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范例

一、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批判继承少数民族传统道德

1.对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既要做历史分析，又要立足于现实进行取舍。

首先，从历史的观点看，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精华也有糟粕。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贵州发展史上，绝大多数世居少数民族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自给自足的封闭性自然经济在生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这些为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观念中一些陈旧的不合理的落后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土壤，造成了人们僵化保守、自卑畏缩、不思进取的心理习惯，影响了自主能动性的发挥和良好人格的形成，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明显阻碍作用。鉴于此，对于少数民族的传统道德要进行历史分析，辨别优劣分别予以取舍。其次，少数民族的有些传统道德，虽然在历史上曾起过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但并不代表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它们仍具有积极作用，一旦表现出不能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时代就会起消极作用。因此，要立足于现实对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进行分析，给予批判地继承。一些优秀的传统道德也需要通过改造更新，增添具有时代性的新内容，才能成为今天的道德规范。

2.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辩证看待少数民族传统道德。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传统道德，都是在特定环境中发展形成的，在对其性质和作用进行认定的时候，要坚持全面的观点和两点论。如在许多民族中都有尊老的传统。以苗族为例，苗族社会尊重长辈、老人的现象随处可见，蔚然成风。不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老人在道德活动中扮演着多种角色——道德榜样、道德教育者和道德评判者。由于生活经验丰富并掌握较多的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故而老人担负着教育晚辈的责任。村寨中无论大小事都要请老年人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由他们做出最终的判决。老人是知识和经验的传承者，这样的传统也维护了家族和家庭的和谐。但是，这种传统从某种程度上压抑了子女、年轻人个性的自由发展，不利于民主意识的培养；同时老人在承担道德评判者角色时，难免有失偏颇，有时候不能做出公正、正确的判断。所以，对于这些传统道德，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把握其中的精髓并正确对待它们。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少数民族道德发展的动力

1.把培育共同理想信念作为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当今的学校道德教育中,普遍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道德理论知识的教育,忽视了道德的本质———实践性。

涂又光先生的一句话说得好“知道为智,体道为德”,所以道德教育必须结合生活、融入社会。

一、道德社会教育的缺失

社会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教育指的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文化、教育等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人对各种社会成员所开展的教育。广义的社会教育指的是社会发展、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具有一切教育意义的一切活动。广义的社会教育包括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狭义的社会教育。我们这里所谈的是狭义的社会教育,主要指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对学生产生影响的教育,重点谈的是以社区为主的社会教育。

道德是在人的关系中产生的,源于人的生活,所以它应渗透于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学生嘴上能说一套大道理,可是一旦面临现实道德情景,却难以付诸有道德的行为或不知所措。长期以来,我们把德育从完整的教育体系中割裂抽离出来,仅仅靠单独的课程(公民课、思想品德课等)、配备单独的教师、设立单独的机构(如政教处、德育处等),来实施德育。德育是培养学生品德过程,品德由知、情、意、行四个因素构成,所以德育过程也就是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过程,德育要发挥知、情、意、行整体功能。德育既不能从人的活动中分离出来,也不能限定德育的空间范围,德育应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脱离活生生的人际交往,脱离生活世界的德育课,学生是很难对它产生兴趣的,也就很难形成道德体验,并进行道德判断、选择,进而产生道德行为。因此道德教育必须强调学生的社会实践,如果离开了社会实践,所教的道德只能是空洞的说教,德育也就缺乏实效性。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社会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建立更新或完善了一大批与社会教育有关的法律和行政规章;建立了一支庞大的社会教育工作者队伍;获得了社会教育方面的丰富经验。但是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一种形式化的状态,如果说结合的比较紧密的话,那也就在时期,况且还做得过了头,在现实的教育体系中,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在社会的大环境下,德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仍然是纸上谈兵。作为社会教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社区教育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承担了社会教育的主要功能。

在21世纪不会外语、计算机的人被列入功能性文盲,那么,从社会能力来说,不能与人友好相处、不能与环境协调一致、情感缺失、生命价值意义缺失的人都可能成为21世纪的新文盲。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不再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是架在不同经济收入不同政治地位和不同教育水平的全体成员之间的一座桥梁,从而使各个文化素质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交流、相互理解成为一种可能。社区教育包括学校教育的社会化、社区活动的教育化和居民教育终身化。社区教育在打破教育封闭状态上,在扩大教育与社会各界联系上,在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社区教育便于统筹社区内的教育资源,密切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的关系,形成教育网络,便于德育的实践和落实。社区教育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强大生命力。以社区为依托来发展道德教育,使学校、家庭、社会趋于一体化,已经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化社会的重要途径。我国德育的发展方向应当由学校道德意识的培养和社区的实践结合起来。

