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范例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提出“一带一路”经济建设的倡议不仅对沿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平台，而对于青海牧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新时代下发展青海牧区的社会经济并不是单纯的社会经济结构调整，而是思想观念的转变。

关键词：经济结构;一带一路;新时代

青海牧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乎着青海省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牧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同时要立足于青海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坚持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念，推动牧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1青海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1.1地理位置

青海牧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较高，气候寒冷，太阳辐射强，昼夜温差较大，空气稀薄，甚至有些地区严重缺氧。特殊的地理位置限制着当地某些产业的发展，但也成就了一些畜牧业、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的牧民带来了一定的收入，但是这些收入是微薄的，很难支持牧民开展其他产业。地理位置的特殊原因给当地牧区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也不是说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而无法发展经济。牧区经济的发展还是要充分利用好当地的独特优势资源，克服自然原因大力发展牧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牧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摆脱贫困落后的社会面貌。

1.2传统观念的因素

摘要:目前艺术经济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所涉及到的面向广阔，相关领域有艺术类的商业、科技、产业、市场等，近年来关于艺术经济的研究话题较热。我国的艺术文化发展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将迎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以艺术设计为例，探讨艺术设计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发展关系，对艺术与经济之间跨界融合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与研究价值。

关键词:艺术设计;社会经济;相互促进

艺术设计是有目的的创造性工作，它与环境、社会、个人、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协调的。有别于其它的艺术活动，艺术设计是具有经济属性的，这一点是艺术设计区别于其他活动的特征。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使艺术文化繁荣，与此同时使艺术设计具备了技术性、经济性、文化性等特点。它是艺术与科技结合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生产力。现状表明在我国，艺术经济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伴随着科技水平不断进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经济消费进入新消费时期，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研究有待开拓，艺术经济正成为艺术文化产业的重要动力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2019年初中国艺术经济研究院的成立，凝聚到一大批艺术经济领域的理论专家和行业精英，能够为中国艺术的健康发展、为中国文化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艺术设计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存在一定的关系，两者间的跨界融合，对艺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与研究价值。复杂的社会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类对生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精神、物质层面的要求相比之下高于以往。艺术设计的出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给人类带来便捷的同时使生活更具艺术气息。艺术设计是将艺术与技术有规划的结合而成，这一过程创造出了艺术设计的价值。艺术设计既具有艺术性，又具有经济性，它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艺术设计的发展，艺术设计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两者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艺术设计的繁荣

经济决定了艺术设计的发生和发展，也决定了各个时期艺术设计的产物形态。原始时期，生产力低下，经济不发达直接影响艺术设计的发展，如原始时期有设计感的绘画，由于受经济影响，人们的绘画工具有限，于是就地取材将特殊符号、象征性图案、文字绘制在洞窟、岩石之上，形成原始时期的艺术作品;随着时代的文明与进步，经济的发展，后来人们将需要记录的文字、图案、绘制在了竹片、动物皮制品面上;贸易往来、新技术的影响下，促进经济的繁荣，后来出现的纸张、绢等，于是人们将艺术作品描绘在上面，使其以更具价值的形式呈现世人，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艺术设计的呈现形式与内容。另外，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科技、技术水平提升，使艺术设计有了更多与先进技术结合的方式，展现繁荣经济背景影响下的艺术设计，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推动艺术设计的创新发展。艺术设计从设计开始到设计完成，整个过程的各个阶段经济的呈现形式与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设计初期，经济的形式体现主要表现为对设计的产品市场需求度的分析，对设计的产品附带价值的分析，对设计产品的方案的价值分析等方面，对所设计的产品所含价值的分析，是设计的基础。设计阶段，这一时段的艺术设计是将设计理念转换为方案落地的过程，也是艺术设计产物实际制作的过程，整个生产过程直接受经济的影响，生产过程经济越充裕，产物质量越有保障。设计完成，这一阶段的艺术设计产品主要面向消费市场，是艺术设计实现经济价值的重要环节，主要是将设计产物作为商品进行推广、销售实现社会经济。

