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论文范例

【摘要】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在政治方面簪缨不替，爵位蝉联，显赫于当时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荣耀于当时文坛，对社会的影响巨大。本文对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研究重难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进行了梳理与回顾，并展望了未来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陇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综述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国家”的“家国同构”模式是宗法社会的基本社会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社会诸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门甲族有学术文化的底蕴，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以及杰出的文化个体，所以他们往往是时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显赫于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过对陇右傅氏家族的迁徙、政治动向、诗文创作和思想学术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汉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时代的侧影，同时可以探究陇右地域的传统文化。

一、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现状与趋势

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入，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与家族》，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旺族》，费孝通《乡土中国》。这些著作对我国古代的家族文化进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单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陈寅恪先生率先运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学，其著作《隋唐制度渊源论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及《金明馆丛稿二编》对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开山之功，启发学界良多。另外，钱穆先生亦着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具体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历史文化中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其一分之功绩”［1］。钱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响深远。后继者又有唐长孺、岑仲勉、王仲荦、毛汉光、余英时等先生，以及外国学者池田温、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成为史学界与文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此方面的研究渐趋繁盛。史学界有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及常建华《宗族志》，这些通论性的著作均对中古家族文化进行了专题研究［2，3］。另外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为研究入门手册，将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极为精准［4］。而断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个案研究的学术成果则更多，如李卿《秦汉魏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与《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岳庆平《汉代家庭与家族》、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杨际平郭锋与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价》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喜欢采用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往往对魏晋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谓的个案研究，如矢野主税氏有《张氏研究》《郑氏研究》，丹羽兑子氏有《关于魏晋时代之大族旬氏》等。这些成果都彰显了家族研究在史学领域内的繁荣景象。文学界也同样硕果迭出，如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刘跃进《门阀世族与永明文学》、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与《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以及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等，这几部专著都是从家族角度来研究中古文学、文化，功莫大焉［10～13］。渐次，研究家族形成、传承、变异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与规律，以及从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历史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成为学术界的热议。关于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20世纪初中期已有对傅氏家族人物的个案研究，出现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经济思想》、张岱年《〈物理论〉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学》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赵光勇《傅玄论》开始对傅玄进行了综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现了高新民、朱允校编的《傅玄〈傅子〉校读》、王会绍等《傅玄阴铿诗注》、王绘洁撰《傅玄及其诗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赵以武著《傅玄评传》、刘志立《〈傅子〉评注》等令人瞩目的研究专著［15～20］。相关研究论文也频结硕果，且内容涉及广泛，有籍贯、家世、生平与其生活时代的考论，又有关于傅玄文献的整理编注，也有对《傅子》及傅玄诗文的研究，还有的学者探讨了傅玄个人的学术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关注，有孙宝《傅咸家风与魏晋文风流变》、张亚军《北地傅氏与傅亮》等，赵茂林、张明华及马黎丽等对傅咸诗歌辞赋的研究成果显著。也有论及傅嘏、傅燮与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出现了对傅氏家族进行宏观整体研究的成果，日本学者石田德行对北地傅氏家族进行了整体考证。另如罗世琴的硕士学位论文《傅氏家风及傅玄傅咸个案研究》也考证了傅氏家族的谱系、籍贯并阐发了傅氏家风等问题。霍昇平的《灵州傅氏试探》一文讨论了灵州傅氏在汉魏晋南北朝各时期的政治态度与地位变迁，以及在历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汉末清议与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议政言论，并展现了他们的精神风貌［21］。柳春新的《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与安朝辉的博士学位论文《汉晋北地傅氏家族与文学》，都考证了汉晋傅氏的发源、兴起与迁徙变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变，并阐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学与家风。要之，在家族研究渐热的大背景下，陇右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研究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范围不断得到拓展，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对从魏晋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体研究的成果还几无可见，许多问题也需要继续细化、深入研究，所以这些问题必将成为傅氏家族研究的趋势。

【摘要】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在政治方面簪缨不替，爵位蝉联，显赫于当时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荣耀于当时文坛，对社会的影响巨大。本文对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研究重难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进行了梳理与回顾，并展望了未来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陇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综述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国家”的“家国同构”模式是宗法社会的基本社会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社会诸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门甲族有学术文化的底蕴，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以及杰出的文化个体，所以他们往往是时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显赫于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过对陇右傅氏家族的迁徙、政治动向、诗文创作和思想学术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汉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时代的侧影，同时可以探究陇右地域的传统文化。

