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论文范例

一、人民币升值的概述

到目前为止，人民币汇率已经进入了“6时代”，相比多年之前的“8时代”，人民币已经在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下升值了许多。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人民币的汇率有着重要经济意义，因此人民币汇率剧烈上升这一变动会牵动全世界的神经。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也对我国的金融领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各种影响。

二、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分析

（一）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原因

考虑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原因，首先必须将我国政府近年来对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有效抑制考虑在内，通胀率的相对稳定，与人民币升值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所谓通货膨胀，就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大于其理论需求量，造成货币价值下跌，物价上涨。尽管自2003年以来，我国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涨价狂潮，在2010年的10月，CPI指数更是暴涨4.4%，创数年以来的新高，使得各类日用品物价全面上涨。然而也就是在CPI指数不断上涨的同时，我国中央政府不断打出“组合拳”，调控物价，2010年11月20日，国务院出台16项政策措施，力求稳定物价，而《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也不断消息稳定民心，这一系列措施都使中国的物价水平得到有效平抑，通货膨胀率也得到有效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人民币的购买力也得到了良好的保证，因此就给人民币的汇率的上升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条件。其次就是我国长期维持外汇储备的巨额规模。所谓的外汇储备，就是指外汇在一个国家所持有的国际资产中所占的储备，外汇储备的数量对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掌控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与作用。通常来说，外币现钞，外国的有价证券以及国外银行的存款等都是外汇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的我国，外汇储备的拥有量独占鳌头，据有关数据显示，其余额业已超过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额拥有量对人民币的升值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巨额外汇储备的现状不断维持，所以流入我国的外汇不断增多，事实上就会不断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进而造成人民币升值的现实。再次则因为我国偏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行。通常而言，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由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组成，是我国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主要手段与重要方式。为了应对一直以来不断上涨的物价与通货膨胀压力，我国政府近年来主要实行的是偏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的首要表现就是减少人民币的供应量，控制人民币的发行与政府贷款的数量，从而稳定物价，提高人民币的购买力，进而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就业。我国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政府财政支出的减少与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这使得银行利率上升，人民币升值。人民币的升值则会直接导致人民币汇率的上升。

（二）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原因

从外部原因而言，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是导致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因素。所谓贸易顺差，就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出口数量总额超过进口数量总额，即国际贸易上的“出超”，处于贸易顺差地位的国家，通常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由于我国出口贸易的结构性原因，一直以来，我国都处在贸易顺差地位，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这是由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供应能力比较强、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需求量比较大等多方原因共同造成的。然而也正因为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这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相关产业承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增加本国的就业机会，扶持本国相关产业发展以对抗中国产品与产业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他们必将不断向中国施压，给人民币造成升值的压力，从而使中国的出口产品提高价格，减轻他们本国产业与产品所受到的压力。因此，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人民币汇率上升。

摘  要：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本文从中日两国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应对措施与效应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以期为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实现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日元升值；人民币升值；比较

    人民币升值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人民币升值将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环。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从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原因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日货币升值的背景比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

    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美元汇率高估，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严重。同时，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也不断增长，日本积累起的巨额经济财富使其成了世界级的银行家，而同时美国也失去了世界放贷者的地位，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债务国，这就加剧了美日之间的摩擦。

摘要：

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表现在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国际流动速度加快、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高涨等方面。随之而来国际金融体系也存在诸多问题，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严重失衡的状况下，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最切实可行的方案还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

关键词：

国际经济治理；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

一、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面临诸多问题，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失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如何去规避主要汇率波动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如何去更好的参与世界货币体系的重新构建是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了解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并且参与到多边金融体系治理中。