二、艺术设计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形成一种无形的市场，因为被需要所以产生了艺术设计，也形成了艺术设计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动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时也是自发产生的。正因如此，艺术设计成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因为科学技术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纵观人类设计史不难发现，科学技术与人类生活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艺术设计结合起来。当人类物质、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后，艺术设计的功能则变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此时它不仅解决人类的精神需求，同时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经济建设的预期过程是指将规划的目标、传达的观念通过艺术设计的方式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用艺术设计的方式对经济建设活动进行设计与计划。这种情况下的设计、计划是进步的、发展的。从某种意义而言，说明艺术设计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回顾历史，我们得知，设计史上，出名的以艺术设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事件为发生在德国的“包豪斯运动”，后来该运动影响到了美国经济，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信息化的时代，更应该提倡将艺术设计与社会经济相结合共发展，在社会经济中，艺术设计服务于社会经济，它是人类意识形态的表现，反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分析可知，艺术设计同时是受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影响的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作用是相互促进的。

摘　要：在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环境问题相对突出的区域，在环境治理方面都已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促进生态文明整体性建设愈加完善。汾河流域作为整个黄河流域治理的重要一环，几年前，周边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污水排放问题堪忧，但经过环境治理后得到了有效改善，从而带动了山西省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全方位发展。本文将以汾河治理为例，剖析生态环境治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生态环境治理；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作用

一、引言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战略布局，是关系民生福祉、关乎实现美丽中国梦的百年大业。生态文明建设重在阐释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要发现和利用自然规律，还必须在自然界可承受的范围内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更好地实行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人类追求的美好愿景[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宗旨，不断在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实践和创新，我国生态环境得以持续向好发展。汾河是山西人心目中的“母亲河”，也是黄河众多支流中数一数二的大河流。由于当地地下水的开采长期超过本地开采量的最大值，且煤炭矿产也是常年大规模开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汾河流域的地下水位开始急剧下降，其分支河道近乎断流，汾河两岸的环境显现出年久失修、垃圾满目的景象。综合各类调研报告发现，汾河流域在整体的保护方面存在较大隐患，污染排放量较大，对改善汾河水质存在相当大的阻碍，主要集中为城镇的生活污水处理问题，重工业及其他企业的生产废水排放问题，农村在污水处理方面的经验不足、基础薄弱以及城乡结合治理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不断深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纳入其中，将其放在突出地位，并深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总书记曾先后两次视察山西，2017年6月，对山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汾河流域的治理和修复做出重要指示；2020年5月，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弘扬“右玉精神”，他指示，“右玉精神”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的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为的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2]。这两次调研都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鞭策我们全方位、全地区、高标准地推进汾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修复，为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可持续经济发展绿色转型等方面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的原动力。近年来，山西省不断改进、完善全省的生态环境修复体制机制，加快对汾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规划，明确了总体目标和分阶段性的目标计划，加强汾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减少环境污染；在降低碳排放方面标本兼治，不遗余力地攻克对汾河流域的污染，持续推进城市生活污水和雨污管道的分流工程，整改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的基础设施，重点聚焦改善工业企业的生产污水治理和防范[3]，完善、落实好河长制的相关工作机制，切实落实监督机制。截止到今年6月，山西省的营造林已完成总体任务的78.75%，汾河的水质历年最优[4]。山西人民的母亲河也因此实现了“一泓清水入黄河”，山西省整体绿化后的“含金量”不断增加，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二、汾河治理路径研究

自古以来，黄河始终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汾河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及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但是近年来，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们忽视了在生态文明方面的建设，过度开发资源，排放工业污水，大量进行农田灌溉，导致汾河流域周围的环境污染一度恶化成疾。2017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对山西开展全面的调研后，明确提出“汾河水质长期处于劣V类，未见改善”。而后，山西省委省政府下定决心，坚决打赢环境治理攻坚战，让母亲河焕发往日容光。

