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贸易论文范例

摘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国际市场的稳定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更多机遇和挑战。国内很多企业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力，提高自身经济效益，开始向国际贸易业务方向发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由于国际物流成本的增加使企业支出成本越来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国际物流成本的分析，阐述国际物流成本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针对物流成本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为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带动企业经济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

国际物流成本；国际贸易；影响；控制措施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带来的影响力越来越越大，为了适应社会发展潮流，我国加快国家化进程，全面发展国际贸易，为带动我国社会经济，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国际物流业向前发展。一般而言国际物流业务主要包括：运输、物资管理、消费、派送等消费费用，它作为企业对外贸易中重要的支出部分，对于企业发展都造成重要的影响，高额的物流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降低物流成本，成为促进企业对外发展，全面带动国际贸易进程的重要因素。

一、国际贸易物流成本包含的内容

【摘要】论文主要对企业如何规避国际贸易风险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与研究，首先对国际贸易风险进行了详细概述，然后对国际贸易中的预见进行了分析，主要是2种风险：需求风险和价格风险，最后对如何规避国际贸易风险提出了几点措施。

【关键词】国际贸易；风险；价格；企业；预见；规避

1引言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迈开了历史性步伐。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据2018年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可知，我国国际贸易总额为30.51×1012元，排名全球第一，并赶超了美国。但是，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量的逐年递增，国际贸易的竞争也在日益加剧，加上各国的法律、市场环境、民俗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使得国内的很多企业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遇到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如价格风险、需求风险等。如果企业不能有效地预见和规避这些风险，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从而严重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1,2]。因此，如何有效地预见和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2国际贸易风险概述

国际贸易风险是指在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我国从事对外贸易的相关企业通常会面临很多风险。国际贸易风险主要有3种特征：①客观性。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操作存在一定的问题、认识不足和信息出现错误等，使得国际贸易存在一定客观性，风险是必然存在的，同时也是在所难免的。②相对变化性。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人文、宗教以及法律法规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以及道德水平也不尽相同，使得国际贸易风险存在一定的相对变化性。③无意识性。一般而言，国际贸易风险存在一定的无意识性，不随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改变，很多因素都会导致国际贸易风险的产生。因此，从事对外贸易的相关企业必须对国际贸易风险的上述特征、形成规律、预见以及规避的措施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进而才可以减少国际贸易风险发生的概率，从而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3国际贸易风险的预见

一、加大校内实践投入，建立国际商务专业专用实验室

让学生在结束相关理论课程时，立即转化为实际的操作能力。对于新专业，相关学校应该投入大量的新专业建设专项经费来强化校内实践环境。校内实践主要是利用IT技术，提供较真实的场景模拟，让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完成相关业务，使学生对国际商务活动产生真实感受，快速提高实践能力。相对于校外实习来说，校内实践可以由校方单方决定，而不用受制于企业。研发或购买相关模拟软件，让每个参与实验室国际商务活动模拟实践的学生都将按照实习计划扮演进出口业务流程中的不同当事人，从而共同组成了模拟贸易环境。

学生通过模拟实践中相互竞争和协作的角色扮演，模拟面对出口商、进口商、供应商和银行的日常工作，达到熟练掌握各种业务技巧，感受到客户、供应商、银行和政府机构关系，从而熟悉国际商务中的物流、资金流和业务流的运作模式等国际商务活动的全过程。

二、突出角色模拟和综合能力训练

国际商务活动实践是一个综合性的实践，它融合了商务礼仪、外语、国际贸易实务等各方面的知识。学生在模拟国际商务谈判前要做好充分的分组和详细分工的安排，要求其了解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商务礼仪。各司其职，使其能够较专业地完成相应的角色任务。在角色模拟中运用国际贸易知识判断需要谈判的价格、付款等各方面情况。通过校内实践，提高学生的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协作能力等综合能力。

三、定期举行国际商务技能比赛激励学生

进行国际商务专业实践技能的比武，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还可以让学生明白自己所学专业的实践技能水平，为今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例如，在商务谈判教学实践中，将教学模拟和开办学生专业技能比赛相结合。每年举行一次商务谈判比赛，这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举办商务谈判比赛的方式，可以使学生更重视教学实践，防止教学实践流于形式。