二、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

汇率作为联系国内外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重要纽带，是开放经济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经济变量。一国汇率制度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贸易往来以及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完善，主要国家的汇率制度还会直接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和改革是国际金融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走向开放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宣布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我国复杂的社会经济领域和新型发展的金融市场中间翻开崭新的一页。自此，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摆脱长期在8.27附近的徘徊，开始了持续的升值过程。2006年5月15日一举突破1美元兑8元人民币大关，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初，与调整初期8.11元的汇价相比，人民币相对美元累计升值15.4%，2010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为3.1%，2011年4月29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一举突破6.50重要整数关口，2011年前4个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幅已达1.9%，加速升值态势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自2011年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6.4关口后，近半年时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始终于6.3至6.4区间反复震荡，双向波动特征十分明显。时至2012年2月10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升破6.30，步入6.2时代，再创2005年汇改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升破6.3关口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续走强的空间。经济学家也表示，美元已进入调整期，在美元走势疲软，中国经济数据好于预期，以及国家领导人访美的因素带动下，人民币中间价之后还有可能不断创出新高，承受升值压力。作为国内外经济“桥梁”的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中执行着价格转换的职能。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微观经济因素及其政策制度的建立都会通过种种途径引起其变动，而它自身变动也会对一国经济产生诸多方面的影响，而一直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都是中美等国家贸易摩擦的焦点。   汇改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势必产生重要影响，了解这些影响体系，就能够完整认识开放经济的运行特点制定相应的执行政策。本文基于事件研究方法，将“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看作特定的经济事件，选取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出口贸易”为研究对象，采用汇改后相关时间段的出口贸易数据，建立统计计量模型，就“汇改事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1事件研究方法   事件研究［1—4］(eventstudy)方法最早是由Fama和Roll等人在1969年分析股票拆细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时提出。其原理是根据研究目的，选择某一特定事件以研究事件发生前后某一段时间内样本股票价格或者收益率的变化，进而解释特定事件对样本股票价格或收益率的影响。此后事件研究方法被普遍应用于与企业有关事件和经济类事件的分析中，例如公司兼并与收购、盈利公布、新股增发、财务报表公布、资产重组、宏观经济变量和政策的变化等事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综上，事件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应用社会经济及金融市场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研究某一特定的经济事件对其中目标对象的影响。就目前国内外研究状况来看，事件研究方法也大都被应用到研究与股票价格相关的特定事件对股价及其收益率的影响［5—10］。一般而言，事件研究包括定义事件以及事件研究窗口、选择研究样本对象、选择度量正常变化值的模型、估计异常变化量、检验异常变化量的显著性、结果与解释等几个步骤。   1.1定义所要研究   的具体事件及其相应的事件窗口根据研究目的选择特定的事件或者信息，然后就研究目标对象对事件或者信息的反应程度，确定对其进行检验的时间区间，这个时间区间称为事件窗。事件分析的时间轴可表示如图1。用t=0表示事件发生日期，t=T0到t=T1表示估计窗口，t=T1到T2表示事件窗。设L1=T1－T0，L2=T－T1分别表示估计窗和事件窗的长度。位于事件窗的异常变化用于衡量因事件发生而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估计窗口用于衡量事件未发生时的正常变化。如果还考虑事件对目标对象以后的更长影响则还可以设定从t=T2+1到t=T3为事件后窗口。   1.2正常预期值和异常变化量的度量   为了评价特定事件对所研究目标对象的影响，需要对异常变化量进行度量。假设事件没有发生或没有这个事件时，此时研究目标对象的值称为正常值，一般用事件没有发生时的预期值E［Vt|It］来表示。但现在由于事件发生了，其值成为事后或实际值Vt，异常值AVt则可表示如下:AVt=Vt－E［Vt|It］，t∈［T1+1，T2］(1)显然如何设计和选择计算正常预期值的模型是整个事件研究法的基础性步骤。在计算正常预期值时，可根据研究事件和对象数据变化的不同选择合适的预期模型。   1.3检验异常变化量的显著性得出研究结论   得到异常变化量AVt序列后，就可以设立合适的统计检验量或者计量统计方法等对其显著性进行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以得到实证研究结论。   2实证研究   根据事件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原理，以“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改革”这一公告事件为特定事件，选择对外贸易出口为研究目标对象，通过设定事件各窗口的时间区域选择相应数据建立度量正常预期值的计量模型，然后计算异常变化值，最后检验得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汇率持续升值变动对外贸出口影响效应的相关实证结论。   2.1数据选取与分析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随即人民币升值约2%，考虑传导时滞，选取1999年1月到2005年7月为“汇改事件”的事件估计窗口，区间共计79个我国出口贸易额的月度数据，用于度量预期没有发生“汇改事件”时我国贸易出口额的实际演变状况;因为统计计量模型的预期值会随着区间增大而精度逐渐降低，故选取2005年8月至2008年7月为此“汇改事件”的事件窗口，区间共计36个出口贸易额的月度数据，用之与度量预期的出口额进行比较，以考察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汇改后人民币浮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效益。就国内、外经济环境来看，此研究期间也没有再度发生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状况的“大事件”，因此在研究结果的检验部分统统将之纳入随机扰动范畴。图2为1999年1月至2008年7月我国外贸出口额的月度数据演变趋势图，由图可知，外贸出口额的月度数据有着显著的季节趋势和长期增长趋势，季节趋势中每年春节期间是我国出口贸易额的低谷，其余基本保持循环增长态势。根据出口数据的实际特征，首先对原始出口额月度数据序列EXt进行对数化处理，消除其可能的异方差;再对其进行k=12的季节差分，得到对数同比增长率序列Rt定义如下:代替出口额原始数据，下面全部采用出口贸易额的月度对数同比增长率Rt来进行实证研究。加以区别，将估计窗口区间的对数同比增长率Rt标记为ERt，时间窗口区间的对数同比增长率Rt标记为RRt。因为要用估计窗口区间的数据进行预期度量模型的构建，出于实证数据平稳性的考虑，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来考察估计窗口对数同比增长率ERt及其一阶差分的平稳性如图3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原序列ERt的ADF检验值都大于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显示序列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序列ΔERt的ADF检验值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为平稳序列。ERt为一阶单整I(1)序列，下面就通过平稳序列ΔERt进行事件估计窗口中度量模型的构建，然后对事件窗口中“没有事件影响”情况下的出口额对数同比增长率E［RRt|It］进行预期度量。#p#分页标题#e#   2.2预期度量模型的构建与结果检验   ARMA类模型是一种精确度较高的时序短期预测方法，其原理简单，应用方便、易于估计。因此实证将根据事件估计窗口时序数据的具体特征建立ARMA类模型作为预期度量模型，用于对没有“汇改事件”影响下出口贸易额的对数同比增长率进行预期度量。   2.2.1模型介绍   ARMA模型有三种基本类型:自回归(AR:Au-to-regressive)模型、移动平均(MA:MovingAverage)模型以及自回归移动平均(ARMA:Auto-regressiveMovingAverage)模型。