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例

一、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概说

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与社会思潮与产业革命发展紧密结合的，本文将直接从后现代人类学基本定义入手，与传统人类学范式对比，解构传统的方式与建构的逻辑，及这些在虚拟社会文化中的应用以及与传统的不同。进一步梳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逻辑，之后引出各个作者转向的原因；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思潮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延续的背景、特点与转向，来讨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是什么、对于人类学发展的意义、特点与贡献，以及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在20世纪10年代以来的最新走向。同时，也将顺带讨论后现代主义文本的空间与虚拟社会文化文本的第四维时空性的对接；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与尚未完全“结构”的虚拟社会文化的不确定性的对接。从宏观上看社会科学学科的划分在本质上即是一种有意而为的、筛选有限社会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主义，而后现代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日趋僵化、不断重复赋义的意义建构僵局（不断的重复赋义和意义再生是学科研究异化、走向诠释学和哲学诡辩的企图，而忽视了学科建设的实证研究本意）。后现代的出现则以有意识的反叛、达到了无意识打破上述僵局的目的———后现代至于传统的关系、与反传统的意义（实证和意义重构）及源流。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虚拟社会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交集中几个必须注意到的问题。

二、网络社会文化的新发展与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的隐喻

网络社会的本质是符号的社会，是一种新的语言、新的话语符号系统，而这些构成网络话语系统的符号则是普遍性的、超时空的、超文化的，是“普世”的。网络社会的书写在于对现实社会的投射，即“隐喻”。同时，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表达和指涉的不确定性，而网络社会疆域又具有超时空性；因此，后现代主义人类指涉的不确定性与研究的方向性（只有方向、缺乏具体指涉和理论、概念体系），其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定性的探索性、反传统性、过渡性。只有当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社会文化在第四次工业浪潮成熟之后，成为普世的、普及的（程度等同于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在当时的全方位的、基础性程度）社会基础知识，虚拟社会文化的秩序（经济、政治、文化、与书写系统）完全并行于传统秩序，并与之达成制衡之时，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探索性的、过渡性的探索成熟之后；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虚拟使得社会文化研究才真正完成其系统的、理论的概念体系填充和建构。

三、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展望

首先，我们认为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与虚拟社会文化实证研究的整合。其次，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人类学研究在信仰、价值、分类的趋同、异化与整合中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的问题与研究视野的转换。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瑞泽尔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14点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所反应出的后现代主义与虚拟社会文化的如下相通之处。首先，瑞泽尔提到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现代主义缺乏明确概念化的趋势，以及他们“精于批判但是对于‘社会应是什么样’却缺乏任何见解”。恰恰对应了网络社会在当代的发展阶段。其次，瑞泽尔笔下所言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因缺乏一种能动主体方面的理论而对主体和主体性不感兴趣，则正对应了当代对于“虚拟社会文化的主体是什么：是人、是媒介、还是互动方式？”的模糊定位。第三，瑞氏所指出的“某些后现代社会理论家有一种至少把某些社会现象物化的令人烦扰的趋势”则恰恰与数字化的虚拟社会文化文本中符号化、文本化的沟通本质相对应。在后现代主义反对对文本做过度阐释、乃至反对文本本身之时，虚拟社会文化所依赖的恰恰是二位一体的“作者—读者”所赖以存在的生存方式。第四，瑞氏笔下的社会理论家过于满足与对他们自我定义的问题的沉湎，而忽视了对时代性问题的关键；则可认为是虚拟社区建构在文本之上，后现代主义对于文本的质疑，恰恰迎合了虚拟社会文化读者制造文本的特性。在虚拟社区中，读者即作者。必须要反复重申的是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文化是社会结构的文点/以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作为支撑，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的符号标志/后现代意味着转型、反思和不确定性-即描述了由工业社会到全面数字化社会的过渡阶段的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特点，虚拟社会的全面来临则会是后工业社会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至此，缺乏事实描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将因社会生产方式形态/全面数字化社会的到来而找到理论在生产力和定型了的社会结构结构中的支撑。

