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健康论文范例

摘要：文中采用归纳法、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国内外文献数据库收录的有关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的文献，以及国内外的相关专业书籍，旨在对目前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为今后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理论和依据。

关键词：可持续；室内环境；人文

1传统室内环境设计中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室内环境设计领域，人文可适当地理解为深厚的文化性和带有广泛意义的人性化的设计要素，也在说明人是设计中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文在室内环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国内外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内涵研究产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可持续理念向室内环境的注入，使室内环境的绝大部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人文理论在难以再适合于表达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特质，比如我们的室内设计都是讲求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的方式在可持续室内环境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革命性的进步。但作为室内环境这一领域范围内的研究，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观点仍有一些是本课题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扬弃。例如，钱丽竹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内装潢的主要目的是让在其中的人感觉舒适、自然，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悦，只有将人贯穿于设计的始终才能完成一项完美的作品。钱丽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悦和自由自在，这是对人类情感的关怀，也是可持续室内环境所应有之义，可以作为研究结果的借鉴，可持续还使“自然”富有更广泛的含义，使“自然”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而然。吴美芳在论文《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人文情结》（2003年）中，以人类征服自然的传统思想为依托，解释了现代技术手段的进步以及对建材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建筑室内环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建筑室内环境可以摆脱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满足人们对舒适度的要求。并以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型购物超市这种购物模式为例，说明了技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内环境感受。吴美芳［2］文中对高新技术的未来展望，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技术观念的一个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高技术路线，它的目标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诸如此类的文献，都说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批判性继承，有新的观念融入，对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释，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别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关怀的研究中，传统室内环境的研究成果对可持续室内环境领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许参考和借鉴。

2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中的人文研究现状

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产生已逾半个世纪，目前国内外对可持续室内设计实践方面的理论研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丽•丹尼斯（美）的《绿色室内设计》（2012年），路易丝•琼斯（美）的《环境友好型设计：绿色和可持续的室内设计》（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时产生了不少成功的设计案例，如美国新墨西哥州陶斯县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师坂茂（ShigeruBan）设计的纸质住宅，让•诺维尔（JeanNouvel）设计的法国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国赫特福德郡的BRE未来办公室等。相比较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设计实践及相应理论，人文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在了后面，呈现出发展失衡的态势。只有部分设计理论的文献对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数量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一书中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节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续室内环境的审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节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阐明了他对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本观的个人看法，周浩明认为应本着“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来重塑室内环境的人本观念；在第二章第二节的第四部分论述中，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应该具有动态的可适应性，整个生命周期要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还强调了要鼓励大众参与可持续的设计过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营造一个属人的可持续室内环境。（2）梁丽娜、高金锁的论文《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可持续室内设计》（2003年）中，提到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应蕴涵着平等、发展、公平和民主原则等最基本的哲学思想，应能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资源、环境、人、社会、经济五大系统相互协调，共同进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续建筑的自然光运用》（2004年）一书中的第七章，阐释了自然光与环境、社会、精神、心理愉悦之间的生态联系；第八章阐释了自然光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并提高我们的生态意识。（4）布莱恩•爱德华兹（美）的《绿色建筑》（2005年）一书中的序言三，谈到如何以生态伦理的观点来把控技术；以及建筑空间对本土传统的保护等所能负担的社会责任；并认为室内环境应该吸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的传统和文化精华，以西方现代化科技结合东方传统思想来寻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锋•绿见未来》（2014年）一书的绿见未来的理论部分，用永续设计的理念，为我们预测了未来建筑空间可能为我们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好的设计应该是可持续的，未来的永续建筑是看重匠艺的传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环境）、产业的变革（经济）、人的生活（社会），通过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续的目标是把庶民、人文风物、自然生态升华为“无心”的日常氛围。（6）林宪德（台）在《绿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书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了营养能量向上层传递时的急剧减少，着了保护环境和有效资源，降低熵值，提倡我们过简单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过复杂，一句话，越简单的建筑系统越是好的可持续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论述了适宜技术的社会价值和可持续意义，用现有的材料、技术、施工、设备水平下，发挥最大的地球环保功能，并且保护了当地的传统工艺的活力，使地域文化传承发扬；还借用生态经济学大师舒马赫的观点，论及了“适宜”这一人文性概念：不应该一味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消费标准、价值体系，否则会更加依赖富裕国家而不能自拔，发展经济应当适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产力应适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资源应适可而止、细密分工应适可而止、以科学方法替代常识也应适可而止。（7）大卫•伯格曼（美）在《可持续设计要点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续设计的未来”中，分析了可持续暂时不被人们认同的原因，因为新生的可持续策略具有异于传统的形式，让人产生陌生感，有的思想进步人士又害怕人们异样的眼光，而对可持续望而却步。就像早先的汽车设计成马车的模样，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让人们接受新事物。大卫•伯格曼认为“透明的绿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内空间中具有可行性，生态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当可持续设计不再有一个样子，它就不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再是一种宣言，不再针对一些特殊的（少数的）群体。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绿色”会失去生态化策略对人们的教育意义。（8）来增祥在《可持续发展与室内设计——兼谈绿色室内环境的营造》（1998年）一文中点出了可持续室内环境具有社会性、历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续发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能源等所谓“硬件”的经济技术领域之外，同样也还与社会文化、历史文脉等“软件”因素有关，例如对风景名胜和文物的保护，对地域文化和地区人文景观延续性的重视等等。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对环境的尊重和沟通，对资源的节省和珍惜，在技术上除了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乐于采用因时、因地制宜的“适用技术”。同时还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续发展从哲学上可与我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相沟通，这里的“人”——可视为自我或群体，“天”——是否可认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观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天人合一是人与物的共生，人与环境的“对话”、沟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论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师对可持续美学的看法和谈论，并指出可持续设计的美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它能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现在还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学、生态美学在未来的可持续设计中必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5］。（10）GrazynaPilatowicz在论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环境可持续的努力不仅要集中在建筑系统性能和保护资源上，还应当是基于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这才是一个优良的环保设计决策的必要出发点［6］。（11）YaserRezapour等在论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续建筑与文化、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认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续的社会，可持续的社会才能产生可持续建筑；可持续建筑应该作为一个文化背景来建立我们最佳的可持续文化，可持续建筑内涵着可持续文化，它对可持续社会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

学术期刊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个链条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它好像排球里的“二传手”，在同论文作者的学术互动中，经过栏目和选题的组织策划、约稿组稿、编稿审移、评价推介等环节，实现论文作者的发稿需要，同时又通过期刊平台的展示和推介，为学术界乃至社会提供优质学术产品需要，从而服务社会和促进学术发展。在学术期刊生态链中，如何更好地把学术期刊这种“二传手”功能发挥出来，就要通过自己的一系列专业性活动，在满足论文作者及社会“双重需要”中提供“双重供给”。但从目前的期刊学术生态系统中还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期刊发展“供给侧”结构改革。

一、学术期刊有效供给的评价标准

学术期刊办得好不好，不能用自身封闭的标准评价，而要看它在促进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中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我国现阶段办好学术期刊应把握三个评价标准原则:

1．加强理论研究的指导性、主题性和规范性

党的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有不同的知识建构需要，学术期刊自然要为各学科的建设提供平台和交流媒介。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发展空间。”［1］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和使命担当是学术发展和创新的根本条件及根本问题，只有对我国空前伟大的变革实践保持高度的介入性，才能从中获得自身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学术期刊可以从我国目前学术研究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出发，实现学术论文对西方理论的移植性研究取向转向自主体性研究，从解释性研究取向转向创造性研究，从单纯知识性兴趣研究取向转向思想性、前沿性研究。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应该成为期刊的重要取向。期刊发表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这是由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学术期刊不能为追求“学术性”和影响因子而淡化意识形态属性。严把政治关是学术刊物自觉程度和创新高度的重要衡量指标和评价依据。

