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经济发展范例

一、基于县域经济的商贸流通业发展

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是区域性的单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原因。人多地少仍然是制约农村农业发展的因素，因此打破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充分调动区域商贸流通业城乡互动，借助城市商贸流通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将农村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服务业中去。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只有大力发展县域商贸流通，构建区域内产业集群，才能够带动区域内各产业的现代化发展，这就要求县域内乡镇企业的布局应该由分散式向集中式发展，而企业集中式的发展就要求具有引导生产和促进消费的商贸流通业的大力发展，最终带动区域内产业的发展。商贸流通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先导性作用，是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性产业。发展我国县域商贸流通产业，对于打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重大作用，从而实现城乡协调式发展，带动区域内相关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商贸流通消费市场需求不断增加。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7809.9亿元，同比增长13.08%，农村居民总消费47113.5亿元，同比增长9.4%，人均消费支出为6625.5元，同比增长12.14%。2013年农村居民人数达到62961万人，在总人口中占据46.3%，人均收入水平达到8895.9元，同比增长12.37%。以上数据均表明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消费需求正在不断增加，应努力刺激县域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增强县域经济实力。

二、县域产业集群与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机制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乡镇、个体和私营企业发展比较早，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乡镇企业发展，县域经济内的工业体制已经形成。民营经济带动县域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经济。坚实的县域工业基础为发展县域商贸流通业和构建县域产业集群奠定了基础。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特色优势产业是产业集群构建的基础条件，是形成产业集群和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利用区域内的各种优势资源，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打破县域内产业链各环节形成产业集群，促进商贸流通业和产业集群的协调发展。如表2所示，A表示区域内商贸流通业高度发展，B表示商贸流通业不发展，C表示工业高度发展，D表示工业不发展。在区域内用于工业发展和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人力、物力等资源有限，只有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才能实现商贸流通业与产业集群的协调发展。由商贸流通业与区域内产业的博弈模型可知，对区域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选择是（A，C），但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商贸流通业必须同区域内的各产业协调发展，才能达到该博弈的最佳状态。

（一）产业集群有利于形成商贸流通市场体系

在产业集群区内的企业对产品原材料的大量购买和产业集群形成的品种多样的产品与服务优势，有利于发展商贸流通业的专业化市场体系，涉及原材料、各种中间产品、服装、零售产品等市场。商贸流通市场中专业化市场体系与产业集群区的企业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从而提升集群区内的产业竞争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在产业集群区，以集群企业生产和消费为支撑的商品市场有助于商贸流通业市场的合理运行。商贸流通企业为取得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就要求以传统的产业集群为基础的商品市场就必须扩大专业的批发和零售商的批发规模，从而降低商贸流通企业的经营风险，通过商贸流通市场的产品多样化，吸引更多的产品消费源，这样就会促使产业集群区内商贸流通专业化市场在空间形成集群。此外，随着县域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传统意义上的集群商品市场逐渐从产地市场向集散和区域外的商贸流通市场延伸，在产品集群区形成了多层次、多等级的商贸流通专业化市场体系。

（二）产业集群推动商贸流通业电子商务网络平台的创建

内容摘要：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商贸流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提升商贸流通企业技术水平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上市商贸流通企业样本，采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数字经济变量存在单一门槛值。当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数字经济对于商贸流通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一是将商贸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纳入地区规划，二是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强数字化人才引进。