四、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开放式的小结

作者：岳天明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格调和性质越来越不确定，这使得社会变迁研究早已成为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社会变迁”既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又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既指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变化的结果。一方面，社会变迁是指向于社会本身或社会结构的具有某种明确特征的改变，不管这个明确特征是一种规范还是关系，［1］4它是一种作为整体性的事实陈述而非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和发展概念一样，社会变迁也是一个具有比较属性的整体性概念，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变迁模式或惟一道路。同时，不同民族各自的变迁、发展道路，又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总体性问题，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2］25共同使整个社会变迁呈现出多元而丰富多彩的人文画卷。

究其实质，社会变迁总要落脚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其实体总是指向于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社会及社会结构并非空泛地存在着，因为所谓社会结构其实就是固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样的分析理路就会在社会变迁的学理探讨中突显出“人”的地位。所以，人及其观念、欲望、动机和意志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变迁，费孝通先生说得更为直接和到位，他认为，“真正的社会转变就是人的转变”。［3］61顺此，我们认为，真正的社会变迁总是要借助于人及其主观能动性得以彰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变迁指的是一个族群在与其他族群的接触过程中，新的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介入所造成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4］198美国学者乌格朋（亦译为奥格本）认为，“文化的物质器械有时可以脱离人类而存在，尚能想像，至于人类可以脱离文化而存在，便很难想像了。事实上人类与文化是同时发生的”。［5］8格尔茨非常相近地指出，“没有人类当然就没有文化，但是同样，更有意义的是，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6］62这样，我们才可以去很好地理解孙本文先生对社会变迁的界定，他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社会变迁，除人口外，不出二途，就是新文化的增加与旧文化的改变。新文化的增加，又不出二途，就是本社会中的发明与他社会中发明的传入。”［7］567事实上，文化是一个有序的意义之网和象征体系，社会的互动必须依据文化而发生，文化不过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已，［8］233而社会结构是行为的形式，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社会自身互动的模式本身。所以，文化和社会结构不过是对于同一现象的不同抽象。在考虑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时，文化是从社会行为对于行为者的意义的角度来考虑的，而社会结构主要从对于特定社会体制功能的促进的角度来考虑。［6］177如此，则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就会落脚于社会结构进而对于文化的分析。①作为民族发展的要素，也作为民族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文化及其互动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异文化之间的动态的过程，而且也是一种可以无限延续的过程。［2］150格尔茨甚至说得更为直白：“社会的形态即是文化的实体”。［6］36以此来看，对于社会变迁进行文化视角的分析是一种必然的学理内涵。有时，相关的研究甚至还会直接以“社会文化变迁”来表述和框定研究的范围，足见“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二者之间的唇齿关系，在很难将它们分开的时候，一般也会以“社会文化变迁”来指称。［9］2但应该强调的是，它们两者绝然不是可以等同的概念，文化变迁是指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7］580是文化特质的累积变化和由此所引发的文化模式的变化。从文化特质综合体得以存在的地域空间来说，文化变迁是通过文化区（culturearea）［8］60的位移和拓展得以体现的。社会变迁是举凡自然物理条件和人文价值环境的变化，可以认为，社会变迁为文化变迁设置了可能的范围，而文化变迁构成了社会变迁的最主要成分。因此，在进行民族社会变迁研究时，如何能够将二者精细地区分开来是很见学术功力的。在笔者看来，大多的研究虽然名之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但实则是“文化变迁研究”。