[摘要]新疆处于“一带一路”中心地带，是重要边境省份。借助边境贸易方面的资源优势，整合社会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投入，获取了更多的发展驱动力。本论文以2001-2019年的新疆边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代表数据，用ADF单位根、最小二乘法、Granger检验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疆边境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为，边贸进口额的促进水平不如边贸出口额。最后，结合新疆边境贸易对新疆经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和检验结果提出了促进新疆边境贸易发展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新疆；边境贸易；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边境贸易是个特殊的贸易形式，是衡量沿边开放成效的重要指标，有利于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巩固和睦友好的外交关系。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明显，而对于边境贸易的研究更着重于国家战略和地缘战略的研究。因此，国内外学者也开始从边境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入手，通过各种方法检验了边境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学者对边境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结果如下：徐楚乾以新疆塔城地区巴克图口岸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广西东兴口岸现状及发展历史，借鉴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及解决方法，针对新疆塔城地区巴克图口岸现状与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张希平定量分析云南地区边境贸易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表明边贸促进云南地区经济发展，但依旧存在影响边贸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并提出了结合边境贸易优势，借助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建议。矫德阳以黑龙江省边境口岸绥芬河市为例,采用计量软件对边境贸易总量对GDP变化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对外贸易的发展与GDP变化有相关性,其中一般贸易的显著性比边境贸易显著。张宏昊等人利用贸易数据分析西藏边境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二者的关系,得出西藏边境贸易对西藏经济增长有正相关性。王垚等认为，边贸对边疆地区GDP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相比投资等经典要素，边境贸易的影响力度不太理想，作用还是较弱。国内大部分边境贸易对地区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以上不同的结论，部分学者比较赞成边疆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助推地区经济发展。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虽然边境贸易在GDP所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够明显，远远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主要是因为各研究地区具有独特地理环境、地源特征等。

一、新疆经济增长与边境贸易发展现状

（一）新疆经济发展状况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核算结果，2019年全区实现GDP为13597.11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981.28亿元，同比增长17.1%；第二产业总增加值4744.4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7071.85亿元，同比增长26.64%。

（二）新疆边境贸易发展状况

摘  要：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本文从中日两国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应对措施与效应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以期为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实现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日元升值；人民币升值；比较

    人民币升值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人民币升值将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环。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从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原因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日货币升值的背景比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

    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美元汇率高估，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严重。同时，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也不断增长，日本积累起的巨额经济财富使其成了世界级的银行家，而同时美国也失去了世界放贷者的地位，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债务国，这就加剧了美日之间的摩擦。

摘要：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应始终秉承着发展科学的理念培养大量人才，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旦高校人才的培养方向和社会所需人才的方向一致，高校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和社会发展才会处于相互促进的发展状态。论文以国际贸易专业为例，从社会上国际贸易紧缺人才需求角度对高校培养模式作了探讨，认为国际贸易专业紧缺人才的培养，可从四点做起：一是重新定位培养目标，创新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机制；二是优化课程设置，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三是以产学研为纽带，建立双师型师资队伍；四是与时俱进，建立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估和评价体系。

关键词：国际贸易；紧缺人才；高校；培养模式

紧缺人才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且又数量不足的高层次、高素质和高技能人才。紧缺人才对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旦向社会输入大量刚需型的综合应用人才，必然会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当然，这一环境下的人才要求必然对高校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以国际贸易专业为主的人才，高校如何为社会培养大量的实用型人才始终是各个高校高度重视的改革过程。因此，论文以此为出发点，研究了国际贸易紧缺人才需求与高校培养模式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基于人才需求视野下国际贸易专业紧缺人才培养方向

1.熟悉国际商务流程，较强的知识应用能力

基于人才需求视野下国际贸易专业紧缺人才培养中，要求人才熟悉掌握国际商务流程，具有较强的具体操作能力，以便于在外贸公司、物流公司、海关以及政府外贸机构就业时会运用计算机办公应用软件处理各种单据制作，也要有良好的文件处理的应用操作能力。对此，这主要是外贸公司、物流公司、海关以及政府外贸机构在招聘人才时，契合新时代市场需求以更长远的发展来提出的人才需求方向。人才需求视野下国际贸易专业紧缺人才的培养，势必要从企业的长期发展方向来确定具体的培养模式。