一、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现状与趋势

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入，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与家族》，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旺族》，费孝通《乡土中国》。这些著作对我国古代的家族文化进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单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陈寅恪先生率先运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学，其著作《隋唐制度渊源论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及《金明馆丛稿二编》对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开山之功，启发学界良多。另外，钱穆先生亦着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具体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历史文化中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其一分之功绩”［1］。钱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响深远。后继者又有唐长孺、岑仲勉、王仲荦、毛汉光、余英时等先生，以及外国学者池田温、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成为史学界与文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此方面的研究渐趋繁盛。史学界有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及常建华《宗族志》，这些通论性的著作均对中古家族文化进行了专题研究［2，3］。另外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为研究入门手册，将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极为精准［4］。而断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个案研究的学术成果则更多，如李卿《秦汉魏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与《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岳庆平《汉代家庭与家族》、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杨际平郭锋与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价》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喜欢采用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往往对魏晋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谓的个案研究，如矢野主税氏有《张氏研究》《郑氏研究》，丹羽兑子氏有《关于魏晋时代之大族旬氏》等。这些成果都彰显了家族研究在史学领域内的繁荣景象。文学界也同样硕果迭出，如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刘跃进《门阀世族与永明文学》、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与《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以及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等，这几部专著都是从家族角度来研究中古文学、文化，功莫大焉［10～13］。渐次，研究家族形成、传承、变异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与规律，以及从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历史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成为学术界的热议。关于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20世纪初中期已有对傅氏家族人物的个案研究，出现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经济思想》、张岱年《〈物理论〉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学》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赵光勇《傅玄论》开始对傅玄进行了综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现了高新民、朱允校编的《傅玄〈傅子〉校读》、王会绍等《傅玄阴铿诗注》、王绘洁撰《傅玄及其诗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赵以武著《傅玄评传》、刘志立《〈傅子〉评注》等令人瞩目的研究专著［15～20］。相关研究论文也频结硕果，且内容涉及广泛，有籍贯、家世、生平与其生活时代的考论，又有关于傅玄文献的整理编注，也有对《傅子》及傅玄诗文的研究，还有的学者探讨了傅玄个人的学术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关注，有孙宝《傅咸家风与魏晋文风流变》、张亚军《北地傅氏与傅亮》等，赵茂林、张明华及马黎丽等对傅咸诗歌辞赋的研究成果显著。也有论及傅嘏、傅燮与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出现了对傅氏家族进行宏观整体研究的成果，日本学者石田德行对北地傅氏家族进行了整体考证。另如罗世琴的硕士学位论文《傅氏家风及傅玄傅咸个案研究》也考证了傅氏家族的谱系、籍贯并阐发了傅氏家风等问题。霍昇平的《灵州傅氏试探》一文讨论了灵州傅氏在汉魏晋南北朝各时期的政治态度与地位变迁，以及在历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汉末清议与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议政言论，并展现了他们的精神风貌［21］。柳春新的《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与安朝辉的博士学位论文《汉晋北地傅氏家族与文学》，都考证了汉晋傅氏的发源、兴起与迁徙变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变，并阐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学与家风。要之，在家族研究渐热的大背景下，陇右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研究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范围不断得到拓展，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对从魏晋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体研究的成果还几无可见，许多问题也需要继续细化、深入研究，所以这些问题必将成为傅氏家族研究的趋势。

摘要：

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

关键词：

灾害；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中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唐元、张静《古代灾害文学研究现状综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关成果，本文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有的论文属于概述与理论指导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的有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灾难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变化，灾害对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黄敏《“灾害与文学”研究范式刍议》（《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1）认为“灾害与文学”聚焦于自然灾害，也关注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是强调文学反映功能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的政治、社会层面及生命、伦理层面，也要关注作品的哲学、美学层面；关注对灾害的本体性书写，强调在灾害面前人类应该具有的现代思想，即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灾害文学，近年来比较显著。如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结合经学与政治，宏观探讨灾异观念，文章指出，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影响很深，远不止在思想层面；同时还指出，灾异说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李军《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灾害与政治的角度，讨论国家机构在面临灾害危机时的具体应对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的对策，同时讨论了灾害与民族战争、藩镇政策与灾民动乱问题；“灾异天谴说”在灾异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指出，灾异说对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学界研究成果细致入微，而文学研究以史学为依据、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但史学研究成果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灾害文学进行人类学或者母题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郭子辉《灾害神话：苦难现实的浪漫外衣——灾害文学源头探寻》（《长城》2012.2）认为灾害神话作为灾害文学的源头，对于先秦以来我国灾害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学素材，还提供了一种写作模式，一直贯穿到当代的灾害文学创作之中。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1），认为先秦灾害神话记录了自然灾害，表现了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灾害神话对后世文学题材、结构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使其成为灾害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对灾害书写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时代为单位进行研究。李瑞丰《先秦两汉灾异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试图建立“灾害文学”主题研究，并梳理灾异文学主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关于灾异文学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四点：一、作为赈灾手段之一的巫术禳灾，二、农业社会中作为社会评判的工具和道德评判的尺度，三、作为记实性史料及对灾异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四、作为历史记忆的体验与民族凝聚力的激发。李文娟《东汉灾害文学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指出东汉灾害文学的表现形式以及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灾害文学对灾害的记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记载的范畴。杜玉俭、李莉《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广州大学学报》2006.6）指出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以时代来限定研究范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各个阶段的灾害与文学的关系，重点关注灾异观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从诗文创作者角度来分析灾难对创作动机的影响，具有开拓性。

