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方法论范例

［摘要］与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想发展同一时期的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对女性主义社会学思想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布迪厄关系论思维方式下的实践理论、符号暴力理论推动了女性主义社会学研究中个人与社会、男性与女性的二元整合，打破女性主义性别观念的二元对立。同时，布迪厄社会学研究中的反思性也为女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实践理论;符号暴力;反思;女性主义

作为有哲学教育背景的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布迪厄积极投身于社会生活的洪流中，他关注教育、文化、艺术、经济活动和国家。早年农村地区的生活经历，使他秉承了马克思主义者关怀社会底层的情怀，当他面对阿尔及利亚地区卡比尔人的苦难时，他创作了《阿尔及利亚社会学》。在阿尔及利亚多年的实地研究中，布迪厄关注所有的权力不平等关系，包括性别压迫。《男性统治》是布迪厄关于卡比尔人两性之间权力关系的论著，书中布迪厄运用实践理论、符号暴力等概念论述了男性统治地位获得的原因［1］(P1)。作为与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想发展同一时期的法国社会学者，布迪厄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他关注所有的权力不平等的关系，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也在其中。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想法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关系论的思维方式与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整合

1．关系论思维下女性的解放之路

布迪厄的关系论体现在结构主义中的关系论要素、实践策略中场域和惯习的约束关系、资本理论中各种资本的相互联结、符号权力理论中权力与语言的关联及社会研究中主客体关系的界定。从实体论到关系论是当代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布迪厄认为:“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主体际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愿’而存在的客体关系。”［2］(P133)关于性别关系，布迪厄关系论思维方式体现在其对卡比尔人男性统治地位获取途径的研究上。布迪厄认为并不存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个阶段对另一个阶级，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统治，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接受和认可，他们只是从这种统治中感受到痛苦、屈辱和贫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在经济、政治上的特权所缔造的意识形态，被统治者不加批判地吸取这些观念，最终按照这种观念解释世界和统治关系。布迪厄认为此说法是有局限性的，不是只要意识到，就能够获得解放，女人就能够从男人的身体、法律和道德权力中解放出来［1］(P198)。他摒弃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非此即彼的以经济为基础的认识方式，运用其所提出的实践理论，提出女性的意识觉醒和解放之路并非想象得那么简单。布迪厄认为女性长期处于被统治地位，人类的集体历史通过各种文化形式深深嵌入个体的发展历史，男权统治的意识形态通过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等的建构扎根于女性身上，男性统治的文化符号以各种形式存在(如语言、服装、建筑结构等)。女性的自我觉醒之路注定不是一条坦途，女性受到客观结构和主观性情的双重束缚。尽管如此，布迪厄的依据其资本理论中资本的转换与流动，提出女性的解放之路依赖于学校的教育制度。学校制度是妇女解放的伟大工具，但学校制度也是一个悖论，它通过巧妙的途径，再生产男性，也是使女孩离开科学或某些技术领域的方式［1］(P189)。如此，布迪厄眼中女性解放之路需同时兼顾个人被男性统治文化影响了的主观性情的转变与父权社会的客观社会结构的改变。波伏娃曾提出的女性三条解放路径，即工作、成为知识分子和改造社会［3］(P33)，布迪厄的女性解放路径与波伏娃都强调女性个人的努力与社会结构的改造，但波伏娃忽略了女性中不同阶层的社会处境，而布迪厄的社会结构中的惯习却关注到这一点，女性的成长生活环境确实限制了其性情系统的开放程度。因此，布迪厄关系论思维下的性别观打破个人与社会、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传统，重新审视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被统治地位的生成过程。布迪厄的性别观影响着女性主义思想从两性对立、女性与社会结构的对立逐渐走向包容与整合。对于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个人的问题即政治的问题，有了个人和社会结构层面的双重理解。

