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范例

【摘要】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全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正在逐步提高，我国也不例外。自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国策以后，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使得我国迅速的进入了典型的老龄化社会。本文正是通过阐述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经济变化趋势，从某些角度对于两者的关系作出探讨。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现状；探究

1前言

提及典型的老龄化国家，我国当仁不让的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自上世纪后期就已经早早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老龄化现状已经慢慢成为了我国的一个重要标签；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老年人的人口比重也是十分庞大的。对于我国拥有着近40年的老龄化期，有些观点指出：这种现象不利于我国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可能还起到一些反作用力。然而，借用一下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实例来阐述不一样的观点。据该国国家科学院的调查研究结果可知，尽管美国也是出于老龄化现状之下，但老龄化现象并不会影响甚至干扰到美国经济的飞升。意外的是，人口老龄化不但不产生阻碍作用，其还会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激活相应的消费市场；进一步说，老龄化还使得有关私人财富得到长时间的有效积累。不可避免的是，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到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与相关的创新能力。但是，这些消极因素远小于积极因素，所以总体上，老龄化现状并为对美国社会的发展起到较大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老龄化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之深[1]。从联合国人口署所公布的相关数据可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世界各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都将有或多或少的加深趋势。有关专家预测2015至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的全球平均水平将大幅提高约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又将世界上又将产生一大批待赡养的老年人。具体到我国而言，目前我国的老年抚养比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这意味着我国的老龄化程度正处于较为均衡的状态。但是从我国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又可得知，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大幅度的被推动，均衡中又有着加剧的趋势。根据联合国专家预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占比将于2030年达到近24%，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占比为16.2%。这个两个数据指标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基于这样一种社会大环境下，人口老龄已经逐渐成为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素之一，并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下面，本文将通过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劳动供给、社会资本的形成以及社会经济主体的储蓄等主要方面产生的相关长期、持续的影响，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2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劳动供给的影响

在开始探究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劳动供给之前，首先要引入一个全新的概念，即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其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较大，从而使得该国的抚养率较低，最终为该国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口条件基础。而人口老龄化现状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结果就是社会劳动力的供给量大幅降低，并且现存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也趋于老化、弱化。作为目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之一，人口的相关特征牵动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纵观那些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它们在人口比例上都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人口结构较为年轻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社会生产力强。这些使得发达国家的人口质量较高，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也就是前文中所提到的人口红利[2]。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劳动力总是被标以“廉价劳动力”的称号。这样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发展初期的劳动力基础是十分良好的，人口红利效应较大。这些均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贡献出了相应的力量。然而，老龄化现状的出现以及加深使得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改变，进一步影响了我国人口红利的大小，甚至有了逐渐消失的趋势。老年人口结构比例不断增长，使得有效劳动力在不断减少，劳动力供给水平也在进一步下跌，劳动生产率水平也有所降低。而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可知，劳动生产率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即一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将通过增加产出水平等一系列的作用机制使得该国的经济水平整体上升。

3人口老龄化对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

经济增长长期看供给，潜在经济增长率由供给要素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所决定。供给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人口是重要的供给要素，自2012年以来，江苏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比重持续下降。若发生趋势性变化，将影响江苏经济未来走势，导致江苏潜在经济增长率进一步降低，进而引起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人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人普”）数据，江苏人口增量608.8万人，位居全国第三，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江苏人口形势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人口吸引力相对较弱。与浙粤相比，江苏人口增量和增速存在较大差距。二是人口结构老化。江苏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浙江和广东不减反增。江苏应通过优化环境，吸引外来人口，以在短期内增加人口规模、改善人口结构，并通过深度开发人力资本，有效减缓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速度。

