建设成为了基于酶工程、发酵工程、基因工程、细胞工程以及实现了高度机械化与自动化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1.2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

农业能够在保持为社会提供高质、高量的产品的同时，又能够保持住最佳平衡状态的农业生态。农业环境保护是通过科学的农业管理，来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自然环境和农业自然资源，保护大气、水体、土壤等公益环境，实现农业自然环境和农业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维护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防止环境污染。

2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2.1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

1．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最早是从对生态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开始的。《寂静的春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的译著，该书被视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书中描写了滥用农药、杀虫剂给生物及人类带来的严重危害，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唤起人们对忽略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一份报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见解。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和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拉开了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尽管该书并不是真正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身份在中国登台亮相的，但它在客观上为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国内虽然陆续译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等一些与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著作，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相关论著的译介方面成果较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拉开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序幕。1996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了关春玲写的《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关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该文简要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出现的新特点，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关春玲1996:25-30)。之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妇女和环境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介绍与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近十五年来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笔者发现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哲学、伦理学、宗教等方面开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1996年，曹南燕和刘兵二人合作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论述了女性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原因，较为详细地评述了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提出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学，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做出分析和总结(曹南燕、刘兵1996:54-60)。之后，陈喜荣(2002:525)在《生态女性主义述评》中，把生态女性主义归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论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该文还详细陈述了生态女性主义本体论的建设性贡献，指出“非二元论是生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根据”。台湾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中指出，儒学“天人一体”的概念“并不制止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行为”，“承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种环境伦理。”二元论究竟是不是对妇女和自然双重压迫的根源?这个问题仍将继续探讨下去。李建珊和赵媛媛(2008:1-6)在《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2000年，肖巍在《妇女研究论丛》上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一文，这是典型的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树仁大学王建元发表了《生态伦理与中国神话》一文，该文尝试从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有关女神的)中发掘生态女性主义的论点，以期提炼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学陈霞(2000:37-40)的《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论文，该文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参照，探讨了中国道教独特的女性观念及其对妇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义。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策略，这是雌性反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尊重理解这种方式，在对待自然和社会时，不要盲目进取、以强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压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2010年，李瑞虹的《绿色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鲁塞尔的生态思想探究》对美国女神学家鲁赛尔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来，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已经正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表明，从文学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的局面，涉及批评理论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韦清琦在《外国文学》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研究的前景相当乐观”(韦清琦2002:35-36)。同年，陈晓兰(2002:42-48)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把生态女性主义看作“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具潜力的批评。从2004年开始，一批运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作品加以阐析的论文涌现出来，例如左金梅的论文《〈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戴桂玉的论文《从〈丧钟为谁而鸣〉管窥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王文惠的论文《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张燕的论文《寻归自然，呼唤和谐人性———艾丽斯•沃克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刍议》，吴琳的论文《解读“海洋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单乳女性家族回忆录———〈避风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解读》等。笔者近些年来一直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研究，力图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研究相结合。2008年，笔者完成了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论文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阐析和解读，试图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展现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借鉴作用。例如2006年，韦清琦在《江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一文中强调，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类似，在参与经典的重构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阐析了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还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过对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差异。通过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他向我们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借鉴作用。他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前景(韦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了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尝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一种绿色女性主义的解读范式(韦清琦2009:28-30)。王明丽(2010:107-112)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用以解读晚清女性小说，发掘作品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p#分页标题#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除了上述几种视角之外，还有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学术思想发展等视角，由于从这些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极小，笔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评述。此外，自2003年以来，出现了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而且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已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呈现出日趋繁荣的局面。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论思潮，其理论思想还远未成熟，在理论建构方面还很薄弱，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还是刚刚起步。   2．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探因   生态女性主义进入中国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理论传播和接受的特点来看，这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受“本土”实践需要的制约，二是受历史文化的制约。从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语境来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当代现实语境压力所致，是改变当下人们生存状态这一现实需要的呼唤。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质，而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进程又加剧了贫富分化，大多数人尤其是贫困妇女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成为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最大挑战。虽然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建国五十多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这不但影响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现实需要之外，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还有赖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从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它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道家阴阳和谐的关联性思维，化二元性为二级性，避免了本体上的二元对立;道生万物的哲学观体现了人与世界的连续性。著名汉学家安乐哲指出，在道家哲学中，关联性思维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阴”和“阳”作为关联关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义现象某个本质特征的普遍原则，而是表述具体差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的解释性概念范畴(安乐哲2002:257-259)。阴和阳不是构成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具体情境中相对而成的。“阴”和“阳”二者之间不是逻辑或因果的关系，而是一种美学秩序。它揭示了一种由不可取代的个别项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体事物的这种执着的特殊性和这种特定统一性的和谐具有紧张的关系。”(安乐哲2002:80)也就是说，理解具体事物时，应承认其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整体性，把每一个具体事物都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看待。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父权制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导致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因此，它提出“彻底的非二元论”的主张，提倡多样性，尊重差异性，强调整体性，相信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道家的这种非二元模式的整体性的思维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   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曾指出，老子“将女性作为无为和自然原则的象征而加以赞颂”(史华兹2004:209)。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守柔曰强”(陈鼓应1984:89，342，237，265)。这里，老子明显表现出对与女性相关的品质“柔”的偏爱和推崇，强调女性的特性和价值，赞扬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在主要观点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前提。   中国现实的妇女和环境问题证明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贵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契合点，我们可以此为基础，合理整合内外资源，构建和谐正义的世界。   3．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自引入中国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对环境哲学、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生态女性主义以独特新颖的视角拓宽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环境问题，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解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揭示破坏自然、压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种压迫都源于同一种力量:父权制文化。在以父权制文化为基础的权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权意志的统治和剥削。在生态学家看来，造成目前生态危机的原因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世界观，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才是造成这一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她们不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且还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权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评，使我们能够避免把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简单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和生态学理论，拓展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新的内容，推动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用生态学的观点补充完善女性主义，意识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相互联系，理解这种联系对女性主义和生态保护意义重大。它促使女性主义把对性别压迫的挑战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压迫非人类自然在内的其他各种压迫形式。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反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且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歧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等任何形式的压迫。它力图消灭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二元论和统治逻辑，提倡尊重差异，主张和谐、正义的原则，呼吁恢复女性长期以来被压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扬女性美德，诸如平等意识、宽容精神、对他人的关爱等。#p#分页标题#e#   生态女性主义既关注生态与性别的关联，又注重考察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将其置于具体的权利关系和物质层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识体系为基础重建生态文明，这对于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有助于我们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妇女问题，把性别与环境、性别与发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历史的、语境的方法对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整体地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虽然不能直接解答我们中国妇女面对的问题，但是它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为文学批评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从“自然”和“女性”双重视角解读文本，重新审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揭露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掠夺，批判一切压迫形式和观念，使文学作品中一贯被作为背景和陪衬的、被读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显出来，从“缺席”转为在场，从无声变为有声，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有助于人们改造内心世界，达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为树立正确的女性观和自然观提供精神资源，为缓解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危机、实现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舆论导向作用，最终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男性和女性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将“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新标准，使文学作品中隐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义被重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它积极推崇关爱自然与女性的创作，从而将一些新的文本纳入批评的视野。凡体现出整体的、相互关联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洋溢着关爱、同情、抚育温情的文学作品都受到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推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经典文本的重构、对男性作家自然写作进行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评定以及重写文学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生态女性主义确立了新的伦理价值观，改变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文学批评范式，为文学批评家们提供了新的文学批评尺度，为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模式，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使得文学理论的建构更具方向性，同时更具时代色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拓宽研究视野，加强生态女性主义话语的多层次研究，发掘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此外，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需要加强跨文明比较研究，加强中西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传统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为我国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资源。   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尚处于发展之中，理论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内一些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还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作为一种生态哲学或者环境伦理学被学术界引进和介绍的，研究者侧重于关注它对中国环境保护和科技哲学建设的意义，而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则重视不够，所以，一些批评家指责生态女性主义过于偏激。笔者以为，生态女性主义在提升被压迫者的地位、宣扬被压迫者的价值、批判父权制给妇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确实有些激进，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可以说正是这些偏激的特点才使生态女性主义日益成为人们重视的批评理论，这种“策略性的偏激”或许会有益于社会进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弘扬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主张以此来抗拒、消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危机，对其中比较激进的观点，我们应该仔细辨析，区分出有价值的部分和主观、片面的观点。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对现实的反思与批评卓有成效，在解构和颠覆父权制意识的过程中，扮演了理论先锋的角色，但从理论建设方面来看，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亟待加强，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摘要：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要求。高校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应自觉承担起价值引领和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课堂中构建生态意识，有助于提高生态教育的系统性和精准性；推动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从而更好地拓展高校德育内容，培育时代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高校；学术英语；生态意识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加快了经济发展和文明交流，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产业结构的巨大转型。与此同时，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日益严重。在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把生态文明教育融入日常学生教育管理是当前学生培养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将生态意识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提高生态教育的系统性和精准性；将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而言，将生态思维传递给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教育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以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通过系统全面传授生态环境知识为手段的教育理念。生态教育不仅有助于让学生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要求将生态意识、生态系统、生态思维融入课程教学，通过系统的学习引导学生热爱生活、保护环境，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作为高等学校专门用途英语（ESP）系列教材之一，《学术英语•理工》秉承“以结果为导向”的学术英语教学方法，在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和学术水平的同时，其课文内容以生态环境为主线，将生态意识贯穿于语言教学中，将高校德育和智育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1语言训练和文化教学有机结合，提高生态教育的系统性和精准性

