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范例

摘要:在对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治理机制与社会资本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具有如下特性: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同质性;规范的非正式性和道德声誉的重要性;信任的人际性和信任半径的有限性。这三个特征导致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并不必然带来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但是其在小范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其在大范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效率。同时，无论是目前主导的政府治理机制还是社会资本治理机制，都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这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并不是矛盾的。社会资本机制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机制的治理能力，同时拓宽污染关系人的参与渠道;政府机制则可以解决大范围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资本机制所不能应对的新型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所以，社会资本机制和政府机制中的治理方式可以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生态环境;政府治理机制

在党的上，同志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因此，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必将成为中国现阶段的核心任务之一。但是，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无论是在政府投入还是在治理效果上都存在较大差距［1］。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具有特殊性，简单地将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模式照搬到农村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2］。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生态环境破坏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日益复杂化，政府的单一治理模式也越来越受到挑战［3］。因此，我们亟须寻找一种更有效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事实上，社会资本已经成为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相并列的“第三只手”。对于农村的生态治理来说，一方面，政府在农村尤其是远离城市的农村基层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相对有限［4］，而农村污染的范围则是日益扩大，并具有显著的面源污染特征，因此，“有形之手”在很多情况下鞭长莫及;另一方面，农村的生态环境作为典型的公共产品，市场主体既很难因为环境破坏而受到应有的处罚，也很难从环境治理中获得足够的补偿，因此，“无形之手”在一般情况下也是无计可施。相反，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沉淀了丰厚的社会资本，这部分社会资本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有形之手”的职能空白，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励市场主体的自发行动。遗憾的是，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却并没有有效利用这种优势，本文在分析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对此进行系统分析，以全方位、全地域地推进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

一、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

根据普特南的研究，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组织包含的信任、网络和规范的特征，其作用在于协调行动和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5］。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解不同，但是学者们都普遍认同其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核心要素:关系网络、规范和信任。社会资本也主要通过这三种机制对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一)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关系网络机制

1．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形成以行政村作为基本单位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具有如下特征:(1)封闭性。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农村基层单位通常是以某个大姓家族为中心，其中又有若干小姓，不同的村通常具有不同的大姓，在这种情况下，关系网络的封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姓家族对于小姓家族的封闭。通常来讲，大姓家族在村中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小姓家族则处于附属地位。另一方面，不同大姓家族之间的封闭性。不同村之间由于姓氏家族的不同，通常来往较少，处于弱关系网络状态。(2)同质性。通常来讲，我们可以将关系网络分为两种:水平关系网络和垂直关系网络。对于农村基层单位而言，更多属于水平关系网络。大姓家族内部成员之间一般具有血缘关系，个体成员也具有相同的权利和地位，其生活经历相似，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相近，因此，彼此之间很容易交往，成员之间具有较高的信任度。2．这种具有封闭性和同质性的关系网络对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1)对于小范围的生态环境而言，关系网络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既有可能克服环境治理中的“搭便车”行为，也有可能加剧环境破坏中的“羊群效应”。因此，如果大家族能够积极行动起来保护生态环境，那么就能有效克服环境治理中的“搭便车”行为，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绩效。但是，如果大家族为了获得更多收入而采取了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也将很难得到纠正。因此，关系网络对于小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是一把“双刃剑”，其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和破坏都具有极高的效率。(2)对于大范围的生态环境而言，关系网络的封闭性使得环境治理和环境破坏的难度都增大。由于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涉及大姓家族之间的共同行动，而由于以姓氏为核心的关系网络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家族之间的合作很难实现，导致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很难在既有的关系网络下得以实现。同样，如果某一个家族的行动破坏了大范围的生态环境，那么受此影响的大家族就会采取集体行动对此进行抵制，从而延缓生态环境破坏的进度或者降低其被破坏的程度。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的大范围和小范围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地域概念，主要是指生态环境的治理是否涉及不同姓氏的大家族。综上，农村基层单位基于血缘形成的关系网络具有封闭性和同质性的特征，这既降低了关系网络采取内部集体行动的成本，也提高了关系网络之间进行合作的难度。因此，对于小范围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或破坏的效率较高，而对于大范围生态环境进行治理或破坏的效率则较低。

