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论文范例

【摘要】在现代建筑中，地下室结构设计的合理性不仅会对建筑基础安全性和稳固性产生重要影响，也直接关系着建筑的使用功能，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地下室结构设计工作。在建筑地下室结构设计工作中，设计人员应严格遵守结构设计相关规范和设计标准，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准确确定设计参数，不断优化设计方案，全面提高结构设计质量，以确保建筑地下室结构质量安全。论文介绍了地下室结构的特点，对其设计要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建筑工程；地下室；结构设计；设计要点

1引言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地下室已成为现代建筑中比较常见的组成部分。地下室结构设计较为复杂，需要综合考虑建筑基础结构设计、人防要求以及建筑使用功能要求等多种因素，客观上了加大了设计难度。设计人员在设计地下室结构时，应按照相关设计规范的要求对各项设计参数进行科学取值和计算分析，准确把握各项结构设计要点，不断总结设计经验，优化设计方案，为提高建筑地下室结构的安全性、稳定性以及实现多元化使用功能奠定良好的基础。

2地下室结构设计基本特点概述

在建筑地下室结构设计工作中，不仅需要充分考虑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要求，并且要同时满足建筑地下室多元化使用功能的需要，还要全面考虑建筑地下室在结构强度、刚度、抗震、抗浮、防水、防渗以及人防等方面的要求，客观上加大了设计难度，对设计人员的专业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地下室结构设计要点分析

摘要：

在1970－1980年代，英国在经济上从繁荣走向危机，在政治上从“民主共识”转向“威权专制”，以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新左派积极反思英国社会主义传统，突破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樊篱。这一时期霍尔的文化研究始终遵循着一个目标，或者说始终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重新思考文化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性，把文化领域作为一个持续地政治斗争的空间，在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搭建桥梁，复兴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潜能。

关键词：

青年亚文化；仪式抵抗；霸权；监控危机；撒切尔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学

以斯图亚特•霍尔及其团队1970－1980年代的三个重要文本群：《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1975）、《监控危机》（1978）、《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危机》（1988）为主要考察对象，我们可以发现霍尔在这一时期文化研究之内在逻辑：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文化因素与社会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挖掘被统治阶级和边缘文化的反抗与革命潜能。这一逻辑通过对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种族、监控危机、撒切尔主义等的考察表现出来，其焦点就是“文化与社会，结构和动力，经验与意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1］如果说在70年代以前，霍尔以抽象的理论术语在文化层面对霸权和多元决定之间、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那么70年代以后他则在左派最为低沉的时刻，保持着实践与革命的战斗精神，以文化研究的方式积极介入政治，强调社会主义者必须从文化中发现革命的主体，他努力在理论学术与广泛的社会政治实践之间搭建桥梁，致力于复兴社会主义政治的革命潜能，开创了文化政治研究的新进程。霍尔这一时期的文化政治研究既促进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也为反思当代社会文化理论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仪式抵抗：

