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思想范例

摘要：

欧文•白璧德（IrvingBabbitt）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被认为是新人文主义美学重要创始人之一。即便白璧德未有构成系列的教育理论及特定的教育著作，但是在他全部个人著作中其均无不对其教育思想进行阐述，并体现其人文主义思想。白璧德人文主义教学思想对那一时期美国过分实用、功力的教育展开了强烈的批判，以构建起全新的大学人文标准，达到教育切实培养人才的本质目的。文章通过阐述白璧德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形成时代背景及来源，介绍白璧德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对引入白璧德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强化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展开探讨研究，旨在为相关人员基于白璧德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的白璧德大学教育观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体现研究适用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

白璧德；大学教育观；人文主义精神

引言

欧文•白璧德（IrvingBabbitt）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被认为是新人文主义美学重要创始人之一。即便白璧德未有构成系列的教育理论及特定的教育著作，但是在他全部个人著作中其均无不对其教育思想进行阐述，表要体现其人文主义思想。白璧德人文主义教学思想对那一时期美国过分实用、功力的教育展开了强烈的批判，以构建起全新的大学人文标准，达到教育切实培养人才的本质目的。大学在倡导民主精神的一并，却很少有人关注大学真实需要何种民主精神。早在上个世纪，白璧德便就给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索引下，其对那一时期美国大学、学院所提倡的民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展开了强烈的批判，并深入表明了自身“唯有贯彻人文标准的民主方才属于大学真正需要的民主精神”的观点，这同时充分凸显了人文主义“均衡”、“适度”的根本原则[1]。

1.白璧德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形成时代背景及来源

1人文教育的内涵

人文教育要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在人文教育中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使学生在教育中领悟人文精神。注重学生的自由发展，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关心学生生活，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培养有知识、有文化、有素养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实行人文教育的目标。人文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它要求向学生传授人文知识，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提升人性境界，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人文教育通过课堂教学、环境熏陶、学生实践等多种方式，将文化知识、智慧精神和道德品质转化为学生的知识、思想、情感认知和意志。促进学生的个人心理和谐发展，帮助并引导学生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对人生产生一定的认知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培养学生尊重他人、关心他人、关爱生命的思想，促进个人与他人以及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2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意义

2.1人文教育在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中的作用

教学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教育，就是将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是对学生的个体潜能和个性发展的培养和引导过程。体育教学与人文教育相结合有助于体育教学目标的实现和教学效果的提高，能让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还会对学生的体育素质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体育教学不仅仅要完成学生体育知识、身体素质、运动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工作，也是对学生各种素质的培养，学生在领会体育知识、运动技能的同时，道德素质、心理素质、个性特点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在跟着变化。素质教育要求教育不仅是要对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进行培养还要培养学生的精神境界，人格魅力以及良好的道德思想水平和正确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因此，在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中加强人文教育思想的培养和推广，对帮助学生实现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十分必要。

2.2树立人本主义的教育观念

高职院校体育中的人文教育，要以实现学生主体地位为中心，并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要按照学生的个性特点，选择适合不同学生发展特点的教学方法来实现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使学生的学重于教师的教，将学习内容分化成较小的学习目标，使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习惯和特点进行自主学习和锻炼。

一、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理念

在这个时代的影响下，人们对音乐提出了新的审美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要求音乐协和、悦耳，满足听觉的需要。不同的声音可以运用复杂的对位手法，但是必须使其有协和的音响相组合。让耳朵舒适是当时对音乐的最高要求。对于音乐的体验不再是中世纪的理念音乐，是“完美”的或不完美的音乐。而是体验音乐，要从中获得听觉上的快感和纯粹的音乐欣赏。

2.声乐音乐要求表现歌词内容和意义，加强音乐的表现力。不仅要求音乐与歌词相得益彰来表现歌词的外部特征，如句法、重音等，更要求通过音乐与歌词的有机结合，来打动听者的心灵。

3.开始出现音乐的“民族性”的模糊概念和世俗音乐的兴起。当时人们已经对民族语言的不同表现方式有所意识，音乐的民族性更多的体现在世俗音乐之中。从以上对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观念的几点概述，我们就已经隐约地窥视到了人文主义发展的痕迹。