一、“七人普”数据显示：江苏人口要素面临新的挑战

江苏人口吸引力相对较弱。从省级人口增长看，2020年江苏常住人口8474.8万人，与“六人普”相比，常住人口增加608.8万人，年均增长0.75%；同期浙江人口增加1014.1万人，年均增长1.72%，高于江苏0.97个百分点；广东人口增加2170.9万人，年均增长1.91%，高于江苏1.16个百分点（见表1）。江苏全省人口增量不及深圳一市人口增量（713.7万人）。从主要城市人口增长看，分别选取三省人口增量排前五的城市，并按人口增量由大到小排序：苏州（228.2万人）位列第5，与前三名的深圳（713.7万人）、广州（597.6万人）、杭州（323.3万人）存在差距，甚至不及佛山（230.5万人）；南京（131.0万人）位列第10，落后于东莞（224.6万人）、宁波（180.1万人）、金华（169.0万人）和惠州（144.6万人）；无锡（109.0万人）、常州（68.6万人）、徐州（50.3万人）各居第11、13和15位（见图1）。同在长三角地区，江苏城市对人口集聚效应弱于浙江。一方面，人口正增长城市数量少于浙江。10年间，江苏10个地市人口实现正增长，3个地市人口负增长，盐城、淮安和泰州的常住人口分别减少55.1万人、24.4万人、10.6万人；同期浙江11个地市全部实现人口正增长。另一方面，核心城市人口增量小于浙江。江苏和浙江各有3个地市人口增量超百万，杭州以增加323.3万人领先，苏州以增加228.2万人紧随其后；南京增加131.0万人，无锡增加109.0万人，与宁波（180.1万人）存在差距，甚至不及金华（169.0万人）。作为浙江的核心城市，杭州和宁波吸引外来人口规模在“十三五”期间突飞猛进，杭州2019年人口增量高达55.4万人，超越深圳位居全国第一，同年宁波人口增量达到34.0万人（见图2）。江苏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从年龄人口看，10年间，江苏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50.0万人，浙江、广东却呈增长态势，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增加413.6万人、1014.9万人。10年来，浙江和广东的人口变动量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而江苏人口变动量以老年人口为主，老年人口增加593.1万人。2020年江苏劳动年龄人口5334.9万人，比重63.0%；浙江劳动年龄人口虽比江苏少953.3万人，但比重高出4.9个百分点；广东比江苏多3334.8万人，且比重高出5.9个百分点（见表2）。从老龄化水平看，2020年江苏人口老龄化水平21.8%，在31个省市区中排第6。浙江人口老龄化水平18.7%，在全国排第18。广东未来的发展优势凸显，是“人口吸引力最强”与“中国最年轻”的东部大省。2020年广东人口老龄化水平仅12.4%，低于全国6.4个百分点，在全国排第28，仅高于青海、新疆和西藏。从人口抚养比看，2020年江苏传统人口红利衰减，进入人口负担期，人口抚养比高达58.9%，分别高于浙江和广东11.5个、13.5个百分点，浙粤仍处于人口红利期。10年间，江苏人口抚养比上升18.0个百分点，浙江（上升10.2%）和广东（上升9.1%）的增长速度更慢。由于人口抚养比由0—14岁少儿人口、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两部分构成，前者是对未来生产力的投资，后者主要是消费人口，故需分析人口抚养比结构。江苏老年抚养比在2017年首次超过少儿抚养比，2020年分别为34.7%和24.2%，广东则以少儿抚养比为主，未来仍将成为“人口红利最大赢家”（见图3）。

二、人口形势将带来潜在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风险

人口要素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作用路径。经济增长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一个经济体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取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经济增长所需的所有供给要素被充分利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据生产函数法，潜在经济增长率由供给要素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所决定，供给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如果供给要素发生了趋势性变化，将直接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而在长期使实际经济增长率受到影响。人口要素主要通过三个路径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第一，潜在就业。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减小将导致潜在就业量减少，当其他因素不变时，将引起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另一方面，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函数，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的变化会引起潜在就业的变化，最终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第二，资本存量。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引起储蓄率下降，资本形成率降低，进而导致资本存量下降。第三，人力资本。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是影响人力资本的关键变量。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带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风险。在国家层面，由于人口要素面临趋势性变化，在其他变量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会继续下降，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能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递减程度有所减缓。在省级层面，依靠外来人口流入，提升本省劳动年龄人口供给，从而增加人口规模并改善人口结构。浙江、广东通过外来人口流入，显著改善人口要素，在其他变量未发生显著变化的前提下，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上升，从而减缓了GDP增速过快下降势头。江苏对外来人口吸引不足，1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为负值，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GDP增速下降幅度相对更大。根据“七人普”和“六人普”数据，2020年江苏劳动年龄人口比2010年减少250.0万人，若其他因素不变，根据测算，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导致202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较2010年下降0.6个百分点。改善江苏吸引外来劳动年龄人口状况：一方面，若10年间江苏劳动年龄人口以浙江的增量水平增长，则需从省外多吸引663.6万劳动年龄人口，全省老龄化水平将下降至20.3%（下降1.5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将下降至52.3%（下降6.6个百分点）；由此，在其他供给要素不变的条件下，江苏潜在经济增长率可以较2010年提升1.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若10年间江苏劳动年龄人口以浙江的增速水平增长，则需从省外多吸引832.2万劳动年龄人口，全省老龄化水平将下降至19.9%（下降1.9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将下降至50.9%（下降8.0个百分点）；由此，在其他供给要素不变的条件下，江苏潜在增长率可以较2010年提升1.4个百分点。对“十四五”期间，江苏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初步测算。方案一：如果未来五年劳动年龄人口维持2010—2020年间的年均下降速度，规模将减少120.8万人，2025年将降至5214.1万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预计2025年潜在经济增长率较2020年下降0.3个百分点。方案二：如果未来五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维持不变，2025年为5334.9万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预计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不变。方案三：如果未来五年补齐2010—2020年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量，即规模增加250万人，2025年将升至5584.9万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预计2025年潜在经济增长率较2020年上升0.6个百分点。