作者：白萍 别道学 单位：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政教系 武汉行政学院

处在转型期、变革期的中国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价值多元的现象。当新道德体系尚未建立、健全之时,社会行政道德的失范无疑已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阻碍,它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并制约着社会新风尚的形成。因此,在构建当前行政道德建设的制度路径的前提下,以民族文化为根基,以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为价值导向,反思传统的“廉耻”观,重构新时期公民的荣辱意识,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挑战、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一、传统“廉耻”观考辨

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中,所谓“廉”,指公正、廉洁、立身清白,它是为政之本、为官之宝,是一种吏德,也是一种修为;所谓“耻”,指耻辱、知耻心与羞耻心,作为一种荣辱观,它是一种道德意识,也是一种价值评价。荀子最早将知耻与廉洁并提,提出了“廉耻”这一道德规范。此后,廉耻与义利、理欲等价值观念相并列,共同成为中国古人判断善恶、美丑、是非的价值准则,也成为中国古代“立人之大节”。“廉耻”作为一种吏德,包括三方面内容:公私之辨、贪廉之辨与荣辱之辨。

1.公私之辨公私之辨,即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虽然价值理论不一致,但在公私问题上几乎都主张“崇公非私”。尽管对“公”的理解各有诠释,但在国家、民族、社会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家庭的利益之间发生矛盾时,都强调要为公克私。这种公私观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及道德治化的文化传统直接相关。以吏德言,“公私之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公忠体国,先公后私。公私观念开始时是作为“忠”的一层含义被运用的,它主要指个体利益与诸侯国国君“公室”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凡没有私心、私利,以“公”的利益为重的臣僚都被赞以“忠”的美誉:“无私,忠也。”(《左传•成公九年》)所以,“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周礼•周官》)针对当时社会“亲亲而爱私”的现象,儒家学者从社会治化的角度,提出了“先公后私”,“以公为重”的价值观念,认为“明通而公”、“无有私事”是理想政治的必要条件。《礼记•礼运》篇进而将公、私看作“大同”与“小康”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标志,“天下为公”因此成了传统中国人世代追寻的社会理想。及至宋明时期,随着传统的德治教化体系渐渐走向成熟,公私之辨更是与义利、理欲之辨相溶合,成为宋明理学家为人治世之基本准则。所谓“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朱子语类》卷十三)其二,秉公执法,清正严明。当个体利益与国家、社会之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人们应舍己为公,对此,古人基本达成了共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当为官从政者在处理日常事务时,能否真正作到崇公非私,则取决于他能否秉公执法。法律的公正与否取决于执法的公正与否,而执法的公正与否则取决于执法者的道德素质如何。由此,执法者的清正严明也成了中国古代吏德建设的又一重要内容。

“立法废私”,以法为度之思想源于法家。法家的“立法废私”与儒家所倡导的以天下、国家、人民之整体利益为公并不完全一致。汉以后,儒家吸取了法家的法治思想,主张以德治为主的德刑并用。于是,王道之纲常伦理成为了传统中国法治的核心精神,秉公执法也因之成了儒家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之一。秉公执法的标准在于“法”,而法执行的核心则在于“公”,这里的“公”指公平和正直。公平指对人和事的一种态度,它要求人们效法自然,无所偏私,按一定原则办事。正直就是心胸坦荡,坚持原则,处处出于公心和坦诚。“是谓是,非谓非曰直。”(《荀子•修身》)人如果能像天地那般自然无私,不以物害己,亦不以己害物,便能成其公平。而一旦人有了私心,有了喜怒好恶、亲疏远近,必然导致赏罚不分、徇私枉法,很难公平处理事务。所以,秉公执法要求为官者必须以法为绳,刚正不阿,不徇私情。故公平、正直是中国古代为官从政者之大义,“非至公无以绝天下之私,非至正无以息天下之邪。”(《王阳明全集•山东乡试录》)

