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写作论文范例

近两年，创意作文的提法越来越多，不少语文教师都喜欢“创意作文”这个词语。一些语文培训机构更是抓住商机，把自己开的作文班都标名为“创意作文”班，还有人开设了网络“创意作文”课。我也好奇地作了一些调研和了解，听过几次所谓的“创意作文”公开课，其实这些课还是传统的作文课，这些人在讲作文时，还是会涉及遣词、造句、立意、构思、谋篇、布局、主题升华等技巧，还是要做范文，要强调熟练地引用一些名家格言、歇后语、名家故事和唐诗宋词等。这样的讲作文法当然有一定的效果，不能一棍子打死，但长期来看，它还是老一套，会让学生产生学习厌倦情绪，并难以形成创造力，尤其是缺乏对学生语言潜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激发。那么，什么是创意作文？如何实施创意作文教学呢？

一

在讲清楚这个问题前，我想介绍一下创意写作。创意作文的提法，来自创意写作的启发。创意写作是英语国家开展了100年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文学教育。它首先是在高校里进行的，因为20世纪之前英美国家高校的英语系长期以“古典文学”为正宗，学生必须学习古希腊文、拉丁文，阅读《荷马史诗》、莎士比亚著作等，就像中国高校的中文系也是以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和古汉语为正宗一样，读古典文学、学习古典语言是英美国家高校英语系的主科。通过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学生会有比较扎实的知识体系和文化底蕴。但古典文学的教学强调的是记忆，而且经典是不容篡改的，因此这又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单一，与现实脱节，尤其与日益变化的现代化步伐和日益丰富的社会文化场景脱节。最主要的是，以古典文学为主的教学，偏重于阅读，不注重写作，因此很多英美国家高校英语系毕业的学生缺乏写作能力。同样，中国高校的中文系也存在这个问题，长期对写作课不重视，学生不会写作，更不会文学创作。“中文系不必要培养作家”这种观点比较普遍，但非常传统、落后，对中文专业人才培育的看法失之偏颇。其实，中文专业教育包括三部分：一是中文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这主要依赖中外文学史、文学理论和语言学类课程的学习；二是中外文学经典阅读课的学习，阅读与鉴赏结合，让学生学会感悟文学，理解其他文章，并能对经典作品进行很好的解读；三是论文和作品的写作。写作是实践，是创造，也是潜能的激发、想象力的张扬，当然也是情感的释放。但目前，中国高校中文专业普遍缺乏第三部分课程，即缺乏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即便很多高校的中文专业研究生招生，也不考写作。不重视写作课程，不开设写作课程，也不注重对学生文字创造力的训练和培养，是中文专业教育的大问题，也影响了中文专业教育的质量。英美国家高校的创意写作就是在认识到传统英语系教育重知识、轻技能的问题后，才在课程改革驱动下设置的。可见，创意写作是课程改革的产物，是对传统语言文学教育的补充、修正和变革。创意写作就是创造性的写作，它是充分释放写作者的自由，并在激发潜能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字创造。创意写作求新，因此要突破常规，它不是主题写作，不是命题作文，也不是模式作文。

二

对创意作文的理解，要建立在理解创意写作的基础上。理解了创意写作，就等于理解了创意作文。那具体怎样理解创意作文呢？什么样的作文才算是创意作文呢？这里，先来看看传统的作文。传统的作文，分为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三种类型。教师教作文，一般采用示范作文教学，即拿出一篇示范作文，通过讲解其特点和长处，让学生了解作文的规范和形式。示范作文一般符合“凤头、猪肚、豹尾”的特点，而且记叙文一般要写“好人好事”，不强调从学生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出发；议论文要表达正确的观点和升华主题，论证时要用事实、名人语录和名家故事来做论据；说明文则是对某一事物特征的描述，变成了介绍性的应用写作。传统的作文考试一般也是有模式的。中考作文和高考作文一般是材料作文，即根据一个给定的材料来写表达观点、阐明道理的作文。这种考试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便于评分，具有可操作性。但几十年来的语文教育教学证明，传统的作文教学效果总体比较差，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甚至是语文教师自己，目前对传统的作文教学都无可奈何，或很不满意。有两点是人所共知的：第一，几乎没有语文教师能自信地说“我能教好作文”；第二，大部分学生在初高中甚至小学阶段就失去了对作文的兴趣，而且也失去了对语文的兴趣。因此，传统的作文教学与语文教育所承担的母语文化传承的使命不匹配，应该改革并使之更加适合中小学生能力的培养、个性的发展和人格的提升。那么，传统作文怎么才能变成创意作文呢？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写作一直被当作模式作文，且语文教育教学的整套设计在目前的机制里也无法被其他方案替换，因此应该正视现实，将传统的作文教学朝着创意写作的方向进行改良和变革。