二、人文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影响

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呈现出一些新的因素，其不仅体现在新的音乐观念上，还有对人的创造力的认识及其对与音乐艺术本身演进的可能性的认识。下面笔者以人文主义中人性的两个部分———理性与感性，结合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现象和音乐家来进一步地分析其对于音乐的影响。

第一篇:浅谈人文主义思想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启示

关键词：人文主义思想;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启示

摘要：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和理论，人文主义思想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剖析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结合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实际，认为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对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1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和理论，14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然后流传到其它国家。人文主义这个称谓来源于“人文学科”，是由世俗学校设置的，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针锋相对的世俗文化。人文主义者的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当时反封建的主力军。

人文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1）用人性反对神权。

【摘要】

数学的理性赋予数学非常重要的价值，崇尚实事求是的精神，秉承着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崇尚追求真理、独立思考的理念，这些理念构成了数学精神的核心，同时这也是人性和理性的思想精髓所在。基于此，本文首先提出了当前数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对数学的人文精神以及对数学教育价值展开了一系列分析，最后相信大家都能得到问题的答案，促进数学教学过程中人文精神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有效融合，希望本文的分析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关键词】

数学；人文精神；数学教育价值

数学是一种历史非常悠久的求知活动，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理性探索活动是追求真理的最有效方式，数学是对理性、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显示了对人的人文关怀，其内含在于理性求知、数学思维品质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所谓连接自然与人文科学的重要桥梁，在消除二者之间对峙、促进其融合等方面体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当前数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1过分强调数学理性

摘要：

通过对乔弗莱•司各特《人文主义建筑学》的剖析解读，分析其破而后立的理论建构过程，对各种谬误的批判和最终导向人文主义建筑学的定义，以及体量、空间、线条和和谐性组成建筑核心体验的论证。

关键词：

《人文主义建筑学》；人文主义；情趣史

作为二十世纪初年的英伦建筑历史学家、诗人、文学家的乔弗莱•司各特（GeoffreyScott，1884－1929），著作并不等身。在建筑学方面的论著，除了一本学生时代颇为稚嫩的《英国建筑的民族特性》，再就是1914年出版、1924年再版的《人文主义建筑学》了。正是这本书奠定了其在建筑理论史上的地位，并向我们证明在同一历史时期内除了拉斯金所代表的维多利亚主流艺术旨趣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非主流的声音。这个声音由一堆对于各种谬误（浪漫主义的、伦理性的、机械论的、进化论的、学院派的建筑观念）的针砭、一股基于移情心理学的情趣史研究和一种对于“人文主义”理想原理的完美表达所组成。为何首先针对谬误来批判呢？司各特这样说：“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是一系列建筑的习惯、片段的传统、幻想和偏见、尤其是大量似是而非的原理、半真理，相互无关的、未加批判的并且经常是互相矛盾的观点，通过他们建造起来的建筑物，既没有坏到被证明为全无新颖之处，也没有好到不能受到公平谴责的程度。”对于无誉无咎，无是无非的混乱生存状态，敏感又敏锐的司各特不能忍。在破而后立的理论建构过程中，作者展现出的激情、灵气和洞见颇有同时期里尔克的风范。

