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论文范例

本文作者：段玲琍 单位：四川外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

本文期望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四个核心理念构建一个适合语用习得研究的理论模式。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本文首先综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以及语用习得的研究状况，然后从中找出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的契合点，尝试建立一个理论模式，以便在语言实践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从而达到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式进行验证的目的。

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领域、语用习得的研究动态

早在20世纪80和90年代James　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开始致力于将Vygotsky的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2000年Lantolf编辑了第一本关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探讨论文集，着重讨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论、输出假设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区别。如，Ohta使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探讨二语语法的习得，从而重新思考互动论；Swain通过对话教学讨论中介的作用，并比较输出假设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与Poehner又编辑出版了专门论文集，以实证研究报告为主题，重点报告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听说写及评估方面的实际运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语听力的动态评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戏剧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二语课堂中的运用以及Mahn的使用对话式教学教二语写作等［4］。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有一些理论层面探讨和介绍的论文，如，马俊波（2008）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二语习得研究［5］；韩亚文（2009）讨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启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认知派和社会派两大阵营的争论，肯定了社会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则把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新维果茨基派”，是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兴起［8］；贾冠杰（2010）讨论二语习得社会文化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活动论”，认为活动论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学习者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近几年来刚刚引起我国部分学者重视的二语习得理论［9］。

尹洪山（2011）由社会文化理论分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0］。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支架概念和最近发展区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如，彭元玲（2008）［11］，贾光茂、方宗祥（2009）［12］等。关于中介理论、活动理论和内化理论的探讨，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如，高艳（2008）［13］，张剑锋、李雪飞（2009）［14］，朱静静（2008）［1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能力的习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语用习得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研究者对们主要关注语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干预使学习者获得语用能力（Kasper　＆Rose，2002：237）［16］。国外研究者在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理论背景、学习目标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已证明语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理论，特别运用于对“注意假设”的验证，成果主要发表在Rose　＆Kasper（2001）［17］主编的论文集中，其他可见Fukuya　＆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　＆Pearson（2005）［20］等。国内语用习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和总结层面，如，戴炜栋、陈莉萍（2005）［21］分析了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的关系；刘润清、刘思（2005）［22］对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对语用能力的可教性进行了文献评述［23］；毛眺源（2009）语用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评述［24］；还有少量相关语用习得的实证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纪初，除了认知理论外，语用习得的理论框架又引入三种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其中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路径已引起语用习得研究者的关注，Kasper　＆Rose（2002）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如支架概念，还有语言社交化理论也是语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依据。在语用能力的观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学干预中几乎没有使用。Ohta（2005）［27］建议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研究教学中教授语用能力的教学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帮助与学生和学生的相互帮助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来分析和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结合的理论模式

根据James　Lantolf和Steven　Thorne（2006），社会文化理论核心由四个部分组成：调节论（又译为中介）（mediation）、内化论（internalization）、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最近发展区理论（the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指人类意识或大脑的活动是由文化构建的辅助工具来调节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社会关联、社会合作和集体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系统，主要包括物体调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调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体调节，如图表、电脑等，以及他人调节，如教师或同学的指点，可称为明示调节（explicit　mediation）；而自我调节是暗示调节（implicit　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　＆Thorne，2006；Lantolf　＆Poeh－ner，2008）。语言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社会言语（social　speech）、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　speech）、私语（private　speech）、内在言语（inner－speech）和手势语（gesture）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必要工具，其中内在言语、私语和手势语的运用是二语学习中的重要调节方式（牛瑞英，2007）。内化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生物因素（内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类把社会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大脑自然发展的控制结果，是最终形成内化的结果（Lantolf　＆Thorne，2006）。#p#分页标题#e#

摘要：高职生注重职业技能培养，教学具有重实际、重实用的特性，这一特性也使部分高职院校对学生的民族文化教育及理想信念教育不够重视，出现了民族文化中断、文化自觉性低、理想目标模糊、社会责任感弱化等现象。本文通过分析这类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实施途径，以形成基于民族文化传承视野理想信念教育设计理论与方法，优化职业教育结构。

关键词：高职生；民族文化；理想信念

一、研究背景

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而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具有重要教化作用。从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探究高职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有助于高职学生树立个人职业理想目标，促进其全面发展。近年来，诸多学者把目光聚焦于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研究，从不同研究领域、视角及研究方法回顾理想信念教育的发展历程、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及实施途径，但对理想信念教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待加强。首先，对高职生这个特殊群体的理想信念教育关注不足，通过整理1994年至2017年CNKI的资料发现，建国以来，对理想信念教育研究的期刊论文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以大学生为研究主体，而对高职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研究较少。其次，对民族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融合的研究较少，篇名为“民族文化传承下理想信念教育”的期刊论文屈指可数。可见，目前较少学者将民族文化与职业教育中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进行研究，高职生民族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的融合性研究仍具有较大发掘空间。