2．关系论思维下女性主义思想的个人与社会层面的整合

任何一门科学的成熟程度，不仅取决于它揭示客观对象题域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取决于它对作为科学体系的自身的内容、方法、性能、价值的自觉认识程度。现代科学也正沿着这两条道路并行推进。而这两种过程交互作用的表现和结果，一是导致一系列新兴、综合、边缘学科的出现，一是催生了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科学学。科学方法论则是既含于其中，又相对独立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学学和法学方法论就是在这种趋势下，法学自我认识和反思的产物。   法学学以法学为研究对象，是法学自我认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它从整体上探究法学科学的基本性能、发展规律和社会功用。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两大系列:(一)研究和界定法学本身的对象、范围、性质、任务、体系(分类和分科)、方法、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这是把法学作为一种认识现象来研究，(-二)研究法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及其机制，包括法学教育、法学人才、法学科研、法学情报、法学的社会效应、法学发展战略等。这是把法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所以，诸如法学流派的形成原因及发展、演变规律，著名法学家的成长，成功、局限，法学新学科的出现、形成、意义等重大课题，都将受到法学学的重视和关注。   从学科体系上看，法学学有总论(理论法学学)、法学方法论，同时还有应用‘法学学，如法学社会学、法学未来学、法学心理学、法学传播学、法学流派学、法学科研管理学、法学信息情报学、法学教育学、法学人才学等等。此外，还应包括法学史学。法学史学着重研究法学的历史发展，考察历史上人们是如何认识和利用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包括历代人们的法学观念、法学方法、法学体系、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力量的基本状况、法学繁荣的一般条件、法学在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历史上曾经有过古代罗马法学、中世纪注释法学、近代习惯法学、日耳曼法学、公法学、潘德克顿法学;还有我国古代法学、半封建半殖民地法学等。不同法系、不同历史类型、不同国家、地域和不同万法的分解，也都会形成特有的法学。如社会主义法学、港台法学、欧洲的自由法学和利益法学、斯堪的纳维亚法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法学、系统法学、综合法学等等，都是法学学和法学史学的研究内容。   法学学同法哲学的关系极为密切，其总论和方法论是法哲学的必要组成部分，故又可称为“法学的法学”或“元法学”。它的许多内容现今被混同于“法的基础理论”或“法理学”(即以“法”为研究对象的，关于“法”的基本理论的科学)的绪论部分之中。但法学学有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独立的体系及内容，忽视了廷一点，否认开展法学学研究的必要，是我国法学落后，法学教育和科研规律不被重视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开展法学学研究，以反省和检讨我国法学落后的原因，总结其成败得失，探寻法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变革方向和生长点、突破口，是我国法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法学方法论是法学学中特别重要的部分，一方面它既是反思法学认识过程而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构建法学理论的条件和要素，而且不同法学学说及流派的形成和所具有的特色，往往都与采用特定的法学方法紧密相关，法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变革，也往往是以法学方法的更新和发展为先导。然而，法学方法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单个的法学方法，而是着眼于从总体上研究所有法学方法构成的知识体系。所以，它具有多维、、多层次的结构。从广义上说，它是指关于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所有方法及其手段、工具的理论，从狭义来讲则主要是指关于法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一一这一般又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一)哲学方法。即各种法学及流派所依据的特定的哲学世界观以及把它们运用于法学研究所形成的一些基本方法论原则。如社会主义法学所依据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科学的经济决定论、阶级分析、矛盾分析以及历史辩证的方法等;又如，实证主义法学所依据的是唯心经验论，它以经验实证原则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二)一般科学方法，即那些普遍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既包括各种获取感性材料的方法，又包括理性认识阶段的一般思维和逻辑方法，诸如各种经验调查法、实验摸拟法、注释演绎法、历史考察法、分析解释法、比较鉴别法，以及现代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方法和数量化方法等，都可以成为法学的研究方法。(三)法学科学的特殊方法。如法律解释、个案研究、案例分析等具体方法。正是由于这三大层次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特有的侧重点，并基于所处时代条件、阶级倾向、历史使命的不同，一些重要的法学流派才形成了自己影响深远、相对稳定的方法论模式，这便是人们熟知的那些传统法学方法。如自然法学派、哲理法学派所使用的伦理或哲学的方法，历史法学派所使用的历史的方法，分析法学派和注释法学派所使用的分析注释的方法，社会学法学派所使用的社会学或功能的方法，以及法学的比较研究方法等。它们都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的成先又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失谬之处，因而终归要被新的法学方法所补足或取代。   法学研究要改变孤立、封闭、简单、片面和绝对化的倾向，使法学思维方式走向整体化、精确化、多样化、体系化和科学化，把高度的理论思维和慎密的实证研究结合起瓶把历史考察、现状分析和超前性研究结合起来，处理好继承和发展、传统和创新的关系，并注意客观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相统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融合，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相渗透的特点，从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为基础，广泛吸收、捎化和改造其他一切有益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大力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及方法，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方法论科学体系，推进我国法学理论的变革和发展。