（一）汾河治理措施分析

运输化与工业化相伴而生，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没有运输化就没有工业化。运输化理论是首次跳出仅局限于个别运输方式的分析方法，提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运输发展理论。该理论将经济发展中的运输化过程分为前运输化、运输化和后运输化三个阶段［1］。实际上，这三个阶段也是指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大系统中的交通运输子系统所处的不同状态。其中，前运输化阶段主要在工业革命发展之前，其特征表现为交通运输条件虽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依赖比较小；发展到了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系统进一步扩张，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运输速度和质量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运输需求越发多元化，并会逐步从初步运输化发展至完整运输化；而到了后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并体现出后运输化趋势。该理论还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按照运输化的这三个阶段进行划分，这就是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在运输化过程中，人与货物空间位移的范围因现代化运输工具的使用而急剧扩大，交通运输因此成为经济快速发展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基础产业。［2］由于仍处于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我国的运输化从总体上看也属于初级阶段。探索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能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运输化初级阶段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也是决策者和管理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基础交通条件也不一致的大国，区域差异及其特征明显，不仅有东、中、西部的局部差异，还有局部之中各省份之间的地域差异，因此基于运输化理论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有一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比如：郎志红的研究认为，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经济空间结构及区域市场都会产生影响，我们要注意发挥这些有利因素，促进经济发展［3］；周志龙通过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与交通运输结构发展变化关系探讨了交通运输结构的演变规律，分析了不同区域经济因素对各交通方式的影响以及各区域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情况［4］。但是，基于运输化理论来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却不曾见到，本文拟就此做以下探讨。   一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整体上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不论是整体上的交替推拉，还是阶段化的相互影响，也不论是全局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实际上正是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耦合作用的过程。所谓耦合，原本是指两个本来分开的电路之间或一个电路的两个本来相互分开的部分之间的交链，可使能量从一个电路传送到另一个电路，或由电路的一个部分传送到另一部分，其中，多个物理场相互叠加的影响问题被称为多场耦合问题。图1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示意。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直观地体现在其主导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上，并最终以GDP来量化反映；区域交通运输的实现需要有移动线路、沿线设施等基础设施和移动设备，并集中表现为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以客运量和货运量来量化反映。两者可视为两个电路或一个电路的两个部分，其间相互交链，能量可相互传送，正似上述的耦合关系。而区域交通运输体系中不同的区域A、B、C，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不同的运输方式，客运、货运等不同的运输对象，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中不同的产业分类等，都可以看作是不同的物理场，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影响，使得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更似多场耦合，变得极为错综复杂。不过，运输化理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理念，又使得这一错综复杂的多场耦合关系回转到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对简洁的两两耦合关系上。正如图1所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下文则分别就两者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以下分析：   （一）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   1．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它决定着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的建设、结构、布局等都必须服务且受制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它的发展需要对应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另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是区域交通运输发展的动力。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交通运输发展会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同时必然带来区域内外资源、商品流通数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这就要求区域交通运输能力不断提升，从而带动区域交通投资的增加与运输发展水平的提高。换言之，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增强，使得运输需求随之不断增强，从而推动了区域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2．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反过来，区域交通运输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动脉和联系各行各业的纽带，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和先导作用，区域交通运输为了满足不断增强的运输需求，自身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而运输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也是区域交通运输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增强的过程，并会影响和带动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直接影响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产业布局的优化、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从而提高区域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具体而言，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p#分页标题#e#   （1）交通运输能提高区域可达性，增强区域竞争力。区域运输条件改善，运距缩短，运时减少，运费降低，能够提高区域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可达性，改变区域经济地理位置，使区域工农业生产的成本降低，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2）交通运输能促进资源和产业布局的优化。交通运输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的交流更加方便、频繁，促进区域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使产业布局在更大范围内扩展成为可能，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形成更加合理的生产地域分工格局。   （3）交通运输能扩大市场范围。交通运输对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区域运输工具速度、运输质量和运输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对外交流的增多与商品流量的增加，进而可促进原有专业化市场的扩大、新市场的形成，以及农村集贸市场的发展。   （4）交通运输能优化区域城镇布局，促进城市化进程。交通运输的发展是城市产生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交通运输集聚和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原有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新城镇迅速形成，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城市功能多样化，城镇体系逐渐成熟，从而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和沿线地区的发展。   （二）耦合关系的阶段特征   1．前运输化阶段：弱需求与弱支持   此阶段处于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方式以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由于能够自给自足，因此经济、生活等都相对封闭，交换、出行等非常有限和简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也相当有限，因而对交通运输的需求较弱。然而，满足需求的过程才是自身发展完善的过程，较弱的需求自然便无法有力地刺激和推动交通运输的快速高效发展。相应地，由于交通运输的缓慢发展，其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也会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仅是弱支持。而这种弱需求与弱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并未充分体现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2．运输化阶段：强需求与支持   运输化阶段是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此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开始步入交替推拉、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快速发展时期。正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集聚、扩散与运输需求三点同时由弱转强，推动了交通运输进一步发展完善，反过来，运输的强需求得到满足，集聚、扩散效应随之增强，基本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而这种强需求与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已基本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3．后运输化阶段：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   后运输化阶段最为突出的标志是信息化的发展日趋成熟。虽然在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已变得较为充分，可以达到交替推拉、循环往复，以至螺旋式上升发展，但是，交通运输在这一阶段能够达到的理想状态也只是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即完整运输化。