(i)自回归(AR:Auto-regressive)模型。时间序列Yt是它的前期值和随机项的线性函数，一个p阶自回归模型AR(p)的表达式为:Yt=c+φ1Yt－1+φ2Yt－2+…+φpYt－p+εt(3)实参数φ1，φ2…，φp称为自回归系数，是模型的待估参数。随机项εt是相互独立的白噪声序列，为E(εt)=0，Var(εt)=σ2的正态分布。随机项εt与滞后变量Yt－1，Yt－2，…Yt－p不相关。记Bk为k步滞后算子，即BkYt=Yt－k，则式(3)模型可表示为:Yt=φ1BYt+φ2B2Yt+…+φpBpYt+εt(4)令φ(B)=1－φ1B－φ2B2－…－φpBp，式(3)模型可简化为:φ(B)Yt=εt(5)AR(p)平稳性条件为特征方程φ(B)=1－φ1B－φ2B2－…－φpBp=0的根均在单位圆外，根倒数全在单位圆内。(ii)移动平均(MA:MovingAverage)模型。时间序列Yt是它的当期和前期随机误差项的线性函数，一个q阶移动平均模型MA(q)表达式为:Yt=μ+εt+θ1εt－1+θ2εt－2+…+θqεt－q(6)实参数θ1，θ2，…，θq为移动平均系数，是模型的待估参数。引入滞后算子，并令θ(B)=1－θ1B－θ2B2－…－θqBq，则上述模型可简化为:Yt=θ(B)εt(7)(iii)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MA(p，q)。时间序列Yt是它的当期和前期随机误差项以及前期值的线性函数，即自回归移动平均过程ARMA(p，q)是由移动平均MA模型和自回归模型AR组合而成的，ARMA(p，q)表达式为:Yt=c+φ1Yt－1+φ2Yt－2+…+φpYt－p+εt+θ1εt－1+…+θqεt－q(8)实参数φ1，φ2…，φp为自回归系数，θ1，θ2…θq为移动平均系数，都是模型的待估参数。引入滞后算子上述模型简化为:φ(B)Yt=θ(B)εt(9)ARMA(p，q)过程的平稳性完全取决于回归参数(φ1，φ2，…，φp)，而与移动平均参数无关。即ARMA(p，q)过程的平稳性条件为特征方程φ(B)=1－φ1B－φ2B2－…－φpBp=0的根均在单位圆外，根倒数全在单位圆内。上述AR(p)序列的偏自相关函数(PACF)是p阶截尾的，自相关函数(ACF)呈指数或者正弦波衰减;而MA(q)序列刚好相反，ACF是q阶截尾的，PACF呈指数或者正弦波衰减;ARMA(p，q)的PACF和ACF均是拖尾的。因此PACF和ACF是识别ARMA类模型及其定阶的主要工具。   2.2.2模型识别、参数估计及检验   由图4中ΔERt序列的AC—PAC分析图可以看出，ΔERt序列的样本自相关系数(AC)和偏自相关系数(PAC)都表现为拖尾性，因此选用ARMA类模型拟合ΔERt序列;又AC在lag=1、7、11、12都明显不为0，PAC在lag=1，2，3，6，9，11时都明显不为0，因此需要利用Eviews5.0统计计量软件对所有可能滞后期的ARMA(p，q)模型进行多次试验拟合，最后以AIC、CS最小准则和模型参数通过显著性t检验为选择依据，筛选得到最优模型的参数估计及相关检验参考值如表2。由表2各估计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同时拟合模型的判定系数R2=0.712907较大，AIC=－3.156843、CS=－2.937862，得到最小，DW=2.231502，特征方程根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拟合最后，应该对拟合模型的适合性进行进一步检验，即对模型的残差序列εt进行白噪声检验，若残差序列不是白噪声序列，则意味着残差中还存在有用信息没有被提取，需要进一步改进模型。常用的检验方法为Ljung-Box-Q统计量的χ2检验［12］。图5中最后两列用于χ2检验，包括Q统计量和检验的相伴概率。该残差序列样本量n为55不是很大，最大滞后期m可以取［n/4］即14，从图中k=14一行找到检验统计量Q的值为6.4377，从Prob列读出相应的拒绝原假设所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为0.598，所以不能拒绝残差序列εt是白噪声序列的零假设，检验通过。   2.2.3异常增长率检验与实证结果   经过对度量模型类别的识别、定阶、参数估计和模型检验，获得较大满意的序列模型后，就可以对2005年8月至2008年7月事件窗区间中假定不受“汇改事件”影响的正常预期增长率序列E［RRt|It］进行预测度量，进而可以和实际增长率序列RRt进行比较，最后得到因为“汇改事件”的发生而影响的异常增长率序列ART．根据式(1)，定义异常增长率序列ARt=E［RRt|It］－RRt。通过Eviews5.0计量软件可以预测得到2005年8月至2008年7月事件窗区间内的正常预期增长率序列E［RRt|It］，图6为正常预期增长率序列E［RRt|It］和实际增长率序列走势变化图。由图6可以直观地看出，没有“汇改事件”也就是说不考虑此事件影响下的我国对外贸易出口增长率序列的正常预期值大多位于实际出口增长率的上方且垂直间距逐渐增大。前面已经说过二者之间有差距，还并不能说明“汇改事件”对我国出口贸易有影响效应，因为二者间可能存在现实环境下各种各样的随机扰动影响及实证研究操作误差。还须进一步对ARt序列是否为随机扰动的白噪声进行检验，如果为白噪声序列则说明在研究期间内“汇改事件”对我国出口贸易没有影响，反之若检验不通过，则说明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图7是对异常增长率ARt序列进行白噪声的χ2检验结果图，由图可以看出，所有检验的相伴概率与0无异，检验不通过，即可以认为异常增长率ARt序列不是随机扰动的白噪声序列。由此说明此次“汇制改革”确实对我国外贸的出口贸易产生影响。根据图6，出口增长率序列的正常预期值大多位于实际出口增长率的上方，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有增大的趋势，说明这个影响为负向影响即有抑制出口贸易的效应，且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有逐渐增大的趋势。但从图中也可以看出二者间的垂直差距不是太过大，通过计算ARt的均值仅为0.022370，同时说明了这种抑制负效应在短期内还不是很强烈。#p#分页标题#e#   3结论分析与政策建议   本论文基于事件研究方法，将“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作为特定的经济事件，通过构建恰当的预期统计计量模型，进而检验外贸出口异常增长率的显著性，就“汇改事件”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汇制改革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有抑制约束效应，且随着升值幅度的加大和时间的推移，有逐渐增大的抑制约束趋向，不过这种抑制负效应不是很强烈。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美元的升值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有抑制约束效应，根据相关经济学理论不难理解。人民币升值必将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直接削弱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影响相对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大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从而从整体上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尤其是对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企业造成较大的冲击。同时，由于对人民币升值速度和幅度缺乏判断依据，加大了出口产品定价难度，为出口企业带来汇率风险，因而也会影响出口企业的出口积极性。随着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和升值区间的加大，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外币会进一步抬高，价格优势进一步地削弱，波动区间加大伴随的外汇风险也进一步地增强，无疑这种抑制约束效应也将不断增大。   至于短期内影响不是很强烈，一方面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是外贸主导型，内需不旺，我国过剩的产品对国际市场形成很强的依赖性，即使人民币升值，企业也难以通过提价将升值效应转移给国外进口商，只能牺牲利润换取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与我国出口贸易方式的特殊性有关，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一半以上的比重，人民币升值又使得进口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成本降低，因此出口额不一定会减少。   鉴于以上研究结论与分析，为了应对新汇制下人民币升值波动给我国外贸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应该加快外贸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且继续深化改革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的汇率机制。最主要的，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企业要加快转变生产方式和经营机制。一方面可从目前的产品入手，通过技术革新，减少能耗、降级成本，以保持既有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要把更多精力放在研发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上，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创造品牌效应，调整结构，优化配置，从而得到改变出口结构，提高出口效益。做到把依赖增加数量和依靠价格竞争的出口模式转移到主要依靠提高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和经济效益的模式上来。同时，也可以利用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有利的机会，引进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开拓出口品牌，以提升出口竞争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在以后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其它国际贸易活动与金融实务中赢得更多的合理性与更大的主动权。