0引言   塔拉滩地区位于共和盆地西南部，距海南州共和县城约3．0km。由于滩地的地表水匮乏，地下水未开发利用，塔拉滩地区居民人畜饮水及农灌水均来源于低于滩地带200余米黄河抽取，而地下蕴藏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没有利用，生态环境却因缺水而不断恶化、土地严重沙化、草原不断退化，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已迫在眉睫，塔拉滩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和改造已刻不容缓。   1地下水形成的自然条件   1．1地理位置   塔拉滩位于群山环抱的共和盆地中部黄河左岸，平面上呈东宽西窄的“葫芦”状北北西向展布，南北长约25km，东西宽约66km，面积约1．38万km2。地势上以3°～10°的坡降自北西向东南倾斜，至最低处的龙羊峡水库水面海拔高度仅为2574m。涉及共和县7个乡9个行政村、有人口21885人，有草地面积208843hm2，耕地面积662hm2，牲畜存栏25．3万头(只)。因受严重缺水条件限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铁盖乡全乡人均纯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受气候环境条件的影响，塔拉滩地区风沙大，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治理用水也异常紧缺。   1．2气象及水文条件   塔拉滩地区具有日照强烈、冬寒夏凉、日温差较大、降水集中、干旱少雨、风沙大、无绝对无霜期、气温低、冷热剧变等特点。盆地多年平均气温1℃～5．2℃，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10．5mm，多年平均蒸发量1751．4mm，一般风速9m/s～10m/s，最大风速12．3m/s～18．3m/s。共和盆地干旱少雨，自然条件较差，导致地表水系不甚发育，区内主要有三大水系:1)沙珠玉河发源于盆地西部的阿拉丘一带，汇水总面积5703km2，全长95km，由泉水汇集而成，自西向东注入达连海湖，沙珠玉河多年平均径流量16232×104m3。2)恰卜恰河是黄河一级支流，河流长约70km，流域面积817km2。山口处测得瞬时流量0．483m3/s，出山后2km～3km即渗入地下，转化为地下水，至上再次溢出，转为地表水，年径流量达2828．78×104m3/年，最终流入黄河。3)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山区，龙羊峡坝址断面的多年平均流量为640m3/s，总径流量202×108m3/年。   1．3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1．3．1地形地貌及地层条件   滩地由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组成，塔拉台表部地形平坦开阔，三个塔拉由北而南从低级到高级呈阶梯状排列，东西向自山区至平原区由高到低，滩地带高出黄河400余米，滩地东缘的黄河谷地形呈多级阶地，其中Ⅰ，Ⅱ，Ⅲ级阶地已被龙羊峡水库淹没。共和盆地在第四纪早～中更新世内陆沉积环境中，堆积了厚达300m～1000m的松散堆积物，下部为一套早更新统亚粘土、亚砂土、中粗砂、粉细砂地层，表部覆盖了上更新统亚砂土、亚粘土、砂砾石、中粗砂、中细砂层，为盆地第四系孔隙水的赋存运移创造了良好空间。   1．3．2地下水的形成与分布   具独立补径排水文地质系统特征的共和盆地地下水，严格受控于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及地貌环境背景条件。滩地西部及北部的基岩山区是滩地地下水的补给区，广大滩地带富含丰富的埋藏深、分布较广的松散岩类孔隙半承压、承压水。共和西盆地是一个半封闭的盆地，南北山区是地下水的形成区，以大气降水补给为主。而山前平原和盆地中央是地下水的径流排泄区，地下水以径流为主，黄河谷地则是盆地地下水的主要排泄区。   1．3．