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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模块的设计是为教育价值追求的实现而服务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不同成长阶段的教育目标：小学阶段是培养文化感情和基本文化认知；初中阶段是提高文化认同；高中阶段是增强文化自信；大学阶段是培养文化创新意识和文化传承的责任感。把这些教育目标进行归纳，可以用形成文化自觉来概括。展开来讲，就是使受教育者熟知中华文化的内在结构、精神特征和发展演变的历史，以对中华文化有“自知之明”，在此基础上认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信仰、态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并具有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觉能力，并使其以复兴中华文明为己任。基于这样的价值诉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内容可以设计为四大模块和三大重点内容。四大模块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文化与人生”、“文化与中国发展”和“文化与世界”。每一模块的内容都有具体的目标。“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内容模块主要是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做到熟知中华文化的精要，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文化与人生”内容模块主要是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资源，指导学生以中国文化的视角思考人生，形成崇德向善的道德追求；“文化与中国发展”内容模块主是使学生在了解多种文化，在主动赞赏和接纳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使之为他人所理解；“文化与世界”内容模块主要是使学生积极开展与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让中华文化积极参与到世界新的多元文化体系建构之中。三大重点内容包括“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家国情怀教育”即对家园、国家的深厚感情，它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与情感归属，是民族凝聚力的心理基础，是公民感受到与国家相联系的精神纽带；“社会关爱教育”的重点是培养“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道德品质和思想观念，使受教育者能够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做出整体性的理解，以达到乐于助人、关心社会和尊重自然的状态和境界；“人格修养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以传统文化的“君子人格”为理想人格，自觉追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夯实才能、才华和才干的人格修养基础。当然，不应苛求所有课程都能够承担这些教育任务，也不能要求相关课程把所有内容模块都纳入其中，而是应根据课程性质，选择其中一个内容模块，加以提炼和提升。三大重点内容是对具体内容的概括，并没有涵养所有的教育内容，不同课程还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设定教育内容。就《基础》课而言，它作为一门以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和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它可以选择“文化与人生”内容模块，并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教育和崇德向善的道德教育为重点教育内容。
1.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的最终体现是理想人格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想人格，诸如“中庸人格”、“君子人格”和“内圣外王人格”等内涵丰富，充满了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理应传承。如在人格主体性方面，强调“为己之学”，提倡道德的自我建构、自我完善；在人格志向方面，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个人情操方面，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人生困境方面，强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当然道家“天人合一”的人格理想，墨家“兼爱”人格理想等都是重要的教育内容。这些教育内容，结合具体的理想人格原型，如屈原、勾践、苏武以及苏轼等等，必然会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人格产生积极的影响。
2.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德向善的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崇德向善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教育的系统思想，崇德向善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孔子指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积淀在民族心理之中，已有深厚的情感基础。其中，“仁”、“义”和“信”的道德教育在今天尤为重要，应构成《基础》课程的重点教育内容。“仁”的教育重点要放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层面上，以培养现代人的友善观念；“义”的教育重点应强调“以义获利”、“以义制利”，达到义与利的和谐统一。“信”的教育重点应强调以“以诚育信”，通过对自然规律的崇敬和内心的真诚达到外在的言而有信。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方法设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需要借助有效的教学方法才能达成，不同的课程和课程内容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一般来说，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教学方法有三种，这些方法也可以在《基础》课教学中加以运用。
1.文化比较法
文化比较法是文化教育中较为常用的方法，早在古希腊时期和18世纪的启蒙主义哲学家那里就开始运用，到19世纪已经形成基本的规范，成为文化教育和研究中的基本方法论。一般说来，文化比较法是在建立一定的价值标准下，通过比较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点，揭示出带有普遍性的文化规律。当然，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文化比较法，其目的是通过比较，让受教育者更加有兴趣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产生情感认同。在教学活动中，文化比较法的运用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妥善寻找文化比较的规范和标准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各种文化并存，气象万千，表现各异。运用文化比较法，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是：文化之间有无优劣之分？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历史上，由于西方社会近代的崛起，在文化领域中曾出现“西方文明中心论”，一些人也言必称西方。后来有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后，又提出无优无劣论。但无优无劣论掉入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潭，使得文化比较失去了理论基础，在文化教育中无法对文化价值进行选择、学习和借用。虽然文化比较的标准建立到现在还是个难题，但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而运用的文化比较法，必须建立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立场，通过比较让学生重新发现已经失落的中华文化的宝贵性和独特性，确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2）妥善选择比较的对象和材料