关键词：数字经济；商贸流通企业；门槛模型；创新能力

引言

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长模式从规模驱动向质量驱动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不容忽视的重要驱动力量。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2020年，在新冠疫情及其导致的全球经济低迷、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多等逆境中，我国数字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近几年，数字经济与各行各业不断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渗透到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技术的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普及，催生了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工业物联网等一系列数字经济平台，数字经济平台进一步推动了实体经济的产业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与应用双向驱动，推动了数字经济繁荣。商贸流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发挥着引领社会生产和促进居民消费的重要作用。近几年随着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互联网+流通”等业态的发展，数字经济带动的商贸流通企业转型不断深化。在疫情冲击下，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企业加速融合，有效抵御了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商贸流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提升商贸流通企业技术水平至关重要。为了定量检验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以专利数量为创新能力的量化指标，基于商贸流通企业上市公司数据对数字经济、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此外，构建了数字经济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商贸流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文献综述商贸流通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外部环境、技术经济条件影响很大。信息技术在推动产业升级、驱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带动了数字经济的繁荣。商贸流通企业的运营效率、技术模式、经营业绩都受到了数字经济的影响（陈昌兵，2018）。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应用平台较为完善，数字化人才也较多，为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便利条件。有研究证实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带动当地的技术创新能力（叶剑和徐文华，2021）。另一方面，企业为了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变化，提高自身竞争力，也会加速数字化转型，改善运营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创新能力（裴丹和江飞涛，2021）。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受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创新能力有非线性影响，且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现象（徐向龙等，2022）。有研究证实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创新能力的直接增加，还可以通过提升地区劳动力水平、R&D投入对当地创新能力产生间接影响（曾庆均等，2022）。针对地区的实证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对于城市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王琦，2021）。数字经济与企业发展方面，有学者分析了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提升企业的融资能力，进而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王传行，2019）。有学者研究证实数字技术的发展会带动当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杜传忠，2021）。此外，有学者通过定性研究论述了数字经济带动企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李辉，2020），并且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创新机制产生影响（祁怀锦等，2020）。综上，数字经济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已经较多，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对各级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是从微观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略显不足，尤其是针对商贸流通企业的研究还不多见。因此，本文基于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商贸流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企业采用新技术进行生产活动、提供新产品或服务、优化生产经营模式的行为被称为企业创新。企业创新活动需要投入资金、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这个角度讲，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商贸流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信息、设备、数字化人才等资源，有助于提升商贸流通企业创新能力。数字技术对商贸流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提高了商贸流通企业与上下游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交互效率。数字经济在商贸流通企业最直接的应用是将行业资料转化为数字资源，并基于信息技术和平台提高数字资源的存储、传输、使用效率。此外，数字经济提供的技术平台为企业提供了跨区域、跨行业的信息交互服务，降低了商贸流通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为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提供了更多样化的数据资源。数据资源是商贸流通企业改进生产运营模式、制定创新决策的重要基础。二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区域技术创新环境越好，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越便利。商贸流通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源自企业内部转型驱动和自主研发，更离不开其它行业技术创新在商贸流通企业的落地应用。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平台建设，这些平台为创新成果转化创造了条件，打破了由于中介渠道不通畅等因素带来的成果转化障碍。三是作为数字经济的一部分，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商贸流通企业融资活动，缓解融资约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融资难、融资贵是长期制约我国商贸流通企业发展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商贸流通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研究证实数字金融可以有效缓解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在降低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同时，提高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提高企业可用于创新的资本。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相关农业政策不断完善，农村金融业持续稳定发展，为农村商贸流通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农村商贸流通业与农村金融之间存在着互动性的作用机制，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推动农村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应立足于农民自身、商业银行、相关行业，加快金融创新，实现全面改革。

[关键词]农村金融；商贸流通；金融资源

从农村金融发展层面上进行分析，近几年在政策扶持与地区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促使各地区农村金融实现了巨大进步。虽然宏观形势较为理想，也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从近年来农村金融的发展状况看，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金融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一定差异，这一点也引起了相关研究领域以及政府方面的关注。农村金融的重点在于农村经济发展期间所必要的金融资源，为此，认为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从另一个层面上进行分析，金融机构的增加，无法完全解决农村商贸流通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资金问题。长时间发展经验证实，农村地区商贸流通企业融资难且融资贵，而这些问题一直未得到缓解。在此背景下，经由强化农村金融改革推动农村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具有必要性。

