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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9—1966年是新中国书籍设计艺术的初创时期。文章主要探讨了“十七年”书籍封面上书法字体的应用。文章首先陈述了在文字改革运动影响下，书籍封面的书法字体中繁体字与简化字的使用情况；其次分析了书籍封面上的隶书、楷书、行书字体的字体特征及在书籍封面上的应用情况；最后从书法字体在书籍封面的表现方法上，阐述了名家书写和碑帖集字的两种方式。
关键词:新中国“十七年”；书法字体；书籍封面设计
引言
封面设计的三大要素包括文字、图形、色彩。文字的基本要素包括字体、字形、字号、间距等，文字是封面设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语言信息的载体，文字所表达的信息更直接准确。封面文字可以向读者介绍书籍名称、书籍内容以及书籍作者和出版信息等，通常书籍封面可以没有图，但是文字必不可少，因为文字是设计师、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亦是书籍内容的浓缩表达。字体，是指文字的结构形态，不同的字体具有不同的风格特征，各种字体的结体，风貌不一，形态各异，视觉传达的作用各不相同。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自源文字之一，是唯一沿用至今的既表形又表意的文字，是“形”“音”“意”的完美结合，而中国书法是通过汉字书写来表现情感意象的艺术，是汉字之美的集中表现。书法字体在书籍封面中的运用则体现着中国书籍封面设计独特典雅的民族审美性。本文将通过书法字体在1949—1966年书籍封面中应用的探讨，为当下书籍设计及书法字体的多元化应用提供借鉴。
一、1949—1966年封面字体设计及书法字体应用概况
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书籍封面设计中，封面字体设计的表现形式、字体类型和设计思想都紧紧地围绕着时代的主旨。“十七年”期间，对书籍封面字体设计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莫过于文字改革运动。文字改革运动由来已久，1909年清末学者陆费逵第一次公开提倡把简体字作为正式文字使用，并在《教育杂志》创刊号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简体字主张。之后经过“”到1949年，文字改革工作的进展一直较为缓慢。直到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此后我国的文字改革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是《汉字简化方案》的内容不是一蹴而就的，汉字由繁入简在实际的工作与生活中的使用上出现了很多问题，乃至1963年《文字简化方案》仍在修订。从笔者收集的“十七年”书籍样本看，其中在1956年后出版的书籍中，确有简化字体运用到了书籍封面的书法字体设计中，如《老舍剧作选》（图1）；但很多书籍封面的书法字体仍使用繁体字，封面文字存在繁体与简体并行使用的情况，如《汉语诗律学》（图2）是行书字体作为封面书名，但“汉”字采用的是繁体字，而“诗”与“学”却采用了简化字。由此可以看出，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推行之后，对书籍封面字体设计确实产生了影响，但繁体字并未被简化字体完全取代。从具体的应用情况看，书籍封面上简化字体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书名上，出版单位以及作者仍主要使用繁体字，简化字的使用并不规范。由此可见，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推行之后，简化字体在书籍封面上逐渐增多，但繁体字，特别是书法繁体字在封面上的使用仍然不少，这说明“十七年”时期是书籍封面字体由繁体转向简体的过渡时期。“十七年”期间书籍封面书法字体排版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中国古代的书写方式是由上至下，从右向左，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版的书籍，封面文字的排序方向大都是按照古代书写方式的。对比“十七年”与建国前书籍封面的排版方式，“十七年”封面书法字体竖式排版占多数，排版方式无大的变化；而当书法字体横向排序时，排版方式有较大变化，如古代书籍由右至左文字排序的封面已经很少，如图3、图4；而这两本书都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出版的，而大多数封面的横向排列文字都已变为从左向右。这种文字排版方式改变的原因，大约是当时越来越多的新式书籍内页使用了从左至右的横向排版的方式，人们的阅读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意味着在建国后的“十七年”间，中国人的书写顺序与书籍阅读顺序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改变使书籍封面字体设计呈现出新的风貌。