2．坚持原创性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停滞，在我国的社会科学许多研究领域已出空白和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急需补课和借鉴西方理论研究成果，因此学习、引进、借鉴西方的学术理论是必要的，但在随后的学术复兴中却出现了西方理论“一边倒”的情况，失去了学术发展的自主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民族自尊心的增强，人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提高文化自信，在思想理论建设上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南，新时代学术的基本语境应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为主体性来建构当代中国化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在选题方向上要解决“西方理论，中国验证”，或“中国经验，西化解释”等不良倾向，解决原创性缺失，自主思想创造衰竭问题。失去了自主性，也很难体现学术精神。当然我们也不是主张固步自封，封闭自尝，而是强调学术研究要开放包容、中西融通、互学互鉴的学术作风。

一、研究的基本格局与动态

1．研究主题的选择

对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频次统计显示，在前15位高频使用的关键词中，“教育生态”(19次)、“生态系统”(16次)和“可持续发展”(15次)遥遥领先。这表明高等教育生态研究主要是借鉴生态学的核心概念、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聚焦于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特有问题，而问题的呈现更多的是宏大叙事型的而非微观细致型的。此外，“生态位”、“生态环境”和“生态承载力”等关键词的出现，表明有学者开始借助生态学的核心观点探讨高等教育领域的现实问题，其研究的旨向已开始着眼于某一具体问题的分析，如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生态管理、高校科研系统的生态化资源配置、高校分类和分型的生态位机理、高校人才培养动态、平衡、共生、协调的生态环境构建等，显示出高等教育生态研究开始从单纯的理论建构转向到现实问题的研究。

2．论文的机构分布

在研究的样本中，只有5篇论文来自非高等院校，仅占论文总数的2%，可见高校是高等教育生态研究的主力军。从的数量上来看，广西师范大学以9篇论文居首，其次是华中科技大学(8篇)、燕山大学(6篇)、天津理工大学(4篇)和广西师范学院(4篇)。广西师范大学的贺祖斌先后11篇，对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环境、生态承载力、生态结构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并出版了国内高等教育生态研究领域的第一本专著《高等教育生态论》，是国内少数在这一领域进行持续研究并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学者之一。总之，研究成果零散、研究作者缺乏稳定研究方向的状况依然存在。这表明国内高等教育生态研究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团队，还没有形成思路清晰的系统研究。从论文所属研究机构来看，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具有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学科优势明显的高校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明显高于其他研究机构。这与其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积累和博士研究生学科后备人才培养密不可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农林类高校在高等教育生态研究上也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与农林类高校在学科分布中生态学占据的优势地位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支撑是分不开的。同时，研究成果也反映出一定的地域分布和高校类型差异，如西北地区高校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类高校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也并不多。

3．基金课题产出论文动态

从所依托的科研项目来看，获得基金项目支持的论文为34篇，占论文总量的14.2%。其中获得国家级基金项目支持的论文有10篇，占科研项目支持总量的29.4%；获得省部级项目支持的有21篇，占61.8%；获得学校级别科研项目支持的只有3篇，占支持总量的8.8%。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生态研究目前更多处于自发自主研究状态，在学术体制内获得各类项目资助和支持的研究并不多。这表明该研究领域尚未得到主流学术认可机制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此外，获得的各类课题支持以省部级科研项目为主，从一个侧面表明区域高等教育生态研究逐渐受到关注，针对具体地域、以解决具体问题为主的相关实践研究开始得到认可。

科技期刊是传播科研成果、交流科学思想的载体和平台。截至2016年底，我国科技期刊共有5020种，含中文科技期刊4672种，英文科技期刊302种，其中90%以上的科技期刊均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1］。几十年来，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文科技期刊对科技进步的支撑作用显而易见。近年来，随着我国科研实力的增强，优秀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国际学术交流的需求使英文科技期刊的意义凸显，中国逐步加大对英文科技期刊的扶持力度。国外学术出版机构也开始拓展对华业务，合作办刊或独立办刊，争夺内容资源。中文科技期刊不具备完善的国际学术传播交流功能，在学术推广和首发权确认上均不占优，在出版机制和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后发劣势也依然存在，同时还受到现行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其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基于CSCD的统计显示，被收录中文科技期刊的刊均载文量由2011年的252．19篇降至2016年的215.72篇，降幅为14.46%;基于CSTPCD的统计显示，被收录中文科技期刊的年均载文量在2011年至2016年间持续下降，平均降幅2.20%［1］。如何体现自身价值是中文科技期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颜帅等认为，科技期刊要充分发挥服务科技创新的作用，中国的企业创新基本靠中文科技信息的传播，中文科技期刊应扎根基层，苦练内功，并重视双向译介［2］。李殷等建议中文科技期刊找准定位，着眼于传播科研成果和普及科学知识［3］。严谨等对科技期刊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了探讨，认为中文科技期刊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发展环境亟待优化，评价体系可向中文期刊倾斜，并加强对具备一定学术影响力的期刊的全面支持［4］。牛换霞对科技期刊服务区域经济创新体系的路径进行了探讨［5］;周海鹰等对科技期刊服务浙江区域创新资源的科普化进行了研究［6］;代艳玲等对科技期刊服务科技创新的模式进行了总结［7］。中文科技期刊体量庞大，学科分布较为广泛，兼具母语优势，在传播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支撑国家科技创新的服务生态，可视作创新生态系统内的子生态系统。本文尝试从系统观的角度，分析该服务生态的构成要素，探讨提高服务实效的系统运作模式，并提出相关策略和建议，为中文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1中文科技期刊与科技创新活动的关系

作为记录、传播、交流科技成果的平台，科技期刊是科技创新体系中必不可少的支撑部分。科技期刊对科技创新具有发现、引导、激励、监督、评价、传播等作用［8］，科技创新的过程和成果为科技期刊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科技创新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主体一般为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技术创新主体一般为市场导向的各类企业等。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应用和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国内在技术和工程应用领域的进步其实相当依赖中文科技信息的传播。长久以来，在现行科研评价体系下，知识创新成果较受重视，而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和服务显得不足。科研人员对我国科技期刊在记录科技成果、培养人才、反映国家科技实力3个方面所起作用的认可度并不高［9］，即中国科技期刊与中国科技并不同步。这种不同步也体现为3个方面:一是英文科技期刊未能向外全面展示中国的学术产出和学术贡献，二是中文科技期刊未能向内及时传播国内外的科研进展和科技成果，三是中国科技期刊未能充分发挥科技人才培养功能。“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要加速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强化对前沿科学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大众创新创业等的支撑。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科技投入向民生领域倾斜，促进万众创新，鼓励产学研用协同等。中文科技期刊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部分，根据《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7版)的数据，科技类中文核心期刊共1241种，其中自然科学类期刊344种，医药卫生类期刊250种，农业科学类期刊133种，工业技术类期刊514种。中文科技期刊拥有一定的刊数基础和质量基础，学科分布涵盖了科学、技术、工程等领域，在国内的传播具有语言便利，应当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有效地支撑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也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源头。

