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论文范例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过程中撰写的一篇论文，同时也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这篇论文写于1873—1886年，尽管距今已有100多年，又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但却是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较为系统的阐释，尤其是揭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中所蕴涵的人—自然—社会的多元伦理关系以及由此阐发的生态伦理观，对于我们认识“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当想什么?”“我能期待什么?”以及“人是什么?”这些由康德提出的悬而未决的一组问题进而建构生态伦理学，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劳动与人的手、足、脑、语言以及伦理关系的产生   恩格斯首先从批驳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指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这就表明，与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只看到劳动—财富这对经济关系不同，恩格斯揭示了这对经济关系中蕴涵的劳动—自然—人—财富多元的生态伦理关系及其辩证法。接下来他着重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系统地考察了“劳动”如何“创造了人本身”，以及人—社会伦理关系何以产生。   1.劳动促进人的手、足及其他机能的演变   在几十万年以前，地质学家称之为第三纪的某个时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生活着一种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这些类人猿，也许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和脚从事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恩格斯认为，“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②。因为直立行走有利于类人猿手和脚的分工，让手“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③，比如摘取和拿住食物、在树林中筑巢、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尽管这些动作最初只能是非常简单的，但当“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时，从猿转变到人的历程便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因为“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④。恩格斯认为，猿手转变为人手，完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⑥由于劳动，手必须与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这样便引起肌肉、韧带的发展，经过更长的时间亦引起了骨胳的发展并且被遗传下来，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又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进而人的手才达到现在这样高度的完善。恩格斯不仅阐释了劳动对手的肌肉、韧带甚至骨骼的影响，而且还根据达尔文提出的“生长相关”律，即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相联系的，揭示了手的演变不是孤立的。因为手“仅仅是整个极其复杂的机体的一个肢体。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利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⑦，而且两者相互作用。这样恩格斯就将人的手足的演变与人的机体其他部分的相应演变联系起来。在方法论上，他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运用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揭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对于人的手足的演变以及人体其他部分机能演变的作用。   2.劳动促成语言产生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演变   恩格斯指出，尽管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而人作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⑧，显然不可能从猿类祖先直接发展而来。这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那样，“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⑨。作为动物的类人猿“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随着手的发展，人通过劳动而开始建构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都会扩大人的眼界，在自然对象的探索中不断地发现新的属性。与此同时，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而开始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及其交往方式。人在劳动交往与合作的活动中，“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①。这一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人逐渐学会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语言产生了。因此，“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②。恩格斯还从动物与动物、人与动物交往方式及其比较中进一步说明语言产生的作用。他指出，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信息。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因为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而感觉到是一种缺陷。然而，如果经过人驯养的动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是这样敏锐，以致它们在自己想象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容易地学会懂得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依恋、感谢等等表现感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这说明，语言不仅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和伦理关系，而且也能促进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交流。   3.劳动与人脑的演变、感觉器官的完善以及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发展#p#分页标题#e#   恩格斯认为，正是在劳动和语言这两个最主要因素的推动下，猿脑就逐渐地变成人脑。尽管后者和前者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后者远远超过前者。③随着脑的进一步发展，人的感觉器官也逐步发展起来。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使得听觉器官相应完善一样，脑的发展则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同时进行的。④脑及其相应的感觉器官的发展使人愈来愈具有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这反过来又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没有因人最终同猿分离而停止，而是大踏步地前进了。而社会的出现使得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二、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与多元伦理关系的形成   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根本区别是劳动，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⑤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发生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使人的需要与活动方式多样化，而且形成了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多元伦理关系。然而，随着劳动本身向脑力劳动发展，尤其是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使人产生了认识的误区，进而产生了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   1.劳动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的变革   恩格斯认为，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⑥。那么人类最早制造的工具是什么呢?根据当时所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同时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打猎和捕鱼的工具，它们同时又是武器。   首先，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猿转变到人的重要的一步———食物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可食用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愈来愈多，食物愈来愈复杂，进而输入身体内的材料也愈来愈复杂;二是从只食用植物转变到同时也食用肉。   其次，人通过自己制造的工具打猎和捕鱼，就可以食用更多的肉类食物，从而为其超越动物界奠定了生理基础。一方面，这些肉类食物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另一方面，食用肉类食物可以缩短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植物性过程的时间，因而便“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愈远，他超出于动物界也就愈高”①。既吃植物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   再次，在恩格斯看来，最重要的是食用肉类食物对于脑的影响———脑因此获得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人的脑就能在人类一代一代繁衍的过程中，更迅速而完善地发展起来。讲到这里，恩格斯不无调侃说:“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原谅，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②   最后，食用肉类食物引起了两种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一是火的使用，由于为人提供了几乎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这样就使得消化食物的过程大大缩短;二是动物的驯养，使得人类的肉类食物更加丰富，因为它和打猎一起开辟了新的更为经常的食物来源。从养分来说，动物的驯养还供给了至少和肉相等的乳制品等新食物。恩格斯认为，“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③。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发生变革。前者表现为人类食物结构的变化与发展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进而促进了脑髓的发展;后者则表现为正在形成中的人及其自身自然的变革使其远离了植物界，也超越了动物界，进而引发了人与植物、动物关系的变革:从单纯的食用相关植物到有意识地种植相关植物，从与动物为伍到打猎和驯养动物。这不仅导致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食物结构的变化、消化系统的变异，而且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由无意识地适应自然状态，转变为一种有意识地改造与被改造、控制与被控制的伦理关系。   恩格斯在文中这样描述了猿群在食物方面对于自然的无意识适应:“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区内的食物吃光。它们为了获取新的食物地区而进行迁徙和斗争，但是除了无意识地用自己的粪便来施肥，它们没有能力从这块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可能占据的食物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④不仅如此，在食物结构的变异中，动物也是出于无意识的被动适应:“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⑤他把动物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滥用资源”。他认为，这种行为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进了类人猿转变成人。“因为它逼迫着动物去适应和平常吃的不一样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液就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⑥而那些无法改变食物结构的动物就灭绝了。恩格斯明确指出，动物这种无意识的改变和被动适应还不是真正的劳动，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因为“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⑦。为此，人们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改变了它们的模样，甚至已认不出它们本来的面目。这种劳动不仅使人对自然有了更强的适应性，而且使人改造自然的活动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工具越来越多样化，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进而形成了越来越多元化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   2.劳动促使人的需要与活动方式多样化以及伦理关系多元化   恩格斯指出，劳动不仅使人学会了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而且也使人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这样，人就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在他看来，“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做的动物”①。对于其他的动物而言，尽管它们也能习惯于各种气候，但它们或者靠本能无意识地适应气候变化，或者由于被人驯养而跟随人生活。#p#分页标题#e#   劳动使人从物种关系方面获得提升。当人们从原来居住的较为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寒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冬夏两季的地带，或者从较为干燥的地带，迁移到较为湿润的地带，这样，为了抵御寒冷或者潮湿，人就产生了新的需要:住房和衣服等。而新的需要引发了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人在其物种关系方面愈来愈远离动物。   劳动使得人与自身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手和脑只有“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②。一是随着人们需求增加，劳动不仅在时间上“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③，而且在空间上范围不断扩大，活动的领域日益多样化。这样，劳动除了最早产生的打猎和畜牧外，后来又有了农业，其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等。二是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出现了艺术和科学。这意味着劳动本身由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开始向脑力劳动发展。三是随着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④。这不仅意味着劳动本身向脑力劳动发展，而且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发展。   3.脑力劳动的发展使人产生了认识的误区   恩格斯清晰地看到，随着脑力劳动的发展，尤其是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⑤。特别是在原始社会后期(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的劳动。随着文明的迅速推进，人们产生了一种误认:“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⑥人们常常把文明的迅速推进完全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从古代世界到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一直统治着人的头脑。