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经典论文范例

当前，网络文化以其全新的传播形式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学生回归经典，通过对经典的解读与传承，提升学生的感悟能力、审美能力与人文素养。探究式阅读，是引导学生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迅速崛起与飞速发展的视图传媒使影像文化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对传统的文学教育造成巨大冲击。长期应试教育的扭曲与外界通俗流行文化的吸引，使高校学生对经典阅读的兴趣越来越淡薄，真正能够沉潜经典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视觉文化的热衷亦远远高于对古典文学经典的阅读，那种涵泳吟诵、自得其乐的经典阅读被各种影像文化所取代。

一、影像时代的“经典悲歌”

在所有的人文经典中，毋庸置疑，文学经典是核心。正如美国学者范德勒所言，“人文学科的核心教材，不应该是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的文本，而应当是人类审美努力的产物———文学和艺术，这是因为，通常人们记住任何一种文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里的文学艺术作品达成的。”[1]当前，网络文化以其全新的传播方式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其一，以图像表达意义，将传统的文本阅读转换为图像阅读。大量由经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充斥着人们的视觉，不少学生以看电视、电影代替阅读经典作品。在对某省属重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进行的古典名著阅读调查中显示，四大古典名著皆读过的不足10%，只读过其中一部的亦仅有35%，但看过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影与电视剧的则在90%以上，这样的现状令人担忧。当下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大多对原作有所曲解，甚至是对经典的颠覆。法国小说家乔治•杜亚美曾把电影视作“被奴役者的消遣，给那些愚昧无知、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终日的可怜虫们散心用的娱乐……一种既不需要全神贯注，也不要观众有多少智商的热闹场面。”[2]以影像观赏代替经典阅读，不仅无法真正领略文学真谛，而且视觉的冲击淡化了对文学内容的深入思考与解读，压制了受众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在阅读中能够对同一文学形象进行不同的再创造。而一旦将其影像化，则所有的观众看到的皆是同一个“哈姆雷特”。阅读《红楼梦》，“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而观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只有一个，那就是陈晓旭所扮演的。其虽形神毕肖，深得人心，却终究与原著中的“林黛玉”不同。叶朗先生指出：“‘读图’一代与人文经典的隔绝，将导致我们的民族变成一个没有深刻思想的民族，变成一个肤浅的民族，灿烂的中华文明就会中断，那是极其危险的。”[3]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经过，深得观众喜爱。然而，蕴含在原著中的对“佛性”的弘扬却无法深刻体现。如南帆先生所言：“经典文化是创造，泡沫文化是制造。泡沫文化定位为快乐的休闲，于是，所有的深刻———无论是深刻的故事、人物还是深刻的思想———都将成为画蛇添足的赘物。”[4]“读图”使学生难以体味经典蕴含的深层意蕴，长此以往，必然使其思考能力萎缩，审美趣味低下。其二，对娱乐功能的强化使影像媒介淡化经典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品位低俗，对学校的文学教育造成冲击。哈罗德•布鲁姆指出，“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5]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经典的魅力首先表现于其不受时空限制、永不磨灭的审美力量，而一旦转化成影视作品，则更注重画面与情节，反而使文学作品本身通过语言营构而发散出的审美魅力被削弱。文学经典不仅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高尚的情操等内涵。通过研读经典，学生受益的不仅是读写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与人生境界的提升。正如高尔基所言：“文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信心，激发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们中间的卑俗作斗争，并善于在人民中间找到好的东西；就是在人们的灵魂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6]这是影视媒介所无法达到的。其三，影视作品在对文学经典改编过程中，常常在“经济利益”指挥棒下，为了提高收视率，而迎合当下社会的价值观，从而背弃原著精旨，给观众造成误读。电影《赤壁》里的孙尚香，胆大心细，武艺高强，巾帼不让须眉，潜入曹军，亲自绘制曹营地图，为蜀吴抗曹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她还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与极强的追求自由的渴望，以依附于男人为耻，对孙权为自己与刘备结成的政治婚姻心怀不满，却与诸葛亮产生惺惺相惜之情。这一角色的塑造显然有悖于《三国演义》的主旨，体现出现代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如果只看电影而不看原著，学生会误以为三国时期的女性就是如此。再如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美丽、温柔、勤劳，淡化原著中对其“淫妇”形象的塑造，从而让观众对其境遇充满同情，而非谴责与痛恨，这显然是从现代人的视角进行地解读。

二、经典阅读，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包括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门课程，不同高校所用教材可能不同，但所选文本均较为有限。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只开古代文学史这一课程，所用教材为袁行霈主编本，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四节课，共开四个学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要向学生展示数千年的文学历程，其难度可想而知。而文学史的编撰本身即具有选择性，编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进行取舍。如果仅仅照本宣科，传授给学生的是一些教条式的结论，以此取代学生自觉主动地体味涵咏，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必然无法让学生深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让学生在与古人心会神通中受到熏陶感染，并磨砺提升自己的品格。因此，回归经典，才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首先，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置身历史文化语境，在与古人建立的平等“对话”关系中，体认古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智慧，使自己得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童庆炳先生指出：“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7]古代文学经典之作，不管是诗、词、曲、赋还是散文、小说、戏曲，皆表现了言说者一定的生存处境与文化心态，蕴含着创作者的某种人格理想。不管是有感于天下的混乱无序状态而欲起救之的救世心态，还是对自己的个体生命面临的种种危机深感焦虑而欲求安身立命之术的自救心态，均寄托着古代文人的生命追求与价值理念。这种精神既指向久远的过去，也指向对不同时代读者而言的“现代”，并且在不同时代的阅读中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建立在《伊利亚特》、《圣经》、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等先辈遗产上的教育，在某种有限的形式中仍是我们的理想，虽然对我们身处闹市的生活来说，这些文化基石不免显得遥远。”[5]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在其《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指出：“在人们重温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将使人置身于无限蕴藏的本质之中。”对学生而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然，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亦甚遥远，如果只阅读教材，理解未免偏颇，只有回到文本，在对《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的深度阅读中，才能跨越亘古长空，切身体悟诗人的喜怒哀乐，洞悉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坎坷，寻找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学生通过对历史上永恒经典著作的阅读，将文本中所负载的信息，还原为活生生的言说主体，从而建立起读者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用前人智慧的雨露滋润自己的心灵，升华其精神，完善其人格，唤醒其作为“人”的良知，使其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其次，经典阅读，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细致分析鉴赏，使学生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由简单的文本研究拓展至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乃至文学精神的感悟与把握，促进学生心智成熟与心灵成长。哈罗德•布鲁姆称：“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的自我成长。”[5]自成一体的审美独特性与人类经验普遍性共同赋予经典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阅读，才能够让学生完全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体验到单纯阅读的愉悦，从而在阅读中暂时逃避一下甚嚣尘上的生活，感受到只有最优秀的作品中才有的清朗与宁静。而学生的心灵正是在这种阅读中日渐丰盈，从而学会明辨是非，取得进步，在与书中人物的同欢戚、共命运中培养同理心，在享受现在的同时不忘过去的。最后，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艺术的典范，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古代汉语的凝练、精粹与传神，从而提升自身的语言感悟能力与表达能力。笔者每年指导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经常发现学生的语言功底太差，论文选题陈旧、逻辑混乱、病句连篇、错字累牍，让人不忍心读，这固然与平日缺乏写作训练有关，其根本原因则在语感太差。而当下的高校管理制度，将“金箍”戴在教师头上，将评价教师的权力交给学生，于是，教师为了得高分，不乏“媚”生之举，课堂之上，笑话、故事蜂拥，一片欢乐气氛，对学生学业应达到的要求则一降再降。加之生活于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在放逐思辨的同时，学生的语言能力普遍下降。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典阅读。就目前古代文学教学而言，大部分教师仍局限在照本宣科上，并未有意识地指导学生阅读原典。