3地下水的补径排条件   1)滩地地下水来源于滩地周边基岩山区，周边基岩山区是滩地地下水的补给区。盆地北部的青海南山和南部的河卡南山，由于山区基岩裸露，构造、风化裂隙发育，地形陡峭，大气降水迅速汇集沟谷或渗入基岩裂隙中，减少了水分的蒸发，有利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形成。另外山区气温低，降雪时间长达5个月，大量积雪于4月份融化，集中补给地下水，有利于地下水的形成。基岩裂隙水又以泉的形式排泄于沟谷中汇成地表径流，在出山口后大量渗入地下，形成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大气降水形成山区地表水和地下水，它们是盆地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因此山区是地下水的补给区，山区沟谷是盆地地下水的补给通道。   2)山前倾斜平原和盆地中央是地下水的径流区。无论是潜水、承压水或半承压水都是接受山区沟谷地下径流的补给和山区地表径流出山口后迅速入渗补给。其中盆地西部地区，山前倾斜平原地下水径流补给盆地中央带为半承压水，新哲农场以西，由于断裂及背斜的阻水作用，地下水位抬高，并形成大片沼泽、湿地，一部分地下水消耗于蒸发，另一部分地下水以泉的形式泄出地表形成泉集河，排泄于沙珠玉河中;南北山前倾斜平原地下水在山前断裂带附近形成地下跌水，补给盆地中央带地下水;沙珠玉河也从上游至下游由排泄地下水逐渐变为补给地下水;盆地东部地区，地下水主要接受西部邻区半承压水向东径流补给、沙珠玉河的侧向补给和山区地表水的渗入补给，并于恰卜恰河转弯处及黄河左岸溢出地表，分别排泄。3)黄河谷地是地下水排泄区。由于黄河深切，使共和盆地成为外泄盆地，共和西盆地上更新统含水层受黄河强烈切割影响，含水层直接裸露，地下水在黄河Ⅰ，Ⅱ，Ⅲ，Ⅳ级阶地前缘形成阶梯状泄出带。   2地下水资源评价及开发利用前景   2．1地下水资源评价   据前人资料，利用泉水泄出量统计法，武雷村黄河左岸—沙有村一带测得恰卜恰河谷右岸泉水泄出量Q1=6．68×104m3/d，拉干峡—武雷村黄河左岸测得泉水泄出量Q2=21．58×104m3/d，二者之和即为整个塔拉滩地区地下水天然径流量的主值，Q泄=Q1+Q2=28．26×104m3/d，由于龙羊峡水库的蓄水，部分泉水溢出点成为淹没区，2008年4月～6月测得塔拉滩地区东缘黄河左岸泉水总流量为15．571×104m3/d。恰卜恰河谷右岸泉水泄出量为5650．34m3/d，占整个塔拉滩地区泉水泄出量的3．63%，一塔拉地区东缘黄河左岸测得泉水流量2．702×104m3/d，占整个塔拉滩泉水总流量的17．35%，即一塔拉地区地下水天然径流量的主值为2．702×104m3/d，二塔拉地区东缘黄河左岸测得泉水流量7．852×104m3/d，占整个塔拉滩泉水总流量的50．53%，三塔拉地区东缘黄河左岸测得泉水流量5．017×104m3/d，占整个塔拉滩泉水总流量的32．22%。塔拉滩地区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为HCO3•Cl•SO4—Na•Ca型或Cl•SO4—Na•Ca型或Cl•HCO3—Na•Ca型水，呈无色、无味、无嗅，透明，矿化度小于1．0g/L，水质达到人畜饮用及工农业用水水质标准。#p#分页标题#e#   2．2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前景   塔拉滩地区由于地下水位埋深较大，交通不便，主要为农牧民居住，基本上没有开采地下水，地下水处于天然状态。铁盖乡位于黄河左岸塔拉台上，塔拉台高出黄河约300m～400m，目前铁盖乡居民饮用水靠从恰卜恰河谷采用泵站提水解决，农灌用水依靠从黄河采用三级泵站提灌解决。铁盖乡全乡人均纯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没有能力负担高昂的水费，因此大部分费用均由政府承担，每年政府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解决铁盖乡的人畜饮用水及灌溉用水问题。而当地的地下水位埋深200m，水位高出黄河200m，开采塔拉滩地下水资源意味着可少做200m提水的无用功，还不包括泵站在运行过程中的成本及维护费用。