1差异化科研管理模式的构建思想

完善的科研管理模式主要分为科研工作的组织培训和科研奖励两部分内容，表面上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实际上却是有机的一体，前者是医护人员获得物质或精神奖励的基本条件，后者为医护人员从事科研工作提供了动力。由于医疗机构的工作强度大等原因，医院往往忽视了科研工作的组织培训，使医院各个科室普遍缺乏良好的科研氛围，不利于医护人员科研能力的提高。在科研奖励方面，一般医院尤其是大型医院虽已制订了较为系统的科研奖励方法，如工作人员的论文若被SCI、EI、核心期刊等收录，分别给予不等的经济奖励等，但其中的致命缺陷为科研奖励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如以发表SCI收录的论文为例，少数博士学历或主任医师职称的高级人才，经过努力可能会成功发表，但对于更多的医护人员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更多的人来说形同虚设，显然医院的科研奖励工作并没有起到激励的作用。差异化科研管理模式首先将科研工作的组织培训作为主要内容之一，对医院科研管理工作加以完善。并根据医护人员的能力，在科研工作组织培训和科研奖励两方面均采取差异化的管理方法，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医院原科研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2差异化科研管理模式的构建过程

2.1医护人员的分级分组

2.1.1医护人员分级

医护人员的职称和学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科研能力，因此医院可根据医院人才队伍的建设情况，确定选用哪一种方式来分级。如某医院处于高速发展期，近年来聘请了大量的医护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可按学历进行分级，即分为博士、硕士、学士和学士以下4个级别；若医院处于稳定期，则可通过职称进行分级，即分为高级、中级、初级3个级别。以此作为科研工作组织培训和科研奖励的基础。

2.1.2医护人员的分组

摘要：提高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有助于培养能满足中国外贸转型升级需求的外贸人才。因此，分析国贸本科毕业论文常见的质量问题，探讨造成这些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并提出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四条建议。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国际贸易；质量问题；原因分析；对策

在国内商务成本上升和国际需求不旺的双重制约下，中国外贸正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挑战，亟待转型升级。外贸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质量迫在眉睫。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是国贸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之一，它对于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独立思考品质，以及增强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有关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质量下滑乃至沦为“鸡肋”的论调甚嚣尘上，一些失望之极的教师甚至建议取消毕业论文。本文认为，取消本科毕业论文会导致本科生失去培养自身能力的宝贵机会，恐为不妥；我们应该着眼于改进本科毕业论文工作，以使其达到提升学生素质的预期目标。本文拟阐述国贸本科毕业论文常见的质量问题并分析造成这些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提高论文质量的解决方案。

一、常见的质量问题

1.选题不当。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刘国华和张伟东，2014；田洪和陈绍友，2014）。选题直接决定了论文的价值和写作效率。选题的本质是提出有价值的、有趣的研究问题。然而，不少学生因为忽视论文选题的重要性或者是因为缺乏“问题意识”（张煜，2011）而出现盲目确定题目的现象。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选题陈旧。全球经贸环境日新月异，国内政策导向也时有调整，这为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许多鲜活的话题。但是，一些学生对经贸实践的最新变化知之甚少，以至于他们选题时高度依赖教科书，选择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譬如绿色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等。我们认为，除非有新的切入点、新的研究方法或者他人未能提供的富有启示意义的经验证据，这类陈旧的课题都不应作为选题对象。这是因为陈旧的话题不仅无法引起教师甚至学生本人的兴趣，而且容易使得写作陷入低水平重复、缺乏研究价值的困境之中。第二，选题过大。有些学生的选题过于宽泛，涵盖面过广。他们误认为选题越大，写作难度就越低，而且论文越有价值，殊不知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例如，有学生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问题研究”为题。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宏观政策、进入模式和风险控制等多项课题，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在一篇本科毕业论文中把这个宏大的议题讲清楚的。第三，选题过难。部分学生在选题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理论功底和对研究方法掌握程度，一味地去选择吸引眼球但很难写的问题去研究。譬如，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单向升值，在这种情况下各界都非常关注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于是，一些学生在毕业论文中就专门研究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这个话题虽然有重大意义，但它显然超出了本科生的写作能力。第四，选题偏离专业领域。少数同学出于个人兴趣的考虑去研究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从而脱离了专业培养目标。2.论证不充分。论证是用论据证明论点的方法和过程。论证的展开就是显示作者的思路有无逻辑性的过程。学生们在论证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第一，一些关键论点缺乏来自文献或数据或案例的有力支撑，表现为：论据与论点无关或相关性不强、堆砌资料、数据陈旧、论据本身不可靠。第二，违反形式逻辑，表现为分类错误、层次不清、结构紊乱等问题。3.不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本科毕业论文虽不要求公开发表，但它作为学术成果必须满足学术规范的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在学术规范方面的常见问题包括：第一，论文写作东拼西凑，大段复制粘贴他人论文（王丽娟，2010），导致重复率过高甚至涉嫌抄袭。第二，引用不规范，突出体现为照搬他人观点而不做必要的说明。

