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论文范例

一、儒家思想本身是一种守旧思想

（一）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唯上”观念

孔子的思想中有许许多多的精华，给人们的生活学习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宝贵借鉴。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孔子的思想中仍有落后或缺陷之处，最主要的就是他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这和西方提倡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截然不同，儒家思想主张等级和礼教，到董仲舒时期更是发展为三纲五常，而这种思想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中华民族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唯上”的观念。这种观念渗透到全社会，在家中妻要听夫的，子要听父的，幼要听长的；在朝廷中，臣要听君的，下级要听上级的；在学校，生要听师的，师要听校长的；在社会中，百姓要听官吏的，地位卑微的要听地位尊贵的等。首先，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本身就是不民主不科学，人人生而平等，不同的只是社会分工而已。其次，在这种唯上观念的影响下，事情不是以是否科学合理为标准，而是以高低贵贱的身份来评判，有别于唯上的观念思想，就是犯上，就要受到处罚，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国民就逐渐产生了一种顺从服从的意识，并进一步发展为听话和继承。军队中以绝对服从命令为天职，生活中文件和通知就是命令。在这样的大氛围中，我们所倡导的创新教育所呼吁的学生创造力的培养，首先其创新意识和精神就难以落实，更何况是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性人格的培养。

（二）崇尚礼教，束缚创造力的培养

儒家思想非常重视礼教，孔子曾言：“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礼教给人们的生活设置了众多藩篱，一言一行极受束缚。《论语》乡党篇云：“寝不尸，居不容，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等，在生活中设置了条条框框，做什么事都重视工整，整齐划一，这种思想在当代仍有残余，例如学校中提倡军事化管理，东西放在那里都有严格要求，幼儿园小学生上课非要求将手放在膝盖上不能乱动，个个正襟危坐。做什么事都要排队，哪怕奥运会开幕入场也非要像举行阅兵式一样站成方块队，一板一眼地走，这种种礼教使中国人无意识的生活在种种条条框框中，缺少了灵气和活泼，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严重受到束缚，个性发展和思维等的发展严重受到摧残，善于思考向权威挑战的创新意识，灵活、独特、流畅的创新能力以及独特性、挑战性、能动性的创新性人格都无从培养。

二、儒家教育思想

儒家有许多珍贵的教育思想，如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学思结合”“因材施教”，孟子“深造自得”的教育思想，荀子“闻见知行”的学习方法等，都可称得上教育思想中的瑰宝，对后世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是儒家教育思想中亦有一部分观点对当下的创新教育起着负面影响。

