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管理范例

一、农村社会管理的困境与根源

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村庄及农民出现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农村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村庄之间、农民之间争夺土地、山林、水源等公共资源。进入90年代，随着村庄之间及农民之间权益关系基本确定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成型，基层政府(村委会)和涉村企业成为农民权益的基本相关者，农村主要社会矛盾逐渐转换为农民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产生的与基层政府(村委会)及涉村企业之间的矛盾。当前，这两类社会矛盾或者单独存在，或者二者共同存在于同一社区，成为农村社会冲突的两个基本类型。尼村位于我国西南沿江地区，村民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近几年来，约3000亩集体土地陆续被乡政府、村委会转让给各种开发商，卖地款项达4亿多元人民币，但给村民的补助款每亩只有600元，其余全部被当地乡政府、村委会的干部以各种理由使用或者占用。全村近5000人口，只剩下不足8000亩耕地。面对日益减少的耕地，村民与乡政府、村委会之间争议不断，给村民的补助款未能增加，持续卖地的现象也未能得到阻止。于是，部分村民自2007年以来不断上访，反映村级财务、土地及选举问题，但屡次上访都无果而归。2009年7月，300多名村民集体到当地市政府上访，但未获解决。8月，村民推选5位代表与当地市和乡政府沟通并提出两项要求:查清本村土地买卖情况，公开村务、财务，增加土地补助款;查清村委会换届选举情况，保障村民的选举权利。市和乡政府遂组成工作组进驻尼村，调查核实村民提出的问题并要求村民代表参与监督。9月，由于对政府解决事件的方法不满，在工作组调查、解决诉求过程中，约300名尼村村民再次聚集到市政府非正常上访，提出“还我耕地、补我损失”、“维护民主选举权利、参与村务管理”等要求，但矛盾一直难以调解。溪村位于东北城市郊区，2009年前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处于当地平均线以下。JY矿业的进入，不仅带来了征地补偿款，也催生了采沙、汽车修理、餐饮等行业。然而，矿山作业、道路修建及土石堆放，导致局部植被的破坏和生态环境的改变，增加了在雨季引起局部坍塌和泥沙流的可能，对农田造成威胁。村民居住区附近的矿山作业道路与井下的爆破作业，也给村民带来了噪音、灰尘的影响及人畜安全问题。尽管各项环境指标达标，但毕竟对村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干扰。同时，受土地征用及矿山生产影响，溪村失去耕地约1000亩，有约500亩田地减产或改变种植作物。