目前学术界中以社会学视角开展的茶文化研究并不多，“茶社会学”的提法与用法也并未出现。但无可否认，中国茶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必然催生这一专有学术领域。笔者通过对该领域的尝试研究，得出了些粗浅的认识，由于行文限制，在此只对该学科的学科基础、研究对象与方法相关问题加以简要讨论。   一．以社会学研究茶文化的基础   茶社会学的学科基础在于如何把社会学的学科方法与视域与茶产业、茶文化相结合，以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来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所以其中涉及到茶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性质、茶与茶文化的社会性以及学科产生的可行性与必然性。   (一)茶与茶文化是一种社会事实   自茶被认知和利用以来，中国的茶饮及其文化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出现并初步传播(秦统一之前)、向全国逐渐渗透与传播(秦汉至南北朝)、全国茶饮的高峰出现(隋唐五代)、茶业与茶文化的高峰(宋元时期)、茶业与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曲折进程(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等。可见，中国茶文化发展不是由哪个人来决定的，而是一种按其自身规律发展的社会现象。陈文华在《中国茶文化学》中把广义的茶文化定义为整个茶叶发展历程中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认为茶文化结构可由如下部分构成:物质文化层(茶生产活动及其实体)、制度文化层(行为规范，如茶政、税收、外贸等)、行为文化层(茶的生产、消费过程中约定俗成的模式、茶礼、茶俗等)、心态文化层(在茶饮过程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文艺作品、哲学观念等)。可见茶文化是一种范围非常广的领域，它超越了个体的层次，并以社会现象的形式凌驾于个体之上，形成了其体系内的强迫性与集体性。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事实(也称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学应把社会看作一个“事物”，它独立存在于个体之外，并对个体产生影响。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客观性)、集体性、强制性三个特点，根据这一特征，包括语言、宗教、道德、法律、文化、人口、农村、城市、动乱等等许多社会现象都是社会事实，因而都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因此，茶及其文化当属社会事实，具备了以社会学学科进行研究的基础。   (二)茶及茶文化具有的社会性   1．茶与茶文化体现了一种社会互动的关系   茶不仅是一种实体，也是一种关系，即通过茶或茶文化体现出的社会互动。首先，茶具有社会仪式的含义。早在南北朝时已有了用茶进行祭祀的文字记载。传统社会中，以茶为祭的对象都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如天、地、神、佛，甚至亡魂。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把这种祭祀看得十分神圣。作为祭祀品的茶也就被赋予了仪式的内涵，它传达的不仅仅是“实用”性的价值，而且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即“以茶接灵”，把世俗事物上升到神圣事物，茶成为了“集体欢腾”(涂尔干语)的重要媒介。所以，它直指向了传统社会的核心:集体整合。在传统社会中，集体的维系是一种集体的道德范畴，族规、仪式、制裁针对的不单单是内部的个体，更重要的是对集体的意义，以保证集体的有效运行，即保证社会成员互动的有效性、规范性及对集体的遵从性。涂尔干在研究社会整合时提出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概念。前者指传统社会中社会成员依情感结合到一起，完成社会整合。后者指社会成员的紧密联系依据的是劳动分工。涂氏认为，后者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但他同时意识到，仅仅依靠劳动分工的作用远不能完成现代社会的整合。所以，涂尔干在后期提出了“新型宗教”的概念。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阐述。这种“宗教”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并汲取营养，以弥补科学的片断性。所以，他认为社会整体层次的精神与道德对现代社会的整合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社会中，茶文化自产生以来，贯穿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不同时期。通过茶文化的传播，特别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后，以茶为媒介的社会互动大量增加。茶在交际、待客中的普及，特别是中国茶元素作为一种中国符号在世界各地的生根发芽，带动了范围更加广泛的文化互动，并有效地参与到了社会精神层次的整合之中。冲突社会学家科林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他认为互动的仪式连接起了微观与宏观，即有效的人际互动无限地延展下去就构成了社会。所以，行动者怎样创生、延续、扩充互动就成为了具有微观与宏观双重意义的命题。茶文化自诞生之日便与商业、宗教、文学、歌舞、书画等有了密切联系，茶文化也就随之嵌入到了社会互动的诸多领域。以此而言，茶已不仅仅是实体文化，而成为了一种动态的社会媒介。如茶在传统婚姻习俗中代表了“纯洁、坚定、多子(籽)多福”的意涵。所以，民间有“好女不吃两家茶”、“姻缘三茶”之说。在对茶文化的众多研究中，绝大多数都把茶与茶文化视作一种社会关系与互动的纽带，如把茶文化视作社区文化积极发展的纽带(卢祺义，1994)、都市文明的积极推动元素(徐永成，1997)、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构成(朱云松、江平，2007)等等。   2．茶文化中的群体性与组织性   社会学把不同的人群聚合称作群体，如家庭、社区、乡村、城市、部落、民族等等。组织是有一定规章制度与纪律性的群体。茶的群体性指茶在社会中反映出的与群体的关联性。主要包括了初级群体与偶遇群体。初级群体主要指家庭、邻里和儿童游戏群体。对每个家庭而言，茶几乎都是必备元素，邻里之间的交往，如串门聊天，一般也少不了茶元素的参与。以茶为敬来招待客人和朋友自古以来几乎是中国家庭中不成文的律条。茶对儿童们的作用主要在于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主要指在家庭或邻里关系中)耳濡目染父母的生活习惯，使他们对茶有了一种熟悉，产生了一种社会化的印痕。偶遇群体指没有固定成员的临时组成的群体，或者说主要是以特定事件或工作为纽带组成的临时群体。此时，茶成为群体内对话的重要媒介。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之风随着社会互动量的几何态增长，也迅速传播开来。而且，以茶待客比起酒席宴请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更显庄重和高雅。所以，无论在商界还是日常交往中，茶被更多的人所推崇。组织具有正式性，所以组织内部与外部的交往也具有正式的交际色彩。在单位内部，茶是必备的招待用品。单位具有科层制特点，韦伯甚至认为它是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从纯技术角度而言已经达到了最完美程度。#p#分页标题#e#   (1)但韦伯也指出，科层制越彻底，越背离人的价值，或者说剥夺了人的工作幸福感与创造力，使人成为机器零件。现代管理学关注的中心之一就是如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排解掉压抑与不快，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科层制的负面效用。茶在科层中扮演了润滑剂的作用。有学者这样评价茶:“杯中人性”(KakuzoOkakura，2008“thecupofhumanity”)，英国首相格莱斯东也曾这样评价茶:“当你寒冷时，茶会温暖你。当你燥热时，茶会清凉你。当你失意时，茶会鼓舞你。当你得意时，茶会平静你。”所以，任何科层制组织中，备有茶水(或招待用茶)已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更是一种以茶道团结员工，弥补科层缺陷的重要手段。   3．茶在现代社会中应具有的“和谐”之音   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一方面腐朽的现象会趁机大量滋生，另一方面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机遇;社会的变动性增加了其自身的可塑性。在此举几例说明茶与茶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可奏出的和谐之音。社会化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是社会对其成员的塑造过程，主要依靠文化与环境的影响来实现。低劣的文化或庸俗的社会风气会使个体走上歪路，社会化失败。而优秀高雅的文化与成长环境则会培育出优秀的社会人，从而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毫无疑问，茶文化中传达的正是一种高雅、清淡、对人生品味与珍惜的思想，这在唐宋时期的茶诗词中已经有了深刻的体现(余悦、陈玲玲，2010)。因此，茶文化对个体社会化的成功大有裨益。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层现象已十分明显，也愈发复杂。学术界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分化趋势主要有四种观点:断裂化、中产化、结构化和碎片化。中科院于2001年发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阶层间的流动呈现逐渐增多的态势。按理论界的观点，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均衡状态，也是一种较理想状态。上层与中间阶层包括了除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半失业人员外的所有社会成员。