一、儒家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古代的礼仪之道，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以“仁”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儒学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独尊于西汉武帝时期;在先秦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而大行于世。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被后人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主要内容是“士”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与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第二阶段是以《天人三策》、《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而后成为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第四个阶段从康有为开始，是与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主要对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发挥作用。从四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出，无论儒学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都实际上承担了教化民众、维护统治的社会功能，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十分相似。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对儒家思想的继承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是统治阶级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培养合格接班人和社会成员而开展的社会教化;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教育、法制和纪律教育、道德教育、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宗教教育、人格教育等，涉及思想意识、文化心理及行为模式等多个层面;主要任务是在统治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导思想意识(或称“主流文化”)的灌输和规范行为的训导。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二、儒家思想的特点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教化民众的正统思想，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有五点:第一，以人为本，儒家思想重视人性，强调人的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能力，包括“自我修养”、“自省”、“慎独”、“自我完善”，还提出了“做人”的要求和方法，使人们从中得到乐趣。第二，注重德育，儒家思想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孔子从道德教育的内容方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创建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为确立儒家道德教育的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尊师重道，“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职责，尊重教师的实质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视。第四，崇学重教，孟子认为，教育使人懂得人伦规范，是控制人们思想观念、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第五，因材施教与言传身教，孔子主张根据人的不同资质加以教育，主张教师以身作则。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重视教育客体，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性即政治性，同样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唐君毅对道德理性统领下文化关系的论述综合了儒家“本”“末”与西方哲学“一”“多”关系的理论，但他最终还是回归于儒家的摄末归本思路。唐君毅认为，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均属于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文化是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分殊之表现。他说：“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然而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道德之实践，内在于个人人格。”[3]3唐君毅明确指出，道德理性统领文化世界，文化世界是道德理性展现出来的特殊文化价值。这种立论方式显然来自传统儒家思想。唐君毅借鉴了孔孟论述六艺本于人之心性与人之人格的方式，将文化活动反本于人。唐君毅的学生霍韬晦说：“由用识体，由末归本，最后终于发现各种文化活动均为人同一的精神自我超越其自然性向之分殊之表现。依是，道德理性一方面是理性，一方面是道德，除此之外，还有超越性、主宰性、内在性、创造性等种种涵义。”[3]1可见，道德理性之“一”并非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理性”同一，而是中国文化智慧之“本”善。道德理性与文化世界的关系是本末体用之关系。从本末体用看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并非外在于人的异在之“物”，而是人类实现类价值的合目的性行为，这是直承儒家思想而来的对人文体用关系的阐释。唐君毅自述自己的根本观点本自儒家思想，他说：“而我今之论文化，即直承船山之重气重精神之表现之义而发展。然吾人之言心与性理，则仍依于朱子与阳明之路数，此即本书所承于中国儒家思想者也。”[3]5钱穆曾在随?《近思录》中比较中西文化之异同说：“伊川此条言天有性情，此乃人本位之观念。近代国人则必讥之曰主观。然能无主观者其又谁？西方之学外于人以为观，近代国人则尊之曰客观。客观则无定观，故西方之学仅重功用，在己则不言性，在外则不见道体，此诚中西双方文化传统学术思想一大相岐处也。”[4]155此一比较以《近思录》思想为根本，阐发了宋学以人为本位的特点。钱穆所阐发的中国文化人本位的特点正是唐君毅从中国儒家思想所直承而来的中国智慧。在唐君毅看来，人之精神活动，包含人所实现之理想或价值之觉识，均为心理的或心灵的。文化活动是人心实现理想和觉识价值的精神活动，心内在于里，文化是心之创造，心灵决定一切现实而表现为文化，从这个意义而言，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观念的“唯心论”。儒家所谓的仁义天理良知，在唐君毅看来是精神超越自我的本质或自体，显然，唐君毅以儒家之性善论充盈精神，视文化活动为精神价值之活动、精神之合乎理想价值的活动，突出了人文世界求真、善、美的本性。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人文世界具有涵摄性与化感通变的能力，这是中国人文思想的主要特点。

唐君毅的思想深受黑格尔影响，因而对中国人文思想发掘得似乎不够通透，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唯心论色彩。他认为，一方面，现实环境是精神实现价值的场所，现实环境能够规定心灵创发活动的形态，甚至可以成为人文活动的桎梏或束缚；另一方面，心灵自我能够超越自我以外的现实环境。他说：“至于所谓吾人之文化活动，随吾人所在之现实环境而异，唯是吾人之精神受现实环境之规定，而表现为不同之文化活动。……吾人之主张是：一切谓现实环境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皆实只是规定而非决定。而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唯是吾人之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之自身。此依佛教之名词说，即凡精神自我超越自我以外者，对精神与文化活动之自身，皆为一外缘，而非真因。”[3]7无论是心灵的自我超越还是现实环境的外缘作用，心灵与现实环境的二元关系终归难以调和，立足于心灵的文化活动，难以逃脱唯心论的指责。同时，以环境与心灵的二元结构阐述心灵自我也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特点。张祥浩批评唐君毅的唯心论倾向说：“因为主观唯心论直截了当地把物质身体或客观现实存在，看成是心的作用或心的派生物，而他则把客观的现实环境看成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外缘或第二因，把身体看成是托显精神的消极存在，这是有区别的。但在事实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2]178-179这依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只不过是西方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这种视角同样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中“心”之作用。心物关系如加以分割对立，立足于一方就会遮蔽另一方。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富有哲理性的现代转型，儒家思想在富有哲学素养的唐君毅手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重视人、重视人文之化感通变是儒家思想最具现代意义的内容，唐君毅以此为契机论述人文关系，无疑找对了论述人文关系的“中心观念”。唐君毅总结人文关系说：“一切学问亦皆人之为人之学之一章。此之谓一切学问之摄末归本。”[5]87将学问各科理解为“为人”之学，并以成就人作为学问之“本”，唐君毅摄末归本的人文思路有力地冲击了科技理性的西方思维，为人文学的研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人文序列：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群科排序