“青年亚文化”的政治潜能斯图亚特•霍尔等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青年亚文化表征的新兴消费主义和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清教主义之间的矛盾，把新的历史条件与对社会形态结构所作的文化分析结合起来，通过对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发掘工人阶级新的文化表现形式以及其政治抵抗潜能。英国当时出现的一些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如光头党、泰迪男孩、摩登族和飞车党等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在霍尔与伯明翰学派的眼中成为了一种充满象征性与想象性的“仪式抵抗”和政治反叛，“即青年亚文化群体都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去挑战和颠覆那些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所拥有的文化领导权”。［2］他们甚至认为，青年亚文化是以想象的、象征的方式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难题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其实，霍尔最早将文化研究介入政治战略规划是在《无阶级意识》一文中，在那里他认为像广告、文化和大众传媒等大众文化，不仅仅是反映经济基础的从属性要素，而且还是社会的构成性要素。这样，上层建筑本身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作用。迈克尔•肯尼认为：“无阶级的意识是战后英国左派所经历的危机的核心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阶级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似乎越来越不真实。霍尔更多地从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解释了这种联系。”［3］这说明了霍尔对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拒绝和批判，并且他认为“社会主义总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我们今天正在创造的是明天的社会主义：它隐藏在普通民众（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生活之中，他们在理智上和经验上都抵抗和拒绝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除非工人阶级经验的价值观能够在我们讨论的消费和繁荣这个新条件下发现新的形式并茁壮成长，否则社会主义思想最终将会干枯并消失”。［4］战后的消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导致英国工党支持者大幅下降，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不断扩张、大众消费时代崛起等引起部分知识分子产生这样的怀疑：“无产阶级正在消失”、政治斗争已经不可能了。由此霍尔等人通过对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研究追问：在所谓消费主义的侵蚀之下，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希望在哪里？首先，霍尔反驳了英国战后社会形势发展中流行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第一种意识形态是“丰裕”神话。霍尔认为英国战后的繁荣虽然导致青年消费主义的兴起，但是并没有导致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的实际受益者是中产阶级，所谓“丰裕”是一个神话。“丰裕假定了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的完美比例，正因为需要用它来遮盖现实的不平等与许诺的即将到来的乌托邦———众生平等、消费不断增长———之间的鸿沟”。［5］也就是说，所谓丰裕社会的到来其实不过是一种“社会神话的功能”。［6］这种社会神话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专门针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二种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所谓“资产阶级化”是“一个极不显眼的会聚过程，即工人阶级中的一些阶层和一些白领群体在某些特定方面、在某些规范取向上逐渐趋向一致，这个范围非常有限”。［7］第三种是战后形成了在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新的政治共识，它假设阶级差异都能够被克服。责任、工作、纪律、家庭、法律、英国性等等共识意义上的图像构成了共识的组织化要素，并成为社会的钢筋水泥，这种常识把自己打扮成自然的、人们的直觉，犹如丰裕这些概念一样，是一种再现性的意识形态性的范畴，目的是稳固霸权统治，通过制造“自发的同意”来拆解工人阶级的反抗。1960年代早期建立起来的丰裕、共识和资产阶级化的意识形态神话，随着7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破灭了。统治阶级不能再靠共识实行统治了，必须通过“威权专制”去维持其权威和统治。从“民主共识”到“威权专制”的转移是理解危机的核心，这也是之后《监控危机》的主题，在那里，霍尔阐明了霸权危机与“法律—秩序”社会之间的勾连。其次，在对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创造性阅读之上，《通过仪式抵抗》修正了我们对什么是“抵抗”的认识。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但是通过对阿尔都塞的解读，霍尔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结构联合体，而是多元决定的产物和要素，霍尔区分了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的较量关系，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秩序“试图在它的范围内规范所有相互抵触的对于世界的解释，并且它试图克服、挪用、遮蔽或者控制各种矛盾”，［8］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靠武力和赞同相结合起作用，也就说在统治阶级实行领导权的时候，通过对从属阶级的生活进行规范来完成引导，以保证每一个阶级都能以其现有的支配—从属形式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9］但是，霍尔并未陷入阿尔都塞的“理论悲观主义”之中，此时他引进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文化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必然带有复杂性的、差异化的、对抗性的整体”。［10］这其实是引进了阶级斗争的维度，来匡正阿尔都塞的理论导致的“无主体”缺陷。他深信虽然工人阶级明显是一种从属性的社会和文化存在形态，但是，领导权永远也无法从整体上把工人阶级完全地或绝对地吸纳进统治秩序当中。在他看来权力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存在根据持续地协商、对抗和斗争的各种具体形式的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从属阶级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结社自治文化、自身的社会关系形式，形成了有自身鲜明特色的惯例、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阶级冲突绝不会消失，并可能呈现出半公开、半正式、半体制化或半自治的状态。［11］工人阶级文化始终不懈地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那里“夺得空间”。最后，以上述研究为基础，霍尔把文化霸权及其实践置入整个英国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来理解，既看到它的特殊性，又坚持一种历史的和差异的视角。因此，他坚持文化对政治的积极干预，既反对法兰克福的人道主义“精英文化论”，也反对结构主义的“无主体历史过程论”，而是在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强调了“人类反应的创造性，通过颠覆性的、仪式性的和世俗实践活动，人将自身从他们自身日常的和被压迫的环境中解放出来的能力，亚文化实践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候预示了另一种社会”。［12］但是，正如麦克罗比指认的那样，亚文化的未来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13］亚文化仪式只是一种持续协商的方式和策略，不是具体现实的方法，并不能彻底解决失业、低工资和教育不公等问题。在后来的《监控危机》中，霍尔对这类批评做出了回应，他对“道德恐慌”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统治，揭示了战后英国的政治从共识的霸权到高压专制的霸权统治形式的转变。

摘要：

文学史的发生及其发展形成是一个过程，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的界定无论是五四还是19世纪90年代末都是把它定位为一个具体时间点上，使文学缺乏了自身的承继性，因而对它的起点界定在时间段里也许会更好体现文学自身的特性。

关键词：

五四；时间段；文学；起点

现在大多数的学者都把五四视为中国文学史的起点，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史的现代化的进程，也会忽略一些在五四以前就初具现代性的作品。所以把五四这个具体时间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未免有些牵强，如果按照当下把五四作为现代文学史起点的话，那么五四前期的时代的准备和思想的酝酿，截取其中的某一个点作为现代的文学史的起点，其实也是可以说的通的。现在对于文学史的起点的界定众说纷纭，显而易见的是，现代文学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的确是在五四前后的，尽管在此之前黄遵宪的“文言合一”的现代性的观念的提出，以及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等具有现代性气息的作品的问世，但是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文学在发展进程中现代性意味的表露。有的学者从时间意义和概念意义上对文学史的开端的进行界定，我也比较认同从宏观的视角上来把握文学史的开端问题。