他们的生存状况、经济收入以及休闲空间都为茶文化的开展与传播提供了有利空间;反之，茶文化对中国阶层社会的良性和谐发展也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社会对高雅文化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茶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优秀的传统、丰富的内涵以及高雅的意境等等。这就注定21世纪必将是中国茶文化大放异彩的世纪。现代化是一种整体的社会状态与进程。实现现代化，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现代化，也包括精神文明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等。要提升人的素质与精神文明，就必须发扬优秀文化传统，摒弃糟粕文化，抵制低俗文化。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不仅有益身心素质的提高，而且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有益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从而推动现代化进程。中国茶文化在世界各地备受推崇，这一点足以说明中国茶文化的魅力。就此而言，物质文明越发达，越应该重视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其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学科必然性与产业必然性   郑晓瑛对交叉学科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交叉学科是两门以上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互渗透，在遵循科学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过程的证明，形成了更为有效的学科群。在理论研究及实践过程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1985年4月，在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学者的倡导下，中国科学技术培训中心会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17个学会、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口号。交叉学科的产生有其必然性。⑴科学发展本身自生的动力。研究一类问题的理论方法和体制发展成熟到一定阶段，就会强迫性地逐渐形成相关的学科。⑵社会发展需要交叉学科的支持。⑶“界”间的交叉学科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2)余悦认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茶文化研究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围绕茶研究出现了三个主要的子学科:茶学(自然科学类)、茶业学(茶业经营学或茶业商品学)和茶文化学(人文社会科学)。他在《中国茶文化学论纲》中认为，中国茶文化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又是一门开放的学科，还是一门边缘学科、一门当代之学。   (3)建国后，茶文化研究得到了进一步传承与发展。1984年茶产业内市场经济的建立为中国茶文化研究开辟了全新的局面，相应分出了几个主要学科，而且研究的深入程度也在不断增加。这就为新的与茶相关的学科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与机遇。由以上的论述不难发现，茶文化研究与其它学科产生的交叉学科是学科发展与茶文化研究不断深入的必然。作为茶叶的发源地和最大生产国之一的中国，尚未产生一个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茶品牌。而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2008年时中国的出口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平均每公斤仅售2美元左右，比印度低40%，比斯里兰卡低60%多，甚至比肯尼亚的茶叶价格还要低20%。茶叶产品也仅仅占据了世界市场份额的6%。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产业优势。杨江帆等认为，中国茶业具有七大竞争优势:茶文化优势、品种最为齐全、内外的市场优势、区域资源优势(产茶区域广)、产业优势(历史的久远与从业者的众多)、产业政策方面的支持、技术人才优势(人才培养的不断强化)。   (4)但这些竞争优势并未在国际竞争中真正显现，在整合利用方面仍显不足。另外也要着重开发产业内策略，加快产品升级步伐，提高茶产品附加值，注重广告策略与营销策略的应用，切实在打造品牌上下功夫，把握时机研发新的茶产品，增强创新能力。除了这些茶产业内的举措之外，还要积极开拓新的外在推动力，这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茶业界人士与茶学专家的认可。以交叉学科的视角来推动茶文化的影响与传播是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必然趋势，不可否认，把茶所附有的高雅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再与市场与社会生活结合，这是对现代中国茶产业纵深发展、良性发展的一种巨大推动力量。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中国茶文化以茶业经济活动为基础，又与美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相结合，一般而言，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茶文化是指整个茶业产生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了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多个方面;狭义茶文化仅指其精神财富部分，是以茶为载体展现出的特定文化模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健康理念，如茶艺、茶道、茶德、茶的医药与保健文化等等。在对茶文化研究时，多数学者更注重其狭义方面，而把茶树栽培、茶叶制作、茶具生产、茶叶包装、茶叶营销、茶品牌打造等方面归入茶学(自然科学类)和茶业学(茶业经营学或茶业商品学)之中(余悦)。王玲在《中国茶文化》一书中认为，研究茶文化，不是研究与茶相关的自然现象，更不能简单地把其作为茶史或茶考古来研究，而是要研究茶在社会生活中所带来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代表了茶文化研究的典型范式。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已在前文做了相关介绍。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是其主要研究领域，也是主流社会学家们所致力开垦的领域。在社会学中，二者作为一种具有外在性、强迫性与集体性的社会事实而存在，凌驾于个体之上。所以，茶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也就在研究对象方面达成了统一。另外，本文所关注的是一种交叉学科的概貌，也必须首先从最直接的、宏观的视角入手，达到浅显入门、抛砖引玉的作用。具体而言，茶社会学概论所关注的研究对象是与茶相关的文化现象(以狭义茶文化为主)与社会现象，主要通过角色研究、影响研究、关系研究、功能研究、群体研究、互动研究、组织研究、分层研究、社区研究、文化研究等多个方面体现出来。#p#分页标题#e#   根据茶社会学概论的研究对象确定相应的研究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研究方法论被称作整体方法论，其基本原则为:⑴把社会现象看作社会事实;⑵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而不能以个体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⑶严格区分因果关系与功能关系。在社会学中，还存在着其它方法论，如以韦伯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吉登斯创立的构造化方法论等等。是不是仍可以用这些不同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来研究茶文化呢?本文认为这同样是可行的。因为茶文化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对不同的文化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视角与理念。比如，韦伯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重视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研究，以理解和解释的方法来阐述社会现象，这完全可以用来研究茶农、茶商在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的各种际遇与选择，进而达到对中国茶产业不同层次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的理解。不同的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都有各自的独到之处，关键看对社会现象进行解读的能力。所以，茶社会学并不排斥以其它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来进行茶文化研究。   三．结语   作为一种正在被广大茶学研究者关注的研究视角，茶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理论与现实基础，本文只是对该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的探讨，进一步的研究还有待于有志于此的学者们不断开拓，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角推进中国茶文化的社会学研究。