二、导致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析

1.学生角度。学生是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当然主体（田洪和陈绍友，2014）。学生写作态度不端正、科研素养及写作能力欠缺是导致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欠佳的直接原因。首先，思想上不够重视。在现行体制下，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高低对学生就业、攻读研究生均无影响（逄玉媚，2009），甚至也不影响学生毕业。鉴于此，很多学生不愿意在本科论文的写作上投入足够的精力，敷衍和拖沓现象屡见不鲜。其次，学生普遍缺乏“问题意识”。他们习惯了“填鸭式”教学，倾向于接受知识的灌输而缺乏探索意识。在选题过程中，有些学生确定的选题毫无新意，有些学生只是被动地等待教师提供的议题，还有些学生在几乎不经思考的情况下向教师报送若干选题让教师做“选择题”。最后，科研基本素质不过关。我国高等教育在形式上已经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柯颖，2008），这导致不少原本不符合相应升学资格的学生被高校录取，客观上降低了生源质量。不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存在欠缺，并且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计量经济学知识，这导致他们在论文写作时往往是有心无力。2.教师角度。由于本科生都是第一次写毕业论文，他们对论文写作流程、技巧及注意事项知之甚少，所以他们离不开教师的悉心指导，故而教师构成本科毕业论文的“应然主体”（田洪和陈绍友，2014）。但是，指导教师的主体地位常常未能有效发挥，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其一，师资匮乏（乔军和孟庆玲，2011）。在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全国各高校纷纷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目前设有该专业的高校已有600所左右。扩招导致教师所指导的学生人数增加了，某些学校的教师每年人均指导学生数多达20—30人。并且，教师还承担着其他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艰巨的科研任务，这使得他们难以抽出精力对本科生进行深入、有很强针对性的指导。其二，少数指导教师责任心不强（邵维加和黄建荣，2010）。有些教师没有充分认识到本科毕业论文对学生培养能力的重要意义（王保国，2013），不能在选题到论文答辩的各个环节中对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其三，极少数教师存在能力不足问题。有些教师学历和职称偏低且长期不从事科研工作，因此他们不仅缺乏选题的方向感，而且没有必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储备。在这种情况下，要学生写出高质量论文也就如天方夜谭。3.教学管理角度。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是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的重要保障（王保国，2013），然而大多数学校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教学管理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一是对本科生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亟待完善。优秀本科论文的作者得不到充分的物质和精神激励，而论文写得不好的学生也不会受到诸如延期毕业之类的惩罚。二是针对教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教师所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质量、在指导过程中能否尽职尽责，这些因素都影响不到学校对教师的评价，更不会影响到教师的物质报酬。三是部分院校过于强调过程控制。它们引入了本科毕业论文管理平台系统，对论文写作的每个环节都机械地设置时间节点。这种做法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前提，即假定论文构思和写作可以像产品生产过程一样精确地控制时间和流程；并且这种做法忽视了教师和学生灵活安排时间的实际需要。因此，它不仅损害了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而且导致论文写作方式的僵化。

2020年2月，国家科技部发出了《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以下简称《若干措施》)的通知［1］，这一系列措施是中央“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精神的延续，是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制体系在我国科研领域和科技期刊行业中运用的进一步举措。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研工作的投入逐年加大，各种利益集团的触角已逐步深入到国内相关科研机构和论文出版单位，一方面国内的科研成果大量外流到国外期刊上发表，另一方面国内科技出版行业也存在着伪劣论文和伪劣期刊，从而挤占了中国科技成果和中文科技的空间，长此以往，不利于国内科研环境的良性发展、不利于中文科技成果的与交流。笔者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掠夺性期刊(predatoryjournals)的研究，并结合国内期刊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科技期刊中普遍存在的掠夺性现象。

1掠夺性期刊与期刊的掠夺性现象

掠夺性期刊是一个外来词，一般认为是2010年由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图书馆员JeffreyBeall最先提出的。“掠夺”或者欺骗的对象应该是诚实的研究人员。围绕掠夺性期刊的定义，还包括劫持性期刊和欺诈性期刊等，英文原词包括HijackedJournals、DeceptiveJournals、FraudulentJournals［2］;特征包括:假冒(完全不存在)、劫持(仿造正规期刊)、伪装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同行评议、编委会等等)、诈骗(收钱但不)［3］。Beall很早就针对这些期刊专门整理了掠夺性期刊列表。但因争议太大，这个期刊列表并未公开存在太长时间。除了互联网带来的假冒期刊比较好认定以外，国外学者面对新的开放存取(openaccess，OA)出版带来的版面费问题也显得不太适应。如果收费高一点，论文质量差一点，很容易就被认为是掠夺性期刊。所以更多研究者关注的是低质量、高收费这种类型的掠夺性期刊。Sharma等［4］将掠夺性期刊定义为OA期刊通过论文处理费(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形式在经济上掠夺没有经验的研究者。从本质上看，诚实的科研工作者是这些出版行为的被掠夺者或受害者。掠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包括对科研成果的侵占。Ojala等［3］引述了ScholarlyKitchen博客中的评论，也许有助于我们对科研论文这一“食物链”的理解:“主流期刊是位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而掠夺性期刊是寄生虫或者腐食动物，它们吞噬了剩下的部分。”对于大多数传统的中文科技期刊，如不能在期刊国际化和网络化竞争中寻求改变，最终将可能成为这种期刊掠夺行为的受害者。众多的国内科技期刊，无论是否OA，无论期刊水平如何，收取版面费都是普遍现象;既存在低水平期刊尽量多发论文，并通过版面费盈利的问题，还存在中介赚取高额费的现象［5］。由此可见，国内期刊界早已存在着自身的掠夺现象。这些掠夺性期刊或者利益集团，不仅吞噬着剩下的科研资源，而且通过制造更多的无意义论文，占用国内期刊出版资源。笔者认为，无论是新近期刊网络化出版和新的OA出版模式带来的冲击，还是存在已久的滥收版面费和论文中介问题，均可以放在一起，作为期刊掠夺性现象进行探讨。

