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伦理论文范例

一、后现代主义视域中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育的缺失

20世纪中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最早始于哲学、文艺与建筑领域，随后席卷到政治、社会、经济和科技等诸多领域，受其影响，作为各学科综合交叉的教育与管理领域也出现后现代转向。后现代教育观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过程以及师生关系等诸多领域都与传统教育不同，强调针对不同学科的具体特点进行有针对性、交互体验式的教学。对于工商管理学科来说，传统的商科教育凸显对未来商业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灌输，以打造能够高效地服务企业的管理人员为使命，却淡化对学生的伦理与人格教育。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经典的工商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过于推崇理性主义，片面追求效率和利润，将人的情感和伦理因素边缘化。在1959年出版的《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德鲁克在管理界率先使用了“后现代”概念，他提出了后现代世界变革的四个里程碑，其中第四个里程碑就是教育。他认为，后现代是一个“教育大爆炸的时代”，后现代社会的教育应使人回归到精神价值上来，倡导将信仰作为医治现代社会诸多疾病的良方，倡导信仰在后现代世界的公司中的重要性。而在目前的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中，则充斥了功利主义导向和唯科学论，将伦理价值观等规定着未来工商管理人才行动方向的重要维度在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体系予以边缘化。后现代主义者猛烈批判这种教育观，主张恢复情感、伦理、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中的地位，并将伦理等社会性因素推演到管理决策的核心地带。根据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工商管理学科应该强化和凸显商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商科专业类学生未来走向职场，面临诸多经济诱惑，极易在物质财富诱惑中丧失管理原则。此外，对工商管理类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还能极大地改善整个社会的伦理氛围。由工业技术和实用主义观念冲击，现代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伦理与信任危机，而企业是商业伦理培育的基本单元，对商学院学生强化商业伦理教育可以提高被教育者的伦理问题识别能力、伦理决策能力及伦理判断能力，进而影响整个商业生态的伦理氛围，引领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由于特定的历史与政策原因，目前我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功利主义导向更为严重。在扩招的背景下，各院校为了提高学生就业率，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实用为目的，过分重视管理知识、操作技巧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调查表明，在对我国115个高校样本的统计中，仅有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10所高校将商业伦理课程列为必修课程，另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18所高校将商业伦理类课程列为专业选修课，这些课程包括“管理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商业伦理学”“、营销伦理”、“领导伦理”和“会计伦理”等。此外，对工商管理学科进行商业伦理教育类的教研教改论文和课题也十分少见，从“中国知网”获得的数据看，从2008年到2013年发表在CSSCI核心刊物上以“商业伦理教育”为主题的论文只有7篇，而且主要聚焦于国外商业伦理教育以及我国MBA学生商业伦理教学，涉及的范围十分有限。最后，我国商业伦理方面的专门师资特别匮乏，很多教师都是商科出身，对伦理学等跨学科知识欠缺，未经系统化的商业伦理教育就直接走向岗位，致使商业伦理教学效果不佳。

二、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的国外经验

与国内不同，西方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历来比较重视商业伦理教育。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影响下，欧美高校教育者认为，企业应该对顾客、供应商、员工、社区、公众等各种利益相关者负责，培养有责任心的未来企业经营者是工商管理学科的基本目标，因而，工商管理学科的学生应该将生产、营销、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以及研究设计等各方面纳入必要的伦理议题。美国的大型企业集团一般都有专门的伦理机构委员会，将商业伦理纳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之中，集中负责处理企业内外部的伦理道德事务，并有详细和规范的伦理道德培训计划。与此对应，欧美高校在课程设置、研究机构和评价机制方面均有比较健全的商业伦理教育体系。统计表明，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就都开设了“决策与伦理价值”等商业伦理学课程，西方商业伦理研究机构达到300多个，专业刊物达15种之多，相关教材和专著数千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商学院还专门组建了工商伦理系。美国的商业伦理教育以培育学生对工商管理的伦理议题敏感度为目标。未来的管理者事实上并非欠缺伦理精神，而是受传统“经济人”假设影响，往往在商业议题上对伦理问题缺乏认知和麻木不觉。商业伦理教学要帮助工商管理类学生认识到商业和社会需求、人类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其对商业的是非曲直有清晰的价值判断，塑造有道德意识和责任心的商业管理人员；其次，在技能层面，提高学生在经济绩效和商业伦理的两难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的能力。最后，鼓励工商管理类教师参与商业伦理研究，进而对商业实践伦理水平的提升储备知识力量。美国商业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商业伦理教学内容，一方面教授商业伦理学的基础理论，重点使学生认知到商业与伦理的本质联系，剖析市场与企业的伦理学基础；另一方面，讨论具体的商业伦理案例，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伦理决策水平，相关研究者将不断出现的商业丑闻和由于伦理问题引起的商业危机事件编进教材，在课堂上引领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此开发学生处理商业伦理问题的技巧。在美国，商业伦理教学是一项倍受重视的系统工程，商业伦理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专职教师或企业高级管理者提供的讲座，分组讨论的案例教学，灵活生动的故事，选择典型素材进行视频播放，围绕商业伦理认知而撰写的成长日记，以及走进现场的实践教学。这些方法从理论认知、实践观察、模拟体验、人生成长等各个层面强化学生对商业伦理的认识和学习。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和教育者探索商业伦理的更加科学的教学方式，如采用合作学习法、现场调查法、经历分享法、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法、道德模型运行法等教学方法。在各种商业伦理教学方法中，案例教学方法在美国商学院伦理教育中倍受青睐，该方面有利于借鉴各种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现实情境中塑造德能兼备的商业人才。如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学院将学生未来职业规划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因素介绍到课堂案例的研讨之中，启发学生重点讨论“历史、环境与伦理”等商业伦理问题，提高学生们运用伦理进行商业判断的能力。