对于这样一个飞扬跳脱的论证和多少囿于历史局限性的结论，可以表示遗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司各特的花样批评之中汲取营养、引以为鉴，避免被谬误们遗留至今的幽灵幻影所迷惑。对于文艺复兴建筑，司各特揭示其突出的控制因素不是结构（结构被柱式粉刷所掩蔽）、不是材料（材料完全臣服于风格）、不是政治（皇权教权豪门均非主动、时代精神变迁也不过是倒果为因），而是对形式的情趣。建筑成为结构和装饰之间的争议之地，从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不断滋生出新的发明，来取悦迅即厌倦的情趣。人们喜欢被这种风格所包围，于是就不顾手段、材料和服务目的去建造它。以“真实的建造”这个逻辑标准去度衡文艺复兴建筑，无疑是不合格的，但是以“愉悦／美观”这个“良好建筑的三原则”之一去衡量，文艺复兴无疑是异彩纷呈的。浪漫主义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对已经消逝之物的崇拜，它把时间和地理上的遥远等同于理想化，把美等同于新奇，更把大自然也拟人化了。浪漫主义的目的本应是在一种现存的艺术形式和原理中注入一种诗意的兴趣，现实中却成为中国风、哥特式、希腊式等复古幽情和异域风情蔓延的推手。人们的兴趣从艺术风格时期附会到其文明理想，文学在其间充分发挥着它的艺术想象力并赋予历史时期以简单、片段和脸谱化的幻象，建筑风格被认为代表了那个时代。由于浪漫主义的首要谬误是把建筑视为象征的，于是明显的尚古主义成为主流。除了尚古之外，浪漫主义另一股主流是崇尚自然。大自然是神圣之物，自然诗意可以以各种情绪感染建筑。按照自然的方式去建造，弱化人在其中的作用，摆脱秩序、对称、逻辑和比例，强调偶然、随意和风景如画……让建筑满足自然诗意并不能掩饰建筑这一人工造物的原罪，反而产生不少矫饰的新罪。浪漫主义谬误的实质就是允许用文学时尚去控制建筑情趣。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机械发明时代，科学占据了启蒙后的主流地位。建筑作为建立在结构之上的艺术门类，就比其他艺术更能接受纯科学性的描述，其目标也更易转换为工程师的理想（更大的跨度、更高的高度等）。这一时期最为突出表现的建筑形式都是功能主导的，比如桥梁、高塔、厂房和展厅，它们大都傲慢的漠视形式。而在此之前，文艺复兴建筑风格越走向形式上的成熟，对于结构科学的矫饰态度也越不加遮掩。虽然从希腊建筑用石材表现木构特征开始，完全意义上“真实表现的结构”就没有存在过，就连后来的柱式和飞扶壁，也都是在超过结构最大限度的经济性之外，不乏浪费的完成了自身的表现。

但好的建筑从其整体来说，应当既是美的，也是结构真实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建筑美仍然是结构的美，在于力的可见关系的表达，人们从支撑应付荷载、推力对付推力中取得了视觉和心理上的愉悦。现实却是建筑师在事实上的结构完整性和外表上的结构生动性之间摇摆，最终只有笨拙的妥协或折中（密斯凡德罗的外贴工字钢钢骨砼立柱节点）。结构计算凭科学，结构认知凭感觉；前者服从于机械法则，后者服从于心理法则，再加上结构的美学性并不是与它的技术同步发展变化的（比如埃菲尔铁塔早年的美学争议），往往会滞后一个审美的培育期，于是如何定义结构与建筑美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件复杂艰难的事情。建筑艺术研究的不是结构本身，而是结构效果对人的精神和认知的影响。它通过经验、直觉和先例，学到应该抛弃什么、隐蔽什么、强调什么、模仿什么，它逐渐从机械科学中创造出一种适合建筑学的拟人化的结构动力学，从而获得了独立地位和存在价值。在对结构的热衷中，机械性的谬误拒绝了一种能把结构提升到理想的艺术轨迹。伦理性的建筑评论服务于政治目的，从浪漫主义谬误中升起，部分也源于对机械理论的抗议。对艺术进行道德性批评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唤起的行为，前有沉浸于宗教启示的神学偏见，后有呼吁道德价值的功利主义的政治偏向。伦理性谬误宣称自己对美学享有控制权，与建筑宣称自己对雕塑和其他一些次级艺术一样。它作为论战的武器不断强化和装饰着人的偏见，并没有增加自己在理论上的信服度。针对巴洛克建筑艺术的伦理性批评，在司各特洋洋洒洒的辩护之下，显出了评论家们故作不解和道德狭隘的声音。作品的美学目的决定了它所使用的手段，巴洛克建筑艺术尤其如此。美学目的能指出艺术家的本性，说明他的基本选择倾向，作为评论者必须正确的加以理解。道德裁决往往倾向于在美学目的被公正考察之前就做出定论和干预。事实上，不能把艺术家在创作中的道德性作为风格美学价值的评价标准，这完全是两个体系。无论是从神学、实用还是直觉角度出发的建筑评论，一旦以道德倾向作为评论基点时，就会导致混乱。它会毫无理由和逻辑的产生一种偏见并毁掉一种情趣。把对美的欣赏从生活的其他部分割裂开来，既不可能说明经验，也不可能从经验中提取任何深刻之物，它失去了使人感兴趣、影响创作或控制情趣的力量，变得渺小和枯燥无味。这样孤立的观赏，只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体会不到在深刻性和完整性方面之间的差异。美学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生活上都使人们感到兴趣，因此不能也不应在缺乏一种对生活富有想象力的感受下接触这种艺术。建筑的品行要求人们具有理解它们的天赋，并且为了正确理解它们还需受过相关的训练。