一、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一)农村金融抑制

在我国农村人口超过了7亿人，与可获取到的金融资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现象。其具体表现为，农村金融市场潜力巨大，对于金融的需求较大。但存在的实际情况是，在长时间发展过程中，农村金融的需求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农民在银行方面获取到的贷款面临着诸多限制。分析出现此种矛盾的主要原因为，金融机构与农业发展主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农村地区金融抑制出现的原因包括：首先，农村地区产业基础较为薄弱，金融资源价值增长受限。而金融资源基于分配科学性的缺失，致使农村区域资源分配不合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够丰富，普遍分布在第一产业之内，为金融资源所能够带来的益处较少[1]。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国内农村地区农业发展的现代化不足，除必要大规模机械化运作区域可实现规模化发展，其他地区农业发展明显滞后，所面临的市场风险较大。其次，受到教育因素的影响，农民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较少，资金的利用能力较差，这也是导致金融资源分配抑制的主要原因。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创新

一、高州县域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

（一）优势（Strength）

高州地处热带与亚热带之间的过渡地带，全年气候温和，适合发展以种植荔枝、龙眼和反季蔬菜等蔬果业为龙头的“三高农业”。境内蕴藏高岭土、磷矿等资源，其中高岭土藏量达7000多万吨，磷矿储量达2亿吨。河流干系较多，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278公里。作为省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冼夫人庙、宝光塔、古城遗址和根子贡园等景点，有利于发展商贸旅游业。属于珠三角五小时经济圈范围，交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临近三茂铁路，距湛江港和湛江机场不到100公里，有利于对外经贸往来。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在高州设立高职分院，辖区建有三所中等职业学校，可以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技能人才。

（二）劣势（Weaknesses）

高州的三次产业层次低，结构不够合理，产业关联性弱。目前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暂未形成集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农产品仍以鲜活销售为主，荔枝、龙眼等水果市场竞争激烈，价低与滞销并存，果农增收遇瓶颈。工业体系仍以劳动密集型加工的中小型工业为主，缺乏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工业分布较散，未能发挥集群效应。微小金融服务、信息技术咨询等生产服务业发展落后，乡镇多但规模小，经济辐射和带动能力不强，未能充分发挥城乡经济聚集效应。

（三）机会（Opportunities）

当前广东省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珠三角部分产业逐渐向外转移，高州可以利用毗邻沿海经济圈的区位优势，加强与珠三角工贸企业合作，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政策吸引区外转移的企业、资金和技术。粤桂黔高铁正在建设中，计划将于2014底完工通行，作为地处这条高铁沿线的城市，将有利于当地农副产品对外流通，促进对外商业贸易发展。

本文作者：赵玲 屈万新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分五批共181个，作者将其中86个列入中国商贸交通型的国家历史文化名镇，这类型的古镇在中国地图上的分布情况，中国的地势特征是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分布。第一阶梯主要位于青藏高原上，地势高，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第二阶梯主要以高原、盆地为主，地势在1000～2000米左右。第三阶梯主要是丘陵平原，海拔在500米以下。从图1可以看出，86个商贸交通型古镇中，除了零星的几个古镇位于一二阶梯分界线附近外，其他全部位于二三阶梯。所谓商贸交通型古镇，顾名思义，即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段内，商业贸易或者交通运输对于该镇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理所当然，第一阶梯，人口稀少，不适合人类居住，就不具有商业贸易的市场;另外，地势高峻，在科技水平低下、以水运为主的历史时期内，交通条件较为恶劣。因此，从地形地势上看，我国商贸交通型的古镇主要分布在人口稠密、地势和缓的二三阶梯。

