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范例

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在学科建设、学术创新、人才培养、学术评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每年都会有一批新创学术期刊加入中国学术期刊之林，担负着展示学术研究成果园地的责任，承载着推动学术交流和发展的任务，而其中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表达和传播当代中国时代精神和学术面貌方面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学术期刊起到了某种拾遗补缺的作用。随着学术期刊的发展，期刊评价应运而生。不管是基于文献集中分散定律评选核心期刊，还是基于期刊影响因子遴选引文数据库的来源期刊，期刊评价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术期刊的发展。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下，被评为核心期刊或者被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往往关注度高，其稿源也相对充足。相比之下，没有被评为核心期刊或者未被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则面临生存困境。而新创学术期刊与其他学术期刊相比，更是存在创刊时间短、知名度低、获取与刊物评价相关的数据比较困难等不利因素，因此，基于一定年限定量数据的评价体系往往没有将其纳入到评价对象范围，以至于新创学术期刊往往游离于各家评价体系之外。但是，如果作为我国学术期刊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创学术期刊，却在各类期刊评价体系中缺席，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术期刊评价中的一件憾事，说明现行的期刊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同时，很多新创学术期刊也有内容新颖、独特、跨学科、办刊条件较好、上进性强等优点，将这些期刊纳入评价对象范围，使其在期刊界找到自己的位置，为其以后的更好发展提供参考。因此，将新创学术期刊作为评价对象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完善现有的期刊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对促进新刊的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目前，国内关于新创学术期刊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中有文献探讨如何提高新创学术期刊质量，也有文献从期刊创办和更名分析观察我国期刊发展趋势。关于新创学术期刊的评价，南京大学叶继元等学者从新创学术期刊的特点出发，提出应用“全评价”“六位一体”分析框架对新创期刊进行评价。该研究针对所有学科的新创学术期刊（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着重探索二者的共性。事实上，除了共性成分之外，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个性的东西，因此，本文拟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个性特点出发来探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新创学术期刊的评价。

1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新创学术期刊概况及特点

1.1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新创学术期刊概况

新创学术期刊（简称新刊）是一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老刊而言，一般是指近期创办的期刊。但是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统一的概念。考虑到期刊评价中定量数据一般都含有影响因子或5年影响因子，叶继元教授将新刊界定为5年内创办的期刊。本文借鉴新刊的这一时间界定范围，同时考虑到新刊必须已经出版了一定周期，故本文专指的新刊时间界定为2013-2017期间创办的刊物。关于新刊的定义，顾名思义，新创办的期刊，那么国家新闻出版局新批准创办的、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学术期刊无疑就是新刊了。但是事实上，新闻出版总局还批准了很多更名的学术期刊。由于该局对国内统一刊号管理比较严格，很多单位获批新的刊号比较困难，就会通过内部刊号“转让”的形式对期刊进行更名。期刊更名情况主要有3种：①非学术期刊转为学术期刊；②刊文方向有变；③高校改名或升级，其学报随之更名。最后一种情况中，期刊的刊文方向一般不会有大的改变，不能算作新创办的学术期刊。因此，本文所指的新刊将界定为：2013-2017年内，国家新闻出版局批准创办的、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学术期刊，以及国家新闻出版局批准的由非学术期刊转为学术期刊或者刊文方向改变而更名的学术期刊。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文人文社会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因此，通过数据整理，剔除了具有明显自然科学属性的期刊和语种为外文的期刊，最后得到2013-2017年我国新创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163种。

1.2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新创学术期刊特点

不管是上述新创办的还是出于期刊发展需要而转型升级的新刊，一般都是经过了主管和主办单位的层层论证，国家出版主管部门的严格审批，大体可以反映出新的时代特点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以下几种发展趋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主流声音。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表达、传播和形塑当代中国时代精神方面，无疑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发挥着不可替代、特殊的作用。时代精神与我们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文化和思想观点密切相关，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近几年，一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期刊被批准创办，比如创刊于2014年、2015年的《研究》和《邓小平研究》，创刊于2015年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创刊于2016年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和《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等。紧随社会发展，关注社会热点，推动相关研究。新刊的出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大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及其研究的增多促使了《大数据》这本刊物的诞生；智库建设在国家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如火如荼的研究，催生了智库研究的学术刊物《财经智库》、《智库理论与实践》和《智库时代》；《南海学刊》则是从不同学科角度关注南海问题研究，是我国首个以南海命名的学术刊物，也是第一个以南海和海南研究为主的学术阵地；随着当下网络文学热门的创作话题和网络文化的发展趋势，2017年创刊的《网络文学评论》是我国第一份网络文学学术期刊；中国特色文化理论和实践研究也是当前社会迫切需要关注的方向，近几年创办或更名的新刊就有《地方文化研究》、《中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化软实力研究》等。跨学科的研究，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趋势之一。新创学术期刊也反映出这一特点。它们注意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探索交叉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等，推动了跨学科研究。比如《教育经济评论》重点关注教育经济学这一交叉学科；《环境经济研究》是我国第一本环境经济专业学术期刊，《边界与海洋研究》是目前国内外唯一的有关边界海洋问题的多学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研究期刊。期刊交叉学科现象是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之一，但是同时也给期刊评价中的学科分类和评审专家的遴选带来了新的挑战。高校学报专业化。高校学报类综合性期刊发展的何去何从一直以来都困扰着期刊编辑部，尽管很多具有学科专业特点的学校学报在刊文上都有一定的学科专业倾向性，但多数还是并未明确定位。近年来由于综合性期刊有向专业化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学报也在不断顺应时代潮流，定位更加明确，逐渐向“小而专、小而精”方向发展，如《南昌高专学报》更名为《地方文化研究》，《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科版）更名为《印度洋经济体研究》，《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更名为《青年学报》，《江西行政学院学报》更名为《地方治理研究》，《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更名为《开放学习研究》，《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更名为《东北亚经济研究》等等。集刊转为正式刊。集刊现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普遍，尤其在法学、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但是目前集刊又处境尴尬，虽然归类于连续出版物，但是却没有连续出版物的编号，可谓名不正言不顺。但是部分集刊审稿制度严格，学术性强，在国内外同行中较具影响。因此，近几年国家新闻出版局会择优配给一些质量高的集刊以CN号。比如《国际经济法学刊》创办于1998年，是国内唯一以“国际经济法”命名的全国性、开放性刊物，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具有公认的领先地位和影响力，2017年终于获得正式刊号。《国际政治科学》、《武大国际法评论》也是在学术集刊的基础上创刊。正式刊号的获取为这些学术期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新刊评价与其他期刊评价的比较