《学术英语•理工》采用多种英语教学方法，将语言训练和文化教学有机结合，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生态意识。第一，大量阅读的输入。该教材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了若干单元主题，每个单元主题安排至少三篇学术论文或学术文章。教材以学术英语论文写作任务为重点，共分六个单元。教材中设定的单元主题分别为：选择（论文）题目、查找信息、听讲座、撰写文献综述、撰写学术文章、做口头展示等。课文内容涉及网络生态、环境生态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如：网络黑客与信息泄露、人工智能的利弊、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造成的影响、核辐射的危害、转基因食物的优势和风险等。第二，定量、原汁原味的、有思想的文章有利于学生对生态意识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教材用1752个词的篇幅详细阐述了全球变暖对于气候变化、动物王国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全球变暖造成极端天气的出现、动物数量的锐减和臭氧层被破坏，这些后果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影响，使学生意识到全球变暖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课文通过列举数据、引用例证的方式增强文章的可信度和可读性，将大学英语由日常语言交流学习推向了学术思考的新高度。作者通过数据例证的方式证实在过去的70年间，地球比上一个千年的任何时候都要热，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种变暖在急剧加速。虽然可能会有年长的亲戚告诉我们他们回忆过去的某个时候，那时夏天更热、天空更蓝，但与客观数据相比，这仅仅是选择性记忆的情况。课文以不断上升的气温趋势这一事实为依据追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源：除了人们熟知的工业废气的排放之外，还有太阳输出的变化（黑子周期）和火山喷发等因素，并详细阐释了这些因素导致气候变暖的过程，引起学生对于生态意识的辩证思考，提高思考的质量和深度，拓宽学生的思维角度和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全面地看问题。第三，以生态项目教学为主线，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术技能和学术素养。《学术英语•理工》突破语言教学的传统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需要为出发点，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开展生态项目教学研究，在培养学生系统了解有关生态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的综合能力。其中每一部分都可以结合课文中核污染与人类健康这一主题进行生态项目教学，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既能学习到文献综述的撰写技巧和学术规范的相关知识，又可以将学生置于生态保护、人类健康这一宏观背景之下，运用课文练习撰写文献综述或课程论文，并通过课堂展示、小组展示的形式汇报交流，有助于学生系统、精准地提高语言技能和生态意识。