欧洲探险家们在通过旅行获得大量人种志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比较研究，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等都在这一时期相继产生。与空想社会主义浸透着哲学甚至形而上学的传统思维方法及其失败的社会实验不同，建立在调查获得的事实资料基础上的社会科学此时业已萌生。朱利安倡导比较教育的最初意图在于“使教育成为近乎实证性的科学”，他认为，就像比较解剖终于促进解剖成为一门科学一样，“比较教育的研究也必然能为教育的完善而成为科学，提供一些新的手段”。［2］这样的设想，与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科学化”的诉求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同时，库森(VictorCousin)基于人口统计资料的比较教育研究、贺拉斯•曼(HoraceMann)和巴纳德(HenryBarnard)在跨国旅行中进行的比较教育研究，也都与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科学发展进化的历史是相一致的。

到20世纪早期，历史哲学和历史意识形态结合形成的“历史主义”在社会科学中产生广泛影响，它“强调变化与发展在人类社会(humanrealm)的决定性地位”，［3］集中代表历史主义范式的史料编纂学(historiography)等得到发展。历史主义在社会科学界很快受到质疑和批判，反对者主要攻击历史主义背离了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认为它导致了反科学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波普尔在其1957年出版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指责“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是“目的论”和“整体论”的，而“赞成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则以虚构的历史规律为基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提出了预测。回顾比较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历史，萨德勒(M．Sadler)、康德尔(IssacKandel)、汉斯(NicholasHans)等人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和对编纂《年鉴》的学术热情，以及贝雷迪、霍姆斯(BrianHolmes)、诺亚和艾克斯坦(M．A．Eckstein)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推崇，同样与当时的社会科学发展大背景密不可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一对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中，迪尔凯姆(?mileDurkheim)曾对社会学的方法论特性，展开了详细而严密的论证。他认为科学只有通过比较两种现象在不同的环境下是否同时出现或消失来证明不同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相互依存性，若这些现象被认为是可以控制并可重复再现的，就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加以研究，“如果相反，事实的产生并非我们所能支配，我们只能比较那些自发地产生的事实时，那就应该采用间接的实验方法或比较方法。……因为社会现象显然不能由观察者左右，所以只有比较方法适合于社会学”。［4］在同属比较法的相同法、相异法、剩余法和共变法中，迪尔凯姆认为共变法(ConcomitantVariation)最适合社会科学研究。孔德(AugustComte)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确定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要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他认为“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5］所以要用综合的方法把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联系起来，这种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孔德认为比较的方法需要使所比较的现象脱离其所属的历史，这就割裂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迪尔凯姆认为共变法可以避免孔德对比较法的疑虑，因为“共变既不要求我们进行支离破碎的列举，又不要求我们作肤浅的观察。为使共变法得出正确的结果，只有几个事实就足够了。只要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两个现象是共变的，就可以肯定其中有一个规律”。［6］这种实证的努力改变了早期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认识因其依赖对旅行者见闻之道德信任而带来的先天脆弱性。［7］从迪尔凯姆等人的方法论及其相关研究可以看出，“比较法”在社会科学中是作为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受到重视的。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在“假设———推测———验证”等主要环节中起着分析事实以证明或证伪不同因素之间因果联系的重要作用，即比较包含多种因素的社会环境，分析某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与某一种或几种影响因素的出现之间的联系，从而证明关于这种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规律。回到比较教育产生初期，我们应当看到，“比较”在当时其实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被引入到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在整个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中，“比较”也一直是被作为一种基本研究方法而非研究成果形式对待的。从后来贝雷迪、诺亚等著名比较教育学者关于比较教育方法论的争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问题在于，虽然历经了贝雷迪、诺亚和艾克斯坦等学者的强烈呼吁和倾心努力，比较教育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摒弃早期旅行者见闻的色彩，它错把那些加入了作者主观评价抑或简单的统计数据，而主要性质仍然是关于国外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报道性、描述性文字(包括在国外期刊上报道本国教育的文字)也纳入了“成果”之列。实际上，在这类文字中，“比较”只是一种叙述形式，它根本就不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存在的。这也正是朱利安在早已产生关于教育的旅行者见闻之类文字的背景下，仍然强调要通过“比较”来使教育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原因。