三、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模式改革的创新途径

后现代主义的教育观认为，知识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普适性和中立性，基于理性主义、中心主义、实用主义的教学过程事假定教师及其知识的权威性，将学生视为消极被动接受知识的行动者，而事实上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一种重新诠释和创造知识的过程。知识的创造者和讲授者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中立，难以规避其自身的社会背景和特殊价值偏好，因而教师不可能是真理的代言人，也不应被视为是教学过程中的权威，因而知识是动态的开放系统，需要在怀疑和批判中才能真正获得发展。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充分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性特征以及知识传递和传授中主观诠释、体验的重构意义，这对传统的教学观念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更是具有强烈后现代主义色彩，需要进行一场基础性的教学模式改革。伦理的传授和传递与相对客观、中立的科学知识的传授截然不同，其价值色彩浓重，而价值和文化的传授不能强迫而只能是被认同，因而在商业伦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性更弱，只能扮演一种辅助性角色。依照这种理念，未来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应该尝试探索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路径：其一，师生角色转换，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商业伦理教师在商业知识方面具有丰富的积累，但不表明他同时是一位卓越的商业伦理实践者，因而商业伦理教育要破解教师知识权威的代言人角色，主张师生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平等群体中的一员，教师只不过是这些平等者接触商业伦理理论与案例的首席解说者和故事讲述者，同时扮演参考者与协调者的角色。在这种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任务不是单方面的传授，而是通过协商对话启迪或提高学生对商业伦理议题的敏感性。其二，回归事件，还原情境，进行体验式教学。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教学的使命是让知识在回归事件的过程中培养学习者应对生活事件的智慧与能力，教学本质上是师生基于生活事件的互动与交流。因此，商业伦理教育应该把教学视为“即兴创作”“、情境再现”和“社会交往”体验过程，激发学生身临其境、直面利润与伦理冲突的能力，将商业伦理教学视为关于师生关于伦理议题的一种特殊体验技术。其三，启动自主学习机制，商业伦理教学是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构的自组织过程。商业伦理学科知识需要学生在对商业情境的理解中建构伦理的意义以在两难的管理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这本质上是学生对商业知识和伦理知识的文本进行创造性解读和综合的过程。这种教学过程的核心是教师提供启发性的故事和案例、情境，教学主要是学生通过自我理解、自主学习，对商业伦理的知识意义进行主动建构。商业伦理教学本质是教师参与的学生在真实性的任务驱动下进行操作性自我学习的过程，在其间，教师提供有关商业和管理目的的价值观冲突，使学生从各种选择困境中获得情感体验和知识的创造性增长。

四、我国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改革的政策建议

0引言

学术期刊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其编辑出版技术和手段日新月异，学术成果的多媒介融合出版为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快速、有效和多样化的传播平台。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放存取出版、优先数字出版、电子预印本出版等技术为学术成果的传播提供了多种新的选择，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然而，就在期刊编辑出版人员殚精竭虑地创新出版方式、为满足学术传播而砥砺前行时，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却出现了抵制学术期刊的声音。更有甚者，有学者采取各种方式恶搞学术期刊。那么，作为学术期刊编辑出版人员，面对学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态度与行为，需要深刻反思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学术期刊的发展究竟出现了怎样的失误？我们在出版中应该如何改进工作才能满足作者对学术出版的需求？本文基于作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案例，试图揭示学术期刊出版中作者与期刊存在的矛盾，并提出解决作者与学术期刊矛盾的策略，以期引起学术期刊同行的关注，共同为学术期刊的发展出谋划策。

1作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案例

作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实质是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之间矛盾的表现，是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期刊的办刊理念和办刊实践的挑战。根据作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性质，可以将其概括为作者对学术期刊评审制度的抵制和作者对学术期刊出版理念的抵制。

1．1作者对学术期刊评审制度的抵制

同行评审制度是保证学术期刊质量的根本。作者对学术期刊质量的不信任首先指向的是对同行评审质量的怀疑和挑战。Sokal事件是作者对学术期刊同行评审进行抵制的典型例子。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AlanSokal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投稿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审稿人在学术上的诚实性。不幸的是，期刊的五位审稿专家都没有发现这些错误，也没有能识别索卡尔在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文章经审查后被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轰动。虽然Sokal事件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科学的戏谑与挑战，但是，这一事件直接的后果是损害了学术期刊在公众中严肃性、客观性的形象。事实上，研究人员对学术期刊进行恶搞和挑战并不是个例。恶搞论文的事件已经被多次报道。例如，据《中国科学》报道，早在2005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明了SCIgen软件，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期刊和会议对机器发明的毫无意义的论文的识别能力，以期刊和会议作为娱乐和嘲讽的对象。SCIgen生成的这些恶搞论文对学术期刊和会议的同行评审制度造成了极大的挑战。据报道，傅立叶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Cy－rilLabbe收集了2008～2013年世界顶级出版社出版的30多本论文集中计算机生成的论文共120多篇。其中，Springer出版的论文中有16篇，IEEE出版的论文中有100多篇。这些大量存在的恶搞论文的被报道，证明了世界顶级学术期刊同行评审中的漏洞，也揭示了作者对学术期刊的抵制态度和嘲弄诋毁学术期刊的行为。