2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是对第一课堂的补充和完善。第一课堂是依据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在规定的教学时间里进行的教学活动，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阵地。一般来说，第一课堂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活动。有别于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是指在教学计划之外，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活动，是对第一课堂的延伸和拓展。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满足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大学英语第二课堂是对以语言技能提高为核心目标的大学英语第一课堂的补充，包括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有关英语综合技能提高的一系列活动，其内容可涉及经济、文娱、学术等各个方面。《学术英语•理工》通过在教学单元中插入以关生态环保为主题、以听讲座、做口头展示为形式的第二课堂相关内容，将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学术英语•理工》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教师将教学内容由课内延伸至课外，通过设置听讲座、做口头展示等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将书本的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从而更好地将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有机结合，将课内和课外有机结合，整合大学英语课内课外两个维度，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局限，实现学习与实践的高效联动。教材从听前准备、讲座介绍、例证解析、指示信号词、记笔记等几个方面较为系统地为学生听讲座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技巧和建议。作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讲座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方向指引以及兴趣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材运用任务型语言教学方法，“任务”以语言运用为主要导向。经过前两个单元的学习，学生已经对于学术英语的文章的行文模式以及生态环保的相关知识有了初步掌握，具有一定的阅读和感悟能力，能针对有关生态环保的相关主题较为清晰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评论，具有一定的数据收集整理和问题分析解决的能力。本单元从听讲座的本身入手，在介绍技巧方法的同时，每一部分都配有以任务为导向的讲座视频。如第二节Lecture10，课本以两类题型（选择、简答）的形式，设置了两项任务，要求学生在观看讲座的同时解决相应的问题。如：演讲者是如何引入讲座的主题的；演讲者有关能源利用效率的态度是什么；演讲者有关机动车尾气排放的建议是什么等。题目设置以演讲者为主体，突出了讲座的实际效用；演讲者的内容与生态环境有关，通过数据、推理、提问等方式与观众互动，增强了学生的直观感受。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尝试在原有问题的基础上结合课内外相关内容对课本中的任务进行改编和补充，将其设置为完整的任务链，在促进学生英语综合技能提升的同时，提高学生听讲座的效率和技能。同时，在生态项目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用生态良心提高生态意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价值观。课本从口头展示的准备、组织口头展示的内容、使用适当的语言、做演讲、使用直观教具、回答现场提问、参加小组讨论等几个方面较为详尽地阐释了如何做一场优秀的口头展示。在大学英语日益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背景下，学术英语口头演讲打破了教师单向的知识传递与灌输，形成了以学生为主体、以组织交际活动为特色的良好学术氛围。教材任务的设置中，要求学生根据所给图示和给定的主题（全球变暖及其影响）做口头展示，引导学生从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气候变化以及对野生动物行为的影响、雪线的上升和物种的灭绝等三个方面分析全球变暖的影响并做口头展示。学生可以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例证、辅之以PPT或者讲义的形式，以小组或个人讲述的方式在课下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或小组讨论。这些形式丰富了大学英语教育第二课堂，提高了学生口语和交际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将生态系统的特征和生态平衡的意义更主动地传递给大众，使大学英语自觉主动承担起生态道德教育的伟大责任，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素养的国际化人才。

学术期刊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个链条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它好像排球里的“二传手”，在同论文作者的学术互动中，经过栏目和选题的组织策划、约稿组稿、编稿审移、评价推介等环节，实现论文作者的发稿需要，同时又通过期刊平台的展示和推介，为学术界乃至社会提供优质学术产品需要，从而服务社会和促进学术发展。在学术期刊生态链中，如何更好地把学术期刊这种“二传手”功能发挥出来，就要通过自己的一系列专业性活动，在满足论文作者及社会“双重需要”中提供“双重供给”。但从目前的期刊学术生态系统中还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期刊发展“供给侧”结构改革。

一、学术期刊有效供给的评价标准

学术期刊办得好不好，不能用自身封闭的标准评价，而要看它在促进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中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我国现阶段办好学术期刊应把握三个评价标准原则:

1．加强理论研究的指导性、主题性和规范性

党的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有不同的知识建构需要，学术期刊自然要为各学科的建设提供平台和交流媒介。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发展空间。”［1］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和使命担当是学术发展和创新的根本条件及根本问题，只有对我国空前伟大的变革实践保持高度的介入性，才能从中获得自身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学术期刊可以从我国目前学术研究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出发，实现学术论文对西方理论的移植性研究取向转向自主体性研究，从解释性研究取向转向创造性研究，从单纯知识性兴趣研究取向转向思想性、前沿性研究。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应该成为期刊的重要取向。期刊发表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这是由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学术期刊不能为追求“学术性”和影响因子而淡化意识形态属性。严把政治关是学术刊物自觉程度和创新高度的重要衡量指标和评价依据。

