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儒家文化论文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建筑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摘要:自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各个领域都体现了追随美丽的潮流,建筑设计领域也不例外,很多设计师开始萌生复苏传统文化的概念。然而,想要真正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设计上的效益,不仅要在现代建筑上进行继承,还要接受传统元素注入的宝贵血液,只有这样才能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建筑
0前言
本文研究的方向是在建筑设计上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其重中之重在于构思建筑及文化,而并非传统一词。中国传统元素是极其繁多的,而且范围相对较广,其定义可以分为很多项来列举。在中国元素的设计领域中,建筑有着传奇且悠久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受文化、地域、气候、史实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经研究后阐述了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1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中国,传统一词是各个因素和各个民族之间相互磨合产生的结果,之后虽受印度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但并未影响中国根基性的东西,传统文化依旧流传,也表现出了中国的伟大之处。元素可称之为要素,是由一个一个的事物组成的形态,是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下逐渐保留和继承下来的。同时,文化、精神、信仰等也是中国传统保留的成果。从古到今,从实用性到艺术性的发展趋势,传统元素得以保留并继承,固有其存留的意义与原因,其目的是普及并弘扬文化,使其可以在现代人们的心中上升一个高度,以便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与生活当中。
2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华人数学学习者现象回顾反思与前瞻
亚洲四小龙崛起之时已有学者提出,华人学习现象或会和“儒家管理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在1987年《时代杂志》封面故事“新聪颖一族”中亦提出了儒家文化,文中把儒家及佛教传统划分开来,指出“受到儒家文化强烈影响的亚洲国家———如日本、朝鲜、中国、越南———的移民表现最好。相比之下,……信仰佛教较温和文化的老挝人和柬埔寨人就稍逊色些了”。虽然当时佛教部分较多关心属于元始乘佛教的东南亚国家,但后来已扩展到整个东南亚地区。Stevenson和Hiebert等人亦提到亚洲人(当时比较集中看日本人)受儒家文化影响,并将努力(effort)———能力(a?bility)作为东西方的一个反差。
东方人着重努力、西方人重视能力是简化了的结论。受此影响,首笔者早期的一些论文也用过“华人究竟是较聪明些还是只不过是较勤力些”这一类标题。无论如何,“儒家文化”开始进入话题,也就出现了“儒家文化圈(CHC,Con?fucianHeritageCulture)学习者”这个名词。“儒家”这个观念也就悄悄地走上了前台。笼统言之,它包含两岸四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但确实指哪些地区仍有待商榷。例如,在首届东亚数学教育会议上,一位新加坡与会者不同意新加坡属于“儒家地区”,因它是一个多种族国家。Hatano&Inagaki也认为中国和日本的数学课堂大有差异。同时,我们也不能确定香港,这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区域应否视作一个“儒家地区”。而当传统文化在(“打倒孔家店”)及后时期被摧毁时,我们也很难解释中国内地的情况了。难怪如有学者指出“我们找中国人找错了地方”。
中国文化与考试文化
对于任何社会现象,学者们寻找其文化根据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惜“儒家文化圈学习者现象”一旦被冠以“儒家”之名,一些人又误解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于是出现一些错摸。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就算以中国内地而言)有23个省、56个民族。不同的地域(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甘肃等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有异。就算我们局限于“中原文化”,从地理上也不容易确认那儿是“中原”,究竟是今天的华中(两湖)?古代的太原(山西)?黄河文化还是更早的长江文化呢?