二、民族文化传承视野下加强高职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

高职生受多元文化的冲击，理想呈现出矛盾性和多变性等特点，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对理想信念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例如，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中的博爱精神、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等有助于提高当代高职生的综合素质，为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教育案例。高职生通过深入学习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既能受传统民族文化的熏陶，又能构建正确的思想道德体系。利用民族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对高职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有助于提高其政治素养，健全人格素养，完善文化素养。通过汲取民族文化成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方向选择和价值取向奠定文化基础和审美基础，最终转变为行为自觉与价值追求，促进高职生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的统一。因此，民族文化传承视野下加强高职生理想信念教育尤为必要。

三、高职生理想信念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摘要］实践教学在物流管理专业教育中至关重要，本科院校应从专业基本素质实践教学体系、专业社会认知实践教学体系等五个方面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并采取措施保障这一体系的落实。

［关键词］本科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1引言

进入21世纪，我国物流业进入快速扩张发展阶段，2009年3月，国务院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列入“十大产业规划”。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特别重视物流专业人才的培养，物流专业教育也得到快速发展，物流管理专业从无到有。《全国高校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建设及学科战略发展调研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开设物流管理专业的学校达到393个。经过10年的快速发展期，当前我国物流业正处于转型发展与产业提升的关键阶段，对物流管理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物流管理专业是实践性与可操作性较强的专业，因此该专业学生特别是本科毕业生除了应掌握系统的物流管理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之外，还应熟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物流业务流程和运作，具备实际操作能力，能胜任物流业务运营管理、物流系统优化以及物流供应链设计与管理等工作。然而由于办学时间较短等原因，相较于其他管理类专业，很多本科院校的物流管理教学还是偏重于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理论功底比较扎实，但实践能力明显不足，很难在短期内适应工作，导致很多企业在学生上岗前要重新进行系统的专业培养。因此，如何更好地适应物流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能够快速适应工作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已经成为本科院校物流管理专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2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根据国内本科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开设情况，其教学内容通常可以分为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以及实践与创新教育课程等。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除了个别课程如运筹学、体育等外，一般都应设有实验或实践学时。具体来说，物流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通常包括专业基本素质实践教学体系、专业社会认知实践教学体系、专业核心技能实践教学体系、专业综合技能实践教学体系、专业创新能力实践教学体系等五部分。

2.1专业基本素质实践教学体系

摘要：从培养惯例来看，大三大四高年级学生的课程通常以专业选修课为主。但在实践中专业选修课的教学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客观原因在于，高年级学生的时间有限，必须针对这一具体情况设计信息更加密集，转化效率更高的课程。专业选修课的沉浸式融合是多门选修课的有机结合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问题，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正面效果。其思路值得重视和优化。

关键词：专业选修课；沉浸式教学；课程融合；毕业论文

从国内大学培养方案的惯例来看，一二年级主要以公共课、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为主，注重基本专业知识的体系性建构；三四年级则开始向专业选修课倾斜，注重建立在学生兴趣基础上的差异化培养。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为例，三年级安排了《文化哲学》《法哲学》等一系列部门哲学专业选修课，以及《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就业指导》等工具性选修课。但实践中却存在不少问题，如选修课到课率低，学生积极性差。结果导致高年级的专业选修课和工具选修课在老师和学生眼中处境尴尬。学生为了挣学分勉强出勤，老师由于缺乏严肃的聆听者而意兴阑珊，两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大四现象”。［1－2］为此，我们在三年级下期的《法哲学》专业选修课中以毕业论文设计为模拟对象，尝试了沉浸式的选修课多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关的做法值得借鉴与审视。

