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范例

一、高职服务社会动因与功能分析

（一）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动力

首先，高职服务社会的对象主要是企业、社区和社会公众，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动因必然与双方合作的效用相关，否则，无法实现服务的长效化；其次，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功能，或者内容，与高职院校的资产专用性，如场地、物质、人力、知识等因素有关，这些资产应当是高职院校所拥有而其他高等院校、企业、社会没有，或者即使服务对象或其他竞争对手拥有，但服务对象内部治理费用，向其他部门索取服务的交易费用均超过向高职院校有偿索取服务的交易费用。而高职院校在与企业、社会互动过程中，双方取得价值、知识等效用高于不合作获取的效用。高职服务社会的效用，对于高职院校而言，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高职院校在场地、物质、人力、知识方面的资产优势，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取得物质经济报酬，提升专业影响力，提高师资水平，促进知识溢出效应。而对于服务对象来说，服务对象在这些资产方面投资具有不规模性，无法达到效用最大化，如果利用单纯市场交易获取这些资源，使得交易费用较大。从交易成本角度来说，高职服务社会有助于降低学校、服务方双方的交易成本，降低双方不合作各自内部治理费用之和。因此，高职服务社会的最终价值在于降低社会成本、通过双方互动创造价值。换句话说，如果高职院校拥有的资产不具有专用性，而是替代性极高的通用性，则服务社会无法达到创造价值或降低成本的目的，就不具备服务社会的功能。

（二）高职服务社会的功能

本文认为“服务社会”与“社会服务”这两个词内涵一致，高职院校服务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服务，是高校具有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以及直接为社会服务等功能；狭义的社会服务，是指高校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教学与科研任务之外，在各种教育活动和教育过程中以各种形式为社会发展所做的经常的、具体的、服务性质的活动（杨虹，2009）。本文所谈及的社会服务属狭义范围的社会服务功能。高职教育属于高等教育，其特点在于培养高端技能应用型人才。一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服务需求与教育所处国家与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需求密不可分。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内容会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但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功能应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因此，高职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应立足于社会、经济、人文方面需要，功能定位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创新、先进文化传播推广三个方面。

1.人才培养功能。

高职院校本质属于高等教育，它具有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功能，在人才培养功能方面和普通本科教育具有共同性。但高职教育的特性又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社会功能的特性。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社会功能中，其主要作用是为社会输送技术应用型人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功能中强调人才的技能性、实践性、应用型，区别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按照价值链理论，高职人才培养定位在核心零部件设计制造、运营管理与执行等价值链环节。社会前进中，生产技术不断更新。高职院校根据其在价值链中人才的定位，应立足于先进技术、技能的培养与培训，高端技能人才的培育。在完成本身教育工作之余，在人才培养功能方面应体现以下几方面:首先是为企业在职人员进行先进技术、高端技能的培训服务，提升在职人员的技术水平，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其次是为社会各类人员提供再就业方面的技能培训，使受训人员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满足岗位工作需求，并在长期服务中实现社会各类人员的技术、技能水平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最后是通过为农村劳动者的培训、教育等服务，一方面提升务农人员知识、技能水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另一方面还可以让进城人员学到新技术、新技能，实现农村进城人员的就业竞争力提升。概括起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面的社会服务功能体现在高端技能、新技术的人才培训服务上，通过人才培训服务实现在职人员、社会人员的整体技术、技能水平提升，并且实现社会整体从业者技术水平提升和技能结构的调整。

