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论文范例

一、“儿童学”概念与学科建设

在《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卫平梳理了他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就中国儿童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2007年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推出“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2011年11月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设“儿童文化研究”专栏，2013年儿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学者呼吁“使儿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有必要”》的专题采访文章。方卫平自言:“这几项工作，既是对浙江师范大学原有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推进，来与国际范围内持续升温的儿童研究事业形成一种及时的呼应和对接。”这段话可以视为方卫平推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动因。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卫平又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开了“2013儿童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儿童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就儿童学的学科史与儿童史、新时期儿童学的学科定位、儿童学建构与重构的合理性、儿童学的可能图像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一方面谋划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整合全国儿童研究队伍的一次努力。相信这些年围绕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儿童学发展史上，会留下值得记述的一页。作为在国内倡导儿童学学科重建的学者，方卫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学本身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概念里的‘学’字，与英语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儿童学在当代英语世界最常见的对位词，便是childstudy。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可见，方卫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为中文“儿童学”的对位词。这一界定是值得关注的。他在《前言》中还说:“正是考虑到当代儿童学学科建设本身对于传统儿童研究的独特意义，近年来，我个人特别关注从狭义的儿童学范畴来探讨目前的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2012年的《中国儿童文化年度报告》工作中。在该年度报告的‘热点聚集’板块，专门设立了‘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对2012年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儿童学学科基础理论展开的探讨进行梳理、呈现并评述。”(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方卫平所提到的“‘儿童学’研究”专栏是由郑素华撰写的。其实方卫平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儿童学’研究”的论文。郑素华在“‘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对近几年“儿童学”大讨论产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对“儿童学”的概念界定、儿童学的一般属性和学科定位、儿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儿童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儿童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认识。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

摘要：大数据技术为我们推进史论课程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提供了新思路。本文根据目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艺术设计类史论课程的一些教改思路。院校应该重视史论类课程的教学地位；教师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建立知识图谱，并以重构知识图谱为目标建立大数据库，丰富教学内容；老师应该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改革考核方式。旨在改变传统教师讲授的单向传授模式，重新认识课堂教学中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培育学生科学的设计观，拓展学生的设计视野，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史论课程；大数据；教学改革

1引言

艺术设计类史论课程是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对学生开阔视野，提高人文理论素养，培养设计思维和树立设计理念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存在学生重技轻史、学习兴趣不高、教学效果不佳等现象，因此许多院校基于时展从教学目标、手段方法到课堂设计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图像、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的数据可以通过互联网容易的获得，为史论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外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体验经济、服务设计的加入，也给史论课程教学带来新的思路。本文总结了目前艺术设计史论类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利用大数据的特点，提出一些改进措施，旨在形成史论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思路。

2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从当前教学情况来看，大部分院校艺术设计类史论课程对学生的培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学习动机和效果并没有实现统一，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在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市场化的时代，艺术设计院校侧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课程设置也偏重于较务实的专业课程，对史论基础课程重视不够；一些院校普遍认为应该加大设计技巧或技能的课程比例，没有必要开设史论课程，对课程存在消极抵触思想；

2.1课程教学改革研究关注点已从原来基于历史发展状况、设计活动和设计风格的历史演变等理论知识的讲授转变为如何设计教学过程，即挖掘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激发学生的参与体验。但目前课堂教学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也仅限于视频影像的播放或学生参与讲解；