2.廉贪之辨中国古人认为,所谓廉,即不苟得,不妄取,不受不义之财。廉的反面是贪,即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义之财,索贿受贿,为了充塞私囊而不惜践踏道德与法律。故廉是为政之本,为官之宝。廉者为何不可妄取?孟子说:“取伤廉。”(《孟子•离娄下》)“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公孙丑下》)他人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却馈赠钱财给你,那必然是在用钱财收买你,君子怎么能被人用钱收买呢?所以廉洁之人应见利思义,将道德的价值看作高于财物的价值。况且廉不仅是个体价值的表现,廉与不廉还会影响到国家、社会之“公”的价值,因为收受不义之财必然导致执法有私,影响为官者处事的公正,久之,“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纪》)。《周礼•天官》认为,判断考察官吏的政绩,应以六件事为标准,即:廉善,清廉而政绩优异;廉能,清廉而能干;廉敬,清廉而忠于职守;廉正,清廉而正直;廉法,清廉而秉公执法;廉辨,清廉而明辨是非。6条标准全被冠以廉字,表明廉是为官之本。汉武帝实行“兴廉举孝”的政策,使社会风气大为改观。东汉的“举孝廉”则成了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官制。虽然这一选拔机制也容易带来循私舞弊和道德的伪饰,后世渐被废止,但以廉洁与否作为考核、察举官员的基本标准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则始终未曾改变。明代名儒龚?说:“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二)同是见利思义,不欲、不想、不敢这三种不同心理导致了从政者廉洁的三种不同境界。而自觉将道德要求内化为内在境界的廉洁,才是最高层次的廉洁。

摘要：

我国当前的发展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这一重要发展阶段，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就比较重要。多元化的思想对青少年有着很大的影响，如果不能及时性的加以纠正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就有着诸多的不利。基于此，本文主要就社会转型期的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现状加以分析，然后结合实际探究教育的原则以及教育的优化策略，希望通过此次理论研究，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到保障作用。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青少年；道德教育

0引言

社会转型过程中，就会在思想价值等各方面面临着挑战，由于受到强烈的新思潮的冲击，就会对传统的道德规范产生影响，造成社会道德的无序以及混乱。青少年的发展中，如果没有充分重视道德教育，就会不利于其健康的成长，对其价值观的正确树立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只有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工作的优化，才能有效保障青少年未来的良好发展。在这一改革背景下，对青少年道德教育实施理论研究就有着其重要性。

1社会转型期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及现状

摘要：“道德教育回归生活”是时代对道德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少年儿童道德教育的必然要求，这里的生活如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具有典型性特征，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从这个方面来看相当于道德实践。但是与道德实践相比，“生活”则更具“童心”“童趣”，“道德教育回归生活”将会推动当下道德教育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道德教育；典型生活；道德实践

1“道德教育回归生活”的理论背景

1．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使然：起始于2001年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规模之大，力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这次改革明确指出：课程应当“密切贴近儿童的生活，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特点。”［1］“道德教育回归生活”自然是此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念在道德教育上的具体体现。1．2以往道德教育中存在的弊端：以往的道德教育已经蜕变为将“道德、品德从人的生活、社会生活中剥离出来［2］”，把道德的形成、品德的培养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一种知识体系来对待，这就直接造成了“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3］”的状况。这种状况反映在教科书上，就表现为“学科化、知识化的倾向，教科书的呈现，往往以德目或道德规范为逻辑，强调严密的知识体系结构”［4］，脱离儿童的实际生活；“反映在课程上，尽管德育课程不同于知识类课程，而德育课程的设计和编制却多采取学科类课程的形态；反映在教学上，表现为忽视儿童的行为变化和个体的内心体验，仅仅强调道德知识、概念的传授和规范的逻辑体系；反映在儿童的学习上，则表现为只重视对道德知识的识记与背诵，而不努力去实践这些道德要求”。因此，如果不进行道德教育的根本性改革，不从儿童的实际生活出发；克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不良倾向的话，道德教育是很难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的。1．3少年儿童思想品德形成特点：少年儿童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有完整生命表现的人，面对他们参与的生活世界，他们的生命表现往往是既有认知又有情感、意志和行为，此种种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同时发生，并同时作用于生活的。因此，新的课程改革力求使少年儿童的道德教育过程成为完整生命投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年儿童不仅要经受认知的挑战，从中获得理智上的满足，与此同时，在心灵的充盈中获得精神的体验。道德教育的结果不仅促使少年儿童知识的获得、认知水平的提高，而且更应该关注他们正确态度、价值观的形成，行为规范的养成，最终实现“情感、态度、行为习惯、知识技能培养的内在统一”［6］。