然而，比较教育成果中至今依然夹杂着大量国外教育报道和“改良版”的旅行者见闻，很多关于别国和本国教育的记述，都因为其在形式上对不同国家教育的“比较”而煌然列于比较教育“成果”之列。实际上这些文字只是对不同国家教育的描述，充其量也只是简单的“对比”，而并非作为社会科学基本研究方法意义上的“比较”。也就是说，这些“比较”其实只是一种跨国报道而非研究，它们最多只能算作比较研究的资料性准备。比较教育学者们在方法论科学化方面的努力，并没有把大量没有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研究的文字从比较教育的“成果”中清理出去。在这一意义上说，比较教育研究一直没有最终完成自身的“科学化”。这也是它如今面对学科同一性危机的最根本原因。

一、历史的变化与“比较”的进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比较教育是作为一种教育科学中的一个“工种”而非“学科”被“重新”建立起来的，它主要承担的是搜集国外教育信息和追踪国际教育改革发展动态的任务，而不是进行“比较研究”的任务。就学科发展而言，中国比较教育此时实际上还处在“前朱利安时代”。随着社会需求和学科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意识开始觉醒，但它一直没有自觉地展开自身科学化的工作。只是近几年，在社会需求和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动下，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才开始悄然(仍非自觉地)迈动了科学化的步伐。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之所以作为那样一种特殊形态而被重建，是由当时它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的需求所决定的。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与国际社会几乎完全隔绝的十年，教育科学研究队伍的外语水平普遍较低，教育科学诸学科之国际视野极其有限，因此亟需有一批外语水平较好的专业人员专门从事搜集整理和翻译介绍国外和国际教育发展的最新信息的工作，于是，中国比较教育重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水平起步。1964年前后，全国高校虽然先后建立了数个外国教育问题研究机构，但“由于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基本立场是批判和否定的，在形式上又仅重视资料译介而缺乏深度分析”，［8］并且接踵而至的很快就把这初燃的星星之火给扑灭了，因此，比较教育当时在中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又“而今迈步从头越”，回到了60年代中期的水平。这种发展状况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的需要，因此，比较教育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在中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比较教育学界逐渐意识到并开始讨论学科同一性危机的问题。无论是起初的快速发展还是后来的学科危机，究其根源，仍然取决于社会需要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需要的变化，以及比较教育研究对这一变化的适应情况。

仅从我国国内的变化来看，比较教育如今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学科环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上日益加速的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影响，中国比较教育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科学内部学科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英语的普及，使得教育科学研究队伍的外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越是年轻的研究者，其英语或其它语种外语的水平越高，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主要搜集译介“外国教育情报”的比较教育研究“工种”已经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其次是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特别是信息化提供的便利，使得教育科学普遍打开了国际视野，国际学术范式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我国教育改革开放逐渐步入了“深水区”，更加开放的政策环境使得我们对国际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借鉴也呈现出全方位和更加深入的特点，翻译介绍和“准旅行者见闻”式的“成果”，已经不能满足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新要求。为了更清晰地反映中国比较教育发展环境的变化。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学其他学科的变化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深刻的，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另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这个社会历史背景就是席卷世界的全球化。在这样一个时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9］同样，比较教育学者们也必须进行冷静的思考。“在这样一个地球村里，我们究竟为什么还要进行比较分析?”［10］面对这样一些极具挑战性的质疑，比较教育学必须做出回答。

格林(AndyGreen)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因为“国家教育制度这一概念构成了比较教育之精神结构的基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学者甚至得出了“跨国的比较如今已是多余”［11］的结论。无论这种结论是否可信，比较教育研究自身都必须发生进化，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全球化时代背景的严峻挑战。要成功应对这一系列挑战，比较教育首先必须褪去早期旅行者见闻的色彩;要褪去旅行者见闻的色彩，必先摆脱早期粗陋的研究方法;要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做出科学的改进，又必须在方法论上做更加深入的反省，以重建格林教授所说的“比较教育之精神结构的基石”。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比较教育精神结构的传统基石，但并未从根本上否定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价值。正如戴尔(RogerDale)所言，“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同质性，甚至也不增加各国教育制度之间的相似性”，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分析出来，指出那些限制和引导其对教育制度之影响的因素，从而站在更好的位置上从国家的和比较的两个角度来回答教育的核心问题”。［12］问题在于要成功地把这些因素分析出来，并对其进行可靠的研究，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必须进一步进化。面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比较教育被指责经常堕落为旅行者见闻、政策主张和对不科学政策借鉴之投机取巧的理论说明，若想避免这些指责，它就必须进行比较，而且要系统地进行比较。”［13］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需要进化，亦即比较教育研究在方法上应当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它必须重新找到其精神结构的基石，并由此出发建立一整套逻辑严密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像社会学等学科那样，在自身科学化的过程中逐步证明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一、专业“准人—准出”与多元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