一、高年级选修课处境尴尬的主因

从理论上讲，“专业主干必修课”＋“专业部门选修课”的专业课程设置是尊重专业学科规律，尊重学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选择。专业必修课提供各个专业基本的知识体系，专业选修课则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方向。但在教学实践当中专业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远远不如理论上那么美好。据调研报告显示，八成左右的学生具有明确的选修意愿［3］，不过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难以获得多数学生的认同［4］。排除选修课体系设置不科学，比如内容重复、先难后易；教师积极性不强，比如备课成本和产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级学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们认为造成专业选修课“失格”的客观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高年级学生面临升学、就业、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毕业论文设计等多方面的任务，专业选修课程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对高年级学生对时间的分配和权重而言，仍然显得过于繁重。在众多任务当中，能够分配给专业选修课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学生全身心投入专业选修课程的学习，这是不现实的。第二，由于专业选修课本身属性，难以同主干课一样具有较高的信息有效率。简单地讲，相比于主干课程，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范围有限，并且各个专业选修课传递的信息范围较窄，往往并不适应于本专业的每一个学生，或者说对不同学生的有效性差异较大。对于相当部分学生来讲，专业选修课有效信息产出率低下，是一种不经济的无奈之选。

二、课程有机融合的解决思路

专业选修课相对于专业主干课程具有补充性、灵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学和就业压力，高年级本科生学习目的和动机明显向实用方向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务于各类考试的课程上。所以高年级专业选修课通常被当成“休闲课”“水课”，教学效果自然不会理想。专业选修课的理论价值和它的实际境遇天差地别，这个问题的成因是多层面的，消解这个问题办法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毫无疑问，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专业选修课的突破创新。虽然高年级选修课课程数量较多，但单个课程的覆盖面和信息量相对主干课程极其有限。如何在“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的框架下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呢？我们认为课程的有机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融合能够做到一方面减少学生的必要课时，一方面又能够保留几门被融合课程的核心内容，强化信息供给的效率，那么问题就能同时得到解决。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课程设计的层面上提高专业选修课的信息供给效率。就此问题，先对相关成功经验进行考察。国外著名学府的选修课设计大多具有课程功能多元化，课程内容专题化，注重学科交叉的特点。［5］专业选修课设计向更加符合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所需要的“问题导向”倾斜，表现为课程的“部门化”和“领域化”。这在国内也并非新鲜，原因在于专业选修课的部门化符合当下主动学习的理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本身不是外界知识信息刺激心灵从而产生理解。理解的机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统摄和涵盖。当代学习和认知理论中的重要一派，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习得知识的关键在于新知识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建构和生长。与这种学习观相契合的方法则强调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动学习，而非知识传输的被动学习［6］。按照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观点，教学所提供的无非是知识生长的平台。相比以客观知识体系为平台，以对问题理解和阐释为平台，显然同主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理解和解释的主观性所在。所以，专题化、问题化的课程总体上更能唤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然而，仅仅在课程内容上具有“问题意识”，还不足以保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主动学习。教学实践也表明，部门化的选修课程也的确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这同学生、教师、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关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观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合主动学习的学习对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实的主动学习和有效的主动学习。为此，我们的课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实践往前推进一步，以一种沉浸式的，或者说“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通过师生之间共同实践的方式，利用教师对相关问题的主动学习动机和知识建构经验，为学生提供参考。简单讲，教师除了传达必要的体系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学习研究实践中传达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相比于一般的经验交流，沉浸式体验教学所传达的经验是在相似背景、相似处境、相似语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结合国外选修课的成功经验以及当代教育理论，启发我们设计一种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模式。具体讲这种模式包含三个步骤，第一，设计部门化、领域化、问题化的教学内容；第二，由教师赋予学生一种特殊的身份或任务；第三；教师引导、伴随学生完成身份或任务要求的相关体验。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能用一门选修课的课时涵盖多门选修课的重要信息，并通过“问题化”和“体验式”的课程设计，有效地实现多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暨2006年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年会于2006年11月18至19日在苏州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主办，由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承办。