人文序列是人文学者对人文群科的排序与定位。唐君毅非常重视人文群科之间的序列问题，一方面，他从人的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群科之次第，另一方面，他论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际，这两方面的排序思路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在于“顺”着西方讲，而在于以传统思想为资源“逆”着西方讲，体现出唐君毅既接受西学又试图超越西学的中西学会通特点。唐君毅从人之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学术的序列。唐君毅认为人文学术即是为人之学术，他说：“一切学术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因而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讨论任何种之学术思想，都是讨论一种人文中之思想。”[6]1从人的角度论述人文学术，学术既是“人为”的学术，也是“为人”的学术，学术是人在世界中的缘构，也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如果人缺乏道德精神，学术建构亦不可能。唐君毅说：“故人之道德精神，如果建立不起，缘之而使当然理想、客观价值意识、历史精神，皆不能向上提挈，而向下降落崩坏，则无一人生之活动或社会文化之建设，能真实成就。”[5]70唐君毅批评了西方重视抽象概念的学术传统，他认为西方学术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西方学术重学（真理）重术（技术）而忽视了学术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唐君毅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学术与人存在在世的紧密联系，并以此为依据重订了各种人文学术之高下次序：“一、为人之学，二、历史，三、文学艺术之学，四、哲学，五、社会科学，六、自然科学，七、形数之学与逻辑”[5]72。唐君毅认为，人成为人是人成就一切事之本，一切人皆须为人，一切学问皆是成人之学问，因此，为人之学居人文学术之首位。人为本，学为末，为人之学摄末归本；人为道，学为器，为人之学道器合一；人为体，学为用，为人之学体用不二。唐君毅的人文序列凸显了学问世界与人的亲缘关系，批判了西方人文序列将人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从而将人文学术重新奠基在“人”的大地上。

唐君毅还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术的序列做了新的阐发。唐君毅论述三大学科群的出发点依然以人为中心，他认为三大学科群的分际是人看事物的不同观点和态度。在这三种态度与观点中，人文学术能够自觉回顾和反省自己的反应、感通、行为，并能摄入人所面对的自然社会之事物，因此，人文学术是人之心灵与精神的学术，是人对自己行为之表现的学术，她与人之关系最为密切，应当居于人文序列之首位。反之，自然科学将对象作为离开或外在于人之主观行为与精神来认识，是一抽象的普遍者，因此，自然科学只是人看事物的一种态度或观点，并不能取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而独居首位。三大学科群中，自然科学的地位还在社会科学之下。通过对三大学科群的重新定位，唐君毅提出在人文学术中重建人的主体意识的构想。唐君毅认为，此时代的学术思想过分崇拜抽象普遍者，忽略了人生之具体存在。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学术恢复了人在学科群中地位，重新提出了学术对人心人情的感通要求，彰显了学术活动所蕴含的人之价值。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序列具有融通性和开放性，这体现在唐君毅对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和反人文思想的认识上。唐君毅认为：“人文思想之发展，一方由人对于人文本身，逐渐加深加广的思想，同时亦即由人文思想与非人文、超人文、反人文等思想，互相发生关系，而相依相涵或相反相成以发展。在此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见非人文的思想之扩大人文思想的领域，超人文的思想之提升人文的思想，次人文的思想之融会于人文的思想，即人文的思想之不断以新形态出现，以反反人文之思想。此相续不断的人文思想发展历程中，便显出一种人类之精神的向往。此种精神，我们称之为人文精神。”[6]3可见，唐君毅认为人文精神是通过反反人文思想而不断前进，这是黑格尔式的进化论。我们认为，人文只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之一，人文能够澄澈、净化非人文思想，但不能取代非人文、反人文思想，人文与反人文思想之关系走在相互涵摄的路上，而不一定是进化论式的“前进”。栾栋曾对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与社会科学三大学科群的关系做了论述：“从本质上来讲，人文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而不是唯一动力，人文有赖于自然力、科技力量的协调作用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章。反之亦然，自然力和科学力量也只有在人文力量的导引下才不至于走入歧途。与之相对应，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等于忽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学科群的通力合作和相互涵摄是文教与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7]33以涵摄化感论人文学科，突出了学科群之间的根脉勾连，强化了学科群之间的内在互化，有利于促进三大学科群之间的良性循环。唐君毅对人文群科的重新排序凸显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为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原属平行发展的文化系统，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儒家传统思想受到了西学的冲击，曾经被视为应该打倒的对象。唐君毅以西学反观中学，力图从中学中挖掘出西方传统曾经关注过的“问题”，并立足中学彰显出中国文化迥异于西方文化的“视域”，这种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工作思路开发出了儒家思想的现代特征。