二、书法字体的类型以及在书籍封面中的应用
书法字体作为新中国“十七年”书籍封面设计中的一类重要字体，较常使用的主要有楷书、行书、隶书。从应用数量上来看，这一时期楷书和行书字体在封面文字上的应用最为广泛，隶书的应用数量也占一定比重，而篆书及草书在书籍封面上的应用比较少见，篆书、草书运用较少的原因大约是这些字体的使用距离现代年代久远，易识难度高，容易给阅读者带来认知障碍。隶书，最早产生在战国末期，因“趋急赴速”的要求，在篆书快写的基础上逐步演变而来。卫恒《四体书势》记载：“秦即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书。”①隶书字形的特点是形体方正扁平，横长竖短，势有波磔，长横的“蚕头雁尾”装饰感极强。隶书字形及笔法的古拙与其自身横画的隽美是和谐的统一，而且隶书上承前代书体之精骨，下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书法之风范，故而隶书在整个书籍封面字体设计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图5）一书，封面书名使用隶书，横向排版，上下两行，字与字间隔均匀，舒适协调，整体风格正式却不严肃，松动却有力道，线条细劲有力，俊逸端庄，秀丽且方整，横划的燕尾显示出了封面的生动与新意，朴中见趣。据书的名称我们可知书籍内容与古代传说有关，“古史”二字从时间性来讲，隶书古老，艺术价值极高，是古拙质朴的象征，凸显了作品主题和内在气质，书法字体与书籍主题的结合可谓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地，隶书作为封面字体的使用达到了至臻至美的艺术效果。楷书又称正书，或者真书，始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宋《宣和书谱》提到“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因而，楷书的点画和结体形式是从隶书逐渐演变产生的，《辞海》形容楷书：“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②楷书结字简单，端庄大气，不但易识度高，而且雅俗共赏，经久不衰。《在外祖父家里》（图6）使用楷书作为书名，流畅简洁，妍美婉柔，体现出浓浓的深情。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习惯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深的情感，楷书书法语言直接明确，直击人心，可谓是大道至简，返璞归真。“十七年”中的书籍封面楷书书法字体，在封面上的应用比较一致，书名、作者和出版社较多运用楷体字体，相对于隶书作为书名的书籍，封面整体上看来更规整一致。行书是介于草书与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行书是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的结合，行书的特点是结字自然飘逸，用笔洒脱连贯，笔画之间连带性强，节奏感明显，字与字的呼应紧密，布白极为考究。从笔者收集的样本来看，行书书法字体作为封面字体的书籍数量最多，形式也最为丰富。在“十七年”间只有文字没有图像的“素封面”中，行书字体的应用要多过于其他书法字体，这因为行书自身的艺术感、韵味与风格都要比其他书体更浓烈。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书字体只适合“素封面”，行书作为封面字体的书籍，有不少在封面上使用了丰富的图案和纹饰，如《董永沉香合集》（图7），一气呵成的竖式行书字体搭配满构图式的图案，整个书籍封面便生动饱满起来，达到了繁而不紧、密而有序的艺术效果。《牡丹亭》（图8）与《山静居画论》（图9）也是以行书作为封面字体，这两张封面体现的是静与动的完美应用，《牡丹亭》书籍封面气息生动活泼，“牡丹亭”三字用笔圆润，转折舒巧，笔润墨饱，与牡丹的丰盈姿态完美照应，活灵活现。而且字体位置落于封面中心位置，与下面的图案拉开了空间关系，使这个封面达到了动态的艺术效果。而《山静居画论》的封面气息，仿佛是达到“禅”的静谧，行书书法字体可以将中国汉字进行多种变形，这些变形属于人为的艺术加工，对行书加工并运用到书籍封面上，是书法艺术的独特民族性在中国书籍设计上的体现。在一动一静之中，人们了解到行书书法字体的独特魅力，展露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灵气所在。在对“十七年”书籍封面书法字体的研究中，书法字体的用色、图文关系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十七年”间的书法字体用色比较丰富，其中黑色、红色是主要用色，白色、黄色也很普遍。中国古代的书籍封面一般是没有图像的，新中国成立后，图像在书籍封面中的应用较多，而且几乎成为普遍方法，据邱陵所编《书籍装帧艺术史》：“1954年，在设计风格上开始重新重视了构图。