2正确理解“生活”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强调以少年儿童自己的生活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体现了课程指导思想对儿童的尊重。尊重儿童不仅是有效教育的必要条件，应当说这也是教育的本质观点。少年儿童有他们自身与成人不同的生活需要与特点，不从这种需要与特点出发，教育几乎成为不可能，教育只有“关注儿童的现实生活”［7］，才能做到有效、有针对性。道德教育回归生活，要求我们应该重视生活所蕴含的道德教育价值，其中特别应该关注他们正在进行中的现实生活以及他们已经具有的生活经验。由此可见，这里的“生活”，如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具有典型性特点，应当是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从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角度来看，典型生活应当是蕴含丰富的道德教育因素的又与少年儿童密切联系的现实生活。因此，道德教育回归的“生活”，并非是普通的生活，随意的生活，或者说是具有自发性、笼统性和价值取向多元性的生活，这样一来，“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也就并非是将道德教育这一种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建立在了一个没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的基础上的，恰恰相反，道德教育回归的“生活”，应该是“发生在儿童身边的真实的生活，如观察小动物、家政劳动、个人生活自理活动；模拟化的儿童真实生活，如有关家庭生活的游戏、以爱护自然为主题的儿童剧、情境对话”，以及学校、班级开展的各种主题活动，等等。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竞争。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之后，面对自己的竞争结果，往往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振奋有人沮丧，有人如过眼烟云又有人反思不已。不得不承认竞争的结果是残酷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冷静地分析竞争的结果，面对成功，我们不应该沉湎和陶醉；面对失败，我们也不应该灰心和气馁。我们应该正确地面对竞争，更要正确地面对竞争中的成功与失败。”同学们都沉默不语，但是眼中却闪现出智慧的光芒。老师如此触景生发的激情洋溢又意味深长的话语，让全班同学都获得了教益。应该说授课老师这番话语中蕴含的道德教育因素，早已超出了《小小发明家》所要求的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动手实践能力之外的，是具有典型生活的特点的，但是其教育意向、价值选择却是确定而又难以估量的。品德教育要以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为基础。关于这一点，在《〈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和《〈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中也都有明确的说明。《〈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中强调：“本课程遵循儿童生活的逻辑，以儿童的现实生活为课程内容的主要源泉，以密切联系儿童生活的主题活动或游戏为载体，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儿童在生活中发展，在发展中生活。”另外，《〈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也指出：“品德与社会课程是在小学中高年级开设的一门以儿童社会生活为基础，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课程。”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道德教育回归的生活，不仅是一个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而且还是一个充满了“童心”“童趣”的事物。

3“生活”与道德实践的关系

摘要：

对于职工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直是其中的关键内容，只有全面地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才能更好地提高整个职工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水平。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道德建设；职工队伍

1引言

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广大职工自身的思想动态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意识上逐渐呈现差异化、多变化以及独立化等多种形式的发展，很多不同的文化与社会情绪的冲击影响，造成了诸多的冲突与矛盾。一些负面的思想情绪和不良的思想道德品质，对于职工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出现了道德失范、价值迷失、以耻为荣等不良的价值观，导致出现诸多不良的行为和后果。对于职工思想道德方面所出现的问题面临的严重的形势，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开展势在必行，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工作中的重要指导，其也是当前职工思想工作的开展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培育，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提高覆盖度，将思想和行为实现高度的统一，这样才能将其工作进行更好地落实，将思想外化为行动。只有坚持教育引导和实践养成相结合，建立长效机制，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干部职工的日常的行为准则和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企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引导

一、成人道德社会化概述

（一）成人道德社会化的内涵

成人道德社会化是指成人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合乎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成人道德社会化包括中年期与老龄期的继续道德社会化。由于中年期是人格成熟、事业发展的收获期，社会又是中年道德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中年期的道德社会化。