三、探究式阅读，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对于求知欲旺盛的大学生而言，这种探索发现未知世界的渴望尤其强烈。在激发学生阅读经典兴趣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因此，探究式阅读，是引导学生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古代文学课程所跨越的时间段从先秦一直到近代，涉及的经典之作浩如烟海，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进行精读，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起步。卡尔维诺结合其自身阅读经验，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指出要读的书有两类：一是“读第一手文本，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因为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即要读原典，而非阐释原典的评论。二是“教材要教你读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你将辨别你的经典作品。学校有责任向你提供这些工具，使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只有那些你有学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选择的东西才有价值，”[8]即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属于自己的经典，强调阅读的个性化。本着这样两个原则，结合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在学期初课程刚开始时，即给学生列出阅读书目，让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本进行精读。如在讲授先秦文学时，考虑到大一学生的古文解读能力尚弱，为其推荐经典的译注本，包括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让学生结合注释与译文来解读原文，可以参阅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但绝不允许以此取代对《论语》与《庄子》原著的阅读。当然，在经典选择的过程中，也要尊重学生不同的阅读兴趣，在规定的书目中，让其自主选择。在对经典精读的基础上，指导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切入点，通过搜集资料，进行深入探究，并将其成果做成PPT，根据课程进度，安排其在课堂上讲解，与老师同学交流，从而强化其阅读的兴趣与探究的信心。在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与指点后，将其写成小论文，作为课程作业。如此，既提升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在讲魏晋南北朝小说时，有同学选读干宝的《搜神记》，兴致盎然地到讲台上与同学交流阅读心得，对书中的人鬼恋进行深入探析，并为同学答疑，其效果远远超过教师单纯的讲解。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的读书交流会，可视为课堂教学的延伸，也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方式。读书交流会可围绕某部经典进行深入探究，如围绕阅读《陶渊明集》进行的“今天为什么要读陶渊明”交流会，学生从不同角度谈自己的阅读体验，既表现出其自发阅读评点的灵敏与坦率，又在旁征博引中打通古今，表现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特征，实现经典与读者跨越时空的对话，使学生在阅读交流中培养心智、拓展自我意识。在读书交流会中采用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reading）”法，也是一种有益尝试。所谓“对位”，源于西方古典音乐“对位法（counterpoint）”，即在复调音乐中，根据一定的规则以音对音，将不同的曲调同时结合起来，从而使音乐在横向上保持各声部本身的独立与相互间的对比与联系，在纵向上又能构成和谐的效果。所谓“对位阅读”，萨义德称其为“通过现在解读过去”，“回溯性地和多调演奏性”地展开文学阅读。“在西方古典音乐的多声部乐曲中，各个主题互相替代，只给予某一个主题以短暂的突出地位。在由此而产生的复调音乐中，有协奏与秩序，有组织的相互作用。它是一种来自主题，而不是来自作品之外的严格的旋律或形式上的原则。”[9]借鉴这一做法，在读书交流时，从当下的热门话题入手，选择一个可以贯通古今的主题，让学生围绕此主题谈论其经典阅读的体会。如“愚人节里话诚信”，学生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愚人节”谈起，联系其阅读的《论语》、《孟子》等经典，探讨古人对“诚信”的见解及其对今人的启示。这样既调动学生探究的兴趣，又赋予经典以现代意义，从而让学生认识到在当今商品大潮下诚信的重要性。将经典原著与影视作品进行比较，是探究式阅读的有益做法。作为生活于影像时代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影视作品与瞬息之间层出不穷的图像。既然逃避无益，不如坦然视之。阅读经典与观赏影视最大的区别在于，“书籍予以我们某种自由——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可以使思想保持活跃而不受束缚；我们是创造（即想象）故事的全程参与者。”[10]惬意阅读的状态之美，正在于有时间去想象出一切，读者具有能动性，而影视作品则以演员的形象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在讲《红楼梦》时，笔者曾组织学生精读“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一节，之后又让其欣赏王扶林导演的87版《红楼梦》与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红楼梦》相关情节，通过比较，让学生探究三者在意境营构方面的异同，进而分析文字表达与影视呈现的区别与局限。从而使其明白，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固然可以比较完整地传达作者的某些意图，却也存在对原著的误读与颠覆。不管影视拍摄多么成功，终究不能取代文字尽显人类心智与想象的魅力。所以，观看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绝不能替代对名著本身的阅读。否则，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闪烁在字里行间的诗意，还有思想的厚重、情感的丰富与人性的复杂。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悲哀地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而且“难以逆转”。他是针对形形色色的“政治阅读”对经典的破坏而言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不仅如此，还有来自信息时代的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媒介手段对传统阅读行为的干扰。“灯火夜深书有味，墨花晨湛字生光”的情形似乎已经与经典一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在教师的有意引导下，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未必不可实现。莘莘学子在经典阅读中，“每览昔人兴怀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11]与古人跨越时空相视而笑，体验着方块文字中葱茏着的诗意与美感。这种感觉岂是影视图像所能带来的。

GarfieldE创立的科学引文索引和引文分析理论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基础，引文分析反映了文献引证和被引证的知识网络，“被引频次”是引文知识网络最直观的体现。虽然学界针对负面引用、错误引用、不良自引等行为提出“被引能否作为合理评价指标”的质疑［1］，但不可否认，被引频次已经成为现今衡量论文学术影响力、期刊评价、学者评价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次强调要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加强中国科研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对于提升中国科研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实施，人文社科领域积极开展国际性问题研究、召开国际会议、扩大英文期刊国际传播、加强国际学术合作和人才交流。增加人文社科期刊论文国际被引是扩大中国人文社科成果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表现，但期刊论文被引具有复杂性，受到主客观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因而，了解中国人文社科期刊论文被引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助于我国学者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模式和学术期刊，提高中国人文社科成果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1相关研究

1.1引用现象研究

AvramescuA［2］利用科学信息扩散论将论文的引用周期分为5种类型:广泛认可的引用曲线、基本认可的引用曲线、很少认可的引用曲线、“睡美人”型引文曲线和“昙花一现”型引文曲线。屈文建等［3］重新归纳为6类:将前3种统一为“经典引文曲线”、重新定义“指数下降引文曲线”、“睡美人”引文曲线2类、新增指数增长引文曲线、多峰引文曲线、波形引文曲线3类。高被引论文往往是领域突破性或创新性成果［4］，其价值和意义得到了科学界普遍认可和重视，分析高被引论文的特征因素、预测高被引论文方法拓宽了学界对高度引用现象的认识，科睿唯安的“引文桂冠奖”正是利用论文的高被引特征成功预测出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科学界也存在一些从未被引用的论文，但论文未被引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学术价值，VanRAFJ［5］从这些零被引文献中发现被“延迟承认”的“睡美人文献”;国内学者杜健等［6］、LiJ［7］等对“睡美人文献”的特征、潜力预测等开展系统化研究。论文引用规律和引用现象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人们对引文结构网络的认知。

1.2引用动因研究

研究人员引用他人论文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引用行为不仅仅是出于对科研成果的认同，还有很多非科学因素［8］，GarfieldE［9］最先提出引用的15种动机，HarwoodN［10］提出引用的11种动机，马凤等［11］归纳出6类引用动机，邱均平等［12］将引用动机分为内在引用动机(知识主张、价值感知)和外在引用动机(信息源便利性、引用输出、引用重要性)两类，内外动机相互影响信息行为。也有学者针对引用中对编委的阿谀奉承、为利益派别的不正当引用现象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负面引用并不能有效提高引用［13］。随着引用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尝试用理论的角度来解释引用动因。段庆锋等［14］以规范理论和社会构建理论，提出引文是学术性和社会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杨思洛［15］将前人对引用动因的理论解释归纳为5类:“科学规范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心理过程理论”、“自反引文理论”、“引文进化理论”;AksnesDW等［16］用“可见动态性”概念解释引用行为，认为引用也存在“马太效应”。

1.3影响因素研究

一、了解学生的真实水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自2004年以来，笔者每给学生开古代文学课，在第一堂课时，都会进行当堂摸底小测验,以期达到观察了解学生有关古代文学方面真实水准的目的，测试内容大致这么几个：1．说出中国古代文学史划分的各个时段，说出你所知道的各阶段代表性作家及其代表作品；2．谈谈你对李白和杜甫诗歌的看法。或者，借一个文段引出问题，如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一段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让学生说出该文段中的典故。3．说说自己准备如何来学好这门课程。第一题重在考查学生对古代文学史整体把握的情况。

中学时期学生们所学的古文主要是名人名篇，没有形成文学史的系统概念。从学生的答案看，大部分人对朝代更迭顺序基本掌握，但对先秦汉魏六朝划分情况比较混乱，对唐以前的文学代表作家作品掌握也比较混乱，但对唐以后的文学代表作家作品掌握较好。第二题重在考查学生对两位大诗人及其诗作的了解与认识情况。选择这两位大诗人，是因为学生从小对诗仙诗圣比较熟悉。从答卷看，此题学生大都能说出些道理，但引用原诗作的比较少，关于后人对两位诗人的评价观点、评论诗句更是所知甚少。针对这一情况，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侧重加强引用前人的评论，引用一些古代文论的观点。由于大专阶段并未开设古代文论课程，故引用时要适可而止，切勿太多太滥，以免引起学生的反感。