2中文科技期刊服务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中文科技期刊是内容的提供者和传播者，通过知识服务支撑科技创新活动，形成了由科技期刊及其发展环境协同作用的服务科技创新的生态。信息、平台、服务是中文科技期刊服务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知识信息是中文科技期刊的内容资源，也是服务科技创新的基础;数字出版平台可以有效集成和实现中文科技期刊报道科研成果、培养科技人才、促进学术交流、引领学科发展等4大功能，提供服务科技创新的技术手段;知识服务是中文科技期刊革新发展模式、整合信息资源、助力科技创新的重点。期刊政策、科研评价和经营理念对中文科技期刊的发展至关重要。期刊政策决定了中文科技期刊的发展方向;科研评价直接影响到优质稿源的去向;经营理念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优先级之争也会左右中文科技期刊的价值实现方式。面对平均载文量逐年下降和稿源流失降级的现实，如果能给予一定程度的政策扶持和引导，吸引优质稿源的回流和反哺，会有力地促进中文科技期刊质量和影响力的提升，增强中文科技期刊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经营理念贯彻于中文科技期刊服务科技创新的全过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需要健康的经营理念，平衡好读者、作者、社会和期刊从业人员等各方的需求。而科技创新也会给中文科技期刊以正向的反馈，为其输出内容资源和专家人才。

3系统运作模式探讨

在数字出版和媒体融合的大势下，中文科技期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故鼎新，集群化管理、多媒体融合、多种经营方式并举等发展模式渐成常态。本节在此基础之上，探讨有效提高中文科技期刊服务实效的生态系统运作模式。

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标准，是培养高素质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内容。一般而言，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标准，关键在于的数量与质量、课题、专利、课时等。而最为重要，莫过于的数量与质量问题。目前，我国一些学术期刊逐渐走向商业化运作模式，无不因为高校职称评定标准。本文从学术期刊与高校教师职称的互动关系入手，详细阐述时下学术期刊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改革学术与完善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标准的若干意见，以为学界同仁赐教。

一、学术期刊是高校教师职称评定的硬指标

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定将论文的发表数量作为硬指标。尽管这种评定模式备受诟病，但其确实在短时间内让我国的学术共同体迅速形成。我国学人的声音亦在这些参差不齐的论文中得到了回应。我们业已告别如民国般不以论文论“大师”的年代，现今教师的学术水平主要就体现于其所著论文数量及质量之中。然而，教师的学术水平并非只靠论文来体现，何况论文的质量有时与学术水平存在脱节的可能。那么是否存在其他更为科学、合理的模式来取代以论文为核心的评价模式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全盘借鉴民国的模式，大师的水平都是通过几篇大作，或者几场演讲来认定，难免有点儿戏。特别是时下“任人唯亲”现象凸出，没有一些指标，特别是一些较为明确的指标，高校的教师职称只会沦为权力高层的游戏———一种能够获取“金币”的游戏。论文，或者只有论文，才能降低此类“游戏”的风险。无可否认，“游戏”仍然存在，只是我们的硬性指标将这些游戏不能在公开场合随时浮现罢了。可以说，论文指标如同高考，新晋教师如同贫穷学子。大家都没有其他更好的路径走，唯独在论文指标、高考面前，人人显得相对公平。因此，这也就是为何多年来尽管论文指标一直饱受批评，依旧屹立不倒之原因。一些制度，特别是涉及面较大的，都会将公平放在第一位，甚至为了公平牺牲效率。科学的制度，必须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任务型的论文指标必然带来了学术期刊市场的繁荣。纵观我国现有的学术期刊，任何等级、任何水平的期刊均有；要版面费的，不要版面费的均有；有通过内部途径录用的，也有通过公平途径录用的。不同于高水平大学必须要求于核心期刊，甚至是CSSCI期刊，大多数普通高校只要求发表在省级以上期刊即可。在这种硬性条件下，就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学术生态———各位教师或学子的著作权不但没有得到尊重，而且需要排着队向学术期刊送钱来；很多期刊似也不再以学术标准来论高低，仅仅金钱足额即可发表。而这种畸形商业链的根源就在于高校不合理论文指标的设置。目前看来，各高校论文指标的设置不仅不合理，甚至是不现实的，对我国学术生态是贻害无穷的。厘清学术期刊科学化发展模式，设置合理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制度，协调两者的互动关系，将是改革的重要方向。