笔者在相关的研究中曾经指出，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是面临着“双重挤压困境”的，［10］这种判断来源于西北民族社会与我国整体性社会的某种“隔离”。当我们把某个民族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和“场景”提出来并对之展开集中研究时，其间自然渗透着研究者本身的主观取向，那就是对“他者”和“自我”之间“自然的”乃至于“非自然性”的区分（也许二者之间的“非自然性”区分更成为问题的根本和关键点）。这是一种具有人类学特征的“切割法”，［11］135它将研究对象完全悬置在一个本来有着密切来往关系的区域性社会体系之外，使之成为一种想像中的理想类型。其实，这一方面是非常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有效地清除文化内部的混杂因素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深描”。如果说“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6］18的话，那么这种英式社会人类学的深度描述才能使深刻认识“他者”有了某种可能；但另一方面这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以一种文化史的灵感来考察，则“人类是在相互的关系中而不是独立地营造他们各自的文化的”，［12］1研究者如不能意识到研究对象其实是与外界有着长期互动的复合体，则自然就会将其主观认定为一个独立的“悬物”，这种人为性地放弃了历史的纵深跨度研究追求的趋向，必然会遮蔽对于人文世界中丰富的融混内涵的关注，从而“阉割”了其长远的历史性存在和活脱脱的生命历程的展示。

针对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冷”社会和“热”社会的区分，美国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指出，“那些努力划分有历史与没有历史社会的人们，修的不是真理之路，而是误入歧途”，所谓冷社会和热社会的区分只能是人为的臆造而非人类状况的真实。［13］27所谓“变迁”总是要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之下，因此，对于民族社会变迁的分析自然要有意地避免“无历史化”，要避免掩盖分析对象本来具有的丰富的生活面相的倾向。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心平气和地说过，“一个民族无论在什么时间生活在比较孤立的状态下，最终都会发展出自己的体形”，但他随即就指出，这种体形会在外部入侵的条件下，“出现同化现象”，［8］322紧接着，整个过程又将重新开始。依笔者的管见，这里的“同化现象”即为借助于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而产生的文化变迁过程，这自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也必然会依赖于相互交流的关系和网络。要牢记的是，文化的边界不一定完全等同于生活的边界。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中，以1400年作为其研究的时间参照点，指出在这个时间点上，欧洲作为一种新的变化趋势的核心力量已经开始迅速崛起，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不同来源的社会组成和族群逐渐被卷入到这个全球性联结的整体中。他以此是想说明，即便主观地认为普通大众是历史过程的沉默见证人，他们也同样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所以，对于那些被我们称之为“没有历史的人民”，也要在相互的“接触与关联、联系与互动”［12］8的过程中分析和发掘其鲜活的历史，如果把这些社会和族群整体分解成彼此互不相干的部分，这必然是一个虚假而非真实的现实。就此指出，在笔者看来，如果站在分支科学角度，民族社会变迁研究更多的是属于民族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这也就内在地生发出民族社会学学科的研究视角问题，据笔者所知，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很少提到“关系的视角”，②这是不全面的。我们认同于历史上业已形成了的而且也很难得以消解的“自然性”的区分，而对于民族社会和非民族社会之间的“非自然性”的区分则存有难以释怀的心绪。这可以通过学人们对于民族社会变迁的关注及所蕴藏于其背后的价值倾向得到证实，其实，这是不可以也没有必要遮掩的客观事实。熟悉西方社会学史的人都知道，即便以强调科学研究中应遵循价值中立的马克斯•韦伯本人，也是价值关联（value－relevance）原则的拥护者，在他看来，“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是在科学研究的不同阶段分别发挥作用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选择民族社会变迁研究，就是一种关联于某种价值的表现，而当我们真正开始进行这种研究时，则需要恪守科学内的“禁欲主义”，只有这样，研究者才可能不断地调整“认识姿态”，［11］94从底层（基层）学术中发现和凝聚学术研究的根本动力和民众力量，使研究者真诚地面对和不断地调整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从而贴近被研究对象的思想常态和生活形貌，也才有可能客观描述相关问题，对已有的理论预设存有敏感的反思和敏锐的追问，也才可能在看清事实记录和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有望建构新的理论和解释框架。民族社会及其文化是民族社会成员心灵的一种客观性构造。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在研究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时是在与客观的文化现象打交道，因此，在有限的区间和范围里，他们要对用意识和理性来主观地解释人类行为及其文化的反应表示轻蔑。如前所述，社会变迁是一种事实描述。因此，选取适合的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在民族社会变迁研究中，大多以田野调查为主。当然，还会涉及到诸如文献研究等方法，这里无意对文献法再详细谈及。#p#分页标题#e#