2.商务外语基础扎实，掌握国际商务洽谈与沟通技巧

引言   海外白银大量输入中国及其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外国学者主要有艾维泗(Atwell)[1]、弗林(Flynn)和吉拉尔德兹(Giraldez)[2]等。中国学者全汉升[3]根据历史资料对明代美洲白银输入中国作了一番梳理，钱江推断“1570-1760年中国与吕宋的实际贸易额可达到三亿比索，约折合白银二亿二千五百万两”[4]认为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刺激了日本、美洲白银的开采。上述学者的论文对笔者写作本文有很大启发，但他们没有清晰详细地对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进行考察。本文的工作是，根据史实，对明代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进行一番考察。   明中后期由外国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的白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近百分之八十。日本白银矿藏量也极大，被欧洲人誉为“银岛”。据估计，十七世纪初期以前，日本白银产量约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正是由于与中国贸易的另一方“均无他产”，但有丰富的白银蕴藏和储备，所以“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①而中国物产虽丰富，白银却稀缺。中外双方在贸易中找到了契合点，所以导致了丝绸、陶瓷外流，而白银内流的局面。中外海上贸易有三条主要航线：欧洲、美洲、日本。中国对欧洲贸易航线为“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澳门是中欧贸易枢纽；中国对美洲贸易航线西端起点为福建的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和广州等地，以菲律宾的马尼拉为中转口岸，其间澳门一度垄断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东端终点为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中日贸易分直接贸易和通过葡萄牙人进行的澳门-长崎转口贸易两条途径。明中后期白银内流，由航海时代的海上“三剑客”———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担纲；而日本，凭借与中国传统的交通往来和地理上的优势，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中国与欧洲海上贸易航路   15世纪是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开端。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伴随着西方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黄金热”、“香料热”成为驱使欧洲人一次又一次远洋探险、寻找“新大陆”的强劲动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西洋、波罗的海国家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和殖民活动，开启了“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世界性海洋贸易时代。   葡萄牙人是海上扩张的急先锋。葡萄牙拥有长达8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众多港湾，其中里斯本为世界良港之一。但至15世纪末，这个国家也只有110余万人口，经济并不发达。葡萄牙是第一个摆脱摩尔人（穆斯林）统治，完成民族统一的欧洲国家。在与摩尔人的长期战争中，葡萄牙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惧的海军力量，在建造能够容纳大批水手从事长距离远洋航行的“大船”方面，也胜过其他国家。   1415年，绰号“航海家”的亨利亲王（HenrytheNarigator）率葡军攻占摩洛哥休达（Ceuta）港，揭开了葡萄牙向海外扩张的序幕。自此以后，葡萄牙人开始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壮举。1487年，巴托罗缪•迪亚士（BortholomewDiaz）成功航行到非洲南端的“风暴角”，后改名“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船队抵达印度。16世纪初，葡萄牙人相继控制了波斯湾口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斯港南的格什姆岛）、印度西海岸第乌（Diu）等有战略意义的贸易据点，建立起印度洋的制海权。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Goa），作为控制印度洋贸易的海军基地和东方殖民地的首都。随后占领了当时亚洲最重要的一个商业据点马六甲，在科伦坡（Calombo）、苏门答腊、爪哇（Ja-va）、加里曼丹（Kalimantan）、苏拉威西（Salawesi）和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Maluku）等地建立商站，控制南海贸易。   葡萄牙王室垄断果阿、马六甲、澳门等亚洲主要商业据点的贸易和香料贸易，对马六甲对香料的垄断持续到1533年，在摩鹿加群岛的垄断地位持续到1537年。葡萄牙商船给各国市场运去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陶瓷等，给中国市场则是大量白银。1516年，葡萄牙人佩雷斯特罗(RafaelPerestello)获得马六甲官员的准许，从那里乘坐一艘中国帆船前往中国。   1517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佩雷斯（TomePires）抵达广州。托梅•佩雷斯使团出使本欲建立通商关系，然葡萄牙使臣“潜入京师，见部不拜，朝欲位先诸夷”，①全然不顾中国温良恭俭让之礼，使团翻译火者亚三自恃与佞臣江彬关系密切，骄横跋扈，尤为举朝大臣所深恶。