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近代文学书籍封面设计探索，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文人”参与设计
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又是版画家；陶元庆、丰子恺既是编辑学家，又是书籍装帧艺术家。他们的学识修养以及审美意趣渗透在其书籍装帧之中，正是在文人们思想的影响下，书籍装帧已开始突破传统线装的单一形式，在开本、版式、装订、印刷工艺等方面有了新的变化，书籍封面的设计打破了一切陈规陋习，从技术到艺术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书籍装帧的内容和形式、艺术性和技术性更加协调和统一。这其中首推陶元庆，他设计的作品构图新颖、简洁、色彩明快，线条活泼流畅，颇具装饰性。陶元庆的风格正如鲁迅所指那样：新的形、新的色、东方情调和民族性，如《故乡》《朝花夕拾》《未名丛刊》等封面设计。曹辛之是诗人，精通书法、篆刻，这使他设计的作品典雅、俊秀、富有诗意，同时民族特色突出，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钱君陶的装帧设计作品力求融贯中西，讲究构图元素，图案简洁、色彩唯美，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呈现出清雅的艺术风格，如为茅盾的《子夜》、译作《雪人》设计的封面，图案清新别致，构成了一幅“诗”的图画。丰子恺的封面设计以漫画的笔法，构图上讲究装饰，设计的文艺丛刊《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的封面画意境深远，具有浓厚的诗意和清新脱俗的艺术气息。集作家、翻译家、画家和收藏家于一身的叶灵凤，自称“中国的比亚兹莱”，喜欢英国比亚兹莱和日本路谷虹儿的绘画，常常模仿他们的艺术风格设计封面和绘制插图，作品带有浓厚的“唯美”情趣。这些“文人们”以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素养和表现风格丰富了当时文学书籍封面艺术的设计语言，创造了一个个意境深远、清新脱俗的艺术形象，为现代文学书籍封面设计打开了新局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显现出了其独特的审美理想和内涵。
二、设计上的民族风格与时代特征
设计是与时代同步，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时代具有特定的视觉文化，而这种文化现象又因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版界和艺术界空前活跃，随着艺术派别的纷争，书籍装帧艺术吸收外来艺术的种类也随之多样化，夸张、抽象、写实无所不有。对于如何设计，鲁迅要求“天地要阔、插图要精、纸张要好”。同时又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如他在评价陶元庆的书籍设计时说：“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从鲁迅的话可以看出，书籍设计不但要蕴含浓郁的传统韵味，又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设计时只有把传统的表现方法与创新精神结合起来，把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相融合，才能创造出文学书籍设计的新形式。在书籍装帧上，鲁迅做了几个方面的尝试：一是首页的书名和作者的题字，打破对称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是毛边。鲁迅的这些设计思想和艺术实践在当时是极具创新意义的。特别是对于文学书籍封面的设计，他不赞成图解式的创作方法，而认为应将书名或对书内容的表现放在首位。如1922年设计《呐喊》封面时，将“呐喊”二字字体设计沉着稳重，给人一种压抑之感，但同时又具有一种要冲破封建束缚的强大力量，召唤着斗争和光明，这“呐喊”勇猛和势不可挡。正如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封面设计定位准确，端庄严峻中寓有深意，传达出了书籍的思想和情感。在1926年《呐喊》再版时，鲁迅同样亲自设计封面，将书名书写成带有汉隶风格的字体形式，书名题字与书名匹配得恰到好处。整个封面、书脊只有书名和作者，没有出版发行单位等其他信息，这种处理大气朴茂、意象奇逸、独具匠心，冲破了文学书籍封面装帧固有的格局，彰显了鲁迅冲破旧观念，倡导新文化的决心。鲁迅的这种装帧思想在陶元庆的书籍装帧中也有所体现。如1926年，陶元庆为鲁迅的小说集《彷徨》设计的封面，图案十分精彩，他画了三个寂寞的人在晒太阳，他们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晃晃悠悠，动作似坐又似行，彷徨不定，暗含追求光明的寓意；满幅画面被紧张的情绪所包围，将那种夕阳西下时孤寂落寞而又无处可去的心情表现得恰到好处，耐人寻味。陶元庆以生动的形象语言表达了书籍的精神内涵，契合了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鲁迅称赞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1929年，钟敬文在《陶元庆先生》一文中说：“他的绘画的取材表现等方法，虽大概属于西方的，但里面却涵容着一种东方的飘逸的气韵。”总之，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设计者创作意识上的新，才使他们的作品不落俗套；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创新理念，才使其最终成为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里程碑。
三、设计的形式特征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书籍封面设计表现形式多样，主要特征如下：
1.注重字体的设计变化