如果说关于个体、文化与社会的研究及其所涉及的现象，大部分自史前时期起就已经得到默认的话，那么，有关于此的调查研究工作则主要留给了后期的哲学家和理论家。［14］6应该说，对于相关的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极为严峻的考验，因为它要求调查研究工作者在理论的探寻中悉心感悟其间所蕴藏的丰厚的生活意蕴并聆听社会生活之宇发出的响彻空谷的本真声音。人类社会的成长和分化会使学术研究逐渐地脱离社会的限制，如此，科学思想便得以产生，有关社会的概念和观察方法也就逐渐形成了。在威斯勒看来，从个人意识到社会意识的出现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事情，这时，人类开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意识到了文化的存在及其价值。［8］305与任何从事非参与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相比，民族学家在更大程度上要去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民族学研究（者）从“他试图理解的人们的观点出发，来理解并报告行为、习俗、事件和情感的意义”［15］53的话，那么，只有能够真正理解（而非仅仅观察）异文化才能让我们站在山顶上俯视田野之美而不至于囿于花瓣而考察花朵之美，才能无愧于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称号。有的学者非常严肃地指出，民族学者和民族学研究对于“异文化”的理解的在意和强调的不足，极大地消解了学科自身发展的可能性空间。［2］40可以认为，作为感知和了解“异文化”的前提和基础，观察和研究的策略和向度以及与此相关的话题具有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重要性意义。

“科学的田野工作远远高出即使是最上乘的业余作业。”［16］13民族学研究如有近路，也“不能指望不经努力和挫折就发现某种神奇的捷径”。［16］4作为以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民族学非常强调实地调查方法，即人类学的田野工作（AnthropologicalFieldWork）并将它看成是民族学家获取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民族志”即“记述民族学”的架构的源泉，［17］171它也是进行民族社会变迁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民族社会变迁研究中，资料的获取过程本身无法避免作为研究者主体的介入，这里的“介入”不仅仅是指研究者作为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如此才能借助“在那里”（beingthere）以及积极参与身边的互动，研究者能够更为贴近地体验和理解“局内人”的观点和行为表现），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体的意识、思维等主观情感的渗透，因为“保持足够的理性距离以确保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他们所参与的事件，是十分重要的”。［18］1这对于获取客观、准确的研究资料，对于提升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正确性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作为研究者本身将自己到底应该置于何种向度，在民族社会变迁调查研究中应该具有怎样的价值立场，都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这自然又会涉及到民族学研究中的“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鉴于笔者对此已有述论，［19］这里恕不赘述。人类的生活，无非就是追求与环境的调和与适应，社会生活本身就取决于各种社会环境。英国人类学家彭尼曼甚至指出，“如果不研究种族和文化借以发展的媒介———环境，那么对种族和文化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20］201可以认为，各类环境一方面为社会变迁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变迁预设了基本可能的路径和空间选择。因此，人们对于社会变迁的分析和考察总是以社会环境及社会结构为基本的切入点的，如此才能真正解释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

作者：马武宏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大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伴随着大学的产生而形成的，体现的是高校师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取向。大学精神是高校文化的核心，正如坚持“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的清华大学那样，为祖国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为国家为人民在各个岗位中努力拼搏。又如北京大学秉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校园文化，它引领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把民主与科学深深的印在国人的心中，新思潮促进了社会文化发展。我国的高校文化从一开始就与爱国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坚持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呼吸。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发展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应该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高校校园文化是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由高校师生共同创造形成的反映师生价值观取向的一系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高校校园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一、高校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北京大学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高校校园文化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产物，推动着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北京大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久负盛名，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作为革命火炬的传递者，第一次点亮了民主科学的圣火，让自由进步的思想引领中国革命的前进。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此时，北大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责任，新文化运动中，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宣传民主科学，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中，北大师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社会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1981年北大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振兴中华的目标，渐渐的在全社会形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