［摘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出版行业也随着社会发展出现变化。其中的变化之一就是消费群体的消费理念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阅读习惯上的数字化、碎片化和大众化，而出现的图书消费的大众化、娱乐化和实用化。但这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门类出版的影响本质上仍然是阅读介质的变化，对于纸质图书在此门类上反而有新的机会，并已有较为成功的探索，即实行品牌战略。新形势下应该与时俱进、紧随行业发展潮流，发挥纸质图书不同于电子介质的特有优势，谋求“浅阅读”“泛阅读”与“深阅读”的双赢共济之路。

［关键词］学术图书;出版;深阅读

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等各方面产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传统出版行业也随着产生了相应的发展。这种改变一方面是为应对新变化所产生的挑战、为大环境逼迫而产生;另一方面也是新的环境中出版业需要与时俱进、紧随行业发展潮流的内在诉求。本文试图从出版行业消费层面以及市场变化的某些侧面入手，来观察其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门类出版的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思考。

1消费群体消费理念的变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的影响

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蓬勃发展，手机碎片化阅读已成为一大社会现象。据“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7.8%”［1］，在2014年，数字化阅读就已经过半。由此影响的出版业，尤其是对纸质图书出版方面的影响可谓深远。这不仅是阅读媒介、阅读工具的变化，同时连带着内在的阅读习惯和消费倾向的变化。早在四五年之前这种传播媒介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就已展现。数字化时代中，这种图文并茂的阅读一方面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及生动性，另一方面其“娱乐性对人注意力的强大吸引和时间不经意间的无意义地流失”［2］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中国文化消费报告(2014)》中总结了近年来由此而对出版行业消费市场观念上的变化。首先，是消费观念的大众化，尤其是在学术图书、专业图书中，消费者更容易接受也更加喜欢像手机碎片化、娱乐化阅读一样的、比较通俗易懂的文字风格与解读方式，因而各类著作消费的一个主要流行趋势就是图书消费的大众化趋势，专业图书正在被以更为演绎化的趋势所需求，经典著作也逐渐以大众化出版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次，就是明显的消费类型娱乐化。站在批评的角度解读，现代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缺乏深入阅读的耐心和时间，普遍喜欢“快餐式”的文化，并且在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之余，更希望得到的是迅速可以获得的轻松、快乐的文化体验。这种阅读消费观念的改变也改变着阅读材料生产者的工作方向。最后，就是消费目的实用化。在图书市场上，什么书占据市场由当今社会读者的定位所决定。由于上述原因，健康类、职业类、课程类等实用性极强的内容更容易受读者欢迎。出版商为获得更高利润、不断迎合读者需求，也进一步促进了图书的实用倾向。［3］由此，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出版消费的低俗化，这是从内容上来讲。从消费倾向上来讲，消费者也更偏向于消费大众出版物，对专业性的、学术性的图书需求都难以上涨。数据显示，“从整体规模上看，尽管我国每年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图书数量接近20000种，但无论是数量还是销售收入，在全部年出版图书数量和经济份额中所占的比重均不到10%。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学术出版(含学术期刊)的这一占比则在30%以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2017)。”［4］尽管从学科上来看，图书消费具有一定的专业偏向，书店畅销书往往被社会科学图书(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译著，与时事、影视、时尚有紧密关联的图书等)占据，自然科学类图书相比之下占比很少(除去一些计算机读物以外，很少在书店有销售科技类图书)，即使有也仍然是以大众文化科普读物的形象出现的畅销书，例如类似中信出版社2017年和2018年间推出的《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三部曲，并非完全纯粹的学术类科技类图书，但名声大噪、销量巨大。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消费群体理念上的变化所带来的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的冲击是伴随着互联网新媒体发展下数字化阅读的时代特征而来的。但是这里也想强调的一点是，这种变革带来的仍然是阅读介质所影响的阅读方式，而并不意味着人文社科领域作为阅读消费内容门类占比的现象级变化。2018年上半年商报·卷藏数据显示，“与2017年同期相比，社科类出版社在馆配市场份额中的占比下降了0.26%，但仍以占比23.38%位居第一。”［5］人文社科领域的出版本身仍然是出版门类中的重点，这一点无论是在电子化阅读还是纸质阅读中，说到底还是不变的。