摘要：随着时代不断进步，人们对人文精神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也在不断的为其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一般来说，学界认为人文精神的真正起源来自古希腊传统，区别于如今对人文精神的一般性误读，近代西欧哲学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更像是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而非通常所认为的始于古希腊的文化传统，而此进程也是近代西欧哲学史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对近代西欧哲学中的人文精神进行介绍与研究，着重探讨人文精神中包含的重要理念及其意义。

关键词：近代西欧哲学；人文精神；人本主义；神本主义

人文精神是现代精神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强调了人类的通过理性认知对自我的关怀，体现了人类以人为本的理想情怀。文艺复兴时，人文精神可看做人被称为“万物之灵”的关键。若没有人文主义的关怀，人类的进步发展史将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影响。

一、近代西欧哲学与人文精神

近代西欧哲学是指十五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中期以西欧为主的哲学传统。近代西欧哲学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过渡期、探索期和成熟期。在时间上来说，过渡期即文艺复兴时期，从中世纪刚结束的文化时期；探索期即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末，这段时期是自然科学脱离神学并快速发展的时期，期间出现了伽利略、牛顿等著名自然科学家，这时的哲学主要由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所涵盖。成熟期的西方哲学迎来了井喷式的思想大爆发，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以尼采为代表的意志哲学，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等相继出现，为现代西方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文精神在近代西欧哲学中的核心体现随着后者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人文关怀中体现了时代性与发展性。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核心思想是将人权从神权中脱离出来，以人本主义观念替代神本主义观念，注重人的追求和价值。反对神学及宗教对人的压迫，追求自然与人性解放是文艺复兴的重要指导思想。在近代西欧哲学的探索时期，人文精神则主要体现在人对理性的追求，将自然科学从神学中剥离出来，并对其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非常重视从培根归纳法而来的理性方法，是科学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力。近代西欧哲学成熟时期的人文精神体现，主要表现在对人类自由的追求，其中包括了对精神自由与身体自由的双重追求。此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哲学思想竞争和发展的现象，这些思潮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人本主义观念替代神本主义观念