一、生活即教育———思想品德教师应善于把课堂引向生活并从中吸吮营养。

“生活即教育”的思想要求教育要打破育人课程的封闭性，开发开放性的课程资源，把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纳入课程的范围。如果用“生活即教育”理论指导我们的学，必将把素质教育在学科教育中的实施引向深入。陶行知先生说：“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而传统的教育，正是教人变坏变死的坏教育、死教育。”传统思想品德教学严重地抹杀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其结果只会使学生厌倦学习、禁锢思想。生活是一部教育的“百科全书”，生活的内容都应该是教育的内容，思想品德教学应把学生引向生活，并向生活吸吮营养。思想品德教师在钻研教材与大纲的基础上，认真备好学生，因班制宜，因材施教，突出学生学习的生活情感体验。新课程标准指出：让学生学习有价值的知识、学习生活化的知识。因此，思想品德教学应创设生活化的情境，让学生在学习中了解生活，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通过实践，我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现就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中学思想品德教学中的实践谈谈体会。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由远离学生生活的理想化的内容取向转变为贴近学生真实生活的“生活化”的内容取向。以往的思想品德课教学，特别强调教材内容的系统性传授，学生学习就是为了习得教材中的内容，仿佛学生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教材活，不是为现实生活活，也不是为理想生活活。虽然为了说明教材中的某些观点，在教材中列举了一些例子，但这些例子是理想化的、成人化的。比如在教学环境问题这一知识点时，我首先请学生回顾自己从家门口到学校的路程中，有哪些环境污染？学生纷纷自告奋勇，然后再追问，那作为中学生，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解决这些现状？有的说一定要杜绝污染源；有的认为可以通过撰写“小论文”到相关部门，学生各抒己见、表情激动。思想品德源于生活，应该回到生活中检验。如果教师懂得把思想品德教学导向生活深处，给学生自由翱翔的双翼，又何愁他们不能展翅高飞。

二、社会即学校———思想品德教学应该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陶行知先生提出“社会即学校”在于要求扩大教育的对象、学习的内容，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他指出：“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可以多起来。”他的“社会即学校”学说，告诉我们“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这与我们解决当前教育中教育内容的过时、陈旧、不符合学生生活实际、不切合学生思想认识、不能很好地为学生的将来生活服务的现象是很有启发的。他提到：“学校必须给学生一种生活力，使他们可以单独或共同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思想品德教学最终的培养目标应该是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思想品德教学应该科学合理地安排好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每学期我们会带班级“走出校园”，对学校周围的及乡村的环境情况进行小调查。调查的方式、内容由学生确定，学生回校后认真地写了调查报告，他们写出了感情，写出了具体与真实，从而更珍惜、把握自己的学习机会。其中一位女学生把“发展经济更要保护环境”的情况以“小论文”送至镇长办公室，镇领导对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行为进行了高度表扬，同时在镇年度工作报告中采纳了该学生的部分建议。通过此事我告诉学生，我们是社会的小主人，是时代的小主人，要学会运用我们的知识回报社会、关心社会、亲近社会、服务社会，这正是初三思想品德课第1课的要求，这样的社会活动完全实现了思想品德学科教育的思想与行为目标。总而言之，我们应该认定社会就是伟大无比的学校，善于运用社会的力量，由此提高社会实践能力。

三、教学做合一———思想品德教师的责任在教学、教学生学，以便更好地做。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思想，把教学做视为一件事，以做（实践）为中心，把教与学统一起来，主张“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他认为：“教学做是一件事，教师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教来学，乃是实学。”陶行知提倡教学做合一的基本精神是强调教与学、学与用、知与行的结合，这与我党提倡的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一回事，而传统教育扼杀了人才的培养，扼杀了民族的希望。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教学资源，是陶先生不敢奢望的。因此，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将“教学做”融为一体，推进教育，让思想品德教师在教学改革的浪潮中解放思想，大胆地实践和实验，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中，让师生共同努力在改革的“做”中教，“做”中学。在新课改的春风中，我们应该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摆在突出的位置上。思想品德教师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敢于辩论、敢于拿起笔杆子披露社会的黑暗、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乐于奉献爱心的现代公民。我们可以让学生模拟教师讲课，（我们称为“小先生”），然后教师加以点拨，让学生体验教师是如何教他们学的。为“小先生”提供实践舞台的还有思想品德早读课，四个班的思想品德科代表和“巡视员”精心准备早读的内容，教师只要传递鼓励的眼神，加上“感情的投资”就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就这样，让学生在为班级作贡献的过程中待人，在接物与处世的做人实践中超越自我。“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现代教育论认为：教师活动要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以活动为学习的载体，在教学中让学生学到的知识是通过实验、实践自己探索出来的，使他们的学习能力化。陶行知先生是中国人民教育的奠基人，他从社会和思想品德的高度研究中国教育，其生活教育理论的内涵丰富而博大，是我们进行教育教学理论探索、搞好教改实践的理论宝库，是我们在各种教育思潮中站稳脚跟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思想品德教师应该以陶行知先生先进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尤其要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到思想品德教学中。我们坚信：先生的先进教育理念必将指导我们教育的晚辈坚定地走下去，并培养出能担负起时代崇高使命的建设者与接班人。