以作家或具体作品为单位进行研究。杨古月《<左传>中灾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对待灾异态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识分子在谈灾异的时候，往往要把灾异和人民、君主乃至整个国家的兴亡结合起来，灾异对于上层社会的影响远远比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来得深刻。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杜甫研究学刊》2013.1）和吴夏平《白居易的灾害诗》（《古典文学知识》2013.3）同样如此。其中杨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关注，探讨了灾异观念的变化和灾异对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响，其余论文则停留在诗史互证的层面。研究灾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社会科学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发生产生的震后文学作品，使得相关的受灾场景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更具有真情实感，文学性更强；地方在震后数年内涌现了大量的重修题记，亦有可备观览之作。从文学艺术性角度探讨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诸家诗研究》（《短篇小说》2013.14）一篇，文章从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诗歌入手，讨论了地震诗歌所应具备的艺术因素。此类文章从更大的角度来研究灾难对文学的影响，涉及灾害对作家本人生活的影响、创作心理的影响，更注重灾害与作家、作品的互动关系。从灾害类型来展开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1）归纳出古代地震诗歌在内容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此外还有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文章。此类文章代表性不强，灾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与灾害的具体类型关系不大，而与灾难的造成的影响程度联系更为密切。

一、中国古代: 美并非文学的必备特征

“文学”一词仍保留着古义，指儒学或一切学术。如《史记•孝武本纪》云:“上乡(向也)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史记•儒林传》云:“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这是以“文学”为“儒学”的例子。《史记•自序》云:“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又《史记•晁错传》:“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这里把“文学”当作包含律令、军法、章程、礼仪、历史在内的一切学术。桓宽《盐铁论》中“文学”是作为与“贤良”之士并列的概念使用的，即指主张实行仁政的儒者。另一方面，此时人们把有文采的文字著作如诗赋、奏议、传记称作“文章”，于是“文章”一词取得了相对固定的新的涵义而与“文学”区别开来。如《汉书•公孙弘传•赞》云:“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与“文章”的这个涵义相近的概念还有“文辞”。

《史记•三王世家》:“文辞烂然，甚可观也。”《史记•曹相国世家》:“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厚重长者，则召除为丞相史。”这里的“文辞”即文彩之辞、美的文辞。不过与此同时，“文章”泛指一切文化著作的古义仍然保留着。如《汉书•艺文志》云:“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作为包含“文学”、“文章”在内的“文”，仍指一切文字著作。因此，《汉书•艺文志》所收“文”之目录包括“六艺”(即六经)、“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在内的所有文化典籍，共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继承汉代“文章”与“文学”出现的分别，以“文章”指美文，以“文学”指学术。如《魏志•刘劭传》:“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魏刘劭《人物志•流业篇》:“能属文注疏，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所以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指出:“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文章”是以“雕缛”为特征的。同时，“文学”一词也出现了狭义的走向，与“雕缛”的“文章”几乎同义。宋文帝立四学，“文学”成为与“经学”、“史学”、“玄学”对峙的辞章之学，亦即汉人以新义指称的“文章”。嗣后宋明帝立总明馆，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其“文”即与狭义“文学”相当。与此同时，南朝人又进一步分出“文”、“笔”概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人们对文学中的部分文体的审美特征有所认识和强调，但并没有改变传统的泛文学概念。唐朝韩、柳掀起古文运动，以矫正魏晋南朝趋向形式美和情感美的子文学概念，要求回复秦汉古文的泛文学传统;南宋真德秀以理学之旨编《文章正宗》，与重视形美与情美的萧统《文选》相抗衡，取消了两汉的“文章”与“文学”分别和六朝的“文”、“笔”之分，“文学”、“文章”、“文辞”或“文”的概念回复到周秦时期，泛指各种文字著作和文化典籍。此后遂成定论，一直延迄清末。晚清刘熙载《艺概•文概》论“文”，涵盖“儒学”、“史学”、“玄学”、“文学”:“大抵儒学本《礼》，荀子是也;史学本《书》与《春秋》，马迁是也;玄学本《易》，庄子是也;文学本《诗》，屈原是也。”一言以蔽之:“六经，文之范围也。”正远绍先秦的广义文学概念。因此，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揭示:“凡云‘文’者，包络一切箸于竹帛者而为言。”文学不以“?彰”为准，而以“文字”为准，乃是对中国古代通行的“文学”观念的一次理论概括和总结。