由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甚至连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也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⑦。   恩格斯接着从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方法论视域，指出了上述误区的认识论根源:“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东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阻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⑧他还通过分析动物与环境、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其相互作用。恩格斯指出，尽管动物不如人所做的那样，但是它们也通过它们的活动而改变外部自然界。同时，由动物改变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先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起变化。而“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⑨。   三、基于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反思的生态伦理观   恩格斯通过分析人的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反思其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源及深层的唯心主义方法论与认识论根源，提出了以历史唯物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以及超越历史上生产方式处理人—自然—社会关系的局限的生态伦理方略。   1.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   恩格斯通过将动物的计划性与人的计划性加以比较指出，这两者的本质区别是劳动。尽管动物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在哺乳动物那里，这种计划性则已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人们在猎狐时，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地形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它们“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①与此同时，恩格斯指出了人的劳动计划性的内在悖论。尽管人“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与动物相比，人由于劳动———有计划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远远超过了动物基于本能的有计划的活动，然而，人的这种劳动的计划性在时间上蕴涵近期(或者短期)与长期的悖论;在空间上蕴涵局部与整体的悖论;在认识维度上蕴涵特殊与普遍、单一与多元的悖论。恩格斯以具体的实例生动地说明了上述悖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尽管他们的确在短期内得到了其想要的耕地———局部的、特殊的、第一目标实现了，但是他们却破坏了这些地区长远的、整体的普遍性的生态平衡———这些地方由于他们的作为，失去了森林，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进而在今天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   2.悖论的反思与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   恩格斯不仅进一步揭示了上述悖论存在的普遍性，而且通过反思提出了以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生态伦理观。他列举了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由于砍伐松林，摧毁了其所在区域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进而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但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元性，其中包括人—地(山)关系、人—林关系、人—畜关系、人—水关系、人—植物及其病虫害关系等。③同时这些多元关系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一旦其中一种关系被破坏，就会产生类似“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不仅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同时也危及作为自然产物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由此，恩格斯从人与自然密切联系的多元伦理关系中警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在这里，他反思了上述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据:其一，“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统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二，未能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恩格斯生态伦理观的深刻性就在于进一步反思了上述两者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根源———古典时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唯心主义观念。②#p#分页标题#e#   如何才能超越上述悖论呢?恩格斯认为，一是我们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19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因此，人们愈会重新感觉到，同时也认识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性，进而处理好人—自身—自然的伦理关系。二是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因为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要比处理好人—自身—自然的伦理关系复杂得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③。他以上述列举的马铃薯以及随它而来的瘰疬症的传播作为案例展开分析。他认为，尽管传播栽种马铃薯带来了瘰疬症的传播，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低到吃马铃薯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影响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受病害的缘故发生了，饿死了100万吃马铃薯或以吃马铃薯为主的爱尔兰人，并且有200万人逃亡海外。和这种饥荒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接着他又列举了近代地理学的伟大成果———哥伦布发现美洲———所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17世纪和18世纪物理学和动力技术的革命———蒸汽机的发明———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伦理效应: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④，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⑤。对于这一阶级斗争，恩格斯坚信，“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⑥。但是，他也意识到，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必须“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⑦。   3.超越历史上生产方式处理人—自然—社会关系的局限的生态伦理方略   恩格斯回顾了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方面，“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⑧。就原始的土地公有制而言，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们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则有一定的剩余的可用土地，进而为应对这种原始经济的不虞灾祸提供了一定的活动余地。但是一旦其剩余的可用土地用尽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其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因此，恩格斯指出，“只要生产不局限于被压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①。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这成为其行为的唯一动力。甚至连其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也已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   在这里，恩格斯阐释了历史上处理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三种生产方式下的三种逻辑:(原始社会)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们发展程度的逻辑、(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利益成为生产推动因素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运作逻辑。事实表明，这三种处理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逻辑都无法超越上述生态伦理悖论，甚至还会加剧这些悖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多数情形下，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协调，变成二者的绝对对立。不仅如此，劳动者丧失了财产，而同时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即便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主要只研究人在生产和交换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可以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②。由此，恩格斯指出，要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仅仅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③。   四、恩格斯劳动视域中的生态伦理观的几点启示   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尽管是一篇没有完成的论文，但毋庸置疑，它是一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④。然而，尽管他们深谙“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⑤，但由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哲学，因而没有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没有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后来马克思恩格斯都由于领导工人革命，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一直没能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发，而恩格斯这篇论文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人类发展史、自然史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了“劳动”如何“创造了人本身”，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何以产生，进一步论证了“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⑥。这填补并完善了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p#分页标题#e#   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相互联系的方法论，以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为研究主线，论证了劳动何以促进了人—自然—社会多元伦理关系的形成，以及对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多维度的影响。恩格斯首先肯定了劳动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因而“创造了人本身”，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⑦同时他反驳了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阐述了劳动和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⑧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人的劳动计划性的内在悖论:在时间上蕴涵近期与长期的悖论;在空间上蕴涵局部与整体的悖论;在认识维度上蕴涵特殊与普遍、单一与多元的悖论。因此，他警示道:“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实际上，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有相关的思想，他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②只不过马克思是以一种人本主义诗意般的哲学思辨语言进行阐释，而恩格斯的告诫则是基于历史唯物辩证法和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哲学论证。这对我们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通过反思人的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源及其深层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根源，提出了以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恩格斯意识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协调人—社会的伦理关系，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复杂。这种复杂性在当代表现得日益明显，正如阿多诺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支配自然上的进步或许正日益促成那种据说这种进步会保护人类免遭的灾难，或许正在编织社会粗鄙地长成第二自然”③，其结果却越来越表现为主体的人自身的自我沦丧，同时人的生存条件越来越转变成一种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且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恩格斯回顾了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方面的三种逻辑。事实表明，这三种逻辑“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④为了超越这三种逻辑的局限，他提出了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方略: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预见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行为的比较远的自然—社会影响，仅仅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⑤。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变革，产生的新型的社会生产组织及其生产方式才能实现人的“第二次提升”:“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⑥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将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和可能。他乐观地预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人们自身及其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   尽管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的思想距今已有100多年，但是在当前全球化、市场经济、高技术信息化的条件下，重温其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生态伦理学，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