1．2作者对学术期刊出版理念的抵制

1高校抓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既是先进文化传播的中心又是先进思想的交流中心。大学生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的人才强国战略的中坚力量。目前，社会上假冒伪劣产品频出、食品安全危机日益严重、社会责任感缺失等现象层出不穷，更需要具有道德和责任感的优秀员工和有良知和底线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高等院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学生在校园里是学生，一旦进入社会成为企业的员工，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需要大学在日常的生活管理中和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建立专门针对大学生的商业伦理道德教育体系，帮助学生建立职业道德思想，培养学生的正确择业观念，养成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

2商业文化伦理教育课程与实践环节设置

首先，在各门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强调各种职业岗位需具备的标准和准则，使学生在感知实践的过程中，将遵从市场规则变成一种文化自觉性。其次，要专门开设文化伦理类课程，如商业伦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等课程，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未来相关岗位的职业道德要求。具体课程设置如下：

（1）通过开发具有文化传承功能的特色课程，如“商业文化伦理”，此类课程应当结合学校所处的地域特点和当地的经济环境，通过编写配套教材，强化商业文化伦理教育，在课程中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观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营销价值观和培养学生优良的素质。所谓的优良的素质包括职业道德、科学知识、素质、审美观点、劳动技能等方面。这些需要在大学生四年的学习生活中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够深入学生的思想中，进而引导他们的行为。

（2）“商业文化伦理”课程还可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讲授。专题的内容包括：商业文化伦理的形成与演变，成功企业的文化伦理特点，产品因素中的伦理问题、渠道竞争中的伦理问题，营销竞争中的伦理问题，服务营销中的伦理问题等等。商业文化伦理所涉及的内容应该贯穿在营销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实际的企业营销管理实践中，有关于营销管理的环节确实需要高素质、高品德的管理人员承担社会责任感，树立榜样，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所以可以以专题的形式，将“商业文化伦理”研究的问题融合到营销管理的方方面面，培养学生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以道德为准绳、以法律为准则、保持道德底线、不弄虚作假，这种企业人才才能够真正的给企业带来利润和长久的发展。

（3）针对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设立专门用于培养大学生的“抗压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的特色课程。同时大力支持营销专业的学生参加营销技能训练、口才能力培养训练、挫折训练。对于企业针对大学生设立的各种技能评比和营销大赛更要积极参与，让学生在大学阶段就能够具有自主学习、创新、团队合作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很多企业都反映招进单位的营销专业毕业生，学习能力很强，但道德品质欠缺，如离职后带走客户资源，甚至向竞争企业泄露企业的经营机密；更有甚者，离职时带走产品销售货款。从大学校园走出去的营销专业毕业生普遍存在适应能力差、抗压能力差、心理承受能力差、在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挫折后很容易放弃，不愿意再去尝试的现象。而这些表现恰恰是企业最忌讳和反感的。所以要满足企业对营销人才的要求，就必须在大学教育阶段就开始着重培养营销专业学生的心理素质、抗压能力、与人交往沟通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等。这些能力的培养绝不能仅仅靠书面和课程的培养，而是需要将学生推向实践环节，多和社会接触和企业接触，通过营销类的竞赛活动培养学生的抗压、抗挫折能力。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商业管理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代的商业管理和电商、物流密切相关。因此高职院校新商科在培养人才方面，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商业经营能力，还要培养学生交流、沟通能力，以及计算机操作运用能力。新的商科教育方式，也给高职教师带来了新挑战。

关键词：新商科；高职院校；师资力量

1高职院校新商科教育

高职院校培养的是服务于社会的实用性人才，在商科培养方面，传统的培养模式是培养金融、会计、市场营销等专业学生。这种培养方式在我国高校中已经持续多年，有些学校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商业活动也开始了革命。在电商出现之前，购物只能在本地各家店铺进行，但电商的发展，方便了人们购物，不仅节省了时间，还扩大了购物范围，电商营销范围包括了生活中的衣行住行多方面，大到冰箱，小到茶杯，都可以在网上购买。人们甚至可以国外购物。因此，尽管电商也有自己的不足，例如对各种购物体验无法满足，但仍然受到大众的欢迎。电商的出现，使得传统的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冲击，传统的商业活动在营销时注重服务，营销者需要掌握顾客心理，通过顾客的表现来推销自己的产品。但电商的出现，却颠覆了这个传统。购物者与营销者是通过文字交流来进行贸易的。营销者不仅要熟悉自己的产品，还要用文字向购物者介绍使用方式、注意事项，连售后服务也是文字交流。所以新商科不仅需要掌握商业知识，还需要掌握文字使用能力、沟通能力、伦理学、美学等多方面知识。因为电商的发展，竞争比传统的实体营销更加激烈，顾客在网上挑选商品的机会更多，如果在交流中，营销者回复慢了几分钟，就会导致顾客流失。营销者不仅要和顾客沟通，还要选择合适的物流，才能保证商品准时到达，因而电商时代的营销者压力更大。在经济方面，网络化也改变了传统模式，现在金融活动大多是在网络进行，连人们的付费方式也从现金支付转为网络支付。新的经济模式、营销模式，催生了新型商科教学的产生和发展。