武宗驾崩未几，火者亚三即与江彬同案被处死，葡萄牙使臣被遣押回广州，其出使一事无成。葡萄牙人并不甘心，设法赢得了中国地方官员的信任，走私与合法贸易双管齐下，终于打开对华商路。1553年，在澳门附近活动的葡萄牙人买通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借口晾晒货物，需要上岸短暂停歇，正式获准在澳门暂住。此后，葡萄牙人不断扩充势力，逐渐垄断澳门贸易。澳门自开埠后，拓展了与欧洲、印度、日本、菲律宾、东南亚乃至美洲的贸易，开辟了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澳门-东南亚各港的国际贸易航线，澳门随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门户与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一个枢纽。   葡萄牙人起初主要用印度洋、东南亚地区货物交换中国货物，随着中国货物在欧洲销路日广，葡萄牙人逐渐改用现金采购中国货物，1582年（万历十年）后基本全部以白银结算，中国海关向葡萄牙商船征税也均以白银计值。后来荷兰、英国等国商人亦跻身对华贸易“，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贸易航线的西端从里斯本扩散到了多处港口，但东端一直集中在澳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澳门作为欧洲各国对华贸易最重要的中转港口地位由此可见一般。#p#分页标题#e#   葡萄牙人海上扩张的巨大进展刺激着西班牙人的神经。西班牙海军将领米盖尔•洛佩斯•德•利雅实比（MiguelLopezdeLegaspi）于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率舰队自墨西哥出征菲律宾，1571年建立马尼拉殖民首府，1585年设都护府，归新西班牙总督区（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管辖。由于那时的菲律宾群岛尚属蛮荒之地，本地物产低下，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在菲律宾刚刚立足，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漳州，希望与中国缔结商约，积极从事对华转口贸易来获取中国方面的日用消费品供给。而且为吸引华人来菲移垦经商，殖民当局对华人商旅、华货采取了一些保护、奖励和优惠措施。从事对菲律宾贸易的华人，为菲律宾早期的开发与经济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约翰•福尔曼（JohnForeman）在《菲律宾群岛》一书中谈到：“华人给殖民地带来了恩惠，没有他们，生活将极端昂贵，商品及各种劳力将非常缺乏，进出口贸易将非常窘困。真正给当地土著带来贸易、工业和有效劳动等第一概念的是中国人，他们教给这些土著许多有用的东西，从种植甘蔗、榨糖和炼铁，他们在殖民地建起了第一座糖厂。”[5]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原因使得海外贸易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前提：“御倭战争”的胜利及其随之而来的明朝政府的开放政策。以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②为标志，荼毒中国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嘉靖四十三年（西元1564年）2月福建仙游之战，戚家军歼灭最后一支倭寇主力，残寇夺渔舟远遁海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勾结倭寇多年的大盗吴平从海路窜逃安南途中被闽、粤官军全歼。重回平安的沿海形势使刚刚即位的隆庆皇帝倍加珍惜，他接受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历史教训，史载“隆庆改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③。   明政府随重开中断40余年的海外贸易。隆庆开放海禁后，明政府对私人出海贸易仍有若干限制，例如海商不得前往日本，出海者须由政府发给凭证（称为“由引”），但出海贸易的决不仅仅限于那些有官府“由引”的船只。中国海岸线漫长，海商们熟悉地理形势，没有由引也照样私自出海。当然海商通过向海关官员行贿，可以得到出海凭证。有的海商则通过转借来的出海凭证出海。顾炎武对此现象评价道“：奸民有假给由引、私造大船、越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鹜，其于凌风破浪……违禁私通，日益月盛”④。在出海贸易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明朝的一些官员也卷入到海外贸易中来。1608年前后，西班牙人在澳门购买并输往马尼拉的货物总值20万比索，其中丝织物价值占总值的95%。1619－1631年，葡萄牙人通过广东、澳门每年向菲律宾输出生丝和绸缎价值150万比索。这些丝绸大部分又转输美洲和欧洲。除了输出中国的丝织物品外，西班牙人也把广州的黄金运往美洲或西班牙出售，获利十分丰厚，利润可达75%－80%。   二、中国与美洲的海上贸易航路：“大帆船贸易”   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初次到达菲律宾的时候，就已发现菲岛存有中国物产。1521年，麦哲伦在候蒙洪岛上看到过中国的丝织品，在里马萨瓦岛看到过广州制的瓷罐子，在宿务岛上看到过中国的描花漆碗和黄色丝织头巾，并从宿务居民口中得知，这个岛和中国有直接贸易关系。1565年，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航线开通。美洲的白银经数条路线运往马尼拉，再由马尼拉流入中国。1574年（万历二年），两艘马尼拉大商帆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启航，横渡太平洋抵达菲律宾群岛。在马尼拉，用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棉布、瓷器等物品，再将这些物品运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时称“大帆船贸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航线。