摘要：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要求。高校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应自觉承担起价值引领和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课堂中构建生态意识，有助于提高生态教育的系统性和精准性；推动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从而更好地拓展高校德育内容，培育时代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高校；学术英语；生态意识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加快了经济发展和文明交流，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产业结构的巨大转型。与此同时，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日益严重。在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把生态文明教育融入日常学生教育管理是当前学生培养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将生态意识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提高生态教育的系统性和精准性；将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而言，将生态思维传递给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教育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以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通过系统全面传授生态环境知识为手段的教育理念。生态教育不仅有助于让学生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要求将生态意识、生态系统、生态思维融入课程教学，通过系统的学习引导学生热爱生活、保护环境，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作为高等学校专门用途英语（ESP）系列教材之一，《学术英语•理工》秉承“以结果为导向”的学术英语教学方法，在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和学术水平的同时，其课文内容以生态环境为主线，将生态意识贯穿于语言教学中，将高校德育和智育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1语言训练和文化教学有机结合，提高生态教育的系统性和精准性

《学术英语•理工》采用多种英语教学方法，将语言训练和文化教学有机结合，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生态意识。第一，大量阅读的输入。该教材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了若干单元主题，每个单元主题安排至少三篇学术论文或学术文章。教材以学术英语论文写作任务为重点，共分六个单元。教材中设定的单元主题分别为：选择（论文）题目、查找信息、听讲座、撰写文献综述、撰写学术文章、做口头展示等。课文内容涉及网络生态、环境生态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如：网络黑客与信息泄露、人工智能的利弊、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造成的影响、核辐射的危害、转基因食物的优势和风险等。第二，定量、原汁原味的、有思想的文章有利于学生对生态意识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教材用1752个词的篇幅详细阐述了全球变暖对于气候变化、动物王国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全球变暖造成极端天气的出现、动物数量的锐减和臭氧层被破坏，这些后果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影响，使学生意识到全球变暖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课文通过列举数据、引用例证的方式增强文章的可信度和可读性，将大学英语由日常语言交流学习推向了学术思考的新高度。作者通过数据例证的方式证实在过去的70年间，地球比上一个千年的任何时候都要热，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种变暖在急剧加速。虽然可能会有年长的亲戚告诉我们他们回忆过去的某个时候，那时夏天更热、天空更蓝，但与客观数据相比，这仅仅是选择性记忆的情况。课文以不断上升的气温趋势这一事实为依据追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源：除了人们熟知的工业废气的排放之外，还有太阳输出的变化（黑子周期）和火山喷发等因素，并详细阐释了这些因素导致气候变暖的过程，引起学生对于生态意识的辩证思考，提高思考的质量和深度，拓宽学生的思维角度和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全面地看问题。第三，以生态项目教学为主线，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术技能和学术素养。《学术英语•理工》突破语言教学的传统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需要为出发点，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开展生态项目教学研究，在培养学生系统了解有关生态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的综合能力。其中每一部分都可以结合课文中核污染与人类健康这一主题进行生态项目教学，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既能学习到文献综述的撰写技巧和学术规范的相关知识，又可以将学生置于生态保护、人类健康这一宏观背景之下，运用课文练习撰写文献综述或课程论文，并通过课堂展示、小组展示的形式汇报交流，有助于学生系统、精准地提高语言技能和生态意识。

2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是对第一课堂的补充和完善。第一课堂是依据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在规定的教学时间里进行的教学活动，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阵地。一般来说，第一课堂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活动。有别于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是指在教学计划之外，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活动，是对第一课堂的延伸和拓展。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满足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大学英语第二课堂是对以语言技能提高为核心目标的大学英语第一课堂的补充，包括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有关英语综合技能提高的一系列活动，其内容可涉及经济、文娱、学术等各个方面。《学术英语•理工》通过在教学单元中插入以关生态环保为主题、以听讲座、做口头展示为形式的第二课堂相关内容，将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学术英语•理工》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教师将教学内容由课内延伸至课外，通过设置听讲座、做口头展示等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将书本的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从而更好地将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有机结合，将课内和课外有机结合，整合大学英语课内课外两个维度，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局限，实现学习与实践的高效联动。教材从听前准备、讲座介绍、例证解析、指示信号词、记笔记等几个方面较为系统地为学生听讲座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技巧和建议。作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讲座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方向指引以及兴趣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材运用任务型语言教学方法，“任务”以语言运用为主要导向。经过前两个单元的学习，学生已经对于学术英语的文章的行文模式以及生态环保的相关知识有了初步掌握，具有一定的阅读和感悟能力，能针对有关生态环保的相关主题较为清晰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评论，具有一定的数据收集整理和问题分析解决的能力。本单元从听讲座的本身入手，在介绍技巧方法的同时，每一部分都配有以任务为导向的讲座视频。如第二节Lecture10，课本以两类题型（选择、简答）的形式，设置了两项任务，要求学生在观看讲座的同时解决相应的问题。如：演讲者是如何引入讲座的主题的；演讲者有关能源利用效率的态度是什么；演讲者有关机动车尾气排放的建议是什么等。题目设置以演讲者为主体，突出了讲座的实际效用；演讲者的内容与生态环境有关，通过数据、推理、提问等方式与观众互动，增强了学生的直观感受。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尝试在原有问题的基础上结合课内外相关内容对课本中的任务进行改编和补充，将其设置为完整的任务链，在促进学生英语综合技能提升的同时，提高学生听讲座的效率和技能。同时，在生态项目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用生态良心提高生态意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价值观。课本从口头展示的准备、组织口头展示的内容、使用适当的语言、做演讲、使用直观教具、回答现场提问、参加小组讨论等几个方面较为详尽地阐释了如何做一场优秀的口头展示。在大学英语日益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背景下，学术英语口头演讲打破了教师单向的知识传递与灌输，形成了以学生为主体、以组织交际活动为特色的良好学术氛围。教材任务的设置中，要求学生根据所给图示和给定的主题（全球变暖及其影响）做口头展示，引导学生从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气候变化以及对野生动物行为的影响、雪线的上升和物种的灭绝等三个方面分析全球变暖的影响并做口头展示。学生可以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例证、辅之以PPT或者讲义的形式，以小组或个人讲述的方式在课下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或小组讨论。这些形式丰富了大学英语教育第二课堂，提高了学生口语和交际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将生态系统的特征和生态平衡的意义更主动地传递给大众，使大学英语自觉主动承担起生态道德教育的伟大责任，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素养的国际化人才。