2品牌战略为新形势下的人文社科学术出版提供突破口

讨论此问题实际上是在数字出版迅猛增长、纸质书在思考未来何去何从问题中的其中一个。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结论与“纸质书如何与电子书竞争”的答案有相似之处。例如，传统纸质书可以发挥更为舒适多样化的阅读体验，在注意力方面有着更为多元化的创作向度。这一点在近年来人文社科学术类图书的出版中的一个探索，就是对于品牌意识的重视。通过创造品牌创造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更大空间的例子已经越来越突出。例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打造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20余年，创造了巨大的学术价值;商务印书馆打造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一系列品牌，长盛不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系列出版20余年，已成为国内学者研究中国相关领域的必备参考书目，“甲骨文”品牌更是成功地将学术书籍成功地延伸到了大众当中去。其中“甲骨文”品牌是将迎合大众市场与坚守学术质量两者兼顾得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当然整体上这一趋势仍“在路上”，各出版社在书号收紧、出版政策更为严苛的形势中进行这一朝向的摸索和尝试。应该看到的是，当前国内的众多学术出版机构对品牌建设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整体上来说品牌意识仍然十分薄弱。一项专门针对相关领域品牌出版的研究表示:“本研究涉及的101家学术出版机构中，只有16家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学术品牌。这与当前学术图书出版数量众多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是国内学术出版领域的一大不足。”“缺乏品牌学术图书，而过多地推出‘跟风’的、平庸的选题只会让自身失去特色，也不利于培育出版机构的核心竞争力。”［4］因此本文希望从“甲骨文”系列图书的经验中引申出更多的启示。事实上，在社会消费和阅读习惯普遍大众化、娱乐化的同时，由于社会教育的发展，学术类阅读的需求仍然是巨大的，国内的学术书市场有越来越重视研究成果传播的趋势，也越来越重视前沿的研究成果的引进和普及。因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来说，这是一块可以深耕之地。具体来讲有以下方面可以借鉴:第一，内容选择。不违前述的消费观念大众化、娱乐化、实用化，学术图书同样可以在内容选择方面向这个方向靠近。“甲骨文”图书十分注重文本的可读性，在通俗与学术之间把握度的平衡与创新，让学术语言通俗易懂，又能尊重思想的原创性，保持思想的严肃性，同时让读者读得下去。这在选题时得益于策划人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对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挖掘，从相反的方向，在消费娱乐文化泛滥甚至出偏的年代，反过来引发大众的警觉和思考，在“热点”中挖掘“常点”，以“热点”言说“日常”。例如《郁金香热》一书表面上是以17世纪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购买热潮为背景讲述事件，实际上讨论的内容引申到了与大众密切相关的背后的金融现实。第二，纸书设计。与“快餐式”消费相应，一些出版物在生产上也变得“快消”起来，在图书的装帧设计、内容质量、营销挖掘上都较为浅显和程式化。而品牌类图书则要在这些方面上都保证品牌的价值和品质，保持一定的一致性，甚至不断追求突破。传统的学术图书因为消费群体小，专业性强，在装帧设计上一直以来较为简洁，不够重视。“甲骨文”在快消社会与视觉经济社会中的一大策略就是在于吸引人的封面设计，在图书的设计和装帧上下了很大工夫，以此来刺激消费者“占为己有”的“收藏”与“享受”的欲望。因此“甲骨文”图书特别注重书的“颜值”，追求时代感，也追求民族性，重视审美价值，注重根据书的内容以装帧设计进行展现和放大。而这一点对传统的纸质图书来说是一大优势。电子书和手机阅读的阅读介质毕竟都是平面的，屏幕式的，非立体的，而纸质图书可以加入非常多元的设计工艺，在立体的视觉触觉上打造多维度的感官体验。这正是人文类纸质书区别于快消碎片化电子阅读的特有优势，也是消费者个人品质品位、经济地位、兴趣爱好的展现。因此人文社科品牌在这一领域都应大力重视并做深耕挖掘。不仅是出版社旗下的图书品牌，图书企业本身整体就作为一个图书品牌的案例也是具有同样的启示。例如后浪出版公司就擅长打造市场化大众化的人文社科图书，“后浪”已经成为品牌本身。在形式的设计上，后浪出版公司善用不同版本来吸引读者注意，出版了精装版、平装版、普及版、插图版、修订版等不同版本类型［6］，以满足不同的读者需求，获得市场效应。当然后浪的案例对于学术类专业人文社科图书的说服力不如“甲骨文”品牌，但其对于基于出版消费市场的变化来观察人文社科学术出版的话题来说，是一个兼顾两者的、处于中间地带的案例，有一定的代表性。而这里所谓的“中间地带”，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下文所要讨论的“浅阅读”“泛阅读”与“深阅读”之间的关系。

期刊分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所有的期刊中提取突显少数优秀的重点期刊，故一般分级层次不多，大多为2--3级，少数在4级以上。

一、级次称谓编辑

（1）按主管部门划分为全国性期刊和地方性期刊。

（2）按是否正式出版分正式期刊和非正式期刊。

（3）核心期刊，如《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4）称一级期刊、二级期刊、三级期刊（如四川省第二次期刊质量考评，评定1998年全省期刊质量为一级期刊179种，二级期刊93种，三级期刊6种）。

（5）优秀期刊（如1999年社科院举行的期刊评奖活动中，《文学遗产》等八种刊物被评为“优秀期刊”）。

意识形态评价是学术期刊评价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为此，学术期刊社在办刊中，应当秉持意识形态自觉观念，在新时代履行新职责，保证学术研究成果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一、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新时代使命

彰显时代主题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使命所在。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精神世界及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现象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是探寻人类发展规律和人类精神的科学研究方法。新中国成立伊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断为中国发展和中国实践提供了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富有时代特征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四中全会《决定》”），强调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保证是坚持党的领导。为了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阵地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当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守、传播和研究中主动担当，加强意识形态的理论自觉，既要坚持学术性、思想性和创新性，更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引领学术研究，坚持党对学术研究活动的领导地位，做到意识形态要正，政治站位要高。根植于中国实践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新时代政治使命。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深深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与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具有同步性和同构性。因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是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反映者、记录者和知识再创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变革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生动丰富的社会变革实践和国家体制改革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全面的研究素材和研究资源，也为创新研究成果提供了广泛的实践检验途径。运用中国学术理论解释中国现实和中国实践，运用中国实践检验中国理论，以现实问题为导向，逐步扩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程度，最终构建以中国实践为支撑的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相对于专业刊物的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期刊，伴随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细化，各学科均有自己的专业刊物。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与其他专业学术期刊刊载学术研究成果显著不同的特征是学术研究成果实现跨学科、超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其既有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跨学科研究，也有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基础性研究，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基础性、开放性，凸显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办刊特色。同时，作者群体的广泛性、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内在地要求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必须严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加强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自觉，积极传播、宣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指导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成果，践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新时代的政治使命。