来自各高校及工艺美术研究单位的30余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21篇。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李超德主持会议，苏州大学白伦副校长致开幕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廖军扼要汇报了该院的发展情况。与会代表在霏霏细雨中，兴致浓厚地考察了吴中区光福镇太湖村、山墩村和太湖度假旅游区舟山村的手工艺。从大会交流情况来看，学者们围绕年会主题，进行了多角度、宽视野的深入探讨，大家秉承关心民间、关注社会的精神和学术传统，各抒己见，表现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工艺美术的高度重视和人文自觉。会议涉及的几个相对集中的问题评述如下：   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内刚刚起步，迫切需要人们对此进行理性思考，探寻符合中国实情的客观规律，深化认识和实践，避免盲目、机械、片面和功利。与会学者主动站在学术前沿，结合现实，从各个角度讨论了这一新课题。   张道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议》为题，阐发了独特见解。他认为，非物质文化是相对物质文化而言的，就非物质文化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在内容，而在对“非物质”性的理解。在传统观念中，像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等可称作精神的和非物质的，但工艺美术和传统手工艺所表现的东西，却是以“物质”为主的。这是由于所有的艺术表现必有一个“载体”，这载体就是物质。艺术依托物质世界而成立，物质的繁杂决定了艺术的多样。那么，为何艺术在人们观念中又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呢？张先生认为：这里没有绝对的界限和标准，主要看艺术的倾向和人们的习惯，就像“日出日落”、“天圆地方”一样是一种感觉，实际上太阳并非从东方升起，地球也不是方的。由于艺术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和精神，故统称为“精神的艺术”。至于实用性的艺术（主要是工艺美术），它的物质特点显露得比较明显，人们也没有将其视为纯然的“物质文化”，一般只称其为“工艺品”，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由此再看“非物质文化”，其倾向便易理解了。其中，技艺的特点最为明显，它是一种工艺加工手段，即所谓“心灵手巧”。一方面，只有做出了成品才能显示出“巧”来；另一方面，它又是长期磨练出来的形成历史的传统。过去的师徒制传承，为了维护其传统，有些家族式的“绝技”和“秘方”不得外传，虽有其历史局限性，却也充分说明了“非物质遗产”的性质。   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总工艺师朱培初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由来、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意义，综合报告了近年来了解到的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工艺的保护情况，指出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文化特别关注，保护工作起步较早。他特别强调中国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在《文化白皮书》中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工艺所持的新理念。书中指出：一种文化如果只是依赖先人的遗产自豪，是不对的，因为文化不仅是固（原）有的部分而已，它必须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文化。要使文化的内涵不只是固守在传统文物和古代经典的范围，就必须使文化成为一个具有发展性的形态，让它充满生机，有转换或转型的可能。要不断有新的质素参与进来，也要不断吸纳、消融和转化这些成分，最后自我融汇成崭新的形态。所以，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创造可以继续兴起的新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引进，对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而言，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特别是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备受学者重视。清华大学的王连海发表见解说，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积极意义很明显，首先引起了业外人士的关注，促进和提升了全民全社会对传统工艺美术及传统民间文化的再认识，发挥的宣传作用不可低估；其次，促进了理论界思维的活跃，引发了专业人士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新思考；其三，对开发保护具体品种确实起了作用，但同时存在的问题也较多，负面影响较突出的是在理论界引起了混乱，至今尚未消除；再者，概念的引进还导致了地方或地区间相互攀比、恶性造假的现象；五是对各地民间美术的破坏相当严重，有的品种被列入名录后反而毁了，形成了摧毁性破坏。西安美术学院的赵农分析了《辛巳年》生肖邮票引发的侵权诉讼民事案，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中民间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他指出：社会在界定民间艺术品“原创”或“复制”问题上，在保护民间艺人权利的问题上都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这与民间艺术品多被确定为“非个人的、连续的、缓慢的创作活动过程的产物”[1]，作者是“创作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群体”[2]有关。概念的不确定，导致了法律保护的模糊和民间艺人权益保护的被动。他进一步指出：对民间艺人权利的有形和无形的侵害剥夺，已非常严重。如一些领导和专职人员利用职务权力将民间艺术品变成私人的收藏；主流艺术家在采风过程中的非法律行为；民间艺人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地方政府对民间艺术的粗放式经营等。他认为，对人文学者的关怀，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对人类文化生态的关怀，这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方式。现阶段，大量民间手艺人的生活仅处于温饱水平，目前最迫切的就是通过手艺致富，而出台相关的法律是根本问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徐思民讲述了近几年考察齐鲁民间艺术的概况。他发现：在民间艺术的采访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假调查和卖弄、糊弄的问题。他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表示担忧，认为靠近城市或地处城内和发达地区的一些民间艺术，通过市场经济运作尚能发展起来，延续下去，但许多地方性的民间艺术则是传不过来也承不下去。