因此合理开采地下水资源可极大的降低取水成本、减少黄河泵站运行成本及维护费用、减轻政府的经济负担，所以塔拉滩地区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已势在必行。塔拉滩地区东缘黄河左岸地下水总排泄量达15．571×104m3/d，这个排泄量可近似认为是地下水天然径流量，恰卜恰河河谷右岸地下水泄出量为5650．34m3/d，一塔拉地下水排泄量为2．7×104m3/d，二塔拉地下水排泄量为7．85×104m3/d，三塔拉地下水排泄量为5．017×104m3/d。这些地下水泄出量可近似作为允许开采量的极限值，则一塔拉地区允许开采量为2．702×104m3/d，二塔拉地区允许开采量为7．852×104m3/d，三塔拉地区允许开采量为5．017×104m3/d。目前，仅在一塔拉马汉台一带有少量机井开采地下水，开采量不足2000m3/d，其余地段地下水处于天然状态，故塔拉滩地区地下水开采潜力巨大。地下水的开采方式为机井，抽水设备为深井潜水电泵。开采井宜垂直地下水流向布置。一塔拉地下水埋深100m～150m左右，含水层岩性主要为下更新统河湖相粗砂、中细砂，布井间距1．0km～1．5km，井径325mm～377mm，井深300m～400m，单井涌水量600m3/d～2000m3/d;二塔拉地下水埋深180m～250m左右，含水层岩性主要为下更新统河湖相中砂、细砂，布井间距0．8km～1．2km，井径325mm～377mm，井深500m～700m，单井涌水量在1000m3/d～3000m3/d;三塔拉地下水埋深300m～380m左右，含水层岩性为早更新世河湖相中细砂，水位埋深大，开发利用成本较大，建议开采河卡滩地下水向三塔拉地区输水，或加大二塔拉地区的开采量向三塔拉输水。   2．3地下水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塔拉滩泉水泄出量15．571×104m3/d，黄河在龙羊峡坝址多年平均流量5529．6×104m3/d，泉水泄出量仅占河水流量的0．307%，开采塔拉滩地下水对龙羊峡水库基本上没有影响。开采塔拉滩地下水，对黄河岸边的泉水有明显的影响，对由泉水形成的小湖泊影响较大，可能存在泉水断流及小湖泊干枯现象。由于泉水及湖泊均位于龙羊峡库区的沙漠化地区，少量泉水断流及小湖泊干枯对生态环境影响不大。塔拉滩地下水的开采会造成泉水流量的减小，在泉口附近生长的植被减少或消失，形成土地沙化，但泉口植被原本就很稀少，因而土地沙化基本可忽略不计。塔拉滩地区地下水位埋深100m～300m，现有旱生植被对地下水没有依赖性，因而开采地下水对塔拉滩地区植被影响甚微，仅对泉口泄出带的植被有较大影响，从地面测绘的调查结果来看，黄河岸边泉水泄出带多为沙化严重地区，泉水泄出量的减少不会产生更严重生态环境的问题。现状条件下塔拉滩沙漠化处于扩展状态，草场退化加剧，水土流失严重。塔拉滩上现有的植被与地下水位埋深没有丝毫关系，地下水合理开采不会对现有植被造成危害，同时由于地下水的开采利用灌溉可有效的加强塔拉滩植被的生长，防止土地沙化的扩展，减少水土流失。通过对1985年～2006年的共和盆地牧草生长气象因素分析，除了气温因素对牧草的生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外，降雨量对牧草的生长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水对植被的生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的利用地下水资源可极大的改善塔拉滩地区的生态环境。塔拉滩地区土地沙化缺水，而地下却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水位高出黄河水100m～200m，就地开采地下水可节省大量的电力资源，同时开采地下水并加以开发利用可避免大量的水资源白白流失。综上所述，开采塔拉滩地下水资源不仅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生产成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可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加快塔拉滩的合理开发利用。   