摘要：

随着我国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旅游业在其中起着首当其冲的作用。我国经济的发展进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保障，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人们的消费不再局限于物质的消费，而更多的转向发展和享受的消费。于是，旅游便成为大众普遍的一种消费方式了，成为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人们去旅游，更多的是为了融入自然，愉悦身心，陶冶情操，感受异域文化。我们所深入贯彻落实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需要在旅游景观的设计及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不断加入适当的人文关怀，让大众“游有所乐”，满足他们的需求，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我国的第一部《旅游法》在2013年10月1日宣布正式实施，其中对旅游的相关内容都作了明确规定，它以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为主线，与现行法律和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关键词：

人文关怀；旅游景观；设计；应用

随着“以人为本”观念的进一步深化，我们越来越开始重视人的发展及人的精神世界，为此，旅游业也成功实现了转型，由最初的纯粹观光旅游向个性体验观光旅游转变，游客也不再单纯的满足于拍照留念、购买旅游纪念品，而渴望进行全方位的参与，即通过个体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种种感觉投入其中，这种体验是相当奇特的。当然，这都得益于旅游景观的巧妙设计，在景观设计中，充分融入了人文关怀精神，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之地，成为旅游业的发展的基础。在旅游景观中不断的渗透人文关怀，不断创新旅游景观的设计，可以不断完善旅游业的相关服务，持续满足人们的需求，推动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逐步实现，这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升了旅游业的经济效益，而且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保护了生态环境，满足了人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人文关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

（一)人文关怀概念的起源

摘要：

在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设计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绿色设计对人们的消费观念、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绿色设计作为平面设计中体现绿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可持续发展战略逐步实施的当今仍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着重研究绿色设计理念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对平面设计实践和视觉体验进行分析，让平面设计遵循合理的发展秩序，达到促进平面设计与人类协调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

绿色设计；视觉体验；协调发展；平面设计

一、平面设计和绿色设计概述

20世纪20年代首次出现“平面设计”这一术语，著名的美国设计师威廉•艾迪逊•德维金斯最早使用平面设计的称谓。平面设计曾有多种称谓，如装潢设计和装潢艺术等，直到1970年之后平面设计才真正成为国际设计界通用的设计术语。平面设计，顾名思义，是指在平面空间中进行的设计活动，其所涉及的主要内容通常包括二维空间中的诸多要素，如文字的使用、图形和色彩的搭配等，通过将这些元素相互穿插和布局进行设计。当然，平面设计还包括对字体元素的设计、摄影技术的融入、版面编排等。平面设计主要的功能是利用各个设计元素准确地传达观念、信息，所以其核心内容是合理安排各个设计元素。绿色设计也被称为生态设计或环境设计，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场反消费运动。这一运动主要是由著名记者帕卡德对当时美国汽车工业的生产带来环境巨大污染进行抨击而引发的。从狭义上讲，绿色设计通常指以运用绿色环保技术为前提进行产品的生产和制作，减少、回收、再生是其所遵循的三大重要原则，其目的主要是对传统设计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改进，从而使创造出来的产品既能够满足基本要求，又可以获得可持续的运用。从广义上说，绿色设计体现在产品设计、生产等各个环节，主要表现在产品的包装设计、宣传和营销等环节。

二、绿色设计理念的发展趋势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在人对物质世界进行过度掠夺的同时，人的物质欲望却无法得到满足，人在追逐物质利益的同时，精神世界却更加空虚和萎靡，所以，人在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同时，也导致了其自身的异化。因此，自从20世纪初期以来，人类对行为的反思逐渐增多。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呼声更加强烈。生态文明的理论和概念也就应运而生。生态文明，是当今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产物，因为“对自然的内在复杂性的过低估计和对人类的认识和控制能力的过高估计，使得传统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过程，变成了对文明的根基——自然——的掠夺和破坏的过程，变成了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自己家园的毁灭过程。因此，人类必须告别传统的工业文明，构建新的生态文明。”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塑造人、影响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态文明观的培养。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完成是观念的转变。观念的形成既是实践获的理论抽象，更是教育的结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首先要塑造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观包括，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唯一的家园；人类是自然生命系统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复杂的生态网络之外；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以文化的方式存在，所有先进文化都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不能反自然；地球的自然是有限的，即使是科学技术也不具备无限改造自然的能力；环境的权利和义务必须统一，对环境的开发必须承担对环境的修复相平衡；自由是对自然法则的遵从，受自然法则的约束。总之，人类要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在受教育者中宣传和传播生态文明观，传播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传播环境危机意识等，通过宣传活动逐渐形成人们的生态文明观，从而自觉养成生态文明的行为，自觉维护生态平衡，自觉维护生态文明。只有在全体国民都树立了生态文明理念的基础上才能够形成维护生态文明的合力。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对文明消费行为的引导。文明消费是指能够合理利用自然的赋予、有节制地使用自然提供的物质以满足人的正常需要的消费行为。不文明的消费是指过度消费、炫耀式消费和符号性消费，等等。当前，在消费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以过度性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消费异化，也就是说，消费不以满足人的合理需要为目的，而是以满足人的畸形消费心理、错误的消费取向为目的。在异化了的消费行为中，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被过度浪费，人的劳动也被过度消耗。据统计，中国人用来购买奢侈品的数量和花费的资金已经超过日本，排名全球第一，成为全球奢侈品需求大国。奢侈品消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消费文化。其他的过度消费行为包括过度包装、严重产能过剩、餐饮浪费等行为。这些消费行为既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们消费心理不成熟、社会文明程度滞后的表现。过度消费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是对资源的无情掠夺，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巨大破坏，因此，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们养成文明消费的习惯。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使人们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幸福观，引领社会文明消费、合理消费。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和挖掘。生态文明建设是对现实环境的回应，更需要理论的支撑，需要理论体系的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要在思想上和观念上处理和理解自然和人类的关系，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来制订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这都需要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深入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和资源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人与自然的不同，也指出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生存就要通过人类的劳动与自然实现物质的交换，从而保证人的繁衍和生存。但是，人对自然的无限制的开发和对自然的掠夺造成了自然界的危机以及现代人类的生存危机。恩格斯也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了人类无视自然界的规律盲目开发和掠夺所带来的后果。他说：“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人与自然对立状态的途径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重新塑造。只有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完全的变革，破除了资本的强制和垄断之后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生。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也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比如，提出的节约能源、改善环境的思想；邓小平提出的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思想；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以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美丽家园”的思想，这些都为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支撑。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的思想。儒家文化的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万物一体”的思想、“仁”的思想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深入思考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态文明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依据。