在儒家思想之外,中国文化也受到墨家、道家、佛教和其他传统的影响,儒家思想亦随着时代而更新,①并与其他学派的思想相结合,如阴阳五行、法家、道家、佛家等。我们曾花了不少篇幅试图澄清这些观点。其实,儒、释、道、法、墨等对教育均有其启示,如道家的“无”、禅宗的“悟”等(于科学领域,法、墨尤然),不过其核心思想在有些部份是南辕北辙。故此,有人指出,许多对教育(甚至经济)的解释有“过份儒家化”之嫌。广而言之,是否真的存在着“文化X→行为Y”的因果关系呢?而“思想X→文化Y→社会行为Z”的关系更遥远。
一些学者将华人学习者的现象归因于儒家思想,认为儒家思想相信“熟能生巧”、“勤能补拙”,注重现世功业和以学业成绩报父母恩、光耀门楣等。在历史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管治工具(所谓“阳儒阴法”、“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与其说儒家思想导致华人的优异学术成绩,为统治目的而设的“科举考试文化”对社会成就取向的影响远比儒家文化深远得多。明代之“八股文化”也就是考试文化的产物。考试(科举)本来有其正面的社会作用,就是理论上,要进入上层社会(当官),不完全只能透过世袭,普罗大众也可透过相对公平的考试,为这个家族“翻身”,给与一般人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它也为学习加进了“利害关系”(“今之学者为人”),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古代,只有希望当官的少数才需要接受考试的洗礼,一般的农民、商人,大可“逍遥试外”。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所有人均须通过考试才能进入社会,进一步加重了考试的压力。中国数学中由官学出身的人其实不算太多,反而在光辉时代,如宋元四杰等不少均于“非主流教育系统”(如道观、隐士)中得到传承。宋代书院(其传统下接到清末民初)的出现就是要形成建制以外的清流。再者,常为人津津乐道的“熟能生巧”、“勤能补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并非出自儒家论著,而“书中自有黄金屋”正是出自皇帝手笔(宋真宗《劝学诗》)。我们不敢马上就说他正是要诱使“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但不可讳言,这些文化取态与帝皇统治之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前,我们又是否在假借孔夫子之名,把考试的“紧箍咒”愈拉愈紧?
寻找有效的教学:由“入法”到“出法”
孔子文学思想的启发
作者:胡火清 左芳 单位:九江职业大学公共教学部 九江职业大学基础教学系
一、孔子的文学思想
孔子所说的文学是指“文治教化之学,也即儒家文化学术之总称”,这一文学概念相当宽泛,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一生致力于利用他的儒家学说改良当时纷乱的政治,他的文学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的提出都是基于其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孔子眼中的文学并不是指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指“能够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后来成为儒家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的总称。”
1.孔子文学思想的核心———“文与德并”。在《论语•宪问》中,孔子特别强调了文与道德的联系,认为“有德者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将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归根于宣扬儒家的“仁”“礼”的思想。孔子在其文学思想中,始终认为诗与道德、文学与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分的,将“文与德并”的文学思想核心阐述为“志之所致,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坚决反对任何不宣扬“仁”“礼”的文学创作,认为不能“文与德并”的作品,其实就是“恶紫之夺朱也,恶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从《诗论》和《论语》总的来看,可知孔子在与学生论诗时,着重在谈诗的政治伦理的教化功能。政治和伦理的诉求,是孔子论诗、论文学的归宿。
2.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中,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教育人们知礼而成于乐,强调文学作品要有感染力,能“感发意志”,这就是兴;强调文学作品要遵循于儒家的道德规范,能“文质彬彬”,这就是礼;强调文学作品要给人们予娱乐,能“乐则韶舞”,这就是乐。可以说,孔子言语教学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儒,即将言语教学落实到君子个人的心性修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上,将文学与自己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念结合起来,最终回归于自己理想的世界。孔子对文学的艺术性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他对文学的社会性作用论述比较全面。孔子在概括前人成果的同时,对诗的作用作了较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理论上比前人发展了一步。同时,也为先秦时期的社会道德规范进行了一次质变性的理论化,形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渗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仁”“礼”思想体系,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体现出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文学思想目的。