二、中国古代存在着丰富的关于文学的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文学虽然不同于美文学，但有一部分属于美文学;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虽然不都是美学理论，但有一部分属于美文学属于美学理论。而且，由于中国古代“内重外轻”的宗法文化使中国古代文学打上了浓重的“言志缘情”、表现主体的民族特征，由于在如何较好地表情达意问题上审美的文学创作展示了丰富的奥妙和动人的魅力，因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更多地把兴趣集中在对表现心灵的文学作品的审美特点、规律的探讨、论析方面，从而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呈现出丰富的文学美学品格和色彩。西方文艺美学的一个经典性观点，是以“美”为艺术的必不可少特征。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主要形态，自然必须具备怡人情感的美。因此，西方的“文学”又叫“美文学”，literature是不同于article、es-say、thesis、paper、dissertation、treaty、work、writing的。

中国古代文学虽然不同于西方人说的literature，而是包括literature和article、essay、thesis、paper、disser-tation、treaty、work、writing在内的一切文字著作，但并不缺乏对文学的审美特点的强调。如孔子指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扬雄归纳诗赋不可缺少的共同特征是“丽”:“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曹丕《典论•论文》强调:“诗赋欲丽。”陆机强调文学创作:“其遣言也贵妍。”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论证:“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指文学作品)，其无文(文采)欤?”萧统《文选序》总结各类文体:“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屠隆强调:“文章止要有妙趣”。袁宏道也主张:“夫诗以趣为主。”清人黄周星重申，戏曲“自当专以趣胜”。刘大?强调:“文至味永，则无以加”。这些文学美学思想，与西方美文学思想是相交叉的。西方以“美”为文学的特征，而“美”的特点之一是形象性，所以西方文艺美学又以“形象性”为文学的特征，以此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包含着大量的学术著作、应用文体，并不以“形象”为文学必不可少的特征，但不乏与文学的“形象性”有关的论述，如诗歌理论中的“赋比兴”说、“形神”说、“情景”说、“境界”说、“诗中有画”说，小说理论中的“性格”说、“逼真”说、“如画”说，并呈现出与西方文学“形象性”的不同民族特色。西方文学形象作为现实的模仿或反映，存在形式是主观的，反映内容却是客观的，重心在“象”不在“意”。

作者：刘畅 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刘勰与齐梁文坛主流究竟合拍还是异趣，他倾向于新变派还是复古派，目前学界仍有异议，今后还会争论下去。①笔者以为，争论双方都能够拿出自圆其说的确凿证据，说明《文心雕龙》本身就包含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丰富原质，具有极大的理论弹性，所以，导致“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式的剖解，毫不奇怪。攻其一点，是一种方法；窥其全貌，也不失为一种角度。《序志篇》云：“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唯务折衷，即调和对立双方，取其中正，持论周洽，无所偏颇。这可视为刘勰分析问题的一种原则性方法，《文心雕龙》通篇几乎都留下了这种思维痕迹。近来，不断有学者从“唯务折衷”的角度重新认识《文心雕龙》。②这些意见，笔者基本同意。这样，确实能使一些争执不休的问题得到圆满解释：例如刘勰思想属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他与文坛主流合拍还是异趣，他倾向于新变派还是复古派，他对“文贵形似”的时流风尚赞同还是反对……从资料分类还原梳理的层次看，这一问题似乎已解决。但是，深入探讨刘勰这一思想的成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笔者注意到，已有学者试图从齐梁时代文化崇尚多元入手，剖析“唯务折衷”思想形成的原因。①确实，齐梁之际宽松的文化氛围是孕育多元折衷思想的温床，但在时代氛围面前人人平等，多元的文化精神同样可以影响其他人，况且多元的时代也可产生偏激的见解，如裴子野的《雕虫论》。由此入手，只能解释问题的普遍性，却未能解释为何偏偏是刘勰产生了“唯务折衷”思想这一特殊性。具体情况还需具体分析。本文意欲略人所详，而详人所略，拟从刘勰与时流的距离关系探讨“唯务折衷”思想的成因。时流者，一代之时尚名流也。《宋书•蔡廓传》云“：廓年位并轻，而为时流所推重。”本文认为，刘勰与当时领袖文坛之“时流”的距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边缘性微妙状态。实际上，《梁书•刘勰传》已透露出了这种信息。即者，入其环内也，其云：“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离者，出其圈外也，其云：“（《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重。”结合二者，就是不即不离。不即不离者，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也。如能对这种边缘性状态把握准确，分析透彻，就找到了解释刘勰“唯务折衷”思想形成的另一把钥匙。