中国海商与菲律宾西班牙人的贸易，因中国王朝政府严禁外国商人入境，只能在菲律宾进行，故马尼拉大商帆又有“中国之船”称谓，它装载的货物主要是中国货，船员中有许多中国水手，而且建造者也主要是旅居菲律宾的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航线自1574年开始至1815年结束它的使命，历时长达近两个半世纪之久。“大帆船贸易”的繁荣，致使西班牙本土原本很发达的丝织业急剧衰落。1573年，菲律宾省督拉米沙礼斯报告西班牙王说，西班牙也好，墨西哥也好，所能输出到中国去的货物，“没有一样不是中国所己经具备的。所以，对华贸易必须向中国输送白银。”⑤1584年，马尼拉殖民政府法官达发洛斯报告西班牙王说，“中国人每年把所有的金银都弄走了。我们没有货物给他们，除去〔银币〕里尔以外，什么都没有，请陛下命令指示我们怎么办。”①1586年,有人自马尼拉写信向西班牙国内报告“此处以大量之银及银货交换中国物品，此项银及银货，除一小部分残留本岛外，其余大部分，均由华人运回中国”②。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可达百分之一千。③大利所在，人争趋之。福建漳州、泉州商人纷至沓来。   1570年（隆庆四年）戈第（MartindeCoiti）船队初抵吕宋时，马尼拉华人仅40名。可至万历十年（1582年）时，马尼拉华人之多，已使马尼拉殖民当局决定在马尼拉市区东北部巴石河畔开设专门的华人社区———八连（Parian）。[6]1589年8月9日，菲利普二世下令给菲律宾总督，对中国商人输入的粮食、军需品、军需品制造原料等物资给以免税待遇，这大大刺激了中菲贸易的发展，旅菲华人数目随之剧增。到16世纪90年代，马尼拉华人数目已达2万余，其中多数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而全部西班牙人满打满算，把驻军包括在内，也仅有2000名。[7]马尼拉转口贸易规模之大，从船舶大小及年均进港数目可见一斑。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上通常是两艘大商帆编队航行，每艘排水量一般在千吨以上，1746-1761年间航行于太平洋上的罗萨里奥号为1710吨，1762年被英国海盗劫掠的圣特里尼达德号则达2000吨。南下的中国商船多为二桅平底帆船，载200-400人。据学者罗荣渠统计，马尼拉年均进港华舶数目为：1580年代，24.5艘；1590年代，23.5艘；1600年代，年均26.6艘；1610年代，年均36艘；1620年代，年均13.7艘；1630年代，年均28.7艘；1640年代，年均15.3艘。[8]美国学者威廉•莱特尔•舒尔茨（WilliamLytleSchurz）在其《马尼拉大商帆》（TheManilaGalleon）一书中称，1575-1815年间，除特殊情况外，每年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数一般在20至60艘之间。据估计，中国商船运来的货物一年缴付的关税是4万比索，当时的税率为船运价值的3％，据此计算，每年运入马尼拉的商品价值约130万比索。时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AntoniodeMorga）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足见对华贸易之重要性。[9]#p#分页标题#e#   依靠对华转口贸易，马尼拉崛起为当时亚洲最大贸易中心之一。1580年，两艘澳门商船抵达马尼拉，澳门-马尼拉航线投入运营，葡船所装载货物以中国货为主，次为日本、印度产品，返程时装运的绝大多数是白银。1594年，西班牙国王敕令，禁止菲律宾、墨西哥直接对华贸易，将此项贸易特权留与澳门葡萄牙人独享。澳门与马尼拉贸易迅速扩大，1619-1631年间几乎独占了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费尔南多•席尔瓦1626年称：“如果没有从澳门运来这些东西，新西班牙的船只就无货可运。”[10]   为适应对欧洲、美洲贸易急剧增长之需，自16世纪下半叶左右始，广州形成了一年一度、为时两三个月乃至四个月之久的商品交易会，自1580年（万历八年）起增加为每年两次。两次交易会的时间安排分别与西南季风、东北季风相吻合，商人们在广州采购后可以即刻启航，不致占压资金。每年一月冬季“广交会”开始，澳门的外商云集广州采购货物输往马尼拉、印度和欧洲；每年六月夏季“广交会”开始，澳门的外商又来到广州采购货物输往日本。对华贸易的兴盛，使太平洋贸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贸易，从贸易投资方向可见一斑。1618-1621年间，美洲投入对欧贸易资金为150万比索，而对东方贸易资金为165万比索。[11]1603（万历三十一年），肇始于明神宗派人吕宋机易山“勘金”，西班牙殖民者对马尼拉华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据估计，有24，000名华人遭杀害或被投入监狱。对华人的第二次大屠杀发生在1639年，原因与中国商品竞争力有关。   中国纺织品涌入墨西哥，使得西班牙商品销量到17世纪初下降了一半以上，造成墨西哥的西班牙丝织业日渐倒闭，而大量的银元又被走私到菲律宾，甚至连秘鲁的银元也流向墨西哥以购买中国的货物，结果墨西哥的经济走向萧条，马尼拉的财政也遂逐渐枯竭，殖民者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税收，从而导致了政治危机和对华人的大屠杀[12]。西班牙殖民者灭绝人寰的大屠杀，必然使中菲之间的贸易大受影响。1604年仅有13艘中国商船到达马尼拉，中菲贸易额由1603年的133万比索骤减到1606年的53万比索，对中国货物征收的进口税也骤然减少了4万比索。   三、中日海上贸易：“广州-澳门-日本”航线   日本因富产白银，16世纪后期以“银岛”而闻名于世。顾炎武说“日本无货，只有金银。”④日本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很大，“大抵日本所须，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⑤。然而，中日直接贸易长期受到不正常外交关系的抑制。自元世祖侵日开始，中日关系已不正常。