3.孔子文学教育的内容———“四教”“四科”。孔子关于文学教育的内容的论述,依《论语》记载,有“四教”“四科”。所谓“四教”,即“文、行、忠、信”;而“四科”,是同“十哲”,即十个拔尖的特长联系着的。孔子非常重视通过《诗》来进行文学教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他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对弟子进行的教育本着这样的方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要弟子们树立远大的目标,把德当作行为的根据,把仁当作行为处世的方法,最后落实到具体的本领上。这是德智并提又重视德育的主张,要对弟子进行明道、树德、行仁的思想教育,最主要的方式是讲道理,而“诗教正是讲道理最形象、最深刻、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4.孔子文学思想的形式———“文、质”。孔子认为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在于“质胜于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彬彬”就是文学创作达到的完美君子境界,“《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谓中和之美,就是孔子哲学理论上中庸之道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是对文学创作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来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的建立。孔子基于这种思想,排斥任何形式不符合中和之美的民间音乐和文学创作,说“郑声淫”,主张“放郑淫”,推崇《韶》《武》;要求文学创作必须“行百般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文学创作应遵循正统和复古,引经执典,从而达到内容与形式上“文质彬彬”的完美结合。孔子对文学关于“文质彬彬”的完美阐述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历史,引起历代文学正统与诸子的斗争,始终主导着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体系。
诚信准则下契约精神传统文化论文
一、中国传统文化诚信缺失探源
1.中国传统文化诚信的实质是伦理式诚信。
中国人在很早之前就特别注重诚信,《韩非子》里就记载有“曾子杀彘”的故事。而作为传统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更是把诚信作为立国之本、作人的基础。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是建立在封建土壤上的,是为维护封建伦理统治服务的。诚信主要是在家族与朋友之间展开,仅仅局限在乡土社会狭小范围和熟人之间,具有有限性和人身依附性,缺少开放性和广泛性。《论语》中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也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对朋友要讲诚信,那么对朋友之外的人那就不一定了。中国的家长在孩子小时就对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吃,陌生人说的话不可信!”正是这种伦理思想,使传统中国构成了一个亲族社会和熟人社会。所有的道义,首先在亲族那里发挥作用,然后扩展到熟人圈子。拉关系、走后门、拉帮结派等社会现象,就是这种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的表现,只要是关系内的亲属或者熟人,所谓的规则都可以变通。费孝通先生曾把这种社会结构精辟地概括为“差序格局”。伦理式诚信靠伦理关系去维系,由关系的亲疏去看诚信的程度,这是一种狭隘的诚信。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圈子内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圈子外的陌生人则要有所保留。人们为了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熟人圈子的人伦关系,提出圈子内诚信的道德观,有时代的局限性。一旦破坏规则,伦理式诚信态度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与处罚你的人熟不熟,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人际关系密切相关的。
2.“义高于信”价值观及其对诚信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义高于信”是儒家文化的主要价值观,《论语》和《孟子》里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义高于信”的思想。孔子曾经这样讲:“君子贞而不谅”;“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有一次别人告诉孔子说老家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去告发了父亲,孔子不认为儿子是正直诚信,而是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而孟子则直截了当地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只要符合儒家的仁义,讲不讲诚信并不重要。所以信陵君可以“窃符救赵”。这就给人们不讲诚信,刻意变通提供了理论支持,只要是打上道义旗号就可以不讲诚信。为了国家、为了他人就可以不讲诚信,为了自己慢慢也可以不讲诚信了。这样的“义”是“虚义”“伪义”。比如,在近些年的国际比赛中,在“为国争光”旗帜下,就能随意改变运动员的年龄;打着为百姓谋福利的旗号,就可以谎报瞒报。久而久之演化成为了所谓的大义,可以为所欲为:为了改善民生可以强行拆毁民房,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可以不顾学生健康,为了给父母看病就可以抢劫别人,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就可以坑蒙拐骗。
3.“成王败寇”价值观及其对诚信的影响。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成功者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尤其是在政治斗争中。成功了的称帝称王,并且拥有了公共宣传、历史编撰的自由,无人敢责难;失败了的被称为寇贼,失去了合法地位,没有发言权,有口难辩,即使被贬损,也没有申辩的机会。孙中山后来把它称为“历史习惯”。他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习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甚至有人认为:“自古以来成功的大英雄,也必是大流氓,他们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一切手段,他们从不信守什么仁义道德。我们分析了刘邦、曹操、朱元璋等历代的大人物,几乎很少有例外。”“成者王侯败者寇”是伴随着儒家信义文化同时存在的亚文化。所谓亚文化,是指和主流文化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的、与主流文化相抵触的文化。其特点是不见于官方与主流社会的明文倡导与正面认同,但事实上却为人们所熟悉,并且心照不宣地彼此默认。在这些人眼里,成功是唯一的目标与原则,只要获得成功就将诚信抛在一边,甚至屡屡尝试用计谋和背叛来获得成功。为了成功他们不承担道德责任,在他们眼里成功就是至真、至善、至美。