一刘勰与时流的距离之一，是他骨子血脉里遗存的浓厚北人意识。齐梁之际，南风劲吹。不仅政坛南人秉政，文坛也是南人的一统天下。作为南渡北人的后裔，刘勰有借助北方思想文化矫正时弊的意图。《序志》中，他对前人文论最不满的就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而他用来“寻根”“、索源”的武器恰恰是北方儒家的思想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寻根”“、索源”、“述诰”云云，并非书面上简单的引经据典，而是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内涵。从家世渊源看，刘勰的“根”和“源”都在北方。刘勰为南渡北人之后，其祖籍莒（今山东莒县），属齐鲁旧邦。莒，周时为莒国，春秋属齐。后又入楚，楚灭鲁后，迁鲁君于此。《论语•子路》所云“子路为莒父宰”，即此。《宋书•州郡志》“：南东莞太守领县三：东莞，莒，姑幕。户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九千八百五十四。”西晋末年之北人南渡，往往有举族迁徒、聚居的特点，易地而不移俗。《宋书•州郡志》载：“南琅邪太守，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按南东莞一郡领户不过千余，而琅邪郡一次性过江就有千余户，几与之相埒。可见其整族迁徒之人多势众。东莞郡的迁徒也有千户规模。事见《晋书•徐邈传》“：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间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按东莞领县有三，东莞、莒、姑幕各居其一，同属一郡，姑幕乱则莒必无宁日。以姑幕移民的数量推之，刘勰祖上一族由莒南迁的规模也不会太小。勰祖灵真。据梁书本传，灵真为宋司空刘秀之之弟，而秀之则为刘宋开国元勋刘穆之之从兄子。《宋书》刘穆之本传云其“东莞莒人，世居京口”。这种北人整族整郡南迁的直接结果就是易地而不改名，不移俗，身居南土，不忘北音，保留了许多北方的社会习俗，并把北方思想文化直接带到南方。正如《通典•州郡》所云“：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处于这种特殊的南迁文化氛围中，刘勰祖上也不会例外。杨明照曾分析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犹重，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梁书刘勰传笺注》）不无道理。

这种聚族迁徒、群居的移民特征，不仅保留了北方风俗，而且遗传了北方的思想意识。中华文明，崛起北土；齐鲁旧邦，斯文尤盛。作为有着齐鲁文化背景的南迁北人后裔，其血脉骨子里北方文化的正宗意识和自负感是非常浓厚的。如颜之推祖籍山东琅邪，永嘉南迁至之推之世已历四代，可他《观我生赋》还念念不忘自己祖籍是北方：“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无独有偶，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痕迹：“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一曰“南翔”，一曰“南行”，传播齐鲁文化的荣幸和自负之意溢于言表，可见其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北土观念。正如汪春泓所说，假如刘勰的籍贯潜意识是世居之京口，淡忘了北方祖居之地，那就应称“迎”仲尼而南“来”，而不应称“随”仲尼而南“行”，这一“随”一“行”，明显透露出刘勰身为孔子乡人的骄傲。①《序志》又说：“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梦里梦外，以与至圣孔子同乡为荣的口吻溢于言表。此外，在《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诸篇中，刘勰一再盛赞孔子对中华文化的卓越贡献。《原道》云“：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铸《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享，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宗经》云：“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p#分页标题#e#

作为圣人同乡和齐鲁移民后代，在心态感觉上，刘勰对南方主流社会不无俯视之态，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和距离感，尤其当他处于想进入又难以进入这种主流文化圈的边缘状态之时，这种距离感就尤为强烈，对圈内风气看得就更清楚，言辞也趋于激烈———“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鬼浮诡，饰羽尚画，文绣搫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这种距离感使他本能地从北方圣贤的著述中去寻找思想武器，其见解超出圈内人士，超出南方时流，乃有一种逻辑上的必然———“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序志》）。可以这样说，当他以齐鲁文化后继者自任，有意识地借助北方儒家经典矫正时弊之日，就是他无意识地超越了自己所处的南方主流文化氛围之时。他在《序志》中明确提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原，莫非经典。”这种思想，与齐梁之际儒学衰微，文坛求新变、贵形似的整体风气是大异其趣的。按《文心雕龙》成于齐末，已成定论。②另有成于梁说，也在天监初年。③与日渐繁荣的文坛相比，此期儒术的情况很不妙。据《南史•儒林传序》，天监初年之前，即《文心雕龙》付梓之时，南方儒学，式微已甚———“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莫肯养众，后生鼓励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刘勰之欲用北方儒家思想规范文体，提倡《原道》、《征圣》、《宗经》，其社会背景正是这种局面。这对以齐鲁文化传人自居的刘勰来说，独立苍茫，一览众山，更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和责任感。何况他之著书立说，本来就有弘扬圣贤经典之意，所谓“敷赞圣旨，莫若著经”是也，只是因为“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序志》）。可见，在他心目中，论文与著经有着同等地位。