作者：毕素芳 单位：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摘要

目前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更多地开始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由单一走向多元。在国内对此方法研究正逐年增多，近几年研究更有突飞猛进的态势，但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在数量上、质量上还不能完全满足学校体育教学发展的实际需求。主要问题还是存在于研究角度的单一，对各角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问题性、批判性和理论性的研究较多，如何修正、传承并发展优秀的科研成果则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教学方法的研究仍采取的是问卷调查，而突出案例和实验性的研究很少。

关键词

体育教学；教育改革；教学方法

目前国内中小学生的体质检测结果整体显示下降明显，虽然造成这一现状结果的并不仅仅是学校体育工作一方面的问题，但通过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则是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并树立终身体育理念等的主要途径，也是作为学校体育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教育教学改革步伐的加速，中小学体育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改革也逐渐成为体育教育领域中各个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它囊括了体育教学中特有的思想哲学，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在特有的教学环境氛围下实现其独有的教育教学功能，可以组成较为行之有效的体育教育教学框架。不可忽视的是在不同的体育教学思想和实践方法上，会出现更加多样化的体育教学模式。通过诸多专家学者研究发现，人在少年时期的体育技术水平与成年后的体育水平成正相关，尤其在12岁前参与过体育运动对成年后的体育水平影响最大。因此为青少年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学，对提高其运动技能和树立他们的自信心方面，以及对其以后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都能产生积极的作用[1]。目前我国在实践方面的探索比较广泛，但由于起步晚，发展历程时间短，体现在学校体育教学基础理论上，就显得尤为薄弱，诸多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多年来的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同时也有相对不错的成果，但体育教育教学的研究始终面对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尴尬窘境。

1国外体育教学方法研究

国外对教育教学模式的科学研究已历经较长的时间，由于其各国本身的文化背景及其他方面的复杂性，导致对国外研究的理解出现了多种界定。体育教学方面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大部分研究的出发点都是以人的未来发展为主要内容，并将其作为培养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来开展。例如：《美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后简称《美国体育标准》）就是以培养学生掌握自身“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为目标。《美国体育标准》中提出———“以参加体育活动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目标口号。认为针对学生进行的体育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其养成重视健康和主动健身的好习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能够形成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国体育标准》中较为细致地描述了高质量的体育教学，指出若想达到高质量的体育教学目的，必须能做到提高学生的体质、体能，增强其责任感，使学生学会并能够享受到体育锻炼带来的愉悦感，从而达到终身体育的目的[1]。

摘要

目前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更多地开始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由单一走向多元。在国内对此方法研究正逐年增多，近几年研究更有突飞猛进的态势，但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在数量上、质量上还不能完全满足学校体育教学发展的实际需求。主要问题还是存在于研究角度的单一，对各角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问题性、批判性和理论性的研究较多，如何修正、传承并发展优秀的科研成果则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教学方法的研究仍采取的是问卷调查，而突出案例和实验性的研究很少。

关键词

体育教学；教育改革；教学方法

目前国内中小学生的体质检测结果整体显示下降明显，虽然造成这一现状结果的并不仅仅是学校体育工作一方面的问题，但通过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则是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并树立终身体育理念等的主要途径，也是作为学校体育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教育教学改革步伐的加速，中小学体育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改革也逐渐成为体育教育领域中各个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它囊括了体育教学中特有的思想哲学，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在特有的教学环境氛围下实现其独有的教育教学功能，可以组成较为行之有效的体育教育教学框架。不可忽视的是在不同的体育教学思想和实践方法上，会出现更加多样化的体育教学模式。通过诸多专家学者研究发现，人在少年时期的体育技术水平与成年后的体育水平成正相关，尤其在12岁前参与过体育运动对成年后的体育水平影响最大。因此为青少年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学，对提高其运动技能和树立他们的自信心方面，以及对其以后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都能产生积极的作用[1]。目前我国在实践方面的探索比较广泛，但由于起步晚，发展历程时间短，体现在学校体育教学基础理论上，就显得尤为薄弱，诸多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多年来的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同时也有相对不错的成果，但体育教育教学的研究始终面对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尴尬窘境。