他以山东地区剪纸、泥玩具、旋木玩具、面塑为例，说明民间艺术不是萎缩，而是消失了，这是因为艺人生活艰难，民间艺术作品生存艰难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   #p#分页标题#e# 也有学者注意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的问题。湖南商学院的李立芳，以湘绣申遗为例，强调在进行申报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必须首先廓清艺术的历史文化渊源，比较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把握自身的文化形态，才能有助于在今后的发展中守住自身的文化优势。   二、有关传统工艺美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传统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是工艺美术理论界长盛不衰的话题。但要探讨现代社会的工艺美术，首先得加深对古代工艺美术的认识，使认知有一个深厚的基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尚刚全面考察了古代工艺美术的特点，扼要而客观地陈述其整体发展脉络，体现了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观察视角和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方向。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朱孝岳，则对中国传统工艺美学思想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中国工艺美学思想有四大特点“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一是礼乐相济，礼、乐二者统一在产品的设计、制作和使用过程中，体现了中国人既不畏艰难又随遇而安的特有性格；二是线的舞蹈，中国工艺美术设计讲究线的动态、味道，以线表现气韵，将生活中的变化、情感的起伏化为线乃是了不起的加工；三是中和之美，追求含蓄，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四是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天性与人力的巧妙结合。   目前，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工艺美术将面临怎样的态势？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清华大学的李砚祖通过实际调研，对现代传统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遭遇到的三大矛盾及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思考。他首先回顾了传统工艺美术的历程，对建国以来的工艺美术发展作了分期，在归纳了传统工艺美术所具有的产业、就业、市场和文化价值后，提出了工艺美术保护和发展存在的三大主要矛盾：其一，经济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矛盾。工艺美术的经济性和文化性，使其常游走于经济产业和文化产业间，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了两者矛盾。因此有必要将工艺美术既看作经济产业，又看作文化产业，还可将其作为文化艺术事业来认识、理解、研究和扶持，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其本质和特征，从具体工作出发，加以不同处理。其二，技术更新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矛盾。工艺美术既是物质文化又是非物质文化。它从材料到产品均有显见的物质内容和形态，而工艺技术、方式方法、过程，乃至设计创意、作品功能都是非物质的。社会的变迁，使工艺美术业在技术层面上遭遇到机械工艺取代传统手工技艺、一些传统工艺失传或消亡的问题，形成了技术更新带来的对传统工艺技术保护的矛盾。为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技艺保护，应有传统的和手工的两种限定。若不注重对手工性的保护，最终将导致传统工艺美术的消亡。其三，文化变迁与传统工艺美术传承的矛盾。工艺美术的传承是内在文化的传承，要求其不变，而文化的总体趋势则是变，这就带来了矛盾。现代社会，工艺美术传承的目的是文化保持，同时它亦有为当代生活服务的创新要求，因此而具有必然性。但这是有限度的创新，是在传承与保持基础上的创新。最后，针对工艺美术技艺失传、后继无人和传统技艺、工艺美术大师保护不力等现状，他呼吁：要从国家层面上关注和解决工艺美术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问题，对传统技艺和大师予以保护，要真正从组织上、制度上、人员安排及资金等方面落实到位，应在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协同下，制定更为细化的具体到保护品种、技艺的方案和规划。苏州大学的诸葛铠结合纷繁的实际情况，在题为“适者生存：工艺美术的蜕变和再生”的发言中对李砚祖提出的问题作了回应。他指出：中国手工艺正面临着蜕变和再生的考验。但蜕变并不意味着消亡，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生。然而，蜕变毕竟是脱胎换骨的改造。他认为，传统手工艺的市场日渐缩小、对手工艺品价值认识的偏移、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难以与时代同步是手工艺在近代潜在的蜕变因素；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脱离的产品、“推陈出新”中的误区必然导致现代工艺美术的蜕变；而再生之路则可通过形式与思想内涵的分离和移植、形式与技艺的分离和移植、形式与实用性的分离与移植等途径实现脱胎换骨。   此外，还有学者撰文，通过个案对传统工艺美术发展进行探讨。苏州工艺美术学会的冷坚，以苏州戏衣业为例，探究其发展及缘由。苏州戏衣业因昆曲而兴，它成型于明代，繁荣于清代，在全国同行中占首位，行业中心地位始终未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影视业的兴盛，苏州又成为全国影视服饰的主要生产基地。仅改制后的苏州剧装戏具厂，剧装戏具的产销量就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来自南通蓝印花布艺术馆的吴元新，书面报告了近30年来对蓝印花布艺术的调查、实践经历和对其现状的认识。他说，蓝印花布已伴随江浙百姓走过了近500年历史。20世纪70年代始，蓝印花布在沉寂后借助外销而求得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南通工艺美术行业对蓝印花布进行了挖掘、研究、收集，开发设计了一系列新品。但近年来，蓝印花布却因缺少销售渠道而陷于困境，为此，他呼吁积极抢救蓝印花布艺术。   三、有关工艺美术教育和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方法的问题   艺术可以解救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为此，工艺美术教育问题同样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湖北美术学院的张昕从文化自觉高度，就高等教育改革中应如何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强化对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在人文学科中开设人类文化遗产课程，建立文化遗产与知识体系的联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山东艺术学院的许大海重新审视了艺术设计教育的现状，阐明了建立艺术设计比较教育体系的必要性，分析了比较视野中艺术设计教育模式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提出了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艺术设计教育创新模式的新观点。