因为文学作为上层建筑，它本身具有一种思维意识的性质，使得文学本身就具有一种流动性，延续性和不确定性。所以不同的学者对于文学史的界定就会在缝隙中形成自我的价值判断和认同，从而就会形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文学观念。我觉得不应该以某个年份或者具体的时间点作为某一种文学的开端，而应该用一种发展的历史观来看待这个问题，把文学史放到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去把握界定，可能更符合文学的独立性的特质和它的现代性概念。其实一旦我们通过文本的转化，叙述去接近文学史的实际发展的话，再加上历史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历史的文本，因而在叙事的同时也在改造着历史，也就是“历史文本化”［1］，历史被文本化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歪曲，带上了主观性，如果非要给现代文学史的开端找一个起点的话，我会更倾向于把起点限定在一个时间段里。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是在继承前代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发力于五四的新文学必然也是在吸取以往文学的精华所致，由于文学本身的流动性和延续性，所以五四新文学的萌芽很可能就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但是我不同意严家炎学者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定义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时间点上，他在论文提出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提出了“文言合一”的理念，契合五四时代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但他是否有意识或者说有志于通过文学“揭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2］。光绪三年（1877）黄遵宪到日本后，随后两年就开始收集史志，拟草《日本国志》，在1887年形成始成稿，在1895年刊行，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在驻英使馆参赞任上作《日本杂事诗自序》提到“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3］，并且在《日本国志》的内容的编排和分配上，很大的一部分在写日本明治维新的体制和法制的变革，对日本发展的作用，所以提出“文言合一”的观念是作者无意识中的一个现代性的萌芽，而不是把它作为改变中国腐败落后的重要的途径，他是在希求中国模仿日本进行变法和改革，逐渐的强盛起来。随后严家炎学者列举了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些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作品。