2．坚持原创性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停滞，在我国的社会科学许多研究领域已出空白和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急需补课和借鉴西方理论研究成果，因此学习、引进、借鉴西方的学术理论是必要的，但在随后的学术复兴中却出现了西方理论“一边倒”的情况，失去了学术发展的自主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民族自尊心的增强，人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提高文化自信，在思想理论建设上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南，新时代学术的基本语境应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为主体性来建构当代中国化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在选题方向上要解决“西方理论，中国验证”，或“中国经验，西化解释”等不良倾向，解决原创性缺失，自主思想创造衰竭问题。失去了自主性，也很难体现学术精神。当然我们也不是主张固步自封，封闭自尝，而是强调学术研究要开放包容、中西融通、互学互鉴的学术作风。

“超循环”是圈行系统中的各部分以及整体，产生周期性的变化与旋升。②它融合自然之道与社会之道、思维之道与存在之道、研究方法之道与研究对象之道，是世界万物生发的格局与态势。近代，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随着地球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生发了拯救人类精神生态，呼吁环境保护的生态批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生态批评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生态批评产生。中国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生学科，其生长态势自然也遵循了超循环之道。   一、“依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看似一体”   生态批评起源于欧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见端倪，九十年代兴起。在中国发出的最初声音是司空草1999年11月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一文。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潮是在2002年，以王诺教授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标志。国内关于生态批评的综述文章主要有：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以及其硕士毕业论文《生态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1999—2005》、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等，另外在鲁枢元教授的著作《生态批评的空间》和刘文良教授的著作《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中也提到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兴起与发展。以上学者在阐释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时候，一般都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文学归入生态批评的发展中来。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文章把生态批评兴起的时间定为1987年，其根据是文艺学家鲍桑葵1987年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中的词条“文艺生态学”；把生态批评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定为1994年，其根据是有关“生态美学”论文的发表。［1］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一文提到了生态批评在中国起步的标志———司空草1999年发表的文章《文学的生态学批评》，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她在提及国内生态批评文章和专著的时候把曾永成教授的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文艺学》、姜澄清教授的专著《艺术生态论纲》和徐恒醇教授的专著《生态美学》列为生态批评的代表作，而且文章后面把国内的生态美学会议看成了生态批评研讨会，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批评看成了一体。［2］刘文良教授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一书中有关生态批评发展综述的论述在前言的第二部分———“当代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崛起”，刘教授虽然没有把生态文艺归入生态批评，但是文中提到“2000年出版的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2年出版的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0年出版的徐恒醇的《生态美学》、2003年出版的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等，都宣示着中国生态批评研究已经‘渐进佳境’。”［3］第三部分“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现状”，提到“国内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几次有关生态批评的大型学术会议，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老庄生态智慧与诗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等生态批评研究的学术著作陆续推出。”［4］也没有把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分开。然而，中国生态批评起步期为何会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看似一体”？原因就在于这时候的中国生态批评是“依生”于西方生态批评、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而成长的。   二、“竞生”和“共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耦合并进”   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后，马上引起了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两个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这种关注有其必然性。首先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都是在地球生态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而产生的，本是同根而生；另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彼此有着学科互补性，能够耦合交融。生态批评属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应用研究维度，生态批评的发展能够促进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又能反之为生态批评提供更好的哲学支点和理论规范。中国的生态批评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中国本土又有其知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所以生态批评传入中国以后，其发展有两支主流。一支主流是最初把生态批评从西方引入中国的那一批专家学者，这批学者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大都是从事比较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一般英语水平高，能直接阅读欧美的最新学术成果，及时了解西方的学术潮流。比如王诺教授还曾去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王诺教授在哈佛大学一年访问的学术成果。除王诺教授外，这一支流的代表人物还有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胡志红教授、刘蓓教授等。另一支主流是在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传入中国以前就从事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代表人物有袁鼎生、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刘文良等专家学者。   前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王诺、韦清琦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王诺教授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开始发表关于生态批评的文章，主要有：2002年发表《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2005年发表《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2006年发表《北美印第安神话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三人谈》、《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我们绝对不可等待”》、《从生态视角重审西方文学》，2008年发表《论华海的生态诗》、《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生态批评读本”述评》、《生态批评的思想文化批判》，2009年发表《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梭罗简单生活观的当代意义》、《“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2010年发表《从表现到介入：生态文学创始人卡森的启示》、《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从王诺教授2002年到2010年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文章特点来看，主要有两方面转化：一是其生态批评逐渐把生态美学的审美性批评引进生态学、文化学批评；二是其生态批评不断扩展批评空间，从起初的对生态文学、自然写作作品及作家的批评扩大到了对整个西方文学、中国传统经典的批评。韦清琦教授任教于南京师大外国语学院，也是在2002年开始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论文。2002年发表《用生命铸造的生态经典———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的春天”》、《方兴未艾的绿色文艺研究———生态批评》，2003年发表《全球化时代的“非典”及生态学反思》、《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2004年发表《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访劳伦斯•布伊尔》、《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2005年发表《生态意识的文学表述：苇岸论》，2006年发表《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三人谈》，2009年发表《农妇•剪纸•狼———重读贾平凹的“库麦荣”》、《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2010年发表《走向一种人文仿生学———论当代中国自然写作的一些特点》。和王诺教授不同，韦清琦教授较少的将中国的生态美学思想引入生态批评，韦教授对生态批评的研究一是努力将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引入国内，以促进中西生态批评的融合；二是提倡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生态批评的实践应用维度。#p#分页标题#e#   另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袁鼎生教授、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袁鼎生教授是国内生态美学学科领域的大家之一，之前从历史、逻辑、应用、比较、元学科等五个维度系统构建生态美学学科。袁教授2009年出版著作《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2010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生态批评的规范》。