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即便有了完整的运输布局，但并非所有的运输都是高效、经济、优化的。经济学讲求最优配置，社会经济也讲求最优发展，因此，后运输化阶段的信息化无疑比运输化阶段完整的运输布局更为重要，所有的集聚、扩散、运输需求以及需求的满足和效应的传送都必将借助信息化来最终实现。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强变弱了，而交通运输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相应由支持变为优化支持。而这种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最终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二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发展的实例分析   在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框架下，本文拟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关系分析、弹性分析等方法来定量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其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关系，并基于相关数据进行实例分析，以为有关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参考与依据。自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交通抢抓机遇，加快调整运输结构，协调推进区域交通发展，交通布局和通行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善，发展成效明显。“十二五”期间，陕西省的经济结构特点与经济发展形势，又构成了陕西交通发展新的现实需求，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经济特色的日益强化，对交通运输能力、布局和结构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5］。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选取陕西省交通运输快速发展的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同时，选取客运量与货运量指标来表征区域交通运输发展水平，选取GDP来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选取的相关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陕西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用来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或积矩相关系数）来讨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其计算公式为：其中，x和y为相关变量，分别指表示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r的取值在－1和1之间，符号表示两个变量变化的方向，绝对值表示两变量的密切程度。基于相关数据，采用公式（1），利用SPSS软件分析可得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从中可见，相关系数值均大于0．95，表明表征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客运量、货运量指标与表征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GDP指标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因果关系分析   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GDP的三驾马车，因此，此处仅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间的单向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要求考虑以下回归：对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分别进行ADF检验，检验值都大于5％临界值，说明以上两对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对两对序列做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得出它们的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说明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之间具有协整性，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运用EViews软件可得出如表2所示的检验结果，从中可见，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显示出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p#分页标题#e#   （三）弹性分析   运输弹性系数是交通运输量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比值，运用运输弹性系数可以判断运输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反映运输发展是否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适应程度的大小，或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其计算公式为：其中，T、VT分别表示某一时期内发生的交通运输量及其增量，E、VE分别表示同时期内的国民经济总值及其增量。如果运输弹性系数大于1，表示这一时期运输量增长速度高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等于1，表示两者发展速度相同；小于1，则表示运输量增长速度低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首先可计算出所有变量的年增长率，再由公式（4）计算得出运输弹性系数β。为了消除其他不定因素的影响，同时便于比较，本文将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划分为2001～2010、2001～2005和2006～2010年三个时段来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见，在不同时段，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显现出增大态势，但整体上均小于1。为了对比不同阶段交通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或支持程度，本文还选择了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均较高的美国，分析了其同时段的运输弹性系数，如表4所示。从中可见，美国的运输弹性系数也小于1，且在2006～2010年小于2001～2005年，显现出了下降态势。   （四）结果分析   2001～2010年是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较快的10年，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按照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此阶段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应对交通运输有较强需求，而交通运输反过来相应支持着其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交替推拉、上行发展。通过上述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实例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发展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且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是推动交通运输发展的主要原因。而运输弹性的实例分析则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的强需求与刺激下出现了较快增长，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分别由2001～2005年的0．3177、0．4571增大至2006～2010年的0．9420、0．7562，对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和支持程度也随之大幅度提高。综合起来看，现阶段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计算结果支持了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然而限于发展水平。陕西省的实例分析只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尚处于初步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无法验证运输化过程发展至完整运输化甚至是后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为此，本文以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都较高的美国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结果表明，美国2001～2005年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已分别达到0．8409与0．8017，处于较高水平，而在2006～2010年则分别下降为0．6456与0．7239，说明随着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在整体式立体布局已经较为完备的基础上，运输已变得更为高效和优化，不再表现为数量上的单纯增长，而是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的优化支持。   三结论与启示   基于运输化理论，本文探讨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指出两者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整体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本文还以陕西省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例，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分析和弹性分析方法，对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进行了分析计算，结果支持了现阶段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同时以美国同时段的相关数据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说明了完整运输化或至后运输化阶段时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耦合特征。   本文最主要的启示在于：区域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耦合发展，交通运输虽然受制于经济发展，但又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对于陕西省而言，现阶段仍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对于经济发展的适应和支持还主要体现于量上的增长，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基础和先导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有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后期一方面应着重准备应对完整运输化阶段的高要求，对交通运输的整体式立体布局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优化，另一方面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着手进行与交通布局相对应的运输信息化配套建设与准备，为进入以信息化为统领的后运输化阶段奠定应有的基础。此外需要指出，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存在区域差异，但总体上的发展阶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都应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因此，对于陕西省的上述启示应该同样适用于我国的其他经济区域。