1国外体育教学方法研究

国外对教育教学模式的科学研究已历经较长的时间，由于其各国本身的文化背景及其他方面的复杂性，导致对国外研究的理解出现了多种界定。体育教学方面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大部分研究的出发点都是以人的未来发展为主要内容，并将其作为培养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来开展。例如：《美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后简称《美国体育标准》）就是以培养学生掌握自身“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为目标。《美国体育标准》中提出———“以参加体育活动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目标口号。认为针对学生进行的体育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其养成重视健康和主动健身的好习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能够形成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国体育标准》中较为细致地描述了高质量的体育教学，指出若想达到高质量的体育教学目的，必须能做到提高学生的体质、体能，增强其责任感，使学生学会并能够享受到体育锻炼带来的愉悦感，从而达到终身体育的目的[1]。

第一篇：大学语文课程人文精神教育研究

摘要：

大学阶段是学生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地方，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人文精神教育不仅仅能够，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塑造学生更高尚的人格，还能够使学生与自然具有良好的亲和力，提高对生命的尊重，基于此，本文就重点提出几点在大学语文课程中人文精神教育策略。

关键词：

大学语文课程；人文精神教育；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走入社会的人才要求也越来越高，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不仅仅承担着为学生讲授知识的作用，而且也承担着帮助学生树立人学生、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的了解社会精神和物质文化，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就要适度融入人文精神教育，使学生能够拥有正确的道德观，在人文教育中不断提高修养以及思想意识，使学生具备较高的品德素质，从而更好地走入社会。

一、在大学语文课程中开展人文精神教育的意义

第一篇：高校德育承认转向探析

摘要：

在承认理论视角下发现高校德育的承认现状主要是形式承认大于实质的承认，自我承认与伪承认相互纠结。遵循“强大自我承认、增进主体间的多元认同，走向相互承认”的过程逻辑建构高校德育的承认转向，进行德育模式“从自我中心的独白走向主体间的交往，从意识形态的灌输走向大众的叙事”的尝试，是促进高校德育获取实质承认的道路选择。

关键词：

承认 高校 德育

承认思想发端于康德，经由费希特明示提出，被黑格尔发扬光大，成熟于法兰克福学派今天的执旗者霍耐特。黑格尔认为人与事物只有得到承认，才会得到正常的发展；霍耐特认为主体的完整性归因于承认形式的完整，而蔑视使自身完整性受到伤害，不仅限制了主体的自由，而且使他们不能从其他主体获得肯定的自我理解。于是，蔑视经验便成为了社会对抗和社会冲突的道德动机。[1]在经济主导日渐强势的形势下，高校德育者的无力感倍增，职业与专业的认同度下滑，本文尝试性地从承认的形式和过程中整合适合高校德育的元素，以期为改进高校德育工作进行一种有益的探索。

一、高校德育的承认现状

第一篇：大学英语教材通识教育分析

摘要：

本文首先阐明通识教育的概念、基本内容和通识教育理念下的外语教育研究；接着对教材、大学英语教材进行概念界定，并简要论述国内外教材评估的相关研究；然后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通识教育理念和教材评估理论结合起来，从六个方面构建通识教育理念下的教材评估内容，并依据此内容对《全新版大学英语》（第2版）综合教程学生用书1-4册进行分析。通过对该套教材的社会与文化、科普与环保、政治与历史、文学与艺术、家庭婚姻与友情、教育与心理六个方面内容的统计与分析，发现教材的优点及不足之处。

关键词：

通识教育理念；《全新版大学英语》（第2版）综合教程；教材分析与评估

在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大学英语是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必修的基础课程，由于其“基础性”和“必修性”，使其可以成为实现学生通识教育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时，英语作为当今世界的一门国际化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文化载体。因此，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不应只有语言的学习，更要重视学生综合文化素质的提升。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英语教材是教师组织各种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是学生学习内容的主要材料。因此，大学英语教材作为高校英语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编写与评估是否应吸取通识教育的理念，这一话题近些年来在外语界引起广泛关注。

一、通识教育理念下的外语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