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袁教授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5］提倡中国风范的生态批评应当吸收中国生态美学的审美性因素，而构建一种文化、艺术、哲学等中和价值更为完备的新批评。鲁枢元教授是国内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发表过很多生态批评论文。主要有：2002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2004年发表的《精神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2005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野与尺度》、《现代都市：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生态批评》，2007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域》，2009年发表的《生态批评中的“自然”含义》。鲁教授生态批评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于《生态批评的空间》一本书中，对生态批评研究的贡献主要在“生态批评的空间”这一范畴上。鲁教授指出了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是以生物学知识系统为背景的知识空间，它不同于之前的神学知识系统和物理学知识系统下的知识空间。古代文论的形态更多的体现为“精彩灵动的话语片段”［6］；现代社会的文学批评让文学艺术创作服从机械的科学定律，其理论形态多表现为“冷漠坚硬的结构”［7］；当代社会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既自成系统又充满活力的批评。”［8］鲁教授认为生态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环境文学、自然文学和公害文学，表现人类在社会中地球上生存状态的整个文学系统都可以用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研究、批评。”［9］两支主流在“竞生”和“共生”中“耦合并进”。进而为下一步中国生态批评在“整生”中的超循环发展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三、“整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超循环”发展   “整生”视角下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的认同上；另一个是对生态批评原则、规范的探讨上。   （一）空间、对象认同的超循环   生态批评刚传入国内的时候，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一方面是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及其作家，另一方面是中外的现当代文学及作家。前一类多以古代自然山水诗人的诗歌、生态文学、环境文学作家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为对象，比如何悦玲2001年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共生与和谐：人类家园的古典理想境界———〈花源诗并记〉生态美学解读》是对古代文学中自然山水诗人的作品的解读；张志平2001年11月于《名作欣赏》发表的《对一种生态伦理的诗意想象———贾平凹近作〈怀念狼〉解读》是对生态文学的解读；老树2004年10月于《森林与人类》发表的《草原尽头的狼风景———〈狼图腾〉与生态文化》是对环境文学的解读。以自然、生态、环境文学作家为批评对象的文章，例如李玫2005年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发表的文章《郭雪波小说中的生态意识》。后一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如张艳梅2005年于《临沂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中国现代抒情性乡土小说的生态伦理叙事》；对外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比如王育烽2005年11月于《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发表的《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的自然生态意识》。随着对生态批评认识的加深以及生态批评学科生命力的日益显现，国内专家学者认识到了生态批评批评对象应该扩展至古今中外整个文学系统，显示出对生态批评空间、对象认识的超循环。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批评的空间》中认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不应仅仅着眼于文学作品的题材，仅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的狭小范围内。概而言之，迄今为止的文学所表现的无外乎人类在社会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都是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加以研究的。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代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巴金、王蒙、张承志、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张炜、阿来，无不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权衡批判。……甚至不只是文学艺术，还应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话语’。生态批评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10］王诺教授在论文《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也指出“生态批评的研究和评论对象是整个文学，绝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直接描写自然景观的作品，更不仅仅是‘自然书写’。……从根本上说，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包含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思想文化因素，对它们进行生态批评完全具有合理性。……正因为如此，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和评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文学；传统文学，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对象。”［11］王诺教授2005年发表的论文《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以及2008年发表的论文《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都是生态批评空间、对象扩展研究上的实践。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一书中也指出“文学艺术批评的空间与质域，应由文本的审美批评、审美文化批评、艺术哲学批评构成。生态批评，则相应地由文本的生态审美批评、生态审美文化批评、生态艺术哲学批评构成，形成三位一体的质域。”［12］袁鼎生教授从生态学中提炼出生态艺术哲学、生态美学超循环理论和生态学术方法，将更有利于扩展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审视文本、社会、哲学、艺术中的生态关系。#p#分页标题#e#   （二）原则、规范探讨的超循环   2007年左右，国内生态批评研究的关注点开始转向中国生态批评的原则与规范，展示了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刘文良教授2007年2月于《理论探索》上发表的论文《试论生态批评的原则》。文章提出了生态批评的四条原则：一是“以文化批评为本，但不忽视批评的审美性原则”；二是“跨文明，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审视”；三是“‘深层’透析，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四是“‘以人为本’为归指，‘生态为本’为内核”。［13］2009年4月又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本土精神：生态批评的创新之基》，认为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要立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凝练生态智慧，重视本土文学，拓展批评空间，彰显自主思维。［14］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15］提出了“生态和谐标准”、“生态中和标准”和“生态大和标准”生态批评的三重标准，以及“艺术审美生态化”、“生态艺术审美化”和“生态艺术审美化”生态批评的三大规律。2006年王诺教授、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在《三峡大学学报》一致认为中国生态批评需要以一种东西联合的精神进行研究，中国生态批评既要立足本体，又要突破本土而走向世界。［16］之后王诺在《欧美生态批评》一书中结合西方生态思想和我国古代生态智慧，列举了生态批评“生态美的自然性”、“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和“生态审美的交融性”三条原则。［17］鲁枢元教授认为生态时代中国学术将走向一个新格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开始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并成为构建当代世界生态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8］   基于此，鲁教授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列举了生态批评的九大尺度：（1）“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2）“人类……不应为了一己的利益、尤其是为了那些已经显得很不正常的利益去无度地掠夺、挥霍大自然。”（3）“生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诗学的、美学的问题。”（4）“不能忽视人的自然醒，人与自然的一体性。……”（5）“决不能把全球化单单看作全球经济一体化，更不能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继续破坏全球生态一体化。……”（6）“……诗意的生存，是一种低消耗的高层次生活，是人类有可能选择的最优越、最可行的生产方式。”（7）“生态文艺批评忧患中不丧失信念，悲凉中不放弃抗争，绝路上不停止寻觅，……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艺批评。……”（8）“生态批评……更是一种姿态、一种情感、一种体贴和良心、一种信仰和憧憬。……”（9）“……生态批评并不排斥包括形式主义批评在内的其它各种类型的文艺批评，因为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多元共存’。……”［19］可见，中国生态批评的当前探讨都一致性的强调了生态批评的审美维度、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并提倡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学术资源。这将是对西方生态批评单调的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以及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中国生态批评超循环发展的一种显现。   四、结语   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遵循“超循环”的生发路线主要经过了上述“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阶段。从“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视角统观而看，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从起步时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看似一体”，到后来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耦合并进”，再到目前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超循环整生发展，显示出其健康的生长态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生态批评一定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体系完备、话语健全、具有中国风范的成熟学科。