三

首先，要定准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三种作文的教学目标，设计好作文教学的层次。过去之所以难教、教不好，很大程度上与教学大纲对作文教学缺乏准确的定位有关。其实，记叙文就是教学生讲故事。因此，记叙文的教学要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完整地讲一个故事；第二个层次是讲一个生动、有趣、感人的故事。由第一个层次到第二个层次，又可以分解成几个目标：写好一个故事框架，设计一个故事场景，设计人物关系，描述人物的外貌和心理，叙述故事发生的过程，描述故事发生的影响，增加故事的情节，等等。这些目标，可以一个一个地训练实现。因此，教师教记叙文时，不必一定要求学生写一篇完整的、成熟的、符合教师所定标准的记叙文，而是要通过不同目标的实现来分层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在遵循写作规律的基础上，完成记叙文的写作。对议论文来说，其教学目标就是清晰地、有条理地表达或阐述自己的观点。议论文写作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清晰明白地表达观点，第二个层次是说理。初学议论文写作，主要练习观点的表达，当学生能够自然地、清楚明白地把观点和看法表达出来时，就实现了第一个层次的目标。到了第二个层次，要让学生明白，说理意味着一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就要想办法让人信服。这就需要拿论据来论证，要讲逻辑，要把合理性呈现出来，否则表达的观点会给人主观臆断的感觉；一旦说服了别人，就是说理的成功。因此，议论文写作的教学要体现两个层次，要有阶梯性，要设计每一个层次的小目标，然后再逐步实现各个小目标，最终达到能写出说理的文章。其次，让作文教学回归生活并与学生生活经验对接。创意写作之所以可行，之所以能够迅速为人接受，并在英美高校逐渐取代传统的写作课，是因为它尊重生命，相信人人都有创造力，它是对学生潜能的激发，对学生个性的发展，对文字创造力的肯定。语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前者是对文字的理解力，后者是对文字的创造力。读得多了，尤其是通过阅读经典作品，不但可以增强文字感受力、感悟力，还能培养语言的敏感力，这对文字创造力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传统作文，教师对学生写什么有规定，甚至有刻板的规定。比如写记叙文，要写好人好事，写所谓的“正面人物”，讲“好故事”，于是，每次写记叙文都变成了表扬好人好事，表决心，立志向。事实上，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都很平常，尤其是学生，不可能经常遇到好人好事。因此，记叙文写作应该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从学生的经验出发，尊重学生的个性，鼓励他们写自己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也愿意去写的。议论文写作，应该鼓励学生去思考、去判断、去倾诉、去评价、去质疑、去追问。只有这样，才能唤醒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激发他们的生命潜能，激活他们的创造力和表达欲。传统作文本质上不是创造，而是教育成规和教师强权在控制学生的表达；创意作文就是要把学生写作的权利还给他们，让他们释放自我，自主表达，实现语言学习、文字表达与创作的民主化。英美高校的创意写作之所以兴盛并取得很好的教育实效，在创新性人才培育方面完成了世界性的经验积累，也与创意写作内在的民主化特点有关。最后，改变现有的语文课堂教学和作文教学。现在很多语文课都是教师抓住一个特定的“主题”来教，无论是教材的单元设计，还是课题的内涵设计，皆为主题先行，其实就是“主题阅读课”。比如，语文教材都是按照某一个特定的主题（爱国、四季、祖国山河、植物、动物、环保等）来编排课文的，每个单元是一个主题，该单元的几篇课文都表现相同或相近的主题。教师根据特定的主题来给学生讲解课文，而讲解过程表面看包括了字词句篇的掌握，实际上是对主题的诠释和强化。这种主题教学虽然对读和写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没有把读和写的能力当成基本内容，而是借助各种文体的课文来实现主题教育，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很多教师教学的核心目标。语文课堂教学和作文教学都应该摆脱这种主题教学的固化思维和模式，回到本来的位置上去：以“美”为原点，以语言启蒙、审美熏染、想象力张扬和创造力激发为方向，以读写能力的培养为目标。创意作文最常用也最有课堂实效的方式是工坊制教学。创意作文的工坊制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诗歌工坊，二是故事工坊。故事工坊又包括虚构故事工坊和非虚构故事工坊。创意作文工坊的每一次课堂教学，是实现诗歌创意写作或故事创意写作的一个小目标，是在实现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等三个文体写作的基础目标外，再实现诗歌、童话、寓言和纪实故事等提高性的目标。因此，创意作文的工坊制教学的层次要定准，内容和目标要定准，这样才好操作，才能体现科学性、逻辑性和合理性。比如，每个年级创意作文的层次、目标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包括作文的字数要求都不同，文体的延展性也不同），工坊制教学只有体现这些差异性和阶梯性，教师才能循序渐进地有效推进。另外，在实现提高性目标的过程中，每个年级的具体写作要求也有不同。这些都要科学设计，体现层次，让学生既可以按部就班地顺利练习，又可以保持写作的兴趣，并提高创造力。以上几个方面说起来容易，但对长期习惯于传统语文教育和作文教学模式的教师来说，无疑是有难度的，因为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本身也是一次真正的教育身份的重塑与创造。但语文教育教学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传统的那一套的确难以为继了。因此，语文教师要敢于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突破困境。当然，语文教育的大环境也变了，文化创意成为社会风尚。由传统作文到创意作文，不应该只是语文教育的变革，也是社会大环境的驱动和人对自由意志和主体精神的诉求。

本文作者：史习斌 单位：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近些年来，关于“同人”的话题在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研究者或是对同人团体的媒介活动、人事变化、思想轨迹等做单一考察，或是对单个的同人刊物做全面研究。事实上，要想从同人的角度深入讨论这些问题，需要对同人的所指做出清晰厘定，对同人团体和同人刊物的同人因素进行准确分析，对与同人相关的媒介活动尤其是写作活动进行系统而独立的梳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弄清同人的存在和写作方式所具有的文学和文化意义，才能避免用大而不当的同人概念笼统地涵盖包含着诸多非同人要素的团体和刊物。为此，笔者拟将同人写作作为与个体创作和集体写作并列的一种写作方式单独提出，以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史上重要的同人群体新月派的写作实践为例，论述同人写作的内涵特点、典型方式和意义及影响，以期凸显这一独特写作方式的横向状貌和群体性价值。

同人与同人写作

20世纪以来，随着政治控制的逐步削弱、文化规训的不断失效、西学价值观念的冲击、科举制度的终结、大学教育的启蒙和留学运动的发展，传统读书人逐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其在行为方式、精神气质、信仰与价值追求等方面都产生了新变。不仅“个体”的自由独立与“人”的现代性格得以彰显，而且作为个体集合的“群”的现代聚合形式也得到较大发展。同人群体便是这种聚合形式的典型代表。正是在同人聚合成为一种新的合群形式，同人刊物成为同人群体诉求表达的载体与平台这一背景下，才出现了同人写作这一特殊的写作现象和方式。那么，究竟何谓同人写作？总的来说，同人写作是同人之间就某一观念、议题或认同的目标进行各自表达，借助同人刊物集中发表的一种非集体的群体聚合的写作方式。同人讲究的是“志同道合”，同人间自发或自然粘合在一起，不具有社团组织章程严格的事先约定性。同人们以言论、文化来影响社会，以文学来建设文化，他们通过聚餐、沙龙和同人书信等形式来联系感情、讨论问题，通过创办非官方的同人刊物开拓媒介阵地，通过写作活动进行文学理论提倡、创作实践尝试和观点的发言发声，从而实现同人的社会参与、专业责任和自我价值。

首先，同人写作是介于个人创作与集体写作之间的一种合作写作的方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集体写作是伴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从苏联引进的一种写作方法和文学生产方式，经过抗战救亡的特殊需要和解放区的规范、培养逐渐形成模式，在新政权建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书写中达到顶峰。集体写作的发展与成熟自有其独特的功效，但对个人创作的独立与创造造成冲击和掩盖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同人写作不同于集体写作：它没有集体写作那么统一的创作主旨，不是集体署名，也不是各人写作然后集体统稿修改，相反，参与写作的个体同人自身有较强的独立性，体现出接近于个人创作的个体特殊性；集体写作将意识形态性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放在首位，强调集体写、写集体，注重表达集体意识、集体精神与集体形象，同人写作则是五四启蒙精神的延续和深化，在文学上多为对文学革命的反思与重建；集体写作看重群众基础和大众化效果，同人写作是知识分子的精英化书写和文学实验。同人写作也不同于完全独立的个人创作：个人创作是完全独立和自由的，个体风格明显，而同人写作势必会受到同人共同思想、约定的写作主旨甚至同人刊物等媒介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同时，总体上表现出较强的群体特征和同人色彩。其次，同人写作是同人们为同人刊物进行的有明确目的和清晰目标的写作。同人写作以同人刊物为中心，同人刊物是其表达平台，一旦这个平台失去了，同人写作也就失去了聚集能量的磁石。同人写作是伴随着同人期刊的兴起而逐渐形成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彰显个人主义的五四文化精神与之相适应的个人创作方式不再一潮涌动，朝着集体写作方向发展的革命文学转向与左翼文学思潮尚未固化，客观上为同人期刊的繁荣和同人写作的勃兴提供了机会。