这86个商贸交通型古镇大多数是沿着黄河和长江两岸分布。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借助便利的交通运输而发展成为一区域的商贸重镇。如湖北的程集镇，明朝初就是因发达的水陆交通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埠码头，渐成较大集镇;天津的杨柳青镇，明清时期是运河漕运的重要枢纽，成为中国北方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集散地，商业繁荣;重庆的安居镇因位于琼江、涪江交汇处，明初便为物资集散地，商贾云集。诸如此类的古镇很多，因所处河流沿岸地势和缓、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便利、农业发达，所以拥有了剩余粮食、剩余劳动力，人口也稠密，故逐渐发展为商业贸易繁荣的集镇。大多数的商贸交通型古镇都是沿河流分布，且是分布在降水较多的外流区域。沿着商道分布我国在明清之际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重要经济区域形成了发达完备的古代交通网络。就具有全国性辐射能力的交通主线而言，水路上有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连接东西的黄河与长江，陆路上有许多省际的官马大道。将西南尤其是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湘桂、华南、东南、华北与西北等经济区域紧密联系起来的是位于长江中游、被称为“九省通衢”的商业重镇———汉口;将华南与中原地区连通的则主要是赣江大庾岭古商道;连接闽浙的主要是杭州由江山县至福建省路;连接苏浙与江淮地区的则有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杭州府至休宁县齐云山路、苏州府由广德州至徽州府水路、陆路;而疏通粤与苏浙的则是苏州由杭州府至南海的水路［4］。此外，各区域内还有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路线。这些商业通道基本上在明朝末期就已经成型，而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益发完备。中国商贸交通型古镇具有商道趋向性，基本上是沿着古代的商业道路、水陆商道发展，不仅有大量的流动人口，还有便利的交通便于进行贸易。如江苏的邵伯镇，由于靠近京杭大运河这条重要的南北水路交通大道，唐宋后日益兴盛，成为京杭运河上的繁华商埠;湖北红安县的七里坪镇，就是位于连接我国西南和东部的长江中游大商道，人称七里坪为“小汉口”。另外，还有一些古镇分布在驿站附近，如重庆的走马镇，位于重庆到成都大道上一个驿站，交通发达，明代中叶形成集市。

我国有86个商贸交通型的古镇，造成它们衰落的原因并非千篇一律的。但大多数都是基于以下原因:统治阶层的态度与整个社会的商业氛围唐代陆路商运也十分发达。服务于商运的附属辅助性的经营形式，如客舍、邸店、车坊等，生意也非常兴隆，甚至许多官吏也纷纷参与争利，朝廷不得不严令限制。如:741年(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禁九品已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旧唐书•玄宗纪下》)宋明时代，商业空前发达。在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商人奔走四方，在商海大潮中拼搏的生动形象［5］。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若干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江南丝、棉纺织业最为明显。清朝空前繁荣的商业与当时统治阶层的一系列政策是分不开的。在产业政策方面，康熙进一步打破旧制，在官营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盐业、纺织业、陶瓷业、矿业以及手工制造业等行业的私有化进程;财政与货币政策方面，大力整顿市场交易秩序，又统一度量衡;康乾盛世时的政策带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趋势。

清政府重视粮食贸易，打击各地粮商囤积居奇，还取消针对商人额外征收的资税。统治阶层对商业的态度，整个社会的商业氛围，以及长期藏富于民的结果便是有了一个新的经济体的出现，其突出标志是城镇商品经济的崛起。在统治阶层对从商放宽政策的时期，商业贸易繁荣，涌现了大量商贸交通型的集镇。如，唐宋以后日益兴盛的邵伯镇，南宋时就商贾云集的南浔镇等。86个古镇中大多数都是在明清时期商业贸易最为繁荣，或者是明清时期商业贸易达到鼎盛，成为一个区域的商贸重镇。如作为商埠码头的水东镇，明清时期商品云集，有“小南京”之称;皤滩镇，连接东南沿海与浙西内陆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清中叶，商业达到鼎盛。交通线的改变在明清时期会涌现出大量的商贸交通型古镇，和当时水路作为主要交通要道是分不开的。从明代开始至明末清初，全国范围内水陆交通网络的日臻完善，为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位于河流沿岸的集镇慢慢发展成货物集散的码头，进而成为一方商业重镇。如湖南的靖港镇，位于沩水入湘江之三角洲地带，昔为天然良港，水路畅通，曾为湖南四大米市之一，又是省内淮盐主要经销口岸。民国中期，与津市、洪江同为湖南省繁荣三镇，素有“小汉口”之称。1957年沩水河改道，由新康(乡)注入湘江后，繁华地位渐渐逊色。京杭大运河畅通了数百年，对促进大江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解决南粮北调等问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个时期，北京以及运河沿岸的城镇也是历史上较为繁荣的时期。但自19世纪后，由于南北海运开辟，津浦铁路(天津到镇江)通车，加之黄河改道淤塞运河中段，因此部分河段断航。