两者约占社区耕地总数(约3135亩)的1/2，致使当地出现了大量少地、无地及减产的农户，村民普遍忧虑未来生计的可持续性。至于土地补偿金的使用，大多数村民除了修建房屋外则主要用于眼前的日常消费，只有少数人买车跑运输或开店，务农仍然是村民的主业。而这零星的产业也以矿业为依托，由于矿业生命周期短也无可持续性，于是，村民一方面向JY矿业提出追加征地及环境补偿，要求基层政府(村委会)予以调解;一方面指出现有体制下村务仍然由村委会控制，但应给予村民有效表达自身意见、参与村务的渠道以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尼村与溪村的情况代表了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矛盾的基本状况，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冲突的必然发生。因为这些衍生出的问题与矛盾，尽管在农村发展中不可避免，但只要能够有效应对，就不会转化为现实冲突，仍然能够实现农村的和谐与发展。然而，对于这些问题与矛盾，目前无论基层政府、村委会，抑或是涉村企业，都难以应对和管控。就矛盾性质而言，村民与政府(村委会)、村民与驻村企业的矛盾具有自身的特征，即“无理有因、有责合法”。从发端上看，矛盾双方既都悖于情理又都事出有因。尼村村委会及当地政府在出售土地及土地补偿等方面损害了村民利益，溪村JY矿业在环境、安全等方面影响了村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但土地与矿山开发确是发展经济所必须;村民对基层政府(村委会)、企业的冲击并非完全合理合法，但村民保障或改善生计的诉求可以理解。从结果上看，矛盾双方既都负有责任又都合乎法规。政府(村委会)、企业的正常工作与生产的确影响了村民的生计，但也的确为国家政策法规所允许;村民的对抗的确影响了政府(村委会)、企业的工作秩序，但也的确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尽管政府(村委会)具有调节社区矛盾的功能，拥有行政制裁和思想教育两方面的手段，但只能在法律责任明确的前提下，适用法令规章展开行政制裁。因而，对于“无理有因、有责合法”的矛盾，无法直接介入村民的生产生活予以引导，只能运用思想教育方面的手段，这显然难以有效调节。而企业是与村民对等的民事权利主体，不具有调节自身与村民关系的权力，尽管不满村民的不合理要求，但也无法干预村民的行为。就矛盾的根源而言，这两类社会矛盾既来自村民的生计危机，也来自村民的政治权利危机。从起因看，尼村村民与乡政府(村委会)的矛盾，起自收回赖以生存的土地及土地补偿;溪村村民与驻村企业的矛盾，起自村民失地太多，加之田地受矿山作业影响，普遍忧虑未来生计的可持续性。从诉求看，尼村村民既提出“还我耕地、补我损失”，又提出“维护民主选举权利、参与村务管理”;溪村村民既提出“追加征地经济补偿”，又提出“建立制度化的村务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由于市场体制的确立，村民因分散的小农经济及囿于自身观念与素质的局限，难以在市场中维持、改善自身生计，而政府(村委会)也缺乏经济及组织根基，难以动员、引领村民发展生计，无法消解社区矛盾的经济起因。村民尽管被赋予参与村务、表达利益的权利，但正如尼村和溪村所反映的，村民作为个体在与政府(村委会)及企业的互动中显然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保障自身民主权利的充分实现，无法消解社区矛盾的政治根源。于是，尽管尼村与溪村当地的政府(村委会)积极开展社会管理，通过法律政策规范村民行为，通过国家扶助政策发展村民生计，村民的情绪与行为仍然难以控制，村民生计发展问题仍然难以解决，社区矛盾仍然突出。

二、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与实效

市场体制的确立与基层民主体制的健全，使政府(村委会)无法直接介入村民的生产与生活，村民也无法获得来自政府(村委会)的有效支持。政府(村委会)及涉村企业难以化解“无理有因、有责合法”的矛盾，村民的生计发展需求与政治权利诉求也难以得到满足，这就使农村社会矛盾陷入解决困境并演化为社会冲突成为可能。然而，村民、政府(村委会)、企业各自角色及相互关系的这种制度安排，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却又无法被调整以超越困境。因而，只有通过引入外在力量，促成对“无理有因、有责合法”问题的管理，满足村民的生计发展需求与政治权利诉求，才能超越困境而致社会和谐。社会工作正是这样一种力量，它不是一种政府职能，而是一种由社会工作者在特定的机构以非营利的利他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巧进行的助人自助的服务活动。对于农村社区，社会工作以社区及其居民为对象，通过建立社会工作机构，能够明确社区问题与需求，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动员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集体活动，培养社区居民民主参与、自我负责的精神以及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能力，促进社区和谐与发展。由此，社会工作能够动员社区内外各个主体及资源，介入“无理有因、有责合法”问题领域。既可提供社区内部的制度化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满足村民的权利诉求与政府(村委会)的管理要求，又可培养自我负责、自主发展的意识与能力，带动村民发展经济，从而对农村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社会工作一般由政府及非政府机构购买或提供，由专业性社会工作机构实施。它“需要建立一套能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实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治理的制度框架……以及在社会分工原则下的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合作互助的机制”。鉴于中国社会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们以大学的社会管理科研团队为基础，组建社会工作队伍，尝试以社会工作的方式介入农村的社会管理。由于村民与政府(村委会)之间、村民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解决社区问题时必将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因此，社会工作需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体化行动的机构。鉴于尼村村民与政府(村委会)之间存在矛盾以及溪村村民与企业之间存在矛盾，便由大学科研团队分别于2010年1月和4月与村民、政府(村委会)、企业签署合作协议，组建社会工作委员会，设立社会工作办公室，以大学科研团队为主导，由各方安排专职人员常驻社会工作办公室。