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

意识形态评价标准“倒逼”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要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期刊评价标准是学术期刊质量的“试剂盒”，意识形态评价标准则是学术期刊评价标准中的核心要素，决定了学术期刊的办刊导向，因此，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体系结构与核心要义具有历史性、动态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在报告中提出了“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政治论断，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政治要求，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充分反映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因此，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将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站在“四个自信”的立场上来审视期刊的学术研究成果，肩负起守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责任，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通过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和宣传，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作出贡献。学术环境的复杂性内在地要求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各种文化观点观念呈现不同的图景，利益需求多层次、多维度，转型期特有的各种现实冲突也以不同的面目和样态呈现出来，让人目不暇接，难以辨识。为此，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既需要我们通过政治学习精准领悟其科学内涵，也需要在复杂的学术环境和办刊实践中，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学术文化引领，做新时代改革成果的真实反映者、记录者，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实践的知识再创造者，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框架，以学术成果为材质，在学术创造者和知识求索者之间构架一座方向明确、旗帜鲜明的文化传播桥梁。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中国实践要求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必须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我国意识形态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适合于中国的哲学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指引和思想武装，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保证，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政治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治理体系，但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的治理制度建设和创造的实践结果。作为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的关切，来自于对社会民众现实利益的准确表达与诉求，把握期刊价值导向与社会观念整合程度，只有在学术创新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能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体现出期刊的意识形态自觉。从期刊编辑自身来理解，意识形态自觉应指编辑在思想文化传播中所体现的一种意识形态主体意识，包括自觉的意识形态反省、自觉的责任担当、自觉的兼容并蓄和积极的自主创新等。编辑的意识形态自觉渗透在编辑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意识形态实践。在目前国际意识形态阵地激烈的斗争中，期刊编辑应自觉防范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学术研究倾向和观点，在扩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创新中，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引领复杂多样社会思潮的精神旗帜，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在文化交流中彰显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的创新精神。要主动自觉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实践选择能力，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定性，在社会各主体的互动中，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三、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实践意识形态自觉的方法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中国问题和中国制度创新的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逻辑的制度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着思想和精神领域的价值建构，整体性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然要从实践层面实现意识形态自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黄坤明指出：“要增强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强化制度意识、抓好制度执行，切实把这一根本制度体现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上，落实到工作理念、思路、举措上，努力在守正创新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国的问题是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问题，而不是中国道路的选择问题。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既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时代主题，也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新时代办刊方向。为此，新时代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当立足于中国的法律实践和法治实践，立足于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服务于中国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需要。学术研究要关注中国问题，要用学术思想分析现实，从事理论研究或者制度建设的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给予学术支持。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实践意识形态自觉的方法应该包括：首先，在传播学术研究成果中，应自觉形成意识形态正确的理念，培养办刊人的意识形态自觉意识，努力把刊物办成既有学术思想，又紧贴中国现实，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意识形态自觉的社会主义学术期刊。学术期刊的受众大多是知识群体，他们接受过系统化的知识教育和文化熏陶，对新知识具有独特的自我认知方法。对于学术研究成果的刊发，应充分考量研究成果对该群体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而影响社会其他受众群体。同时，为其他知识群体的知识再创造提供理论解释和文献索引。这样，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才真正地发挥了意识形态重要阵地的作用。其次，建立编者与作者间良好的学术共识，实现编者与作者之间意识形态的一致。学术创造和学术创新离不开学术研究人员的努力，学术研究人员把自己精心研究的成果投稿给期刊，目的是通过期刊媒介，参与学术交流，增进人类知识。在学术研究中，研究人员应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的思维和研究方法，自觉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学术研究价值判断。这种自觉既离不开研究人员的自省、自律和自修，也离不开他们与期刊编辑的良性互动，在保证研究成果创新性的基础上，编者和作者围绕研究成果的选题及著述的意识形态取向进行交流，可以增强彼此的意识形态自觉，促进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共识性的学术思维和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提升期刊学术思想的大众性认知。再次，期刊要不断地开放办刊窗口，听取读者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意见，避免关门办刊。期刊传播学术成果的过程既是知识传播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过程。从传播学视角看，只有获得读者共鸣的学术研究作品，才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读者共鸣的条件之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那些脱离社会现实，违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研究成果，不可能获得读者的共鸣。因此，期刊应尊重读者对期刊文章的批评和批判，特别是对某些学术研究成果表现出来的偏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向和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的批评和批判。当然，也要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础上，秉持政治家办刊理念，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对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学术批评和批判，要提供平台、主动发声，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一、导言：我与《江海学刊》的结缘

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的。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年代，由于荒废了十几年时间，我进入大学后，读书的欲望十分强烈，总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书来读，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到上海的南京路及福州路的书店里淘书。我在上海上学7年，那种淘书之乐趣也保持了7年。直到现在，到书店淘书仍然是我最大的嗜好。但是，在那个时代，由于出版物少，即使有经济能力也是无书可买。所以，要满足自己读书的欲望，只好到学校的图书馆寻找。我算是十分幸运的，在那个找不到书的年代能够在华东师范大学上学。因为华东师范大学具有久远的历史，她是1954年由上海几所老牌大学合并组成，包括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华夏大学等。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图书收藏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在上海读书7年的时间里，泡在图书馆里是我最幸福的时光。那时候，我只要不上课，图书馆开门，就会坐在图书馆固定的位子上。后来去多了，我也与图书馆的管理员结下友谊，他们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帮着做，成了当时图书馆的编外管理员。就当时来说，对此我也感觉到非常自豪。也正是这样，我与《江海学刊》结缘了。我最早是在图书馆期刊的过刊书架上看到《江海学刊》的，翻阅之后就觉得是一本可读的杂志，很有学术品位。所以，在上海读书的7年里，几乎每一期都会借来阅读，从中获得了许多知识。在此，我还得向《江海学刊》说一声感谢，感谢我在那个时代遇见了你。离开上海之后，在外工作及学习十几年，后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学术研究，论文写好之后投稿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学期间读过的几本杂志，《江海学刊》自然是我的心爱之选。有一年单位年终总结，单位的领导就问我，你为何老是把文章投稿到这几本杂志去，我说我喜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与《江海学刊》结下了不解的情缘，我与《江海学刊》的友谊也没有间断过。2018年6月初，战炤磊编辑告诉我，《江海学刊》要搞一个出版发行60周年的纪念活动，要我写一篇与《江海学刊》建立友谊的文章，我欣然答应。但是，接到任务之后，一直在琢磨到底写什么好，拿着这本杂志翻来覆去，最后眼睛一亮，终于找到本文的聚集点。《江海学刊》作为一本“关注学术前沿，倡导标新立异、引领学术争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它是如何获得首届“国家期刊奖”的？《江海学刊》作为一本地方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如果没有特别的功夫，要在众多的期刊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而这也许就是《江海学刊》60年来点点滴滴升华的结果。本文先是简单地从知网所统计的三本同类型学术刊物被引用最多的12篇论文来做一个比较分析，据此洞察《江海学刊》的实力所在，并由此引申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公共理性的基本特性；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及内在价值；最后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公共性的基础上讨论保证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得以发展与繁荣的条件及环境。