引用司马迁作品的问题重在考查学生对历史典故的掌握情况。从答卷来看,此题学生大都能说出一半的典故,但对后半部分的典故知之甚少,个别学生甚至自己杜撰。针对这一情况，笔者一般会推荐一批相关书目，充实学生的文学视野，加强其文学史知识的积累。第三题重在让学生对自己有个约束，让学生在面对一门新课程时既有一种期待，又有对自己的内在要求，以期在学期结束时再来对比当初定下的目标，从而让学生明白在大学阶段学习是可规划的，也是必须规划且坚定地按自己的学习计划执行下去的。掌握了学生在专业上的真实水准，我们还要结合当下学生的时代特点有的施教。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基本是在电视、电脑普及和通俗文化盛行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他们从小看电视和卡通漫画、玩电子游戏，其中大部分人习惯于图像阅读，学界将其称为“读图的一代”。图像阅读是一种作用于人的视觉、听觉等感官为主的阅读方式。

据科学家研究证明，学习时参与的感官越多，学习记忆的效果就越好。古代文学作品因其语言上的障碍给学生造成阅读上的困难，再加上作品的时代政治环境、作者际遇等各种因素的牵制往往含蓄不露，致使学生在学习这些作品时常常难以深入理解。除此之外，随着就业压力日益增大，致使学生须花费相当一部分时间去考取各种各样用人单位所要求的技能证，这就使他们很难花大量时间静下心来研读古代作品中那些艰深难懂的文句。这也要求教师须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寻找既能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又能达到教学目的的方法，使学生能在短暂的课堂教学中尽最大可能地掌握所学内容。

二、走进文本，熟读精思

诵读是有效的古诗文学习方式，也是学好古诗文的必由之路。朱自清说：“文言文和旧诗词等，一部分的生命便在声调里；不吟不诵不能完全领略他们的味儿。”[3]从这个意义上讲，诵读是对文本生命的复活。通过诵读，学生能培养语感，积累名言佳句，感受古诗文的韵律、节奏之美，更直观、直觉地体会文本的情感与美感，进而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现在许多学生一味地强调创新与动手的能力，但对于一些基础性的知识往往嗤之以鼻，须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厚积才能薄发。杜甫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千古名句，宋代学者朱熹也有“读书之法，……熟读而精思。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朱熹《熟读精思》）之言。

一、通识教育的研究与发展趋势

在国内，对通识教育的研究源于20世纪30年代，大多是关于国外通识教育理论研究的评介与引进，理论探讨居多。2000年以来，对通识教育的教学实践与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在研究广度和深度方面不断推进，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代表作有:“英语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文秋芳，2002)“通识教育在外语类高等院校本科教育阶段地位极其现状的研究”(梁德智，2004);“大学通识教育的纲与目”(甘阳，2006)等。20世纪末，我国高校开始全面推行素质教育。1999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着重强调我国高等教育既要注重专业教育，又要注重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即注重通识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现代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争由来已久，通识教育要使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的教育，专业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掌握将来从事职业所需的技能，它们是教育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完全分离的，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在大学教育中把社会对于专业技能的需要与培养完全的人的目标统一起来，要保持大学教育平衡的发展，避免大学教育过于职业化，就必须加强学生的人文通识教育。对于外语专业尤为重要，因为外语院系狭窄的专业化教育使学生的知识面狭窄，知识结构不合理。因此，在外语院系进行人文通识教育已是势在必行。

二、通识教育与外语教学的关系

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主体意识的，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学生成为一个终身独立的学习者。这样学生就可以不断地扩展和延伸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发展方向，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其次，通识教育要培养学生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外语专业的学生知识面狭窄，为拓宽其知识领域，对其进行人文通识教育，使学生接触到人类社会的基本知识和人文经典，把分散的知识整合在一起，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最后，通识教育要使学生具有合理的能力结构。外语专业的学生具备一定的语言技能，通识教育可以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社交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等，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

外语教学的目标已不再停留在培养学生听说读写技能的阶段，而是培养具有较高外语水平同时又具有一定人文通识知识的通识型外语人才。这样外语专业的学生既需要学习专业外语课程去掌握和提高外语水平，又需要学习通识教育课程去拓宽其知识面，以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从而使其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和研究创新能力。综上所述，通识教育的目标与外语教学的目标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两者缺一不可。英语语言是人文通识教育的载体，而人文通识教育是语言符号的具体内容。语言与人文通识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掌握了英语语言，就可以去了解英语国家人的文化，历史和思维方式，从而引发对本国家的文化反思，以达到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目的。因此，外语教学与通识教育是相通的，外语为通识教育提供了工具，通识教育为外语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就加强外语专业通识教育的几点建议