1、神本主义观念对人性的压抑

1．0前言   五四时期白话新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了很多外国诗歌流派的影响，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派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浪漫主义。从翻译文化学派的角度来看，浪漫主义诗歌能在众多流派中深受当时文人的青睐并得到广泛译介，与它的反传统观念不无密切的关系。当时很多中国文人都认为浪漫主义文学具有破弃传统的革命特质。如梁实秋写于美国，1926年发表在《创造》月刊上的“拜伦与浪漫主义”一文中说:“总而言之，浪漫主义的精髓，便是‘解放’两个字。浪漫主义者全是丛聚在这个新鲜的大纛下面，他们全都崇奉着这解放的精神，而向不同的各方面去发展。”(梁实秋，1998:14)因此五四时期的新诗人对欧美浪漫主义诗歌投入极大的热情，积极介绍与翻译欧美浪漫主义诗歌。拜伦和他的《哀希腊》在当时最受推崇，马君武、胡适、苏曼殊、柳无忌、闻一多等一批进步诗人相继将此诗全文译出，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擂响了战鼓。(王东风，2011:20)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介绍了包括拜伦、雪莱、普希金等在内的8位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以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在众多的欧美浪漫主义诗人中，郭沫若最喜欢歌德、雪莱和惠特曼。1922年，郭沫若在《雪莱诗选•小序》里说:“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之一个……译雪莱的诗，要使我成为雪莱。”(转引自罗新璋，1984:333－334)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诗歌变革的过程，即由旧诗向新诗转化的过程，也是近代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诗歌中兴起的过程。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是一场激进的政治文化运动，在反对传统与借鉴西方的过程中，不免对某些思潮产生片面的理解。就浪漫主义而言，五四新诗过于重视浪漫主义的政治价值，而忽视了其对诗艺的追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虽是当时介绍浪漫主义诗歌的一部力作，但仔细阅读后却可以发现，其主旨在于介绍浪漫主义诗人的革命精神，而较少提及他们诗作的艺术价值和写诗技法。例如，文章有专节介绍拜伦的生平和创作，对其赞誉有加:“裴伦(即拜伦———引者)既喜拿坡仑(即拿破仑———引者)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   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鲁迅，1959:800－801)这也反映出“五四”文人更多看中的是拜伦追求民族解放的革命精神。当创造、革命，甚至暴力革命日渐成为时代主旋律时，拜伦、歌德、雪莱、普希金等思想激进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思想性，甚至政治抒情性作品便成为主要译介对象，从而影响了五四新诗建设的发展方向。这种片面强调浪漫主义政治功能的倾向，使新诗建设者无法全面了解浪漫主义诗潮的真义，以为浪漫主义诗歌在“怎么写”上，也和在“写什么”上一样，是极端的文体革命者。诚如李欧梵所言:“浪漫主义美学的那些神秘的和超验的层面，在赞成一种人道性、社会－政治性的解释时，大都被忽视了。重点被放在自我表现、个性解放和对既定成规的叛逆上。”(李欧梵，1996:278)   然而在本质上西方浪漫主义并不是纯粹的文体革命，特别是以雪莱、拜伦为代表的积极浪漫派诗歌，无论在内容上如何注重个人感情的抒发，追求自由奔放的性情，但都没有在本国的诗歌文体变革中摒除旧诗体，尤其是没有完全打破“无韵则非诗”的作诗法则。歌德主张诗应有特定的形式，他在诗中写道:“在限制中才显出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华兹华斯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句话在当时深入人心，但为了纠正诗人对情感及直抒胸臆的作诗方式的极端，他也提出要求诗人纯化情感。在同一篇诗论中华兹华斯这样说道:“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这个说法虽然是正确的，可是凡有价值的诗，不论题材如何不同，都是由于作者具有非常的感受性，而且又沉思了很久。”(转引自伍蠡甫，1988:2)即使是中国新诗人心中最具有叛逆性格的诗人拜伦，也没有完全放弃诗歌传统和已有法则，不仅从英国传统诗歌汲取营养，而且还从其他国度，如意大利诗歌中寻找适合于自己的诗体。