成王败寇价值观作为敌我双方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需要本无可厚非,但久而久之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心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实生活的潜规则:只要获得成功,可以突破道德底线。考试作弊、科研造假、论文抄袭、假唱假摔、短信诈骗等这些信息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我们的诚信底线。“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价值观根本无视诚信的存在,甚至无视道德的存在,把诚信当作成功的附庸,不问过程只看结果。民间流传的“英雄不问出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谋大事者不拘小节”等都是它的翻版。它的存在与蔓延不仅破坏了人们交往中的诚信,而且直接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从而带坏了社会风气,造成社会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买官卖官、坑蒙拐骗等不良现象。
图书馆儒家管理理念
本文作者:朱国萍 单位:德州学院图书馆
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其管理思想中的精髓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本文就儒家的人本思想、修己安人思想、中庸思想、和谐思想等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谈几点看法。
1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儒家思想重人生,讲现实,强调个体德性修养,由个体推及整体社会国家,把道德与政治管理创造性地联系在一起,实现团结、稳定、和谐的政治统治。所以儒家管理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成为儒家管理的核心。荀子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论》)即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所以说人是管理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组织管理活动的实质在于对人的合理的调配、使用,实现组织内部能量的积聚。儒家有“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所以管理活动必须以人为本。馆员是图书馆的灵魂,是连接文献服务与读者的纽带,是图书馆组织中最积极、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馆员的素质、积极性决定图书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决定图书馆事业的前途。所以图书馆管理应充分调动馆员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以人为本,和谐管理。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依靠人,开发人的潜力,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业内人士都知道图书馆在高校中的边缘地位,而各高校45岁以下的馆员多为女性且多有高等学历,这些知识女性迫切希望自我价值得以体现,自我实现需要尤其强烈。所以图书馆管理层应为这些馆员提供一个充分展示自我,实现自我的平台这一最深切的人文关怀,比如业务培训、业务交流、学历提升、学术交流等。图书馆管理只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给馆员以最充分的尊重、理解和关怀,才能充分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之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从而实现图书馆组织的进步发展。反之,图书馆整体的发展也会带动个体的完善,实现图书馆组织系统整体的绩效目标与个人目标的双赢。
2以修己安人为目的的管理原则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修己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其中更强调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正所谓正己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管理者的表率作用不言而喻。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最有效的管理行为是以双方约束为前提的,组织内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以自己的道德修养和行为控制推己及人,以合理的思想和行为来从事管理、参与管理,就会创造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管理活动就会达到预期的目的。管理者的修己包括“德”、“才”两个方面,“才”包括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首先,作为图书馆领导要一身正气,具有端正的人格品行、宽阔的胸怀和气度、坚定执著的工作信念和远大的事业抱负,还要勤政廉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次,图书馆领导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业务能力是从事管理的先决条件,不管是流通部、期刊部还是技术部的工作图书馆领导都要精通,成为既有艰深业务知识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图书馆领导的“修己”魅力,也只有如此才能起到垂范的作用。立足于“修己”的自我管理,自然也达到组织管理“安人”的社会效果,所谓“内圣外王”。
3以礼为原则的管理控制
汉语语法与汉民族文化的互为关照
摘要: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包含着本民族的文化心态特征,包括思维模式,意识习惯以及审美情趣等。在现在已知的语言体系中,汉语具有独特的,且与其他民族语言所难以理解的面貌,这同汉民族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本论文以汉语语法为视角,浅析汉语语法与汉民族文化间血肉交融的关系。
关键词:汉语语法;民族文化