2高职院校新商科教育面临的师资问题

作为服务社会型的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方式是走在科学前端，为社会不断输送最先进的人才，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就是要有雄厚的师资力量，教师必须要走在社会发展的前沿，培养的学生才能够适应社会需要。但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教师却明显不符合这个条件，目前的高职院校教师一部分是传统的老教师，掌握的是传统商科教学理论，对于新商科教学理念掌握不够；而新教师却是接受传统商科理论的毕业生，他们刚走出校门，没有丝毫社会生活经验，更没有电商经营方面的经验，因此在教学中还只能按照传统的教学理论进行教学，这就严重落后于时代。在教师待遇上，很多高校的制度严重滞后，当前的教师在稳定自己的职业方面，主要是通过评职称的方式，而评职称并没有将联系生活实际、提高创新能力作为激励手段，因此教师在教学之余，并没有将适应社会需求当成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来看待，失去了创新和实践的动力。另一方面，很多有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常常因为只有实战经验，由于学历低，也无法走上高职院校的讲台来传授自己的经验。这样就形成了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现象。学生在校学习花费了大量时间，但走上社会却没有多大实用性。这种实践和理论分离的教学方式严重影响了新商科教学效果。

3提高高职院校师资力量的途径

摘要：外语课程实施课程思政是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商务英语专业要在语言技能、商务知识的训练的同时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以实现培养具有扎实英语语言基本功及商务专业知识、良好人文素养、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目标。作为专业核心课，《综合商务英语》从提升教师素养、提炼思政内容、开发思政资源、设计教学活动四方面作为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开展思政教育工作，以期促进商务英语人才树立四个自信，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课程思政；隐性教育；人文素养；商务英语

外语教学是大学生接触外国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但有时学生会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迷失方向。因而，外语教师在帮助学生学会使用语言工具的同时还要引导学生明辨是非，正确辨析西方意识形态［1］。与传统外语专业相比，商务英语专业更突显语言、跨文化、商务的综合性，更强调学生世界环境认知度、国家政治敏感度、中外文化认可度、商业道德以及理性思维的培养。因此，利用各门专业课程加强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刻不容缓。

一、《综合商务英语》实施课程思政的优势

（一）课程目标契合思政育人目标。课程思政强调所有课程都要围绕“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课程目标，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春风化雨和潜移默化，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立体化“教书育人”的新格局［2］。《综合商务英语》（以下简称本课程）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即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要求学生掌握英语国家文化知识、跨文化知识和商务文化知识，为下一步学习商务英语专业课程打下基础。本课程通过理论知识、课堂辩论、角色扮演、案例分析、项目报告等方式，训练学生交际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促使学生为以后的商务工作打好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并兼顾商务专业素质与人文素养的同步提升。由此可见注重知识、能力、素养培养的课程目标与思政育人目标步调相一致［3］。

（二）课程属性利于隐性教育发挥。作为商务英语专业的核心必修课程，《综合商务英语》在专业课程体系中所占课时最多，每学期64学时，共256学时，且教师多采用英语实施面授，师生、生生直接接触，有助于教师开展各项教学活动。此次研究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所有学生对本课程的授课及学习情况表示满意，愿意积极配合教师完成学习任务。课时长、互动多、满意度高的课程属性皆为长期“渗透式隐性”思政教育创造了便利条件，有助于教师从语言、行为、思想、素养方面对学生产生影响。“隐性教育”这个概念发端于1968年美国教育社会学家杰克逊（P·W·Jackson）在其专著《班级生活》（LifeinClassrooms）一书中关于学校潜在课程（hiddencurriculum）的研究。隐性教育指的是学校情景内进行和发生的，相对于明确陈述和预先计划的显性课程而言，处于隐蔽状态的教学内容［4］。相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商务英语》作为语言课，将思政教育融入在主题凝练、案例故事、小组讨论、课后作业等形式中，可实现“潜性”“柔性”育人作用。

（三）课程内容蕴含思政元素本课程选用新世纪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系列教材中的《商务英语综合教程》。教材中的单元主题明确，紧扣社会话题，文体多样，文章语言精练，思想内涵深刻，充分反映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涉及中外文化、商业道德、企业职责、科技创新、社会保障体系、幸福观等话题，为挖掘思政元素提供良好素材。

作者：倪琳 单位：上海商学院东方财富传媒与管理学院

商务传播学是一个古老却又年轻的学科。称其古老，原因在于人类的第一次商业交换，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就离不开沟通与交流。有学者还指出，人类最早的媒介工具文字是由于交易记账的商务需要而产生的。在古今中外的商务实践中，传播一直伴随其间。称其年轻，是指由于商务活动在新技术、新媒体的推动下，呈现出全新的业态与格局，改变着传统的商业传播环境。美国商务传播学有着七十多年的历史，相对于我国有较为成熟的系统。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商务传播学发展概况及趋势进行的研究，为我国商务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一、研究性组织