如《唐璜》就采用了意大利八行诗体(ottavarima)。雪莱的《西风颂》在中国同样广为流传，它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诗人的政治革命热情和文体革命激情，但是这首诗却是韵律齐整的传统型英语诗歌。   由于中国的新诗革命遵循在诗的内容上追求感情至上，形式上要求诗体大解放的方针，浪漫主义诗歌的译介趋势也渐趋明确，雨果、雪莱、拜伦这样的具有思想先锋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的主潮。然而，这一时期却有一个文人团体，相比较而言，对西方浪漫主义持有稳健的认识，他们翻译的浪漫主义诗歌为五四激进的诗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这便是“学衡派”。   2．0“学衡派”及其新人文主义思想   “学衡派”因《学衡》①杂志而得名，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保守主义文化和文学派别。《学衡》杂志由梅光迪发起、吴宓主编，于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的东南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的文人刊物。他们以激烈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姿态出现，坚决反对废除传统文学的新文学，并对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盛行于西方的近世思想和价值观提出质疑。但他们并非极端守旧，并非反对新文化，并不排斥西方，而是主张新的文明则是应该兼取古今中西之长。因而在推崇儒家思想、国学研究和古典诗词创作的同时，也积极从事着译介西学的活动。从《学衡》创刊至1933年中止刊物，近12年间，它不仅吸引了一批读者，围绕它还形成了高水准的作者群，如梅光迪、吴宓、刘伯明、胡先骕、柳诒徵、汤用彤、吴芳吉、李思纯等。“学衡派”就是这样一批作者的总称。长期以来，“学衡派”一直被视为封建复古的守旧势力而受到严厉批判。在“顽固守旧”的贬斥下，“学衡派”译介西学的努力也就随之被无形地被遮蔽了。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宽松的学术研究氛围下，“学衡派”重新走入当代学人的视野，并形成一股对保守主义思想的研究热潮。“学衡派”的理论来源主要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他们中的很多人，如吴宓、梅光迪是白璧德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学生。《学衡》杂志还译介过多篇白璧德本人以及与其相关的新人文主义文章。关于“学衡派”与白璧德主义的关系，学术界已有相当研究成果，无须赘言。这里仅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学观探讨一下新人文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态度。新人文主义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思想价值体系，其本质特征是意念理性，主张在理性旗帜下克制人性的放诞和情感泛滥而保持内心的自省与自律，并进而通过这种内心自省和自律达到道德上的完善。(朱寿桐，2009:前言4)在白璧德(2003)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卢梭与浪漫主义》中，他以古典的伦理道德标准深刻批判了西方历史上浪漫主义的不同特征和诸多方面，尤其是法国文学大师卢梭所开创的浪漫主义，并正本清源，从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谈起，批判了文学史和文化中关于浪漫主义的各种观点。#p#分页标题#e#   “学衡派”同人继承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亦对浪漫主义持批评态度，指出这种激进的思想倡导泛情主义，最终导致道德伦理的失范和文化秩序的失衡。吴宓指出:“今世之思想学术文艺生活，既为科学及感情的浪漫主义所统辖，所操纵，所弥漫，所充塞，则谓今世为培根及卢梭二人所宰制可也。”(吴宓，第18期)胡先骕批评卢梭及其浪漫主义“尚情感而轻智慧，主偏激而背中庸，且富于妄自尊大之习气也”。(胡先骕，第2期a)。表现在文学上，浪漫主义过分追求个性解放，推崇情感至上，导致诗歌创作无病呻吟，病态之现象胜过健康之生活。由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被“学衡派”视为是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因此，“学衡派”在批判浪漫主义思潮的同时，也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了批判。