首先，学校要努力从办学理念和校园建设方面打造出一个充满人文主义的校园环境。学校还要明确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既具有较高外语水平，又具有一定人文知识的通识型外语人才。其次，学校要针对这一目标去调整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英语专业学生首先要学习自己学科的专业课，如高级英语、语言学、论文写作、听力、英美文学、翻译等。同时，学校还应给英语专业学生开设更多的人文通识课程，如文史经典、哲学、法学、大众传媒、市场营销、生态学、艺术创作等领域的课程，为学生搭建跨学科的选修平台。同时，学校在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时，应根据学科特点和社会发展需求并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再次，学校应对英语专业继续实行小班授课模式，并在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多鼓励学生发言和讨论，教师应转换自身角色成为一个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这样才能确保良好的教学效果。最后，学校应大力加强图书馆的建设，增加人文社科书籍和报刊，还有人文经典名著。图书馆还应多举行一些活动去鼓励师生多借书，多读书，以免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当今文学价值已进入学术视野。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师大李春青先生著述《文学价值学导论》一书，对文学价值做过系统探讨，富有启迪性。本文试从文学影响力、文学传播力、文学增值力三个普适性向度切入，考量文学价值。   一、文学影响力   文学影响力，是指文学作品在社会传播过程中所引发的感染效应、震惊效应、辐射效应、证同效应、启迪效应、净化效应、弥补效应、幽默效应、谐谑效应、衍生效应、溢出效应、诱导效应、象征效应、心理对应效应、美感效应。考量文学价值，文学影响力是一个绕不开的因素。一部文学作品一经问世，便成为社会公共精神财富，人们消费它、臧否它。越是经典名著，文化品位越高，其影响力就越大。任何作品，都要在公众参与、时间检验的文化坐标上接受考验、评定价值。时间成就经典，读者点评价值。   考量文学价值，基本条件要看文学作品是否体现了文学永恒性元素。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学创作，有许多本质相通、相同或相近的永恒的思想蕴涵，如历史感、民族感;人性美、人情美、个性美;爱情、生死、苦难;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的搏斗，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情感与理智的矛盾等，这些跨越时代与国度的共同的文学因素，称之为文学永恒性元素。［1］   丹纳在《艺术概论》中讲，一部作品要吸引人，必须写出时代、地域、种族的特性，只有如此，才能在作品里表现出广阔的空间。   审视文学影响力，应关注读者参与、社会环境融入两个向度。   1．形成读者群。文学传播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以作品为中心，以作家、读者为基本点。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与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艺术家、艺术品、欣赏者和世界”的文学四要素说。读者是文学作品的消费群体，离开了读者，文学作品就会失去文化消费市场。   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读者群、阅读场。譬如儿童读者群、青年读者群、妇女读者群、老人读者群、知识分子读者群等。离开了特定读者群，作家作品等于失去人脉市场。作品培养了特定的“追星族”“粉丝”。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文学作品当数小说、民间传说、故事。拥有广大观众群的文艺当数影视剧、戏剧、相声、小品。   2．融入社会度。文学反响力由其融入社会度来考量。文学作品问世后，大致产生以下三种传播效应:轰轰烈烈、平平淡淡、冷冷清清。轰轰烈烈者，如曹雪芹的《红楼梦》问世后风靡京都，民谣云:“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又如被称为“无产阶级战歌”的《国际歌》及“全世界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群众诗歌总会”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有些文学作品，由于不合时宜，被列入“禁书”惨遭封杀，此属文学影响力的反例。大部分作品由于读者群小，或无人问津，而泯没于世。   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融入度，涉及多维要素。   《唐诗排行榜》前言，推出的评价唐诗排行榜标准是:“为了统计唐诗在后代传播接受过程中的关注度，我们采集了四个方面的数据:历代选本入选唐诗的数据，历代评点唐诗的数据，20世纪研究唐诗的论文数据和文学史著作选介唐诗的数据。”并依此标准评出了唐诗中关注度知名度最高的一百首诗。［2］   凡能入心、入目、入口、入耳、入用、入评(评论、评奖)的作品，即使产生一次性审美效应，也可算做有影响力。读者人群、文学评论、文学运动、文学事件、小说点评、诗话、创作逸闻轶事、文坛花絮等，都可视为考量文学价值影响力的切入点与参照系数。   二、文学传播力   1．出版率。出版发行量大，反映社会需求强劲，覆盖面广。名著与时尚读物，发行量较大。有的作品曾多次再版，说明文化消费市场畅通。   2．翻译率。翻译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津梁，许多文学名著是通过翻译走向世界的。通过翻译，拓宽了传播途径，繁荣了文坛，实现了文化资源共享。   3．评介率。评价推介是为作品做广告，把文学作品广而告知大众，起着导读领航作用，促进作品尽快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是出版发行中的造势行为。历代流传的诗话、文学轶事，当今的《中华读书报》《中华书目报·社科新书目》《新华书目报·读者新书目》等即是。   4．阅读率。文本只有经过阅读，进入阅读期待视野，才能转化为作品。阅读率高，说明作品有市场占有率，作品魅力大，辐射力强，有人脉。   5．解读率。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决定文学作品历史地位和价值的因素是读者的接受意识。对于作品的解读，是读者参与阅读的反馈行为。解读是深度阅读，是二度创作，是践行“对话理论”，从而发现意义、创造意义，从“显文本”中发掘“隐文本”。古代的小说评点、现代的文艺评论即是解读行为。   6．摘抄率。阅读过程中，好作品常能引人入胜，有人寻章摘句、探赜索隐，精心摘录名言警句、精彩片段，整理成名人名言录、编成描写词典、比喻词典、议论文大全类的压缩饼干式辞书，供青少年学生作为写作参考工具书。近年来，剪报、文摘报之类的媒介，专事摘录工作，为读者提供阅读快餐。   7．转载率。经过阅读市场筛选，有价值的好作品被人们认可选择，被纷纷转载应用，扩大了作品影响，实现了信息共享。   8．收视率(上座率)。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或戏剧，通过大众传媒进入千家万户，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收视率、上座率成为追求票房价值的衡量指标。   9．点击率。在互联网时代，文学作品进入网虫视野，任由人们曝晒浏览下载。因此，点击率成为透视作品市场占有率的重要窗口。#p#分页标题#e#   10．引用率。在写作、交谈、演讲活动中，人们采取“拿来主义”，常引用诗文佳句、文学典型，既开发了作品的使用价值，也契合了学术界影响因子之说。   11．争鸣率。有的文学作品问世后，引发强烈争鸣，叫好者有之，叫骂者有之。毁誉参半，置身焦点。从传播角度分析，这种争鸣有利于扩大作品知名度。那些被打成“毒草”、列入“禁书”的作品，尤能引人关注。   12．获奖率。获奖是对于文学作品价值的认可评价，具有一定荣誉效应。譬如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文学家、茅盾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相对而言，能入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学品位。   13．反弹率。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沉寂一段后，又“梅开二度”，显示出新的价值。文学反弹，是一种文学资源开发、价值再现。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功能潜力”，即具有发挥某种社会功能的可能性，但功能的实现，是在接受的过程中完成的。   14．入教材率。某些经典作品，作为范文入选教材，成为文学启蒙读物:载入文学史，供读者研习欣赏。语文课程，为青少年涉猎文学提供了文本、时间、师资保障，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人们通过语文课程走近名家名著。   15．传承率。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否则就会中断“文脉”。作品不仅要有老读者，还要培养新生代读者。唯此，作品才有生命力。文学作品的常青藤，是靠前赴后继的读者群接力打造的。民间文学是靠世代口耳相传维系生机的。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奇”、哈萨克族的“阿肯”(民间歌手)，就是本民族民间文学的传承人。传播形式多样，如哈萨克族民间文化艺术有“木沙依拉”(诗歌朗诵)。   三、文学增值力   1．续编率。作品续编是指后续作者在阅读原著基础上，遵循“空筐结构”“召唤结构”理论，运用发散性思维，在原著基础生发出新的内容。这是一种踵事增华或狗尾续貂式的工作。一则表明作品的辐射效应;二则表明续编者的灵感创意。名著孕育续编，不乏范例。作品的文化底蕴越厚，孕育新作的概率越高。   2．改编率。根据原著改写成另一种著作，叫做演绎作品，如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改编是再创作。最近几年，文学作品借助大众传媒，实现美丽转身。例如，把小说、神话传说、民间史诗、报告文学等文本，改编成电影、电视、动漫、戏剧、相声、小品、广播剧、舞蹈、歌剧等形式，快速传播到民众之中，寓教于乐。作家蒋子龙指出:“经典是经得住改编的，中国的所有戏剧门类都从四部古典名著中吸收了无尽的营养，仅京剧就有200多部‘三国戏’。经典同样也经得住糟蹋，无论现代影视作品怎么随心所欲地改编和解读，都伤害不了经典，并让他们照样能大赚其钱。［3］   互联网普及千家万户，许多人不看书，往往通过观看影视了解作品。今后，作品的传播，唯有与大众传媒联姻，走改编之路，才能畅销。   3．戏说率。大众文化时代流行俗文化，年轻人以讽刺、幽默、搞笑的视角戏说名著。恶搞是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解构传统、颠覆经典、自娱自乐成为网络风尚。戏说拓展延伸了原作的传播，戏说运用剥皮诗、仿词、套用修辞手法寓庄于谐，催生谐谑效应。   4．研讨率。文学作品一旦发表，便进入评论家视野，任人评说。文学评论家们撰写文章，臧否作品，褒贬得失。有的作品竟然引发研讨会，评论家们激扬文字，或美化，或恶评，探究其文化意义。   出乎意料，有时一个作家、一篇文章、一首诗、一本书，被演化为一个文化圈、一个文化符号，或形成一个流派。无疑，能引起人们敬畏的作家作品，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能跻身“?学”或“研究会”的作家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5．商业率。近年来，人们不仅追求文学的社会效益，更追求文学的经济效益。千方百计地开发文化产业，从中“淘金”。鲁迅作品中的许多地名、人名成为注册商标，就是明例。   总之，考量文学价值，文学影响力是表象，文学传播力是过程，文学增值力是结果。

［摘要］从教学、科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统一的角度，以凤阳民歌为例，探讨地方民歌进入高校声乐课堂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阐述地方民歌在高校声乐教研中所展示的历史性、艺术性和现实性要素意义，强化其对学生声腔音调训练、情感技巧把握和学术论文撰写的重要影响，对声乐教学改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具有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高校声乐教学;地方民歌;凤阳民歌

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需求变化和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对高校音乐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及挑战。高校声乐教学作为高校音乐教育的一支重要生力军，是高校音乐教育的主干课程和重点学科。目前继续延续国内专业音乐学院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地方音乐人才的需要，并且将会在地方高校声乐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上出现问题。要想做出改变，不仅要在教学模式上做出改变，还要突出地方特色，建立地方特色课程，将地方音乐引入声乐课程，在声乐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革新等方面做出改变。凤阳民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笔者是地方高校的声乐教师，也是凤阳民歌市级传承人。在声乐教学中，选择了凤阳民歌的优秀曲目整理后引入高校的声乐课堂，在声乐教学、学术研究、社会实践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地方民歌进入高校课堂并成为声乐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深刻思考。现对“地方民歌进入高校声乐教学”从历史性、艺术性、现实性三个方面做如下阐述。