而铁路的建成对于依靠水运发展起来的城镇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更多的人会选择速度快、运量大的铁路而放弃河运。这样一来，凭借优越的水运枢纽位置发展起来的商业重镇免不了衰落。如江苏省江都市的邵伯镇，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早在唐宋时期就成为京杭运河上的繁华商埠，但津浦铁路的通车，使得交通改道，商业重心转移，利用运河的频率大大减小，河道堵塞，昔日的繁华终于不复存在。资源对于古镇兴衰的影响资源型城镇，即城镇的生产和发展与资源开发有密切关系。在上述86个商贸交通型古镇中，有一些即是依靠资源发展起来的集镇。如山西省阳城县润城镇，这里硫磺、煤炭资源丰富，凭借着硫磺资源的优势，一度成为商业重镇。硫磺冶炼是润城镇最早的化学工业，冶炼历史悠久，早在隋末唐初，这里就已经有了冶炼硫磺的手工作坊。到了明初，又创造了土窑生产硫磺的技术。明清之际，硫磺大量用来制造火药，抵御外来侵略，这自然促进了硫磺工业的发展。但是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再加上长期以来发展硫磺工业对环境的污染，国家政策改变对化工业的限制，当年的辉煌也就不复存在。另外还有江苏的安丰镇，主要是依靠盐业在明清时期发展成商业重镇;四川省的平乐镇，发展造纸、冶铁业，经济一度繁荣;四川省的仙市镇、江西省的瑶里镇、云南省的黑井镇等，皆凭借当地的资源一度成为区域商业重镇，对经济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但是资源不是无限的，还有更多的因素限制开发，因此，凭借资源兴盛的集镇如果不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终究也会因为资源而衰落。#p#分页标题#e#

经济重心转移是古镇衰落的关键因素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历程始于五代，成于宋代，强于明清。秦汉以前，今陕西从西部沿渭河东至华山函谷关一带，是当时中国经济重心，有发达的农业生产。再向西，即现在的甘肃天水一带，有发达的畜牧业。春秋战国时期，关中仍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两汉时期，关中仍是全国经济重心，这里有全国最好的水利工程。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之时，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南方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进入南北经济并驾齐驱的局面。两宋之时，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已南移于东南，即长江以南的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江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包括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头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最先在这些地区萌芽和发展［6］。那么，在秦汉时期，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多集中在北方;到了唐宋时期，南方经济发展起来，江苏的邵伯镇、江西的瑶里镇、浙江的南浔镇兴盛起来;到了明清时期，南方地区更涌现了大量商业繁华的城镇，如江苏的木渎镇、浙江的廿八都镇、福建的嵩口镇、广东的石龙镇等。到了清末，全国的经济重心更加偏向东部及东南沿海，在内陆的一些集镇由于远离了经济重心，衰落也就是必然的。如湖南省的浦市镇，甘肃的青城镇、陇城镇，重庆的丰盛镇、走马镇等等，由于远离了经济重心，昔日的辉煌不再重现。

内容摘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在不断的进行，加之当今互联网经济不断创新，我国商贸物流生态系统面临着重新构建的发展局面。在此背景下，文章立足于协同价值的基础，并在互联网经济视阈下对商贸物流生态系统的重构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文章分析了城乡物流网络资源配置的现状以及存在的症结，通过研究大数据对城乡物流网络所带来的影响，以此明确了城乡物流网络重构的逻辑结构。最后文章为促进商贸物流生态系统的建设、保障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商贸物流生态系统;协同价值;互联网经济