二、生态文明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转变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承担着新的社会责任，因此，为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思想政治教育也要进行调整和创新。

纵观中国古代美学史与艺术史，我们不难发现，古代美学家、艺术家的理论文本中都保留了不少生态美学的思想与命题，“在中国古代，不论是在美学家的思想中，还是在艺术家的创作中，都洋溢着浓郁的敬畏自然、热爱自然的‘生态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国传统美学称为‘生态美学’，也未尝不可。”①古代美学家、艺术家们“朴素”的生态审美观，是现时代生态文明和生态美学建设的极为重要的资源，深入发掘这些美学遗产并进行全方位、开放式地发掘和吸收，将有助于使生态美学的研究具有更宽广、更深厚的文化底蕴。生态美学要求以一种平等的视野来尊重、善待万物的自然本性。作为美学理论与艺术理论经典文本的《林泉高致》，其中积淀、保留了众多生态美学的思想与命题。   一、自然生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   “生态审美观”是人们对于生态现象的审美价值和生态美的认识、感受与理解，它决定着人们对于生态现象、生态环境的审美评价、审美态度。只要稍加探索，就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美学传统中，都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一种审美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典美学领域是中国古人生态意识的最理想的栖身之地。正是通过许许多多中国古典美学家、艺术家的自觉不自觉的努力，中国古人的生态意识才得以保存、传递和弘扬。”②郭熙的一生，是热爱自然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一生，这和他的理论主张是分不开的。在《林泉高致》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郭熙不仅仅只是将大自然作为一个审美对象来看待，而是深刻地体会到人们对大自然的欣赏与亲近的态度是人生之所必须有的精神生活，所以才有“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荫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③的看法。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能将自然山水作为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对象、一个美的对象，我们就能在自然山水中得到安顿与慰藉。   我们都知道，优美的自然山川总令人心旷神怡，它能使我们的精神从人生的忧愁中解脱出来。在古代艺术家看来，自然山水不仅能给予人们创作的灵感，还能安顿、滋养人们的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郭熙采取了一种对自然山水的欣赏、亲和的亲密态度，他认为“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④正折射出山水画家对大自然中各种生命的关爱，这不得不说是一位美学家、艺术家“生态意识”的一种反映。   “生态意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们对自然的态度问题。在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上，郭熙受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刻浸润，强调人与宇宙自然的和谐一致。人与自然界的万物是相依相存的，是同属宇宙生命的整体，是一体相通的，没有物我之别。因此，爱护自然万物，遵循自然规律，使人类文化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人类与自然万物共生共长共荣，就可保持天人平衡、天人和谐，这种生态意识，《林泉高致》有详尽的表述：   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云烟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云烟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此山水之布置也。⑤   这是郭熙将自然山水“拟人化”的表现，这种“拟人化”的自然观秉承天人合一或万物同为一体的哲学基础，对自然的感知有如一种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的交往关系。将自然山水作为整个生命体系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同源、平等的朋友、同胞关系，既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这是我国古代山水画家对于大自然的审美诉求，不自觉地体现了“生态美”的理想，对生态美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开创性。   “生态美”正如一个不断循环的生态系统，具有持续循环性、可再生性。由于人类社会的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将自然山水生生不息与世事变迁联系在一起，客观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在同一系统中的和谐共生、不断发展，这是一种可循环、可再生的美，一种无限性和有限性统一的美。正是在这种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中，才使得千百年后的我们能透过郭熙的文字窥探出他的“生态美”理想，尽管这是一种不太自觉的表述，但我们还是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他一方面主张人们对自然山水要抱欣赏敬畏之情，在自然审美中亲近自然，防止人与自然的分离和隔阂，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求人们要有万物平等的高尚情怀。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审美过程中涵养从容自适的心境，改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恰恰就是今天的生态美学所倡导的“符合生态规律的诗意的栖居”。对这种“生态意识”的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正确的生态审美观，进而促使我们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二、人文生态：对绘画发展的“忧患意识”   对于任何一个画家来说，修养的积炼至为重要。所以，画家不仅要在技术层面下功夫，还必须加强自己的性灵修养，注重对于自身精神的“陶养”，因为仅仅在技术层面上的修炼只能成一“画匠”，而精神的涵养与扩充，则能使自然山水获得画之“美意”。郭熙就是这样一位十分重视自身精神涵养的大画家，他受传统绘画功能论的影响，将涵养心性的任务深深地植入他的画学思想之中。《林泉高致•画意》云：   世人只知吾落笔作画，却不知画非易事。《庄子》说画史解衣盘礴，此真得画家之法。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如所谓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则人之笑啼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布列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晋人顾恺之必构层楼以为画所，此真古之达士。不然，则志意已抑郁涩滞，局在一曲，如何得写貌物情，抒发人思哉？⑥   按照郭熙的看法，画家的性灵陶养是绘画的根本，没有这个根基，艺术陶染人心的功能根本无法实现，更无法抒发画家的性情。他以《庄子》中的“解衣般礴”、《礼记•乐记》中的“易直子谅”和顾恺之修筑楼房作为自己的画室为例子，说明画家必须通过修炼让自己“胸中宽快，意思悦适”，才能使“人之笑啼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布列于心中”，从而“见之于笔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的志向意气就会“抑郁涩滞”；局限于细微之处，就不能“写貌物情，抒发人思”。