同人刊物由同人合伙创办和经营，编者群和作者群高度一体化，变为“用稿封闭，较少采用外稿，稿件多为同人撰写，而且没有稿酬”，编辑也多是义务劳动。严格地界定，“‘五四’运动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阵营中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杂志”1的说法可能略显宽泛，但其数量也不少，从《新青年》（3至6卷）到《新潮》《创造》《语丝》《新月》等，同人刊物一度呈现繁荣之势，同人写作也成为一种显在的文本生产方式。直到40年代，仍有《希望》等将自身“不合时宜”地定位为同人刊物。新中国成立之后，同人刊物的创办增加了更多的政治和政策风险，同人写作也随着同人刊物的日益衰落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再次，同人写作以同人之间共同的“志”与“道”的存在为基础，以同人群体的存在为前提。一旦这种共同的精神基础和组织前提发生了变化，同人写作也就不复存在了。例如，新月同人的骨干成员聚合的主体价值观念是以个体本位为主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一群体的几个关键人物中，徐志摩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2，胡适曾不止一次地说，“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3，梁实秋也曾明确表示，“《新月》一批人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4。他们都是极具个性而又关注公共利益的人文知识分子。以新格律诗创作为主的文学写作者和以争自由、争法治、讲人权为主的政论文写作者，是新月同人中的两个次同人群体。从《诗镌》《剧刊》到《新月》月刊在2卷2期对编辑者做出调整5，新月同人写作基本以文学为主；从梁实秋执掌《新月》开始“谈政治”，胡适引领“人权大战”，新月同人写作转向政论文为主；《新月》后期显示出对文学的回归，1931年创办的《诗刊》则是新月同人中的文学写作者在《新月》之外回归文学的努力。

“热衷文学”与“转向政论”的不同侧重是这两个次同人群体的分歧，各自的妥协和总体的认同则是同人群体尚能存在的底线。直到《新月》终刊，同人解散，同人写作也随之停歇。因而可以说，同人写作是一种在同人精神与价值的感召和坚守之下从事的阶段性的写作活动，具有历史性。最后，同人写作是一种超越文学的文化写作，或者叫做大文学写作。无疑，文学写作是同人写作的重要内容和核心领域，但不能完全涵盖同人写作。因为文学的非功利审美特点和对人产生影响的长期性，使得同人文学写作有时并不能满足同人们表达观点、改良思想文化的直接性和迫切性需求。在新青年同人的文学革命中，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都不是作家，他们写作的成品不是审美的文学作品（当然不排除其文章的文学性成就），而是表达思想见解、用语言文学的变革来改良社会和启蒙大众的文章。新月派同人的政论文章，涉及政治、法律、人权、教育、财政等内容，虽然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使用的却不是纯粹文学创作的形式，体现的也是同人写作的文化性特点。所以，对于同人写作而言，文化写作的光华很多时候会盖过文学写作。#p#分页标题#e#

摘要:在近代中国教育转型过程中，教育界有识之士认识到普及逻辑学知识对培养现代国民的重要意义。1920年代初期，夏丏尊通过借鉴日本论理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探索一条将逻辑知识寓于中学现代语文教学的独特路径，在实现逻辑知识更大范围普及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语文知识体系。1930年代，夏丏尊在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于形式逻辑之外，又补充了辩证逻辑的内容，并针对逻辑学和语文的关系，提出了逻辑知识应用以情境为要的总体要求。

关键词:语文知识;逻辑学;思维科学;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情境

在现代语文知识建构中，除语音、汉字、词汇、语法、修辞、文学及文章等与语言文字直接相关的本体知识外，作为思维科学的逻辑知识既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语文教育理论的重要维度。现代语文学对现代逻辑学的吸纳与接受，不仅促进了自身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而且也使语文教育踏上了科学化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陈望道、孙俍工等众多语文学家，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其中贡献最为卓著的当属夏丏尊。

一、语文教学对逻辑知识的初步吸纳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有识之士已经逐渐认识到，除了在器物制度的层面学习西方以外，开启民智、启蒙思想才是富国强民的根本手段。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指出，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础在于造就“新民”。与之相似，严复也提出，“吾国之最患者”在于愚、贫、弱，“尤以瘉愚为最急”［1］。而启蒙民众思想所依靠的现代知识基础，就是“名、数、质、力”四种科学。居于首位的“名学”，即日本所谓的论理学和西方所谓的逻辑学。在新式人才的培养和造就中，“改易思理”，以西方现代逻辑知识变革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推动思想革新，成为疗愈国民愚疾的一剂处方。随着西方逻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思维科学的价值和功能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正式进入学校课程。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了“名学大意”和“演绎法”两门课程及其学习时数［2］。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用“辨学”来指称论理学，并将其列为随意科目;《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则将“辨学”列为必须修习的科目。此外，辨学课程作为教育科的内容被列入师范学堂章程。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规程》，论理学被确定为“教育首先宜教授”的内容［2］。这一时期，逻辑学知识作为课程主要在大学堂、高等学堂和师范学堂内设置，由于普通中等教育并没有安排相关课程，因此，逻辑学知识主要还是一种专业教育。为了进一步普及逻辑学，教育界有识之士提议在普通中学教授论理学，这就为现代语文知识体系对现代逻辑学的吸纳提供了契机。1918年，夏宇众在《中学国文科教授之商榷》一文中，倡导在中学四年级增加对“论理学”大纲的教授。因为中学高年级学生“宜兼习论辩说理文字，而自中文字非慎思明辨者不办，欲思之慎辨之明必有待于Logic”［3］。立足于培养中学生正确而良好的思维习惯，夏宇众阐述了中等国文教授论理学课程的紧迫性。他认为论理学的缺失，造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弊端:首先，中学常出令人“瞿然骇也”的命题，这是导致中学生写作水平差的重要原因;其次，即便是被视为佳作的习作，也不过是翻来覆去地“捃摭”传统名篇中的个别语词或观念，发出“空泛的、笼统的、荒谬的”议论;再次，教师诸如“老气横秋”“骎骎入古”“笔情奔放”“操纵自如”等无的放矢的评语，将学生的思考力导向了“虚妄”。夏宇众提出在中学国文课程中增授论理学，并不仅仅为了解决学生写作的问题，而是希望学生能够“构思审究，观察推理，略识趋真避妄之途径”，进而能在社会生活中明察是非、慎思明辨、祛除虚妄，避免被现实中的恶潮流所惑。夏宇众在文末还附录了《中学校论理学大纲讲义》的目次。蔡元培对夏宇众的观点及做法曾给予肯定和赞许，认为夏宇众对“教者、学者之通病”进行了“极精确之抉摘”，特别是在中等学校增授论理学大纲一项，“尤足矫专己守残之习惯”［4］。何仲英在《中等学生的国文学习法》中将学习国文的笔记与论理学相结合，尤其指出批评式的笔记文章写作，“先要看一两部有名的论理学书”［5］。自此，语文教育界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充分认识到逻辑学知识在教育学上的重要价值，即利用逻辑学革除语文教学中的种种弊端，完善语文学科自身的知识体系，从一个新的维度建构现代语文知识体系。但作为语文学本体性知识以外的另一门独立的学科知识，逻辑学知识与语文课程并无必然联系，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学阶段应该学习哪些具体的逻辑学知识，以及逻辑学应当如何与语文教学的实际相结合，当时学界尚缺乏具体可行的方案。