摘要：虽然社会经济在迅速发展与完善过程中，但是，在改革开放70周年内，社会经济发展极为迅速，导致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诸多问题，要想实现持续发展，更好地推动现代社会经济进步，在具体的工作中，需要结合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发展进行新规划。基于此，本文以经济发展方式及其经济法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希望在二者的具体互动中，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弥补经济发展存在不足之处，优化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结构。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既激发互动；互动分析

引言

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综合分析，就现代社会发展而言，经济发展主要指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所有方式，其中，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含经济结构的不同变化、经济的增长形式、经济收入、二次支配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质与量、经济的不同发展方式与经济法之间具有互动关系。简单来说，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经济投资人，或是资金的整体流向、比例出现较大变化时，都可能转变不同的经济法规与政策变化，具有相互协调、相互影响作用。所以，要想解决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实现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需要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给予经济发展方式、经济法二者充分重视，并对转变、互动进行综合分析。进而做好经济发展完善工作。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互动分析的重要性

伴随着国内经济发展与进步，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极为繁盛。在过去几十年间的经济发展，其内部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改革中得到关注，并在经济改革的具体过程之中，对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考量。为了更好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近些年的国内会议中，都要明确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变，应作为经济变革基础，并以此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1]。在全新的社会形势下，要想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要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重点关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与探索工作，并对发展重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也意味着要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其经济法互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运用更前沿的经济管理形式，最大限度规避传统经济发展，导致的资源浪费以及发展不均衡问题，实现现代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借助经济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约束经济发展行为，使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规范性，对完善经济法亦具有促进作用。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之间的互动关系

摘要：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国际金融结构逐渐崩塌，其中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便是美国对自身经济结构的改革与调整。虽然国际上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几年，但是，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依然存在，足可以显示出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大，以及所影响的范围之广阔，对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究其根本原因是金融结构的崩塌，这是国际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金融结构的崩塌是根本的冲突展现。尽管多年以来，全球各个国家对于金融结构崩塌采取了相应对策，然而全球的经济仍然还未恢复到金融结构崩塌前的形势。同样，国际上金融结构的崩塌在一定程度上也给我国带来一些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增大了我国社会经济良好发展的难度。因此，我国应采取相应地解决措施，以更好提升我国应对各种经济危机的能力。

关键词：国内外环境；中国；经济发展；影响；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和国际经济密切相连，而国内外的环境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经济的上涨速度逐渐降低，经济发展由之前的高速度发展，改变为高质量发展，逐步实现“以价格取得胜利”转向为“以质量取得胜利”。因此，本文主要阐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大环境为我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从而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平稳健康的环境。

1国际金融经济环境的现状

1.1国际经济的增长速度十分缓慢。自从2008年金融结构崩塌之后，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了低潮，金融经济的总体环境并不乐观，现阶段，虽然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逐渐活跃，但是通过全球总体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仍然十分迟缓。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来讲，因为要面对十分高额的债务危机，所以采取了紧缩性财政政策，让本国家居民的失业概率逐渐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经济的复苏，则越发显得困难重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于该国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碍作用，以上原因都会使国际经济出现回落的现象。