一种民族的思想意识在确立的过程中,必然的会决定并伴随形成独特的感受把握客观现实的认知方式,它是长期积累,多方面实践培植起来的民族心智方法论。作为汉民族文化中流砥柱的儒家思想,它时时刻刻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式。在儒家文化的关照下,传统的中国人更加注重对自身的一种探索,这是一种内敛的思维方式,孔老夫子就曾说他要多次反省自身。这同西方文化中追求外向,追求从众多具象中剥离抽象真理是不同的。如果说西方人是注重理性分析,严密逻辑的话,那么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明显就更感性了。而这两者的截然不同势必决定了两种文化之下的语言也是大相径庭的。
一、重意轻言与非形态
与西方民族语言相比较,汉语是非常典型的非形态语言。汉语音节一般组成为声韵两分,形成表意语素,这与西方语言以多音节词为基本单位的情况是大为不同的。所以汉语词的音节特征决定了汉语言不能像西方语言那样进行自由的形态变化。这是从语言本身来看,汉语的基本特征,如果结合民族文化来看,就更能理解汉语中的重意轻言。由于汉语没有词类的显性标志,在思想认识方法上没有建立借助语形深入分析的意识观念,故我们汉民族没有在早期便建立起科学系统的语法体系,简单来说就是汉民族注重悟性思维而不注重对思维对象进行抽象的分析推理。为了表达的言简意赅,往往用事物性状和征喻来表达自己的意念和体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在一贯贬低语言作用的同时,他们的语言作品却呈现出严谨的组织规则与惊人的表现力。所以,不难看出,传统中国人更多的注意的是意蕴意象,内心的感受,而不热衷于对物质世界进行精密科学的描述。他们在利用语言,但在思想上却不愿为其所囿,于是总是在做着超形质重精神的努力。因此汉语不必象西方语言那洋有严格的性、数、格的形态变化,而注重意合法,力求简约,所以汉语多省略句,多跳跃式结构,多不完整句,词类则不太稳定,多活用兼类。正是因为汉语言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我们在进行汉语教学的时候,或者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要结合汉语的重内在意蕴与意象的特点。例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之八)如果按照正常的语法顺序的话,这句诗歌应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但是诗人的诗意却是回忆长安美好的景物(香稻和碧梧树等),诗人首先想到的是香稻和碧梧,所以才把它们放在句首。如果改成正常语序,就会失去原诗的美好境界和韵味。
二、重简轻繁与非逻辑化
汉语句法组织结构有着鲜明的简易性的特色,很自然,这种特色也是与汉民族文化中重实用的传统思维模式有关。从古代汉语,到近代汉语,再到如今的现代汉语,随着单音节词向着双音节词的转变,行文上看似有所增繁,但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词汇系统上,其内在的句法简约特征实际上是没有改变的。即在繁复的语意信息中选取最核心的有限词语在表述中予以凸显,这就是吕叔湘所说的“占据一点,控制一片。”该段文字多为动词性词语的组合,于汉语记叙性语句是有着典型意义的。词语短小,文字极简,意义间跨度大。这都是在汉语中才会出现的现象。汉民族文化中的务实性,简易性的特征给汉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是汉语少了一些赘疣性的条件规定附加,词语凭意会便可以随意组合,于整体语意表达更加富有弹性与张力。另一方面呢,由于句法过于灵活,词语组合太过粗疏,相应的会使语意不够严谨。综合起来看,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就是重整体综合,轻细节分析。这是一个几千年来习惯定型了的思路框架。它在思维与语言这种统一体中呈现表里状态或明显或隐晦地存在反应着,并以强大的力量制衡着我们民族认识、反映事物的方式。汉语作为一种有着厚重文化积累的民族思维形态,不断表现出它的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语言时,既要有一定的创新和规范,也要兼顾语言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特征,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展,也体现着我们语言本身有着强大适应性与应变力。
书法中传统文化研究
摘要:艺术美学属于哲学的范畴,也是哲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支。我们研究艺术的起源、探索人类审美活动、赏析艺术的风格特点、了解艺术家的艺术构思、创作新的艺术作品时,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那就是艺术美学,艺术美学对审美教育方面具有着重大的意义。艺术的范畴多种多样,书法作为一门中国传统艺术当然符合艺术美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学习艺术美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书法、认识书法。对于书法的讨论从古至今仍未停歇。
关键词:书法;儒家;道家;禅宗;美学
书法作为一种中国古老的传统艺术深受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宇宙的探索一直争议不断,从中衍生出众多发人深省的学说,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三种学说便是我们熟知的儒、道、禅三家,至今依旧影响着我们的生产生活。这些相互差别的美学倾向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美学价值,因此区别于西方人的美学追求。
一、书法与中国三大美学价值
(一)儒家的美学价值
由孔子创立、孟子进一步发展、荀子所集大成的儒家学派一直绵延生息、至今具有强大生命力。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积极入世,将天下视为己任,他们的理想是完满地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地之道。
1.“中和”之美
中外高校诚信教育研讨
一、我国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首先,在学习诚信方面:考试作弊,论文抄袭,应付考勤,考核作弊等等现象都已经屡见不鲜,虽然大多数大学生认为这些行为是不对的,但大家都这样,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第二,在人际交往诚信方面:大多数的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都不能做到以诚待人,在老师,家长,同学面前一套,背后一套,用谎言和奉承的方法争取对自己有利的信任,向同学借钱借物也不能按时归还;在谈恋爱的过程中,用欺骗的方式同时脚踩几只船。第三,在经济诚信方面,坐火车,看电影时逃票,故意拖欠学费,编造假话向家长骗取生活费,虚报家庭情况获取国家助学金用于高消费,信用卡手机卡等欠费透支之后弃之不用,向熟人或同学的推销假冒产品等。第四,在就业诚信方面,许多大学毕业生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伪造课程成绩,资格证书,获奖证书,在校期间的任职和表现,面试时为符合招聘单位录用条件而编造虚假信息,与多家单位签约,挑选更好的单位,然后再与不愿意去的单位毁约。