二、人文平视：会通中西学的方略

以道德理性开发儒家思想和以儒家“立人极”重新排序人文群科体现了唐君毅人文平视的中西学会通方略。唐君毅认为，当前世界各种文化正处于冲突融合之中，人类文化发展到了现在，应当是把整个人类文化当作一体看的时候了。平视是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反拨。平视的前提是中西文化各有特色，而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从而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勾画理想蓝图。人文平视是唐君毅针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通而提出来的文化交流举措。当今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错综复杂，人类文化正在走向“由分到合”的之路。据此，唐君毅深入剖析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对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提出了“平视”的设想。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有四目：一为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二为充量客观化吾人之求知的理性活动之精神；三为尊重个体自由意志之精神；四为学术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发展之精神。[5]71此四目特殊精神重在文化之超越性，其“光辉乃为向外照耀、向外探求”，因此西方文化精神贵在学问的超越性与抽象性。唐君毅说：“照由西方传来而流行于现代中国之一学问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高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这种文化传统贯注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臻于近代而成型，唐君毅在分析形成西方文化精神的外缘条件后，对近代西方文化作了总结评述：“近代西方文化，由无数民族之战争与商业关系而生之文化接触以形成，故亦特富一向上向外之超越精神，与尊重个体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重概念之分解之理性活动之精神也。”[6]6这些精神内涵正是中国文化所缺失的。中国文化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反本复始型文化，反本复始与向上向前向外“不能不谓之两种精神”。至此，唐君毅概括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根本性差异，这两种文化类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从而为文化之间的平视奠定了基础。

摘要：自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各个领域都体现了追随美丽的潮流，建筑设计领域也不例外，很多设计师开始萌生复苏传统文化的概念。然而，想要真正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设计上的效益，不仅要在现代建筑上进行继承，还要接受传统元素注入的宝贵血液，只有这样才能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建筑

0前言

本文研究的方向是在建筑设计上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其重中之重在于构思建筑及文化，而并非传统一词。中国传统元素是极其繁多的，而且范围相对较广，其定义可以分为很多项来列举。在中国元素的设计领域中，建筑有着传奇且悠久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受文化、地域、气候、史实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经研究后阐述了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1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中国，传统一词是各个因素和各个民族之间相互磨合产生的结果，之后虽受印度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但并未影响中国根基性的东西，传统文化依旧流传，也表现出了中国的伟大之处。元素可称之为要素，是由一个一个的事物组成的形态，是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下逐渐保留和继承下来的。同时，文化、精神、信仰等也是中国传统保留的成果。从古到今，从实用性到艺术性的发展趋势，传统元素得以保留并继承，固有其存留的意义与原因，其目的是普及并弘扬文化，使其可以在现代人们的心中上升一个高度，以便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与生活当中。

2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摘要: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思政教育素材。将课程思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育，有助于高校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目标。三全育人背景下，优秀德育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中主要体现在仁爱孝悌、重义轻利、人际和谐、恪守信用方面。运用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导入法融入课程思政，采用多种实践方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体验，采用分享、实践、点评教学形式促进师生联动，最终实现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同向而行协同育人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三全育人；课程思政；中国传统文化