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英勇的爱》还有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陈季同的作品时用法文写成，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是吴语小说即地方方言写成，所以这样就会造成在现代文学的萌芽期时，它缺乏由理论的提出到实际的创作，在从创作中总结出经验理论的这样的一种螺旋上升的衔接。无法从实际的创作中去验证“文言合一”的理论，语言的局限性，就会使文学难以产生一种强大的合力，因而它就不可能形成五四那大声势的思潮，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明确提出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并且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许多用白话文写成的作品《月夜》，《关不住了》，小说《狂人日记》等，都对白话文的倡导作了有力的支撑。并且作家们在实际的创作中不断进行探索，胡适在1917年2月《出版》2卷6号发表《白话诗八首》，在3卷4号发表《白话词四首》的时候，诗明显有旧体的痕迹，口语入诗较古代多且气息浓重，形式上也是不伦不类，白话词的创作甚至不解“尝试”何在。可是1918年发表《月夜》现代新诗的时候，已分行为外观形态的特点突出，并且初步有了象征的意味，还在音节，压押上进行了尝试。所以在五四的时候理论的提出和实际的文学创作使相互呼应的，是一个不断螺旋上升的过程，所以在五四才能出现一个强大的合力。现代文学形成强大的影响力的时候是在五四新文化时期，但是现代文学的起点显然不能把它定义到五四这个时间点上，因为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确实有一些零星的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和特征的作品产生，并且为五四现代文学发展的高潮的形成作了铺垫，所以我把现代文学的开端限定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五四形成文学的影响力的一段时间里或许更符合文学本身的延续性和历史发展承继性的特点。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过程中撰写的一篇论文，同时也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这篇论文写于1873—1886年，尽管距今已有100多年，又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但却是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较为系统的阐释，尤其是揭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中所蕴涵的人—自然—社会的多元伦理关系以及由此阐发的生态伦理观，对于我们认识“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当想什么?”“我能期待什么?”以及“人是什么?”这些由康德提出的悬而未决的一组问题进而建构生态伦理学，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劳动与人的手、足、脑、语言以及伦理关系的产生   恩格斯首先从批驳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指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这就表明，与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只看到劳动—财富这对经济关系不同，恩格斯揭示了这对经济关系中蕴涵的劳动—自然—人—财富多元的生态伦理关系及其辩证法。接下来他着重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系统地考察了“劳动”如何“创造了人本身”，以及人—社会伦理关系何以产生。   1.劳动促进人的手、足及其他机能的演变   在几十万年以前，地质学家称之为第三纪的某个时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生活着一种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这些类人猿，也许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和脚从事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恩格斯认为，“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②。因为直立行走有利于类人猿手和脚的分工，让手“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③，比如摘取和拿住食物、在树林中筑巢、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尽管这些动作最初只能是非常简单的，但当“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时，从猿转变到人的历程便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因为“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④。恩格斯认为，猿手转变为人手，完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⑥由于劳动，手必须与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这样便引起肌肉、韧带的发展，经过更长的时间亦引起了骨胳的发展并且被遗传下来，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又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进而人的手才达到现在这样高度的完善。恩格斯不仅阐释了劳动对手的肌肉、韧带甚至骨骼的影响，而且还根据达尔文提出的“生长相关”律，即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相联系的，揭示了手的演变不是孤立的。因为手“仅仅是整个极其复杂的机体的一个肢体。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利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⑦，而且两者相互作用。这样恩格斯就将人的手足的演变与人的机体其他部分的相应演变联系起来。在方法论上，他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运用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揭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对于人的手足的演变以及人体其他部分机能演变的作用。   2.劳动促成语言产生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演变   恩格斯指出，尽管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而人作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⑧，显然不可能从猿类祖先直接发展而来。这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那样，“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⑨。作为动物的类人猿“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随着手的发展，人通过劳动而开始建构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都会扩大人的眼界，在自然对象的探索中不断地发现新的属性。与此同时，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而开始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及其交往方式。人在劳动交往与合作的活动中，“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①。这一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人逐渐学会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语言产生了。因此，“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②。恩格斯还从动物与动物、人与动物交往方式及其比较中进一步说明语言产生的作用。他指出，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信息。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因为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而感觉到是一种缺陷。然而，如果经过人驯养的动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是这样敏锐，以致它们在自己想象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容易地学会懂得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依恋、感谢等等表现感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这说明，语言不仅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和伦理关系，而且也能促进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交流。   3.劳动与人脑的演变、感觉器官的完善以及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发展#p#分页标题#e#   恩格斯认为，正是在劳动和语言这两个最主要因素的推动下，猿脑就逐渐地变成人脑。尽管后者和前者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后者远远超过前者。③随着脑的进一步发展，人的感觉器官也逐步发展起来。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使得听觉器官相应完善一样，脑的发展则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同时进行的。④脑及其相应的感觉器官的发展使人愈来愈具有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这反过来又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没有因人最终同猿分离而停止，而是大踏步地前进了。而社会的出现使得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二、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与多元伦理关系的形成   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根本区别是劳动，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⑤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发生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使人的需要与活动方式多样化，而且形成了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多元伦理关系。然而，随着劳动本身向脑力劳动发展，尤其是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使人产生了认识的误区，进而产生了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   1.劳动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的变革   恩格斯认为，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⑥。那么人类最早制造的工具是什么呢?根据当时所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同时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打猎和捕鱼的工具，它们同时又是武器。   首先，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猿转变到人的重要的一步———食物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可食用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愈来愈多，食物愈来愈复杂，进而输入身体内的材料也愈来愈复杂;二是从只食用植物转变到同时也食用肉。   其次，人通过自己制造的工具打猎和捕鱼，就可以食用更多的肉类食物，从而为其超越动物界奠定了生理基础。一方面，这些肉类食物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另一方面，食用肉类食物可以缩短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植物性过程的时间，因而便“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愈远，他超出于动物界也就愈高”①。既吃植物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   再次，在恩格斯看来，最重要的是食用肉类食物对于脑的影响———脑因此获得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人的脑就能在人类一代一代繁衍的过程中，更迅速而完善地发展起来。讲到这里，恩格斯不无调侃说:“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原谅，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②   最后，食用肉类食物引起了两种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一是火的使用，由于为人提供了几乎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这样就使得消化食物的过程大大缩短;二是动物的驯养，使得人类的肉类食物更加丰富，因为它和打猎一起开辟了新的更为经常的食物来源。从养分来说，动物的驯养还供给了至少和肉相等的乳制品等新食物。恩格斯认为，“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③。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发生变革。前者表现为人类食物结构的变化与发展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进而促进了脑髓的发展;后者则表现为正在形成中的人及其自身自然的变革使其远离了植物界，也超越了动物界，进而引发了人与植物、动物关系的变革:从单纯的食用相关植物到有意识地种植相关植物，从与动物为伍到打猎和驯养动物。这不仅导致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食物结构的变化、消化系统的变异，而且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由无意识地适应自然状态，转变为一种有意识地改造与被改造、控制与被控制的伦理关系。   恩格斯在文中这样描述了猿群在食物方面对于自然的无意识适应:“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区内的食物吃光。它们为了获取新的食物地区而进行迁徙和斗争，但是除了无意识地用自己的粪便来施肥，它们没有能力从这块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可能占据的食物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④不仅如此，在食物结构的变异中，动物也是出于无意识的被动适应:“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⑤他把动物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滥用资源”。他认为，这种行为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进了类人猿转变成人。“因为它逼迫着动物去适应和平常吃的不一样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液就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⑥而那些无法改变食物结构的动物就灭绝了。恩格斯明确指出，动物这种无意识的改变和被动适应还不是真正的劳动，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因为“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⑦。为此，人们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改变了它们的模样，甚至已认不出它们本来的面目。这种劳动不仅使人对自然有了更强的适应性，而且使人改造自然的活动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工具越来越多样化，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进而形成了越来越多元化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   2.劳动促使人的需要与活动方式多样化以及伦理关系多元化   恩格斯指出，劳动不仅使人学会了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而且也使人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这样，人就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在他看来，“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做的动物”①。对于其他的动物而言，尽管它们也能习惯于各种气候，但它们或者靠本能无意识地适应气候变化，或者由于被人驯养而跟随人生活。#p#分页标题#e#   劳动使人从物种关系方面获得提升。当人们从原来居住的较为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寒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冬夏两季的地带，或者从较为干燥的地带，迁移到较为湿润的地带，这样，为了抵御寒冷或者潮湿，人就产生了新的需要:住房和衣服等。而新的需要引发了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人在其物种关系方面愈来愈远离动物。   劳动使得人与自身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手和脑只有“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②。一是随着人们需求增加，劳动不仅在时间上“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③，而且在空间上范围不断扩大，活动的领域日益多样化。这样，劳动除了最早产生的打猎和畜牧外，后来又有了农业，其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等。二是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出现了艺术和科学。