(二)云南民族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作为一所边疆民族地区的大学，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民族学生，弘扬民族团结教育，几十年来为祖国边疆民族地区输送了大量民族干部和建设人才，为边疆民族地区团结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五十年代建校开始，学校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校园文化，学校培养的民族干部始终秉持这种精神，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把在学校学到的校园文化用来建设家乡，团结家乡少数民族，为稳定边疆民族地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大发展、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家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各个民族了解我们党关于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使各民族形成了团结统一、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除了秉承历史形成的校园文化外，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融入到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建设和谐校园，教育各民族学生相亲相爱、互帮互助，形成良好的学习、生活、实践环境，用校园的和谐文化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

二、以云南民族大学为例看高校校园文化对云南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类别最多的省份，云南省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发展中有着很大影响。云南民族大学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民族类院校之一，也是云南省唯一一所高等民族院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多渠道、全方位地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服务，为促进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付蕊 单位：哈尔滨金融学院

汤因比的社会文化研究深受维柯的集体文化心理学说影响。事实上，无论是后来德国文化学家赫尔德对各种群体及其发展结构的宏观集体心理史的揭示，还是德国历史学家兰普勒希特试图把德国历史写成反映德意志民族的集体文化心理史，都隐约能够看到维柯的集体文化心理学说的影子。维柯的这一思想，在现代集体心理学史创始人的法国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集体的心理状态中找到了内在的联系。当代西方各文化学派的兴起，也都和维柯的《新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求，离不开对社会主体心理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从来都不否认这一点。社会心理对于社会进程的反作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原理。对此，恩格斯曾多次指出:并不只是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是积极的因素，其余一切都是消极的因素。恩格斯认为社会文化心理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道德风尚，对社会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汤因比社会文化心理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最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补充了唯物史观。他提出了“五项因素公式”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意识包括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种形式。社会心理是介于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体系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社会心理对于各种思想体系、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把握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历史的演变更替，就必须在考察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社会文化心理。显然，这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唯物史观的社会心理分析，不仅在当时提供了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

可以说，汤因比对社会文化心理与文明社会变革的分析，深受上述思想家的启发。除此之外，在汤因比写作《历史研究》期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已证明。潜意识在人类精神和文化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潜意识分为两个层次，即个人潜意识和种族潜意识。汤因比据此推断，在这两个层次之间可能还有一层，它是由某种文明社会的文化积淀而成，可称之为社会潜意识或社会心理，这实质上就是荣格所说的“原始意象”。社会心理或“原始意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因为它体现出了某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表征(所以社会心理又可以叫做社会文化心理)，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揭示文明社会兴衰的内在精神文化原因。汤因比正是以社会文化心理为研究视角，来系统地论述社会变迁的动因的。

具体来说，汤因比主要从四个方面探求社会心理与文明社会演变的关系。首先，社会心理为文明社会的起源提供动力支持。汤因比认为，第一代文明的产生起源于对人类对外部自然环境挑战的成功的应战，但应战是否成功，则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共同的精神信仰和行为习惯等大众心理基础。基于此，汤因比在谈到文明的产生时指出，文明社会诞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产品有了剩余，因为只有依靠这些剩余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使一些人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经济活动以外的创造性活动。但是，从根本上说，生产剩余只是文明产生的一个外在的必要条件，使各个文明得以产生的还有其内在的精神基础:大众共有的思维方式、行为目标、风俗习惯等，因为拥有这些共同性，才能很容易地把群众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一致对付外部的自然环境。其次，社会心理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挑战与应战”是汤因比得出的文明社会起源与生长的基本规律。第一代文明起源于对自然困境的挑战，第二代、第三代文明社会则起源于对人为困境的挑战，主要是群众对少数创造者的人格进行模仿。在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中，人格一般是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状态，即在一定的行为方式中体现出来的、具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汤因比以人格来表述少数创造者的精神特征，即是指少数天才人物所特有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创造意向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少数创造者的人格只有与社会成员相沟通，才能把他们的精神内容或某些特征传递给广大群众。