一、地方民歌进入高校声乐教学的历史性要素

地方民歌进入高校声乐教学课堂，是历史机遇、历史传承、历史联系的综合体现。从声乐教学模式的转变看，地方民歌进入高校课堂是历史机遇。十七届六中全会把建设文化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把打造、增强中华音乐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复兴和弘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作为中国人长期不懈的奋斗目标。地方高校的声乐教育，从一开始就沿用了著名音乐学院的教学模式，以培养“高、精、尖”歌唱演员为教学目标，以艺术歌曲、咏叹调、“青歌赛”创作歌曲、经典民歌作为主要教学内容，确实培养出了一批声乐演唱能力较高的学生，频频在全国的声乐比赛中获奖，并在毕业后进入知名度高的歌舞团、歌剧院工作。但是这类学生比较少，相当多的学生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师和基层文化工作。这就迫使地方高校声乐教学的培养方向发生改变。“2000年《音乐周报》关于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分类科学性的讨论，引发对中国声乐教育的全面反思以及未来民族声乐教学道路的探索。”［1］国家教育部适时颁布了《全国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必修课程指导纲要》，其中声乐课程内容有四个部分:声乐基础理论与知识、声乐艺术审美与表现、声乐基本技能与方法、中小学音乐教学实践。声乐课程教学内容选编的原则也有四条，其中第3、4条强调:“重视选择富有民族特色、地区特色的教学内容与乡土教材。”“面向基础教育，联系中小学教育教学实际，精选在音乐教学和社会音乐活动中应用价值高的声乐作品作为教学曲目。”［2］高校教学需要富有地方特色的声乐曲目，凤阳民歌符合“应用价值较高”的要点，所以凤阳民歌的一些优秀曲目被选入声乐专业课程教材，把握住了地方民歌进入高校课堂这一历史机遇。从声乐教学选用的曲目看，地方民歌进入高校声乐课堂是历史传承。中国是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国，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民歌犹如天上的星星，数不胜数。从古代《易经》的卦辞、卜辞，到第一部乐歌总集周代的《诗经》，元代和明代民歌与戏曲、曲艺相互吸收和影响，直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歌都是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精神寄托。“民歌是人民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最直接、最真切的反映，它是音乐最初的萌芽。一切音乐作品(包括民间音乐的其他类别如器乐、曲艺、戏曲等)都离不开它。”［3］高校声乐教材中有《沂蒙山小调》(山东)、《兰花花》(陕西)、《小白菜》(河北)、《绣荷包》(山西)、《槐花几时开》(四川)、《牧歌》(内蒙古)、《孟姜女》(江苏)等这些由音乐工作者从各地优秀民歌中挑选出来的民歌精品，还有《人说山西好风光》(乔羽词、张棣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瞿琮词、施光南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火华词、阿拉腾奥勒曲)、《青藏高原》(张千一词曲)等音乐家吸取各个民族民歌音乐特色创作的声乐作品。沿着这些前辈走过的足迹，采集整理地方民歌，使之成为进入高校声乐课堂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为进一步发展地方高校的特色声乐课程，笔者编写了有地方特色的凤阳民歌声乐教材。入选高校声乐教材的民歌，是从现存的凤阳民歌中精选出来的。凤阳民歌有多少首呢?目前收录凤阳民歌数量最多的是笔者主编的《凤阳花鼓全书•词曲卷》一书，共收录凤阳民歌小调214首。选入教材的是其中的精华，如《凤阳歌》《鲜花调》《孟姜女》《十把小扇》《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等，这些小调都是从中国历史文化深处走来的知名曲目，有的几十年历史，有的数百年历史。如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品牌的《鲜花调》，又名《茉莉花》，最早出现在清代钱德苍增删修订的《缀白裘》中，该书第六集卷一《花鼓》的第三曲为《花鼓曲》，又名《鲜花调》［4］。我们在高校声乐教学课堂上教唱这些曲目，既是对历史文化的延续，又是对音乐艺术的传承。从一首民歌的不同变体中可以看到民歌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具有的历史联系。在教学《凤阳歌》的过程中，我查找与其相近的曲调及运用其曲调的艺术种类，发现除西藏、新疆等少数省份外，绝大多数省份都有《凤阳歌》或其变体存在。《凤阳歌》流传各地后，融入当地的方言特色和艺术形式，有的甚至更改了曲名。但《凤阳歌》的神韵未变，如河南的阳调、苏南的春调、徐州琴书的四句腔、榆林小曲的叮当调等。真正是《凤阳歌》唱遍神州大地，“说凤阳”闻名五湖四海。从中探索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相互联系交融的基本途径和基本规律，对学生把握音乐艺术的流变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同时，通过学习一个地区的民间歌曲，了解这些流传全国的“同宗民歌”的特点，把握一首民歌在不同艺术种类中的表现，可以横向考察音乐艺术发展流变的基本规律。

二、地方民歌丰富高校声乐教学的艺术性要素

凤阳民歌是国家级非遗，其艺术魅力可想而知。我们在声乐教学实践中与其亲密接触，对把握声乐艺术要素，对提升声乐艺术水平，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2002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的意见》中提出，综合性学报要提升办刊水平，必须走特色化办刊之路，用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的话说，就是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1］。2003年，教育部在正式实施名刊工程的同时，也在次年启动了名栏建设工程。由此，在全国高校学术期刊中争办特色栏目形成了高潮。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创办名刊，必须精心打造名牌专栏。办好特色专栏，是提高刊物学术水平、扩大其学术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唐都学刊》“汉唐研究”专栏开办已有二十余年，发文六百多篇，推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论作，其以在该领域研究方面所形成的鲜明特色，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赢得了学人的赞赏。关于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汉唐研究”，提高这一专栏的学术水平，大家已经发表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我仅从栏目编辑工作角度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一、关于栏目策划设计，可在已有基础上，再加细分、深化

汉唐研究，从时代之长及涵括的内容之丰富，都是一个十分宏大的课题。汉、唐作为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两个盛世，可以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从大的方面说，汉和唐可以分开研究，也可以放在一起作综合研究。而两朝既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又有科技、教育、文艺、宗教等等广阔领域都可纳入研究的范围。因此，作为专栏的汉唐研究有点显大，它既不像问题、专题，也不是典型的学科专栏，很有必要根据国内外研究的进展，结合本刊实际，对专栏加以细分和深化，以选择若干方向、专题作为重点，持久、深入地开展研究。关于栏目的深化、细化，我在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期间曾作过尝试。主要是采用“栏目+专题或问题”形式:如“西部研究”曾根据稿源情况，细分为“西部经济”“西部文化”“西部教育”“西部文学”等分话题开展研究。“学术前沿”是一个以反映在我校召开的高层学术会议新成果的栏目。该栏目主要采用“栏目+会议主题”形式:如“学术前沿: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前沿: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前沿: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学术前沿:价值哲学的哲学反思”“学术前沿: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治理与防范”“学术前沿:当代视野下的教育与幸福”，等等。关于“汉唐研究”专栏的细化、深化，似乎也应该更加重视薄弱环节问题、前沿问题，选择相关专题作深入研究。目前，在陕西的期刊中，涉及汉唐研究内容的栏目有《西北大学学报》的“秦汉史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的“秦汉文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唐史”“唐诗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等。细化、深化“汉唐研究”栏目、选择重点研究方向时，应尽量避免与上述陕西已有栏目过多地交叉重合，以体现“人无我有”的鲜明特色。在栏目策划设计上，还可考虑从某一领域某一问题点上的突破向某一专题系列的研究扩展，从零散研究向形成系统成果深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历史地理”专栏，曾连续发表马正林先生有关古都西安历史的研究文章，如《长安城的兴起》《汉都长安》《隋唐长安》等文章，其后作者以这些文章为基础，撰著形成了论述西安历史的系统专著《丰镐—长安—西安》。另外，史念海先生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专著《中国古都和文化》也是以其发表于“历史地理研究”专栏里的多篇论文为基础构筑而成的。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汉唐研究”专栏可否与之相联系，在“丝路文明”等相关课题的研究上作文章，选准方向，有计划地组发系列文章，推进丝绸之路研究取得某些成系统的大成果。凤凰卫视近年连续播发“丝路文明”节目，看后深受启发，关于这一课题似乎大有文章可作。

二、在栏目的编辑上，应再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主动组织开展学术问题的讨论与争鸣

学术研究必须从问题出发，研究、解决学术发展中的难题。在这方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曾先后开设过不少问题栏目，如“哲学体系问题讨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学术期刊影响力及其评价”“高校办学自主权及其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其中办得最理想的问题栏目则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该专栏组发表葛剑雄等专家、学者的论文8篇，分别质疑、探讨了全球气候变暖的成因、农耕活动与湖泊的消亡、西北干旱区河流水量的古今变化、人类活动与毛乌素沙漠南扩、人类社会需求与动物的减少和灭绝等重要问题，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2］。《唐都学刊》应考虑与相关专家尤其是栏目主持人，共同策划设计汉唐研究领域里类似前沿问题、薄弱环节以及难点问题开展研究。对学术问题的讨论与争鸣，始终是推动学术研究深化和发展的最重要的途径。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观点的分歧、结论的不同是不可避免的。学术期刊及其专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组织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形成大胆创新、百家争鸣的氛围。在学术期刊史上，不少期刊都因为组织重要学术问题讨论与争鸣而成为名刊。如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主持的《文史哲》因长期深入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发表李希凡等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有关观点的论文等，在我国学术界享有盛誉;笔者主持编辑过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之所以在文史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就与其所开展过的学术讨论与争鸣有很大关系。如著名历史学家黄永年先生与柳存年先生关于《西游记》《封神演义》成书先后问题、牛致功先生关于西安建都朝代问题的讨论等，都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扩大影响力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有鉴于此，《唐都学刊》如何在汉唐研究等领域里挑起话题、选择有价值的问题及其分歧看法，组织讨论，这对于扩大专栏及整个刊物的学术影响，都不失为十分有效的举措。

三、在作者队伍上，应在重视专家名人的同时，注意把眼光投向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