学术期刊是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重要象征。数量迅速增长的科研论文，一方面为我国期刊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科技期刊提出了提质增效的要求。2019年8月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推动我国科技期刊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意见》首先强调了科技期刊的重要性，提出了由科技期刊大国向期刊强国迈进的目标［1］。与此同步，《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9）》也正式出版。王恩哥院士曾在介绍《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时提出，其首次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国科技期刊的问题和现状，并以第三方的视角分析总结了国内期刊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预测了趋势。他还说，这将推动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并为科技强国战略和建成创新型国家提供支撑［2］。毫无疑问，在多部门纲领性文件的引领下，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也将开启新纪元。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战略机遇期，如何应对挑战，提升期刊的质量、国际显示度、影响力和竞争力，是科技期刊及其从业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建设期刊强国的希望在编辑，专业化和学者化的编辑将是推动中国科技期刊登上新台阶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本文拟探讨学者型编辑的价值及其编辑主体作用，以期为提升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办刊水平提供些许有意义的探索。

一、学术交流生态链与学者型编辑的价值体现

（一）学术交流生态链

科技期刊是学术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学术交流的内容和层次息息相关。17世纪后期，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书籍和通信为媒介的交流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科学的发展和学术交流的要求。图书因需作者累积若干研究成果才能出版，不仅耗时多、耗资大，而且不能及时。学术通信方式虽能及时公开，但毕竟是一种非正式的交流方式，缺乏权威性。因此，很多的科学发现、有价值的学说因没有及时发表而湮没。在这个时候，迫切需要一种新型出版媒介来完成科学交流的使命。学术期刊应运而生，其标志便是1665年1月5日正式出版的《学者周刊》，包括十篇文章和信件。最早的《学者周刊》计划的出版范围除政治外，还包括当时人们所感兴趣的考古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里的最新消息和动态。《学者周刊》出版不久，即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前，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人类进入大数据时代，科研环境和方法也形成了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的范式。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协作、协同。协作、协同创新的特点是参与者围绕共同目标沟通，依靠信息技术构建的资源平台进行多主体、多因素共同协作。科学技术的协同发展使得研究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精细，不同研究机构之间对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验证要求也越来越高。《自然》（Nature）对1576名科研人员进行调查发现：70%的科研人员曾经尝试但未能重复他人实验。科研成果的不可重复（即可重复性危机），不仅造成科研资源的浪费，而且严重影响了学术交流。可重复性危机与同行评议不够透明、开放，评价机制比较单一、扁平，以及开放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有着直接的关联。其次，互联网时代，创新参与者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手段。但是传统的学术交流体系只有在成果发表后才能共享，并只局限于已发表的论文，并无完整的数据或可供重复的实验流程供读者访问、获取以用于二次分析或深入研究，这已经与科研人员日益增长的知识表达、获取需求严重矛盾。现代的学术交流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开放、完整、及时、客观以及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学术交流重要载体和媒介的科技期刊及其编辑在科研数据的获取、管理、评价、开放发表、确权等方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预见，学术交流嵌套的内容将越来越多，包含学术的创造、学术的传播、学术情报的感知、学术再生，等等。学术交流内容的组织形态也从单纯的文献组织即依靠论文数据库中引证、主题、相关文献等链接，向知识组织即依靠论文及相关文献、碎片化内容、数据（观测、实验、调查的过程和结果数据）和相关知识等链接转变。同时，信息技术、新型的数字出版形态与服务等催生多元的内容整合和传播途径，形成多维、复合、生态化的学术交流生态链。现代的学术交流生态链如图1所示。图中，虚线路径所示为传统的学术交流活动，实线路径所示为现代学术交流生态链。可以看出，在这样一种学术交流生态链里，学术交流的节点之间不再是点对点或点对多的关系，参与其中的编辑和作者、读者、专家之间存在角色互换的可能。因此，学术交流生态链开始具有一些普通社交网络的特性，如开放性、共享性。与普通社交网络不同的是，学术交流生态链是学术人员聚合的平台，参与者需具有专业性和同质化。比如，多个科研机构或群体可借助媒介实现融合，通过APP、微信、会议直播、期刊实时组建成一个整体，围绕一个主题或主题词的论文素材，通过不同形态媒体的多次利用，形成突破时空、区域局限的传播、交流模式。在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中，知识对参与其中的所有人是开放的，作者或读者可以通过整个生态链的任何一个节点查看所有数据，参与同一科技成果的共享。另外，去中心化和自治性也是现代学术交流生态链的主要特征。这是因为：一方面，网络媒体为碎片化阅读提供了发展平台，传播速度的加快能将相近的内容通过不同的媒介推送给读者。传统的期刊与读者之间点对点的学术传播方式被打破，科研人员也不再依赖于期刊影响覆盖的区域以及投放内容。另一方面，强大的数字信息系统使科研人员所面对的信息量大大增加，某种程度会影响科研工作者追踪热点领域。科技期刊倘若不能以不同的表达方式，让学术交流的受众与编辑形成良好的互动，对相关领域的专家、作者实现有效黏合，并将最有参考价值的科技成果及时推送到个人终端，就很容易被边缘化。