再次，社会心理导致文明社会衰落。汤因比认为，文明社会衰落的原因在于机械模仿、自我角色转换和偶像崇拜等。这主要是少数创造者取得成功后，因成功而腐败，失去了自己内在的思想和道德的平衡，开始骄傲自满，“依着个人的船桨歇息”，认为从前所创造的一切是完美无缺的、不可超越的，因而产生了深深的迷恋和崇拜之情，这是主动寻求灾难的心理。于是，少数创造者不再追求创造的热情和冲动，只是重复过去那些曾经发挥巨大作用的创造成果，整个社会沉浸在以过去为模仿对象、主宰大众心理的传统的风俗习惯占据统治地位的守旧状态之中。这正是使社会处于停滞不前的心态。这种稳定、僵化、不变的心态在面对变化多端的外部环境挑战时，总是在重复着没有创意的、过去的老办法，这样，在没有能力对挑战进行应战的状态下，文明开始走向衰落。最后，社会心理促使文明社会解体。文明社会解体时整个社会一分为三:统治阶级、内部无产者、外部无产者，但汤因比认为，这只是文明社会解体时的表面特征，其深层基础是社会成员灵魂的分裂。人们灵魂的分裂是社会表面分裂的根源。在一个解体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灵魂的分裂反映在人们的每一种行为、情感和生活方式中，它们才是社会明显崩溃的真正基础和根本原因。这时，每一种人类活动的方式都分裂为一对互相对立、彼此冲突的类型，即面对挑战分化为被动的反映与主动的反映。这些行为一方面是消极的，甚至于是破坏性的，其目的是阻止解体的进程;另一方面对解体的社会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行为方式分裂为自暴自弃和自我克制，这两种对立的个人行为在解体的文明中普遍存在，它们是创造行为的对立面。自暴自弃是顺应自然，随波逐流，认为创造性是对自然的酬劳，是思想的一种状态。采取这种行为的人以为，放纵本能的欲望，便会从“神秘的女神”那里获得创造力。自我克制则相反，认为自然是创造的大敌，并非是创造的源泉，只有战胜自然的欲望，才能恢复创造力。这两种对立的个人行为在解体的文明中普遍存在，例如，在希腊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庸俗的享乐主义者自称是伊壁鸠鲁的信徒，认为自己是过着一种快乐的自然生活;犬儒主义者宣称过着一种自我否定的、克制各种自然欲望的苦行僧的生活，斯多葛主义者则采取了更严厉的克制欲望的手段。#p#分页标题#e#

文化情感方式分裂为杂乱感和划一感。这两种对立的文化情感方式产生于对文化反常状态的体会中，是在完全丧失了特定文化形式和风格的社会中形成的，它们代替了文明社会生长阶段所形成的风格感。所谓杂乱感是指:灵魂将自己投入大染缸，混合文化存在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多种传统、多种价值观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一起出现。例如，在语言、文学和视觉艺术中，混合语言出现;在哲学和宗教领域，它导致仪典和哲学理论的汇合;风俗、艺术中的粗野和鄙俗。所谓划一感，则借传统风格失落的机会，转向了某种普遍的或永恒的格调。它是杂乱感的消极感觉的对立物。例如，内部无产者面对解体时的文化混杂状态，坚定地保护他们一直遵循的文化遗产。个人情感方式分裂为流离感和原罪感。当社会转向解体时，道德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导致个人产生漂浮感和失落感。为了克服这种不良感受，人们不得不逃避眼前现实的罪恶。所谓流离感，表现为随波逐流，他们认为自己对社会环境无能为力，以为邪恶超出了个人控制之外，进而相信整个宇宙乃至于人本身都受某种异己的力量支配。