3塔拉滩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及治理措施   3．1生态环境现状   塔拉滩总面积为2136km2，海拔2600m～3200m之间。因受缺水条件限制，土地利用率较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铁盖乡全乡人均纯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受气候环境条件的影响，区内风沙大，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治理用水特别紧缺。塔拉滩地区土壤类型为栗钙土、轻壤或沙壤。土层厚度在40cm～60cm的约占60%，100cm左右的土层不足1/3，这种土壤一旦失去植被的保护，在强风的侵蚀下极易遭风蚀，造成沙漠化及水土流失。塔拉滩原生植被优势种为克氏针茅、紫花针茅、青海固沙草、岌岌草、扁穗冰草、细叶苔草等。由于气候温暖干旱，草地沙化、退化，草群的牧草种类单纯，以旱生丛生禾草克氏针茅、岌岌草、青海固沙草为优势种，伴生种有细叶苔草、针茅、赖草、早熟禾、火绒草、一裂委陵菜、多裂委陵菜等牧草。塔拉滩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沙漠化处于扩展状态。2)草场退化加剧。3)水土流失日趋严重。4)草原鼠害猖獗，毒杂草危害严重。   3．2生态环境治理的措施   治理的主要措施:1)治理的核心是解决水的问题，兴建水利设施，建立草原灌溉系统，实施打井取水、建池蓄水和节约用水制度，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下水资源进行植树种草、防沙固沙治理工程建设。2)做好休牧育草工程，切实抓好草地退牧休牧育草工程。3)通过营造防护林、水土保持林、林田防护林网和实施草地围栏。4)加强退化的草场治理，培育和引进适合塔拉滩地区气候特点的耐寒、耐旱经济林木与优良牧草种植，实施人工种草、飞播种草、围栏封育等措施。5)应建立健全水资源监测系统，做到科学用水、统一管理、统一规划，提高用水效率，加强节约用水新观念，树立保护水资源思想意识，使水资源系统维持一种良性循环状态，以达到水资源永续利用的目的。#p#分页标题#e#   4结语   1)塔拉滩地区赋存有较丰富的松散岩类孔隙水。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是西部邻区半承压水向东的径流补给以及沙珠玉河的侧向补给，其次为山区地表水的渗漏补给和南部阿让山地下水少量的侧向补给;径流区为沙珠玉河至塔拉滩东缘之间;排泄区为塔拉滩东缘黄河左岸及东北缘的恰卜恰河拐弯处，大部分以泉的形式、少部分以地下暗流的形式排泄于黄河及恰卜恰河中。塔拉滩地区赋存有较丰富的松散岩类孔隙水，含水层为第四系早更新世河湖相中细砂层，地下水类型为承压、半承压水。   2)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前景广阔。据泉水泄出量调查结果:塔拉滩地区前缘地下水泄出量为15．571×104m3/d，其中恰卜恰河谷为5650．34m3/d、一塔拉地区2．7018×104m3/d、二塔拉地区7．852×104m3/d、三塔拉地区为5．017×104m3/d。各地段天然资源也可近似看作允许开采量的极限值，可以利用机井开采地下水，各地段地下水水质均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适宜人畜饮用及工农业用水。3)塔拉滩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改造措施。塔拉滩地区存在沙漠化处于扩展迅速和土地沙化严重、草场退化加剧、水土流失日趋严重、草原鼠害猖獗、毒杂草危害严重，加强塔拉滩地区草原环境建设改造已经刻不容缓了。需加强如下几点:a．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进行防沙固沙治理工程建设;b．通过营造防护林、水土保持林、农田防护林网和实施草地围栏;c．加强退化的草场治理，采取人工种草植树等措施，改善共和盆地的生态环境状况。