而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社会原因: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趋利性诱发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对大学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了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的日益严重。第二,家庭原因:由于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家庭伦理的传统观念观和父母“能力之上,望子成龙”的育人观念导致家庭诚信教育的缺失;有些家长甚至纵容大学生的不诚信行为。而父母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诚信缺失的一些具体行为和表现,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第三,学校原因:这也是最为直接的原因。当前,我国高校的诚信教育的效果和影响力同社会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教育内容过于单一,缺乏吸引力,教育方法也比较简单,惩罚性等负面的教育居多,缺乏人文关怀,高校教育和考核模式的统一化也是诱发大学生诚信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高校关于诚信制度的建设也相对滞后,诚信档案制度不完整,诚信公开制度不完善,制度执行不彻底,诚信激励制度不健全等也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第四,大学生自身的原因:当代大学生诚信价值观的错位和信念弱化导致了他们心理机制的矛盾和失衡,利益需求与满足压力增强,从而做出错误的诚信缺失的行为;利益权衡过程中的投机心理,侥幸心理与从众心理也助长了大学生的失信行为。
二、国外高校的诚信教育
在美国,诚信教育从本科生入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针对学生的各种不诚信行为,都制定了相应的条例来进行制约。并且具体到定义、表现形式、处罚规则、申辩程序等各个方面。而美国高校的“诚信荣誉制度”也是高校诚信教育的最大特点。通过签订“荣誉守则”使学生们从心底里真正认同学校的规定,遵守规定并且监督别人。此外,从教育形式和内容也是灵活多样,种类繁多。良好的社会环境对美国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也功不可没。日本对诚信教育非常重视,他们成功借鉴了中国儒家的诚信思想。日本高校的诚信教育十分重视诚实品格的教育,注重对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培养。日本高校诚信教育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并将诚信内容渗透到其他学科的教学中。父母也能做到以身作则,为孩子的诚信行为起着良好的榜样和示范作用。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则是要求学生要诚实,正直,诚信,学校开设道德教育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辅导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同时“,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将儒家文化中的忠心,孝顺,仁爱,诚信等品质,融入其多元化的社会,建立了东西方文化一体化的公民道德教育。”并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灵活多变的教育方法和途径,培养学生良好的诚信意识和诚信习惯。高度重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紧密联系,重视各个方面的相互配合.这不仅有利于为大学诚信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促进学生更健康,全面的成长.在瑞士,则更加体现出了国家对于诚信教育的重视。高校对于诚信教育的研究是建立在立法的基础上的,在这里都是在基本法律保障的基础上,让诚信教育成为高校必须遵守的准则。1970年,世界上最早制定的民法典之一《瑞士民法典》在瑞士国会通过,该法典就将诚信原则定位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三、中外高校诚信教育的对比研究
中外高校的诚信教育在制度,内容和途径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就中外诚信教育的制度而言,国外的诚信评价及监督机制非常健全,对于不诚信的行为都有量化的标准。从机构设置,政策制度,运行流程,职责分工等都十分规范,内容完善具体,要求系统规范,程序科学合理,运行也非常顺畅。就美国来说,高校通过“荣誉制度”树立和培养学生的诚信观念,并且对于不同的欺骗行为给予不同程度的惩罚。在瑞士,诚信教育是学校必须遵守的准则,这些都是有法律来作为依据和保障的。而我国的诚信教育制度目前上不是非常健全,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其次,就教育内容而言,国外的内容更加多样化,并且借鉴了外国的优秀文化。日本在诚信教育中充分借鉴了我国儒家思想中诚信和信义的观点,“儒学在日本多年的传播和发展中,它所推崇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已完全渗透为日本民族的心理,直接影响着日本人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新加坡的诚信教育则突出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性,“让东方传统价值观中的重人,重人际关系,重个人内心的精神修养和西方价值观的重民主,重科学,崇尚知识和理性相互搭配平衡”新加坡的品格教育也是其诚信教育的一大特点,整个社会都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各种活动来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美国的通识教育地位也高于课程教育,是美国各高校的必修课。而我国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内容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性,旨在树立大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主要表现在大学阶段设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再次,就教育的途径而言,西方的教育途径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教育和学校教育,家庭,社会和学校合力,为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