摘要：档案事业是一门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独立文化事业，档案文化建设工作不仅是国家软实力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推动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繁荣。本文从档案文化的概念与功能入手，简要分析了档案文化建设中的主要研究问题，并着重提出了加强档案文化建设工作的策略与方法，旨在为档案文化建设工作提供理论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档案文化；文化建设；问题；对策

档案事业是一门记录历史、传承文明、造福人民的事业，对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大作用，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加强档案文化建设工作不仅仅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必要举措，同时也是推动社会发展与精神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档案文化的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与档案发展规律相符合、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的档案文化建设途径，才能够丰富和发扬档案文化，发挥档案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一、档案文化的概念和功能

（一）档案文化的概念

档案文化并不是档案与文化的简单加和，而是一个以档案为核心的完整的文化体系，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群体的档案意识和在这种意识指导下的有关档案的行为方式和物化结果的总和。换言之，档案文化指的是档案中记载的文化活动或以档案形式表现的文化活动，具有一定的历史范畴。

（二）档案文化的功能

摘要：档案实体文化的文化传承价值，对于延续人类记忆，以史为鉴，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档案文化作为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有理由成为城市发展的文化软实力之一，因此档案文化传播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将档案文化传播置于城市文化土壤中考量，阐述档案文化传播的途径，并提出档案文化在服务城市文化发展进程中实施策略。对丰富和发展档案文化传播理论的研究以及城市文化塑造和传播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城市文化视域；档案文化传播；融合策略

一、档案文化的定义和特点

档案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定义即档案本身，包括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原始记录，以及档案内容和载体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广义的定义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包括人们在档案工作中所获得的编纂成果、制定的规则、在工作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等。档案文化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真实性。档案文化是一种真实记录过去存在的人和事，还原历史的文献，是人类历史的原始记录，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凭据作用。二是文化传承性。档案是人类历史的真实记录，能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人类发展的轨迹，也能体现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数千年人类发展史中，人类历经多次社会动乱、战争、意外事件，文化若仅通过口口相传，将会丧失大半。档案记录的存在可以使历史变迁和传统文献得到留存，因此档案文化具有文化传承功能。

二、档案文化服务社会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背景

档案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存在物，它的传播是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公众可以基于此汲取文化传统和精髓，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形成新的文化价值观。档案文化在城市文化提升、区域文化传播、高校校园文化等方面被学者关注，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为档案文化在社会中找到了价值空间，结合具体实情提出了相应的策略。这为档案文化传播实践意义的发挥开阔了视野，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也正是因为实践价值的发展性要求此方面的探讨需要与时俱进地展开。

三、档案文化传播的相关途径和相关案例解析

摘要：文章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阐述了计算机程序设计与学生核心素养之间的关系，并基于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历史理论，提出了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高校计算机程序设计教学策略，旨在为新一轮计算机通识课程改革提供思路。

关键词：核心素养；计算机程序设计；维果茨基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回答“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计算机程序设计有助于人们具备基本的信息素养、逻辑推理能力和计算思维[1]，是“怎样培养人”。因此，在高校人才培养中，此类课程一直都是理、工、管等专业的通识课程。然而，结合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计算机程序设计教学研究相对较少，现有文献大都侧重个别素养，不够深入和系统[2-3]。如何真正从学生自身的发展出发，最大程度地发掘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促进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该类课程改革的重要方向。

一、计算机程序设计教学与学生核心素养的关系

根据《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阐述，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核心素养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与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十八个基本要点[4]。计算机程序设计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计算思维和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能力，它是重要的基础科学和思维科学，其思想方法具有一定代表性[5]。因而，此类课程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所包括的文化基础、自主发展与社会参与这三个方面均具有直接的联系。