苏州职业大学的濮安国，作为中国明式家具研究所所长，介绍了该所的发展计划和目标：对在高校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作了有益探索。   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方法的出新，对于跳出旧框框，促使研究工作逐步深入具有重要意义。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张朋川，引用最新材料，从湖南宁乡铜器群发掘谈起，以商代青铜虎卣为个案，对青铜艺术研究方法进行了思考。他认为，青铜器纹样的组合应有一定的规律性、地域性，不是任意的。而考古的类型学方法却将器型与花纹分开研究，我国的工艺美术史沿着考古思路来编青铜艺术，造成了青铜艺术研究中的一大问题。此外，中原是最早拥有青铜容器的，该地方恰恰不产铜。而湖南宁乡却出土了300多件铜器，其成分与中原的不同，并发现了古矿。这是否意味着到了商代晚期，作为一个方国会不会生产铜器呢？他独到的分析、介绍和由点而及纵横，再行融合的研究方法，对在研究方法上多加探索，由此提高整体研究水平无疑是很好的启迪。#p#分页标题#e#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王连海以南宋画家李嵩《货郎图》中的玩具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风筝、泥人和不倒翁、扑扑噔、拨浪鼓、风车、鸟笼等六类玩具之样式、形态、材料、工艺、功能、用途、发展历史进行了解析，图文互证，体现了工艺美术史研究的一种深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尚刚，以“一幅巨作，几点猜测—关于大都会博物馆藏元代刻丝大威德曼荼罗”为题，对作品完成时间、开机时间、御容织于哪里、出自哪个作坊、性质作了详细考定，将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一个注充实成了一篇新论文。态度科学严谨，重视材料的搜索考辨，细密求证，精深而有新解，对工艺美术史的治学有积极影响。   在涉及到对民艺的田野调查方法时，张道一语重心长地指出，过去，我们研究时，多注意于艺术的外在形式，对于制作艺人及其技艺和艺术思想挖掘不够。今后，一定要关心它的制作者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关心做的方法和技巧。护树要护根，保标要保本。徐思民则提出，民间艺术很丰富，有些在文献资料中很难查到，但艺人却能自圆其说，有头有尾。搞民艺调查，就是要把民间艺人的境界、味道记录到位，而不是带着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走马观花，那样是无法把握民间艺术本质和真谛的。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的袁宣萍，以撰写《浙江丝绸文化史》的体会，提出在工艺美术调查中当注重行业神崇拜、与行业相关的神话与传说、行业生产与生活习俗、古老的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   四、特点、展望和发展方向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李超德在会议结束时说，这次年会是一次高端会议，既有老一辈理论家，也有国内中青年一代的专家，机会难得，受益匪浅。会议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上至产业政策、宏观理论，下到具体的一件作品，既有宏观思考，也有考据派的论述，是研究方法的一种学习。他指出，本次年会还是一次新的开端，大家集中起来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问题，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民族精神留住，把民族脊梁留住，把民族传统留住。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张夫也在会议闭幕之际发言，他认为本届年会开得非常成功。不仅来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说明他们十分关注会议主题，还出现了很多年轻的新面孔，证明大家对热门话题非常关心。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学术部主任卢莹的发言反映出她对工艺美术的未来充满信心。她为专家学者都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而感动。她觉得特别可喜的是，原先大家都以为工艺美术技艺留下了，但文化失去了，工艺美术艺人很无助。现在有这么多人都来研究工艺美术的发展，工艺美术将拥有更好的前景。   综观本届年会，学术前沿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达到了举办者的预期目标。年会主题促使与会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统工艺美术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新的探索。而新情况的出现，新问题的提出，新视野的拓展，新方法的运用，使得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都有所深化，今后的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深入：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如何强调理性，坚持人本原则和人文立场已成为重大课题。怎样尊重民众的权益，实现理性保护和完整的人文关怀，避免因保护而牺牲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避免将文化保护变为文化践踏或生态破坏将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点。与之相关的保护中的共性与特性研究，如何因地制宜地运作，张扬文化个性，体现文化遗产价值也将得到深入的探讨。   2.新时期，传统工艺美术原生态的衰落和蜕变形态的衍生两种基本态势仍将持续下去。如何在蜕变过程中保留传统文化形态活的精神，怎样以传统形式承载新的内容，怎样正确处理原生态与蜕变形态、手工技艺与机械生产、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变异等一系列矛盾，使传统工艺美术融入现代生活，怎样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观照传统工艺美术，都将成为探索热点。   3.理论研究方法上，加强寻因寻根意识，提倡多元方法的碰撞与互补，使研究成果富有个性也是一个动向。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张夫也在年会上号召大家，传统工艺美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形态，对它的保护抢救研究非常重要，关系到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存亡问题。此事迫在眉睫，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我们不做谁来做？我们肩头的责任重大。希望我们以此召唤为动力，辛勤耕耘，并期待下届年会结出更加丰厚的学术成果。