传统地理环境理论有其合理因素和积极意义，但在当代资源环境问题严峻、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以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日益重要的背景下，凸显出了传统地理环境理论的局限性。所以，在当代条件下，重新审视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及其局限和根源，对于重新认识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理论，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强生态文明及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及其基本观点   传统地理环境理论主要是指在前苏联流行的，在我国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地理环境理论，也即哲学教科书理论，其实质就是斯大林的地理环境理论。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经常而必要的条件之一，起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但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或决定原因。第二，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或决定原因的根据是“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1]。例如，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和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前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但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但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会提到它。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第三，因此，西方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全盘否定。   二、传统地理环境理论的问题和局限   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有其合理因素、精辟见解和积极意义，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和问题。   （一）全盘否定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忽视甚至贬低了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   西方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以自然过程的作用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政治体制和民族特征。例如，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代表之一，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就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的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起着决定性作用。很明显，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它无法科学地解释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各民族的生理、心理、气质和宗教信仰。但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中也有一些合理因素。例如，地理环境的确对人的生理和心理有重大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的确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地理环境决定论不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反封建和反宗教神学的积极意义，并且其中的合理思想对于人们在当代资源环境问题背景下重新认识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并没有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做出辩证的分析，而是对其进行了全盘的否定，并且由此而必然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甚至贬低了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   （二）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传统地理环境理论无论是在对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的论证中，还是在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中，都存在着一些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和澄清。一是对“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和“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的理解是简单的、片面的。这里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主要是指地质结构及气候的全局性的、长周期的变化发展，却忽视了“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还表现为地震、火山爆发等局部性的、短周期的剧变，表现为时刻发生着的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物运动以及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同样，这里的“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也主要是指社会制度的革命、飞跃和质变，而没有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随时都在进行着的改革、渐进和量变。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将“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之间丰富多彩的相互作用关系，归结为单一的、单向的、机械的因果关系。二是对“决定作用、加速作用和延缓作用”也没有作出科学的界定。在传统地理环境理论中，影响了社会制度及其更替才能叫“决定作用”，而引起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只能叫“加速作用”或“延缓作用”。一方面，对这种概念的使用是武断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另一方面，量变引起质变，人们承认了地理环境能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也就应当承认地理环境最终也会决定社会制度及其更替和质变，不能一提“决定作用”，就认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   （三）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逻辑矛盾   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在论证上使用的是共变法。一是共变法只是形式逻辑上寻求因果关系的方法，不能简单地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去分析重大的哲学问题和复杂的社会问题。二是共变法的结论具有或然性。所以，这最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间的类比，而并没有抓住地理环境及其变化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关系。再如，传统地理环境理论论证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的一个重要根据是：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中，社会制度的性质却有差异；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社会制度的性质也可能相同。但是，众所周知，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民族中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社会制度；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的民族中也可以产生大致相同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就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中首先取得胜利的。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人们却都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三、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形成及延续至今的主要根源   （一）时代所限及人类实践方面的原因  #p#分页标题#e# 一是其所依据的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此时，资源环境问题还不突出，地理环境的巨大社会作用还没有充分地显现。二是当时在世界上还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我国也没有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在实践上也没有提出相应的理论要求。三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源环境问题开始凸显，但我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经济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所以，中国还不可能更多地关注资源环境以及地理环境社会作用问题。   （二）对经典理论理解不透方面的原因   第一，没有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地理环境社会作用的思想。马克思早就指出，“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力”[2]，恩格斯甚至指出，“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3]。第二，误读了内外因关系，并把地理环境及其作用外在化。既然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外因，它对社会发展就只能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但是，一是地理环境作为社会存在、劳动对象和生产要素，它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因。二是在一定条件下外因对事物的发展也起决定作用。将内因和外因的作用看成是不可转化的，是有悖于客观辩证法的。第三，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没有看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归根结底，是物质决定意识，客观规律性决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再大，也属于反作用。   （三）科学认识方面的原因   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对地理环境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以至于在西方出现过人类中心主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出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相关学科，或者还没有产生，或者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因此，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还不可能在其著述中总结相关科学的发展成果，无法反映凸显出来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也就不能突出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相反，自觉不自觉地受人类中心主义和人定胜天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   （四）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坚持的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信条。由于地理环境决定论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并加以系统化的，并且在客观上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我国当然要对其进行全盘的否定。其次，在僵化的思维方式中，我国一直奉斯大林的地理环境理论为圭臬，从而对重新认识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噤若寒蝉，特别是生怕被别人批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今天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坚持科学发展和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日显重要，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越来越明显。所以，我国应当在新的条件下对传统地理环境理论以及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进行重新认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理论。

作者：王岗峰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由于人类的盲目活动造成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失衡、冲突,这是制约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过去,我们曾过于简单地把环境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而忽视它非制度的一面,掩盖了本国生态破坏的事实。后来,我们又把环境问题归结为工业文明,认为是工业文明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对自然肆无忌惮地掠取,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使人类的发展陷入困境,从而忽视了农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环境问题已经从局部地区扩展为全人类、全球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最高层面,就是以地球为核心整个人类与大自然共同生存的命运。