政治书籍中的小装饰，经常使用五角星、镰刀和斧头及其他传统的几何纹样。文艺书及其他出版物，大多用传统的植物图案纹样作装饰，特别是敦煌唐代的卷草、西安碑林的石刻等。”③从这一时期的封面图像看，有国画、版画、摄影、图案纹饰等，而且封面上的颜色一般不会超过三种，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印刷技术还不够精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时期的书籍图像大多是线条或纯色块为表现手段的线描、剪纸、版画、石刻等艺术形式。《平妖传》（图10）书籍封面以满构图的形式将龙纹围绕书名四周，气势夺人，十神龙威武腾空，使封面充满了神话气息，又将“平妖传”三字进行双钩加工，线条纤细劲道，不但红色与白色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一繁一简对比悬殊，形成紧张迫切之态势，隐约营造出诡异的氛围，使读者印象深刻。“十七年”时期的书籍封面图文位置关系变化灵活，形式多样，虽然印刷技术不能为当时的封面设计进行更多的精细加工，但仍创作出了许多的优秀作品。
三、书法字体在书籍封面设计中的表现方式
新中国“十七年”间，书籍设计开始注重书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和民族传统的继承。这个时期，书法字体在书籍封面中的运用主要有名家手写和碑帖集字两种方式。书名题字人物身份并不一定是书法家，可以是党派人士、文学作者、诗人、画家等，因此我们现如今所看到的这个时期的名家手写书法字体书籍封面并不少。《秋瑾集》（图11）的封面行书文字为女权活动家、革命家、画家、政治活动家何香凝所书，秋瑾作为一名女性民主革命烈士，书籍封面题字由作为民革主要创始人的何香凝来题写，可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对英雄的缅怀；“秋瑾集”三字落笔成风，凝练坚决，端庄严谨，仿佛映照出秋瑾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形象。名家手写的封面书法文字，有珍贵的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强烈的书写风格可以让书籍在众多封面中脱颖而出。但是，名家手写书法文字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书家书写风格过于独特、强烈，笔画连带过多，会给读者带来阅读困难，甚至有时无法识别题写内容；其次，大多情况下名家题字并不知道书籍封面的具体尺寸，是否要与其他图像搭配使用，所以在出版的时候可能出现书法字体大小与封面不协调的状况。人们对名家手写封面书法文字评价不一，这要求书面题写者的书法字体不能过于凸显个人风格，要兼顾大众阅读。碑帖集字是“十七年”间另一种常用的书籍封面书法字体使用方式。碑与帖在古代是分开的，材质不同，功能也不同。碑，原意为竖石，刻字其上，树碑立传，用以悼念，歌功颂德，以求永垂不巧。帖，所涵盖的内容比较丰富，比如古人将文字写在竹简上或木头片上叫简牍，写在丝织品上的叫帛书，这些都可以称作帖。中国书法史上比较有名的碑帖有《史晨碑》《礼器碑》《颜勤礼碑》《韭花帖》《十七帖》《争座位帖》等，这些历史遗存下来的书法碑帖，为中国书籍封面字体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汉字资源。“十七年”间的书籍封面书法字体设计，对古代碑帖艺术的吸取尤其瞩目，这突出体现在隶书碑帖在“十七年”书籍封面的应用上，如《三国志人名录》（图12），封面字体选取隶书魏碑，自然质朴，雄奇粗犷，侧锋取势、结字大胆，碑刻感浓烈。而且，封面上的图样也使用了长碑竖石，这种书籍封面设计无疑是对汉碑的搬移，体现了“十七年”书籍封面对中国书法碑帖的吸取以及运用，这样既可以突出书籍封面的特色，又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使用，体现了中国书籍设计的民族性。但是，这种碑帖集字的应运方法，对设计者的要求极高，既要了解书籍的主题与内容，又要熟悉中国书法艺术。“十七年”期间以碑帖集字方式的书籍封面书法字体设计值得进一步探究。
四、结语
1949年建国后“十七年”的书籍设计是新中国书籍设计的初创时期，体现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文化艺术观念与审美理念。书法字体在书籍封面中的应用为书籍设计中的民族文化传承积累了经验。书法字体在封面上的运用表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气质，以及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与推崇，这对于今天全球化背景下书籍设计的中国风格与民族特色表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寇艺新 龚小凡 单位:北京印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