二、形式逻辑寓于语文教学的尝试

1908年春，夏丏尊在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日籍教员中桐确太郎的通译助教”［6］。中桐确太郎曾在早稻田大学讲授论理学，其讲义收录于1906年出版的《早稻田大学三十九年度政治经济科第一学年讲义录》中，该讲义系统地论述了形式逻辑的由来及意义，命题、推理的方法等内容［7］。中桐确太郎任教于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期间，曾教授教育、伦理、心理、论理等科目，夏丏尊因此较早地接触到了逻辑学知识。1919年，夏丏尊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改革国文教学，对诸多现代语文教学理论中的重要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这使他有机会对中等教育中语文与逻辑学相结合的问题做出实践上的探索和理论上的总结。夏丏尊与陈望道、沈仲九、刘大白等共同拟定的《国文教授法大纲》，将使用白话“明白、普遍”地表现思想感情作为语文教学的形式目的之一［9］，对学生如何掌握正确认识和思考客观世界的方法，养成符合逻辑规则的表达习惯，提出了必然的要求。1920年秋，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国文科期间，进一步探讨了以逻辑学指导写作教学的具体策略。这一时期，陈望道、孙俍工、梁启超等都曾做过相关探讨，同他们的论述相比较，夏丏尊在借鉴逻辑学建构和完善现代语文知识体系，同时把逻辑知识寓于语文教学方面，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

当下，学术期刊编辑的边缘化尽管是学界关注度较高的老话题，但从学术期刊编辑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这一维度加以透视并进行深入阐释的优秀成果还不是很多。如有学者从编辑的地位、待遇、学术、心理和角色等方面来分析编辑的边缘化现象，认为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的原因在于编辑主体对期刊的“依附性、传统杂家观念的影响、内在发展动力和责任感的缺失、编辑角色能力的弱化”［1］;有学者认为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主要是由于体制、编辑自身、职称评定和期刊自身发展方向等因素而产生的［2］;有学者进而提出克服边缘化的出路在于重建编辑主体精神，期刊编辑应重视提高其职业“敏感心、责任感、理论素养和数字化技术意识和能力”［3］。这些探讨尽管已涉及问题的诸多方面，但大多停留于现象剖析，较少从理论层面作出深入阐释。而如何从编辑体制和职业的多维复杂特性入手阐释边缘化问题的多重根源，进而从编辑学者化方向探讨边缘化突围路径，以促使学术期刊编辑可持续发展，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体制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是伴随体制内学术评价体系而出现的现实问题。新时期以来，期刊编辑在体制内逐渐被定位为独立于学术研究系列之外的一个群体。其在职称晋升时被列为单独系列，也就是所谓的编辑系列进行评比，这一评比的好处是编辑之间的对比显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编辑与学者之间被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长此以往，编辑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们甚至把编辑的工作美其名曰“为他人作嫁衣”。在这里，“他人”这一限定词，一方面说明了编辑的工作是富有奉献、创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说明了编辑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获得自我存在价值的“他者”。其实，如果追溯现代编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现代编辑从作为一种职业开始便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如陈独秀在担任《新青年》主编时，一方面从事编辑工作，另一方面从事写作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难以复制的神话。再如钱玄同作为北京大学的学者，在兼任《新青年》编辑时积极约稿，最终促成了鲁迅向文学创作实践的回归，创作出《狂人日记》这样第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4］。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许多编辑还是多面手:一方面，他们从事期刊编辑工作，负责约稿编稿和发排等一系列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是作者，或从事文学创作，或从事学术研究，成为著名的作家、批评家或理论家。如叶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边担任期刊编辑，一边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成为“左右开弓”的典范。特别是他们在担任编辑时不仅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学者，而且还在文学创作或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赫的成就，茅盾和叶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后便着手对《小说月报》进行全面改版，由此不仅促成了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社团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成就了《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小说月报》之于茅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毕竟，茅盾在入主《小说月报》之前便已是在文学批评界享有盛誉的批评家。但是，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进一步促进了其文学的跨界写作，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说茅盾在做期刊编辑之余坚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写作有其独特性的话，那么，叶圣陶作为文学编辑对当下的期刊编辑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叶圣陶任《小说月报》主编时，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幻灭》交给叶圣陶。叶圣陶阅读后立即对茅盾说:“写得好，今天就发稿。”这种速度令茅盾“吃惊”［5］。叶圣陶还在一大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丁玲的处女作《梦珂》，然后在头条位置予以发表，接着《莎菲女士日记》等3篇小说都在头条连续发表。后来，叶圣陶给丁玲写信，告诉她4篇小说可以出一本集子，还为她联系了开明书店。小说集出版后，引起文坛强烈反响。当丁玲从外地来到上海上门感谢时，不善言辞的叶圣陶谆谆叮咛:“继续写吧，认真地写。”［6］事隔半个世纪后，丁玲仍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情对叶圣陶说:“当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会走这条路。”［7］巴金在留学法国时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投给《小说月报》，同样受到了叶圣陶的赏识。为此，叶圣陶在发稿预告上写道:“《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对此，巴金后来回忆道:“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贫困中死亡。”［8］作为编辑的叶圣陶，慧眼识珠已经非常不易，更为难得的是他并没有止步于编辑工作，而在编辑之余还从事文学创作，写出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成就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著名作家的伟业［9］。至于现代出版大家赵家璧，尽管与茅盾、叶圣陶等文学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凭借其策划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然而，在体制化日益凸显的当下，编辑自身的黄金时代似已逐渐远去。2012年7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党政部门、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并入本部门本单位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本部门本单位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的，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近几年，随着这一办法出台，不少高校已将期刊编辑部纳入企业运营的轨道，实行企业化的管理模式。面对从事业到企业的体制转变，期刊界呈现出无所适从、焦虑恐慌。编辑们既要有编辑专业知识，又要懂经营、会管理，这种复合型编辑的职业要求，给传统期刊编辑的素养带来极大挑战。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学科研为中心，教师和编辑相比较而言，编辑往往处于边缘化位置，无论职称评定、课题申报，还是学历进修、信息技术培训、工资待遇等方面，都难以与教师相提并论。因此，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仅严重打击了期刊编辑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到期刊编辑学术素养的提高。一方面，编辑无暇像茅盾、叶圣陶那样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职业之间从事着跨界的写作;另一方面，也无法像赵家璧那样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无奈的是，编辑已经被设定为一个单纯的“门类”，已经成为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所谓“学科”，而诸如文学创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围之内，即便专业的学术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编辑行当的“伊甸园”，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仅仅是“编辑学”方面的相关学术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编辑在“编辑学”实践方面的表现如何，似乎早已被摒弃在考核之外。如此一来，编辑在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日渐边缘化的情形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从体制来看，编辑边缘化并不是由编辑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而是体制评判的自然结果;从职业来看，编辑边缘化也具有其无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职业规训的必然结果。编辑作为一种职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一般说来，期刊编辑在开始从事编辑工作之前，大都接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甚至接受过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而接受过学术训练者进入不同的行业领域对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有些影响甚至截然相反。一个学者进入学术研究机构或者大专院校从事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自然与其进入期刊从事编辑工作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从研究机构或大专院校的评价尺度来看，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体制对其进行评判的重要标准，这样，他自然就要向着评判标准规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进入论文写作的实践，逐渐培育自我在学术论文撰写方面的能力。长此以往，其论文的写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断地得到历练和提升。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职称评审或任职考核时，许多机构在评价期刊编辑时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编辑的文章产生怎样的学术影响力，而是该编辑撰写了多少篇学术论文、发表了哪些层级的论文。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指出:现行的评价体制导致了人们“将注意力停留在与出版著作的数量和级别等表面层次”上［10］。然而，缘于职业使然，期刊编辑的自我价值重心已经不在于其撰写了多少篇论文，而在于其编辑了多少篇优秀论文。这种评价机制的错位不仅使编辑自我的人生价值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而且最终导致期刊编辑在体制内的逐渐边缘化，由此陷入无可挣脱的尴尬境地。多年来，尽管期刊界也呼唤期刊编辑学者化，但真正地践行这一倡导并取得成功的编辑毕竟为数不多。大多数期刊编辑未能走上编辑学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条背离学者化的道路。这说明，所谓的要做到编辑学者化，其实隐含着某种期刊编辑在学者化道路上的艰辛和艰难。可以说，编辑这一职业体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学者化存在着对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许多期刊编辑无法成为学者化的编辑。因此，我们要破解期刊编辑自身发展的难题，不能不追溯这一现象产生的本原。