二、从三本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看学术刊物的公共理性

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质量的评价，目前国内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体系、评价机构及评价标准等。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指标有20种以上，其中影响因子、引用率等量化指标最为重要。黄颂杰教授也认为，学术期刊发文被引用量或引用率和被转载量或转载率这两个量化指标是学术期刊质量高低的主要评判标准，特别是被引用量或引用率更具有客观性，最为重要。《江海学刊》之所以能够在1000多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脱颖而出，获得首届“国家期刊奖”，肯定有其过人实力。本文从知网上简单地选取了3本有代表性的同类型的学术期刊：《江海学刊》《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每一种期刊选取被引用量最多的前12篇论文，并列出这12篇论文的下载量和下载量排序。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简单分析，看到了下面有趣的现象，并对此进行简要地分析解释，由此一叶知秋。首先，从三本杂志引用量最多的12篇论文的情况来看，《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为1178，最低引用量为242；《学术月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为676，最低引用量为170；《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是394，最低引用量是160。从这些数据来看，《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的1.74倍和2.99倍；《江海学刊》第12篇论文的引用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同样位置论文的引用量的1.42倍和1.51倍。尽管这种量化比较受采集数据量少的限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足，但同样不失一般性。由此可以容易地推导出，在整体上《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要高于另外两本杂志，如果以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为衡量学术期刊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那么《江海学刊》当然优于另外两本杂志。其次，从三本杂志引用量最多的12篇论文的下载量的情况来看，《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是17533(1)（括号中的数字是三本杂志下载量的各自排序，下同），最低下载量是1499（174）；《学术月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是8292（2），最低下载量是692（1160）；《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是11206（1），最低下载量是835（726）。也就是说，《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的2.11倍和1.56倍；《江海学刊》的前12篇论文中的最低下载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同样位置论文的1.42倍和1.51倍。论文下载量可以反映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程度。上述比较意味着《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所讨论的话题的社会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第三，对于三本学术期刊的质量比较，为何不选择通行的所刊出论文的被转载量或转载率，而是选择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及下载量呢？因为论文的引用量和下载量比论文的转载量更具客观性，学术期刊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和下载量是直接面向读者。只不过，学术期刊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和下载量所面临的读者有所不同。论文引用量对应的读者更多的为专业性读者，由此显示出所刊论文的专业性，而论文下载量对应的读者是专业性读者与一般性读者之和，两者都是读者行为的直接结果，更具有客观性。而转载量往往会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如转载期刊篇幅、编辑人员能力及取向等限制），其评价客观性可能会降低。所以，黄颂杰教授认为，以转载量为评价标准，意味着凡是被转载的就是优，而未被转载的则是非优，这是一个未被验证的似是而非的虚假命题。本文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第四，从上面所选择的36篇论文的主题来看，除了几位学术大家（如谭其骧、邓广铭、顾颉刚等）所讨论的论题较为小众化之外，所涉及的论题基本上都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课题（或既重大又热点），如城市化、农村、农民工、公共政策、金融危机、产业链、法治建设等，而这些论题又都是当前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公共问题。正如韩璞庚教授指出的那样，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就是多元性知识主体进行多元化异识整合的一个平台或者说学术交流的公域，同时也可以说是催生与促进公共理性的摇篮与温床。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通过一套严格的编辑程序，把当代最具学术性的论文汇集到这个平台上，同时通过这个平台把这些学术思想、知识和信息传播给社会。正是从这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它所形成的是每一个时代的公共理性。当然，这里所指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不仅是指它在消费上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特征，更是指学术思想的创造或生产只能通过公共的方式来实现。与这类公共品所产生的效益相比，学术期刊出版发行所支付的成本及读者购买期刊所付出的成本完全可忽略不计。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质量高低，既可以通过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来衡量，也可以通过所刊出论文的下载量来反映。后者正是反映了学术期刊通过一套严格的编辑程序对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与热点问题所具有的公共性的理论回应。在这个意义上，上述的三本学术期刊相比较，《江海学刊》同样略胜一筹。而下一节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特征和内在价值的讨论，则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所具有的公共理性特征的进一步展现与深化。

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特征和内在价值

学术期刊是刊登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刊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这是学术期刊的本质特征。从1665年法国的《学者杂志》问世开始，这一宗旨或本质特征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否则就不是学术期刊了。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就是其学术性，其本质特征就是刊登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成果，离开了这种本质特征就不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了。现在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性是什么？其学术研究成果又是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识别和评价其学术性及学术研究成果？一般来说，学术通常是指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是指知识的累积和系统专门化的学问。英文通常用Academia这个词来表示，并由此引申出学术是进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学与文化群体，即学术界或学术机构。就此而言，学术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学术研究机构，二是学术，三是思想。所以，在古希腊Academia最早起源于一种地名，是一种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或荣誉会籍的机构，它是对专门化知识进行讨论与研究的场所。此涵义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的重点在于学术与思想的两个层面。在中国古代，学术的含义有分而治之，有合而为一。如有人把学术看作是治国之术，也有人把学术理解为影响人们生活的思想。所以，在中国的不同时期，有专注考据的汉代公羊学及专注义理的宋明理学。但实际上，学术与思想两者既相互联系，又可区分为不同的观念形态。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学术侧重于实然性，专注研究对象的事实性，即实际上如何，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与存在。比如，表现为文献考证的学术形态，它所关注的是相关文献中文字中的文本含义和它的演变，文献自身的本来形态和它的变迁沿革等；而表现为社会现实的学术形态，更关注研究对象的现实状况，通过何种实证性的工具来把握等。所以，学术活动或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就在于追求事实的完整性或充分性，否则无法形成专门化和科学化的知识，以此来帮助人类认识与把握外部世界的真实性。一般来说，思想就是学术研究所遵循的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强调的是价值取向与价值选择。它所关注的是世界为何如此，这种事件或这种现象为何会出现，其前后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未来又会发生什么，等等。所以，思想更关注理论的分析和理论的解释，强调对事实所蕴含的因果关系的追溯与把握，强调理论上的自洽，追求观念形态上的系统性。所以，如果我们进入了某门学科的研究，就得遵照这门学科的范式来进行推理与演算，来寻找答案、解决问题或处理事情。也就是说，思想更强调研究对象的价值与意义，强调这些价值与意义对人类生存的影响等，并由此累积成系统性的知识或学科。不过，尽管学术与思想有观念形态上的分野，但学术所涉及的事实层面和思想所涉及的价值层面，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学术与思想可以在观念形态分开解释，但更多的是整合在一起的。因为，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考据还是实证，如果没有思想作为其内在的灵魂，那么史料与文献仅是一堆故纸，现实的数据与信息也只能是毫无关联、冰冷冷的数字。只有站在新的视角、用新的观念和新的范式，才能显示出这些材料和数据的内在逻辑及生命力。同时，任何思想都是建立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的，都与一定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有关，都与现实生活的事实性有关，这些是思想创造的根基与前提。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学术与思想应该是合而为一的。可是，在中国现实的学术研究中，把学术与思想两者分离开、对立起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从而使得不少学术研究成了相关从业者自娱自乐、博取名利的“学术工业”。比如，当前经济学的不少研究，把整个现实世界都数学化，从而使得现在经济学所面临的世界不是理性思维所发现的事物的秩序，而是研究者心灵构造的秩序或世界。当人类把自然和世界作为自己构造与控制的对象时，他实际上“在世界中失去了他的位置，或者更加确切地说，人类失去了他生活于其中，并作为思考对象的世界”，从而让世界也离人而去。所以，学术期刊有责任引导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让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回归到它的本源，阻止自娱自乐、博取名利的“学术工业”。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内在功能。俞伯灵研究员认为，一个国家或学术期刊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个国家或地区学术研究的水平，不同时期学术期刊的状况大体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状况。也就是说，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学术期刊既是一种筛选机制，也是一种评价机制和引导机制。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及基本功能。首先，在现代社会，学术研究成果不仅是个人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大学、学术机构甚至各种事业单位，职称晋升、获得学位、学术成果考核、各种项目申报、奖项评价等的评判标准和依据。在这种过强激励机制的推动下，各种所谓的学术研究成果或学术论文蜂拥而出，泥沙齐下。所以，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或有价值的学术期刊，它就是一种筛选机制，把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筛选出来，把那些不成熟及不良的论文剔除出去。而学术论文良好的筛选机制不仅在于编辑知识的专业性、广泛性，还需要给予编辑一个好的环境。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法律与经济学》杂志，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初问世不久就能够刊出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就能够成为有学术影响力的名刊，就是与这样的学术论文筛选机制有关。其次，学术期刊也是一种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功能在当下的主流表现在于，学术研究成果的好坏、质量高低、能够获得多少奖励完全取决于学术论文所刊出的学术期刊的级别。比如，刊登在《自然》和《科学》等全球顶级杂志的学术研究成果一般都会被科研管理机构认定为顶级学术论文，而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论文一般都会被认定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尽管这样的认定也存在不少缺陷，但不失一般性。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比这更好、更科学的学术科研成果评价方式。所以，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套科学、客观、有效的学术研究成果的筛选机制和优秀学术期刊的评价机制。这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更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引导机制，并不单单是指宣传引导、舆论引导、意识形态引导，还包括更重要的学术规范或学术范式的引导。也就是说，优秀的学术论文，必须建立在严密的学理及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让中国的学术研究走向成熟，并逐渐地走向国际化。