（二）学者型编辑的价值体现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现代学术交流生态链中学者型编辑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依靠专业素养，在开放的学术交流生态链中做各方人员的兴趣聚合点。学术交流是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供同质化群体对自我认知、知识脉络和动态信息进行梳理的过程。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学术信息处于不断变化中，时而还会受到肤浅或虚假研究成果的干扰。学者型编辑的身份要求编辑投身学术、，这有助于编辑更好地理解学术研究的内容，把握学科走势以及亟须解决的难点问题，找到合理的选题角度，选择学科聚合点。信息时代的专业数据是分散、无序、碎片化以及海量的。为避免杂乱无章，必须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选择有价值的信息，并将分散、无序的数据转化成有序的数据，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复合体，才有利于专业数据的保存、检索和发现。学者型编辑能够依靠自身的问题意识和专业尺度，借助多种媒介手段，在知识发现平台上进行资源查询和收集，充分挖掘现有的知识、研究方法，并积累解读、透视科技动态的能力，对讨论和交流的内容进行总结，并通过学术交流生态链内部的协同、研讨，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科学研究、成果展示和学术再生。因此，学者型编辑能以热点或难点问题为聚合点，将的文章和问题进行聚合，提高论文被发现和引用的可能，同时使知识更易于应用、发展和共享。第二，支持多级审核，保障学术交流生态链中信息的及时可靠性。为了使学者更充分地了解他人的工作内容，刊物有必要对论文的实验过程、数据等进行全面、精准的诠释。诠释的方式可以是文字、图像、音视频、数据文件、附加文件等。总之，有学术价值的小数据、任何包含学术信息的整体或片段都可以成为学术传播的内容。一方面，在对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进行采编时，除了如实记录和反映参与者的创新性观点和方法外，编辑还必须保证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不少期刊提出以社群化运作为关键，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实现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但是部分研究成果收录时已经严重过时，大量最新研究的价值因无法得到及时评价，而被完全阻挡在学术交流体系之外。两者都要求编辑能在社群网络中及时实现编辑、评审、等工作。学者型编辑能依靠自身的介入，通过对接知识库或专家评议等方式，支持多级审核，及时整理、过滤、加工、各种科研素材，达到减少无关和虚假学术信息，可靠、完整地投放相关科研成果内容的目的。第三，重组知识结构，为学术交流生态链提供合理、程序化的共享知识。传统的期刊出版模式使得学术交流的重心在科学研究的末端：成果展示。通过依附互联网的社群、科研社区力量，虽一定程度促进了共享、合作，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学术交流局限于已发表的论文和相关文献的问题。从图1可以看出，现代的学术传播实际上是一个学术知识体系建构和管理的全过程，不断涌现的新型出版形态导致信息资源的构成、传播以及服务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全媒体化能够提供音视频、数据文件、附加文件等更多附属信息，使出版物本身的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其次，多元化的传播途径可关联更多学术资源，为知识服务奠定基础。最后，互联网的可交互性能够分析用户行为，并据此开展个性化服务。但是用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展示论文、吸引读者，深化和拓展同一主题、巩固学术传播效果，贴近知识服务群体，为受众提供个性化服务，需要进行知识的可再生产、可再重组和可再发性发掘。同时，如果放任各种学术信息在各类媒体平台上堆积，只会带来巨量信息的无序聚合。学术交流的内涵决定其传播不能以量多取胜，这只会降低学术传播的影响力，其结果是得不偿失。因此，期刊不仅需要依靠学者型编辑以学术为导向，对有价值的科研过程和成果给予确认、，还需要依靠学者型编辑通过适度地丰富、延伸知识产品，组织合理的传播内容和途径，全面提升学术信息的知识结构、传播和利用方式。如此，才能更好地促进学术交流和刊物发展。

二、学者型编辑在刊物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摘要：文中采用归纳法、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国内外文献数据库收录的有关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的文献，以及国内外的相关专业书籍，旨在对目前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为今后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理论和依据。