一、课程思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课程的重要意义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高校思想政治课在落实过程中一定要遵循改革与加强的理念，与各个科目的课程相契合，通过协同效应提高教育质量。课程思政的本质在于对各类课程的教育资源进行挖掘利用，通过思政元素的融合，实现内涵与外延方面的拓展，实现思政教育目标，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思政教育格局。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文献、物品等多种形式，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惯、民族风情、价值观念、道德行为、审美品位、文化知识等模糊的形态。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教学有着紧密的关系，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思政教育素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支撑。二者在理论依据上具有统一性，可基于同一目标而相互促进影响。将课程思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育，是高校加强立德树人、培养德才兼备优秀人才实现课程育人,达到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同向而行协同育人的最终目标。

（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代天文历法内容培养高校学生创新探索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文和历法知识分属两个章节。天文方面主要介绍古代天文的概念，历法方面主要介绍天干地支及历法的三大系统。例如，在讲解某个天文学知识时，讲到北斗七星由7个元素构成，分别为天璇、天权、开阳、天枢、天玑、摇光、玉衡，在讲解过程中还会对元素的命名依据进行介绍。北斗七星在古代有重要的作用：第一，可以找到北极星。将天璇、天枢两颗星连线延长约5倍的距离可以找到北极星。第二，北斗的斗柄方向可作为季节判断依据。斗柄指向东、南、西、北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古人根据北斗七星的特点和位置对其命名，让抽象的七星更具形象化，这是古人智慧和勤劳的象征。古人对北斗七星长时间的观察和揣摩，研究出北斗斗柄的指向可以辨别方向，体现了科学精神和创新探索精神。“勤劳”指以辛苦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智慧”指循规律把分寸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创新”可理解为对优秀传统进行继承，将现代因素进行融合，探索出新的模式。“探索”可理解为科学家在自身已有知识、经验及预测的基础上，在开展活动时有具体的方向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心。在课堂教学时，可以将这三点思政元素充分挖掘，和北斗七星知识点充分融合，把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进行细致、生动的讲解，不能生搬硬套，要使学生们易于乐于接受。在融合思政元素时，一定要遵循科学性合理性，这需要教师对思政有清晰的认知与融合意识，能够在社会热点与教学内容中挖掘其所存在的思想教育元素。

（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加强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一、古代文学作品的经、史、子、集四部

1、经部

比如在中国的古代诗歌中，在其表象特征上尽量委婉含蓄，在意境的追求上，则要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同时还追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均体现出了其思想上的折中与中行，也就是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因此，对于古代先秦时期儒学思想以及宋明时期理学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的范畴以及审美观念。同样的，儒家思想对于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其构成了该书最核心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就已经写到，“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是作者进行创作的基本方法。这充分地说明了刘勰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及推崇。因此，只有对儒家经典的主要思想及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和掌握，才能充分地体会到《文心雕龙》这本文学理论著作中的主要思想，才能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进一步的发展。

2、史部

史部主要收录的是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杂史类、别史类、时令类、职官类、地理类等十五类。在此部分，《史记》是不可不读的。《史记》最初被称为“太史公书”或是“太史公传”，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最主要的特点便是同时记录了各大家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也就是所谓的“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在《史记》中，我们可以充分地了解到“大江东去楚王流芳”的项羽、“文武双全英风伟概”的蔺相如、“戎马一生终难封侯”的李广李将军、“旷世奇才悲凉收场”的淮阴侯韩信等诸多英雄人物。我们均深刻地感受到其浓郁的悲壮色彩，画面宏廓，意蕴深远，悲剧气氛浓烈且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我们在对其中的主要人物有了通彻的了解之余，也为司马迁的个人经历感慨万千。除了认识伟大的人物，我们还可以从中全面地认识一些成语或是名言警句。比如“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等等。《史记》不仅开辟了通史体裁，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更对古代的小说、戏曲、传纪、散文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冯梦龙的小说《东周列国传》便是取材于《史记》，《赵氏孤儿》《霸王别姬》同样也是取材于《史记》，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曾说过“读史可以明智”。毋庸置疑，《史记》对于人们进行国学研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促进个人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子部