引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在不断的进行，加之当今互联网经济不断创新，我国商贸物流生态系统面临着重新构建的发展局面。商贸物流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当今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商贸物流只有采取新的方式进行生态系统重构，才能够有效的促进协同价值的创造。当前我国互联网经济视阈下基于协同价值创造的商贸物流生态系统建设还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我国物流网络在实际的运输过程中存在物流网断裂的情况，并且各项物流设施所需要的配备的也不够完善，我国商贸物流网络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商贸流通行业的发展。商贸物流的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而物流网络的生态系统是进行物流经济的重要基础，因此要想促进我国物流行业的经济发展，必须要建立起良好的互联网经济视阈下基于协同价值创造的商贸物流的生态系统。

一、互联网经济视阈下我国物流网络资源配置现状与症结

（一）我国物流网络资源配置现状

1.城乡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快速推进。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网络体系逐渐建立健全，高速公路和铁路系统建设已基本完善。据相关数据表明，2015年我国公路里程已超过457万公里，农村公路网络体系加速建设（见图1），高速铁路也逐渐普及。除此之外，江河海运等各类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建设，近年来我国物流行业得到快速发展，快速发展的物流行业催生出了一大批物流园区，这极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城乡物流网络体系建设，更好的解决了城乡居民的物流需求。据我国的物流采购部门统计，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物流园区建设已经超过1600多家，物流园区的服务水平和涉及的项目正逐步扩大。2.第三方物流网络建设迅速发展。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其带动了大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产生，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和完善第三方物流网络体系。截止2015年底，我国物流总额已超过220万亿元，其中第三方物流在我国物流市场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其企业数量也在迅速扩展。目前，第三方物流市场上的企业主要分为大中型物流国有企业、大中型民营物流企业和第三方物流小微企业。国有物流企业是我国物流产业中的重要支柱，其引导着我国物流行业的发展。而大中型民营物流企业的发展丰富了我国的物流体系，目前比较著名的民营物流企业有顺丰、圆通等。一些大型的物流企业为了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扩大自身规模，以此实现了资源一体化的整合，其不断完善自身供应链系统，使得物流资源得到了科学运用，从而在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的同时，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3.城乡商业物流网络迅猛发展。城乡商业物流网络迅猛发展，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城市地区形成了零售商业连锁物流，这增加了物流业态，使物流网络体系更加完善，同时其提高了物流运输速度，从而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加快捷的服务；第二，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物流网络体系的建设。农村地区通过供销合作社的方式，形成了统一的物流配送体系，“企业-配送基地-配送网点”的供应链系统一体化进程加快，这使得很多农副产品可借助完善的农村物流体系进行销售，这加快了农副产品的流通，从而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4.农村物流配送服务网络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农村物流配送服务网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加快了农产品供应速度。当前，我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和途径逐步拓宽，农村物流网络正在加快完善。农村物流网络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推动了农村生产资料的发展，由于农村居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需要生产资料，而这些资料便可以借助网络通过供销合作社、邮政物流等来进行获取。农村地区现已形成的庄稼医院、农资配送中心、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位一体的物流模式，更好的解决了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问题。

本文作者：刘自强 李静 鲁奇 单位：北方民族大学商学院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研究区范围、划分尺度与原则

本研究地域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京津冀地区，属于中等尺度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通过划分来衡量近20年来该地区乡村经济类型的演变过程与规律，为该地区乡村发展模式的探讨提供借鉴。根据其尺度性和研究的目的性，指标选择主要依据以下原则。1)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一致性: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反映了乡村的经济实力，将发展水平相对一致的乡村归为一类，有助于制定符合此类发展阶段的乡村扶持政策。2)产业结构的相对一致性:乡村的产业结构反映了乡村经济的基本构成。将具有相似产业结构的乡村划为一类，有利于制定统一的政策引导乡村经济类型的专业化，促使经济结构向更高级阶段演进。3)类型划分单元与行政区界限的一致性:对乡村经济类型划分的目的是寻求最适宜当地的乡村发展模式，而无论何种乡村发展模式，都必须要借助于所属的行政区。因此，只有将类型划分的单元与行政区相一致才能使研究具有应用性。4)命名上既要体现出横向的可比性，又要体现纵向的可比性: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目的是对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地域格局的演变进行分析，因此，得到的最终指数不但要有区域间横向时间段静态比较的价值，还需有纵向时间段动态比较的价值，在乡村经济类型的命名上要体现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对比性。