二、学术期刊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有的学术期刊存在诸多问题，此处深入探讨若干个，以供读者明辨：第一，版面费问题。近年来，编辑成本不断加大，而国家在期刊投入的经费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多数学术期刊日益走上商业化道路。以文科期刊为例，能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多为各大学科的顶尖期刊且数量极少，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分两批各评选出100种，共200种优秀社科类学术期刊，至今这个资助数量波动不大。[2]而据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有关负责人透露，截至2017年，中国现有期刊10084种，其中学术期刊6400种，占比超过期刊总量的60%。据万维书刊网统计，目前，我国共有1743种期刊实行免版面费政策。[4]由于精力有限，笔者随机抽出50多种期刊并对该期刊的征稿启事进行阅读，最终证实了该网站上所列举的无版面费期刊属实。可见，有关部门对学术期刊的资助数量可谓杯水车薪。因此，大多数学术期刊走上商业化道路自不待言。诸多“省级以上期刊”一般需要收取作者一定的版面费才能刊登。除了文章质量过硬或者教授级（含副教授）的文章不需要版面费外，许多学报亦要求作者缴纳一定的审稿费和版面费才能刊登文章。据笔者调查，这种现象在医学类、管理类的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尤为严重，多数收取投稿者1500到3500不等的版面费，而一些C刊扩展版亦大致收取1000到5000元不等的版面费。2017年初，原C刊来源刊的《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被评为C刊扩展版，尔后该刊就想划出一定的版面专门供愿意付版面费的人刊登学术论文。这种畸形的学术生态正日益充斥着整个神州大地。理工医学类期刊或者需要通过实验等路径来验证论文是否造假、质量是否符合期刊要求等，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收取一定的版面费亦无可厚非。何况，理工医学类期刊收取版面费，是世界学术圈的通例。这里姑且不探讨理工医学类期刊收取版面费是否恰当，但文科类期刊收取版面费却让人匪夷所思。一些所谓的省级期刊，往往只要给了版面费，无论论文质量如何，甚至有些还一稿多投，均可发表于期刊上，与此同时，杂志社还提供论文的服务。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势必导致学术圈泥沙俱下，论文良莠不齐，对我国文科的长期发展具有负面影响。曾几何时，许多刊物千金买马，通过高额的稿费来吸引一批有志于发表大作的学者投稿。而作者只需忧心如何写出高质量的文章，从不为写出文章后如何发表或囊中羞涩而感到担忧。这种学术生态的转变始于何时，难以深究，但唯一确定的是，我国学术界再不扭转这种以贫富论英雄的局面，将难以让我国学者响亮的声音传得更远，不利于我国在世界学术圈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关于版面费问题，有关部门已经三令五申不能向投稿者收取版面费等费用，但监督不到位，甚至连监督主体都是“闭只眼，睁只眼”，那所谓的监督规定就只能是被束之高阁。第二，审稿时间长问题。上文探讨的是普通期刊的版面费问题，接下来要阐述的是一些核心期刊审稿问题。毋庸讳言，高校引进一个新教师，或许说培养这个教师需要耗费的成本也是极其巨大的。一般而言，新晋教师往往雄心壮志，渴望在高校大展拳脚，干一番大事业。这个事业包含在学术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将之量化而言，即是评上更高的职称，这不仅是新教师实现学术理想的需要，也是其生活所需。而评上一定的职称需要新晋教师能够完成职称评定的相关要求，亦即论文的数量要符合要求。无论哪所高校，发表一定数量的核心期刊论文是必须的。而现实中，许多核心期刊的审稿周期非常长。三个月内是最低限度的，从作者投稿至论文出刊，往往需要耗费作者八个月以上的时间，有的期刊甚至更长。在这个拖沓的过程中，很可能青年教师的“新”观点由于和发表在普通期刊的论文所重合而失去新颖性，降低了论文本应具有的价值。因此，一种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一稿多投就频频出现，甚至看起来是应该被理解、原谅的。与审稿周期长相关的是学术期刊的默认退稿问题。按新的《著作权法》相关规定，作者自搞件发出30日内未收到用搞通知的，可以改投他刊，但多数期刊在征稿启事中仍规定“若投稿者自投稿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收到编辑部回信的，可自行解决投稿”。而现实往往一些编辑次日看完某一投稿者的文章后认为该文章不适宜在其期刊上发表，心安理得地不对投稿者发出拒稿信。一些严格遵循学术道德的投稿者或者会等到三个月后才另投他刊，另外一些投稿者则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一稿多投他刊”。这种默认退稿的规定，容易导致审稿期限过长，而丧失了向其他合适期刊上再次投稿的良机。默认退稿规定的存在，亦表明当下学术期刊对待学术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加剧了投稿者的负担，致使一稿多投在学术界习以为常，对我国学术界的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发展十分不利。第三，关系稿问题。首先，约稿问题。我国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似乎重于学术品德，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学术圈，在学术上相互帮忙尤为频繁。由此，在我国学术阵地———核心期刊，人情气味显得更加浓厚。诸如一些学界前辈担任某一核心期刊的主编后，约稿自然成为了保障核心期刊权威地位的重要路径。而约稿普遍是一些与主编学术水平相媲美的学术前辈的专利，作为后辈的年轻学者往往只能望洋兴叹。如果某一个核心期刊的约稿数量过多，投稿录用的概率就自然变得更低，从而扰乱了正常投稿的秩序。其次，人情稿问题。人情稿与约稿有时交融，但作为关系稿的范畴，前者公正性更加失衡，故此处独立论述。人情稿作为关系稿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一直受到学界的诸多批评。约稿，从理论上而言，是合乎学术道德的。不同于约稿，人情稿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学术秩序，违反了学术道德。诸如某一个核心期刊的主编或者其他编辑将自己的于自己主办的刊物上，或者通过人情的关系，发表于其他刊物上的现象尤为普遍。姑且不论文章的水平是否符合该核心刊物的发表要求，人情稿的出现，往往会损害正常投稿者的权益，以至于许多投稿者“白等了”三个月，原本可能属于这位投稿者的发表名额，最终却让位于人情稿。最后，匿名审稿制度。毋庸置疑，在学界，匿名审稿制度的实行效果一直备受诟病。由于关系稿的存在，匿名审稿制度一直实行得不够彻底。许多核心期刊并非不看重投稿者的文章质量，而是往往先看投稿者的单位、学历、职称、户籍等与文章水平风马牛不相及的因素。我国的学术圈总是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学术话语权往往集中于一些学界前辈手中，而他们的观点总能得到学界的认可，其论文引用率远远高于一些初出茅庐的“小年轻”。在这种情况下，核心期刊为了保障引用率，往往杜绝一些年轻学者的稿件，诸如硕士研究生便很难像十多年前作为第一作者或者独立作者发表于核心期刊，更不用说本科生。一些顶级期刊在选用博士研究生的稿件亦是十分慎重的。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许多核心期刊的匿名审稿制变得名存实亡。