鲁迅说中国文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正是汉字的意美、形美及其造字原理使汉字具有很强的可塑造性和创意性，或讲究变形，或讲究编排，或讲究书法字体及装饰的风格，全凭设计者自由发挥。这一时期的书籍封面设计充分发挥了汉字艺术的这种表现力。如鲁迅设计的《呐喊》《引玉集》《萌芽月刊》《铁流》等书籍封面就是将“字”作为主体进行多样的变化。这些书籍封面的字体已不再是以单一的传统书法直接刻印，而是对字体进行了创意与设计，以特有的形式来表现特定书的深刻寓意，其意境唯美，形式感强，装饰风格独特，产生了极好的视觉形象冲击力，显示了设计者对于字体的突破与尝试。
2.兼容并蓄的图案纹样
图案精美、寓意深刻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书籍装帧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形式多样，风格百花争妍。如1926年，钱君陶设计《秋禅》封面时，选取两方连续的图案进行装饰，书籍封面淡雅而肃穆，弥漫着一种宁静的美。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是曹辛之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初兴年代9位诗人设计的一本合集。曹辛之用一棵大树9片茁实的叶子比喻9位诗人，并配书名“九叶集”，概念清楚、寓意深邃；封面构图平稳，设色单存、雅致，把书的内涵含蓄而诗意般地呈现给读者。陶元庆设计的《故乡》封面画是他书衣画最成功的佳作之一，图案形式感强，有力量，对照强烈，色彩鲜明、醒目。鲁迅评价说：“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鲁迅对《故乡》封面的评价不仅反映出新文化运动时期书籍设计兼容并蓄的艺术风范，同时也反映出那个时代设计家们面对民族文化和外来优秀文化时所追求的境界。
3.绘画形式的渗入
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大量西方绘画技法和新的文艺思想不断涌入及印刷技术的提高，相对复杂的图形图案纹样在文学书籍封面设计中得到普遍运用，书籍封面设计的空间得以大大拓宽。而以绘画形式表现出来的图形图案因自然、生动颇受新文化运动时期书籍设计家们的青睐。如鲁迅设计的《小约翰》《毁灭》封面，钱君陶设计的《死魂灵》《十月》封面，司徒乔设计的《莽原》封面等。他们充分运用夸张、变形、写意、象征等绘画手法，所表现出来的图形不仅感人而且极具艺术性。1925年陶元庆为鲁迅的译作《苦闷的象征》画的封面画，以绘画的手法表现了一个在压抑中拼命挣扎的半赤裸女人，伸出舌头去舔一把染了血的三叉戟，黑、白、灰、红等彼此相衬的色彩和郁悒的线条缠绕着她，寥寥数笔，神态毕现，似是信手之作，却显现忧郁和暴力，与题旨暗合。这样的表现，许钦文认为它“首创了新文艺书籍的封面画”，鲁迅以为这样处理“使这书披上了凄艳的新装”，同时评价说：“郁悒的线条藏着无底的悲哀，我们看了毛管自然会竖起来。”鲁迅的评价充分说明了以绘画形式表现图形的独特魅力和艺术感染力。
4.点、线、面等构成主义及几何因素造型手法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构成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这种具有国际性的设计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书籍设计，并在设计中得以体现。如新文化运动时期《建塔者及其它》的封面，设计者突破了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将封面文字、图案分解成点、线、面等元素，然后进行重构。这种构成主义式的处理方法为当时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开辟了新的设计思路。几何因素的造型手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书籍封面设计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如《苏联短篇小说集》《若有其事》的封面设计是对几何因素造型手法的成功运用。《苏联短篇小说集》封面设计中，钱君陶采用不同形状、不同长短、不同粗细的线表现图形，赋予画面以现代气息；而《若有其事》的封面，为表现人跳舞时的动感，陶元庆运用快速、粗放的笔触以及一系列不同形状的重叠曲线体现人跳舞时的连续性动作，这种表现形式极富情趣性，将画面的艺术效果发挥到极致。可以说，这些走在时代前沿的“大师们”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书籍封面设计的革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设计中，他们并不作茧自缚，而是在自我否定中逐渐完善，保持时代精神的美感与功能之间的完美和谐，推陈出新，不断衍生出新的书籍形态和形式。对于时下的设计师而言，他们的书籍设计思想及设计实践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然而我们是照本宣科地如法炮制，还是承其魂托其体，重新创造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又呈现鲜明时代特征的新的书籍生命是值得今天的出版工作者、学者、设计者共同探讨研究的课题。老子说：“反者，道之动。”
四、结语
今天的书籍设计者要不拘泥于束缚发展的旧模式，不满足于已有现状，勇于创新，要具有不摹古却饱浸东方品位，不拟洋又焕发时代气息的精神追求，同时应突破旧有书籍封面设计中简单的图解式说明及单纯刺激视觉的色彩，把握好情感与理性之间、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平衡关系，做到形式与内容、技术与艺术达到和谐统一，所设计的书籍封面既能传达出书籍的内在文化意蕴与文化品位，同时又能适应当今社会和读者的审美欣赏习惯。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市场，才能形成具有丰富内涵，又适应市场需求的中国特色的书籍设计。
作者：李林森 单位：安徽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