胡先骕在其长文“评《尝试集》”中对中国时下的浪漫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认为到了五四时期，受卢梭及其浪漫主义的影响，中国的浪漫主义达到极端，形式上抛弃格律的限制，内容上纯以白描手法描写社会，刻画社会丑态，缺少道德提升和人性的追索，“凡艺术上之规律抛弃罄尽，凡高尚思想与社会上之美德，咸视为虚伪。”他批评胡适等人写的所谓新诗，因“漫无限制”，一方面“与欧洲之印象诗，但求官感之快乐，不求精神之骞举”;一方面“则本浪漫主破坏一切制限之精神，不问事物之美恶，尽以入诗”。(同上)。“学衡派”认为，文学应以教化人心，陶铸道德为其重要功用，“文章作家，必当以悲天悯人为心，救世济物为志，而后发为文章”(胡先骕，第2期b)，而“浪漫派、写实派、自然派，皆只注重表现人性之变，而弃其常”(同上)，这“常”正是文学对道德、人生与人性的思考与升华，而“五四”浪漫主义等文学只关注情感、人生与社会的虚表，缺乏亘久的生命力。郭斌和在《新文学之痼疾》中称浪漫主义新文学是“病态之文学”，认为它们“遗害人心，流毒无穷”。(郭斌和，第79期)除了主张文学的内容要反映道德与人性外，“学衡派”还特别注重追求文学形式之美，强调新内容与旧形式的完美结合，主张“以新材料入旧格律”。胡先骕说:“文学之本体，可分为形质二部，……二者相需为用而不可偏废。”(胡先骕，第31期)吴宓同样认为文学创作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式法则:“凡人生社会各种规矩(convention)，似若束缚，实皆为全体或大多数人之得便。……各种规律之存在，不特不至阻抑天才，且能赞助天才之发荣滋长，不特非枷锁之束缚手足，且如枪炮之便利战斗”(吴宓，1932/2005:143－144)，梅光迪在维护古体诗时特别强调诗歌的格律限制，说“诗者，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发宣，故其文字亦须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种种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故非白话所能为力者”。(转引自罗岗、陈春艳，2001:170)   3．0《学衡》中的西方浪漫主义译诗   但是，“学衡派”只是在文化批判和文学批评上践行他们服膺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并未落实到或应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他们的几乎所有诗歌创作都未能有意识地体现新人文主义讲求中和持正、讲究抑制平和的诗学原则，甚至也缺少与人文主义相比邻的古典主义精神，充斥其中的是浪漫主义的感伤和多愁的寄兴。(朱寿桐，2009:297－299)“学衡派”核心人物吴宓也是如此，抒情是他之所长，朋友都说他的诗作“抒情诗胜于说理诗”(方玮德，2004:15)，可见他的本性原本趋于浪漫。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曾诉说自己“虽崇奉人文主义，而浪漫派、自然派之思想言行，吾皆曾身历而躬为之”。(吴宓，第16期)   因而，在对待浪漫主义文学，“学衡派”便与他们的精神导师白璧德处于彼此隔膜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上，而且也表现在他们对西方诗歌的接受上。《学衡》所刊载的译诗多数为浪漫主义诗歌，包括华兹华斯、雪莱、拜伦、阿诺德、罗塞蒂、歌德等人的诗作。虽然不像白璧德那样绝对，但在他们看来，浪漫主义文学是有高下之别的。胡先骕就认为高格的浪漫主义是“不趋于极端，在文学中实有促进优美人生观之功效”;浪漫派诗人如华兹华斯和雪莱就是有“高尚之理想”的优秀作家，“上焉者固有威至威斯［华兹华斯］、协黎［雪莱］之奇美绝丽，下焉者乃泛滥横决，如费德曼(Whitman)矣”;具体到诗人，华兹华斯是“十九世纪初年浪漫派诗人之巨擘，且极力主张以俗语作诗者，然其佳作则不但曲状自然界之美，且深解人生之意义”，“皆富于出世之玄悟”。而劳伦斯(D．H．Law-rence)、罗威尔(AmyLowell)等美国的意象派诗人和中国的新诗属于低品格的浪漫主义，“所作亦仅知状官感所接触之物质界之美，而不能表现超自然之灵悟。”(胡先骕，第2期a)。作者也看到:“浪漫主义，苟不至极端，无为诗中之要素”。(胡先骕，第31期)吴宓也评价华兹华斯的诗歌“以清淡质朴胜，叙生人真挚之情”。(吴宓，第39期)可以看出，他们并不一概反对浪漫主义之作，他们反对的是那些无节制、无理智的、滥情的、感官宣泄式的浪漫主义，其所否定的只是五四的新诗运动及当时所谓的新诗人所呈现出来的一些负面因素。他们秉承新人文主义中庸持正的核心理念，虽钟情于浪漫主义，但倾向于选择华兹华斯、骚塞、彭斯、罗塞蒂等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即便是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如拜伦、雪莱、济慈、歌德等，也倾向于选择怀旧、感伤的消极情绪的诗歌，如陈铨翻译济慈的《无情女》(LaBelleDameSansMerci)(《学衡》，第54期)，徐振堮翻译拜伦的《挽歌曲》(Oh!Snatched away in beauty’sbloom!)(《学衡》，第74期)等。