刘勰生当南北分裂之时，主要活动在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些都明显限制了他对北朝或北方文学本质特征的观察与认识。但文学是一种通过书写符号传播、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艺术形式。刘勰一生虽缺乏在北方生活的亲身体验，但并不缺乏间接了解、认识北方文学审美特质的精神渠道，这种渠道就是建安文学或“建安风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到建安风骨，字里行间充溢着欣赏、赞美之意。如《时序》篇：“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不仅描绘出其文学活动的生动图画，而且指出其“雅好慷慨”“、梗概多气”这一精神上的本质特征。又《明诗》篇“：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留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容，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妙；驱辞取貌，唯取昭晰之能。”《风骨》篇中，还从理论的高度总结了建安文人的整体美学追求，其云：“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逸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可见他对建安文学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建安文学都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审美特征。刘勰抓住了建安文学“多气”、“任气”、“重气”这一特点，等于抓住了北朝或北方文学的核心审美特征。从多种角度观察，建安风骨具有鲜明的北方艺术审美属性，是北方精神孕育出的一朵文学之花。简略言之，其北方属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为地域性文学集团，主要活动在中原一带，这决定了其慷慨悲凉带有鲜明的北方地域性特征；二为文武兼备型文学集团，尚武为其精神内核，不仅曹操一生戎马，曹丕亦“长于戎旅之间……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曹植也是“生乎军，长乎乱”，其《白马篇》中骁勇的幽并游侠儿就是他内心精神的写照，这与单一崇文的南方文学集团很不一样，很符合刘勰“文武之术，左右惟宜”的观点；三为征服意识强烈，北方古为华夏政权中心所在，所谓“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北胜南是中国历史军政格局演变的规律之一，从地利上看，曹魏集团已处于征服者的地位，这就决定其诗多有忧患意识和刚猛之气。钟惺论曹氏父子，称其“高古之骨，苍凉之气”（《古诗选》）；谭元春评曹操云“此老诗歌中有霸气”（《古诗归》）；《世说新语•豪爽》记：“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均指其刚健力度而言。从三曹、七子的籍贯、活动范围和其作品反映的内容三方面来看，建安文学具有浓烈的北方地域色彩，有一种“铁马秋风冀北”式的阳刚博大之美，是地道的北方文化产物。从籍贯看，三曹和七子都是北方人，血脉骨子里就有北人的刚性血气；从身份看，他们是统一中原的君臣，以北方为基地，怀有进而扫荡天下的雄心霸气；从活动范围看，其洒笔酣歌、耳濡目染的环境都被南北分裂的条件限制在北方；从其接触的景物看，是视野开阔、线条劲直的北方山川，不仅体积巨大，气魄雄伟，而且人文历史积蓄深厚，古代圣贤、帝王的精神贯注其中，易于寄托感悟人生、建功立业的博大情思；从其吟咏的对象看，由于建安文人所处动荡、战乱的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局势变化不定，人的寿命变短，于是生命意识特别敏感、强烈，形成其独有的一种忧患意识和悲凉风格。这与处在温暖环境中、重感官享乐的南朝文化精神也是大异其趣的。慷慨悲凉的人生感悟，建功立业的浓烈情思，哀怜民生多艰的人世咏叹，构成“建安风骨”重刚健、尚骨力的审美特征。#p#分页标题#e#

摘要：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最为繁荣发达的历史阶段，文章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通过在课堂教学中发掘、阐释、激活宋代文学中的爱国情怀、立志成才、社会担当、批判创新、诚实守信、乐观豁达六大人文内涵，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