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办刊、办专栏，竞争都十分激烈，其焦点集中在优质稿源上。优质稿件的匮乏，成了当前普通院校一般学术期刊栏目建设和办刊的最大困难。笔者的建议是，一方面编辑部仍要积极主动地工作，加强与专家等高水平作者的联系，包括登门组稿，挖掘高水平论文;尤其要重视在高层次学术研讨会上面对面地向专家学者组约稿件，这也是提高组稿效率的好方式。另一方面，根据笔者多年编辑工作和指导研究生的体会，博士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博士后的出站报告，大都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完成的，不少都有真知灼见，有较大学术价值和较高水平。编辑部可以加强与相关学科专业博士生导师等专家的联系，发掘有水平有价值的学位论文，选用其中出彩章节。《唐都学刊》以往在这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专门开设有“博士论坛”，我认为还应进一步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力度，更多地把眼光投向有实力的年轻学者。如此，努力建设形成一个老中青相结合的骨干作者队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在当代文化架构下拓开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十分焦虑的母题。这种焦虑，或西延与汉学碰撞时炎时凉，或内溯于新国学探求时有执着，或立足当下语文教改有破有立，或后延于当代概念孰民孰中，或追问身份于现代汉语中渐成热点。这些焦虑，十分集中地体现在2010年9月20日至23日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以下简称“年会”）的四个分题中，会议开了四天，时间饱满，发言密集，时有交锋，新见叠出，是近年来少有的高质量的现代文学学术盛会。   一　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   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是近十年来一直涌动的学术话题，年会围绕其研究史与当下课题、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等命题进行讨论，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新领域的拓展。   年会首先讨论了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研究的历史与现实课题。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以9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后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把语言看作纯粹的形式，而看作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谈到当下时，他认为有三大课题值得研究，“一是关于文学语言问题的史实清理与研究，比如晚清白话文运动历史，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等及文学史上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以及文学现象。二是文学思想语言层面的研究，比如关键词研究，关键词研究是历史研究，通过研究概念的流变、发展来研究思想的变化和发展，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还停留在名词解释层面，缺乏意识层面深入。三是语言诗性问题研究，我们现在还没有对语言诗性问题建立一套有效的言说方式。“诗性”问题会对未来的文学语言研究带来巨大的突破。曹万生（四川师范大学）认为，“有三个历史逻辑层次，第一层次，对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形式研究以及这个形式历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就是研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联系。第二层次，把现代汉语作为与古代汉语不同的思维方式及思想实践的研究。第三层次，研究现代汉语诗性与现代汉语文学的关系。”二是关于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关系历史清理的研究。   年会就总体语言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晚清时期白话文运动、现代文学时期与现代汉语、当代文学时期与现代汉语及诗体语言、散文语言分别作了讨论。   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思路方面，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认为“应系统地梳理五四以来的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最终落脚点是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重要内在根源，即注重文学语言的变迁对中国现代文学进程（尤其是文学形式变化）影响的方式和程度的分析，”“应着重着手研究，文学语言变化的影响到底是以何种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和文学样式的形式发展和导致了一些重要的文学文体特征的形成”。   进入晚清时期，围绕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困境与转化，晚清译入语与现代文学想象及初期译诗等问题，代表们发表了不同意见。王平（中国海洋大学）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有一个“认同意识”困境的形成与缓解的过程，“晚清新知识者倡导白话文的初衷是维新启蒙，缺乏五四同人真正的语言自觉。白话、文言并行的二元性语言观凸显了晚清一代所面临的‘内俗外雅—体用分离’的认同意识困境”，“白话报这一启蒙形式使新知识者的认同意识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咸立强（华南师范大学）认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之译入语的斟酌使用，充分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汉语的现代性想像。”因为，“翻译时的译入语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而是一个有待生成的语言体系，是剧烈变动和生成中的语言——现代白话文。”围绕这一点，袁进（上海大学）分析了晚清译诗与现代新诗的关系，“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这些尝试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文学史的承认，它们被历史遮蔽了。”进入现代，年会围绕现代汉语的产生、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关于新诗语言的论辩、《新青年》标点与横书、鲁迅的语言观、钱钟书关于文言白话的观点等进行了讨论。汤哲声（苏州大学）认为，“中国‘现代汉语’是在清末民初之际由报人、作家、政论家、国家共同完成的。”“现代文学对现代汉语起到‘定型’的作用。”陈方竞（汕头大学）认为，钱玄同首先提出并始终坚持的“‘横行与标点’，作为《新青年》新文化倡导的一个重要主张”，“每一步微小的变化，都贯穿着同人间的分歧、争论乃至交锋，历时四年多，版式和标点符号才发生整体改变”。黄轶（郑州大学）以鲁迅语言观谈了晚清到五四时期的言文之分与身份之别。   “变与不变的观念都隐含着民族身份的焦虑。”近现代语言变革乃是为新文学立法。晚清到五四“言文合一”的提倡有白话化、欧化、拼音化三种思路。田建民（河北大学）认为，钱钟书对胡适和周作人的批评及对文言与白话的批评，体现了一种重史求实、新旧兼容的学术原则与治学方法。   进入当代，年会就现代汉语共同体形成与方言、孙犁的语言观、诗体语言、散文语言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刘进才（河南大学）认为，1955年相继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会议，对周立波方言文学的批评，使“文学作品中方言土语的运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规训。”刘东方（聊城大学）认为孙犁的语言观具有承现代启当代的桥梁作用：“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此后的李锐、韩少功、贾平凹、于坚、王家新，陈东东等，共同继承开拓了中国当代文学语言本体论。   可喜的是，对当代文体语言的研究也成为学者关心的问题。年会围绕现代汉语与诗趣、科学思潮与诗歌、穆旦到昌耀诗歌语言的质感、语言与当代散文等进行了讨论。王书婷、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认为，“对现代诗歌文体的描述，对现代诗歌功过的整理，应该回到‘趣味’、‘游戏’”，研究了现代诗歌文体研究的现状、趣味和游戏与诗歌的关系，汉语诗歌文体的古今得失比较，以及现代汉诗文体问题的切入视角做出了探索性的考察和分析。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认为“中国汉语诗歌的现代转型，很大程度是清末明初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潮影响的结果”，他从诗歌感性思维方式、语言、外在形式、意象类型扩展、传播途径等方面论述了与科学思潮的影响的直接关联和弊端。易彬（长沙理工大学）认为“穆旦时代，古典诗歌美学规范”影响了诗人写作，但后来的“昌耀有意掘用朴拙的古汉语词汇或生造词汇”，承载其情，传达滞重。“两人获得相似的诗学效果：词汇充满力度，语言获具独特质感。”渗透出对当代诗人现代汉语诗性的焦虑与感受。丁晓原（江苏常熟理工学院）从语言三维视角观察中国散文现代转型，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基础性的表征当是语言的现代性。”工具层面由白话取代文言，是现代性显性标志；语义层面新名词和“外国语法”的“欧化”，显示内在现代性；新文体的建构与语言关联，显示分型建体功能。#p#分页标题#e#   年会在关注现代汉语与创作、新诗创作与新诗文化、现代汉语文学史学术史研究诸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认为“从语言维度进行考察，普通话写作无疑是当代文学确立的标志。”高玉对普通话语音涵义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作了回应。在新诗创作方面，吴投文（湖南科技大学）认为，“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他认为，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研究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近年来这方面的文学史著作开始出现。巫小黎（佛山大学）提出了构建现代汉语文学史刍议，“整合全球汉语文化资源，构建全球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其意义和价值则超越了文学史建构本身”。赵黎民（重庆师范大学）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研究持疑，认为难度很大。晏红（四川外国语学院）就表达与应合、文学与学文、文人与文本谈了自己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研究的看法。高玉、朱晓进分别作了相应的回应。   二　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当代语文教学   现代文学经典阐释是本届年会的主要论题，也是最近十多年来现代文学界持续不断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体现了现代文学介入当代基础教育联系的动向，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文学界力图介入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思路。