（二）成人道德社会化的内容

成人道德社会化主要包括家庭婚姻道德社会化、职业道德社会化以及社会公德社会化等方面。家庭婚姻道德社会化是指成人运用社会道德准则的统一要求，来规范家庭婚姻行为及协调家庭成员关系的过程。它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使家庭成员明晰社会对他们的道德期望，并尽可能的去实现这些道德期望。职业道德社会化是指成人形成与自身职业有关的职业道德标准和与之相符合行为的过程，如职业作风、职业态度等的社会化。不管是服务业还是金融业，各个领域的职业道德都逐渐被趋同化，以适应吃苦耐劳、积极进取、敢于拼搏的时代精神。社会公德社会化是指成人将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内化，并以此支配自己行为的过程。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公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社会公德来调节社会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三）成人道德社会化的特征

一是与未成年人不断接受道德教育以内化为自身所有不同，成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将已具备的道德观念、道德准则外化为行为。二是成人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他们可能既是子女又为人父母，既从事着某一职业又作为学生在校进修，因而他们道德社会化的内容更加繁杂，道德社会化面临的压力也更大。三是作为社会的主体，成人参与社会生活、承担社会职责主要体现在日常的工作中，因而他们的道德社会化相对更为突出。四是由于成人在年龄、职业、生活经历、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他们道德社会化的具体内容、方式及结果的差异性也较为显著。

摘要：公众人物的道德素质是影响其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二者存在较为明显的因果关系。从理想状态看，公众人物具有较大影响力，占据较多社会公共资源，这要求其应当具备更高的道德素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现实看，当前文艺界、政商界、学术界的一些公众人物道德素质低下，漠视社会责任。公众人物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良莠不齐的原因比较复杂，从公众人物个人和主观方面而言，主要是自身道德修养不够，追求急功近利而逃避社会责任；从社会和客观方面而言，主要是学校和社会道德教育存在缺陷，未能抵御社会不良思潮的消极影响。提升公众人物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基本路径，首先要强化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公众人物自身的道德修养；其次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健全对公众人物的社会监督体系。

关键词:公众人物；道德素质；社会责任

公众人物，又称公共人物，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为人们所熟知和关注，并且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人。公众人物以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联性为构成要素，共同体现了公众人物的特征，二者缺一不可。例如政府官员、社会名流、文艺明星，等等。公众人物的言行举止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公众人物道德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承担社会责任的最重要因素。近年来，部分官员贪腐、娱乐圈明星吸毒和扰乱公共秩序等负面新闻屡见不鲜，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社会风气。这反映出部分公众人物缺乏足够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意识浅薄。着重分析当前社会公众人物道德失范的缘由并结合实际寻求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从根本上提升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加强思想道德素质，弘扬核心价值观，是当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1]

一、公众人物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的理想状态

（一）公众人物具有较大影响力，要求其具备更高的道德素质。相较于普通民众而言，公众人物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其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社会属性更高，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也不一样。各行各业的公众人物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在获得大众认可和赞赏的同时，逐渐成为整个社会主流价值的风向标，甚至达到引领思想道德水平不断进步的效果。例如在学术界潜心钻研、笔耕不辍的诸多大家，不仅为人民群众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而且还推动了社会思潮的变革。因此，公众人物能否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与加强思想道德素质密切相关。不论何种身份，公众人物对于思想政治的引领以及道德标准的建构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毫无疑问，社会公众人物应当做好表率，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同时，以实际行动推动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践行。

（二）公众人物占据较多社会公共资源，要求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何给公共资源下一个准确合理的定义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单纯从字面意思上看，我们可以将其拆解开来，分别从“公共”和“资源”两个角度对这个概念做出解释，即“许多人联合使用或占有、平等地持有或享用”的资源，它可以为任何范围内的任何人所获取，无需其他人的认可。当然，这里泛指的是广义上的公共资源，作为一个原本隶属于经济学领域而后扩展到包括社会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在内的诸多学科的学术概念，在现代社会被逐渐赋予了多种定义，并不单纯被局限于针对具体的公共物品。从公共资源的保有量来看，很显然它属于稀缺的有限资源，这就意味着让社会每一个成员尽可能充分地占有和享受公共资源是不现实的。而作为公众人物尤其是明星名流，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关注，而一旦丧失关注度，包括商业价值在内的诸多社会资本便会不复存在，公众人物本身就代表着流量的聚集，在吸引眼球的同时，自然而然便会占据本就有限的公共资源。按照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既然拥有了普通人群所没有的优先享受公共资源的权利，那么作为公众人物就必须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加强自我约束的同时接受来自多方的监督。

二、公众人物道德素质和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