关键词：

宋代；文学与文化；人文教育

0引言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对学生形成健康的价值取向、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肩负起文化传承和人格养育的双重使命和职责。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最为繁荣发达的历史阶段，尤其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将通过解读文学家独具面目的遭遇与追求、气质与个性、情操与人品，以优秀的文学作品涵养身心，用伟大的人格力量开拓胸襟，触及耐人深思的文化命题和人生命题。同时，在当代意识之下，创造性地发掘、阐释、激活古代诗文中多元的人文内涵，使之与现实世界发生积极生动的意义联系。

1爱国情怀

随着我国民办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民办高校学术期刊应运而生并快速成长，目前已有期刊近200家，办刊质量也不断提升，成为我国学术期刊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军。随着党的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启以及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践的不断深化，民办高校学术期刊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机遇，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刊物在学术水平和编辑出版质量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希望国家像重视民办教育事业发展一样重视民办高校学术期刊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在坚持标准、严格审批的同时，适时对达到公开出版要求的民办高校学术期刊取消公开刊号的限制。同时，办刊者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尽力克服困难、苦练内功和着力提高办刊水平上，为刊物早日实现公开出版发行创造应有的条件。因此，笔者结合自己几十年编辑工作的体会，针对近年来民办高校学术期刊办刊中的几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看法，希冀对改进办刊工作有所帮助。

一、关于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

作为我国学术文化事业主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期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出版物，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1983年6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此亦有完整的表述:我国的出版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根本不同，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坚持学术期刊正确的办刊方向，就是要多出精品力作，通过推出更多具有创新价值的高水平的学术理论文章，深入阐释与宣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掘、整理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推动科技文化交流，促进学术人才的培养，为不断繁荣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自1986年第一家民办高校学术期刊《湖北函授大学学报》诞生以来，我国民办高校学术期刊办刊已走过32年历程。但是，到目前为止，近200家民办高校学术期刊中拥有公开刊号的仅有4家。当然，各刊在坚持正确办刊方向和宗旨方面总体是好的，但在西方国家千方百计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的大背景下，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办刊工作也面临着极其复杂和严峻的形势。首先，我国人文社科学术领域曾出现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和，尤其是否定党的历史、党的领袖等思潮。对此，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为主阵地的报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进行旗帜鲜明地分析和批判。在各种思潮的影响远未消除的情况下，学术期刊必须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次，从陕西省报刊审读的情况看，近年来学术理论期刊上出现的导向和质量问题不少:有的违背有关政策规定，宣扬非主流价值观;有的受影响，评价历史人物偏离唯物史观的正确轨道;有的背离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在评析作家、文化作品以及社会、自然现象时，观点片面、说过头话等。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受各种不良的社会思潮尤其是西方国家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渗透等因素的影响外，“作者和编辑人员的政治意识、阵地意识、责任意识不强，报刊把关不严也是重要原因”①。最后，从我国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发表的成果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重基础理论和古代问题研究的多，对当代问题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关注及研究不够。有些期刊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研究的很少甚至没有研究。民办高校学术期刊虽大多为内刊，但编辑必须像办公开刊物一样，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明确的质量意识，牢牢把握办刊的正确方向。一是严格遵守宪法和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党的宣传纪律和新闻出版工作的各项规定，自觉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办刊工作。在我国，所有出版物的底线是坚决不发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禁载的内容。二是关心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积极研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学术期刊绝不能脱离社会钻入象牙塔，学术期刊编辑的工作绝不能满足于不出问题、不惹麻烦，而是必须把办刊工作主动融于时代，自觉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满腔热情地研究、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组织发表学习和阐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论文，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理论指导、智力支持及决策参考。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为现实服务的道路十分广阔，既可直接服务，如研究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和治国理政思想等，为研究、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提供思路和对策，直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也可以是间接服务，通过研究、解决各学科的学术问题，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事实上，中外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期刊工作都有一个面向什么的问题，我国学术期刊要坚持两个面向:一是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主战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二是面向学科建设，推动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繁荣②。对于普通高校尤其是高层次综合性大学来说，其研究更偏重于基础理论，更强调面向学科建设，解决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难题;而对于民办高校来说，其行业性、应用性办学的特点，决定了其学术研究应两者并重，甚至更偏向于实践、应用和技术类问题的研究。因此，民办高校学术期刊应更多关注当下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立足国家、行业和地区的需要，更多地研究和解决经济、社会、科技及文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关注、研究高等教育尤其是民办高校办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服务教学和科研，促进学术交流，以促进我国民办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坚持特色化办刊