美国商务传播学的建立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立之初，商务传播学的主要内容是商业写作。例如，1936年正式成立的学会组织被命名为“商业写作大学教师协会”（AssociationofCollegeTeachersofBusinessWriting，ACTBW），以伊利诺伊州大学为大本营，共有会员七十二名，除了一位来自加拿大，其他全部是美国人。次年改称为“美国商业写作协会”（AmericanBusinessWritingAssociation，ABWA）。随着时代变化与知识更新，商务传播的研究性组织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演变。第一次是1969年更名为“美国商务传播协会”（AmericanBusinessCommunicationAssociation，ABCA），其原因是60年代之后，人们对商务传播学的研究兴趣迅速扩大，超出了单纯的商业写作的范围，朝着口头演讲、商业谈判、非语言传播等方面发展。第二次是1985年确定为“商务传播协会”（AssociationforBusinessCommunication，简称ABC），其原因是协会成员越来越国际化，并且随着跨文化传播与跨国商业活动的兴起，协会原有的“美国”不再适合商务传播研究的趋势。现如今，ABC演变成为致力于推进商务传播的研究、教育与实践的国际性组织。据1995年的统计，ABC的会员达到一千三百个，遍布世界各地。会员构成在ABC的发展史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68年，此时的会员平均年龄四十八岁，主要是有英语教育背景的写作人员，和擅长于英语写作的商务咨询人员、商务工作人员。第二阶段始于1985年，经过约二十年的发展，会员成员中来自实践领域的商务工作人员人数激剧下降，取而代之是受过学术训练的高校教学人员，他们具有较强的学术写作与研究能力，并且定期发表学术类论文。ABC会把这两个阶段的交替称为“业者向学者的转变”（fromapractitioner／consultant／instructormodelintotheacademicmainstream）。第三阶段始于1993年，ABC越来越倾向于吸收具有博士学位的会员，希望借助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升商务传播学的学术地位与学科价值。可以说，ABC追求学术性研究方向更加明确。第四阶段即进入2008年后，虽然美国商务传播学80％设在商学院，但具有博士学位的会员98％的专业背景主要是英语、传播学、大众传播、新闻，传播学对商务传播学学科建设影响力上升。现在商务传播协会下面有两个学术期刊《商务传播季刊》（BusinessCommunicationQuarterly，BCQ）与《商务传播》（JournalofBusinessCommunication，JBC）。

BCQ创办于1937年。早期BCQ作为ABCA的新闻公告（Bulletin）出现，直到1994年才更名为BCQ。BCQ的宗旨是“致力于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商务传播学的教学工作”，主要讨论课程设置、课时计划、课堂教学、多媒体教学、经验总结、教材编写等。JBC创办于1963年，其初衷是对BCQ的补充，将研究的视野扩充到商业写作、写作技巧之外，提高商务传播研究的学术性与理论水平。正如ABC网站上对JBC的定位所言，“JBC将通过行政学、管理学、人文艺术学与社会学等路径促进商务传播学变成一种独立的、有特色的、多层次的学科。”ABC作为一个学会组织，较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商务传播学的实际水平与整体状况。它是美国商务传播学发展的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与保护者，是美国商务传播学生存与壮大的核心阵地。具体而言，ABC主要在七个方面发挥其影响力：培训教师；制定课程、教学计划，以及申报博士学位；推动商务传播学的国际交流；提供商务传播的实践机会；发出本行业的专业声音；一个学术研究的家园；促进研究水平的提高。ABC通过学术会议、会员网络、专业期刊、出版物等多种形式使商务传播学获得学科身份，并保持一定的学科独立性。与此同时，ABC作为研究性组织长期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提高商务传播学学科的研究能力，因为自从正式确定为ABC之后历任学会会长达成共识：研究是学科成熟的关键之路（Researchisthekeytomaturingasadiscipline）。