在文化比较时，一定要选择能够反映双方具有典型特质的材料，尤其是在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的材料时，应选择能够真实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材料，比较时力求不偏不倚，目的是为让受教育者接受与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文化实践法
恰当地开展文化实践活动容易激发受教育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达到教育的目的。文化实践法就空间来讲，主要分为校内、校外两种文化实践空间。校外主要是引导受教育者对传统文化进行实地考察、调研，作为一种投身现代社会生活的方式，能够从中发现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诸如有些高校已经形成多种形式、多种类型的文化教育实践平台，像“中华文化之旅”、“中国寻根之旅”等大型活动，每年组织几百名学生利用假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亲身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当然，校外文化实践更多地还是要充分依托建立多个文化教育实践基地来完成。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特色的传统文化、文物与文化遗迹，定期组织学生对其进行参观和考察，以形成对传统文化的深入认知。校内文化实践的主要形式是开展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如中华文化节、儒家文化节、中华传统美食文化节以及汉服文化节等，让学生通过参与校园文化活动，挖掘和感受活动背后的中华优秀文化内涵、价值观念和思想精华。文化实践活动也可以依托学生自发成立的传统文化兴趣小组来开展。文化实践法以实践对象划分，可以分为文化实物实践法、文化场景实践法和人文实践法等。尤其要提出的是，人文实践法是一种有效的“以文化人”方法，能够有效地实现“使人文化”的教育价值，是在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开展人文精神的体验活动，就是一种人文实践法。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对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关怀，诸如孔子的“仁爱”精神、墨子的“兼爱”精神、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及范仲淹的“先天下”精神等等，而这些人文精神学生可以通过文化实践法加以感受与体验。
3.文化情景法
文化情景法是一种在教学活动中引入或创设的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文化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文化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文化态度体验的教学方法。多媒体技术为文化情景法在课堂上的应用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在《基础》课中，可以创设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情景，利用听觉和视觉，对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力。如《论语•子路》第18章有关叶公和孔子关于如何对待父亲偷羊的讨论，“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虽然短短几句话，但其中包含着丰富内容和道德争议的道德文化情景，可以让受教育者在教学中进行角色扮演，就可能遇到的情景展开讨论。文化情景法还应使学生能够将传统文化运用到当代社会情景中去解决现代问题。因此，传统文化情境设立后，一般最后要转向现代情景。例如“父亲偷羊”在现代社会里会遇到什么新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这都是新情景，通过情景转换，可以促使学生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比，更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的社会背景，这样更容易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文化建构
传统文化教育虽然需要依托传统知识的传授，但其实质是价值教育，是要学生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与文化的认同。因而，需要建构出由价值、规范、信仰以及表意象征符号等构成的课程文化，以适应文化教育的特性。试想一下，如果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自身存在着文化缺失、亏空与虚无，从而引致课程缺少人文关怀而呈现粗暴化的状态，文化教育的价值目标怎能实现。以《基础》课为例，《基础》课应主动地遵循文化逻辑，在一种文化体系中理解课程本质及其属性，建构“超越性”、“鲜活性”和“本土化”的课程文化。
1.超越性的课程文化品质
强调《基础》课要建构超越性的课程文化品质，目的是避免使《基础》课在“教育市场化”观念的引导下，成为为经济、就业和技能服务的课程，而遗忘了“精神成人”和“文化养成”的职责。如果《基础》课被现实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名利所诱惑、困扰和束缚，其教育活动只是培养没有思想和没有灵魂的工具人，其结果只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么被抛弃，要么被庸俗化。因而，超越性的课程文化是《基础》课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前提，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基础》课以内化传统文化成果为己任，以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建构超越现时代的精神文化为担当。
2.鲜活的课程文化生命
由于传统文化教育属于价值教育，此类教育的重大障碍是“课程学科化”。所谓“课程学科化”就是以学科逻辑理解课程，以标准化、效率化及定量化为课程诉求，以课程结构、课程方法及课程密度曲线为主要关注点，以定义、判断、推理、分析、综合、逻辑演算以及公理等符号系统为外在表现。“课程学科化”之所以不适合价值教育和文化教育，根本原因在于它会使课程凌驾于教师和学生生活、经验之上，把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最真实、具体、生动和富于生命活力的东西“去情境化”、“去过程化”了。而作为比知识传授要复杂和困难的价值教育和文化教育必须借助课程的“情境性”、“体验性”和“互动建构性”才能产生实效。首先，有了情景性，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文化体验才具有可能的环境与条件。情境有助于激发学生在文化教育中唤醒自我，并主动了解文化的意义。其次，体验是文化教育的重要基础，如果体验性活动不足，很难形成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最后，文化教育必须在“我们”之间完成，需要利用交往、对话和商谈等互动方式进行，这样才能达成良好的效果。
3.本土的课程文化意识
课程文化类型多样，因而《基础》课不仅要建构课程文化，而且要建构本土的课程文化。本土的课程文化就是立足于中国课程文化的现实问题，对传统课程文化的要素实现创造性转化，最终生成具有民族文化风格的课程文化。实际上，我国的儒、道、释三大文化传统生成了具有民族独特性的课程智慧和非常有益的价值取向、课程内容。如儒家思想蕴含的中庸、和谐和对话的课程文化，道家哲学中蕴含的自然主义的课程文化，释家智慧蕴含的“禅思”、“领悟心性”等课程文化，等等。这些传统的课程文化理应成为我国当代课程文化的深厚底蕴，如果弃之不理，实在可惜。我国的课程教学中所强调的服从教师的指导、服从集体的利益以及强调和谐发展、共同发展等价值观，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孝”、“礼”等范畴一脉相承的。因而，不能对这些传统完全抛弃，束之高阁，更不能妄自菲薄。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设计是基于对内容、方法和课程文化的综合思考，为了避免这些思考流于抽象化的玄思，本文以《基础》课为例进行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综合系统，课程设计只是其中一环，而且不同课程及其内容、方法和课程文化的设计应有其侧重点。本文只是抛出初步思考，以希冀引发教学关注和更为深入的探讨。
作者：魏传光 胡旖旎 单位：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