四、绝对保证期刊的公共品性质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繁荣与发展的根本所在

现代科学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大科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科研规模的扩大,更多地还体现在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的学者之间学术合作关系的建立,这一现象从上文中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合作率的统计分析中已经得到验证。在掌握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合作整体情况和各学科学术合作分布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合作的特征及其演变,从而揭示学术合作过程中学科知识的流动轨迹和学术合作的倾向性与变化趋势,本节将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关方法和指标,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合作网络特征进行量化研究,以展现其学术发展的演化脉络与知识流动轨迹,为相关部门掌握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合作与发展态势提供参考。

1学术合作网络整体特征演变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学者们经常使用网络的度分布指数、网络的密度、群聚系数、网络的传递性和网络匹配性等指标来量化地反映整体网络的规模和中心化程度等问题。对复杂网络的结构进行社会网络分析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所研究网络是无标度网络(BA网络),即网络中节点的度数中心度与该中心度的节点数量关系服从幂率分布:其中k为节点的中心度,f(k)为中心度为k的节点的个数,r即为该网络的度分布指数。通过对比不同网络的度分布指数,可以得出网络是否存在较多的HUB节点,度分布指数越小,网络中的HUB节点数就越多,整体网络受该HUB节点的控制程度就越高,根据王林等人的研究,度分布指数在1-2之间时网络中存在较多的HUB节点,度分布指数在2-3之间时网络中存在一定数量的HUB节点。网络群聚系数用于描述网络集团化的程度,即识别网路中是否存在中心节点的趋势。网络聚类系数越大,网络的中心化趋势就越高,即网络越倾向或依赖于某个小团体之间的交互,网络聚类系数与网络的传递性指标相关性较高,但是网络的传递性指标则更加关注的是网络中三角形的数量。网络密度则更关注的是网络中的整体链接质量,该指标主要用于描述网络中节点间交互的紧密程度,网络密度越大,节点间的互动就越频繁,网络匹配性指标是对网络结构和质量研究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其主要表征相连接结点对的度之间的相关性,即通过网络匹配性指标计算来反映度较大的结点是倾向于与度较大的结点连接,还是倾向于与度较小的节点连接。通过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合作网络的度分布进行拟合,得到其度分布曲线服从幂率分布(图1左),其中作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的度分布指数分别为2.85和2.17,根据上述王林等人的研究观点,该指数表明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合作网络中存在一定数量的HUB节点,并且机构合作中HUB节点的数量要高于作者合作网络,这一点也可以有很直观的理解,学术合作网络中存在一定的集聚效应,各个研究机构间的实力是相对比较悬殊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合作网络的群聚系数、网络传递性、网络匹配性和网络密度指标(图1右),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作者合作网络在聚类系数和传递性上要高于机构合作网络,但是在网络密度上,机构合作网络高于作者合作网络,表明在作者合作网络中,网络中心化趋势较高且,存在一定数量的三角关系,小团体结构较为凸出,而机构合作网络中该现象相对较弱,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一结论也符合实际情况,即作者合作仅局限在较小的研究领域,其网络结构稀疏且关系松散,小范围内的学术合作较为频繁;而对机构而言,其拥有较大的学术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机构合作网络密度较大,机构间的整体互动就比较频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学术合作网络的内在匹配性指标上,作者合作网络的匹配性高于机构合作网络的匹配性,且机构合作网络的匹配性为负值,该指标表明在学术合作网络中,相比而言机构合作而言,作者合作网络更倾向于强强联合,即节点度较高的节点更加倾向于与节点度较高的学者产生学术合奏,而机构合作网络中节点度较高的机构与节点度较低的机构间的合作比较频繁。进一步对2000-2014年的学术合作网络进行研究,以展示在这15年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合作网络的变化情况。通过对这15年间的作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的各项指标进行计算,由于对各年数据来说,合作网络较为稀疏,网络密度指标过小,因此这里将网络密度指标单独展示。从历年网络指标来看,从2002年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合作网络的整体结构都相对比较稳定,作者合作网络的度分布指数基本保持在3以上,整个学者合作网络中较少有HUB节点存在,说明在这段时期内,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较少有“大学者冶或“领袖学者冶出现,学术研究的领域细分和研究方向的细化导致学者都在专注于自己领域的研究,跨领域、复合型人才相对匮乏。而在机构合作方面,机构合作网络的度分布指数基本维持在2左右,机构合作网络中有一定数量的HUB节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表明从2002年起,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机构间的整体合作网络机构相对比较稳定,HUB节点集中在其中部分机构之间。从网络密度、网络传递性、网络匹配性和网络群聚系数来看,从2000-2014年,机构合作网络的密度波动较大,作者合作网络中的网络传递性、网络匹配性波动较大,而机构合作是建立在作者合作的基础上的合作关系,结合作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的网络指标对比中可以看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机构间的学科设置、学术研究领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也可以表现为互补优势,即竞争与合作。由于在作者合作网络的具体计算中,为了保证作者合作的准确性,采用“作者+机构冶的形式来规避作者重名情况以确保计算的准确性,基于该视角,这一结果也在另一方面表明不同机构或学者之间建立的合作关系会有一定的延续性,而作者合作网络的网络密度远低于机构合作的网络密度,说明这15年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流动情况比较频繁,持续合作的强关系相对较少。