2国内外认定期刊掠夺性现象的差异

掠夺性期刊的研究起源于国外，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较国外明显偏少［2］。国内外关注这一现象的研究者均包括编辑出版人员、图书情报人员和研究出版的学者3类人群。如前所述，国外主流的研究方向目前集中在新近出现的OA出版模式带来的掠夺性出版行为，而脱离了最初强调的劫持性和欺诈性等不合法形式。掠夺性期刊既然称之为掠夺者，英文上有捕食者的含义，那么这些期刊必然是经济上或出版资源上的强势者。然而被掠夺者是否是“诚实的作者”，是否通过缴纳高额版面费(或APC)主动被“掠夺”了?可能情况并非如此，作者可能并不认可自己“被掠夺”了，因为多数情况下高额版面费并非由个人承担，掠夺行为多数会转嫁到政府和公众头上。国内的学者更关注的是国外OA期刊借助高额版面费对国内科研成果和科研经费的掠夺。据江晓原等［6］的调查，仅仅是APC，2017年《肿瘤生物学》期刊从中国作者中收取了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并保守估计SCI收录的OA期刊收取中国作者的费用合计超过7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其他论文或者科研服务等第三方机构的费用。然而，即使国内学者付出了这么多的版面费，也不能够认定OA期刊就是掠夺性期刊。作为一种新兴的出版模式，OA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版面费，而是为了提供更开放的学术交流。为了OA而收取版面费是合理的，假借OA之名来赚取版面费是掠夺行为。表1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定义的掠夺性期刊与OA期刊(尤其是载文量很大的巨型OA期刊)的区别，但实际区分起来有一定困难。总体来说，国内期刊的版面费(或APC)普遍较低，而部分高水平国内期刊已经施行OA，很多也借助了国际通用的检索平台甚至出版平台，与这些国际巨型OA期刊发表的论文一样，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完全没有必要被“掠夺”一次。可喜的是，新的破除“唯论文”措施，将一部分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视作“高水平论文”评定，并将单篇论文2万元发表费作为审核标准，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国外OA期刊中存在的掠夺行为。