朱元璋虽在《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列入“不征诸国”名单，同时却告诫子孙：“（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为不轨，故绝之”。胡惟庸勾结日本人谋反、倭患频仍和丰臣秀吉侵朝更使两国关系一落千丈，明廷将对日贸易列为禁止之列，就是到隆庆元年重开海禁时仍将日本排除在外。明廷虽然禁止商人去日本交易，但由于“贩日之利，倍于吕宋”⑥，商人的趋利本性和沿海豪门高官的私欲最终使贸易制裁措施成为一纸空文。日本的石见、秋田、佐渡等矿山都盛产白银，十七世纪中叶又引进的新式白银冶炼法“灰吹法”，使日本的白银产量急剧上升，占世界产量的近四分之一，因而储备了足够的贸易用银。   “日本国银子多产，故上国之人交通往来贩卖，而或因漂风来泊”。⑦走私贸易成为中日贸易的主要形式。1544年12月到1547年3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赴日走私贸易因风漂流至朝鲜而被解送回国的闽人即逾千人之众；⑧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4月）朱纨指挥双屿之役，估算在外洋往来走私贸易的海船有1290艘⑨。在中日走私贸易中，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起着很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们从长崎把白银运往澳门，再将买来的中国商品运往长崎，如此往来，获利甚巨。葡萄牙人最先敏锐地意识到了中日不和所给他们创造的巨大商机。1555年12月1日，耶稣会士卢伊斯•弗罗伊斯在寄自马六甲的一封信中写道：“对那些欲赴日本的葡萄牙人来说，中日之间的这一不和，不啻是一大帮助；因为，中国人不会到那儿去出售他们的商品，葡萄牙商人便可趁此良机，通过谈判来处理自己的世俗商务。”[13]1543年，葡萄牙人被中国从广东驱逐出来，来到福建和浙江一带活动，随后与中国海盗王直同船到达日本，葡日很快就建立了比较友好的通商关系。1545年，葡萄牙和日本开始通商；1550年前后，嘉靖年间中国海盗王直曾盘踞多年的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成为日本外贸中心；1571年，长崎成为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基地。葡萄牙人经营葡日贸易网络进展神速。甚至在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刚刚占据澳门时，葡萄牙人就主动招引日本人赴广东方面贸易，还在澳门收容了不少日本人，最终将“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贸易航线延伸到日本，建立了以澳门和长崎为轴心、以葡萄牙人为中介的中日间接贸易网络。   由此日本生产的白银开始外流，其中大部分为葡萄牙商人所得。葡萄牙历史学家估计，在17世纪初葡萄牙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运出的白银价值超过100万金币。[14]葡萄牙人在日本进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是，日本沿海诸大名希望借助葡萄牙人，一则从对华贸易中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二则获取先进西方火器赢得对其他大名的军事技术优势，①故均优待葡萄牙人。耐人寻味的是，16世纪基督教在日本传播比较广泛，并赢得部分大名的支持，实际上也存在贸易利益动机，美国学者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WhitneyHall）就此指出，九州的若干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商才接受基督教。[15]继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荷兰殖民者，他们在无法取得直接对华贸易的情况下，于1625年非法占据台湾岛南部，切断中国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企图在中西和中葡贸易中分一杯羹。荷兰人以台湾为据点，对福建沿海实行封锁，到马尼拉、澳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印度贸易的船只均会遭到拦劫。中国大陆商船在遭到拦劫后，只好转向与台湾的荷兰殖民者贸易。据荷兰驻台湾总督皮特•纳依茨（PeterNuyts）在1629年说：“中国船逐渐转到我们这里贸易，在最近五年里，很少有到马尼拉的。”[16]即使有胆敢去马尼拉的，也不敢多载货物。在荷兰殖民者的这种强制贸易情形下，荷兰在台湾与中国大陆商船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如1626年到菲律宾贸易的中国商船载运的生丝仅40担，而到台湾的船只却载运了900担。葡萄牙从事中日中介贸易利润丰厚，一直令荷兰人垂涎。#p#分页标题#e#   荷兰人千方百计拉拢德川幕府，不择手段排挤葡萄牙人在日势力，企图取而代之。1636年，荷兰通报日本当局，在好望角附近一艘葡萄牙船上缴获在日葡人和天主教徒要求葡王征伐日本的一封信件；接着又发现一封致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的“谋反”信件，其内容大同小异。1639年，德川幕府颁发第五次锁国令，下令驱逐葡萄牙人；次年，日本又处死一个从澳门来的葡萄牙使团首脑，葡日贸易网络由此破裂。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日贸易额大增。他们控制了中国生丝在日本的贸易，每年通过他们之手进口到日本的中国生丝数量自1633年开始上升，1637年为15，000斤，但是到了葡萄牙人被逐出的1640年却跃至83，000斤，翌年上升到100，000斤，此后一般保持在6－7万斤[17]。从日本运出来的大多数是白银，基本上都流入中国。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统计，在明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九年(1560-1601)，日本白银每年出口额是33.75至48.75吨，到17世纪初年，达到130-160吨，约占世界银产量的30％-40％。