#p#分页标题#e#   郭熙反对那种“心烦意乱、身体躁动、手脚笨拙、性情沉闷”的人进行艺术创作，认为只有经过“陶养”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才能感染人心：   假如工人雷琴，得峄阳孤桐，巧手妙意，洞然于中，则朴材在地，枝叶未披，而雷氏成琴，脱然已在于目。其意烦体悖、拙鲁闷嘿之人，见铦凿利刀，不知下手之处，焉得焦尾玉磬，扬音于清风流水哉？⑦   在这里，他指出了“工人”（匠人）和“巧手”（艺术家）的区别，认为“意烦体悖、拙鲁闷嘿”之人不能得“焦尾玉磬”，更不能“扬音于清风流水”，故此，他将艺术家涵养心性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这样一来，观照自然山水就不仅仅是一种审美行为，还是一种心性涵养、净化心灵的手段。郭熙在《林泉高致•画意》中这样描写了他对绘画中的山水进行审美的态度：   余因暇日阅晋唐古今诗什，其中佳句有道尽人腹中之事，有状出目前之景，然不因燕坐，明窗净几，一炷炉香，万虑消沉，则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画之主意亦岂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世人将就率意，触情草草便得。⑧   他认为进行精神陶养的途径有很多种，“阅晋唐古今诗什”就是其中之一，强调文学诗词的滋养对“怡情”有着重要的作用，并要求必须“明窗净几、一炷炉香、万虑消沉”，不然“佳句好意”的美妙意境就觉察不出，“幽情美趣”也就感觉不到，这和作画的态度一样，如果“将就率意、触情草草”则不能有佳作产生。郭思在回忆父亲郭熙的作画态度时讲到：   思平昔见先子作一二图，有一时委下不顾，动经一二十日不向。再三体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岂非所谓“惰气”者乎？又每乘兴得意而作，则万事俱忘。及事汩志挠，外物有一，则亦委而不顾。委而不顾者，岂非所谓“昏气”者乎？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妙墨，盥手涤砚，如迓大宾；必神闲意定，然后为之，岂非所谓“不敢以轻心掉之”者乎？已营之，又撤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每一图必重重复复终终始始，如戒严敌，然后竟。此岂所谓“不敢以慢心忽之”乎？所谓天下之事，不论大小，例须如此，而后有成。先子向思每丁宁委曲论及于此，岂教思终身奉之，以为进修之道耶？⑨   郭思从父亲的创作态度中体悟出“天下之事，不论大小”都不能“轻心掉之”、“慢心忽之”，郭熙对其子郭思的“丁宁委曲论及”这些道理，正是要教导他及后人都要奉行这些准则，并用它来作为自我不断进修的途径。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值得继承的思想啊！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人对艺术创作者自我修养问题的精要概括，也可以看作郭熙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他指出了学习绘画与学习书法的相似之处，并探析了作为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一定要打开眼界，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他说：   人之学画，无异学书。今取钟、王、虞、柳，久必入其仿佛。至于大人通士，不局于一家，必兼收并揽，广议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后为得。今齐鲁之士惟摹营丘，关陕之士惟摹范宽。一己之学，犹为蹈袭，况齐鲁、关陕，幅员数千里，州州县县，人人作之哉？专门之学，自古为病，正谓出于一律。而不肯听者，不可罪不听之人，迨由陈迹。人之耳目喜新厌故，天下之通情。余以谓大人通士不苟于一家者此也。⑩   他认为一个艺术家要使“所养欲扩充”，便要“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不应该“局于一家”，而应“兼收并览、广议博考”才能使我“自成一家，然后为得”。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绘画作品达到“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画”之境地，才能使观者“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从而“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最终达到艺术作品抒怀怡情的目的。   郭熙批评“一己之学，犹为蹈袭”为绘画最大的忌讳，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专门之学，自古为病，正谓出于一律”，并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人之耳目喜新厌故，天下之通情”的审美心理，认为如果画家不知道这些道理，就不能真切地对自然山川有充分的认识，在创作的过程中就不会有丰富的表现手段，就不能选取自然最富魅力与特征的对象予以表现，由此则会造成艺术作品的简单化、概念化、庸俗化，从而只能创作出一些“陈迹”，这样的作品多了，就会使观者产生“审美疲劳”。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反对画家在创作时的轻率态度，强调必须加强自身的主观修养，体现出其对绘画艺术创作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道：   凡一景之画，不以大小多少，必须注精以一之，不精则神不专；必神与俱成之，神不与俱成，则精不明；必严重以肃之，不严则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则景不完。故积惰气而强之者，其迹软懦而不决，此不注精之病也；积昏气而汩之者，其状黯猥而不爽，此神不与俱成之弊也；以轻心掉之者，其形脱略而不圆，此不严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体疏率而不齐，此不恪勤之弊也。   郭熙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必须加强主观修养，必须“注精以一之”、“神与俱成之”、“严重以肃之”、“恪勤以周之”，这正可以看作他对宇宙万物生发责任感的表现，这也正如朱熹所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郭熙认为画家必须具有严谨的学习态度以及多方面的知识等智者的品格，其志趣才是纯洁高尚的，身心也才是和谐的，这其实正是他“对生命存在的一种追问，不仅要去担负，还要对生命的意义存在进行质询；不仅显示着忧患的沉重悲情，还张扬着人生的惬意畅怀；不仅有对文化困境的忧思，还有对文化生命的拯救和期待。”郭熙的这些主张，不仅体现出其独特的精神生态和谐美意识，还体现出了他反对那种率尔为之的态度，而努力追求身心和谐、人格和谐的人文生态之美。#p#分页标题#e#   郭熙认为，绘画创作有赖于画家精神的觉醒，觉醒了的人用自己的心性感受着自身生命与宇宙生命的共荣共生，在这种共生共存的生命体验和关联中实现了对自身有限生命的超越，而最终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由这种忧患意识生发的，是根植于心灵深处的对他人以及天地自然的觉解敬畏、深情远虑和悲天悯人的挚爱情怀，并由此而自觉地涌现出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这正像陈德礼所论的：“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人格境界，不同于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焦虑、困惑、苦闷等忧患心绪，它是一种从忧患境遇中体验到人的尊严和价值，力图突破现实困境，以达到提升人格境界的特殊心态。”   概而言之，《林泉高致》中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是郭熙对宇宙万物生发责任感的表现，是“对生命存在的一种追问，不仅要去担负，还要对生命的意义存在进行质询；不仅显示着忧患的沉重悲情，还张扬着人生的惬意畅怀；不仅有对文化困境的忧思，还有对文化生命的拯救和期待。”