二、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身份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为什么会陷入令人如此尴尬的困境?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来说，与其所从事的期刊编辑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来的自我认同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确认。其一，编辑身份决定了期刊编辑具有一双辨识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这一身份对学术论文的撰写则没有必然要求，这就使得期刊编辑的慧眼在愈发明亮的同时，其灵手则在闲置和荒芜中逐渐失却了写作的能力。学术期刊编辑作为期刊的第一道守门人，其职责所系在于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遴选出优秀的稿件，然后让这些优秀稿件进入审稿程序。一般说来，来稿能够被编辑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编辑部或采用网上投稿系统，或采用电子邮箱，不管采用哪种方式，这些稿件都将直接接受网络背后的编辑的审视。这自然就需要编辑首先调动自己的那双“慧眼”来甄别稿件的质量高低，确认稿件的学术价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与否的判断。实际上，编辑在浏览这些稿件时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据标题、引论部分判断作者要谈什么问题，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进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是否有新的学术见解或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选稿件正是需要编辑练就这样一双能够石中识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缘于编辑这一身份对学者的规训，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进入编辑队伍之后，自认为所谓“编辑”就是修改、剪贴，有术而无学;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论。在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编辑在练就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时逐渐地丧失了“手上功夫”，其结果是编辑成为学术论文的加工者，而编辑自身的价值也大都依赖其所编辑的论文而获得。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从体制内的评价标准来看，作为责任编辑编发的学术论文所带来的荣耀并不属于编辑，而是属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编辑连分享这一荣耀的机缘都没有。如此一来，期刊编辑便在体制内陷入了边缘化的现实困境。如果抛开体制对编辑本体加以追问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编辑似乎就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饰者。也很少有人会认为编辑通过其加工的学术论文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事实证明，一篇论文产生较大的学术反响，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者，而没有人会首先关注编辑。当然，人们首先关注作者也的确在情理之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几个人在首先关注作者之后也会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编辑，这就使得期刊编辑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编辑成了真正的看不见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编辑即便通过其编辑的学术论文来有意识地寻求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最终效果也多半会大打折扣。其二，编辑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编辑逐渐养成“字斟句酌”的习惯，甚至养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结，这就使得期刊编辑在对学术坚守的同时，其写作能力逐渐离开实践层面而在“细枝末节”的“推敲”过程中逐渐退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期刊编辑作为名副其实的为他人做嫁衣者始终默默无闻，而在于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做嫁衣时逐渐失去了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加工论文的同时，其职业责任使然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更为关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论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论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二是对论文的语言进行精细加工;三是对论文的错别字、标点符号等进行修正;四是对论文的引文进行核对和订正。这四个方面的编辑工作，便耗去期刊编辑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期刊编辑在对论文进行整体把握时，大都能够洞察作者提交论文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设性的建议，甚至有些编辑提出的建议还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论文的论点，直接参与论文的生产过程。至于论文的句子或错别字等问题，许多作者则没有切身的体会。实际上，经过编辑加工的诸多论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体会并感知到编辑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说来，作者关注的是本身这一结果，而很少关注论文在发表之前要经历不知多少次翻来覆去的编校修改加工，因而对期刊编辑在论文编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码的了解，至于对隐藏其背后的编辑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实际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词造句方面已经形成一种语言习惯，甚至有些习惯背离汉语语法规范，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期刊编辑进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学术论文引用参考文献时的错误，更可谓比比皆是，这些错误的更正任务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编辑的身上。根据有关调查显示，有些学者的引文极不严谨，还有些学者随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现“有引必错”［11］的尴尬局面。所有这些编辑常规性工作，耗去期刊编辑的许多宝贵时间，自然也就挤压了其撰写论文的时间。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编辑便被置于一个永无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琐的编校过程，而论文写作所需要一气呵成的心境则很容易被琐碎的编辑工作所消解。其三，编辑身份本身还决定了期刊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总是如履薄冰，对论文写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写出不成熟的论文被同行与方家耻笑，亦不敢轻易动笔写作，由此往往错失在实践中提升论文写作能力的良机。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内在规律来看，作者之所以能够进入写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挣脱的便是那种羁绊自我情思表达的语言。换言之，作者在进入写作时是绝少认真打磨文字本身的。这一过程恰如行云流水，尽管会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态势只能使其一泻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在此过程中，如果作者停顿下思绪，认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贾岛那样纠结于“推敲”之中，那洋洋洒洒数千上万言的论文便绝难横空出世。然而，期刊编辑这一职业所带来的文字推敲积习却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论文写作的“气势”，这便从客观上限制了编辑进入自由写作场域的可能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期刊编辑将其时间大都用在编校加工论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编辑工作本身使他长期陷入这种无限循环往复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碍了期刊编辑迈进写作自由境地的路径。严格说来，论文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期刊编辑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但这两种劳动指向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论文写作来看，写作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把闪耀在头脑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来，这就需要作者更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不间断的实践而习得的。所谓的“曲不离口”，便是对这个习得能力培养的真实写照。从期刊编辑来看，编辑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论文的基础上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细加工能力，这就需要编辑更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阅读优秀论文培养出的基本“范式”获得。所谓的“火眼金睛”，便是对这个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来，编辑这一身份本身便逐渐让编辑远离“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终结果自然就是编辑评述起论文来“头头是道”，但根据其“头头是道”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则显得勉为其难。长此以往，编辑在疏远论文写作的同时，其写作能力的提升便成为空头支票。这样自然便导致期刊编辑循着职业分工逐渐成长为专事论文编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论文写作的“生产者”。严格说来，其实编辑的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编辑实践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编辑身份的建构过程既是一个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共同参与作用的结果，也是一个内在的编辑自我认同和皈依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皈依对其影响更大，自然也更加深远，这也是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最终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突围路径