三、应对人口变化对江苏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对策

江苏对省际人口的集聚能力，包括“引得来”与“留得下”两方面。从“引得来”分析，产业结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城市能级等是影响省际人口流入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因素。从“留得下”分析，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居住条件、公共服务、户籍可获得性等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本地的重要因素。江苏可以创造更好的环境以吸引更多的省际人口“流入”并且“留下”，发挥人口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推动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以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优质就业机会，找准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与江苏实体经济的结合点，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拓展行业边界以催生新就业岗位。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实现高质量公共服务均衡供给。关注新市民和农业转移人口，更高水平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围绕公共服务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领域，促进教育、医疗、托育、养老等领域提供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的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并顺应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趋势，做大做优健康、养老、文化、旅游和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推进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不断扩大居住证的基本公共服务“含金量”。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支持企业通过提质增效拓展从业人员增收空间。优化分配格局，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及其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完善创新要素参与分配机制，保障知识、技术、数据、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拓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居民要素收入。降低人民居住成本。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南京、苏州可探索闲置的工业、商服用地转化为住宅用地，增加建设用地供应，适度放松容积率管治，在有限的土地上提供更多的住房。土地供应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探索租购同权。落实租房补贴、住房补贴等政策。建设人口友好型城市。南京、苏州优化差别化积分落户制度，放宽落户限制，加快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人群的落户进程。探索在城市群之间建立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累计互认。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区域集聚辐射能力、人口承载能力。推动各地建设人口友好型城市，创建最佳就业创业环境、最优宜居生活环境。注重多渠道多方式宣传，增强城市知名度，发挥中心城市的品牌效应。

摘要：我国面临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严重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供参考，以最大程度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性稳定发展。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劳动力；影响

人口老龄化又称“人口老化”，指的是中老年人口的占比越来越高。由于全球老龄化的发展越来越快，许多国家都面临老龄化社会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对比其他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不仅有普遍性还有特殊性。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出现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且社会保障程度也较低，给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1]。在我国经济不发达的前提下，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不仅改变了人口年龄结构，还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生产率、社会养老保障及人力资源投资等。

1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1.1我国人口老龄化结构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环境也在不断改善，同时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预期的人均寿命。再加上我国实施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导致出现了老龄化问题。根据实际调查了解到，我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占比已经达到7%。2013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占比甚至突破了两位数，非常明显地体现了我国老龄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我国0~14岁的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22.9%开始，一直都是负增长，甚至到2013年，0~14岁的人口占比已经到达最低点，只有16.5%。15~64岁的人口数量即使有所增长，增长的速度也远远没有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快[2]。

1.2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分析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的问题，会给一个国家或地区带来许多方面的影响。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五大基本保险之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本文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分析了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性提出改进措施以期可以对我国养老保险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从而提升对养老保险重要性的认知。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养老保险制度；问题；研究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多方面因素综合使得人均寿命得以延长，我国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会带来许多方面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

一、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持续增加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于人口生育率降低导致的青少年数量下降且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老年人数量增加而造成的。毋庸置疑的是，人口老龄化一定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多个方面带来影响。本文涉及的是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给经济方面带来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人口老龄化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给经济带来积极影响：

摘要：安徽省是中国中部一个人口大省，改革开放至今经济发展取得巨大进步，同时与发达省份相比也存在巨大差异。通过数据搜集分析得出安徽省处于“人口暴利”时期，但是也存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少儿比例逐年降低等人口问题。基于此，提出了优化产业结构、加大教育事业和人才创业投入、大力推进“二孩政策”、积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老龄产业等对策。

关键词：安徽省;经济增长;人口结构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数量以及质量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经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其中人口因素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显著。但是，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等人口不利因素。长期以来，安徽省作为中国中部的一个农业和人口大省，同时也是劳务输出大省，广大的劳动力为安徽省以及全国经济发展贡献了源源不断的力量。对安徽省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结构的分析可以作为中部省份发展的参考。针对安徽省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人口相关的问题，一些专家学者给予了对策和建议。汪静(2017)通过对比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研究了1953—2015年安徽省人口年龄结构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得出安徽省人口结构对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人口老龄化加重了社会养老和医疗的负担进而造成经济增速变缓、少儿人口的减少影响教育资源配置、人口结构的区域差异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并提出了利用“人口红利”机遇期、加强引导，因地施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养老产业等对策。王胜鹏(2017)对安徽省1998—2015年县域经济和人口进行空间分析，发现安徽省县域经济和人口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非均衡性，总体上呈现出负相关的空间态势，具体为“人口红利”在皖中地区表现较为明显，皖北和皖南地区表现不显著。袁珍(2013)结合人口红利期的判断标准分析了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到来，证实过去及几十年人口红利对安徽省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并指出安徽省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促进安徽省经济增长在劳动力方面的政策建议：扩大就业、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加强员工在培训。