二、大学课程设置

商务传播学作为一门正规的大学课程诞生于美国，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形成高效灵活的传播与沟通能力。商务传播学早期的形成根植于商业信函、备忘录、报告的写作技巧与修辞手法的训练之中，重点强调商业领域中各种文书的语言、文字、格式等问题，所开设的课程一般隶属于英语学系。美国商务传播学界一般称这个时间段为“规范期”（formativeperiod）。随着商业信息传播环境的改变，仅局限于商务英语写作的商务传播学课程显得过于单薄狭窄。为了适应新兴的商务实践，商务传播学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地扩充，内容涉及到经济、文化、伦理、法律、传播、媒体技术等各个相关的领域。现在美国商务传播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需要通过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的定位，教授学生适应日益复杂多元与全球化的商业交流环境，主要包括学会使用新技术与新媒体，此外是学会与不同语言、文化与情境的人进行互动。目前，商务传播学所开课程与教师的60％在商学院，16％在英语系，11％在传播系。虽然美国院校对于商务传播学的课程设置各不相同，各有重点，但课程内容大致可由五个部分组成。#p#分页标题#e#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过程中撰写的一篇论文，同时也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这篇论文写于1873—1886年，尽管距今已有100多年，又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但却是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较为系统的阐释，尤其是揭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中所蕴涵的人—自然—社会的多元伦理关系以及由此阐发的生态伦理观，对于我们认识“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当想什么?”“我能期待什么?”以及“人是什么?”这些由康德提出的悬而未决的一组问题进而建构生态伦理学，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劳动与人的手、足、脑、语言以及伦理关系的产生   恩格斯首先从批驳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指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这就表明，与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只看到劳动—财富这对经济关系不同，恩格斯揭示了这对经济关系中蕴涵的劳动—自然—人—财富多元的生态伦理关系及其辩证法。接下来他着重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系统地考察了“劳动”如何“创造了人本身”，以及人—社会伦理关系何以产生。   1.劳动促进人的手、足及其他机能的演变   在几十万年以前，地质学家称之为第三纪的某个时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生活着一种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这些类人猿，也许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和脚从事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恩格斯认为，“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②。因为直立行走有利于类人猿手和脚的分工，让手“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③，比如摘取和拿住食物、在树林中筑巢、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尽管这些动作最初只能是非常简单的，但当“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时，从猿转变到人的历程便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因为“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④。恩格斯认为，猿手转变为人手，完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⑥由于劳动，手必须与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这样便引起肌肉、韧带的发展，经过更长的时间亦引起了骨胳的发展并且被遗传下来，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又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进而人的手才达到现在这样高度的完善。恩格斯不仅阐释了劳动对手的肌肉、韧带甚至骨骼的影响，而且还根据达尔文提出的“生长相关”律，即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相联系的，揭示了手的演变不是孤立的。因为手“仅仅是整个极其复杂的机体的一个肢体。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利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⑦，而且两者相互作用。这样恩格斯就将人的手足的演变与人的机体其他部分的相应演变联系起来。在方法论上，他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运用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揭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对于人的手足的演变以及人体其他部分机能演变的作用。   2.劳动促成语言产生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演变   恩格斯指出，尽管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而人作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⑧，显然不可能从猿类祖先直接发展而来。这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那样，“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⑨。作为动物的类人猿“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随着手的发展，人通过劳动而开始建构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都会扩大人的眼界，在自然对象的探索中不断地发现新的属性。与此同时，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而开始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及其交往方式。人在劳动交往与合作的活动中，“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①。这一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人逐渐学会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语言产生了。因此，“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②。恩格斯还从动物与动物、人与动物交往方式及其比较中进一步说明语言产生的作用。他指出，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信息。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因为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而感觉到是一种缺陷。然而，如果经过人驯养的动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是这样敏锐，以致它们在自己想象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容易地学会懂得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依恋、感谢等等表现感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这说明，语言不仅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和伦理关系，而且也能促进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交流。   3.劳动与人脑的演变、感觉器官的完善以及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发展#p#分页标题#e#   恩格斯认为，正是在劳动和语言这两个最主要因素的推动下，猿脑就逐渐地变成人脑。尽管后者和前者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后者远远超过前者。③随着脑的进一步发展，人的感觉器官也逐步发展起来。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使得听觉器官相应完善一样，脑的发展则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同时进行的。④脑及其相应的感觉器官的发展使人愈来愈具有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这反过来又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没有因人最终同猿分离而停止，而是大踏步地前进了。而社会的出现使得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二、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与多元伦理关系的形成   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根本区别是劳动，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⑤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发生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使人的需要与活动方式多样化，而且形成了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多元伦理关系。然而，随着劳动本身向脑力劳动发展，尤其是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使人产生了认识的误区，进而产生了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   1.劳动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的变革   恩格斯认为，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⑥。那么人类最早制造的工具是什么呢?根据当时所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同时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打猎和捕鱼的工具，它们同时又是武器。   首先，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猿转变到人的重要的一步———食物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可食用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愈来愈多，食物愈来愈复杂，进而输入身体内的材料也愈来愈复杂;二是从只食用植物转变到同时也食用肉。   其次，人通过自己制造的工具打猎和捕鱼，就可以食用更多的肉类食物，从而为其超越动物界奠定了生理基础。一方面，这些肉类食物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另一方面，食用肉类食物可以缩短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植物性过程的时间，因而便“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愈远，他超出于动物界也就愈高”①。既吃植物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   再次，在恩格斯看来，最重要的是食用肉类食物对于脑的影响———脑因此获得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人的脑就能在人类一代一代繁衍的过程中，更迅速而完善地发展起来。讲到这里，恩格斯不无调侃说:“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原谅，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②   最后，食用肉类食物引起了两种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一是火的使用，由于为人提供了几乎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这样就使得消化食物的过程大大缩短;二是动物的驯养，使得人类的肉类食物更加丰富，因为它和打猎一起开辟了新的更为经常的食物来源。从养分来说，动物的驯养还供给了至少和肉相等的乳制品等新食物。恩格斯认为，“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③。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发生变革。前者表现为人类食物结构的变化与发展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进而促进了脑髓的发展;后者则表现为正在形成中的人及其自身自然的变革使其远离了植物界，也超越了动物界，进而引发了人与植物、动物关系的变革:从单纯的食用相关植物到有意识地种植相关植物，从与动物为伍到打猎和驯养动物。这不仅导致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食物结构的变化、消化系统的变异，而且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由无意识地适应自然状态，转变为一种有意识地改造与被改造、控制与被控制的伦理关系。   恩格斯在文中这样描述了猿群在食物方面对于自然的无意识适应:“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区内的食物吃光。它们为了获取新的食物地区而进行迁徙和斗争，但是除了无意识地用自己的粪便来施肥，它们没有能力从这块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可能占据的食物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④不仅如此，在食物结构的变异中，动物也是出于无意识的被动适应:“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⑤他把动物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滥用资源”。他认为，这种行为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进了类人猿转变成人。“因为它逼迫着动物去适应和平常吃的不一样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液就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⑥而那些无法改变食物结构的动物就灭绝了。恩格斯明确指出，动物这种无意识的改变和被动适应还不是真正的劳动，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因为“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⑦。为此，人们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改变了它们的模样，甚至已认不出它们本来的面目。这种劳动不仅使人对自然有了更强的适应性，而且使人改造自然的活动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工具越来越多样化，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进而形成了越来越多元化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   2.劳动促使人的需要与活动方式多样化以及伦理关系多元化   恩格斯指出，劳动不仅使人学会了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而且也使人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这样，人就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在他看来，“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做的动物”①。对于其他的动物而言，尽管它们也能习惯于各种气候，但它们或者靠本能无意识地适应气候变化，或者由于被人驯养而跟随人生活。#p#分页标题#e#   劳动使人从物种关系方面获得提升。当人们从原来居住的较为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寒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冬夏两季的地带，或者从较为干燥的地带，迁移到较为湿润的地带，这样，为了抵御寒冷或者潮湿，人就产生了新的需要:住房和衣服等。而新的需要引发了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人在其物种关系方面愈来愈远离动物。   劳动使得人与自身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手和脑只有“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②。一是随着人们需求增加，劳动不仅在时间上“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③，而且在空间上范围不断扩大，活动的领域日益多样化。这样，劳动除了最早产生的打猎和畜牧外，后来又有了农业，其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等。二是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出现了艺术和科学。这意味着劳动本身由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开始向脑力劳动发展。三是随着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④。这不仅意味着劳动本身向脑力劳动发展，而且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发展。   