社会工作机构的议事制度是每月的联席会议制度，由社会工作办公室召集，社会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特殊情况下即时召开联席会议。社会工作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是根据社会工作委员会的决策，在冲突管控与生计发展两个方面开展社会管理工作。一方面建立社区冲突管控系统，从社区冲突的预警、防范、化解等各个环节直接应对矛盾与问题;一方面建立社区生计发展系统，合理引导社区村民的发展愿望，对社区进行生计项目资助、生计技能培训及基础设施帮扶。从社区冲突管控的实践看，社会工作的介入使村民与政府(村委会)、村民与企业间的各种“无理有因、有责合法”问题逐渐得以协调和化解。尼村社会工作机构成立后，立即着手处理多年来的土地问题。社会工作办公室一方面接待来访群众，了解群众诉求，一方面召集大学科研团队、村委会、村民代表、乡政府负责人员参加社区联席会议，使村民得以参与社区内部事务，乡政府也与村民有了平等的沟通。经过近3个月的共同工作，终于达成了令村民与企业都理解和认同的纠纷解决方案。溪村社会工作机构成立后，社会工作办公室一方面积极接待村民上访，联合司法、信访等部门组成调查小组，逐户进行走访;一方面撰写情况说明并提交联席会议商议。由于联席会议成员的平等性，村民与其他各方一起发表意见，一起设计解决方案，使村民与企业都获得了满意的结果。在社区生计发展领域，社会工作的介入也使村民生计发展问题逐渐得以破解。一直以来，尼村与溪村村民过的是粗放的农耕生活，生产上被动应付，生活上不思进取。与此传统保守的小农经济习惯相对应，农民也只愿意与自己的血亲交往。由于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同质性强，“呈现一种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社会网络状态，即‘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致使成员缺失获得有效信息的机会，社会资本较为匮乏。

尽管政府提供资金及农业技术培训，但既没有改变村民的生产生活习惯，也没有改善他们的社会资本。外界提供的资源一旦耗尽，便又回到原来的贫困状态，致使生计项目失败。社会工作办公室成立后，在尼村与溪村动员、组织村民组成种植专业合作社，确定了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猪羊养殖基地等项目。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办公室一方面引导村民养成与现代生产相匹配的资本积累、扩大化再生产的观念以及与产业化生产相匹配的组织化、纪律化习惯，努力使村民转变为适应现代社会的自主自强的新型农民;另一方面引导村民与技术部门、市场部门、信息部门建立业务联系，让村民逐渐与这些部门进行业务合作，为村民营造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事实表明通过社会工作开展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在尼村，2010年以来社会工作站共接待上访群众1270余人次，反映事项70多项，解决率达95%，群众满意度达85%以上，社区再未出现恶性群体性事件及越级上访事件。村民人均年收入由2009年的不足3000元增加至2012年的9000元。在溪村，2010年以来社会工作站共接待上访群众1360余人次，反映事项80多项，解决率达90%，群众满意度达80%以上，社区也再未出现恶性群体性事件及越级上访事件，仅有个别单体纠纷。村民人均年收入由2009年的2000元增加至2012年底的8000元。各级政府也对尼村与溪村的社会工作介入实践予以认可，尼村被市委、市政府评为新农村建设“先进村”，被区委、区政府评为“平安创建先进村”，溪村更是作为“全国和谐矿区”典型，为国土资源部及国内各大媒体所广泛宣传。

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亟需建立更加常态化的治理体制，将更加多元的主体纳入其中。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专业和职业，立足社区，在理论和专业伦理的指导下提供社会服务，从而达到完善社会功能。提高社会福利。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工作与国家治理体系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的社会工作具有行政性和半专业化的特点，被纳入了行政管理的范畴，采用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模式，符合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上的运作逻辑。