子部收录的主要是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类书。包括有儒家类、兵家类、道家类、释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学类、杂家类等十四类。对于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首先是从体验文学作品开始。体验文学作品，除了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外，还需要具备超群的审美能力。具备了审美能力，才能深入作品之中，才能捕捉作者的内心感受，才能从作品中取得共鸣。从而在情感上受到感动，在感动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再通过透彻的理解进行评价，进而得出作品中所蕴含的主要思想与情感价值。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主要以儒家和道家为例进行解析。在子部这一部分中，儒家崇尚的是“礼乐”和“仁义”，提倡的是“中庸”和“忠恕”。而道家推崇的是顺应自然、无为而治，老子与庄子是该思想的主要代表。其中特别是以《庄子》一书为代表的著作充分反映了其主要思想及倡导的理论。《庄子》一书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在这一书中，其内容大量采用虚构的寓言故事，想象奇特，生动传奇，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艺概•文概》中曾说其“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可见庄周已经将文学语言发展到一种非常高深玄远的境界，对之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庄子》一书，不仅在文学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在哲学上同样成绩显著。庄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与老子的哲学思想体系被并称为“老庄哲学”。在其思想中包含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主张“天人合一”“清静无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同时又是相对的。“道”是庄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范畴，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主要观念。庄子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生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倡导要顺应天道，摒弃人为。在其《齐物论》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其主观思想便是按时顺命、逍遥自得。没有充分地了解庄子的主要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就无法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及其精神世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也就无法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亚洲四小龙崛起之时已有学者提出，华人学习现象或会和“儒家管理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在1987年《时代杂志》封面故事“新聪颖一族”中亦提出了儒家文化，文中把儒家及佛教传统划分开来，指出“受到儒家文化强烈影响的亚洲国家———如日本、朝鲜、中国、越南———的移民表现最好。相比之下，……信仰佛教较温和文化的老挝人和柬埔寨人就稍逊色些了”。虽然当时佛教部分较多关心属于元始乘佛教的东南亚国家，但后来已扩展到整个东南亚地区。Stevenson和Hiebert等人亦提到亚洲人（当时比较集中看日本人）受儒家文化影响，并将努力（effort）———能力（a?bility）作为东西方的一个反差。

东方人着重努力、西方人重视能力是简化了的结论。受此影响，首笔者早期的一些论文也用过“华人究竟是较聪明些还是只不过是较勤力些”这一类标题。无论如何，“儒家文化”开始进入话题，也就出现了“儒家文化圈（CHC，Con?fucianHeritageCulture）学习者”这个名词。“儒家”这个观念也就悄悄地走上了前台。笼统言之，它包含两岸四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但确实指哪些地区仍有待商榷。例如，在首届东亚数学教育会议上，一位新加坡与会者不同意新加坡属于“儒家地区”，因它是一个多种族国家。Hatano＆Inagaki也认为中国和日本的数学课堂大有差异。同时，我们也不能确定香港，这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区域应否视作一个“儒家地区”。而当传统文化在（“打倒孔家店”）及后时期被摧毁时，我们也很难解释中国内地的情况了。难怪如有学者指出“我们找中国人找错了地方”。

中国文化与考试文化

对于任何社会现象，学者们寻找其文化根据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惜“儒家文化圈学习者现象”一旦被冠以“儒家”之名，一些人又误解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于是出现一些错摸。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就算以中国内地而言）有23个省、56个民族。不同的地域（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甘肃等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有异。就算我们局限于“中原文化”，从地理上也不容易确认那儿是“中原”，究竟是今天的华中（两湖）？古代的太原（山西）？黄河文化还是更早的长江文化呢？

在儒家思想之外，中国文化也受到墨家、道家、佛教和其他传统的影响，儒家思想亦随着时代而更新，①并与其他学派的思想相结合，如阴阳五行、法家、道家、佛家等。我们曾花了不少篇幅试图澄清这些观点。其实，儒、释、道、法、墨等对教育均有其启示，如道家的“无”、禅宗的“悟”等（于科学领域，法、墨尤然），不过其核心思想在有些部份是南辕北辙。故此，有人指出，许多对教育（甚至经济）的解释有“过份儒家化”之嫌。广而言之，是否真的存在着“文化X→行为Y”的因果关系呢？而“思想X→文化Y→社会行为Z”的关系更遥远。