3期刊掠夺性在国内的表现形式

3．1劫持性期刊和欺诈性期刊

一、两岸文化产业政策概况   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强调创意，大陆的“文化产业”强调内容。虽然概念不同、内涵上也有所不同，但两岸的产业范畴划分，在整体上还是较为接近的。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两岸文化产业都形成了一定规模，并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这与双方在各个时期采取的文化产业政策密不可分。   1、概念界定   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被定义为：那些来自于创意与文化积累，透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运用，有潜力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并促进整体生活环境提升的活动。［1］大陆将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2］台湾使用的概念是“文化创意产业”，强调创意，注重产权，而大陆采用的概念是“文化产业”，侧重于内容的产业化。此外，两岸也都强调了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台湾考虑其“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的潜力和“促进整体生活环境的提升”的能力，而大陆则指出了文化产业的文化软实力作用及对社会经济的整体影响。   2、产业范畴   文化（创意）产业具体涵括的产业范畴在台湾和大陆有所不同。按2010年出台的《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最新界定，文化创意产业共分为16个产业类型，具体是：视觉艺术、音乐及表演艺术、文化资产应用及展演设施、工艺、电影、电视广播、出版、广告、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设计品牌时尚、建筑设计、数位内容、创意生活、流行音乐及文化内容、其他经主管机关指定之产业。［3］台湾文创产业范畴的界定除有四个类别与设计相关较为突出外，创意生活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独立门类出现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大陆文化产业的范围，2004年国家统计局划分为：核心层（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外围层（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其他文化服务）和相关层（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国务院2009年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九个重点方向：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动漫和数字内容。这个变化将新闻服务和文化用品的生产和销售淡化了。   3、行业比较与发展状况   在实际产业发展中，台湾的影视、音乐、设计、创意生活和数字内容等行业类别发展较为成熟，占有较大比重；而在大陆文化产业中，传媒和数字内容则占有重要与核心的地位。从经济增长数据上看，2002年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营业额为4,353亿元，2007年为6,329亿元，增加1,976亿元，2002至2007年年平均成长率为7.78%，比台湾同期GDP年平均成长率高出3.7%。在增加值方面，2002年台湾文化创意产业附加价值为2,311亿元，2007年为3,354亿元，增加1,043亿元，2002年至2007年的年平均成长率为7.73%。［4］大陆方面，2004年至2008年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了22%，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3.6个百分点。2009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为8400亿元左右，比2008年增长10％，快于同期GDP的现价增长速度3.2个百分点。［5］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了一万亿元人民币。在就业人员方面，台湾文化创意产业2002年解决就业人口16.24万人，2007年为21.16万人，增加4.92万人，2002至2007年年平均成长率为5.43%。［6］截至2008年底，大陆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达到1182万人，占全国从业人员的1.53%，占城镇从业人员的3.91%。［7］   4、两岸文化产业政策演进   早在1995年，台湾“文建会”就在“文化产业研讨会”中提出，将“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作为“社区总体营造”的核心概念之一，不过，当时的“文化产业”还属于传统的初级产业思维。此后，在2002年《挑战2008—台湾发展重点计划》的6年规划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被纳入其中，主要内容为：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制，设置文化创意产业资源中心，发展艺术产业，发展重点媒体文化产业，台湾设计产业起飞。由台湾地区“行政院”召集“经济部”、“文建会”、“教育部”与“经建会”共同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统筹相关工作。在此基础上，2009年进一步提出了《创意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案行动计划（2009-2013）》。2010年，台湾正式颁布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从法律层面为文化产业创造了更加公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和竞争平台。近十多年来，大陆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引导文化产业。1998年文化部设立了文化产业司；2001年，“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将文化产业确定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2006年，国家了《“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十一五”时期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规划；2009年，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了大陆发展文化产业的总体思路、原则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2011年，大陆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此外，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下，各省市地方也陆续推出了各自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进一步将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推向高潮。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各种综合性政策、知识产权政策、人才培养政策、投融资政策、财政税收政策陆续出台，以期从多方面、多层次推动文化产业不断发展。   二、两岸文化产业政策的共性与差异   由于政治环境和各自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两岸的文化产业政策在共性中存在着差异。一方面，稳定、连续、灵活、全方位、多层次是两岸政策的共同特点；另一方面，二者在完整性、地域性、政策原则、管理机制上，存在着明显差别。#p#分页标题#e#   1、两岸文化产业政策的共性   两岸文化产业政策的共性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产业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突出。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政策制定来看，大陆和台湾战略都比较具体，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大陆文化产业战略步伐明显加快，战略目标连续性更强。在政策内容上，大陆与台湾都重视重点文化产业的发展、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的带动作用和“走出去”战略。另一方面，大陆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具有紧迫感和跨越性，但规范性和完整性略显不足，在发展战略的阶段性和与百姓生活的切合度上与台湾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与大陆文化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关系密切。   （2）为产业发展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作为新兴产业，两岸为文化产业提供的政策支持是全面的。以大陆为例，从2001年起政府出台的政策中，既有综合性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也有仅涉及某个方面的《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以及支持某个具体行业的《关于扶持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等。台湾方面政策扶持的多面向可从2010年“文建会”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第二期（97-102年）第二次修正计划》的关联图中窥见一斑（图1）。该计划既考虑到了产业环境，也设计了旗舰计划；从资金、人才到研发、流通，政策措施全面细致（见图1）。   （3）政策处于持续的动态变化之中，灵活性强。到目前为止，两岸的文化产业政策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从框定产业概念到调整产业结构，再到纵深发展、法制规范市场活动的发展过程。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各有差异，再加上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域文化有差异、产业构成复杂多样等因素，政策语境较为复杂。在文化产业发展初期，政策焦点在概念层面，主要任务是理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文化产业“讲一个好故事”。大陆方面，1998年文化部文化产业司的成立，2002年十六大报告对发展文化产业的明确支持，台湾方面，2002年台湾“文建会”的《文化创意产业概况分析调查》，大体处于这个阶段。经历了初期的酝酿徘徊，两岸政策进一步关注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和产业实力的发展壮大。这个阶段代表性的是，2006年大陆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2年台湾地区了《挑战2008：台湾发展重点计划-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2009年，大陆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0年，台湾颁布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这标志着两岸的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了纵深发展、法制规范的阶段。当然，在法制环境建设方面，大陆与台湾还存在一定差距，亟待完善。上述政策的阶段性变化，一方面体现出了两岸政策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产业政策所处环境的复杂多变。   2、两岸文化产业政策的差异   由于政治体制、发展理念、产业化程度等方面的不同，两岸的文化产业政策也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1）台湾文化产业政策起步早于大陆，完整性较强，大陆政策的地域性特征明显。