围绕这个论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思考，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建构及其当代性、经典阐释与语文教学、鲁迅作品新论、其他重要作家新论、流派文体新论等等。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有些什么变化，应怎样评价这一变化，温儒敏（北京大学）就研究的边界和价值尺度提出了看法，他认为，近年现代文学研究步入平稳，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研究趋向。一是回到“史学”的路子，“重新注重文学与历史的内在关联。”二是“一大批日本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三是“选题的对接，将文学领域问题与其它领域问题迅速对接起来。”利弊皆存。四是“新生代学者如何克服‘项目化生存’、弥补过分‘学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研究工作与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就社团研究与国家、个人等关系研究提出看法的有杨洪承（南京师范大学），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是随着中国现代文化及现代文化主体的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国民“群”的观念，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载体。”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四者关系的形态。与此相联，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认为“应该完全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打破国家、群体、个人对立的思维方式。”冷川（中国社会科学院）对2009年的现代文学研究作了系统评述。   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经典的社会意义，成为年会关注的问题之一。金宏宇（武汉大学）提出了副文本与现代文学经典建构的关系。认为，经典的中间层面与副文本有关。“这个经典化，一方面是文本的构成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关于其正文本的一种阐释的因素”。汪成法（安徽大学）认为，学院派文学批评“在1920年代承担的是立法者的角色，1930年代则是护法者”。王方（西华大学）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的问题，就现代文学经典对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作了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既有鲜明现代性特征又能够带来深刻生命体验的文化形式，是公民意识形成的精神食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经典的意义上，代晓东、王小平（四川理工学院）试图用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对现代文学经典进行阐释。周云鹏（长沙理工大学）认为“经典教学的道路不失为摆脱当前困境的主要途径”，哈迎飞（广州大学）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确定现代文学经典的价值标准”，提倡“精”、“深”、“慢”。   鲁迅作品的经典阐释与教学，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主题。陈国恩（武汉大学）简述了鲁迅研究史与当代中国社会、中学选本变化的简况，主张“中学语文教学对鲁迅作品的讲解要专注于发掘其更为内在的、更具有久远的文化意义，要对鲁迅及其作品采取一种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学）认为，鲁迅从弃矿学医，再到弃医从文，不断走进了他自己。“决定鲁迅取舍的根本在于何种学科更能满足自我的内心需要”。张均（中山大学）从农民形象的梳离与启蒙主义之关系的角度，认为《阿Q正传》是“启蒙主义独断式的自我表演”。曾令霞（佛山大学）对鲁迅作品看客、戏子、丑角等形象的分析，讨论了鲁迅作品与“戏台文化”的关系。陈伟华（湖南大学）对大学《阿Q正传》的教学图示了新的体验。   不少学者对具体经典篇目进行了新的解释。吴晓东（北京大学）提出了关注20世纪30年代文学对传统文学借鉴的思潮问题，他以何其芳《画梦录》所写三个独立志异故事《丁令威》、《淳于棼》、《白莲教某》为例，研究了“为什么何其芳的现代散文创作选择了这三篇古代故事进行改写？三个故事之间呈现了怎样共同的特征？何其芳改写之后的散文与原著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异同？改写后的现代文本又昭示了哪些值得分析的诗学属性？”认为“《画梦录》由此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现代创作与古典文学之关系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文本。”马俊山（南京大学）认为过去对丁西林《压迫》解读都不能真正揭示《压迫》的思想特性“，全剧都是围绕着租不租以及退不退的矛盾展开的。这是一场权益之争，作者探讨的是现代人的自由界限问题。”“深层反映的现代中国权利和自由意识的觉醒，这是它超越同时代其它作家作品的地方，也是它的现代性、经典性之真正所在。”袁国兴（华南师范大学）研究了“我”在艾芜《山峡中》的叙述位置选择与文本价值的关系问题。贾振勇（山东师范大学）认为茅盾《蚀》等早期小说中，“政治创伤体验激发了茅盾的艺术才情，‘绚烂中的哀伤’之美”“是他艺术才情的藏身之所”。大、中学教材对茅盾作品的阐释“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识形态规训的结果”。徐仲佳（海南师范大学）认为周作人现代思想根源有一个从前期的西方埃利斯到20年代中期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化。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对周作人致日本友人松枝茂夫信114封（1936年3月至1964年12月）“解读日伪时期周作人对战争、国家、文化、个人际遇的认知和感守约同时，试图提出那段战争期间出现的‘汉奸’现象的历史性和普遍性问题”。高恒文（天津师范大学）通过“破门”事件集中分析，考察了沈启无与周作人文学关系沿革及变化，从独特视角考察周作人40年代思想文风的另一面。陈希（中山大学）分析了近十年来《雷雨》演出由传统主题到超越现实的人性探索、传统表现形式到融入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突破固定“三一律”等形式的变化，认为更体现了《雷雨》创作原意。吴晓梅（昆明学院）分析了张爱玲、苏青小说与4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的关系和独立价值。夏中义（同济大学）认为1949年前的“朱光潜个人学术史”“最具创意”。#p#分页标题#e#   谢家顺（池州学院）对张恨水小说作了民俗学的阐释。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认为苏雪林从个人书写向国家叙事的转变，体现“国家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年镜像”。   还有学者对整体现代文学创作进行了探讨。刘勇（北京师范大学）认为“文学流派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体现出地域文学的某些特质，它们还有新的研究空间，这就是文化资源的开掘与发现”。邱雪松（西南大学）考察了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关系的演变，“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新文化运动人士主政的出版社大量诞生，呈现为古旧书店，大书局，新书业三足鼎立的局面。”黄晓华（湖北大学）分析了寓言型修辞中作为先觉者的癫狂，到诗意化修辞中作为高蹈者的癫狂，再到写实化修辞中作为毁灭者的癫狂的三种现代癫狂叙事，是“现代人认同境遇的一种隐秘的集体隐喻”。肖向明（惠州学院）研究了清代以来民间信仰与中国小说叙事的演变，追溯有其叙事潜在的“近代性”因素。   诗歌经典研究，体现了学者们不同的关照角度，特别是对现代诗学涉及个人真实等哲学相关命题作了探讨，如段从学（四川师范大学）认为冯至《十四行集》是“在个人与世界的关联中，在个人的变化和丰富中来寻找个人真实性的生存论道路”，与鲁迅《墓碣文》“把自我当作客观认识对象”构成潜在的对话关系。陈茜（江西师范大学）在比较废名的“浑圆”与朱英诞的“清浅”之差异中，思考朱英诞被文学史家忽视的原因。陈卫（福建师范大学）以朱自清20、30、40年代的相关诗论的影响与贡献为据，认为“朱自清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奠基人”。马云（河北师范大学）分析了李金发诗歌与罗丹的关系，认为“《弃妇》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多那太罗的《圣马德莱娜》和罗丹的《丑之美》的艺术感悟。”“他的诗是象征的，也是写实的。”在散文研究中，陈啸（南通学院）从京派散文的生成、理论言说、创作实践等方面探讨京派文人把纯“美文”以及对散文文体本体性回归为鹄的的一次极具价值的散文文学尝试的内涵及意义。小说研究方面，罗晓静（中南财经政大学）对晚清小说《孽海花》“对个体欲望、情感、微观社会乃至日常生活予以充分的注意”、消解精英等奇异之处作了分析。   陈思广（四川大学）对1927——1939年间三次长篇小说征文与获奖小说作了发掘与分析，并分析了三次长篇小说征文为人们所忽视的原因。阎浩岗（河北大学）对近年来《李自成》的评论进行了反思。   三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   近二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界，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关系的思考，一直处于转型的焦虑之中，并成为多次会议研讨的主题，随着当代文学的延伸，这个问题得到的关注越多，这既关系到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的关系问题，也关系到如何书写现代文学史。本次年会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的研究开始深入。   关于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的命题，关于近代、现代、当代的整体性思考以及如何打通的问题，都继续引起一些学者的重新思考。丁帆（南京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更把这个问题提为“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现代文学史删除和遮蔽了的1912—1917七年”。他把新文学开端期放在1912，理由有四：民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诞生；法律保证了言论等现代人权；法律保护对倡白话、开报禁、言论自由、启蒙产生了巨大作用，使现代文学一直比当代文学质量高；通俗文学得到长足发展。张福贵（吉林大学）继续他2003年提出的“中华民国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命名的说法，同时主张把当代文学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他从文学的性质和观念、作品构成因素、形象的置换、作家身份以及文学组织机制的变化四方面论证了这是两种“本质差异”的文学史。李怡（四川大学）看到了国家形态诸如法律、经济、教育、宗教、生活习俗以及文学生产、传播过程等等“结构”性因素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效应，因而赞同民国文学史的说法，谓为“民国机制”。