一、自然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我们不否认社会制度和工业文明对于环境问题的重大影响,但并不归咎于社会制度和工业文明。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和自然关系问题。关于人和自然关系马克思首先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他说:“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恩格斯也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②人和自然关系还包括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决定人对于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它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但是,处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文明,人们都不可能穷尽对自然的认识,他们对于自然的改造必然带有认识的局限性,甚至错误的观念,例如“人定胜天”的观念。所以,他们活动的结果必然或多或少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恩格斯早在其手稿《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论述过:“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③他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要报复我们。他例举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居民,以及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砍完了,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干旱,而雨季又有洪涝灾害。这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前的农业文明社会,他们同样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和眼前利益而没有处理好自身与周围的环境、大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我国黄土高原、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沙漠化主要也是发生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过度开垦和放牧还造成严重水土流失、沙漠化。而且,发生在农业文明的生态问题不比工业文明产生的生态问题容易解决,我国黄土高原、西北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的治理,它比工业文明带来生态环境恶化的治理还要困难得多,距成功时日还遥遥无期。

恩格斯在例举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前自然生态问题同时,也例举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咖啡树的肥料能获高额利润,结果造成水土严重流失而裸露山岩。①但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的过程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样也出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批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造成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恶果的话音未落,我国“三高”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出现,比比皆是。甚至我们一些地方还接受西方国家的高污染的工业垃圾。马克思批评的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资源的破坏过程,我们现在同样发生,我们为提高土地肥沃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破坏了这种肥沃性的永久源泉的“进步”。城市化进程加剧,大量钢筋水泥路面和高楼,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切断了土地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这是任何社会无法避免的,与是否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无关。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深刻地批评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环境破坏现象,“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②但他们还没有认为资本主义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工业文明还没有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程度。而伴随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工业文明可能造成的自然生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亲历过,如果经历过,他们肯定也会批评的。相反,恩格斯还是对生态文明发展趋势抱十分乐观的态度:“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不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③相反,那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更注重社会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恩格斯说:“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④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渐渐认识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特别是贫富分化、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就有可能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恩格斯接着断言: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⑤我们之所以比较多,甚至整段引用恩格斯手稿《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的论述,是因为有的学者对恩格斯的话误读了,特别是上述我们所引的最后一段话,误读者最多。明明是专门针对社会问题,而不是生态问题,误读者硬把二者扯在一起,说成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只有从根本上改造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生态文明。

不可否认,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不仅使他们通过高生产高消费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还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生态平衡,直接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前苏联)为了整个国家和人民利益,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追求快速经济增长,也同样日益受到来自科学技术的奴役和统治,使生存环境受到破坏。特别是前苏联把技术的奴役和统治滥觞于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将社会主义设想成一架由中央来指导的工业机器,要求个人服从那架机器的要求,割断了他在生活世界中的任何系泊处,阻塞了个人解放和自主的愿望,复制了资本主义的增长模式。我国长期处在生产力水平很低或比较低的状况下,因为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总是占第一位的,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急于改变落后状态,解决温饱问题是很自然的观念。技术的奴役和统治依然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发生。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发生过的“城市病”等问题也随之产生和发展,已经到了必须深刻反省的关键时候了。因此,自然生态问题的根源的判定,应在更高的层面进行思考,那就是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国家利益,都要服从人类共同的利益。无论哪一种性质的社会制度,都应该如此。#p#分页标题#e#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之路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课题，受制于诸多因素。从中西文化差异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之点，从中国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发展以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在中国社会广阔的人民大众的实践中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之源和创新动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创新之路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创新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非常困难。理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已经达到了普遍性、一般性、科学性的层次。况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对以往哲学的革命性颠覆，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在中国取得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特别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而且各方面理论建构已然体系化、规范化、教科书化。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更应该在当代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运用好创新，这样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愧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才能使中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日益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成果的滋养和普惠。基于此，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实际，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新时期新的生产生活实践，走进平常百姓日常思绪情感之中，特别是融入中国人的文化内涵之中，笔者试提出以下几条创新之路：