作者：杨永忠 周庆 单位：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

一、引言

21世纪不仅是一个学科整合的时代，而且是一个学科分化的时代。传统的学科经过充分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需要在“向上兼容”原则的指导下，完成更高层面的整合;新兴的学科，风骨独特、活力四射，处于快速成长阶段，需要在“纵深发展”机制的激励下，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1］。由此看出，通过跨学科的视角，考察女性学的学科特征，促进新世纪以来中国语境中的女性学与妇女问题研究，具有理论探索与实际应用两个方面的意义。

二、女性学的学科渊源

女性学同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与日俱增。女性学理论从问世之日开始，就受到女性主义活动家和妇女工作者的普遍欢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女性学与女性主义之间的跨学科研究范围不但日趋广泛，而且研究内容益发密切，有形成互补格局的趋势。为了全面揭示性别、文化、社会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女性学试图扩大研究领域，寻求新的学科生长点，把观察范围从观察社会文化环境中性别的具体内涵，通过投射和扩展的方法，推衍开来，研究影响女性社会文化角色的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其中包括阶层、人种、地域、语言、权势等。随着这种跨学科研究势头的发展，女性学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有学者对于现行的二元研究模式和学术话语结构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呼吁多层面、多视角、多范式、多学科、多渠道的互动，形成更为健康有益的学术交流模式［2］。另一方面，女性成长过程中文化因素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社会文本中的文化语式差异现象比较、性别话语模式及性别主体意识、性别角色声望度与角色认同关系研究、对女性个体因素与性别群体差异的关注日益凸显。作为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学强调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并以建构以女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为目标。因此，它是关于女性的研究，由女性进行的研究，为女性而进行的研究。其中飘动的是女性的身影，回响的是女性的声音，追求的是女性的理想［3］。女性学在学术场合和总体有关中国妇女议题研究的集体努力上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术语，被理解为是一门对妇女议题持现代、科学态度的学科［4］。

三、女性学的学科定位

回顾女性学4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女性学不是一个从理论构造的种子发展起来的学科，因而具有学科开放性、边界不定性、内涵外延性、理论驳杂性、方法多样性、内容多元性、视角宽泛性的特征［5］［6］。女性学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特色，具体体现在其理论模式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随机性、研究群体的广泛性，以及研究内容的驳杂性等方面。毋庸质疑，女性学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学科特色，诸如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研究者个人的教育经历、学术背景及研究兴趣无不带有跨学科对比的特质［2］。新世纪以来，在社会学研究这一大的发展环境影响之下，这些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凸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学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角。其主旨在于揭示西方传统学术中的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的(an-drocentric)假设，将被忽略和排斥的女性经验有形化、合理化，使女性成为研究的主体和知识获取中的主体，并以性别化(gendered)理解的方式重新诠释现有知识框架和社会现象，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学术的女性主义学术(feministscholarship)。女性学将焦点集中于公共的、官方的、显性的或戏剧性的角色伴演者和情景界定以及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更少戏剧性的和隐性的社会生活和组织领域。

【内容摘要】自从高等教育学诞生以来，教育学方法论基本都是借鉴其他学科下建设而成，导致高等教育学的方法比较混杂，无法展现出自身的学科性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学想要区别于其他学科，展现出自身的科学属性，亟需在方法论层面上实现创新突破。比对国内外的高等教育学方法，旨在从差异入手，启示我国高等教育学方法的创新。因此，本文主要是从西方人文社科方法论以及我国潘懋元先生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学研究入手，探究新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学的路径建设，浅论高等教育学的方法，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建设提出相应的策略与建议，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教学体系;教学比较;教学方法

从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当前高等教育学体系比较散乱，是公认的研究浅薄的学术性学科。高等教育学最大的研究争议，就是其是否是学科，虽然国内外都想要将高等教育学推上学科的发展道路，但由于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的缺失，导致高等教育学没有相应的学科归属，无法划分清学科界限，也难以构建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学科理论体系。因此，高等教育学想要成为一门规范的学科，实现规范性的学科范式建设，应该注重方法的应用及完善。对国内外高等教育学方法的对比，旨在深入分析高等教育学发展的现状，从其发展历程、方法论入手得出相应的结合，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建设提供相应参考。

一、国内外高等教育学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并没有将其作为一门学科，一般都认为是一个研究领域，因为当前高等教育学并不满足1974年德雷索和马瑟提出的学科标准。基于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现状，德雷索和马瑟认为学科是一个至少能合理进行某种逻辑分类的知识总体，学科要使得学者能定量地说出已经被接受的知识分界线在哪里。但现如今高等教育文献所提出的观念，多是作者自身的观点，不是反映高等教育现象的知识，就连高等教育的分类以及类型系统还是只有雏形，没有合理的分类与组织，所以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系统上，都没有形成能严格区分彼此的地步。所以，国外普遍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是相对较新，还没有开发的领域，现阶段还无法成为一个单独的科学学科。克拉克在研究中指出，高等教育学现如今还不是完善的学科体系，但缺失多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应该触类旁通，将其他学科的方法应用到高等教育学研究中，以实现对高等教育的论述与实证，促进学科的建设。国内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多数都是借助传统学科形成的范式，基于大学组织内所建立制度与体系等，来衡量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我国学者针对高等教育学的多领域存在现象，进行了多年的争论与探讨，至今还没有完整的定论。就近几年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文献来看，不少学者都认为高等教育学之所以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多是因为认为科学本身在学科体系建设中就存在较大的特殊性，缺乏明确的学科建设范式，在实际建设中总是会走“弯路”。因此，有不少学科提出高等教育学可以借鉴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从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历程，建立属于自身的学科方法论体系以及知识理论体系等，以改变高等教育学学科滞后的现象。