一些学者将华人学习者的现象归因于儒家思想，认为儒家思想相信“熟能生巧”、“勤能补拙”，注重现世功业和以学业成绩报父母恩、光耀门楣等。在历史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管治工具（所谓“阳儒阴法”、“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与其说儒家思想导致华人的优异学术成绩，为统治目的而设的“科举考试文化”对社会成就取向的影响远比儒家文化深远得多。明代之“八股文化”也就是考试文化的产物。考试（科举）本来有其正面的社会作用，就是理论上，要进入上层社会（当官），不完全只能透过世袭，普罗大众也可透过相对公平的考试，为这个家族“翻身”，给与一般人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它也为学习加进了“利害关系”（“今之学者为人”），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古代，只有希望当官的少数才需要接受考试的洗礼，一般的农民、商人，大可“逍遥试外”。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所有人均须通过考试才能进入社会，进一步加重了考试的压力。中国数学中由官学出身的人其实不算太多，反而在光辉时代，如宋元四杰等不少均于“非主流教育系统”（如道观、隐士）中得到传承。宋代书院（其传统下接到清末民初）的出现就是要形成建制以外的清流。再者，常为人津津乐道的“熟能生巧”、“勤能补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并非出自儒家论著，而“书中自有黄金屋”正是出自皇帝手笔（宋真宗《劝学诗》）。我们不敢马上就说他正是要诱使“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但不可讳言，这些文化取态与帝皇统治之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前，我们又是否在假借孔夫子之名，把考试的“紧箍咒”愈拉愈紧？

寻找有效的教学：由“入法”到“出法”

本文作者：朱国萍 单位：德州学院图书馆

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其管理思想中的精髓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本文就儒家的人本思想、修己安人思想、中庸思想、和谐思想等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谈几点看法。

1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儒家思想重人生,讲现实,强调个体德性修养,由个体推及整体社会国家,把道德与政治管理创造性地联系在一起,实现团结、稳定、和谐的政治统治。所以儒家管理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成为儒家管理的核心。荀子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论》)即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所以说人是管理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组织管理活动的实质在于对人的合理的调配、使用,实现组织内部能量的积聚。儒家有“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所以管理活动必须以人为本。馆员是图书馆的灵魂,是连接文献服务与读者的纽带,是图书馆组织中最积极、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馆员的素质、积极性决定图书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决定图书馆事业的前途。所以图书馆管理应充分调动馆员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以人为本,和谐管理。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依靠人,开发人的潜力,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业内人士都知道图书馆在高校中的边缘地位,而各高校45岁以下的馆员多为女性且多有高等学历,这些知识女性迫切希望自我价值得以体现,自我实现需要尤其强烈。所以图书馆管理层应为这些馆员提供一个充分展示自我,实现自我的平台这一最深切的人文关怀,比如业务培训、业务交流、学历提升、学术交流等。图书馆管理只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给馆员以最充分的尊重、理解和关怀,才能充分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之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从而实现图书馆组织的进步发展。反之,图书馆整体的发展也会带动个体的完善,实现图书馆组织系统整体的绩效目标与个人目标的双赢。

2以修己安人为目的的管理原则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修己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其中更强调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正所谓正己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管理者的表率作用不言而喻。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最有效的管理行为是以双方约束为前提的,组织内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以自己的道德修养和行为控制推己及人,以合理的思想和行为来从事管理、参与管理,就会创造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管理活动就会达到预期的目的。管理者的修己包括“德”、“才”两个方面,“才”包括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首先,作为图书馆领导要一身正气,具有端正的人格品行、宽阔的胸怀和气度、坚定执著的工作信念和远大的事业抱负,还要勤政廉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次,图书馆领导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业务能力是从事管理的先决条件,不管是流通部、期刊部还是技术部的工作图书馆领导都要精通,成为既有艰深业务知识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图书馆领导的“修己”魅力,也只有如此才能起到垂范的作用。立足于“修己”的自我管理,自然也达到组织管理“安人”的社会效果,所谓“内圣外王”。

3以礼为原则的管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