［提要］当前甘肃正朝着山川秀美新乡村的目标迈进，但目前仍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严重影响和阻碍着这一目标的完成。通过调查和分析甘肃各地乡村生态环境现状，发现乡村普遍存在着生活生产污染严重、环保意识淡薄、政府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健全以及环境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等问题。为些，需要从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建设、大数据的运用、政府主导、立法和监督制度的完善和环保意识的提高等方面，促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维护乡村生态平衡，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丽乡村。

关键词：乡村；生态环境；问题；治理措施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十四五’是推动减污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而且之前在甘肃省视察时特别提出：“要加快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并明确强调“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加快生态产业，努力构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保护好绿水青山就是造福各族群众。

一、甘肃省乡村生态环境要况

甘肃省虽地处中国西北部，属大陆性气候，但实际各地气候差别较大，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北部是水土流失严重的高原地带，西部是土地荒漠化和草地退化的沙漠、戈壁与山地，南部则是自然灾害频发的高原山地地区。并且农村人口众多，城镇化率低，农业生产力水平远低于东部农村地区，生产方式落后，农村生态环境脆弱，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频繁，导致许多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有害行为频发。因此，每个乡村的生态环境问题因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因素的不同形成治理要求的差异化，则更加需要跨区域协同治理。

二、甘肃省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问题

（一）农村生活生产污染严重，环保意识不高

摘要：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而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农村个体及组织缺乏主动开展环境治理的内在动力。在美丽乡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但是，由于农村缺乏生态优先的理念，生态环境治理受到各种因素影响造成效果并不理想，不利于建设生态宜居的新农村。本文基于此分析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困境与问题，并给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治理；农村发展；生态建设；困境

在我国农村工作中，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生态环境建设在农村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各类农村工作的推进，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也得到广泛关注，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提高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加强农村环境综合建设是实现农村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乡村的关键。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却是以高昂的环境资源为代价的，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改变粗放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时展的强音。而长期以来，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镇，高质量发展道路在城市推广的同时，也出现了高污染行业向农村的转移，加之农业生产与生活中，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造成的土壤退化、土地污染与水源污染等问题，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当地人们生产生活。随着农村居民的生态观念逐步提高，对环境改善与良好生态环境的追求日益迫切。但是，由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供给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且在传统发展方式视角下，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两难困境。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主体比较单一，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实现农村环境优良宜居是开展本文研究的初衷，有利于提高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实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一、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1.治理主体较为单一影响治理投入。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应该包括农业生产主体、农村企业等，而从受益主体来看，可以包括政府、公众、农村基层组织以及第三方组织等。但是，公众普遍认为环境污染与治理不是自己的事，缺乏污染治理的动力。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只能又是污染治理的发起者，又是执行者，其他主体的参与度明显不足。一方面，是为了快速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重要的，环境污染是必然的，农村环境污染主体不仅不会进行生态环境治理，一旦政府对环境污染不加监管，甚至会出现竞相污染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性不足，生活垃圾丢弃与污染物排放较为随意，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等物资过度使用，工业生产污染排放成本低等，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2.治理权责划分不清不利于治理效果。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只有明确的权责划分才能各司其职，有利于一致目标的实现。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从理论上看，这与我国缺乏明确的环境产权制度有关。而从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方面来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并不明确。由于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环保、农业、工业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无法实现工作协同，甚至会存在工作目标的冲突，这就导致政府相互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更遑论对污染责任主体的划分。这就造成在政府层面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态度的不明确，进而造成污染责任主体的职责不明晰，难以形成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上传下达和令行禁止，无法有效开展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3.农村环境监管相对不足导致治理难度大。虽然在各类农村政策中，生态环境问题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各级政府也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但是，与经济发展相比，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农村环境监管的各类工作并不严格，甚至存在环境监管腐败。具体表现在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中，缺乏合理的资源投入规划；对各类环境治理的执行弹性较大，当政府对环境较为重视时，环境治理监管较为严格，一旦政府环境监察结束，环境治理监管就较为宽松。另外是在农村环境监管中，由于农村污染源具有多样化、分散性等特点，环境监测需要充分了解农村土壤、水与生物资源等的特性，对监测的投入与能力要求较高，困难较大，不利于后续生态环境治理。

摘要：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了需要供给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用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下，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成了生态文明攻坚期尤为关键的一环。针对我国乡村生态治理的整体困境，本文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从理论建构和实践执行两个方面对乡生态环境治理提出了可循之策，以期对我国乡村生态治理可资可鉴。