关键词：可持续；室内环境；人文

1传统室内环境设计中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室内环境设计领域，人文可适当地理解为深厚的文化性和带有广泛意义的人性化的设计要素，也在说明人是设计中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文在室内环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国内外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内涵研究产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可持续理念向室内环境的注入，使室内环境的绝大部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人文理论在难以再适合于表达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特质，比如我们的室内设计都是讲求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的方式在可持续室内环境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革命性的进步。但作为室内环境这一领域范围内的研究，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观点仍有一些是本课题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扬弃。例如，钱丽竹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内装潢的主要目的是让在其中的人感觉舒适、自然，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悦，只有将人贯穿于设计的始终才能完成一项完美的作品。钱丽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悦和自由自在，这是对人类情感的关怀，也是可持续室内环境所应有之义，可以作为研究结果的借鉴，可持续还使“自然”富有更广泛的含义，使“自然”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而然。吴美芳在论文《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人文情结》（2003年）中，以人类征服自然的传统思想为依托，解释了现代技术手段的进步以及对建材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建筑室内环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建筑室内环境可以摆脱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满足人们对舒适度的要求。并以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型购物超市这种购物模式为例，说明了技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内环境感受。吴美芳［2］文中对高新技术的未来展望，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技术观念的一个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高技术路线，它的目标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诸如此类的文献，都说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批判性继承，有新的观念融入，对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释，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别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关怀的研究中，传统室内环境的研究成果对可持续室内环境领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许参考和借鉴。

2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中的人文研究现状

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产生已逾半个世纪，目前国内外对可持续室内设计实践方面的理论研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丽•丹尼斯（美）的《绿色室内设计》（2012年），路易丝•琼斯（美）的《环境友好型设计：绿色和可持续的室内设计》（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时产生了不少成功的设计案例，如美国新墨西哥州陶斯县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师坂茂（ShigeruBan）设计的纸质住宅，让•诺维尔（JeanNouvel）设计的法国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国赫特福德郡的BRE未来办公室等。相比较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设计实践及相应理论，人文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在了后面，呈现出发展失衡的态势。只有部分设计理论的文献对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数量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一书中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节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续室内环境的审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节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阐明了他对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本观的个人看法，周浩明认为应本着“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来重塑室内环境的人本观念；在第二章第二节的第四部分论述中，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应该具有动态的可适应性，整个生命周期要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还强调了要鼓励大众参与可持续的设计过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营造一个属人的可持续室内环境。（2）梁丽娜、高金锁的论文《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可持续室内设计》（2003年）中，提到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应蕴涵着平等、发展、公平和民主原则等最基本的哲学思想，应能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资源、环境、人、社会、经济五大系统相互协调，共同进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续建筑的自然光运用》（2004年）一书中的第七章，阐释了自然光与环境、社会、精神、心理愉悦之间的生态联系；第八章阐释了自然光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并提高我们的生态意识。（4）布莱恩•爱德华兹（美）的《绿色建筑》（2005年）一书中的序言三，谈到如何以生态伦理的观点来把控技术；以及建筑空间对本土传统的保护等所能负担的社会责任；并认为室内环境应该吸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的传统和文化精华，以西方现代化科技结合东方传统思想来寻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锋•绿见未来》（2014年）一书的绿见未来的理论部分，用永续设计的理念，为我们预测了未来建筑空间可能为我们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好的设计应该是可持续的，未来的永续建筑是看重匠艺的传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环境）、产业的变革（经济）、人的生活（社会），通过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续的目标是把庶民、人文风物、自然生态升华为“无心”的日常氛围。（6）林宪德（台）在《绿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书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了营养能量向上层传递时的急剧减少，着了保护环境和有效资源，降低熵值，提倡我们过简单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过复杂，一句话，越简单的建筑系统越是好的可持续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论述了适宜技术的社会价值和可持续意义，用现有的材料、技术、施工、设备水平下，发挥最大的地球环保功能，并且保护了当地的传统工艺的活力，使地域文化传承发扬；还借用生态经济学大师舒马赫的观点，论及了“适宜”这一人文性概念：不应该一味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消费标准、价值体系，否则会更加依赖富裕国家而不能自拔，发展经济应当适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产力应适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资源应适可而止、细密分工应适可而止、以科学方法替代常识也应适可而止。（7）大卫•伯格曼（美）在《可持续设计要点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续设计的未来”中，分析了可持续暂时不被人们认同的原因，因为新生的可持续策略具有异于传统的形式，让人产生陌生感，有的思想进步人士又害怕人们异样的眼光，而对可持续望而却步。就像早先的汽车设计成马车的模样，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让人们接受新事物。大卫•伯格曼认为“透明的绿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内空间中具有可行性，生态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当可持续设计不再有一个样子，它就不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再是一种宣言，不再针对一些特殊的（少数的）群体。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绿色”会失去生态化策略对人们的教育意义。（8）来增祥在《可持续发展与室内设计——兼谈绿色室内环境的营造》（1998年）一文中点出了可持续室内环境具有社会性、历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续发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能源等所谓“硬件”的经济技术领域之外，同样也还与社会文化、历史文脉等“软件”因素有关，例如对风景名胜和文物的保护，对地域文化和地区人文景观延续性的重视等等。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对环境的尊重和沟通，对资源的节省和珍惜，在技术上除了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乐于采用因时、因地制宜的“适用技术”。同时还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续发展从哲学上可与我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相沟通，这里的“人”——可视为自我或群体，“天”——是否可认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观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天人合一是人与物的共生，人与环境的“对话”、沟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论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师对可持续美学的看法和谈论，并指出可持续设计的美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它能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现在还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学、生态美学在未来的可持续设计中必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5］。（10）GrazynaPilatowicz在论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环境可持续的努力不仅要集中在建筑系统性能和保护资源上，还应当是基于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这才是一个优良的环保设计决策的必要出发点［6］。（11）YaserRezapour等在论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续建筑与文化、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认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续的社会，可持续的社会才能产生可持续建筑；可持续建筑应该作为一个文化背景来建立我们最佳的可持续文化，可持续建筑内涵着可持续文化，它对可持续社会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