这意味着劳动本身由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开始向脑力劳动发展。三是随着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④。这不仅意味着劳动本身向脑力劳动发展，而且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发展。   3.脑力劳动的发展使人产生了认识的误区   恩格斯清晰地看到，随着脑力劳动的发展，尤其是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⑤。特别是在原始社会后期(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的劳动。随着文明的迅速推进，人们产生了一种误认:“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⑥人们常常把文明的迅速推进完全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从古代世界到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一直统治着人的头脑。由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甚至连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也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⑦。   恩格斯接着从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方法论视域，指出了上述误区的认识论根源:“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东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阻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⑧他还通过分析动物与环境、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其相互作用。恩格斯指出，尽管动物不如人所做的那样，但是它们也通过它们的活动而改变外部自然界。同时，由动物改变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先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起变化。而“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⑨。   三、基于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反思的生态伦理观   恩格斯通过分析人的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反思其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源及深层的唯心主义方法论与认识论根源，提出了以历史唯物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以及超越历史上生产方式处理人—自然—社会关系的局限的生态伦理方略。   1.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   恩格斯通过将动物的计划性与人的计划性加以比较指出，这两者的本质区别是劳动。尽管动物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在哺乳动物那里，这种计划性则已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人们在猎狐时，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地形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它们“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①与此同时，恩格斯指出了人的劳动计划性的内在悖论。尽管人“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与动物相比，人由于劳动———有计划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远远超过了动物基于本能的有计划的活动，然而，人的这种劳动的计划性在时间上蕴涵近期(或者短期)与长期的悖论;在空间上蕴涵局部与整体的悖论;在认识维度上蕴涵特殊与普遍、单一与多元的悖论。恩格斯以具体的实例生动地说明了上述悖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尽管他们的确在短期内得到了其想要的耕地———局部的、特殊的、第一目标实现了，但是他们却破坏了这些地区长远的、整体的普遍性的生态平衡———这些地方由于他们的作为，失去了森林，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进而在今天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   2.悖论的反思与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   恩格斯不仅进一步揭示了上述悖论存在的普遍性，而且通过反思提出了以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生态伦理观。他列举了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由于砍伐松林，摧毁了其所在区域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进而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但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元性，其中包括人—地(山)关系、人—林关系、人—畜关系、人—水关系、人—植物及其病虫害关系等。③同时这些多元关系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一旦其中一种关系被破坏，就会产生类似“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不仅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同时也危及作为自然产物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由此，恩格斯从人与自然密切联系的多元伦理关系中警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在这里，他反思了上述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据:其一，“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统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二，未能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恩格斯生态伦理观的深刻性就在于进一步反思了上述两者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根源———古典时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唯心主义观念。②#p#分页标题#e#   如何才能超越上述悖论呢?恩格斯认为，一是我们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19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因此，人们愈会重新感觉到，同时也认识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性，进而处理好人—自身—自然的伦理关系。二是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因为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要比处理好人—自身—自然的伦理关系复杂得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③。他以上述列举的马铃薯以及随它而来的瘰疬症的传播作为案例展开分析。他认为，尽管传播栽种马铃薯带来了瘰疬症的传播，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低到吃马铃薯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影响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受病害的缘故发生了，饿死了100万吃马铃薯或以吃马铃薯为主的爱尔兰人，并且有200万人逃亡海外。和这种饥荒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接着他又列举了近代地理学的伟大成果———哥伦布发现美洲———所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17世纪和18世纪物理学和动力技术的革命———蒸汽机的发明———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伦理效应: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④，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⑤。对于这一阶级斗争，恩格斯坚信，“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⑥。但是，他也意识到，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必须“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⑦。   3.超越历史上生产方式处理人—自然—社会关系的局限的生态伦理方略   恩格斯回顾了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方面，“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⑧。就原始的土地公有制而言，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们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则有一定的剩余的可用土地，进而为应对这种原始经济的不虞灾祸提供了一定的活动余地。但是一旦其剩余的可用土地用尽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其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因此，恩格斯指出，“只要生产不局限于被压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①。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这成为其行为的唯一动力。甚至连其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也已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   在这里，恩格斯阐释了历史上处理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三种生产方式下的三种逻辑:(原始社会)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们发展程度的逻辑、(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利益成为生产推动因素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运作逻辑。事实表明，这三种处理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逻辑都无法超越上述生态伦理悖论，甚至还会加剧这些悖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多数情形下，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协调，变成二者的绝对对立。不仅如此，劳动者丧失了财产，而同时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即便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主要只研究人在生产和交换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可以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②。由此，恩格斯指出，要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仅仅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③。   四、恩格斯劳动视域中的生态伦理观的几点启示   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尽管是一篇没有完成的论文，但毋庸置疑，它是一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④。然而，尽管他们深谙“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⑤，但由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哲学，因而没有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没有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后来马克思恩格斯都由于领导工人革命，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一直没能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发，而恩格斯这篇论文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人类发展史、自然史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了“劳动”如何“创造了人本身”，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何以产生，进一步论证了“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⑥。这填补并完善了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p#分页标题#e#   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相互联系的方法论，以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为研究主线，论证了劳动何以促进了人—自然—社会多元伦理关系的形成，以及对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多维度的影响。恩格斯首先肯定了劳动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因而“创造了人本身”，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⑦同时他反驳了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阐述了劳动和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⑧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人的劳动计划性的内在悖论:在时间上蕴涵近期与长期的悖论;在空间上蕴涵局部与整体的悖论;在认识维度上蕴涵特殊与普遍、单一与多元的悖论。因此，他警示道:“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实际上，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有相关的思想，他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②只不过马克思是以一种人本主义诗意般的哲学思辨语言进行阐释，而恩格斯的告诫则是基于历史唯物辩证法和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哲学论证。这对我们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通过反思人的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源及其深层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根源，提出了以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恩格斯意识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协调人—社会的伦理关系，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复杂。这种复杂性在当代表现得日益明显，正如阿多诺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支配自然上的进步或许正日益促成那种据说这种进步会保护人类免遭的灾难，或许正在编织社会粗鄙地长成第二自然”③，其结果却越来越表现为主体的人自身的自我沦丧，同时人的生存条件越来越转变成一种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且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恩格斯回顾了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方面的三种逻辑。事实表明，这三种逻辑“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④为了超越这三种逻辑的局限，他提出了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方略: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预见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行为的比较远的自然—社会影响，仅仅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⑤。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变革，产生的新型的社会生产组织及其生产方式才能实现人的“第二次提升”:“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⑥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将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和可能。他乐观地预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人们自身及其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   尽管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的思想距今已有100多年，但是在当前全球化、市场经济、高技术信息化的条件下，重温其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生态伦理学，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