三、高校教师职称改革的方向与学术期刊的发展

第一，限制纯商业化学术期刊，降低版面费在期刊资金来源的比重。首先得限制那些“给钱就”或者“给钱后审稿不严格”的纯商业化学术期刊。在一般论者看来，限制这些纯商业化学术期刊是否显得有点激进，毕竟纯商业化学术期刊在国民GDP、高校教师评定职称方面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基于我国现有的学术生态而言，这些纯商业化学术期刊，就像“毒树之果”。虽然果实没有毒，但这颗树带有严重的毒性，甚至危害到其他树木的生存。在法学学者看来，毒树生长出来的果实是无辜的，毕竟他们并没有对社会造成较大的危害。然而，果实的产生之源确实是牺牲公平，侵犯他人权益而来的，这就越过权利的边界了。长此以往，由于毒树太多，结出的果实太多，妨碍了其他健康之树的果实，毒树之果还有基因变异的潜在风险。毋庸置疑，我国现在的学术生态，处于毒树之果基因变异的前期，虽然不太严重，但破坏力甚强。“乌烟瘴气”，便是非学人经常批判学界的响亮之声。回归至学术研究应有的局面，就必须限制，甚至限制纯商业化学术期刊。纯商业化学术期刊的限制路径，可先拿文科类学术期刊开刀。正如上文所言，文科类文章较理工类文章来得容易，逻辑清晰之余，审稿人只须斟酌理论深度。而理工类文章则不一样，除了初审需要校对好数据之间是否存在逻辑毛病，还得验证数据是否伪造。在这种情况下，理工类文章的审稿成本远高于文科类文章。适当收取版面费亦是无可厚非的。限制纯商业化学术期刊的关键，在于肃清学术的污风，使有法可依。以往“给钱就能发”的现象一度破坏了学术的权威性、严肃性。因此，教育部门应当联同新闻出版部门制定一系列关于整顿学术期刊的相关规定，使之变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部门规章。以往的监督文件仅为规范性文件，既不能有效制约有偿服务的期刊，亦不能有效引导学术期刊规范化发展。有关部门在规制学术期刊的同时，亦应通过加大财政预算、募集社会资助等进路，提高对学术期刊的资助力度，尤其是加大理工类学术期刊的资助力度，鼓励理工类学术期刊收取较低版面费，甚至不收取版面费，以净化学术生态。“新人新办法，旧人旧规定”。除了纯商业化学术期刊需要退出市场外，现有的其他涉嫌商业化学术期刊应通过完善自我发展路径、市场整合、退出市场等方式进行改革，有序地降低版面费在学术期刊资金来源上的比重。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以下径称《意见》）。《意见》要求建立健全确保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在这个《意见》出台前后，许多学术期刊社已经转企，实行市场化运作。而对于高校学报类学术期刊是否走市场化运作还没定论。那么，如何理解本文“企业化”“市场化”同“商业化”的区别？对于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如何实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完美统一”？“在保障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正确解读《意见》的基本精神事关学术期刊的去向问题。学术期刊可以走“企业化”“市场化”，甚至是“商业化”。实际上，三种行为本质上没有区别，均强调营利性行为，即能否赚钱的行为。但赚谁的钱成为判断学术期刊是否把社会效应放在首位的分水岭。不可否认，学术期刊必然存在人员支出、日常经费，亟需融资，但大多数期刊却忽视了社会效益而助长经济效益。试问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符合社会效益吗？显然，只符合经济效益却把社会效益严重践踏。作者将耗费大量精力、呕心沥血而铸成的大作投稿到学术期刊，学术期刊竟然还收取作者的费用，请问这种行为是正常的吗？这起码不符合著作权的基本精神，更不用说所谓的社会效益了。实际上，学术期刊转为企业后，可通过多种渠道获得经济效益，而非榨取作者的血汗钱，这不仅不符合以社会效益为首位的原则，更加不符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美统一。所以，《意见》才强调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时政类报刊等新闻单位，可以依法依规开展有关经营活动，但必须做到事业与企业分开、采编与经营分开，禁止采编播人员与经营人员混岗。可见，学术期刊社却未正式被纳入可以开展经营活动的文化企业。此外，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应严格审核新申请刊号的学术期刊，强调申请者必须以非商业化运作为宗旨，如申请者未能提供承诺或者运作过程中违反承诺的，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应及时吊销该学术期刊的出版许可证。第二，拓宽学术期刊资金募集渠道。一些权威性期刊由于国家资金投入不足，而审稿人物力成本又不断上升，矛盾形成之后往往是变相收取版面费。正如上文所言，降低版面费在期刊资金来源的比重，有助于净化我国学术生态。因而，学术期刊除了不再向投稿者收取版面费外，应自觉拓宽资金募集渠道。学术期刊除了获得国家的资助金、科研机构补贴外，还可以非盈利目的在期刊上设置一定的广告板块，以收取广告费用作为资金来源的保障。广告板块的招揽应以学术会议、科研机构介绍、学术成果介绍等涉及学术内容的优先刊登，尽可能避免与商业化的广告挂钩。为了避免权威性期刊过度招揽广告而有损学术生态，每一期刊所须的日常经费支出、广告收入等事项均应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若期刊的广告收入远超日常经费支出，影响学术生态的，由上级部门责令该期刊更正。在限期内，期刊仍不更正的，由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吊销该期刊的出版许可证。第三，迈向学术期刊科学化发展路径。我国目前的学术期刊的发展，正处于疯狂的商业化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必然不利于学术生态的健康发展，因而亟需调整其发展路径，以科学化发展路径为核心的方向成为其获得生命力的法宝。其一，缩短审稿周期。期刊的审稿期限，直接制约着各种科研成果能否在适当的时机面世。过长和过短的审稿周期均不利于学术期刊的科学化发展。现有多数的学报、核心期刊等，多以三个月为审稿周期，甚至有的季刊、半年刊长达四个月乃至半年的审稿周期。这对于具有时效性的成果而言，实在有点偏长。本文建议所有的期刊，不论期刊是否权威，最长应在投稿者投稿之日起30日内必须告知投稿者文章审稿进程。同时规定，这30日内无论文章是否被录用，编辑部均必须回信告知投稿者文章的审稿情况。鼓励编辑部在拒绝某一个投稿者的文章时，及时回复投稿者，并建议投稿者另投他刊，而非没有任何消息；其二，杜绝关系稿。无论是约稿还关系稿，均在抑制年轻学者从事科研的热情。时下，许多期刊都要求投稿者在投稿时，与稿件一同注明单位、职称、学历、籍贯、年龄等事项。许多期刊未采取删减匿名，影响了匿名审稿的推行。彻底而公平的匿名审稿制，应当是投稿者与人员在文章定稿前均互不知晓个人信息，亦即，应当是禁止学术期刊强制要求投稿者注明其单位、职称、学历、籍贯等个人信息。当文章已经完成了三审后，编辑部负责排版的人员才允许询问投稿者的有关信息。编辑部不能因为投稿者的学历而拒绝刊登稿件。较为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我国，抑或国（境）外，彻底而公平的匿名审稿制，仍未彻底推行。唯一欣喜的是，在国（境）外许多权威性期刊的编辑部，负责初审的人员不会因为投稿者的学历等缘故，而忽视了文章的质量。故而，在一些权威期刊上，屡次传来某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以第一作者或者独立作者的名义发表了论文的声音。而这些现象，在我国许多学术期刊上，尤其是文科类核心期刊上，是一件难以抵达的事情。当然，我国在某一个时间段亦曾有过这样的尝试，仅是时下学术生态作怪而难以普遍出现这种良好的现象。若我国实施彻底而公平的匿名审稿制，必然能够激发广大年轻学者以及其他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从事科研的热情，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学术的现代化发展。当然，为避免出现买卖权威论文的情况，当某一文章在二审通过时，编辑部成员应在咨询投稿者的个人信息后，再将文章进入终审阶段。若文章终审不通过的，则需要阐述详细的理由，并告知投稿者。如此一来，既保证了投稿者的合法权益，亦维护了学术期刊的正常运作秩序，更限制了学术期刊因投稿者的学历低而遭拒稿的情况，毕竟当文章二审过后，学术期刊也会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成本。其三，合理调整年度出版期数。造成时下我国论文泛滥的原因，除了商业性期刊“遍地开花”外，还有部分权威性期刊设置不合理的年度出版期数问题。毋庸置疑，一些权威性期刊的论文亦存在“炒冷饭”的情况。科研成果本应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然而，正如上文所言，约稿、关系稿的出现，人情的介入，导致这些“冷饭式”的论文在我国学术生态中滋生蔓延。因此，学术期刊有必要重新审视把关论文质量的方法，按照国家有关期刊出版管理办法，适时调整年度出版期数。若论文质量实在难以“登上大雅之堂”，则应将期刊的期数减少。若一些顶尖期刊收到诸多质量过高的论文，则应将期刊的期数扩大。能缩能扩，科学办刊，使每一种学术期刊都能获得自主办刊权益。然而，学术期刊不能随意缩小或者扩大期数，故由有关部门建立监督机制是必然的结果。例如，有关部门建立一定的评价指标来评判某一个学术期刊是否应该调整期数，诸如转载率、引用率高的期刊，可申请调整期数，而一些转载率、引用率常年不高的期刊，则需严格审查其论文的质量以便作出是否允许调整期数的决定。第四，建构多元化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机制。教育部门作为我国学术生态的主导力量，理应对时下诸多不合理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制度进行引导，督促高校依法建构多元化高校职称评定机制，避免僵硬的职称评定机制流失科研人才。其一，破格制度的系统化。时下各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定多依赖于所谓的论文与课题。在一般情况下，论文与课题成为了众多教师上升的唯一指标。为了突破以往陈旧的评价机制，虽然破格升职等情况仍不时会出现于公众面前，但仅是偶然现象。现有的破格往往带有高校领导的主观意识，无章可循之情况甚多。例如，中南大学破格将22岁的大四学生刘路聘为研究员便是良证。[8]我们在鼓励破格的同时，亦应将破格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审批人员等制度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现有各高校僵化的职称评定制度，对于高校教师晋升限制较多，尤其是高校教师须有教学年限、指导人数等要求。因为在僵化的职称评定制度里，教师除了量化科研成果指标外，还须经过长时间的磨炼才具备上升的条件。在破格制度里，只要受聘者具有国内外公认的科研水平，即可跨越普通教师需要数十年才能评上正高职称的阶段，职称评定压力的虚化后，受聘者的任务仅为达到一定的科研成就，这将有力地保障科研成果能够尽快诞生，经得起考验。大力推动破格制度的系统化，有助于吸引海内外高水平的科研人才进入高校、科研机构，促进良好我国学术生态的形成。其二，量化科研成果指标。由于多数高校属于事业单位，职称的评定与编制挂钩。高校的职称名额往往受限于上级部门下达编制的数额。许多年轻教师除了满足职称评定制度的基本要求外，还须与其他符合条件的教师进行竞争。副高、正高等职称名额有限的条件下，自然催生了负责评定教师职称的相关人员的私心。在我国“任人唯亲”色彩相对较浓的国度里，人情是连接高校教师情感交流最有力的保障工具。同等条件下，评定人员自然在人情思想的指导下，作出一些违反制度的决定———将上升职称的名额自然交托给与自己熟悉的教师。这种非理性的因素往往过于隐蔽，监督者自然无踪可寻。高校教师人数的膨胀，编制名额又不见增长的情况下，有实力的年轻教师只能继续等待良机。时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正如火如荼，编制问题不再成为高校教师发展的“紧箍咒”。在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形势下，各高校可通过聘任合同的形式，推动高校教师来去自如，吸取更加高水平的科研人员，助推我国现代化建设。量化科研成果指标成为这种趋势的产品。在这种评定指标下，只要教师符合评定职称的基本条件，评定人员只作形式审查，申请职称的教师的相关科研成果和其他条件符合评定条件的，该教师即可获得申请的职称，既不再受限于上级部门或者学校内调整的编制指标，又有效杜绝“任人唯亲”“权钱交易”等行为。其三，科研成果国际化。时下学术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我国学人的话语权有所增强。以往受限于外语水平，诸多学人不能有效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如今，我国学子经过多年的外语培训，相关的外语水平足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因此，高校应鼓励新晋教师多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具体方法包括投稿到权威国际学术会议、国外学术期刊、担任国际学术组织的相关领导职务等。在同等条件下，高校评职称时优先考虑有国际学术交流经验的申请者。只有对现有的商业化学术期刊的运作模式进行改造，才能从源头上促进高校职称评定制度走向科学化、合理化道路，两者的和谐互动下，亦就营造我国学术生态的良好土壤。毋庸置疑，科学而合理的职称评定制度有助于激发高校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推动我国学术走向世界。时下诸多不合理的职称评定制度，孕育了商业化学术期刊的生存土壤。权威性理工科期刊由于审稿的人物力成本过高，向投稿者收取适当版面费无可厚非，但诸多文科类期刊审稿成本与收取版面费之间未能形成公开透明且合理的机制。商业化学术期刊的运作模式一直备受诟病。期间，学术期刊审稿周期长、关系稿等问题亦一直限制年轻学者的上升空间。职称评定制度，造就了商业化学术期刊运作模式，商业化学术期刊又反作用于职称评定制度。相互恶性循环的过程中，最终受害的是我国的学术生态，进而影响我国在世界的文化话语权。教育部门作为我国学术生态的主导者，有责任在火烧眉头的学术恶化状态下力挽狂澜，依法推动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制度走向科学化道路，同时，教育部门亦应加大对学术期刊的资助力度，联合新闻出版广电部门整治各种商业化学术期刊问题，还我国学术生态一片净土。