这里以吴宓翻译的罗塞蒂的Remember为例来看看“学衡派”的翻译风格:Remember me when I am gone away，Gone far away into the silent land;When you can no more hold me by the hand，Nor I half turn to go，yet turning stay．Remember me when no more day by day You tell me of our future that you plann’d:Only remember me; you understand It will be late to counsel then or pray.Yet if you should forget me for a while And afterwards remember，do not grieve:For if the darkness and corruption leave A vestige of the thoughts that once I had，Better by far you should forget and smile Than that you should remember and be sad．#p#分页标题#e#   愿君常忆我，逝矣从兹别。想见及黄泉，渺渺音尘绝。昔来常欢会，执手深情结。临去又回身，千言意犹切。絮絮话家常，白首长相契。此景伤难再，吾生忽易辙。祝告两无益，寸心已如铁。惟期常忆我，从兹成永诀。君如暂忘我，回思勿自目真。我愿君愉乐，不愿君苦辛。我生无邪思，皎洁断纤尘。留君心上影，忍令失吾真。忘时君欢笑，忆时君愁颦。愿君竟忘我，即此语谆谆。这首十四行诗，采用五步抑扬格的音韵格式，韵脚略有变化:abbaabbacddece。语言明白如话，没有晦涩的象征和比喻，有如诗人的内心独白，自然地倾泻其真挚的感情，藉死亡的主题表达了“我”对恋人的爱。最后一节中，“‘forget’与‘remember’是记忆意象的对比组合，‘smile’与‘besad’是情感意象的对比组合，表现出两对相互对立、矛盾的情感在相互冲撞碰击，这是理智与情感的撞击”。(魏恩文，2000:31)诗歌最后运用比较级“Betterbyfar…than…”劝慰“you”最好“forgetandsmile”，表明了“I”有一颗温柔高尚的心，体现出新人文主义理性约束情感的一贯原则。同期共刊载了5首译诗，体现以汉语古体诗翻译西方诗歌的不同尝试。其中，吴宓的译诗极力忠实地模仿原作的音韵特征，采取了整齐的五言古体来迻译原诗的五步抑扬格，力图再现原诗的典雅，堪称文情萦绕，哲理兼备，古意绵绵。译诗每两句一行，共计十四行，正好与原诗的十四行相吻合。十四句共两组韵脚，格律节韵工整优美。选择五言古体，本民族文学传统中与这一语体相关的某些特征与规范也会随之附着于译诗之上，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译诗的面目。例如，“诗词用典”本是中国历代诗人常用的表现手法，也被译者作为翻译手段加以挪用，译文中的“从茲别”出自孟浩然《送王大校书》的“云雨从兹别，林端意渺然。”而“皎洁断纤尘”则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一句互文。此外，译诗中采用意象替换、渲染和增添的手法，使用汉语熟语“黄泉”、“白首”借指原诗silentland和daybyday，原诗中最后一行中的besad由抽象转为具体的意象“愁颦”，并且增添了“寸心如铁”及‘纤尘”原诗所没有的形象，从而多少变换了原诗的意境，更加靠近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心理。有研究者认为，“这样的译诗有‘一唱三叹’的节奏和抑扬顿挫的声调，似诗人的低低悲叹，再拨动读者的心弦，使人不禁对爱情、人生、历史等产生无限的遐想，一种莫名的惆怅随之涌上心头。吴宓的这首文言译诗，无论从体裁、音韵、节奏乃至语言都体现了较好的统一，只是与原诗的意韵有一定的距离”。(张旭，2010:83)简言之，吴宓的译诗，乃至《学衡》所有译诗尝试都是让本民族语言接受“异域的考验”，以衡量和拓展它表现异国文化的限度。   4．0结语   对于浪漫主义，新文化阵营的译介者有意强化了浪漫主义的革命特质，切断了古典诗歌的血脉，使得新诗和古典诗歌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极端，同时口语与古典文字也失去了共融的可能，最终影响了新诗诗体的建设。而“学衡派”却看到了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在诗意上的立意高远与形式上的传统因袭，再加上中国固有的浓厚的浪漫主义传统供学衡译者驱遣，使得“学衡派”译者在移植外国诗歌的文化内涵的同时，充分发挥主体诗学在韵律节奏等形式方面长期形成的优秀特质，来传达原诗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因此，从某种层面上也可以说，“学衡派”的译诗的归化行为也是在完整意义上对西方浪漫主义诗学的践行。“学衡”译诗虽有一定的保守成分，但应视为有益于新文化和新文学健康发展的精神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