期刊编辑从事编辑工作，在论文的撰写以及发表方面本来属于近水楼台的人，但其结果为什么不能“先得月”，反而“后得月”乃至“不得月”呢?其学术人生为什么反而陷入困境?面对如此困境，期刊编辑能否突围?又应该怎样突围?

内容摘要：戏曲进校园，是一项旨在让全国大、中、小学的学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探索戏曲文化对语文教学的潜在影响，将戏曲文化植根于语文教学中，是每一个语文教师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本文从戏曲文学对语文诗词教学的影响、戏曲塑造舞台形象的方法对语文阅读写作教学的影响、戏曲文化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课外延伸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思考戏曲文化对语文教学的潜在影响。

关键词：戏曲进校园;语文教学;传统文化

戏曲进校园，是一项旨在让全国大、中、小学的学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这项工程的目的是通过戏曲的经典故事和艺术形式提高新时期学生的审美情趣，重拾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培养民族文化的传承人。作为一名工作在一线的语文老师对“戏曲进校园”有着自己的思考，希望借此论文传达出“戏曲进校园”在语文教学上的应用作用。

一.戏曲文学对语文诗词教学的影响

语文课程标准总目标要求“背诵优秀诗文240篇（段)”,不仅是为了传承经典，从语文教学层面来说也是为了进行韵文训练，就像中国古代儿童诵读的一些启蒙读物《三字经》、《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一样。中国的戏曲是一种包含了音乐和舞蹈在内的综合性舞台艺术，而从戏曲文学来讲又是诗与剧、曲与戏的结合，所以叫做戏曲。戏曲教育同时也是诗歌教育，更是韵文学习的有效方式。唐诗和宋词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两颗璀璨的明珠，是语文教学中传承古典文化的载体。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在2016年期间，将唐诗宋词中的名篇用黄梅戏的形式表现出来，将经典诗词、黄梅戏、音乐、美术、舞蹈进行全新的综合，分为“思”、“别”、“赋”、“颂”四个篇章共计27首，如“思”中汇聚了《卜算子•我住长江头》、《竹枝词》、《离思•其四》、《雨霖铃•寒蝉凄切》、《一剪梅》等8首；“别”中汇聚《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送元二使安西》、《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赠汪伦》、《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离别怀念之曲的七首诗词；“赋”中汇聚了《静夜思》、《回乡偶书》、《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苏幕遮•燎沉香》等七首；“颂”中汇聚了《满江红》、《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登幽州台歌》、《登鹳雀楼》等6首具有深沉而真挚的家国情怀的诗词。其中每一首单曲都可以单独拿出来进行吟诵，不失为用黄梅戏来写中国的古诗词是很新颖很大胆的尝试。作为从事语文教学的老师，将其引入课堂教学不失为一种新鲜有趣的教学方式。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将其引入语文教学中，即可作为学习古典诗词的有效途径，又能将平面的诗词教学立体化为综合的舞台艺术，何乐而不为，就如央视目前大型的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一样，与歌唱结合在一起，让经典传承下去。