（一）计算机程序设计与学生核心素养之文化基础。文化基础，重在强调能习得人文、科学等各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掌握和运用人类优秀智慧成果，涵养内在精神，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发展成为有宽厚文化基础，有更高精神追求的人[6]。文化基础要求学生具备基本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成功的程序设计作品往往蕴含着宽厚的文化基础。例如微软的操作系统、谷歌搜索引擎，简洁交互界面的设计融合了艺术学、美学和心理学等多种文化元素，而背后是算法赖以支撑的数学。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该大赛要求学生运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数学、物理等学科知识和技能，结合程序设计解决实际问题。竞赛中时刻要求学生保持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等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点。既然成功的程序设计作品蕴含着宽厚的文化基础，那么，教授学生学习程序设计，就是利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综合其他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育学生宽厚的文化基础。有力的证明如广受中小学学生喜爱的Scrath编程工具，其发明团队领袖、麻省理工学院MitchelResnick教授一直倡导“编程化学习”，即把程序创造性地作为学习工具去承载丰富多彩的内容。例如，把它当作工具载体传授数学知识和讲解自然科学等。这种转变将对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起到重要作用。

（二）计算机程序设计与学生核心素养之自主发展。自主发展，重在强调学生能有效管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认识和发现自我价值，发掘自身潜力，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成就出彩人生，发展成有明确人生方向、有生活品质的人。自主发展包括学会学习和健康生活两大素养。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发展至今已有几十种，且新的程序设计语言还在不断地涌现。教师不可能将所有程序设计语言教授给学生，而绝大部分学生后续课程和工作的内容都不是当前学习的程序设计语言。这就要求教师在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理论基础、学习习惯、研究方法和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应从学习模式、时间管理和学习规划技巧等方面针对自身特点采取一系列学习活动。例如，许多大学生在学习期间没有给自己设定明确的目标，就可能容易沉迷于网络游戏中，甚至自身的性格也会变得沉默寡言。通过程序设计课程，学生将理解一个基本原理：一切网络游戏、智能手机应用的背后都是程序员所编写的代码。大学生不应该受程序控制，应有自己的人生规划，要能自我管理，健康生活。笔者的一名学生，在学习改革后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时，就培养了非常强的自律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并针对学生长时间玩游戏的问题，开发了一款屏幕自锁程序，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沉溺于网络游戏。

作者：马武宏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大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伴随着大学的产生而形成的，体现的是高校师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取向。大学精神是高校文化的核心，正如坚持“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的清华大学那样，为祖国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为国家为人民在各个岗位中努力拼搏。又如北京大学秉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校园文化，它引领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把民主与科学深深的印在国人的心中，新思潮促进了社会文化发展。我国的高校文化从一开始就与爱国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坚持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呼吸。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发展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应该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高校校园文化是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由高校师生共同创造形成的反映师生价值观取向的一系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高校校园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一、高校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北京大学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高校校园文化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产物，推动着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北京大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久负盛名，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作为革命火炬的传递者，第一次点亮了民主科学的圣火，让自由进步的思想引领中国革命的前进。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此时，北大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责任，新文化运动中，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宣传民主科学，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中，北大师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社会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1981年北大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振兴中华的目标，渐渐的在全社会形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

(二)云南民族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作为一所边疆民族地区的大学，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民族学生，弘扬民族团结教育，几十年来为祖国边疆民族地区输送了大量民族干部和建设人才，为边疆民族地区团结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五十年代建校开始，学校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校园文化，学校培养的民族干部始终秉持这种精神，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把在学校学到的校园文化用来建设家乡，团结家乡少数民族，为稳定边疆民族地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大发展、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家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各个民族了解我们党关于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使各民族形成了团结统一、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除了秉承历史形成的校园文化外，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融入到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建设和谐校园，教育各民族学生相亲相爱、互帮互助，形成良好的学习、生活、实践环境，用校园的和谐文化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

二、以云南民族大学为例看高校校园文化对云南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类别最多的省份，云南省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发展中有着很大影响。云南民族大学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民族类院校之一，也是云南省唯一一所高等民族院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多渠道、全方位地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服务，为促进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