一、在中西文化差异中寻找创新之点

文化具有最为广义的内涵，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可以归入文化的范畴之中。但文化的根本要义，则在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不同民族、乃至不同个体，在其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切合自己需要，反映自身独特标识，能够最集中表明自身生存、生活方式的思想、价值、理念、信仰等。这些处于内心世界，关涉灵魂思想，反映精神理念的思想文化，往往是有着巨大差异的。从最大的范围角度来看，中西文化截然不同地走了两条道路。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开始，那种追求本体、超验，建构纯粹形而上学的思维理路，一直影响着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形成了注重理性、科学、契约、个体权利等价值理念。而中国文化自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走了一条重视仁、道，强调人际伦理道德关系，注重整体、集体，形成个体修养、修为的中庸之路。借用梁漱溟先生的总结是：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而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1]458。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脱胎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我们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大量经典文献的过程中，一个深深地体会，就是那么的理性、深刻，对问题的分析是一针见血，直奔主题，抓住要害，逻辑论证、层层递进，并且最终能提出有针对性的破解方案来。在中华民族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时，特别是在西方大工业、大商业的冲击下，中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成为诸多列强瓜分的“肥肉”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的革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也可以再一次佐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巨大指导作用。但是这里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巨大的张力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科学、理性、规律，深刻破解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给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广大百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上带来改变，能不能融入到具体的生产生活细节之中，这恐怕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融合过程。实质来说，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破解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过程中，需要以中国的问题为核心，采取适应中国问题破解的方式、形式、途径，切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反映中国社会的国情。况且中国社会的广阔程度、细微之处，更是林林总总、复杂繁多，呈现为文化的诸多表现方式。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之路，其中的重要的一条道路，就是必然要和中国文化发生对撞、磨合，然后交融、融通，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够找到创新、生长的交叉点。

二、在中国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体现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但又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性，更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但又具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及其结果中，证明、彰显自身独到、深刻的思想魅力，而做到这一点，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所在。事实证明，在西方社会制度普遍强调议会、政党轮流执政，标榜自身是世界最民主、最科学的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它们认为中国社会是独裁、专制、体制僵化、制度有缺陷的，认为西方社会制度则是绝对的自由、公平、法治等。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中国模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得不令西方社会予以刮目相看，并透过中国社会制度的建制，更加反衬出西方社会制度的不足和缺陷。中国社会的国民生产总值，各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无不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下，获得了预期的效果。而这里更为深一层的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建构、运行，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完成的，都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句话，都是深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思维逻辑的结果。进一步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成果，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权、身份、地位、价值、作用，提供最坚实、最有利的创新根基。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的制度自信，是道路、理论、文化自信的重要凝集，已然形成制度层面的规范、建制。而制度自信本身，就体现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指导能力和具体运用的效果。所以，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文化，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实现创新的重要维度。另外，所提出来的中国梦，虽然是以梦的形式来提出，但却是一种反映未来，体现价值追求的思想理念，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出来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彻底解放，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念，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作者：韩喜平 李恩 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大学军需科技学院

文化概念很复杂，一般认为，文化就其内容来讲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给文化下的定义为:“人类适应自然的方式。即文化是人类在自然界生存、享受和发展的一种特殊方式;或者，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存在方式。”［1］(P328)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充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这种发展观内涵的生态文化既是对中华传统“天人合一”、“天道自然”生态文化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文化思想论述的吸收与发展，同时是与中华的发展进步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全新的生态文化。具体内容也可以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方面去挖掘。

一、崇俭抑奢、需求引导供给的物质生态文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按照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并改造自然的活动，正是这种区别于动物的活动，产生了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的文化。劳动实践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正是这种劳动实践，揭示着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同其它自然物之间的物质变换是自然系统内部的客观过程。这正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物质变换的劳动实践的生态本质。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P45)这清晰地指出了，人在通过自身的劳动实践来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保证人类的生存发展，同时，人还需要自觉地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依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文化是具有生态本质的。马克思强调人在生存发展中利用自然，但在利用过程中要确立享用与节约相统一的生态消费文化观念。在强调节约自然资源的同时，提出了复活自然的主张，“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新的生产要素”，“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使“这种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崇俭抑奢思想。道家代表老子强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4］(第19章)的生态消费理念，统治者应该放弃“有为之政”，让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并保持纯朴的本性，减少私心和欲望。统治者在为百姓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后，减少对百姓的干扰，不从统治者的视角去评判百姓的生活。中华传统文化强调“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它不仅有生命，而且不断地创造新的生命。世界万物来源于自然界的生命创造，人的生命也来源于自然界的生命创造。这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5］与此同时，“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整体，是不可分离的，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也需要人去实现其价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5］儒家大师孔子强调:“节用，爱人，遵照时限让百姓服劳股。”［6］荀子进一步提出，“节用”的方法和目的，“节用，使百姓富裕。”“节用的方法是用政”。可见，儒家思想中“节用”、“富民”也是通过生态消费理念引导物质生产，展示了“可持续发展”观念。《管子》认为“造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7］(P1013)治理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