提要:

传统主流社会学理论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宏大问题，而将文化边缘化，社会结构对于文化具有霸权。一些人类学研究范式强调，文化就是错综复杂的综合体，文化就是一切，有泛化、模糊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倾向。文化和社会概念及其关系在不同的学科范式中表现出较大差异。随着文化因素对社会研究的冲击，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家亚历山大提出了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强文化范式，强文化范式注重文化的自主性。分析强文化范式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发展历程，综合思考、梳理文化与社会关系在社会学理论流派中的表现，进而反思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地位，最后论述文化研究的分析性二元论及文化与社会的互构关系。

关键词:

文化;社会结构;分析范式;超越

一、引论

现阶段文化因素对社会造成了一种新的冲击，随着当代文化的深入发展，人的智力活动的进一步发挥，社会结构和文化以及个体行动者的行动过程都进一步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在这种交错过程中，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各种精神心态因素，不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以空前的影响力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化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产品和工作机会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学那种把社会结构和文化当作两类不同的体系，或者把人的行动同文化的因素区分开来加以研究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有效地贯彻到当代社会的研究中去。社会学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面对自身无法用结构解释的诸多难题，转而向文化解释寻求智慧和灵感，称作“文化转向”［1］340。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争论一直不断，只是有些理论避而不谈。文化始终是社会学最基本的学术组成要素，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以及理解人类自身的基本视角和路径。“‘文化研究’也越来越被视为能够连接我们对历史、文本和社会生活的理解的重要途径。”［2］“但遗憾的是，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史中，学科的惯例让社会学理论家们更多的关注是‘社会’、‘结构’、‘群体’之类的宏大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才逐步成为新一轮学术研究的焦点，社会学理论才重新审视和考量‘文化’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它在整个社会学学科中的地位和价值。”［3］307

二、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

作者：阳玉香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

随着知识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发生深刻的变化，不仅要求知识和技术过硬，还要有创新的理念和意识，需要复合型、创造型的人才。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大学生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素质人才的主要力量。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教学要应用于大学生素质拓展中，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一、计量经济学教学应用于素质拓展的意义

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是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为核心，以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按照现代人才资源开发的思想和理念，为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进行科学的规划、个性化的培养和综合性的开发[1]。素质拓展教育是体验式教育的一种，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不时看到的信息能够被记住的不超过30%，听到的信息能够被记住的不超过50%，而亲身体验的信息则可以被记住90%以上。体验式教育通过游戏、模拟治理等参与者乐于接受的形式，带来的冲击力更大、体验更深，因此，转化为行动的可能性也就会更大。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三者的结合[2]。学生学习时面临着大量数学公式推导，各类统计量的选取与设定，繁杂的数据演算，复杂的模型参数计算与检验，普遍存在畏难情绪，学习兴趣不高；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很少有学生运用计量经济学理论来分析问题。但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它是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共同核心课程之一，而且计量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规范和语言，据统计，在1984—2007年《经济研究》刊物上发表的近3300余篇论文中，以计量模型作为主要分析方法的论文占到53%。因此，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管理学科中的显学，计量经济学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扩张已经成为一种趋势[3]。因此对高等院校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学目标不能仅定位于让学生学会理论知识和方法，更应在综合素质培养目标的指导下，努力通过实践教学的合理组织，培养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和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进而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即计量经济学教学应用于大学生素质拓展中成为必然。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应用于素质拓展的现状