关键词：生态治理；乡村振兴；生态文明；攻坚期

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在《增长的极限》一文中指出了环境治理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地球是有限的，人们的生产活动越是接近地球所能支撑的能力限度，越会因为无法兼顾多种要素而使得环境问题变得更突出和难以解决”；“假若工业化程度、环境污染、资源消耗按当前的趋势继续持续下去，地球将会在今后的一百年中到达极限，可能结果将是人口和生产力有突然和无法遏制的衰退。”［1］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是生态文明攻坚的关键一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情况的优劣，直接决定了生态文明攻坚期生态建设的成败。做好乡村生态治理，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样也是党的四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落实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生态文明攻坚期是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论断：“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好转，呈现出稳中向好的趋势，但已经取得的成效并不是很稳固，生态文明建设依然处在背负压力前行的关键时期。我国已经进入了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需要供给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能力、有条件去解决关于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2］它意味着在这一生态文明建设承前启后的攻坚克难的新时期，我国不仅需要直面目前尚未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担负起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任务和平衡充分的持续需求。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治理的总体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的这一期间是生态环境治理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关于生态环境治理虽没有具体的理论指导和制度建构，但已经初步明确了环境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协调发展模式，将环境保护提升到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思想，且陆续出台了相关的环境治理的政策法规。这一阶段是我国对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个起步和探索建设的时期，为生态环境治理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从20世纪90年代至党的十八大以前是生态环境治理的第二阶段，也是理论和实践快速飞跃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明确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并以科学发展观引导和落实各项生态工作，这些理念的产生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态文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3］从党的十八大开始，我国步入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时期，即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得到了充分的贯彻，生态文明思想成了生态治理的科学指南，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进程不断加快。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乡村生态治理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乡村污染物处理方面，2017年12月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显示，2016年末，91.3%的乡镇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90.8%的乡镇生活垃圾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73.9%的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17.4%的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53.5%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4］该数据反映了我国农村的生活垃圾处理水平总体有了显著地提高，有助于乡村环境的优化。在生活能源的使用方面，能源结构多样，清洁能源的使用占比也较高，其中主要使用电的13503万户，占58.6%；主要使用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的11347万户，占49.3%；主要使用柴草的10177万户，占44.2%；主要使用煤的5506万户，占23.9%；主要使用沼气的156万户，占0.7%；使用其他能源的126万户，占0.5%；主要使用太阳能的56万户，占0.2%。［5］该数据表明，乡村的能源使用结构丰富化、合理化、环保化的程度已经较高，能源使用的合理化对乡村空气质量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助益作用。在乡村可持续发展建设方面，2019年4月的《国务院关于乡村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中提到，农村绿色化程度显著提高，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0％，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4％，农用地膜回收率达到60％，耕地轮作休耕试点超过3000万亩。从该数据可以看出，乡村生态资源使用的可持续程度已经较高，资源的循环利用延长了乡村资源的使用寿命。

二、目前我国乡村生态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

在生态文明攻坚阶段，我国乡村治理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暴露出生态治理的短板，说明生态治理问题尚未得到全面而有效的遏制，从而大大弱化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

摘要：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治理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举措，有助于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提高治理能力。围绕乡村生态振兴的基本要求，在综合梳理当前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治理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存在问题的原因，继而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振兴；农村社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党的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顺应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正式，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下文简称《规划》），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阶段性谋划。由此，学界纷纷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展开了探讨。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规划》指出：“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生活环境整洁优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1]”。可见，推进农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新格局，构建符合农村特性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仅是推动乡村生态振兴的内在要求，而且有助于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众所周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的优势和宝贵的财富。然而，农业具有先天弱质性、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双重外部性和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历史滞后性[2]，以及受到城镇化进程和快速工业化的影响，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宜居乡村建设短板。环境恶化不仅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高造成了强烈的负面影响，而且严重影响了农村的和谐稳定，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农村迫切需要改变当前脏、乱、差的状态[3]。重视并积极开展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治理势在必行。基于上述现实，聚焦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以期促进广西将后发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1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治理现状

党的十八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更是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各级政府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治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但是也存在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约束趋紧等问题。农业生产污染（化肥、农药、饲料、地膜、焚烧秸秆造成的水体、土壤、空气污染）、农村工业生产污染（乡镇经营的小型造纸厂、采石厂、化工厂等造成的污染）、农村城镇化污染（因建房、修房、拆房、汽车尾气等造成的污染）、农民生活污染（厨余垃圾、废弃电池、塑料制品等造成的污染）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居住环境和身体健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当前的整体情况来看，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治理迫在眉睫，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任重道远。

1.1村容村貌不断改善，但农民环保意识有待提高。随着近年来政策不断引导，各级地方政府日益重视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农村社区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不断改善，但是仍然有部分农民缺乏环境保护意识。一方面是由于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民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对现有环境问题的危害、预防、治理等认识不足，不能形成较强的自主环保意识。