[18]   结语   弗兰克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1800年世界经济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19]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而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供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于是，欧洲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中介。“为了平衡中国似乎永久保持着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20]。日本金银矿山开发在16世纪中叶出现激增，从那时开始，到17世纪前半期的一个世纪，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银产量最多的时代，金银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大增产，其中以银的增产最为显著。以1596-1623年的50年间是最盛期。16世纪后半叶日本的输出品中，白银据有独占地位。[21]巧合的是，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也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正值晚明嘉靖年间。这个时期中国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完全用白银交纳的“一条鞭”法的税制。一条鞭法改革之后，明代中国对白银似乎有一种无限渴求。一位英国商人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描述，1635年当他的船停靠在澳门时，他注意到他所遇到的中国人都在寻找机会获取白银，“这种急切程度并没有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地方的情况而有所降低，一旦得到很快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获取白银的那种无止境的欲望简直难以置信。”[22]17世纪末在菲律宾的西班牙观察者们也是用同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无止境的欲望”。这种对白银的急切需求解释了为什么在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国商人情愿冒着如此大的风险来菲律宾做贸易。   可以说，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直接导致了美洲和日本银矿产出的突然剧增，而美洲和日本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则是其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能够有效地提供这种商品供给。明朝中后期海上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竞争力，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中国从宋代至元明时期，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市场繁荣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纪以前，总是经历周期性的货币短缺。每当商业和市场发展，货币供应量就出现不足。废除海禁，与世界各国通商，带来海外大量白银的输入，促成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明政府在此形势推动下，改革两千多年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田赋制度，明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最终在制度上确立了以银钱取代实物的纳税方式，由此建立起以贵金属白银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说明：如果没有大量海外白银输入，明代银本位制不可能稳定。明代银本位制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货币供给的不稳定。由于国内白银无法自给自足，大明王朝的白银来源严重依赖海外进口，海外白银输入为明代银本位制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由此带来了16-18世纪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   本文的研究还有助于纠正一个错误的史学观：中国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才被迫向世界开放。事实上，在1500-1840年间，中国并未”闭关自守”，相反，中国同西方及东亚的国际贸易成长迅速，海外贸易对东南沿海的经济繁荣和市镇崛起及全国市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23]。当时的中国，虽然政府还是推行闭关政策，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了，而且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不仅邻近的国家要与中国保持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美洲国家都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而作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产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银则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24]本文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实证资料支持。