中华传统文化中“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中“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经典论述，都阐明了自然的生态价值，为科学发展观中物质文化生产提供了生态渊源。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生态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构想与部署。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既是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生态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思想的吸收与发展，更是对中华传统经典文化的继承与弘扬。科学发展观，不单继承经典文化的生态智慧，也是对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出现的资源巨大浪费和环境严重破坏的深刻反思。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相异化的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以人为本、自由发展的制度生态文化

【摘要】

约翰•罗尔斯的著作《正义论》可以被视作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恢复了人们对政治哲学的关注，引发了关于正义问题的激烈讨论。罗尔斯以其出众的理论创新能力，将对社会正义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了新的层次。《正义论》集中阐明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这一理念。本文从《正义论》中我们熟知的两个正义原则等基本内容谈起，再进一步延伸至针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我国的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指明了方向，即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原则就是公正。

【关键词】

罗尔斯；正义论；制度创新；公正；公共管理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十分特殊的转型时期，且不论国际局势的动荡，单单着眼于国内的社会现状就已经是境况堪忧。社会暴恐事件频频发生，官民矛盾日益激烈，贫富差距从未如此显著，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社会制度脱节的结果，从深层次来看，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正义的长期缺失。反观罗尔斯的《正义论》，其出现的时机正是美国的社会问题初显端倪之时。实际上我国社会对正义问题的处理已经严重滞后，如何以一种公平的正义观来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应成为当务之急。由此，对中国当下来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罗尔斯《正义论》里面有关的正义的论述，其正义原则对于充分解决公正、公平、平等这一问题，具有广泛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罗尔斯正义理论提出的目的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主义没有认真对待人们之间的差别。因为从原则上来说，功利主义允许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这样做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自由、义务、权利等等都只是为了达到功利最大化的手段。因而，极端来说，在功利主义原则指导下，奴隶社会或等级制度都是被允许的。罗尔斯是坚定的权利主义者，他的正义观主张，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确定不移且绝不容许侵犯的一些基本自由和权利，这与功利主义的观点完全不同。客观来说，罗尔斯的批评十分有力，其论证可以说暴露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弊端。可以说罗尔斯还是通过这种批评揭示了功利主义理论内部的严重问题，为其试图取代功利主义的目的实现了第一步。