1.2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不断提高，但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加强农村社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是近年来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已经出台多部有关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法律法规，为切实改善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但是还没有设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的专门机构。农村生态环境规划和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体系还不够完善。例如环境保护的职责权限没有涵盖农村环境污染的所有方面，导致有些环境污染问题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没有形成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全覆盖。

摘要:基于生态环境导向的综合开发EOD模式旨在通过实施生态修复、环境提升、水系治理等工程，达到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环境承载力，导入地方需求产业的目标，最终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与生态旅游、城镇综合开发等产业融合发展。本文研究的面向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EOD模式，从策划规划与顶层设计着手，以对生态治理技术体系、商业模式、产业导入、融资方案等方面的筹划，来探讨新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与机制，从而破解地区发展中环境治理与资金需求的矛盾，形成企业投资提升环境质量、环境改善增加资源价值，价值溢价反哺环境建设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生态环境导向;综合开发EOD模式;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一、EOD模式的提出背景

(一)EOD模式的内涵2018年8月30日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开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城市开发(EOD)模式，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与生态旅游、城镇开发等产业融合发展，在不同领域打造标杆示范项目。EOD发展模式，是以生态建设为首要任务，以优良的生态基底吸引产业与人口的聚集，以PPP为投资实施路径，提升生态、公共服务、产业建设和运营能力，实现区域整体溢价增值，使得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1］。EOD模式强调生态建设引领城市建设的作用，旨在解决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以创新的产业落地模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引入创新的金融模式，改变政府负债型发展方式［2］。(二)EOD模式的适用条件EOD模式需要以三大条件作为基础。第一，需要一定规模的载体操盘施展，整体开发才能得到明确的效益回报;第二，操盘者必须拥有从项目策划、产业规划、概念规划、工程实施、土地开发、资产运营、产业招商等一整条产业链的实施能力;第三，要有强大的融资、开发、变现的能力，对于长流程的资金链要有充分的管控和操盘能力。EOD模式要想做成功，生态环境改善之后是否能够带来资产价值的升值，为实施主体获得持续的回报，关键在于项目是否具备持续造血盈利的能力，其根本在于遵循人口和产业迁移分布的基本规律，在于掌握城市发展和更新的基本规律，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做出明智的选择和决策［1］。

二、国内以EOD模式为导向的主要企业

近年来，国内以生态环境为导向的综合开发企业已经逐步涌现，例如亿利生态通过生态修复、沙漠治理，提供旅游康养、社区文化为一体的城市生态人居综合解决方案与产品服务;东方园林，打造了从苗木园林、水环境整治到旅游目的地建设运营、康养基地等产业体系;铁汉生态从生态环保、生态景观的工程实施走向了生态旅游的持续长期运营。中国交建专业化子集团中交疏浚以污水处理、土壤修复、固废处理、海水淡化、区域环境综合整治、流域生态治理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兴环保业务，形成了集设计、测量、施工和养护于一体的环保产业链。先后完成了西湖、太湖、洱海、星云湖等数十项生态环保工程，实施了重污染水体底泥环保疏浚技术与示范工程之污染底泥精确疏浚技术研究、湖滨带生态修复与缓冲带建设技术及工程示范、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等项目，并正在推进雄安新区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永定河流域治理、成都锦江和沱江流域治理等大型生态治理项目［3］。

三、流域治理EOD模式的出现

一、城镇化进程中生态问题概述

（一）土地资源的浪费问题

土地资源的利用问题一直是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许多地区对城镇化发展的实质与内涵的理解存在着误解和偏差。单纯的以建筑设施的数量作为衡量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志，大肆的进行土地开采和建筑建设，没有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进行合理规划，造成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同时一些地区当局没有制定提出切实可行的城镇化建设方案，使得土地建设的布局，土地的利用结构相当的不合理，大量土地的利用率低下。

（二）水资源、空气资源的污染问题

城镇化发展使得大量的人口集聚。过度集中的人口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的要求巨大，大量人口的生产生活垃圾远超过了自然对其的消耗分解能力，而无法得到正常的分解。无法分解的垃圾对生态系统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威胁，而如今排污系统和排污技术的落后使得工业生产的废水废气、人们生产生活造成的废水，大量交通工具产生的废气等问题使得水资源、空气资源的污染进一步加剧。

二、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欠缺执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