体现出独特的精神生态的和谐美意识。   三、精神生态“：诗意栖居”的“家园意识”   艺术是我们参与到自然当中的最好途径，从对艺术作品的审美中也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郭熙提出了“可游可居”的山水画审美功能论，他在如何选择、营造“可游可居”之境时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这正是和谐的生态美学的最好写照。他说：   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凡画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   在这里，郭熙要求山水画不仅要表现出“可行可望”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要画出“可游可居”的特性。因为对于画家及欣赏者来说，他们追求的固然是具体的可视形象，然而从更深层次上讲，不但要求要表现出“可行可望”的层次，还要达到“可游可居”的高度，“可行可望”，山川只是山川，主客体之间仍是彼此对立的。而在“可游可居”中，人不但走进了山川，而且其情感也融入了山川，主客体之间是相融的，是彼此统一的，它属于理想的山水，所以说“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是山水画有着“可游可居”之“佳处故也”。这与徐复观所说的“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就是将完美的自然表现出来，以满足人们对‘可游可居’的山水实地游历的心情”正相一致。可见，山水画所追求的这种自然境界，使得大地的一切都受到更高精神的滋养，以至于自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会感到天地之间的“终极关怀”。“可游可居”体现的正是人与自然的精神生态和谐，是“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观念的具体体现。   唯有可游可居的山水才能与处于日常生活中的人更为亲近，在这样的大自然当中，人们才能从容自适的欣赏山水之美。这种审美境界不只是单纯的对山水的喜爱与欣赏，还在于人们能以山水审美中所形成的从容自适心境来生活。所以，宋人的山水画，常常会有人物点缀在山水之间，或劳作或休息，皆处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中，也正是这种审美追求，使山水画在宋代迅速走向成熟。   《林泉高致》中对人的精神生态家园同样着力培植。《林泉高致》的生态关怀突出体现在其从根本上摒弃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而开显出人要“诗意地栖居”的审美追求。《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   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此之谓不失其本意。   可见,郭熙心目中的“家园”,不仅是一个“可游可居”的安居之所,更是一个精神的家园,一个“生命的诗意栖居地、文化生命的根基之地。”“21世纪初的人们，特别是都市里的人们，远离自然而又远离人的本真，他们忍受着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忍受着环境与道德的双重危机与压力。何者为美？何处为童真的故乡？人们从具体的行动中回答着这些问题，这行为就是旅游……今天，旅游和旅游审美是当代人对城市生活审判后的自我放逐，是人们表达返乡与求美之心的实际行动。”一千年前的郭熙就已经在呼唤这种“可游可居”的理想场所，并且把达到真正的“诗意栖居”作为不可或缺的生态维度。“先哲的忠告和期盼犹在耳边回荡，现实不无堪忧的人居环境迫使人们缓慢地遵循着先哲憧憬的理想艰难漫步。”郭熙在绘画理论中强调“可游可居”，这种美好的家园意识不正是对现实生活“诗意栖居”的强烈呼唤吗？   审美活动对人生的意义在于提升人的人生境界。郭熙在他的绘画作品及理论中都特别强调通过山水画的审美以提升人生的境界。他的绘画作品《西山走马图》就是由山水审美而达到人生境界的最好体现。《林泉高致•画格拾遗》中载：   《西山走马》：先子在邢州时作此付思。其山作秋意，于深山中数人骤马出谷口，内一人坠下，人马不大，而神气如生。先子指之曰“：躁进者如此。”自此而下得一长板桥，有皂帻数人乘款段而来者，先子指之曰“：恬退者如此。”又于峭壁之隈，青林之荫，半出一野艇，艇中蓬庵，庵中酒榼书帙，庵前露顶坦腹一人，若仰看白云，俯听流水，冥搜遐想之象；舟侧一夫理楫。先子指之曰：“斯则又高矣。”   显然，从上述文字中可知，这幅作品是郭熙为其儿子郭思所作，他强调不能停留于画中人物的表象，而应将画视为涵养心性、提升性灵的媒介，从而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透过郭熙深邃的文字，我们还可以发现，他实际上已经指出了人生的三种境界，即：“躁进”的境界、“恬退”的境界、“仰看白云，俯听流水”的境界。郭熙认为，“躁进”的境界是一种很低层次的境界，而“恬退”的境界尽管比“躁进”的境界高了一层，但还不是高层次的人生境界。只有“仰看白云，俯听流水”的境界才是“斯则又高矣”，因为只有在这种“仰看白云，俯听流水”的审美境界中，天地万物与人才是相亲相近、相感相通的平等主体，也只有在这种与自然万物的亲和中，人们才能体验与天地融合为一体的人生境界，从而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乐趣。#p#分页标题#e#   “仰看白云，俯听流水”的审美境界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们在对山水的审美中亲近自然，进而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这种道德修养又可以提升人们的审美境界，郭熙的山水画正是通过营造出充满无限生意的画境带给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亲和感，他作《西山走马图》给其子，绝不仅仅只是为了让郭思欣赏山水之美，而更多的则是让其通过欣赏山水之美，从而去领悟并追求“仰看白云，俯听流水”的审美境界。因为只有在这种境界中，人们的宇宙情怀才能在审美中得到统一，拥有这种心境的人才可以涵养出广阔的胸怀，达到“与天地参”的自由境界。这样一来，人在与山水自然合为一体的境界中得到了和谐与宁静，人的心灵则在这和谐宁静中得到了安顿。从这个意义上看，将郭熙的山水画美学视为一种精神生态美学也未尝不可。所以说，郭熙提出的这种“仰看白云，俯听流水”的美好境界，不仅是绘画理论的重要思想成果，而且也是当代生态美学的一大意蕴丰厚的理论资源，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结语   生态美学通过艺术活动作用于人类的精神文化，进而作用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因此，艺术维度、人的维度与自然的维度作为一个整体性法则，是生态美学所着力关注的。针对当代生态危机的现实，要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就必须切实改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对大自然的主动回归以及山水画中体现出来的那种“仰看白云，俯听流水”精神境界，对于缓解当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在当今人为物役的现实社会中，如何多一些审美情趣和人文关怀，真正做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发展，值得我们深思。   生态美学思想体现了对自然、社会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生态审美所观照的既是自然的境界也是精神的境界，通过生态美的体验，可以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智慧与相关的美学思想，在思想与文化多元共存的今天，从生态美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中的思想资源与生存智慧，深入挖掘其丰富的意蕴，进而考察其美学思想、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之间的关系，既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也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充分利用语文课程资源设计科学课程