文化概念很复杂，一般认为，文化就其内容来讲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给文化下的定义为:“人类适应自然的方式。即文化是人类在自然界生存、享受和发展的一种特殊方式;或者，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存在方式。”［1］(P328)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充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这种发展观内涵的生态文化既是对中华传统“天人合一”、“天道自然”生态文化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文化思想论述的吸收与发展，同时是与中华的发展进步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全新的生态文化。具体内容也可以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方面去挖掘。   一、崇俭抑奢、需求引导供给的物质生态文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按照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并改造自然的活动，正是这种区别于动物的活动，产生了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的文化。劳动实践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正是这种劳动实践，揭示着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同其它自然物之间的物质变换是自然系统内部的客观过程。这正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物质变换的劳动实践的生态本质。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P45)这清晰地指出了，人在通过自身的劳动实践来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保证人类的生存发展，同时，人还需要自觉地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依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文化是具有生态本质的。马克思强调人在生存发展中利用自然，但在利用过程中要确立享用与节约相统一的生态消费文化观念。在强调节约自然资源的同时，提出了复活自然的主张，“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新的生产要素”，“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使“这种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3］(P94)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崇俭抑奢思想。道家代表老子强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4］(第19章)的生态消费理念，统治者应该放弃“有为之政”，让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并保持纯朴的本性，减少私心和欲望。统治者在为百姓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后，减少对百姓的干扰，不从统治者的视角去评判百姓的生活。中华传统文化强调“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它不仅有生命，而且不断地创造新的生命。世界万物来源于自然界的生命创造，人的生命也来源于自然界的生命创造。这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5］与此同时，“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整体，是不可分离的，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也需要人去实现其价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5］儒家大师孔子强调:“节用，爱人，遵照时限让百姓服劳股。”［6］荀子进一步提出，“节用”的方法和目的，“节用，使百姓富裕。”“节用的方法是用政”。可见，儒家思想中“节用”、“富民”也是通过生态消费理念引导物质生产，展示了“可持续发展”观念。《管子》认为“造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7］(P1013)治理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7］(P259)。   中华传统文化中“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中“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经典论述，都阐明了自然的生态价值，为科学发展观中物质文化生产提供了生态渊源。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生态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构想与部署。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既是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生态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思想的吸收与发展，更是对中华传统经典文化的继承与弘扬。科学发展观，不单继承经典文化的生态智慧，也是对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出现的资源巨大浪费和环境严重破坏的深刻反思。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相异化的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以人为本、自由发展的制度生态文化   科学发展观强调加快和谐社会构建，即从制度层次建设生态文化。这种制度生态文化，可以追溯到老子的“无为而治”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制度”。老子追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提出“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无为”即遵从自然运行法则，在治理国家中强调“一切顺其自然，不干涉人民的生活，社会自然会好起来。”［5］“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4］(第2章)意思是说，圣人以“无为”的法则治理国家，身体力行而不施行教化，使万物生长而不发号施令，孕育万物而不占为己有，施恩于万物而不图回报，建立功勋而不居功自傲。正是因为不居功，功勋才会永不磨灭。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恰是老子制度生态文化思想的最佳佐证。“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4］(第80章)   生活于西周末期战乱之中的老子，对于统治者为了个人利益而不顾百姓死活使用武力进行战争以争夺势力范围非常不满，盼望着百姓能够按照“小国寡民”的状态进行恬淡的生活。老子追求一种没有战争，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国度，恰恰是对统治者追求自身政治经济地位而不顾百姓饥苦的统治理念的有力反驳。对“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句的理解和今译也多种多样，但多数都把老子的思想理解成邻国之间能够听到鸡鸣狗叫却不相互往来，这是没有弄清楚老子所处时代和老子思想的内涵。老子期盼国家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在能听到邻国鸡鸣狗叫的情况下，百姓也不用因为生活的不安定迁至别国。我们透过“小国寡民”国家理想能够体会到老子的生态制度文化田园诗般的民间生活图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制度模式是制度生态文化的又一重要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变革社会制度，以及由该社会制度所规定的政策、规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构建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本取向的经济、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只有确立社会制度的生态化取向，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主义如此深刻的生态文化思想，是基于马克思对19世纪人与自然关系恶化所作的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为解决19世纪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这一现实问题的理论反驳。工业文明引发了社会观念的一系列变革，使人脱离了对自然的“崇拜”和传统文化的束缚，构筑起以利益为中心的生产分配关系。马克思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以私利为中心的分配关系和对自然环境的无限征服和破坏的深刻反思后，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和强烈反驳。这种强烈的反思和反驳，激发了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无限畅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p#分页标题#e#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想国的阐释，正是当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强烈批判而设计的国家理想。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虽然是论述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提供社会条件的共产主义制度，但其根本还是强调人的生存方式。共产主义制度就是为了实现人的生态化生存，能够自由地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实现这种全新的社会制度“需要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体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9］。这是近代工业文明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状态的消除，进而构建利用自然与复活自然于一体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通过这种制度的合理化，可以让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其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马克思主义通过这种对社会制度的重建，使人类通过有计划地利用自然，以物质和能量的最小消耗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在最适合人的社会本性和自然本性的条件下，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科学发展观表明了中华民族追求生态文明社会制度的理想。和谐社会构建是将经典制度与中国现实结合进行发展的一种制度选择。我们明确“要在资源开采、加工、运输、消费等环节建立全过程和全面节约的管理制度，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逐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9］。具体措施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三、天人合一、尊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生态文化   精神生态文化包括生态哲学、生态科学、生态伦理、生态艺术、生态教育等。生态哲学是生态文化的最高层次。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就是“天人合一”，既包括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也包括儒家的“德及禽兽，泽及草木”。分析“天人合一”精神文化，可以深刻领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之精华。老子关注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强调人要“尊道重德”。此“道”即为自然规律的本源。“天人合一”的现在理解，就是“人和万物是天地生成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万物要和谐相处。”［5］儒家虽然从人的视角出发，但同样强调“仁爱”要“德及禽兽”、“泽及草木”，进而实现“天人合一”，亦即“人与天地万物于一体”［10］。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人只有在“道”的规律中做事，才能生存与发展。人只有与自然协调统一了，才能够与自然一起存在。道家另一代表人物庄子也认为，“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实也。”［11］(《康桑楚》)意思是说，道是德的主宰，生是德的光耀，性是生的实质。这里就揭示了物质运动的规律。即道—德—生—性，说明了物质循环往复没有止境的运动规律。人类行为只要遵循自然规律的发展，天人关系就达到最高境界。庄子说:“夫明白于天地之为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11］(《天道》)   人若明白了天地以“无为”为规律，也就掌握了道的根本，从而成为与自然和谐的人。以此调和万物，成为与他人和谐的人。与人和谐称为人乐;与自然和谐称为天乐。老子在追求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时，就遵从这种物质循环运动规律，通过其节俭的消费观展示其生态物质生产文化观，也即在合理利用自然中进行物质生产。在国家制度中，遵从自然规律来为人民创造发展的良好制度，而更少地干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这就是其生态制度文化思想。其最高境界，生态哲学思想中体现的生态文化，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中，更能展示出老子(道家)的精神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主义精神生态文化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上。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人与自然实现本质的统一，也就是说，社会是自然界的属本质与人的自然本质的统一，这种统一要求人与自然要协同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2］(P79)在马克思主义视野里，人类社会应该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社会，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更是生态文化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和弘扬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核心价值理念能够得到充分彰显。人的发展是以文化的方式来进行的，“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3］(P456)马克思强调人的发展是以文化的方式来进行的，这正是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标志，“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14］(P383)   劳动的进化恰恰又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文化的最后表现形式。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了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观念，随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转变成“人是自然的所有者”。但马克思却强调“人不是土地以及自然生命万物的所有者，大自然系统中的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皆有不可侵害的生存权，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物与人类之间是平等的生命体，人与自然万物共存自立于宇宙天地中。”［8］(P3)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的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通过论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交换关系，意在指出人只有适应自然，与自然形成符合自然规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才能实现人类的长久存在，并且能够在利用自然过程中发展自我，在发展自我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尊道重德”，而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本质统一，两种生态文化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其在创立的过程中，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精华，又对其“天适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进行了发展与拓宽，是实现人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利用并对自然进行有效恢复，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同进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成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的合理内核，通过高度关注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的完美结合，提出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既包括人类自身发展，又包括人对自然界的有秩序的修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要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的问题，又要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人与自然和谐”是个基础性问题，只有解决了“人与自然和谐”，才能真正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只有解决了“人与自然和谐”，才能实现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发展，最终实现人与人的和谐。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来源于中华传统道家人适自然的生态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人对自然征服的反驳的生态规范，同时又超越了那种单一的生态自然的追求，进而追求以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利用自然与修复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全新发展理论。所以强调:“人类是大自然的一员，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认识自然，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自然，在同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发展自己，是人类生存和进步的永恒主题”［15］。#p#分页标题#e#