【摘要】在生态语言学视域下，商务英语教学是一个完整的微生态系统。分析在商务英语专业建设中课程设置不合理、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模式单一、学生能力与市场需求脱节等问题导致商务英语教学微生态失衡。提出建设有校本特色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构建自主学习多模态教学、加强校企联合双轨制发展四个层面的建议，以调节商务英语教学生态失衡的现状，为外贸行业发展助力。

【关键词】商务英语教学；生态语言学；生态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务英语专业建设背后的不足也日渐凸显。作为一个完整的微生态系统，商务英语教学在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教学模式、培养目标等方面存在问题，其中，影响课堂教学的各因子之间的矛盾尤其突出。本文从生态语言学视角探讨如何从生物成分（教师、学生）和非生物成分（课程、教学）两个维度调整失衡的生态系统。

一、影响商务英语教学的生态因子

从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角度看，哈利迪模式关注语言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韩军2013），豪根模式则把动、植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隐喻为语言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即特定语言与其所在族群、社会、文化及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豪根模式’认为语言有自己的生态环境，所用语言的社会及所用语言之人的态度决定了语言生态环境的良莠。”（黄国文2016：9）生态环境由全部的生态因子构成。“生态因子指环境中对生物生长、发育、繁殖和分布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环境要素”（李博2000：13）。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生态因子指影响商务英语教学生态平衡的因素。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教学效果除了受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影响之外，还会随着教师、学校和市场因子的变动而变化。教师是课堂教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教师教学的目标、内容和方法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学习效果，从而波及整个课堂教学效果。学校课程设置的重点直接决定该专业教师的配置和教学重点，同时为该专业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学校的课程设置反映学校的教学定位，这种定位需要满足市场需求，而市场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给学校的课程设置甚至教师的教学带来了压力。最终的教学效果会反过来影响整个市场的发展。市场、学校、教师和学生这四大生态因子共同构成商务英语教学微生态系统。