2分学科学术合作网络特征分析

基于前面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整体学术合作网络的相关特征及其演变情况,但是上文中的统计也表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合作情况差别较大,文学的作者合作率为10.91%,机构合作率仅为3.71%,在各学科中表现最低,而合作率最高的心理学的作者合作率与机构合作率分别为86.52%和40.35%,如此悬殊的学术合作情况,必然在学术合作网络中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基于此,本小节将学科出发,对各学科的学术合作网络特征进行计算和对比分析,从而挖掘各学科学术合作网络的特征情况,以便于相关部门在科研管理中对不同的学科采取更加针对的管理办法。通过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作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的结构进行计算,可以看出,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学术合作网络在结构上有较大差异。首先从各学科学术合作网络的度分布指数与网络密度中可以看出(图6和图7),作者合作网络的度分布指数相对较高,其中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语言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学科、民族学与文化学以及宗教学的度分布指数基本维持在3左右,表明这些学科的作者合作网络中较少有HUB节点存在,作者队伍不断变化中,合作网络中的核心作者相比其他学科并不十分明显。在机构合作网络中,各学科的度分布指数相对较低,基本维持在2.0-2.5之间,其中心理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的机构合作网络的度分布指数较低,达到2.0以下,从该指标可以看出,这些学科的机构合作网络中有较多HUB节点,有些机构在这些学科的研究中具有比较优势,或者说这些学科的实力相对比较集中。除宗教学之外,其余学科的作者合作网络的密度曲线较低,表明这些学科的作者整体队伍较大,作者间的合作比较稀疏,而宗教学的合作网络密度较大,一方面表现在该学科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频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该学科的学科规模和作者队伍较小,即网络的规模基数较小。相比而言,机构合作网络中经济学的网络密度最低,这也说明经济学的研究机构队伍十分庞大,而各个机构间在合作关系比较稀疏。其次,从作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的群聚系数、网络传递性和网络匹配性指标上可以看出,各学科在作者合作网络中的群聚系数、网络传递性与网络匹配性波动较大,特别是在考古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和宗教学等这些人文学科,其作者合作网络的群聚系数和传递性都较高,表明在这些学科都存在较多的网络子群,且存在一定数量的三角关系,小团体结构较为凸出,说明在这些学科中学术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研究优势较为集中。从网络匹配性指标来看,作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的各学科网络匹配性波动都比较大,但是作者合作网络的网络匹配性基本保持在正数范围,说明在作者合作网络中,度数中心度较大的节点仍然倾向于与度数较大的节点建立合作关系,即强强联合,但是各学科的程度上略有差异,文学、历史学、法学、新闻学、统计学在这一方面表现的相对比价突出。在机构合作方面,其网络匹配性指标基本为负数,该指标表明在机构合作网络中,度数较大的节点与度数较小的节点间的合作比较频繁,这一现象表明在机构合作网络中,不同层次的机构之间合作关系相对较多,人员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可能是由于人员深造、访学等建立起的合作关系,其中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这一现象比较突出。

3从地区合作网络演变看知识流动

在作者学术合作和其所在机构合作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作者机构所在地区间的合作及其演变,可以探索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近些年的空间发展历程。经计算,在我国34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的全部合作关系中,有30%左右的合作关系是其他地区与北京发生的联系,这也充分表明在我国地区学术分布中,北京是绝对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中心。在具体分布上,江苏与北京的合作关系最为紧密,占全部地区合作关系的2.52%,其次是山东和北京,下表3列出了地区合作关系强度排名前20合作地区,从中可以发现,出北京外,江苏、上海、山东等中东部地区的省市也在地区合作中占据重要角色。通过对地区合作关系进行网络化展示,可以更加清晰地研究各地区间的合作关系及其合作强度。从图中可以看出,除北京与众多地区都有较强的合作关系外,江苏、浙江、广东、上海等地区也与众多地区有比较强的合作关系,而山东、河北、湖北、河南、四川等地区仅与北京的合作关系比较频繁而与其他地区合作强度较弱,广东与湖北之间也具有较强的联系。除此之外,与澳门和台湾特别行政区相比,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我国大陆地区的学术联系比较紧密。在合作网络指标计算的基础上,为了从纵向上研究近些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合作网络中地区的角色变化情况,通过对历年地区合作网络的中心度指标进行计算,可以看出合作网络中心的移动轨迹。从该结果来看,整体上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合作的地区合作上一直保持以北京为中心的态势,但是2000-2014年间也出现了小幅波动,例如,2001年广东的网络中心度最高,到2006年江苏的网络中心度又排名第一。节点的网络中心度指标可以反映该节点在网络中的活跃程度,具体该学术合作网络来说,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西部地区相对来说活跃度较低,但是从2008年开始,河南、陕西等中西部省份开始注重与外省建立合作联系,具体表现在合作网络中就是其网络中心度排名开始逐渐前移,到2013年,陕西与外界的联系表现非常活跃,超过江苏和浙江的网络中心度,2014年,山东的网络中心度超越北京和江苏排名第一,这一系列变化说明,随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各地区特别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开始注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作用,通过频繁地与外界交流与合作来不断提升研究水平。