摘要：

中国是最早种植茶的国家，并且将茶传播至全世界，尤其是在英美等国，茶得到了改良和发展，形成西方的茶文化。中西方茶文化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主流文化等等原因展现了独特的魅力。对中西方茶文化的比较既是对茶的发展历史的记载和对茶文化的补充，也是中西方文化比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内容。

关键词：

中国茶文化；英美茶文化；比较

茶已不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种文化，是代表国家特征的标志。茶在中国体现的意境和在欧美国家体现的意境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茶如君子之交，淡薄静雅，而在英国，茶就是一种优雅的姿态，展现了绅士的风度。本文通过对茶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发展和“茶”在英语中的表现探讨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茶文化，这对研究中外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1茶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唐朝时茶已经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的风雅之物，当时对外贸易相当活跃，不少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并记录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再传回欧洲大陆，引起强烈的反响。中国的茶西行经过广州、福建等沿海城市再到马来半岛、印度半岛最终到达欧洲大陆。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记载了中国的茶叶，三百多年后的葡萄牙传教士撰写了一部专门介绍中国茶叶的书并刊登出版。从此，中国的茶走上欧洲发展道路，让无数欧洲人了解茶并喜欢上茶。最初引入茶进人们视野的是葡萄牙人但真正推广的却是荷兰人。葡萄牙人通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对东方茶叶好奇无比，借助当时海上霸权的地位和发达的海路运输技术，入侵中国，获得中国最早的贸易权，得到大量的茶叶并运回国，引起上流贵族的关注和好奇。但是因为葡萄牙人注重国内自身消费而没有国际贸易的意识，所以并没有将茶全面推广，真正实现茶叶推广的是后来居上并击败葡萄牙的海上马车夫—荷兰。荷兰通过大量的贸易将茶带进欧洲市场，带入欧洲人的生活中，并使其成为时尚的象征。除了进口各种茶叶之外，还将配套的茶具也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场上销售。虽然荷兰将茶有效地传播到欧洲各地，但是并没有形成全面饮茶的气候，只有少部分地区已经接受茶这个新的事物。到了18世纪，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替代了荷兰海上贸易的地位，也将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使茶走进英国贵族的日常生活中，发展成为一种英国茶礼仪，最终走进了英国百姓家庭。英国人自此以后钟爱喝茶，尤其是红茶，更是将茶作为贵重物品招待客人，也会在聚会时品尝享用红茶的香甜。至此，茶的发展并没有止步，而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传入了美国，在传统茶的基础上改造成风靡全球的美国冰茶。茶在不同国家得到不同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茶文化，中国的茶文化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茶文化迥然不同，不仅仅因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而不同，还因为受所处时期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不同使得茶文化在各国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