二、商务英语教学生态失衡表现

“超循环”是圈行系统中的各部分以及整体，产生周期性的变化与旋升。②它融合自然之道与社会之道、思维之道与存在之道、研究方法之道与研究对象之道，是世界万物生发的格局与态势。近代，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随着地球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生发了拯救人类精神生态，呼吁环境保护的生态批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生态批评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生态批评产生。中国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生学科，其生长态势自然也遵循了超循环之道。   一、“依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看似一体”   生态批评起源于欧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见端倪，九十年代兴起。在中国发出的最初声音是司空草1999年11月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一文。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潮是在2002年，以王诺教授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标志。国内关于生态批评的综述文章主要有：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以及其硕士毕业论文《生态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1999—2005》、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等，另外在鲁枢元教授的著作《生态批评的空间》和刘文良教授的著作《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中也提到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兴起与发展。以上学者在阐释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时候，一般都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文学归入生态批评的发展中来。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文章把生态批评兴起的时间定为1987年，其根据是文艺学家鲍桑葵1987年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中的词条“文艺生态学”；把生态批评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定为1994年，其根据是有关“生态美学”论文的发表。［1］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一文提到了生态批评在中国起步的标志———司空草1999年发表的文章《文学的生态学批评》，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她在提及国内生态批评文章和专著的时候把曾永成教授的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文艺学》、姜澄清教授的专著《艺术生态论纲》和徐恒醇教授的专著《生态美学》列为生态批评的代表作，而且文章后面把国内的生态美学会议看成了生态批评研讨会，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批评看成了一体。［2］刘文良教授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一书中有关生态批评发展综述的论述在前言的第二部分———“当代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崛起”，刘教授虽然没有把生态文艺归入生态批评，但是文中提到“2000年出版的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2年出版的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0年出版的徐恒醇的《生态美学》、2003年出版的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等，都宣示着中国生态批评研究已经‘渐进佳境’。”［3］第三部分“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现状”，提到“国内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几次有关生态批评的大型学术会议，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老庄生态智慧与诗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等生态批评研究的学术著作陆续推出。”［4］也没有把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分开。然而，中国生态批评起步期为何会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看似一体”？原因就在于这时候的中国生态批评是“依生”于西方生态批评、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而成长的。   二、“竞生”和“共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耦合并进”   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后，马上引起了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两个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这种关注有其必然性。首先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都是在地球生态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而产生的，本是同根而生；另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彼此有着学科互补性，能够耦合交融。生态批评属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应用研究维度，生态批评的发展能够促进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又能反之为生态批评提供更好的哲学支点和理论规范。中国的生态批评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中国本土又有其知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所以生态批评传入中国以后，其发展有两支主流。一支主流是最初把生态批评从西方引入中国的那一批专家学者，这批学者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大都是从事比较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一般英语水平高，能直接阅读欧美的最新学术成果，及时了解西方的学术潮流。比如王诺教授还曾去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王诺教授在哈佛大学一年访问的学术成果。除王诺教授外，这一支流的代表人物还有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胡志红教授、刘蓓教授等。另一支主流是在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传入中国以前就从事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代表人物有袁鼎生、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刘文良等专家学者。   前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王诺、韦清琦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王诺教授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开始发表关于生态批评的文章，主要有：2002年发表《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2005年发表《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2006年发表《北美印第安神话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三人谈》、《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我们绝对不可等待”》、《从生态视角重审西方文学》，2008年发表《论华海的生态诗》、《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生态批评读本”述评》、《生态批评的思想文化批判》，2009年发表《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梭罗简单生活观的当代意义》、《“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2010年发表《从表现到介入：生态文学创始人卡森的启示》、《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从王诺教授2002年到2010年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文章特点来看，主要有两方面转化：一是其生态批评逐渐把生态美学的审美性批评引进生态学、文化学批评；二是其生态批评不断扩展批评空间，从起初的对生态文学、自然写作作品及作家的批评扩大到了对整个西方文学、中国传统经典的批评。韦清琦教授任教于南京师大外国语学院，也是在2002年开始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论文。2002年发表《用生命铸造的生态经典———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的春天”》、《方兴未艾的绿色文艺研究———生态批评》，2003年发表《全球化时代的“非典”及生态学反思》、《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2004年发表《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访劳伦斯•布伊尔》、《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2005年发表《生态意识的文学表述：苇岸论》，2006年发表《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三人谈》，2009年发表《农妇•剪纸•狼———重读贾平凹的“库麦荣”》、《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2010年发表《走向一种人文仿生学———论当代中国自然写作的一些特点》。和王诺教授不同，韦清琦教授较少的将中国的生态美学思想引入生态批评，韦教授对生态批评的研究一是努力将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引入国内，以促进中西生态批评的融合；二是提倡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生态批评的实践应用维度。#p#分页标题#e#   另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袁鼎生教授、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袁鼎生教授是国内生态美学学科领域的大家之一，之前从历史、逻辑、应用、比较、元学科等五个维度系统构建生态美学学科。袁教授2009年出版著作《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2010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生态批评的规范》。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袁教授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5］提倡中国风范的生态批评应当吸收中国生态美学的审美性因素，而构建一种文化、艺术、哲学等中和价值更为完备的新批评。鲁枢元教授是国内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发表过很多生态批评论文。主要有：2002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2004年发表的《精神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2005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野与尺度》、《现代都市：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生态批评》，2007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域》，2009年发表的《生态批评中的“自然”含义》。鲁教授生态批评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于《生态批评的空间》一本书中，对生态批评研究的贡献主要在“生态批评的空间”这一范畴上。鲁教授指出了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是以生物学知识系统为背景的知识空间，它不同于之前的神学知识系统和物理学知识系统下的知识空间。古代文论的形态更多的体现为“精彩灵动的话语片段”［6］；现代社会的文学批评让文学艺术创作服从机械的科学定律，其理论形态多表现为“冷漠坚硬的结构”［7］；当代社会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既自成系统又充满活力的批评。”［8］鲁教授认为生态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环境文学、自然文学和公害文学，表现人类在社会中地球上生存状态的整个文学系统都可以用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研究、批评。”［9］两支主流在“竞生”和“共生”中“耦合并进”。进而为下一步中国生态批评在“整生”中的超循环发展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三、“整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超循环”发展   “整生”视角下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的认同上；另一个是对生态批评原则、规范的探讨上。   （一）空间、对象认同的超循环   生态批评刚传入国内的时候，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一方面是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及其作家，另一方面是中外的现当代文学及作家。前一类多以古代自然山水诗人的诗歌、生态文学、环境文学作家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为对象，比如何悦玲2001年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共生与和谐：人类家园的古典理想境界———〈花源诗并记〉生态美学解读》是对古代文学中自然山水诗人的作品的解读；张志平2001年11月于《名作欣赏》发表的《对一种生态伦理的诗意想象———贾平凹近作〈怀念狼〉解读》是对生态文学的解读；老树2004年10月于《森林与人类》发表的《草原尽头的狼风景———〈狼图腾〉与生态文化》是对环境文学的解读。以自然、生态、环境文学作家为批评对象的文章，例如李玫2005年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发表的文章《郭雪波小说中的生态意识》。后一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如张艳梅2005年于《临沂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中国现代抒情性乡土小说的生态伦理叙事》；对外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比如王育烽2005年11月于《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发表的《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的自然生态意识》。随着对生态批评认识的加深以及生态批评学科生命力的日益显现，国内专家学者认识到了生态批评批评对象应该扩展至古今中外整个文学系统，显示出对生态批评空间、对象认识的超循环。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批评的空间》中认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不应仅仅着眼于文学作品的题材，仅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的狭小范围内。概而言之，迄今为止的文学所表现的无外乎人类在社会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都是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加以研究的。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代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巴金、王蒙、张承志、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张炜、阿来，无不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权衡批判。……甚至不只是文学艺术，还应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话语’。生态批评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10］王诺教授在论文《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也指出“生态批评的研究和评论对象是整个文学，绝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直接描写自然景观的作品，更不仅仅是‘自然书写’。……从根本上说，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包含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思想文化因素，对它们进行生态批评完全具有合理性。……正因为如此，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和评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文学；传统文学，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对象。”［11］王诺教授2005年发表的论文《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以及2008年发表的论文《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都是生态批评空间、对象扩展研究上的实践。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一书中也指出“文学艺术批评的空间与质域，应由文本的审美批评、审美文化批评、艺术哲学批评构成。生态批评，则相应地由文本的生态审美批评、生态审美文化批评、生态艺术哲学批评构成，形成三位一体的质域。”［12］袁鼎生教授从生态学中提炼出生态艺术哲学、生态美学超循环理论和生态学术方法，将更有利于扩展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审视文本、社会、哲学、艺术中的生态关系。#p#分页标题#e#   （二）原则、规范探讨的超循环   2007年左右，国内生态批评研究的关注点开始转向中国生态批评的原则与规范，展示了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刘文良教授2007年2月于《理论探索》上发表的论文《试论生态批评的原则》。文章提出了生态批评的四条原则：一是“以文化批评为本，但不忽视批评的审美性原则”；二是“跨文明，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审视”；三是“‘深层’透析，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四是“‘以人为本’为归指，‘生态为本’为内核”。［13］2009年4月又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本土精神：生态批评的创新之基》，认为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要立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凝练生态智慧，重视本土文学，拓展批评空间，彰显自主思维。［14］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15］提出了“生态和谐标准”、“生态中和标准”和“生态大和标准”生态批评的三重标准，以及“艺术审美生态化”、“生态艺术审美化”和“生态艺术审美化”生态批评的三大规律。2006年王诺教授、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在《三峡大学学报》一致认为中国生态批评需要以一种东西联合的精神进行研究，中国生态批评既要立足本体，又要突破本土而走向世界。［16］之后王诺在《欧美生态批评》一书中结合西方生态思想和我国古代生态智慧，列举了生态批评“生态美的自然性”、“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和“生态审美的交融性”三条原则。［17］鲁枢元教授认为生态时代中国学术将走向一个新格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开始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并成为构建当代世界生态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8］   基于此，鲁教授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列举了生态批评的九大尺度：（1）“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2）“人类……不应为了一己的利益、尤其是为了那些已经显得很不正常的利益去无度地掠夺、挥霍大自然。”（3）“生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诗学的、美学的问题。”（4）“不能忽视人的自然醒，人与自然的一体性。……”（5）“决不能把全球化单单看作全球经济一体化，更不能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继续破坏全球生态一体化。……”（6）“……诗意的生存，是一种低消耗的高层次生活，是人类有可能选择的最优越、最可行的生产方式。”（7）“生态文艺批评忧患中不丧失信念，悲凉中不放弃抗争，绝路上不停止寻觅，……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艺批评。……”（8）“生态批评……更是一种姿态、一种情感、一种体贴和良心、一种信仰和憧憬。……”（9）“……生态批评并不排斥包括形式主义批评在内的其它各种类型的文艺批评，因为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多元共存’。……”［19］可见，中国生态批评的当前探讨都一致性的强调了生态批评的审美维度、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并提倡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学术资源。这将是对西方生态批评单调的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以及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中国生态批评超循环发展的一种显现。   四、结语   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遵循“超循环”的生发路线主要经过了上述“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阶段。从“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视角统观而看，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从起步时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看似一体”，到后来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耦合并进”，再到目前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超循环整生发展，显示出其健康的生长态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生态批评一定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体系完备、话语健全、具有中国风范的成熟学科。