3.脑力劳动的发展使人产生了认识的误区   恩格斯清晰地看到，随着脑力劳动的发展，尤其是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⑤。特别是在原始社会后期(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的劳动。随着文明的迅速推进，人们产生了一种误认:“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⑥人们常常把文明的迅速推进完全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从古代世界到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一直统治着人的头脑。由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甚至连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也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⑦。   恩格斯接着从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方法论视域，指出了上述误区的认识论根源:“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东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阻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⑧他还通过分析动物与环境、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其相互作用。恩格斯指出，尽管动物不如人所做的那样，但是它们也通过它们的活动而改变外部自然界。同时，由动物改变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先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起变化。而“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⑨。   三、基于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反思的生态伦理观   恩格斯通过分析人的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反思其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源及深层的唯心主义方法论与认识论根源，提出了以历史唯物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以及超越历史上生产方式处理人—自然—社会关系的局限的生态伦理方略。   1.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   恩格斯通过将动物的计划性与人的计划性加以比较指出，这两者的本质区别是劳动。尽管动物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在哺乳动物那里，这种计划性则已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人们在猎狐时，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地形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它们“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①与此同时，恩格斯指出了人的劳动计划性的内在悖论。尽管人“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与动物相比，人由于劳动———有计划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远远超过了动物基于本能的有计划的活动，然而，人的这种劳动的计划性在时间上蕴涵近期(或者短期)与长期的悖论;在空间上蕴涵局部与整体的悖论;在认识维度上蕴涵特殊与普遍、单一与多元的悖论。恩格斯以具体的实例生动地说明了上述悖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尽管他们的确在短期内得到了其想要的耕地———局部的、特殊的、第一目标实现了，但是他们却破坏了这些地区长远的、整体的普遍性的生态平衡———这些地方由于他们的作为，失去了森林，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进而在今天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   2.悖论的反思与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   恩格斯不仅进一步揭示了上述悖论存在的普遍性，而且通过反思提出了以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生态伦理观。他列举了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由于砍伐松林，摧毁了其所在区域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进而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但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元性，其中包括人—地(山)关系、人—林关系、人—畜关系、人—水关系、人—植物及其病虫害关系等。③同时这些多元关系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一旦其中一种关系被破坏，就会产生类似“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不仅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同时也危及作为自然产物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由此，恩格斯从人与自然密切联系的多元伦理关系中警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在这里，他反思了上述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据:其一，“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统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二，未能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恩格斯生态伦理观的深刻性就在于进一步反思了上述两者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根源———古典时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唯心主义观念。②#p#分页标题#e#   如何才能超越上述悖论呢?恩格斯认为，一是我们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19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因此，人们愈会重新感觉到，同时也认识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性，进而处理好人—自身—自然的伦理关系。二是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因为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要比处理好人—自身—自然的伦理关系复杂得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③。他以上述列举的马铃薯以及随它而来的瘰疬症的传播作为案例展开分析。他认为，尽管传播栽种马铃薯带来了瘰疬症的传播，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低到吃马铃薯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影响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受病害的缘故发生了，饿死了100万吃马铃薯或以吃马铃薯为主的爱尔兰人，并且有200万人逃亡海外。和这种饥荒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接着他又列举了近代地理学的伟大成果———哥伦布发现美洲———所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17世纪和18世纪物理学和动力技术的革命———蒸汽机的发明———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伦理效应: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④，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⑤。对于这一阶级斗争，恩格斯坚信，“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⑥。但是，他也意识到，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必须“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⑦。   3.超越历史上生产方式处理人—自然—社会关系的局限的生态伦理方略   恩格斯回顾了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方面，“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⑧。就原始的土地公有制而言，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们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则有一定的剩余的可用土地，进而为应对这种原始经济的不虞灾祸提供了一定的活动余地。但是一旦其剩余的可用土地用尽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其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因此，恩格斯指出，“只要生产不局限于被压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①。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这成为其行为的唯一动力。甚至连其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也已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   在这里，恩格斯阐释了历史上处理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三种生产方式下的三种逻辑:(原始社会)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们发展程度的逻辑、(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利益成为生产推动因素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运作逻辑。事实表明，这三种处理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逻辑都无法超越上述生态伦理悖论，甚至还会加剧这些悖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多数情形下，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协调，变成二者的绝对对立。不仅如此，劳动者丧失了财产，而同时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即便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主要只研究人在生产和交换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可以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②。由此，恩格斯指出，要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仅仅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③。   四、恩格斯劳动视域中的生态伦理观的几点启示   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尽管是一篇没有完成的论文，但毋庸置疑，它是一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④。然而，尽管他们深谙“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⑤，但由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哲学，因而没有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没有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后来马克思恩格斯都由于领导工人革命，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一直没能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发，而恩格斯这篇论文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人类发展史、自然史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了“劳动”如何“创造了人本身”，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何以产生，进一步论证了“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⑥。这填补并完善了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p#分页标题#e#   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相互联系的方法论，以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为研究主线，论证了劳动何以促进了人—自然—社会多元伦理关系的形成，以及对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多维度的影响。恩格斯首先肯定了劳动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因而“创造了人本身”，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⑦同时他反驳了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阐述了劳动和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⑧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人的劳动计划性的内在悖论:在时间上蕴涵近期与长期的悖论;在空间上蕴涵局部与整体的悖论;在认识维度上蕴涵特殊与普遍、单一与多元的悖论。因此，他警示道:“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实际上，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有相关的思想，他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②只不过马克思是以一种人本主义诗意般的哲学思辨语言进行阐释，而恩格斯的告诫则是基于历史唯物辩证法和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哲学论证。这对我们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通过反思人的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源及其深层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根源，提出了以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恩格斯意识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协调人—社会的伦理关系，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复杂。这种复杂性在当代表现得日益明显，正如阿多诺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支配自然上的进步或许正日益促成那种据说这种进步会保护人类免遭的灾难，或许正在编织社会粗鄙地长成第二自然”③，其结果却越来越表现为主体的人自身的自我沦丧，同时人的生存条件越来越转变成一种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且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恩格斯回顾了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方面的三种逻辑。事实表明，这三种逻辑“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④为了超越这三种逻辑的局限，他提出了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方略: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预见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行为的比较远的自然—社会影响，仅仅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⑤。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变革，产生的新型的社会生产组织及其生产方式才能实现人的“第二次提升”:“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⑥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将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和可能。他乐观地预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人们自身及其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   尽管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的思想距今已有100多年，但是在当前全球化、市场经济、高技术信息化的条件下，重温其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生态伦理学，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SCI