从上面的介绍和论述中可以发现，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起步要略早于大陆，其整体发展阶段较大陆超前。此外，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规划也更为深入全面。大陆的文化产业政策尚停留在产业目标、发展方向、战略部署阶段。对如何现实地实现某个目标，还缺少具体的操作性策略。相比之下，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规划则更为规范、详尽、可操作。以大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为例，文本大部分则是在讨论文化产业的目标和任务，措施部分提纲挈领；而台湾的发展计划从一开始就较为详尽，涉及各个行业、各个层面，操作性强。大陆的优势在于除了国家层面的规划外，各省市，如河北省、辽宁省、天津市、深圳市等都依据自身情况，出台了各自的振兴规划，补充了国家层面规划的操作性内容。   （2）台湾奉行低度管理、高度辅导原则，大陆采取政府主导原则。从两岸政策文本中不难发现，台湾的政策更倾向于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各类辅助支持。如2010年二次修正计划中提出的研发与辅导计划、人才培养计划、资金补助、市场拓展等，每个计划中都强调政策的辅助功能。2010年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更明确提出“低度管理、高度辅助”的立法原则。从宏观角度看，这一原则与马英九政府倡导的开放、松绑政策是协调一致的。相比台湾，大陆更强调政府的主导功能。大陆现实的发展情况，决定了文化产业要走“政府主导、专家论证、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发展之路。从文化产业在大陆出现之初，政府就在其中起到了极为核心的作用，并一直是推动大陆文化产业不断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主管机构相对集中，大陆政策体系有赖于多部门、以及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的协调建构。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主管部门有四个，部门相对集中，分工较为明确（图2）。相比之下，大陆的文化产业政策则由多个部门分头负责，管理相对分散，需要各部门彼此协调。另一方面，由于大陆地域广阔，各地区情况不同，发展程度各有差异，因此，除了全国性文化产业政策，各省市地区也会逐层出台各自的发展规划、支持政策，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共同建构着文化产业的政策体系。   三、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两个动向   2010年，台湾地区政府提出“黄金十年”发展远景，希望“以文化来发扬台湾的优势”。同年，包含四章三十条内容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三读通过，正式实施。近年来，台湾地区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创新，其中，有两个动向值得关注。   1、政府民间结合，资金投入加大。   2009年5月14日台湾“行政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案》出炉，拟从2009年至2013年以280亿元新台币（下同），投入六大旗舰计划和文创环境整备工作。同时，从台湾发展基金提拨新台币200亿元成立创投基金，其中100亿元由“文建会”直接投资文创产业，以持股不超过49%为限；另外100亿元投入则与民间资金进行相对投资。2010年台湾订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案》，编列新台币262亿元推动各项文创产业。由于2008年马英九当选时提出未来四年逐步提高文化预算至政府总预算的4%，如依照2011年总预算达新台币1兆7896亿元计算，2012年文化预算将达到715.84亿元（近151.35亿人民币）。2011年9月14日“文建会”与12家创投公司共同宣布启动“文创投资机制”，预计10年内由政府带头投入新台币60亿元，估算另外从民间引进新台币60亿元资金；由官方结合创投基金的灵活专业投资与经营经验，积极寻找优秀文创目标进行投资。2011年8月投资的第一个指标性个案《赛德克•巴莱》电影，金额达新台币9000万元，主要作用于后期制作及营销费用，补足该片最后资金缺口。该片自9月9日上映后，短短三天半票房收入突破新台币1.5亿元。#p#分页标题#e#   2、市场导向明确，重视大陆客源   台湾文创产业一直以市场需求为发展导向，重视交易会、博览会等营销平台，重视开拓以大陆客源为主的文化消费市场。近年来，两岸文化产业论坛、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会、两岸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等不同类型的合作交流在北京、上海、深圳、厦门和福州等地广泛开展。2011年9月8日至11日在台北举办的台湾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400多家厂商参与，其中包括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厂商，以及香港和大陆的多家厂商。这是台湾第二次举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与2010年第一次相比，2011年度参展作品增加两倍，参展厂商增长大约三成，尤其是大陆厂商的参与，有助于台湾文创产业进入大陆市场。台湾善用中华文化资源，将艺术珍品与生活实用结合，创造出惊人收益。依据台北故宫内部统计资料（请见下图），2010年不包含门票以及餐饮收入，光是旅游纪念品收入即达到新台币647,630,008元（6亿4763万8元，以2011年9月13日汇率人民币：新台币＝1:4.608计算，大约为人民币140,544,706元，即1亿4054万4706元）。如果细算其中由大陆客源所消费金额比重，2010年度大陆观光客占所有外籍参观人数比例为（1164450／1900668）x100%=61.27%（四舍五入至小数点第二位）。由此，大陆客源为台北故宫礼品收益贡献将近新台币3亿9680万2905元（约合人民币8611万1742元），目前大陆观光客可以说是故宫最重要的观光人数与礼品销售收益来源。   四、新形势下发展两岸文创产业的思考   台湾与大陆，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这是维系两岸关系的坚韧纽带，也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基石。面对国际竞争、两岸交流、拓展市场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共同需求，发展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当前应抓住两岸分别提出的“十二五规划”和“黄金十年”的重要历史机遇期，从政策、操作和借鉴三个层面思考新形势下发展两岸文化创意产业路径，进一步扩大合作空间，以文化推动经济，让文化改变生活。   1、政策层面：有限目标、分布实施、行业突破、企业先行   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坚韧的精神纽带，也是两岸政治经济领域合作交流的重要基础。2011年台湾故宫销售量第一的出版物是两岸合璧的《富春山居图》。以传统中华文化为基础的内容产业有着广阔的两岸及国际市场空间，需要两岸整合资源，共同开发和拓展。目前，无论在传统文化产业还是新兴文化产业，两岸交流都非常活跃，空间很大。但由于政策障碍，两岸交流很不平衡。ECFA中涉及了文化产业合作的部分内容，除设计、视听等行业获得政策支持外，其他文化产业领域仍有许多限制。2010年文化部长蔡武访台时正式提出过两岸在经济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签订文化合作协议的设想，2011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先生在与文化部欧阳坚副部长交流时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建议抓住机会，适时推动相关工作，调整两岸文化合作的政策空间，以满足发展需求。考虑到两岸特殊的政治生态，建议在政策层面上为两岸文化产业的发展设定可以量化的有限目标，设计按时间段的分布实施计划，从目前的设计、视听和演出行业逐渐突破到动漫和数字内容等新兴业态，推动由企业出面，按市场规则进入和扩大文化消费市场。   2、操作层面：市场需求、产业基础、政策空间、战略思考   大陆在地文化资源丰富、生产加工能力强、市场空间大；台湾创意产品设计新颖、贴近生活，市场营销较为成功。两岸文创产业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目前双方都有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扩大合作的愿望和需求。台湾方面由于市场空间的限制，进入大陆市场的诉求更为迫切。从操作层面出发，寻找进一步推动双方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的突破点需考虑以下四个要素：一、市场需求旺盛。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考虑投入的同时必须关注产出，这是所有产业的基本特征。有市场需求，才有盈利空间，才能引导资本投入。二、产业基础坚实。既是产业合作，需要双方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里有一定的技术、产权、人才及客户等前期积累及产业基础，才能互补和互动，从增量的角度共同拓展市场空间。三、政策空间允许。目前两岸文化产业的交流与合作还是有不少的政策障碍，在业务范围，人员往来、资本构成等许多层面政策障碍的解决还有待时日。目前可以考虑先从现有的政策空间中拓展，比如在ECFA中已经达成协议的领域。四、战略思考可行。前三点是双方的共同利益点。当然，两岸的文化产业合作不仅仅是产业和经济问题，还需要双方的决策和行业管理机构从两岸整体战略的角度思考合作的意义和出发点。   3、借鉴层面：完善法制、搭建平台、淡化边界、关注民生   台湾于2010年推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其实施细则，将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目标、范围、发展思路、执行主体、相关责任、保障措施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推动有重大意义。台湾除了“文建会”和各县市文化局作为政府的行业管理部门推动文创产业发展外，行业协会、文化基金会等民间团体各自以独立的法人身份，努力代表企业利益，在政策诉求和市场拓展两方面搭建各类服务平台，推动文创产业发展。台湾文化类基金会数量多、影响大，代表性的有“台湾文化艺术基金会”、“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奇美文化基金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等。台湾文化、出版、广电行业的融合交互已成常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没有清晰边界，基本上是相对独立、相互依存、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转化。博物馆、公园、文化遗址等公益性文化机构在完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都在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开拓文化市场。台湾将源自创意或文化积累，以创新的经营方式提供食、衣、住、行、育、乐各领域有用的商品或服务定义为创意生活，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类别加以支持，把创意产业的发展与老百姓的幸福感直接联系。台湾方面的这些做法值得大陆的相关决策机构和行业管理部门借鉴。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两岸文化产业的合作有着很好的基础与发展空间。目前两岸可以在“政府推动、协会搭台、专家论证、企业运作”的成功模式基础上，从战略布局的高度调整相关政策，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要素，以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胸怀，推动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造福同胞、造福社会。#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