高校的扩招出现了人才结构性过剩的局面，为了适应需求，我们的教学必须应用于素质拓展中。为此，我们对计量经济学教学应用于素质拓展中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采用非概率抽样中的定额抽样，问卷调查和走访调查相结合。考虑到通常是第5学期开设该课程，对学院的经济学和国贸专业的部分大三、大四学生进行了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调查问卷采用书面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放。通过筛选和逻辑校验，得到有效问卷182份，有效率为91%，保证了科学性、严谨性和代表性。问卷回收后，用excel进行数理统计。走访12人。座谈约50人，在一定范围内对其他调研方面予以完善和补充。

（一）计量经济学教学应用于素质拓展的必要性从表1可以看出，认为非常需要的占48.9%，认为比较需要的占44.6%，总计93.5%的学生认为计量经济学教学有必要应用于素质拓展中。这说明学生意识到了社会人才需求要求的提高，只有努力把自己培养成高综合素质人才，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紧扣教材内容进行德育渗透

教材是广大教育专家和学者精心编制的教学资料，蕴含着极高的教育价值，其中也包括德育价值。例如，七年级第六单元《爱我中华》、九年级第四单元《情系中国》、第五单元《走向明天》，通过这些内容的讲解，学生能够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常识，了解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总结出一些社会发展趋势，这样的教学内容一旦深入下去，可以让学生自然地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学生会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逐渐树立起国家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进而产生努力学习，立志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理想。因此，作为教师，我们要积极利用教材资源，紧扣教材内容对学生实施德育渗透，深入挖掘教材中这些可以利用的德育资源，通过让学生撰写学习心得、小论文的形式来深化德育效果。

二、以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形式渗透德育理念

德育活动中一个关键词就是“渗透”，相较于智育，德育更需要学生主观能动性的配合，“生塞硬灌”在德育活动中很难行得通，也不可能取得预期的德育效果。因此，在德育活动中，我们更加强调“渗透”的方式。而要想实现渗透，首先需要学生主动接受，怎样才能让学生主动接受呢?这就是对教师最大的挑战了。按照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学生很难会产生兴趣，这样也就谈不上主动接受了。因此，在课堂上，教师要注意结合学生的兴趣，开展一些容易为学生接受和喜爱的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形式，让学生在丰富有趣的课堂教学形式下自然实现德育渗透，实现德育目标。例如，在给学生讲到《与诚信同行》这节内容时，针对身边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些不诚信现象，如撒谎、作弊、虚假宣传等问题，笔者组织学生开展了一次以“诚信”为主题的班会活动。由于活动形式新颖有趣，引起了学生积极的反响。在班会中，很多学生都积极发言，针对各种不诚信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了解诚信的意义和不诚信带来的后果。在发言的过程中，有个学生还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有时候撒谎也是一种诚信的表现。”听到这名学生的观念，很多学生都很吃惊。这时候，笔者则微笑着鼓励这名学生，让他举一个“撒谎也是诚信的表现”的例子，于是这名学生讲出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在一次放学的路上，有几个人突然挡住了我的去路，其中一个看起来很和蔼可亲的阿姨问认不认识某某同学，说她是这名学生妈妈的同事，是来代他的妈妈来接这名同学放学的，现在找不到人，问我知不知道这名同学家的电话号码。因为担心这些人是坏人，直接拒绝又怕受到伤害，于是我报给他们一个假的电话号码，虽然我这次撒谎了，但是我认为这反而保护了同学的安全，自己算得上是一个信得过的朋友。听到这个真实的经历，学生对“诚信”又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就这样，在不断的发言和辩论中，学生逐渐对诚信有了更加直观深刻的认识，逐渐在各种诚信或者不诚信的真实事例中体会到了“诚信乃立身之本”的道理，比起教师直接告诉学生要“做一个诚信的人”之类的道理灌输，通过事例分析论证，学生的诚信意识更容易自觉地树立起来。

三、在实践中践行德育理念

任何理念都需要借助于实践活动才能最终产生价值，同样，德育理念也需要实践活动才能产生道德价值，并且比起理论上的道德，实践活动中的道德活动更容易增加道德教育的可信度。在初中阶段，大多数学生的生活形式都较为单一，这样就造成了很多学生都缺乏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机会，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实践机会的匮乏导致学生课堂上接受的一系列教育活动，道德观念难以得到实践与证明，从而使得德育活动总是停留在表面，难以内化进学生的内心。因此，作为教师，我们要努力为学生多创造一些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通过开设选修课程、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等形式，让学生在实践中去验证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实现知与行的统一，最终在实践中确定正确的道德信仰和道德理念。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