(ScienceCitationIndex,SCI)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1961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其中以SCI最为重要。SCI是一部国际性的检索刊物，包括有：自然科学、生物、医学、农业、技术和行为科学等，主要侧重基础科学。所选用的刊物来源于94个类、40多个国家、50多种文字，这些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加拿大等，也收录一定数量的中国刊物。SCI选择期刊比较科学，它运用引文数据分析和同行评估相结合的方法，充分考虑了期刊的学术价值，在选用的3400余种期刊里包含了国际上较为重要的期刊。它所择取的80万条论文，可以说是集各学科之精萃。因而，它成为国际公认的反映基础学科研究水准的代表性工具。并将其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的多寡，看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及其科技实力指标之一。SCI检索系统历来成为世界学术界密切注视的中心，争相角逐的焦点，世界公认的文献统计源。SCI的这些优点对科技工作者查阅最新文献、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科研立项以及在具体的课题研究时及时了解国际动态都有很大帮助。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南京大学最先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不现实。

二、EI

《工程索引》（TheEngineeringIndex，简称EI）创刊于1884年，是美国工程信息公司（EngineeringinformationInc.）出版的著名工程技术类综合性检索工具。EI每月出版1期，文摘1.3万至1.4万条；每期附有主题索引与作者索引；每年还另外出版年卷本和年度索引，年度索引还增加了作者单位索引。收录文献几乎涉及工程技术各个领域。例如：动力、电工、电子、自动控制、矿冶、金属工艺、机械制造、土建、水利等。它具有综合性强、资料来源广、地理覆盖面广、报道量大、报道质量高、权威性强等特点。Ei公司在1992年开始收录中国期刊。1998年Ei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Ei中国镜像站。为了让中国用户与全球用户同步使用EV2数据库，EI公司近期将实施EV2中国用户的平台转换工作。转换时间是2011年4月27日，平台转换后，现有成员将全部通过国际站点访问EV2数据库，清华镜像站点将停止使用。届时如用户仍登录原镜像站点，将会有弹出信息提醒用户使用国际站点。2009年以前，EI把它收录的论文分为两个档次。1、EICompendex标引文摘（也称核心数据）。它收录论文的题录、摘要，并以主题词、分类号进行标引深加工。有没有主题词和分类号是判断论文章是否被EI正式收录的唯一标志。2、EIPageOne题录（也称非核心数据）。主要以题录形式报到。有的也带有摘要，但未进行深加工，没有主题词和分类号。所以PageOne带有文摘不一定算做正式进入EI。金属工艺、机械制造、土建、水利等。它具有综合性强、资料来源广、地理覆盖面广、报道量大、报道质量高、权威性强等特点。Ei公司在1992年开始收录中国期刊。1998年Ei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Ei中国镜像站。为了让中国用户与全球用户同步使用EV2数据库，EI公司近期将实施EV2中国用户的平台转换工作。转换时间是2011年4月27日，平台转换后，现有成员将全部通过国际站点访问EV2数据库，清华镜像站点将停止使用。届时如用户仍登录原镜像站点，将会有弹出信息提醒用户使用国际站点。2009年以前，EI把它收录的论文分为两个档次。1、EICompendex标引文摘（也称核心数据）。它收录论文的题录、摘要，并以主题词、分类号进行标引深加工。有没有主题词和分类号是判断论文章是否被EI正式收录的唯一标志。2、EIPageOne题录（也称非核心数据）。主要以题录形式报到。有的也带有摘要，但未进行深加工，没有主题词和分类号。所以PageOne带有文摘不一定算做正式进入EI。EiCompendex数据库从2009年1月起，所收录的中国期刊数据不再分核心数据和非核心数据。EI对稿件内容和学术水平的要求：

1、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的工程论文,包括的学科有:

——机械工程、机电工程、船舶工程、制造技术等；

——矿业、冶金、材料工程、金属材料、有色金属、陶瓷、塑料及聚合物工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