一、网络信息传播对大学生思想冲击的全面性

网络信息对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冲击的全面性是由网络内容、传播形式的丰富性和全面性所决定的。

(一)网络内容的全面性

网络信息的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性，在内容上无所不包，地球村上的每个角落发生的政治事件、经济活动、文化展演或是艺术明星、体育名人、商界精英的奇闻逸事，都可以通过网络尽览眼底，或是生活贴士、养生知识、医疗秘诀在网络上也是应有尽有。当然，网络也存在着与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相悖的世俗文化、世俗价值观，甚至还存在着腐朽的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被道而驰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可以说这些繁杂的信息对于辨识能力不强的大学生存在着明显的影响。

(二)网络传播形式的全面性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完全能够与传统的传播方式融合在一起，体现出日益深刻的影响力和穿透力。与传统的报纸、电台、电视、电影等形式的传播方式相比，首先，突破了传播信息内容的容量的限制性，以往的报纸、电台的信息传播，由于受到版面的限制、受到传播时间的限制，在信息传播的内容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但是网络的发展在信息传播的容量上不受任何限制，而且可以满足信息接受者随时随地接受信息的需要，使得网络的信息传播超越了穿透媒体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其信息辐射度是亘古未见的。其次，产生了网络信息传播的新的形式。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使青年学生快捷地了解社会及整个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可以通过网络比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及抒发自己的情感，特别是网络视频、个人博客、帖吧等新的传播形式的出现，青年学生不再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对各种社会信息、社会事件发表自己的感受，尤其是帖子的出现，增加了青年学生之间以及青年学生与社会各阶层的网民的交流，从而产生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影响力，使信息源突破了传统的传送渠道，显得更加丰富、更加个性化，使众多学生能够更加快捷地了解发生的社会事变，能够接受到相互排斥的思想观点，容易引发群体性的一致行动。

(三)网络对大学生思想冲击的全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