二.戏曲塑造舞台形象的方法对语文阅读写作教学的影响

语文阅读写作教学中，分析人物形象、刻画人物形象都要从人物的心理、动作、神情、语言、外貌等方面进行。对于戏曲塑造舞台形象的美学追求，黄克保说“形神兼备，是戏曲表演在舞台形象塑造上的美学追求”[1]。对小学生进行戏曲欣赏课程的教学，能把语文教学审美训练和戏曲之间贯通。如下，笔者谈谈语文阅读写作教学受戏曲塑造舞台形象方法的部分手段的影响。首先，戏曲表演中的人物造型，大致可以分为声音造型和动作造型。声音造型如京剧《二进宫》中的花脸徐延昭、老生杨波、青衣李艳妃，这是一出文臣武将、前朝后宫共保江山社稷的爱国戏。徐延昭是边关将帅，声音宽阔豪迈；杨波为朝廷文官领袖，声音则是清亮稳重；李艳妃是后宫妃子，声音娇婉动人。声音本身所蕴含的性格内容，使得这个戏的声音丰富而充实，从而强化了音乐戏剧性的手段，人物在声音的造型下更加性格化。还有就是动作造型，例如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有一场“痛说革命家史”，李奶奶豪情满怀地给铁梅讲述红灯的革命历史，铁梅听后激情彭拜高举红灯，预示着自己是革命接班人的形象。高举红灯的动作造型，传达出了人物的精神状态。孩子们在感受戏曲人物语言、戏曲人物动作的同时，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进而联系到自己的阅读与学写作中去，这是一种迁移的作用。再说，戏曲内心情感的外化。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一般说来，表情就是情感的形象”[2]在生活中，人们的喜怒哀乐，总会在外表上显现出来，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描述同样是对人的性格的塑造。但是，舞台和观众在剧场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无法近距离的观看演员的面部表情，戏曲就采用外化、物化、形象化的手法，来突出人物的内心，比如蒲剧有名的“耍帽翅”，在《徐策跑城》中，为了表达徐策听到薛刚反朝的消息，欣喜若狂的激动情绪，乌纱帽上的左边帽翅向右边摆动，右边帽翅向左边摆动，两边帽翅盘旋摆动来显示徐策内心的欣喜激动。通过细致的观察，我想孩子们会从中有所发现戏曲是如何使人物情感表现在大众面前，同时又会思考自己的文学作品又如何体现人物的情感，怒发冲冠这一成语在这里看来也没有那么难理解了。语文阅读写作教学可以借鉴戏曲表演中人物的塑造，以此为例也不失为语文教学的一次全新尝试。可见戏曲舞台塑造人物的手段，也正是语文教学方式的立体呈现。无疑，欣赏戏曲能大幅度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一、散文与散文文学   散文以其庞大的数量、繁多的品种在万紫千红的文学百花园中呈艳丽于一坛。散文文学既有文学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而别于其它文学形式。   一篇优美的散文同一首美妙的诗歌一样令人爱不释手、回味无穷。   散文与散文文学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概念。   散文是相对韵文而言的。广义上的散文是指书面语或口头语的非格律形式,是韵文的对立面。英文的散文一词prose最初源于拉丁语prosa(oratio),它的原义是“直截了当的谈话”。十一世纪诺曼人征服盎格鲁•撒克逊人后,随着法语词汇大量涌入英国词汇之时,prose一词才由古法语变成了中世纪英语词。由此,人类最初是从语言的形式上获得散文的概念。它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语体与文体,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然而,散文并不都是文学作品,只有当散文脱离了纯实用性目的,成为部分人或作家个人为解释某事,或对某一主题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思想感情而用散文形式创作的作品才成为散文文学。正如原始人类在高兴时所表现出来本能的手足动作尚不是舞蹈艺术一样。小说和故事也是以散文的形式写成,但散文作家的写作主要在于针对事实的逻辑性陈述与解说,以及他们的观点与态度,他们的兴趣不在于讲故事本身。   散文文学同样贴近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就其涉及的内容,文学性的散文有个人事务、情思、哲理、历史、科技、传记、游记等方面。就其文体形式,有小品、随笔、素描、特写、书信、扎记、演说辞,也有语言优美、文句典雅的散文诗。散文文学既可作茶余饭后、或劳顿疲乏的消遣休闲手段,亦可作为陶冶情操的借助,是言辞文章的范本,也是治学求知的师友。散文拥有比戏剧、诗歌、小说更多的读者。无论文人墨客,学者仕人,还是市井平民,没有人从来没有涉猎过散文作品。正是散文文学的这个特点,使它在世界各国文学中能成为繁荣的一簇奇葩。   二、早期英语散文的特点   中国最早的散文作品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公元7世纪至11世纪初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语散文还处在早期阶段。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和民族历史进程相联系。公元5世纪时,欧洲大陆日尔曼民族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朱特部落相继迁入大不列颠岛,在那里建立起各自的小王国。公元7世纪时,英伦岛上的诸小王国才慢慢统一起来,形成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英语散文也就从这时开始了。   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早期的英语散文并不是直接用英语写成,而是用拉丁语写成。其内容主要为历史事件和宗教活动的记载。公元7世纪时,英国成为了基督教的国家,能够读书写字的文人都是教会人士。他们的宗教活动使用的是拉丁语。因此,用拉丁语写文章便成为时尚,是少数人的特权。7世纪末8世纪初的彼德(Bede)就是这类写拉丁文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一生服务于教会,著作颇丰,论涉广泛,然而全都以拉丁语写成。他的代表著作《英格兰民族的宗教史》(TheEcclesiasticHistoryoftheEnglishNation)记载了罗马人入侵英格兰到公元8世纪前三十年英国历史的全过程。   人们能够用古英语读到他的这部历史著作是在9世纪末了。尽管彼德是用宗教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现象,但这本书仍是研究英国早期历史的重要依据。正因为这样,彼德被誉为“英国历史之父”,而不是“英国散文之父”。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用古英语写的散文是于9世纪末由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Alfred)发起翻译与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部编年史的主要部分是重要历史事件的逐年记录,它的作者主要是教会人士。   因此,它的内容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编年史是古英语散文的杰出代表。在10世纪末与11世纪初,一名叫阿尔弗里克(Aelfric)的僧侣精通拉丁文。他也写了大量散文作品。但他用古英语写的散文几乎都是宗教布道集或圣经解说文。这类作品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文学创作。   早期英语散文的这些特点一直延续到诺曼征服后的英国。1066年,讲法语的诺曼人入侵英格兰,在英国建立了盎格鲁•诺曼王朝。英国正式步入了封建社会。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语逐步演变成夹杂着大量法语词汇的中世纪英语。语言的演变也引起了英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更。昔日流行的英雄史诗让位于讲述亚瑟王和他的园桌骑士的传奇故事以及广泛流传民间的民歌民谣,特别是关于罗宾汉和他的绿林好汉的民歌。传奇与民歌多用韵文形式,且不是个人创作的作品。这时的散文也加入了这个文学大转变的潮流。而用散文形式写的亚瑟王与园桌骑士传奇故事的却是作家个人。十五世纪的托马斯•马洛依(SirThomasMalory)是讲述骑士故事的代表人物。然而,写文章要用外语的古风在马洛依身上依然保存着。他著名的《亚瑟王散文集》(Marted’Arthur)虽然不是用拉丁文写成,而是先用法语写成,然后马洛依自己把它译成英语散文。英国早期散文以拉丁语或法语写成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上半叶。汤马斯•莫尔(ThomasMore)的著名作品《乌托邦》(Utopia)也是用拉丁语写成,然后译成英语。这种习惯直到英国文艺复兴后才最终结束。   三、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与英国   “散文之父”的产生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时间上比欧洲大陆慢了一拍,在欧洲大陆主要国家里文艺复兴在16世纪已经转入尾声。而在英国,此时文艺复兴正是高涨时期。