1.2全球经济正处于逐步苏醒阶段。虽然全球性经济大危机的爆发给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危害，但是各国在面对社会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也在持续的应用各种对策来应对经济危机，力求最大程度地减少金融结构崩塌给国家所带来的多种弊端。例如，在一些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没有完全恢复该国家银行信贷等一系列功能，这种现象的发生，对该国人民消费极为不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国企业的良好运转以及社会福利、人民群众的就业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于国内相对较小的企业而言，金融结构的崩塌给小型企业带来的影响可谓是灭顶之灾。而近年来，大多数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为了有效复苏社会经济的整体水平，创设拟定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援助规划，并且确保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援助规划的施行程度。通过这些经济援助规划的施行，一些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有十分显著的经济苏醒迹象。例如，一些企业的运转已经相对较为平稳。国际股票市场正处于逐渐回温的状态，以上种种良好形势的改变，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踊跃性。

2浅谈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作者：李能武

地方民族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特殊类型，兼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决定了地方民族院校与其它高校在服务面向、发展定位上的差异，也显现出地方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作为新建的地方民族本科学院，如何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地方民族院校的特殊性

地方民族院校数量不多，学校规模一般不大，但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民族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相比其他高等学校更为特殊。这些特殊性归纳起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复杂的地理区位

民族地区大多处于高原、山区，自然环境复杂，条件艰苦，在地理区位上与发达地区相比不占优势，设在民族地区的民族院校大多远离中心城市，有的甚至在乡镇，交通不便，信息不够畅通，经济基础薄弱，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地理区位的特殊性，导致地方民族院校在办学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实际问题。

第一，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困难。建设高质量的人才队伍是办好高等教育的关键。虽然各高校都在大力引进和培养人才，但地方民族院校“培养一批走一批”的问题尤为突出。特别是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引进和稳定尤为困难。

【摘要】青海省由于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导致青海省的精准扶贫缺乏足够的资金、人力和技术支撑，影响了青海省精准扶贫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青海省应该利用推动复合型产业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契机，大力发展青海省的精准扶贫事业，形成社会经济与精准扶贫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的发展局面。推动青海省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青海省；复合型城镇；精准扶贫

1青海省精准扶贫存在的实际问题

第一、青海省的整体精准扶贫水平偏低，精准扶贫事业发展缺乏经济产业的有效支撑。我国的贫困往往是与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江汉平原、关中平原等地方贫困问题解决的就很好，这些地方也是我国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青海省的精准扶贫事业难度之所以比较大是因为青海省的经济发展整体发展水平落后，缺乏足够的资金和产业支撑发展精准扶贫事业，导致青海省整体精准扶贫水平偏低。一个地区的精准扶贫水平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我国是这样的，青海省也是这样。青海省目前是小财政办大精准扶贫事业，精准扶贫事业主要是由政府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维持的，资金紧张，没有能力吸引优质的社会资源解决青海省的精准扶贫问题，导致青海省的精准扶贫事业缺乏足够的产业支撑，使青海省整体精准扶贫水平处于偏低的状态。第二、贫困面、贫困点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东部山区和青海南部高寒牧区。而青海省的优质精准扶贫资源主要集中在省会西宁市和柴达木盆地。这些地方是青海省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是青海省产业结构最为完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而广大的青海省的东部山区和青海南部牧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一、教育水平低下，公共服务不足，导致这些地方扶贫难度很大，贫困人口占有社会资源稀少。第三、因为青海省是我国最为重要的生态屏障，国家禁止青海省的生态保护区发展工商业，这也影响了青海省很多贫困地区的发展。因为青海省生态保护面积占到青海省国土总面积的50%以上，这些地方因为保护生态环境而不能发展可以脱贫致富的工商业而处于贫困状态。青海省的精准扶贫事业由于受到当地财政收入紧张的影响，无法为贫困地区提供正常的精准扶贫资金支持。第四、青海省的城镇化整体水平有待提高，除了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格尔木市、德令哈市等少数地区的城镇化率达到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以外，绝大多数的地区尚处于城镇化的起步阶段，城镇吸纳人口能力极为有限，无法带动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无法解决贫困地区人口的就业问题，这严重的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精准扶贫水平的提高。第五、教育对青海省社会经济促进作用极为有限。青海省由于整体教育水平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就业面狭窄，导致很多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在考到沿海内地的重点大学之后，不能回到青海省就业。使青海省成为沿海内地发达地区的人才输出地。青海省的高校，除了社会科学以外的自然科学学科，由于受资金、人才的限制，对青海省社会经济的发展作用极为有限。而且青海省的高校和主要的科研院所主要集中在省会西宁市，距离青海省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线比较远，不能近距离地为生产制造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青海省很多职业技术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由于本地缺乏足够的企业吸纳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而被迫为我国沿海内地的生产制造企业输送技术工人。