1安徽省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演化态势

1.1安徽省经济发展差距显著

反映的是1978—2017年40年间安徽省和江苏省经济发展对比，不仅可以体现出安徽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所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能够看出安徽省与发达省份的差距被逐渐拉大。1978年安徽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为114.10亿元，2017年达到27518.7亿元(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局，增加了241.2倍，实现了省内经济总量跨越式的发展。安徽省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总体来看在3%上下浮动，从1978—1990年大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一度接近4%，之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处于3%以下，直至2010年才重新回到3%并保持上升的势头。反观邻省江苏，1978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249.24亿元，经过40年发展，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5900.9亿元(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增加了344.65倍，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增长倍数都要远远高于安徽省相应指标。一个省份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该省份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江苏省1978年该比例为6.84%，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至2017年已经达到10.39%，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人均GDP来看，2017年安徽省和江苏省分别为44206元和107189元，差距明显。

1.2安徽省人口结构变动分析

摘要：

分析了当前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人口城镇化统计、计算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针对人口城镇化统计的目的分别提出了修正思路。

关键词：

城市规划；人口城镇化；流动人口

一、引言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城镇发展过程中，人口城镇化是其关键环节，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象征，也是城市规划中确定用地规模、空间布局以及基础设施的重要依据。人口城镇化（又称城市化率、城市化度、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指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科学合理地确定城镇人口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尤为重要。人口城镇化统计是城市规划编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多用市（县、镇）区建成区范围内常住人口除以市（县、镇）域的总人口来计算人口城镇化水平，即城镇人口除以总人口。其中，建成区范围内常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指居住一年以上的外来人口）。人口城镇化计算虽然只是简单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但由于人口数据的复杂性、人口流动性以及人口统计的困难性等客观因素影响，导致目前人口城镇化计算中仍存在计算口径不一致等不够严谨的地方。本文结合城市规划编制中的实际问题和困境，对人口城镇化统计存在问题进行归纳，并提出了初步解决思路。

二、问题分析

［摘要］采用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实证检验中国东中西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促进东中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但制约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物质资本的投入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教育质量的提高和高端农业人才的引进是农业转型至关重要的条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融合，科技创新成为农业经济发展新动能。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业经济增长；面板模型；三大区域

1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性生产部门，同时也是劳动力资源的需求部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吸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老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在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也有差异，值得我们重视。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其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毛雪峰(2009)分析表明：农业生产主体逐渐向年龄大的层次偏重，老龄劳动力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占相对重要的位置。李旻(2010)利用辽宁省2003~2008年的固定农户连续跟踪调查数据，分析得出辽宁省农业劳动力已明显出现老龄化现象，并有持续加剧的趋势。陈锡文(2011)在计算农业劳动力投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度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劳动力投入增长的影响的基础上，得出2002年以后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升高对农业产出产生负作用的结论。郭晓鸣(2014)根据四川省501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发现，传统农业区的人口老龄化现状远远高于城镇，60岁以上老人成为农村家庭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本文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图探讨东中西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2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2.1模型设定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兼顾劳动力、人力资本、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影响农业经济发展，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为：其中：Y为人均第一产业总值，K为人均农业物质资本，H为人均农业人力资本水平，age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UR为城镇化程度，IS为产业结构。

1我国农业人口转移的现状

1.1我国农业人口转移后的收入状况。

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内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所以我国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后平均收入也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并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也在逐年降低。2004年我国农民工平均收入达到了2380元，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12%。农业人口转移后收入逐渐提高，带动了农村平均收入的增加，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1.2我国农业人口转移后的行业分布。

建筑与制造行业目前依然是吸纳农业人口转移的主要行业。同时，随着工业现代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容纳的就业人口逐渐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则大量进入餐饮、家政、娱乐等服务行业。由于服务业的多元化与多样性特性，使其将在未来逐渐取代制造业与建筑业成为吸收农业人口转移的主要行业。

2我国农业人口转移的特征

2.1我国农业人口转移的总量逐渐增加，同时增长速度逐渐加快，并且青壮年人口所占比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