摘要:教学是大学办学的基础，而科研对大学的提升发展十分重要。科教融合，相互促进是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无机化学实验是我校应用化学专业的基础实践课程，文章结合现阶段无机化学实验教学现状，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说明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重要性。对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多元化考核方式等进行了探讨，以期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科学素质更高、实践动手能力更强的专业型人才。

关键词:科教融合;无机化学实验;教学研究

众所周知，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化学的相关理论和规律是对大量实验结果进行归纳、分析、处理、概括和总结形成的〔1〕。其中无机化学实验在化学学科中十分重要，是高等学校多个专业开设的学科基础课程，包括应用化学、化工、生物制药、环保等专业。它的实验内容广泛，包括基本操作、元素性质、化合物制备、综合设计性实验等传统无机化学实验。实验课程本身就涉及实验设计、实验操作、数据处理等环节，而科研工作也需要创新意识和实验设计也操作，在无机化学实验课程授课中结合科研，能够更好的实现科教融合〔2－3〕。无机化学实验是学生在进入本学院本专业学习的第一门专业实验课程，很多同学可能是在中学时期就对化学产生较大兴趣，同学们在选择专业上大部分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明他们在进入大学后是不讨厌本专业的，因此无机化学实验课程肩负着让学生掌握坚实的实验技能以及对化学实验保持浓厚的兴趣的重任，这才能让学生在今后的3－4年始终对这个专业保持热爱，甚至将这个专业当做人生的一个选择，运用本专业成就一生的事业。身为一名高校无机化学实验课程的教师，需要引导学生热爱这门课程，热爱化学实验，向学生积极普及科研知识，将实验教学与科研工作有机结合起来〔4－6〕。高校教师积极从事科学研究一方面可以拓展教学广度、增强教学深度;另一方面可以促使教师持续掌握学科相关科技动态，更新教师知识结构，完善教师的知识体系，提高实践课堂教学效果，带动学生参与到科研实验中。高校教师将教学和科研机结合，以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带动科研。

1科研成果体现在无机化学教学内容中

正视科研与教学的相互关系，将科研的成果与实验的教学内容合理关联起来。本人在化学相关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学院教师也在纳米材料领域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把科研成果运用在课堂教学中，将最新的学科领域的科技前沿和信息传递给学生，促进教学效果不断提高。将教师的科研项目相关成果带入教学中，如在开展《无机化学实验》、《材料化学实验》等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将承担的省级重点科研项目“磁性纳米材料作为SERS基底在环境检测中的应用”的内容引入教学，如在教授碱式碳酸铜的制备实验时，将此科研项目中的实验设计成果作为教学案例，向同学们输送在实验设计中控制变量的实验方法，使学生通过教师的在研项目、研究方案、研究内容加深对实验的原理认知和实验操作等方面。将与教学课程内容相关的科研学术论文与教学相联合，在进行无机化学实验等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当讲述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催化性能时，本人引入学院教师已发表在相关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理解了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表征手段，催化性质及在实际应用中的前景，开阔了学生的知识视野，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学习实验技能的意义。将教学改革的成果及时应用于教学中，将本人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互联网+无机化学实验的绿色化的探索与实践”的成果应用于课堂教学中，无机化学实验如卤族元素、p族非金属元素等实验课程会使用较多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这类实验课程可以通过制作微视频记录实验过程，借助化学实验类APP软件(如烧杯软件)及虚拟仿真软件等模拟实验操作，推动无机化学绿色化教学模式，增加了实验教学的形象性、直观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使学生感受到实验课程的乐趣。