2推动建设复合型产业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青海省精准扶贫事业发展

精准扶贫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有力支撑。推动建设复合型产业城镇，可以吸纳国内外的企业利用青海省的优质资源进驻青海省。这样就可以发展壮大青海省的社会经济规模，有效提高青海省社会经济发展效益，促进青海省社会经济进入良性发展，为青海省的精准扶贫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撑。这样既可以为发展青海省的精准扶贫事业提供充足的资金、人力的支撑，还可以为青海省的贫困人口提供丰富多样的就业机会。第一、推动复合型产业城镇化可以培育以生产制造装备企业为核心的，深度融合一二三产业的城镇产业链和产业群。可以吸纳大量的企业入住新型城镇，这样可以充分利用青海省的优势资源，培育以清洁能源为龙头的高耗能的产业群、产业链。可以有效地进行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培育完整稳定的生产链和供应链，增强城镇聚集人口等社会资源的能力，扩大青海省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目前，青海省的城镇除了西宁市以外的城镇大多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社会经济力量薄弱、人口聚集度低、商品自给率不足、生活必需品价格高昂、基础设施不完善、精准扶贫资源匮乏等系列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建设复合型产业城镇为平台，培育可以发挥青海省地方优势资源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第二、推动复合型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有效促进青海省精准扶贫事业发展。精准扶贫是一项需要投入充足资金吸纳聚集优质社会资源以产生长期稳定社会发展结构的事业，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的事业，也是一项需要解决生态环境良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文化事业繁荣、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事业，是需要有相应的产业为精准扶贫单位提供科研需求的事业。所有的精准扶贫都必须是以解决贫困人口的有效脱贫为切入点，以实现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这个事业必须有足够的社会经济规模做支撑，必须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有效的投入。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精准扶贫事业中，精准扶贫事业的发展只能维持在低水平的状态，这样的精准扶贫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支撑。第三、以推动青海省建设复合形产业城镇为契机，集中社会优势资源，在青海省实施“5+1”的复合型产业城镇化建设工程。这里的“5”是指青海省省会西宁市、海西藏族蒙古族自治州格尔木市、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所加的“1”是指环青海湖城镇带。集中青海省的优势资源，利用国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兄弟省区对青海省的对口帮扶以及国家各个部委对青海省安排的各类大中型项目在这几个城镇集中进行包括建立优质扶贫资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地区精准扶贫的灵魂不是在于这个地区是否修建富丽堂皇的城镇和干净整洁的村落，不是在于这个地区有多么响亮的扶贫口号和扶贫标语，而是在于这个地区是否拥有一个稳定高质量的社会发展结构。而稳定高质量的社会发展结构是需要长期投入足够的资金才能予以维持的。稳定高质量的社会发展结构主要包括拥有良好的工商企业生存发展环境、质优价廉的商品和公共服务、以及高质量的医疗卫生和社会文化服务。这就给青海省推动建设复合型产业城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青海省之所以选择在上述地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是充分考虑了这些城镇本来就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底蕴深厚的地方文化、一定的产业基础、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而且这些地方的精准扶贫水平也属于青海省比较高的地区。在这些地方推动建设复合型产业城镇，可以集中优势社会资源，在包括建设高水平的精准扶贫机构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吸引国内外的企业到青海省进行投资办厂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

作者:伍海峰 单位:中共青海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