一、治理与公共危机

治理是相对于传统的统治而言的一种新的公共权力配置模式，是个人和机构、公共和私人共同管理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通过这一进程可以采取合作行动，容纳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治理具有四个特征:（1）它不是一套规则或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2）治理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3）治理包括公私营两方面;（4）治理不是一个正式的系统，而是持续的交互作用。我国学者陈振明认为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是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可见，治理意味着协同合作，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协调性，并关注主体间互动的过程和互动的灵活性。对于“危机”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将危机看成是一种非常规的过程，强调“过程”；另一种是将危机看成是一种或者一系列的突发事件，强调“事件”。对于前者的理解而言，危机有完整的生命周期，这代表可以对危机进行预防、防治和预警。奥古斯丁提出了危机管理的六个阶段：避免危机，准备管理危机，认识危机，控制危机，解决危机，从危机中获利。希思提出了4R模型：减少、准备、响应和恢复。公共危机是危机的一种特殊形式。公共危机事件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既要管理导致危机事件的社会环境，又需要管理事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一种综合管理和全程管理，需要多方的参与和协调合作才能实现，不仅需要保障非政府主体参与和表达的机会，还要在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明确其他参与主体的责任，使他们能够主动参与到危机管理中。突发事件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公共危机的结束，突发事件之后的“次生灾害”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影响，需要加强政府的公共关系，减轻“次生灾害”。治理的特征和内涵正好适用于公共危机管理。在治理视角下，公共危机管理的目的并不是加强政府的领导作用，而是注重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之间协调合作关系的建立，发挥除政府外其他主体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政府管理和市场运行的共生系统，社会工作具有专业化的知识与理论指导，社区化的工作模式、“助人自助”式的工作方法和社会工作理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会工作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角色定位

在危机的不同阶段，社会工作者可以扮演多样的角色发挥作用。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具有相当强的可转换的能力，其专业实践技能使他们能扮演提倡者、支持者、教育者等多样的角色，面向不同的人群提供服务，在危机管理的所有阶段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一）预防者预防是社会工作职业使命的一部分。

社会工作在危机管理中发挥预防的作用体现在危机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之中。社区社会工作立足于社区，群众基础坚实，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危机，为公共危机预警系统提供数据。危机发生之前的预防是减轻危害的最有效方法，所以在危机发生前，社会工作者可以在社区内开展危机应急反应的教育。已有的研究表明，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教育可以提高参与者对紧急情况下活动、政策和程序的认识，提高整体的能力和信心，且这一效果长期有效。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群众会产生非理性的情绪，且这种情绪会相互传染，不仅不利于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可能会引发部分群众的非理性行为，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影响。社会工作者具有专业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可以缓解服务对象的非理性情绪。同时，社会工作者的基层工作经验使他们可以用更加平民化的语言说明危机应对措施和政策，更有利于群众的理解和实施，避免危机的进一步扩大，群众也能在熟悉的服务者那里获得更多应对危机的信心和勇气。此外，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社会的大部分资源和关注点都会转移到危机的直接受害人群，而常规的弱势群体被忽视，基本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影响社会的公平，易滋生“次生灾害”。社会工作者因长期与服务对象保持专业关系，可以在危机发生之后仍给予这类人群足够的关注，并及时提供他们所需的帮助，减少“次生灾害”的可能性。公共危机事件的结束并不代表危机的结束，危机之后的重建是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关注危机之后受影响群众的社会适应与再融入问题。灾害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领域，目的是预防灾后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对个人和群体的社会网络和物质环境进行干预。首先，公共危机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造成失业和贫困问题，对弱势群体的影响更加明显。社区社会工作者扎根社区，可以帮助他们更快、更准地了解社区居民受危机影响的情况，为有经济困难的人群申请经济补助，给因危机而失业的人员提供就业信息和机会。其次，重大的公共危机之后，应对受影响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和社会关系的重建。灾害社会工作不仅可以提供专业的服务，还可以协调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主体间的实践，有助于解决个人、家庭和社区长期的心理和社会问题。

摘要：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区的规模与数量在不断扩大，社区在承担各种职能时，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高。但现阶段我国当前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结构中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原有的社区服务模式无法满足当前社区居民的需求。文中简要地论述了社会工作融入社区网格化管理可行性，并且从不同的层面深入性地探索了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有效途径，以供相关从业人员参考、借鉴。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区；网格化管理

和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相比，网格化管理所带来的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社区网格化管理理念推行的过程中，其内部隐藏的问题和矛盾也逐渐地显露出来，如果没有及时地解决将会给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工作造成严重的阻碍。而把社会工作模式的融入引入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后，社区的服务质量和问题回馈速度得到了显著提升，在管理成本投入上也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探究社区网格化管理与社会工作相结合，对于优化社区管理工作结构，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社区网格化中融入社会工作管理的可行性