二、国内外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比较

方法在人们脑海里，多数都是以实证研究的形式出现。实证研究不同于理论研究，观察、实验以及调查等都是可用的方式，实证方法的应用既能检验理论知识，还能在数据与信息分析中得出一般的规律，更好地展现高等教育学的研究现象。高等教育学在实际发展中，应进行实证研究，在实证中摸清发展规律以及发展机制，当然，也需要理论研究方法的支持，才能逐步完善理论知识体系。所以，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中，要有方法的支持，才能将混乱、无序的领域，逐步明确、清晰，成为规范的学科，保证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得到合法性的认同。国外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多是采用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就像布朗就用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进行了人类学的解释。历史方法是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从起源以及发展历史上，集中在个别事件行对历史臆测和构拟。比较方法是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方法之一，归纳的本质就是发现一般规律，通过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方法，能发现本质、功能以及通则。布朗将比较方法分为共时性比较以及历时性比较两类，先明确区分了这两种方法的差异，然后运用这两种方法进行学科解释。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潘懋元先认为，研究应借鉴历史学的方法，基于人文社科的发挥历史掌握高等教育学的规律和理论体系，并针对其他学科的建设，在高等教育学研究过程中吸取经验，实现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的统一。就比较方法的应用来看，布朗认为应以现实作为基础，比较是针对各个文化体系进行整体性分析，比较的属性也应该是属于同种同类，潘懋元先生则是觉得比较研究应该重视各领域内部之间的互不相同的特殊性存在，比较方法在高等教育学中的应用，要基于不同学科之间的特点，实现知识体系、理论观念等比较分析。

一、经典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崛起奠基

经典实用主义以社会科学介入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为信仰服务。对一个命题的判断通常有真假两种结果，实用主义学者的评判标准不再是“符合论“”融贯论”或是“多余论”等，而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一致。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谈话诸方在他们共同的信念下认为某一个理论或某一类思想可以达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实用主义被搁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它又被恢复了它在美国的地位。其实，这是可想而知的。实用主义这次的回归不仅保持着经典实用主义的传统，还带来了新的内容。实用主义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可以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就不难解释它的生命力。新实用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以罗蒂为主的后哲学思想。他的思想把许多学科都包容了进来，尤其是文学、政治和道德伦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学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学”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时候，罗蒂认为文学、政治或是伦理道德比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还值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用主义，不仅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美国的外交手段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功利的、利己的，同时还是开拓的、探索的。二是实用主义研究方向：以人为本。实用主义的魅力是当你使用这种方法论时候，你会感到很轻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远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应该与它的理论渊源有关。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我们永远都抹不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子。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或是其他物种都遵循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原则，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会越来越复杂同时也是向上的。在实用主义的思想中，我们同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以人为基础，尤其以人的兴趣和情感为出发点的唯意志论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在实用主义中可以找到。

实用主义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问题的兴趣，以兴趣为出发点，便可以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利于达到有效的目的。同样来自于唯意志论的观点，即对人本身的考虑很重视。这点达成共识：“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思考的生物。当我们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那些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大部分理论原则便不能使用。”因为，研究人类不能仅仅通过对某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他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期、背景、文化中判断他们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语言所表达的观点，而理解这些语言的重点便是语言的环境。因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会让我们在了解我们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同时，变得开心、有趣和更有上进心。实用主义方法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实际且多元。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他们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有些观点属于实用主义的范畴，尤其体现在对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哲学学派一直以来都信奉自然科学研究框架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其实他们赞同了价值中立原则，认为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应该不带有个人感情和价值导向来研究社会现象。”

但无论是实用主义学家皮尔士的科学主义、还是詹姆斯的意识流、还是杜威的工具论都充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完全客观。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人类的生活习惯或是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办法摆脱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能够影响他们的信仰。而生活环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观点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种背景下则是无解的。比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个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会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着她的眼睛微笑。而对方也会为自己被关注而感到骄傲。如果换个场景，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假如刚才的行为我们在美国的黑人区做一次，估计那个男孩子就难逃一劫。因为在那里的社会背景下认为盯着不认识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轻微的性侵犯行为。因此，我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种通用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科学中，有两位学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人是库恩，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实用主义这个不能体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提供了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条件。因为库恩对那些“反常”的理论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条件。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前进”，但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符合某种严格的逻辑框架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显然是不公平的。只有当他们的理论内核真正的“坏掉了”，我们才可以宣判这些理论的不可存在性。而在这里，我们认为的内核不能再使用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无法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就像各大学派一直在争执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别。第二个人是罗蒂，他的种族中心主义为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这样的现象在社会实际中比比皆是，还有很多奇怪的、我们无法理解的、可能与某种宗教信仰有关的现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群与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远的人并与之交往时，又该怎么办？罗蒂的办法是以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为出发点，与对方沟通。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沟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我们的信仰和观念不一定要强加于对方，只需要找到可以达成共识的信仰和观点即可。找到共同点会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行为和语言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