2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方法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表征乡村经济类型的指标很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二是产业结构与主导产业类型。本研究也从这两方面来选定划分指标，即分别判定各县域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主导产业类型，将两方面划分的结果进行综合，确立出乡村经济类型。分析的样本主要是京津冀地区175个县级行政区(包括县、县级市、地级以上城市直辖的郊区、以及大城市近年来由县改区后在统计上仍作为独立的县级统计单元的区域，在下文中均统称为县级行政区)。

2．1模型方法的选择

对于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方法，目前没有一套公认的技术流程与方法，各个模型的选用需根据研究的尺度和目的而定。国内外学者常用的方法包括因子分析法与聚类方法(包括层次聚类法与星座图聚类法［9］)、模比系数法［7］等，这些方法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在具体的模型选择上，分别应用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与星座图聚类法相结合的方法、层次聚类法、模比系数法进行了实验性的计算。结果表明:因子分析法与星座图聚类法相结合的方法以及层次聚类法所计算的最终结果均与各类文献以及经验认知表明的京津冀乡村地区发展现状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不适用于本项研究。因此，本研究最终选用了模比系数法进行京津冀乡村经济发展程度的划分，采用求三次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的均值与标准差之和作为临界点的方法进行主导产业类型的判定，之后将两个判定结果相结合确定乡村经济类型。这两种方法的共同优点在于进行跨年度比较时相对意义明显、直观性强，而且计算相对简易。

摘要：县域的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层次和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过程。因此，合理选择主导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前各县发展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文章从会宁县县情出发，以“互联网+流通业”这一技术服务性产业为依托，结合新结构经济学：“县情—战略—战术”的分析方法，力争准确判断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正确选择其主导产业，推动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其进县域经济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流通业”产业；产业结构；县域经济；新结构经济学

一、引言

（一）“互联网+”与“流通业”的发展背景

近年来，随着第三次信息革命的不断深化，“互联网+”成为现代信息化建设的前沿，也是重要的集大成者，它具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调配作用，互联网以其巨大威力，对国家经济、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因而近年来“互联网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这一课题受到学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并催生出“互联网＋”理念，强调实体经济中的各类企业需充分利用互联网而提高竞争力。甘肃省第十二届人代会第六次会议中强调，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培育壮大县域经济，增强持续发展后劲成为今后推动甘肃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而商贸流通业是指为商品流通提供服务和流通于商贸流通贸易的产业，主要可分为商贸流通服务的部门和专门从事商品流通的部门。商贸流通业包括通信、邮政、物流、仓储、零售批发等。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取得长足进展，以至于全社会对流通业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和需求量不断扩大，因此我国的商贸流通业迅猛发展；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也不断地推动着宏观经济在数量上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总体水平的提高，其中数量上的增长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及其总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结构上的优化是指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趋向合理化逐渐出现以第三产业为主，一、二产业为辅，实现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一、二产业的繁荣，一、二产业也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基础；总体水平的提高是指各产业部门的生产技术平和组织管理水平不断向高层次发展。

（二）“互联网+流通业”的研究现状

自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来，我国专家学者对“互联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就“互联网+流通业”而言，学术界有众多不相同的概念和定义，其中郭宇（2015）对“互联网+流通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汇总和阐述，提出了三种理解：第一、认为是将流通业的部分环节融入到互联网之中，第二、认为是流通业完全融入到互联网之中，第三、认为“互联网+流通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一种商贸流通产业。本研究也赞同“互联网+流通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认为“互联网+流通业”不仅仅是一种商贸流通产业，而是一种集时效和空间于一体的技术服务型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