（一）解决社区居民的各种生活问题。社会工作与社区网格化管理系统相结合，可以在短时间内把问题上报到系统中，实现多部门的联动反应。此外，在面对各种社区问题与社会服务需求方面，社会工作可以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和相关部门进行良性沟通，既能够解决了政府部门以及社区管理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可以为广大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在面对社区范围内发生的家庭暴力、外来人员突发、流动儿童教育生活问题、老年人养老服务等等，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无法采取针对性的方式予以解决。而社会工作可以利用专业化的工作理念为社区内的居民提供政府部门以及国家行政机构无法做到的服务内容。此外，社会工作在进入社区网格化管理系统内，可以有效地降低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人员的工作压力，并且为社区居民的问题处理给予更多帮助[1]。

（二）为网格化社区管理提供更多便利。要想在社区范围内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做好社区分析工作。社区的背景、问题以及社区内所需要的服务等内容都需要由社会工作者进行系统化收集、分析。社会工作者会按照社区人员的不同年龄比例、社区居民的经济水平、社区范围内的各种机构以及组织等等。在了解这些信息资讯之后，社会工作人员会与社区网格管理层进行数据对接，这样既可以为社区网格化管理提供便利，而且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掌握该社区所需要的社会服务内容。在掌握社区背景以及社区的基础内容之后，社会工作人员和社区网格管理部门就要构建一个合作与联动的关系。把社会工作与社区网格管理进行结合，在保障双方共同价值观的同时，还可以用相互协作的方式为社区内的所有居民提供便利的服务。

二、社会工作视域下社区网络化管理工作的基本情况

作者：陆士桢 徐选国 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加强社会建设，关键在于创新社会管理。所谓社会管理，从狭义上是指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除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其所涉及的范围一般也就是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李伟程，2005）。广义的社会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郑杭生，2006）。何增科（2007）综合分析了不同学者的定义，将社会管理定义为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2011）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班上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做了精辟的论断，他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所谓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是指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坚持“助人自助”宗旨，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规范，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方法和技能，开展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关系调适等服务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民政部，2009）。

一、民办社工服务机构在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的战略意义

民办社会工作机构是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与实施的主要载体，是社会工作人才施展才能和履行使命的重要平台，是有效整合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的重要渠道，是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重要阵地。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战略进程中发挥社会工作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推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是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选择。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不同于政府组织的强制性和刚性特征，它具有典型的自愿性和柔性特征，是连结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是缓和党群关系的“柔和剂”，对于当前急剧变迁的社会，以及随之而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一方面承担起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的艰巨责任，另一方面为社会工作专业有效发挥社会功能与优势提供了空间。四川地震灾后，大量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积极介入灾区，与当地政府达成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对解决当地社会问题，加强社会稳定，恢复和推进社会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探索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领域和内容，是完善现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途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而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直接目的在于，为有需要的社会成员提供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关系调试等个性化、多样化的社会服务；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成员的健康发展，实现社会和谐与社会公正等。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根本目的与社会管理创新目的具有一致性，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领域与内容构成了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

社会工作者又称之为“社会治疗师”，其兴起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迫切需求。开展社会工作者职业心理素质教育在社会工作者完善自我、塑造健康人格、增强适应能力、调节性情和人际交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社会工作者职业心理素质开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对职业心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职业心理素质教育目标认识不清、职业心理素质教育内容体系不完整、职业心理素质教育体系不健全；职业心理素质教育形式单一。为此，社会工作者职业心理素质教育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明确教育目标，加强教育内容体系的研究，完善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形式多样化发展。

关键词：

社会工作者；职业心理素质教育；职业心理健康发展

社会工作者又称之为“社会治疗师”，其兴起是为了满足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迫切需求。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工作者职业应运而生。社会工作者职业也将会迎来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仅人数规模迅速扩大，其专业化和职业化道路将会越走越远，它将会成为一个蕴藏着巨大生机的职业。

一、开展社会工作者职业心理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开展社会工作者职业心理素质教育有助于社会工作者完善自我