摘要：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要求。高校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应自觉承担起价值引领和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课堂中构建生态意识，有助于提高生态教育的系统性和精准性；推动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从而更好地拓展高校德育内容，培育时代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高校；学术英语；生态意识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加快了经济发展和文明交流，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产业结构的巨大转型。与此同时，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日益严重。在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把生态文明教育融入日常学生教育管理是当前学生培养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将生态意识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提高生态教育的系统性和精准性；将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而言，将生态思维传递给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教育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以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通过系统全面传授生态环境知识为手段的教育理念。生态教育不仅有助于让学生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要求将生态意识、生态系统、生态思维融入课程教学，通过系统的学习引导学生热爱生活、保护环境，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作为高等学校专门用途英语（ESP）系列教材之一，《学术英语•理工》秉承“以结果为导向”的学术英语教学方法，在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和学术水平的同时，其课文内容以生态环境为主线，将生态意识贯穿于语言教学中，将高校德育和智育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1语言训练和文化教学有机结合，提高生态教育的系统性和精准性

《学术英语•理工》采用多种英语教学方法，将语言训练和文化教学有机结合，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生态意识。第一，大量阅读的输入。该教材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了若干单元主题，每个单元主题安排至少三篇学术论文或学术文章。教材以学术英语论文写作任务为重点，共分六个单元。教材中设定的单元主题分别为：选择（论文）题目、查找信息、听讲座、撰写文献综述、撰写学术文章、做口头展示等。课文内容涉及网络生态、环境生态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如：网络黑客与信息泄露、人工智能的利弊、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造成的影响、核辐射的危害、转基因食物的优势和风险等。第二，定量、原汁原味的、有思想的文章有利于学生对生态意识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教材用1752个词的篇幅详细阐述了全球变暖对于气候变化、动物王国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全球变暖造成极端天气的出现、动物数量的锐减和臭氧层被破坏，这些后果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影响，使学生意识到全球变暖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课文通过列举数据、引用例证的方式增强文章的可信度和可读性，将大学英语由日常语言交流学习推向了学术思考的新高度。作者通过数据例证的方式证实在过去的70年间，地球比上一个千年的任何时候都要热，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种变暖在急剧加速。虽然可能会有年长的亲戚告诉我们他们回忆过去的某个时候，那时夏天更热、天空更蓝，但与客观数据相比，这仅仅是选择性记忆的情况。课文以不断上升的气温趋势这一事实为依据追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源：除了人们熟知的工业废气的排放之外，还有太阳输出的变化（黑子周期）和火山喷发等因素，并详细阐释了这些因素导致气候变暖的过程，引起学生对于生态意识的辩证思考，提高思考的质量和深度，拓宽学生的思维角度和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全面地看问题。第三，以生态项目教学为主线，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术技能和学术素养。《学术英语•理工》突破语言教学的传统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需要为出发点，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开展生态项目教学研究，在培养学生系统了解有关生态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的综合能力。其中每一部分都可以结合课文中核污染与人类健康这一主题进行生态项目教学，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既能学习到文献综述的撰写技巧和学术规范的相关知识，又可以将学生置于生态保护、人类健康这一宏观背景之下，运用课文练习撰写文献综述或课程论文，并通过课堂展示、小组展示的形式汇报交流，有助于学生系统、精准地提高语言技能和生态意识。

2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是对第一课堂的补充和完善。第一课堂是依据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在规定的教学时间里进行的教学活动，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阵地。一般来说，第一课堂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活动。有别于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是指在教学计划之外，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活动，是对第一课堂的延伸和拓展。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满足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大学英语第二课堂是对以语言技能提高为核心目标的大学英语第一课堂的补充，包括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有关英语综合技能提高的一系列活动，其内容可涉及经济、文娱、学术等各个方面。《学术英语•理工》通过在教学单元中插入以关生态环保为主题、以听讲座、做口头展示为形式的第二课堂相关内容，将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学术英语•理工》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教师将教学内容由课内延伸至课外，通过设置听讲座、做口头展示等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将书本的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从而更好地将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有机结合，将课内和课外有机结合，整合大学英语课内课外两个维度，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局限，实现学习与实践的高效联动。教材从听前准备、讲座介绍、例证解析、指示信号词、记笔记等几个方面较为系统地为学生听讲座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技巧和建议。作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讲座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方向指引以及兴趣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材运用任务型语言教学方法，“任务”以语言运用为主要导向。经过前两个单元的学习，学生已经对于学术英语的文章的行文模式以及生态环保的相关知识有了初步掌握，具有一定的阅读和感悟能力，能针对有关生态环保的相关主题较为清晰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评论，具有一定的数据收集整理和问题分析解决的能力。本单元从听讲座的本身入手，在介绍技巧方法的同时，每一部分都配有以任务为导向的讲座视频。如第二节Lecture10，课本以两类题型（选择、简答）的形式，设置了两项任务，要求学生在观看讲座的同时解决相应的问题。如：演讲者是如何引入讲座的主题的；演讲者有关能源利用效率的态度是什么；演讲者有关机动车尾气排放的建议是什么等。题目设置以演讲者为主体，突出了讲座的实际效用；演讲者的内容与生态环境有关，通过数据、推理、提问等方式与观众互动，增强了学生的直观感受。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尝试在原有问题的基础上结合课内外相关内容对课本中的任务进行改编和补充，将其设置为完整的任务链，在促进学生英语综合技能提升的同时，提高学生听讲座的效率和技能。同时，在生态项目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用生态良心提高生态意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价值观。课本从口头展示的准备、组织口头展示的内容、使用适当的语言、做演讲、使用直观教具、回答现场提问、参加小组讨论等几个方面较为详尽地阐释了如何做一场优秀的口头展示。在大学英语日益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背景下，学术英语口头演讲打破了教师单向的知识传递与灌输，形成了以学生为主体、以组织交际活动为特色的良好学术氛围。教材任务的设置中，要求学生根据所给图示和给定的主题（全球变暖及其影响）做口头展示，引导学生从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气候变化以及对野生动物行为的影响、雪线的上升和物种的灭绝等三个方面分析全球变暖的影响并做口头展示。学生可以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例证、辅之以PPT或者讲义的形式，以小组或个人讲述的方式在课下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或小组讨论。这些形式丰富了大学英语教育第二课堂，提高了学生口语和交际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将生态系统的特征和生态平衡的意义更主动地传递给大众，使大学英语自觉主动承担起生态道德教育的伟大责任，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素养的国际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