特色化办刊已成为当今所有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类学术期刊办刊的重要理念。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在2002年召开的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研讨会的报告中，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我国学报办刊现状尤其是全、散、小、弱的问题，强调要提高高校学报的办刊水平和影响力，必须走特色化办刊之路，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坚持特色化办刊，深刻揭示了我国学术期刊办刊的根本规律，是办好学术期刊的一条重要经验。面对众多学科专业，综合性学术期刊如无自己的内容和重点，所发论文面面俱到，各学科平分秋色，什么问题都研究，或来什么稿就发什么稿，根本无法办出亮点，也永远不能走出平庸。考察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实际可见，凡是办得好的学术期刊都有自己的重点和鲜明的特色，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文史哲》等刊重点在文史基础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突出重大前沿现实理论问题研究，都形成了各自稳定的内容侧重点和鲜明的办刊特色，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力。普通高校学报办得出彩的也大都与其办得好的特色栏目关系密切，如进入教育部名刊的除了一流大学的学报，还有不少普通高校的学报，首批入选的云南大学《思想战线》，其水平和影响力主要来源于其民族学、人类学问题研究的深入、持久及高水平;《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作为一家普通的民族院校主办的学报，之所以在海内外广有影响并跻身中国百强报刊、国家百种重点期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和教育部名刊等，也主要得力于其突出的内容特色，即长期坚持开展人类学研究。仅以笔者看到的该刊2017年第4期为例:共设6个专栏，其中4个为人类学专栏，分别为商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刊文28篇，其中研究人类学的有22篇。黑龙江大学的《求是学刊》之所以能进入名刊，据笔者所知，其起点是因为“文化哲学”获得首批教育部名栏，该名栏属国内长期开设的仅有的专题专栏，其刊发的一批重要成果引领、开拓、推进并创建了我国文化哲学、生活哲学学科。有不少地方院校学报也因创办特色栏目而逐步在期刊界引人注目，如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的“甲骨文字研究”、《邯郸学院学报》的“赵文化研究”、《孝感学院学报》的“孝文化研究”、《衡水学院学报》的“董仲舒与儒学研究”、南阳师院《南都学坛》的“汉文化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唐都学刊》的“汉唐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的“秦汉文史研究”和《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的“秦汉史与青铜器研究”等都享誉全国。名栏带名刊，名刊带名校，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有不少民办高校学报也十分重视策划设计专栏，并努力组发大量有价值的论文，如《浙江树人大学学报》的“民办高等教育”栏目因发文数量多、质量高，已入选教育部名栏工程，并于2016年教育部名栏工程建设检查评估中成绩显著，荣获“名栏建设优秀奖”“名栏优秀论文奖”等多项奖励。学术期刊突出内容重点和特色，主要落实在精心设计和办好专栏上。学术期刊的专栏大体可分为学科专栏、问题专栏、专题专栏和地域历史文化专栏等类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以往以学科专栏为主的办栏模式提出质疑，提出以问题专栏代之，实践表明，比之学科专栏，问题专栏在提高办刊水平、扩大期刊学术影响方面，确实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笔者认为，在设计和编辑学术期刊专栏时，需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专栏的设计、策划应坚持“两个实际”。一是从本单位、本地区科研的实际出发，重点选择能反映本单位、本地区优势学科的问题和领域作为研究的重点与专栏;二是从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重点选择研究国家及本行业、本地区、本单位急需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民办高校来说，除策划设计有关本校学科优势方向和领域作为研究的专栏外，还应特别关注民办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设计、开办相关栏目。

2．努力改变“千刊一面”的状态，积极探索开设问题栏目。民办高校不要与公办高校比，各民办高校之间也不要简单的模仿和攀比，办学术期刊必须走自己的路，切实从本单位、本地区实际出发，确定各自的内容重点和特色栏目。如《陕西国际经贸学院论坛》根据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实际，依托本校养生文化研究中心、医药学院等教学研究机构，关注养生养老，开设“养生文化研究”专栏，并依托珠宝学院等特色学科专业，开设“玉石文化研究”等专栏并多有创新，如能长期坚持，定会彰显学术特色和社会价值。另外，《西安思源学院学报》的“陈忠实研究”“白鹿论坛”、《浙江树人大学学报》的“茶文化研究”、《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的“黄河文明研究”“生态文明园地”、《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的“饮食文化研究”“中国—东盟发展研究”等栏目特色鲜明，并组发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但在栏目设置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陕西某民办高校学报某期刊发的研究思想的几篇论文，其选题、内容均不错，但栏目名称为“党建与思政”，范围太大、太泛，不符合专栏要求。另一学报某期刊发的3篇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论文，选题专深，却被分别安排在“社会学研究”“法学研究”栏目内;其接下来的一期仍有《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及其障碍分析》等文，亦属“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却被安排在“经济学研究”栏目中，从而失掉了这些论文应有的新颖性及内容特色。

1中医文化学科的初步形成

1.1研究价值被广泛认同

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