2科研促进无机化学实验教学的形式

高校教师的首要工作是教书育人，教师要着重围绕教学开展科研，教学和科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教师要及时了解和把握本学科的科技动态，并能较好的将信息应用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增强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有效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同时教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带入课堂教学，将最新科技前沿传递给学生，使科研很好地推动教学。近年来，高校教师可以申报各种科研项目，得到科研项目的资助，可以将科研项目相关的课题结合教授的课程运用在实际教学中。(1)更新教学内容。教师重视科研工作会对学科前沿动态保持敏感，及时洞悉学科的最新动态。基于此，在教学工作中融入教师科研成果，是对教学内容的补充和更新。在利用专业教材开展教学的基础上，采用课堂讲授和附加讲义的方式对教材内容进行完善和补充，如在讲授新型纳米材料的制备过程中，及时向学生讲授书本上没有的最新纳米材料，比如石墨烯掺杂材料，MOF材料等，增加具有学术性和前沿性的相关内容，提升教学的学术氛围，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2)促进教学方法改革。近年来，学校鼓励教师探索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针对无机化学实验课程的特殊性，指导学生课上分组进行创新实验设计，围绕某一实验充分准备，分小组演示实验过程，对所得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总结，并对结果进行分组汇报，由教师点评;积极采用互联网+实验教学的形式，在课后向学生分享最新学科相关文献、前沿科技，供学生课下学习，并在互联网平台上与学生沟通探讨一些学术热点问题，大家畅所欲言，发表观点。通过这些教学形式，很好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提升了学生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得到锻炼，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为学生今后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坚实有力的基础。

摘要：

分层教学法是现代教育改革中应用的一种新型教育形式，分层教学法在我国教育教学中的开展，可以充分发挥高中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与现代信息化教育环境的结合应用，促进高中生的全面性发展，本文从高中语文角度，对信息化环境的分层教学法的运行进行分析。

关键词：

信息化环境；中学语文；分层教学法

引言：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为上层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动力支持。我国教育实施全面性教育改革，分层教学法是我国教育实施全面改革的新型教育手段，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同步应用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可以培养高中生的语言灵活运用能力，提高学生的自身文化底蕴，是社会主义社会综合性人才培养的创新教育形式。

1分层教学法概述

一、正确认识二者关系

近几年来，国家电网公司大力弘扬统一的企业文化，在各层级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积极促进企业文化进基层、进班组、进站所，企业文化认知度、认同度显著提升。但在如何将文化落到实处、如何融入中心工作等方面还存在认识不到位的现象。在科技型企业中，技术创新是企业创新的核心推动力，更多的人认为技术创新主要依靠研发费用的投入、研发人才的培养、一流硬件的配备，与企业文化建设关系不大。对企业文化的理解也产生了一些误区，如政工论，有些人认为企业文化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有关部门的事情，与业务管理人员和一线技术人员无关。娱乐论，有些人将企业文化“简单化”，认为给员工过生日、唱歌跳舞、体育活动就是文化。无效论，有些人认为企业文化看不到、摸不到，或者仅仅是“墙上文化”，无法作用于技术成果的取得和创新能力的提升。种种理解上的误区，是缺乏对二者互动关系认识的表现，影响了企业文化与技术创新的协调发展。企业文化是以一种文化形式出现的现代管理方式，它通过柔性而非刚性的文化引导，形成群体对某种文化氛围的心理认同，使群体产生最大的协同合力。技术创新一方面依赖于市场、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与企业文化有着直接关系。清华大学张德教授在《企业文化建设》一书中提到，在21世纪知识企业占主导、脑力劳动成为主要劳动方式以后，这种看不到的劳动使外部监督和制度化管理大打折扣，唯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影响知识工作者的思想观念，提供激励性的良好文化氛围来提高工作效率。在科技型企业中，如何发挥文化驱动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亟待研究。