比如一位科学老师在讲授科学课《它们都是鸟》时。教师的教学过程是这样的：老师首先让学生背诵语文课文《燕子》的第一段：一身乌黑光亮的羽毛，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活泼机灵的小燕子。又让学生背诵《翠鸟》第一自然段：翠鸟喜欢停在水边的苇秆上，一双红色的小爪子紧紧地抓住苇秆。它的颜色非常鲜艳。头上的羽毛像榄色的头巾，绣满了翠绿色的花纹。背上的羽毛像浅绿色的外衣。腹部的羽毛像赤褐色的衬衫。它小巧玲珑，一双透亮灵活的眼睛下面，长着一双又尖又长的嘴。接下来老师的导语，引入了正题，我们学过的这两篇课文，描写了什么？燕子和翠鸟。那么它们都是什么？它们都是鸟。那么我们这节课就来认识鸟，引入课题。

二、语文课科学短文教学要充分利用科学课资源

《我是什么》是一篇拟人的科学短文，课文以谜语的形式向学生介绍了水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呈现出不同状态以及水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利弊。在学习这篇课文时，学生对于水的变化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于是，教师提前开展了一次《水和我们的生活》主题活动，设计了“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水”“变来变去的水”“保护水，节约水”三个主题活动。通过这个活动了解水对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引导学生采用多种方法去认识水，同时教育学生深刻认识水的宝贵，了解我国水资源缺少的国情，进而让学生们珍惜水爱护水，做节水的模范。在活动过程中，学生们画出了“水循环图”，制作了“水循环”的幻灯片，还合作编排了“我是什么”课本剧。通过开展水和我们的生活系列活动，让学生能够切身感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能够让他们在知识上和认识上有所提高。另外，语文教材中还有很多课文，如《蝙蝠和雷达》《黄河是怎样变化的》《小蝌蚪找妈妈》《小壁虎找尾巴》《小松鼠找花生》《小熊住山洞》等，都可以同科学、社会整合在一起学习。这样，学生所学的知识就不单单局限于课堂语文这个小环境，而是走向了自然，走向了社会，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未知世界。

三、科学课和语文课能力训练可以充分整合

如科学老师在布置学生写科学小论文、科学观察日记等这些内容时，就可以有意识地让学生结合语文作文训练，把作文的技巧融入到这些科学小论文和观察日记中，让这些枯燥的论文式写作变得更生动、更形象。同样，在学生作文时，也可以把学到的科学知识巧妙地作为自己写作素材，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和科学性，让文章的内容丰富多彩。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把科学课的观察、实验过程作为自己文章写作的素材，解决许多学生言之无物、无话可写的作文现状。综合以上教学实践，让我感到，老师要明白每一科的教学都不是孤立的，不仅语文课和科学课可以进行有效整合，其他各学科的课比如语文课和音乐课、美术课、数学课、科学课、品德课等等。只要老师善于挖掘各科之间的联系，把它们在课堂上进行有效整合，这些学科知识在课堂上相互渗透，一定会让学生触类旁通，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知识的丰富内涵。在进行学科整合时，老师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整合不等于混合，它强调在整合之前，教师首先要清楚课程教学的目的、需求，找出在哪些地方和哪门学科整合能提高这堂课的学习效果，然后才能决定用整合模式进行教学。并不是所有的语文课都适合。

作者：张永清 单位：吉林敦化秋梨沟学校

摘要：文章从工程伦理课程发展历程出发，明确了环境类硕士研究生“工程伦理”课程开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阐述了环境类硕士生“工程伦理”课程设计、授课方式及考核策略。

关键词：工程伦理；环境类硕士研究生；工程教育

工程科技的进步与人类发展的命运紧密相连，伴随着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工程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多重价值追求，不同利益诉求也会导致人们在工程行为选择上的困境与冲突，从而引发当今社会对工程行为意义与正当性的反思，人类的工程实践不仅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也是一种关涉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伦理活动，这成为“工程伦理”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与发展的现实背景。

一、“工程伦理”课程介绍

工程伦理是在工程中得到论证的道德价值，是应用于工程学的道德原则系统，是工程技艺的应用伦理[1]。工程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门哲学、伦理学与工程学、社会学交叉的新兴学科门类，在实践意义上，工程伦理为工程师提供了价值性的规范引导。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展了工程伦理教育。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是在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推动下展开的。2014年6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工程呼唤伦理：学术界与企业界对话”工程伦理教育论坛上，企业界代表和学术界人士提出了工程教育要补上“伦理”短板，不但要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进一步延伸到价值塑造，而且要把价值塑造作为工程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同年12月，教指委启动“工程伦理”课程建设，并于2016年推出了“工程伦理”教材和在线课程。2018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了《关于转发〈关于制订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及说明的通知〔学位办（2018）14号〕》，将“工程伦理”课程纳入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课，并列入研究生培养单位实施人才培养、开展评估评优工作重要依据。可以看出，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已成为工程硕士教育中的“标配”。

二、“工程伦理”课程开设的意义

传统环境类硕士生培养目标是：掌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具备独立开展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科研和从事环境保护工作能力。目标对学生掌握扎实的环境专业理论和技术表述较多，而对学生今后作为环境专业人员所必备的工程伦理素养和职业道德鲜有提及。环境类专业在解决环境污染、资源利用等环境问题时能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面临着环境与生态安全问题、社会利益公正对待问题、环境工程管理制度的道义性以及环境工程师的职业精神与科学态度问题。特别是我国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一与对立引发的工程伦理问题尤为突出。具体而言，一是环境保护工程公益性，使其出现了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之间矛盾的伦理问题，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矛盾的伦理问题；二是环境保护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因为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属全球性问题，而环境工程主要是保护和增加公共利益，大多会不可避免涉及甚至减损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若处置不当极易引起工程伦理冲突，甚至破坏世界和平或引发局部群体性事件，例如“邻避冲突”与“邻避困境”出现；三是环境污染问题追溯和责任主体确认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例如，地下水污染和土壤重金属污染就是典型的难以溯源和界定责任主体，这都对环保工作者的职业要求非常高，也会涉及很多相关工程伦理问题；四是确立自然环境的伦理地位，工程师需要扭转一味追求技术效益和最大产出的功利观，明确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因此，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是环境类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