1学术合作变化态势

学术期刊作为国内外各领域学者发表最新成果、开展学术讨论、进行学术交流和传播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学术期刊中的学术论文也是学术成果产出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为了从整体上研究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合作情况及其历史演化,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构建的中国人文社科科学期刊引文数据库收录的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产出的统计数据源。从2000年至2014年,该库共收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794种,收录学术论文183万余篇,涉及作者267万余人次。由于该数据库在建设过程中会根据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学术规范动态调整该库的收录期刊范围,该库中历年的期刊数量和论文数量会有小幅波动,因此下文在研究学术合作时,为了便于对比研究,主要采用学术合作率指标进行分析。从整体来看,2000-2014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作者合作率为32.37%,机构间的合作率为12.02%。分年度来看,论文作者合作率从2000年的22.28%上升到2014年的40.37%,提升了1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达4.34%;在机构合作率方面,论文的机构合作率从2000年的7.27%上升到2014年的14.73%,保持上升态势,其中2008年的机构合作率最高,达15.55%,年均增长率为5.17%,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近些年的学术成果产出方面,学术合作率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通过学术合作来促进学术成果产出与创新,学术合作已经成果促进学术产出和提升学术创新力的重要方面。为了更加清晰的研究和对比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术合作特征及其演变,本文采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中的期刊分类标准[23],将该库中790余种学术期刊分为包含“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冶在内的23个学科大类,并重点对除综合性学科期刊之外的22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合作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学术合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从2000-2014年的学术论文合作情况来看,心理学的论文作者合作率与机构合作率均最高,分别为86.52%和40.35%,文学的论文合作率最低,其作者合作率为10.91%,机构合作率仅为3.71%,从学科内部来看,2000-2014年间语言学的作者合作率变化幅度最大,其次为民族学与文化学和哲学,其作者合作率在这1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均在6%以上,特别注意的是,法学学科在过去十年间的作者合作率呈下降趋势,年均降幅约为0.59%,这一现象值得深入分析。此外,在基于论文作者所在地区的地区合作率方面,相比而言,体育学的地区合作率最高,达12.44%,其次是心理学,其地区合作率为11.20%,统计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地区合作率也相对较高,约在4%左右,其余学科地区合作率相对较低,均在3%以下,这一指标表明这些学科在不同地区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或相对比较优势,其他学科的作者合作率较高但是地区合作率较低,表明这些学科主要是地区内作者之间的合作,学科研究优势比较集中,集聚性明显,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的研究优势也在逐渐变化,有关这一问题将在后面详细探讨。通过对比22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大类的论文作者合作率和机构合作率可以发现,人文类学科的学术合作率一般低于社科类的学术合作率,这也充分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科特性,社科类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创新相对人文类学科而言更加需要学术交流与合作,其学术创新更加依赖于不同学者或不同机构间的学术交流,相关部门在进行科研管理和学科资源配置中需要针对特定的学科开展相关的规划和部署。

2学术合作与学术影响的关系

从宏观层面来看,学术合作可以使合作者之间在资源上优势互补、在思想上互动交流和互为促进,从而可以激发出更加广阔的研究视角、更加多维的研究思路、更加新颖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合作对于科学研究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单篇学术论文来说,其学术质量与学术影响较难以测度,但是从刊载论文的期刊整体来说,论文的学术质量是期刊学术质量与学术影响的根本保障。因此,本节对期刊的学术影响与期刊刊载论文的学术合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揭示学术合作与学术影响间的关系。基于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的期刊评价结果,该报告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进行了分级评价,从社会各界的反映来看,其评价结果中核心及以上级别的期刊其学术质量与影响普遍高于一般期刊,以此为前提,本文将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对期刊学术合作情况与学术影响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首先,将该报告中的733种学术期刊分为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两类,并采用其评价时间段内的论文数据为统计样本,通过对期刊所刊载论文的学术合作情况进行计算进而得到期刊的合作论文比,并采用SPSS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学术合作率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揭示学术合作与学术影响间的关系(表1)。在T检验的结果中,p值(双侧sig值)分别为0.012、0.000和0.002,均小于0.05,说明统计样本中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两组数据的学术合作指标平均值有无明显差异,从该结果也可以看出,期刊的学术合作率与期刊学术影响力之间在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在作者合作率、机构合作率和地区合作率指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且核心期刊中学术合作论文所占比例高于非核心期刊,学术合作对学术研究与创新能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学术合作能促进学术影响力的提升。其次,结合学科特征来看,通过对比各个学科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学术合作指标,可以发现合作指标在不同学科内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表2,截取部分进行展示)。其中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图书情报学等学科的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在学术合作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认为这些学科的学术影响与学术合作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考古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马克思主义学科等学科的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在学术合作方面表现无显著差异,从上文合作率指标的计算结果也可以看出这些学科更多的是以独立研究为主,此外,法学的作者合作率、社会学的地区合作率、语言学的机构合作率等学科的部分指标上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存在显著差异。从该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学科的学术合作率不同,其对该学科的学术影响也不尽相同,针对不同学科学术影响力的分析与评价,应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进行度量,同时管理部门对不同学科的支持也应该采用不同的手段,以便于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科活力,促进学术创新与发展。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学术界对某类期刊的定义，一种期刊等级的划分。它的对象是，中文学术期刊。是根据期刊影响因子等诸多因素所划分的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众多学术界权威专家鉴定，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较权威的一种，是除南大核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按照惯例，北大核心期刊每四年由北大图书馆评定一次，并出版《北大核心期刊目录要览》一书，从2011年更改为每3年一评定。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课题组认真总结了前四版的研制经验，对核心期刊评价的基础理论、评价方法、评价软件、核心期刊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评价方法，使之更加科学合理，力求使评价结果尽可能更准确地揭示中文期刊的实际情况。本版核心期刊定量评价，采用了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获国家奖或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等9个评价指标，选作评价指标统计源的数据库及文摘刊物达80余种，统计文献量达32400余万篇次（2003至2005年），涉及期刊12400余种。

本版还加大了专家评审力度，5500多位学科专家参加了核心期刊评审工作。经过定量评价和定性评审，从我国正在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评选出1980余种核心期刊，分属七大编73个学科类目。该书由各学科核心期刊表、核心期刊简介、专业期刊一览表等几部分组成，不仅可以查询学科核心期刊，还可以检索正在出版的学科专业期刊，是图书情报等部门和期刊读者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书。

国内评选体系：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以及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国内评选体系：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以及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该书由北京大学图书馆朱强馆长、戴龙基研究馆员和蔡蓉华研究馆员任主编，北京多所高校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等27个相关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和期刊工作者参加了研究。全书约2200千字，16开本，精装，每册定价360.00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