二、企业文化有效驱动技术创新

企业文化建设从结构上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四个层次，分别在这四个层面植入创新基因，可有效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精神文化做引领。精神文化是用以指导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行为规范、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以企业精神为核心价值体系，可主导企业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国家电网公司企业精神“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核心价值观“诚信、责任、创新、奉献”，都是企业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永不停顿地向新的更高的目标攀登，实现创新、跨越和突破”的内涵，是一种拥有创新基因的企业文化。企业要多途径、多渠道，将这种富有创新的企业精神根植于每位员工内心，激发员工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丰硕的技术创新成果。制度文化做保障。企业制度作为企业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把无形的文化有形化，其内容渗透着企业文化的精神。在科技型企业中，应特别针对技术研发部门制定能够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励制度，如探索建立以知名专家为核心的科研攻关机制，制定专业技术带头人管理办法，激发科技研发人员的创新热情。行为文化做示范。行为文化是以动态形式作存在，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它通过员工的日常精神风貌、做人做事的态度等表现出来。选树培育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先进典型人物，宣传企业在新技术开发、前沿科技追踪、科研人员培养等方面的战略举措，从企业行为和员工行为两方面着手，影响和带动全体员工的创新行为。物质文化做基础。物质文化是一种以物质形态为表层而富含人文内涵的企业文化，创建优质的物质文化，应积极为研发人员创造良好的研发物质环境，如购置先进的实验仪器、营造宽松和谐的科研氛围；同时，用优厚的待遇招揽科研人才，在资金投入、职业发展、成果奖励等方面出台倾斜政策，促使研发人员在优越的环境下创造出更多创新成果。

三、技术创新丰富企业文化内涵

技术创新以创新成果、市场占有率、论文专利等硬指标为体现，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物质生产过程，而且能够丰富和扩展企业文化内涵，带来企业制度规范、行为方式、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变革，逐渐提升企业竞争软实力。技术创新推动企业价值观升华。技术创新有其固有特质，即以追求领先、先进、卓越为目标，在技术创新进程中蕴含着“争创一流”“诚信科研”等意识，这种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很好地诠释了国家电网公司的企业精神和核心价值观，随着能源革命的推动发展，能源技术创新深入推进，企业文化也会得到不断升华，融入新的内涵。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文化变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技术领域的创新夯实了企业物质基础，提升了企业发展高度，这就要求企业家站在更高的基石上，高瞻远瞩、思考未来、决策新的发展思路。技术创新塑造企业形象，技术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产品质量、提升服务水平、增强技术支撑，尤其在当今国际能源合作日益密切，国内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的环境下，对于提升企业国际影响力，维护企业形象，树立可信赖品牌大有裨益。技术创新和企业文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的不平衡发展势必阻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起互动机制，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在科技型企业中，企业文化和技术创新就犹如鸟之羽翼，车之两轮，不可或缺，相辅相成。技术创新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对企业文化建设有能动作用；反过来，蕴含创新基因的优秀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产生驱动作用。优秀企业不仅追求当下优势，更需要追求可以带来长期发展优势的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现依靠技术创新和企业文化互动推进、协调发展。

作者：赵婷 单位：国网冀北电科院

【摘要】

当前，微课与网络课件的开发逐渐引入到各学科的课堂教学之中，这种信息化教学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补充和辅助功能。本文就如何让微课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进行有效地运用进行探讨，以求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关键词】

微课；初中；历史教学；高效

如今，微课程走进校园后，已经代替了多媒体课件，成为了当前最热关注点，微课只讲授少数几个知识点，看似碎片化，但是微课的目标人群的特定性和传递知识内容的特定性，将教师对课程的讲解、对课程的理解，使用数字化手段呈现给学生。这些记录了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帮助学生进行认知，使用的教学方法与学生在情感上的互动过程，学生可以随时随处反复观看，有利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便于学生间的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下面就以初中历史课课堂教学中巧用微课来提高课堂的实效性进行探讨，以求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借微课过渡，有效突破教学重难点

目前初中历史教材课改之后，每个单元就是按照章节形式出现的，但是时间上存在一定的跨度，内容相当繁多，学生记忆知识点的过程中感觉凌乱，不容易掌握。每一课的重难点加在一起很多，让学生都精准地掌握，有很大的难度。笔者创造性地使用微课，制作出相应的历史知识点，学生通过观看微课，审视自己在那个环节存疑，然后笔者设计相应的“学习资源包”最终帮学生答疑解惑，实现对重难点的理解和掌握。如，在讲人教版八奶奶级历史下册《社会生活的变化——交通之变》一课时的重点是：在交通、通信、文化生活等方面出现的新鲜事物和对中国近代生活的影响，了解民国以来剪发辫、易服饰、改称呼等社会习俗方面的变化；难点是：如何在教学中加强学生对近代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感受，培养学生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感，形成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在通过谈话：假期你到过哪些地方去旅游？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假期里进行哪些娱乐活动？和同学朋友是怎么样联系的？师生交流导入新课后。笔者制作一个微课，并配套相应的信息资源包，直接切入法“快速浏览全文，课本从哪几方面介绍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的？”在这个微视频里，笔者依据子课题学生分组活动，教师巡回指导。组1观看情景剧《穿越时空的旅行》针对近代交通通讯的出现，找出自己哪里没有弄清楚；组2出示屏幕助学资料，结合课本研究近代文化生活的变迁，撰写百字小论文。组3观看情景剧，研究近代社会习俗变化，找出5个。通过图示与资料的应用，让吃不透这一内容的学生，得以再次充电，重难点通过微课得到较好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