一、挑战：当代社会变迁脉络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一）思政教育工作理念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多，全球化使得资本、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等要素的流动穿越了国界。这种多元的文化要素、信息资源、意识形态观念等随着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注入到生活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开展工作，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同化教育，往往片面重视灌输和说教，没有充分了解大学生的心理和情感需要，也没有尊重大学生的自主意识，对大学生高度关注和深感困惑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涉及甚少，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受到影响。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多为“85后”“90后”青少年，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两种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群体特征：其一，强烈的自我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求新意识；其二，一定程度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消极偏激。因此，原有的强调传统、单一、刚性、权威理念和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已难以适应作为思维活跃、思想开放、好奇心强、追求多元价值的大学生群体的需求。

（二）思想政治教育忽视青年学生的个体价值取向

市场经济强调经济理性、利益最大化、竞争等理念，区别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属性。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进程给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水平。但是，与之相伴的是，原有的以单位制为核心的共同体生活结构逐渐解体，“国家—单位—个体”三位一体的结构变成“国家—个体”二元结构，中间力量或组织的缺位，导致中国社会的原子化倾向成为现实。同时，市场化导向的经济发展格局，又催生出了明显的个体化社会，即一方面鼓励社会大众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的经济理性、物化、功利主义等思想渗透到个体之中。原则上，这种个体化倾向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和重视青年大学生的个性发展。但是，现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相对忽视青年学生的个体价值取向。因此，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出现追求学生个性发展与受集体主义思维约制的矛盾，个体化、个性自由、主体性、自主性与集体主义原则未能得到整合与超越。

（三）消费社会带来的生活方式变革和挑战

国际上先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已进入消费型社会状态，体现了一种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日益受到这股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获取物质消费当作生活的目标，而这些物品的获取未必是出于他们对生活的必需，而是为了获取他们的某种身份认同。由于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形塑与生成的重要阶段，他们对这种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追求和模仿，极大地彰显了其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独特特征。但是，现行的高校思政工作并没有有效回应消费主义体现的对于通过消费所追求和获取的身份认同、群体认同等。

摘要：

计算机网络技术迅速发展，人们对网络生活的依赖，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当今世界的发展应用，无论是在哪个领域，网络技术总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它的发展，同时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创新发展值得每位社工人士的关注。借此分析计算机新技术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问题。对今后社工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计算机网络技术；社会工作；伦理困境；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融入世界的潮流加入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网络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形式，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工信息处理的规范化、科学化、自动化、系统化要求社工的发展需要与网络技术应用相结合。但是，网络技术在社工领域的应用又存在着一些无法避免的伦理困境，这给社会工作在未来发展带来阻碍，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一、新技术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

1、网络技术引领社工机构培训专业化

提要：培养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对于我国社会建设意义重大。本文以北京市朝阳区社会工作者培训为例，介绍了社会工作者培训的总体情况，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工作人才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包括制定培训保障制度、多角度开发课程、创新师资培训模式、建立培训质量保障体系、探索网上教学、实行学分制管理、创建学习评价型、开展理论研究、建立培训基地以及建立学习激励机制等十大内容。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人才；职业教育；教育培训

引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对于人才建设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建立健全以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确定职业规范和从业标准，加强专业培训，提高社会工作人员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这是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将社会工作人才的地位和队伍建设首次写入党的决定，把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依靠力量，把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摆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2010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作为重点建设的六支队伍之一。《纲要》提出，“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以人才培养和岗位开发为基础，以中高级社会工作人才为重点，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要“建立不同学历层次教育协调配套、专业培训和知识普及有机结合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加强社会工作学科专业体系建设。建设一批社会工作培训基地。加强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培训，制定社会工作培训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这是国家谋划未来发展而制定的关于人才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努力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新时期全党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本文所指的社会工作人才教育培训是指对在职社会工作者的培训。

一、培养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要性

人才培养是人才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落实人才强国战略的具体实践。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要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必须加快人才培养的力度。尤其是在当今以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中，培养大量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工作人才是当务之急。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举措，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是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有力手段，是建设和谐文化、营造诚信友爱良好社会氛围的重要保障，是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迫切要求。［1］社会工作者分布在基层一线，能够深刻体察社会心态和各种矛盾。通过专业化培训，使社会工作者学习系统的社会工作知识，提高理论素养和水平，把传统的社会工作方法和现代的社会工作理念有机结合起来，强化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提升服务群众的社会效能。加强社会工作者的教育培训，是提高社会工作者自身素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高基层管理水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

二、社会工作者培训现状———以朝阳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