黄万华（山东大学）提出，要“跨越1949”的命题，认为1945后十年，解放区文学“扩展”到大陆和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以及香港接纳现代文学各种传统，要结合在一起考察。朱栋霖（苏州大学）在现代与古代的基本差异比较后，提出“现当代中外文学比较史就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史”，认为这是“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形态，是治史不可回避的学术方法与思路”。高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以1894年出现翻译小说为始，认为1894到1917应称为“前五四的现代热身阶段”，1919到1949是“多元混杂的现代性与超现代的一元确立”，1949到1979是“超现代的一元模式从僵化到自我解体”。谢昭新（安徽师范大学）从“政治意识的演化”并通过这种演化的具体形态变化，论及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   在打通现当代文学的角度上，更多学者选择了从题材、主题、艺术、地域、民族等角度进行的打通研究研究，是这次年会的一个新的动向。段美乔（中国社科院）以40年代的九叶诗人在80年代的重新出发，探讨了现当代文学关联的一个独特现象：学界对40年代九叶派的研究，共性的关注大于个性。“在80年代的命名和重现的过程中，九叶诗人们表现出的差异性却远远大于共性。”王本朝（西南大学）谈到了“当代”建构过程的种种合力，并分析了现代作家在建构中自我更新与认同。王卫平（辽宁师范大学）提出重返文学中心，对经典进行重新厘定，对学科进行新的整合，强调经世致用。袁盛勇（重庆师范大学）认为对时代“鲁迅现象”的清理，“其实也包含了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和鲁迅思想缺陷的清理”，主张要对鲁迅采取一种较为古典的学术研究态度。白浩（四川师范大学）认为“西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曾有两次作为策动中心的机会。他以延安与当代为角度，研究了“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负能动力量、以及这种动能的有限、动能的衰竭之原由均值得再加探究”。常彬（河北大学）以晚清以来中国作家的朝鲜题材关联，认为经历了认知，亡国镜鉴、休戚与共、南方缺席、“华风”“韩流”四个阶段。张鸿声（中国传媒大学）以北京空间叙述为线索，研究了现当代文学的差异，认为“现代文学主要对北京进行古典性叙述”，当代文学“新北京”空间叙述转向对一些新的城市景观，其间所体现的，是新旧城市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刘永丽（四川师范大学）认为，现代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中“反城市主义”主题“在当代文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20世纪该主题与儒家文化、西方反现代性思潮、殖民主义及民粹主义有关，“当代文学的‘反城市’的内在原因又有新质表现。王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中西文化碰撞下产生“跨国恋”叙事为题，研究了晚清王韬、周瘦鹃和现代徐?、无名氏的相似相异。俞敏华（浙江师范大学）比较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和汪曾祺《受戒》，认为“这两位常常被指认为风格迥异的作家，却在同一个问题上，表现出了趋同的价值观念”。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以老舍《骆驼祥子》、苏童《米》和贾平凹《高兴》为例，研究了百年农民与城市关系的审美嬗变：即“以善抗恶”、“以恶抗恶”到“以善寻善”。赵凌河（辽宁大学）以施蛰存到余华为例，描述了“现代走向后现代，从‘内在现实’的追求走向‘不确定’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表述”。葛涛（北京鲁迅博物馆）提出要以鲁迅“立人”主张的思想在当代网络文化中“立网民”。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认为“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是被忽略的领域，“可以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钱晓宇（华北科技学院）提出中国当代幻想文学的传承与新变的问题。#p#分页标题#e#   汪卫东（苏州大学）认为“从五四到80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言说都只能是到人为止”，“无法生成真正摆脱非人存在的新资源，也无法拓展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刘殿祥（大同大学）以闻一多学术研究为例，提出在国学热背景下“现代作家的学术经典之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罗绂文（贵州大学）从新诗对旧诗借鉴的角度，梳理了百年新诗之“旧路”，研究了“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几种模式”。   张莹（四川师范大学）认为，王朔、刘恒，池莉、晚生代，美女作家、网络小说等，表现出文学的影视转向。   在打通的学术背景下，本次年会出现了专门把注意力转向当代研究的正面研究。李俊国（华中科技大学）认为近二十年中国文学里面呈现出四大“症候”：简单的“日常”与慵懒的“审美”、堕落的“身体”与货币化的“欲望”、价值误置的“戏谑”与审美倒错的“狂欢”、温馨复制的“底层”与精神撤退的“民间”。耿传明（南开大学）认为，在“掊精神而张物质”的当下，正显示“《红旗谱》的文学魅力”以及“至高的善、真正的公平和原始的正义”。刘海军（重庆大学）从乡村脱序的全貌、城乡冲突的文学表征与农民底层身份的焦虑这三个方面着重探讨新世纪乡村小说的特征与变化。   四　现代文学与成都   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学研究日渐与地方文化研究相渗透，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本次年会围绕现代文学与成都的主题，对现代文学与成都形象成都书写、对郭沫若、巴金、李?人、艾芜等与成都以及抗战时期在成都生活和工作过的朱光潜、朱自清等人进行了研究，描绘出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几位大家的渊源关系，同时探讨对地域与文学的独特关系与美学意义。   在总体概括现代文学与成都作家的关系时，吴定宇（中山大学）用多元构成的“西蜀文化之气”加以概括，认为郭沫若乐山沙湾的“匪气”、李?人成都的“市井气”、巴金成都“文翁石室”的书卷气尤为突出。谭桂林（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抗战时期向大后方迁移的众多佛教期刊，“对发掘新文学作家的新的史料，把握现代佛教文学的发展趋势”有重要意义。李永东（西南大学）认为，外省作家的成都书写，能让我们领略“他者”文学视野中成都形象的文化审美风格：倾向选择阴柔、静穆、低沉格调的意象来摹写成都，发现北平情调或江南风味，“旧中国都市的风度”和熟悉的民族氛围。逄增玉（中国传媒大学）以四川现代作家反映“九一八”后东北和四川抗战小说为例，分析了典型化、本质论的偏差与学术界评价同一，认为“需要还原，以呈现文学史的多元面貌和声音。”郝明工（重庆师范大学）描述了抗战时期“双城书写”现象：纵向历时性成渝书写、横向共时性京渝书写、纵横交错整合性苏渝书写，体现出“以趋向民族史诗的艺术高度”。秦方奇（平顶山学院）以南阳《前锋副镌》为例，认为“在关注‘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大刊物外，要对为数众多‘小后方’的地方文学报刊给予足够的重视。   年会对巴金创作关注最多。陈思和（复旦大学）对新近刊发的巴金1928年计划写的中篇小说《春梦》残稿作了阐释，认为“《春梦》是巴金在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以后开始创作的未完稿”。“《春梦》残稿的发表构成了对巴金研究界既定看法的一个挑战。”他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春梦》残稿并非是原来巴金回忆中的《春梦》，而是一部已经走样了的书稿的片段，它与巴金曾经告诉我们的创作设想中的《春梦》并非是一回事”。吴双（西华师范大学）认为《憩园》、《第四病室》、《寒夜》里“来自故土被反复强化的记忆在深层无意识中形成文化象征符号”，汇聚成了巴金笔下独特的“川渝意象”。金进（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认为《家》通过巴金及其信仰变化透视了30年代的文学视界：高老太爷、觉新形象“人性善恶的揭示”的体现，觉新、觉民和觉慧的象征反映（分别代表传统性格、五四余绪、社会主义）。魏建（山东师范大学）对《沫若诗词选》不同版本的篇目校勘，回答了《沫若诗词选》何以出现版本问题，并依据所得校勘数据纠正对单行本《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全集》中的《沫若诗词选》作品篇目的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张全之（重庆师范大学）据1923年《国家的与超国家的》一文提出郭沫若早期创作中的“超国家”意识的问题“来自于当时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邓伟（重庆工商大学）认为“李?人的文学选择与新文学主流明显有着某种的距离感与疏远感”、“其小说有着某种明显‘旧式’的底色。”詹玲（杭州师范大学）认为李?人、沙汀笔下的成都茶馆叙事“以介于传统与现代的多元样貌体现了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对抗消匿、变异融合或因势而上等多种样态。”除了对四川籍特别是在成都出生、成长的作家进行与成都风情关系的考察外，一些代表考察了刊物及抗战时期旅蓉作家的创作。李琴（四川师范大学）以清末民初四川报刊出现的首个专门文艺副刊《娱闲录》为例，考察了主笔李?人及吴虞等人创作的百余篇小说，并论及《娱闲录》并入《四川群报》副刊后李?人成为《四川群报》首任主笔及副刊编辑的史料及意义。在对旅蓉作家的研究中，王攸欣（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朱光潜在成都的经历表明朱光潜并不是一般读者所了解的沉浸于超功利审美的学者，而是一个积极介入现实斗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晓冬（西南大学）以《巴山夜雨》分析了张恨水抗战小说特有的空间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在社会化小说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在大会闭幕式上，对大会取得的成功作了总结，他认为，“年会开得很好”，有三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一个年轻的会，有差不多三百人，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年轻人。这个学科已经有五代学人。第五代就是70后80后。这次会很多第五代参加进来了，很踊跃。#p#分页标题#e#   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第二个特点，这个会有很大投入、论文有120多篇，都很认真。现在这样认真的会很少了。第三个特点，有生长的态势和新的生长点。现代文学与语言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好的著作，殷实的著作。研究文学语言要进入它很深的机理，必然要触及到个性的问题。这次会议问题提得很好，还有些问题像汉语文学史的问题，像曹万生老师那个书，很有意思。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汉语文学史跟国别文学史怎么说。这个可以讨论。我提几个希望。第一，我希望我们这个学科能够参与现实，但又保持活力、要有一个持重的风格。第二，希望更年轻的学者把现当代打通。第三，期望年轻一代应该从我们的教训中走出来，做更大气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