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始于一批“牛津改革者”宣扬人文主义思想。其中,最杰出的“牛津思想家”代表人物是汤马斯•莫尔,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最集中地通过他的散文著作《乌托邦》(Utopia)表现出来。《乌托邦》用拉丁文写成,在出版了31年后才译成英文。《乌托邦》不再是讲述传奇故事的文体,而是采取三者谈话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这种文体表达的内容更接近现实社会生活。在这种散文文体的基础上发展出短篇小说型的散文体。#p#分页标题#e#   16世纪后期,一种新型文体盛行于英国,即“小说散文”(Prosefiction)。“小说散文”虽然包含有一个简单的故事,通常是个爱情故事,但结构并不复杂。作者并不以创造故事情节为主要目的。   “小说散文”并不是小说,而是一种突出某种语言风格的散文体裁。这种语言充溢着结构长而复杂的句子,讲究音调的平衡,句子的对仗、排比、使用人工雕凿的,牵强附会的修饰或比喻。这种散文文体又称为“华丽散文”,英文为“Euphuisticprose”,与中国六朝时期盛行的“骈文”相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这种文体极其盛行于宫廷与上流社会的书面与口头语言交际中,特别是名媛贵妇们不仅要会说法语,而且要学会用Eu-phuism体。   英国第一个“小说散文”的作家是约翰•李利(JohnLyly)。这种文体名称“Euphuism”就是由李利的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演变而来。词藻华丽的骈文似的散文体在伊丽莎白一世和李利死后就没落了。但是这种文体使英国散文更贴近现实生活。   在英国文学发展道路上,这种文体为散文的繁荣,为十八世纪初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英国的文艺复兴是“英国散文之父”得以在十六世纪末产生的催生婆。一个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做文人作家,只想在政界官场奋斗的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最终成为了英国“散文之父”有其偶然因素,但也是英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培根在遭受了政治上的大挫折后,只好拾起他的科学研究兴趣,从事科学实验与哲学研究,并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培根在记录和发表他的科研成果报告时,也是用拉丁语写作。而在他科研闲遐之时,对某一社会问题发表他的意见或感想时,他才用英语写出来。1597年,搜集有10篇文章,在《散文集》的书名下,培根的散文集第一版问世。   这就是英国第一部以英文写成的散文文学作品集。   此后,文集不断扩大再版,到1625年,《散文集》已包含有58篇文章了。   培根的《散文集》涵盖了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主题。培根以睿智的眼光洞察社会,解析生活。培根的一些见解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不失它的正确性。《散文集》中的一些名言,被人们反复引用,已经变成世人皆知的格言了,如“知识就是力量”。《散文集》的语言高度精炼,简洁。尽管有人说培根的散文集是他严谨的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副产品,但它的价值永存。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即使在他的写作尘土中也能找到金子。”《散文集》是英国散文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后,英语散文文学进入了繁荣与具有自我特点的发展之路。培根的散文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给后世英国散文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文艺复兴的末期,十七世纪初的另一个影响到英国散文进程的大事便是《圣经》全文的英译本完成与出版。中世纪的英国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圣经》是直接用拉丁语诵读的。十六世纪时,《圣经》仅只有片断,章节英文翻译本。1604年,继承英国王位的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个国王詹姆士一世组织了47个学者进行《圣经》全文的翻译工作。   经过七年的集体努力,英文版的《圣经》全文终于在1611年问世。这就是一直使用到今的被称为“国王钦定圣经”版本。(KingJamesBibleoftheAuthorizedVersion)《圣经》英译本除了诗篇部分外,都是以散文体译成,它的英语纯粹,表达力强,文辞生动优美,并且摆脱了“华丽散文”Eu-phuism体的文风。   十七世纪初英国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亮点就是罗伯特•伯顿(RobertBurton)和他的作品。   他于1621年发表的散文著作《忧郁症之分析》(TheAnatomyofMelancholy)表面上是一本医学书或医科教材。实际上,作品涉及了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把社会与政治弊端与人的身体与精神的疾病相比拟。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文风活泼,文句幽默而机敏,是一部典范的散文作品。   四、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与资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散文   文艺复兴在思想上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获得了大发展。斯图亚特王朝对英国议会的横蛮态度终于导致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清教徒是这次革命的中坚力量,反映英国清教徒思想的清教文学随之兴起。散文在革命思想的传播和舆论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十七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清教徒诗人,《失乐园》(ParadiseLost)作者约翰•密尔顿(JohnMilton)的早期写作主要是散文作品,在资产阶段革命前和革命期间,他的散文小册子涉及到宗教改革、婚姻、政治、王权等各种问题,成为资产阶段革命的鼓动者与宣传者,革命的代言人。   王政复辟时期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文学评论上。这个时期之前,英国尚没有一部比较系统全面而又客观的文学评论作品。被人们称之为“趋炎附势的两面派”作家约翰•德来顿(JohnDryden)虽然在他的政治观点与政治态度上不足以取,但他的一部关于文学评论的散文著作《戏剧诗歌论》(AnEssayofDramaticPoesy)却是英国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该著作中,德莱顿以对话的形式,对英国和法国的戏剧家作出了他的评价,特别是对莎士比亚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评价。他以两分法的观点,指出了莎士比亚的问题,甚至是苛刻的批评,但同时肯定了莎士比亚伟大的成就。作者用了一句拉丁语作为对莎士比亚的总结:QuantumLentasolentintoviburnacyprsssi.译成英文:Ascypressesgrowtoweringamongtrailinghedgerowshoots.其意为莎士比亚就像生长在低矮篱笆丛中的参天柏树一样高大、挺拔,颇有“鹤立鸡群”之势。德来顿对莎士比亚的这一评价奠定了后世人评论的基调。他的文学评论散文思想敏锐,语言简洁,风格质朴,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华丽文体天壤之别,与同世纪的密尔顿的复杂长句亦不同。正是这样,有人称德来顿为“英国的文学评论散文之父”。#p#分页标题#e#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经历了反复,以向封建王权妥协而告终,但是夺取政权的目的的确达到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它的主要任务除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工业革命外,就是要在思想上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人民群众,以取代长期以来统治人民的封建思想。这就是十八世纪英国的“启蒙时代”。英国启蒙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都极其丰富多彩,这时的散文文学的发展为整个英国文学的繁荣增添了新的异彩。特别是散文的写作风格更是异军突起。   十八世纪的前三十年,在新古典主义盛行的英国文坛上,产生了一个新的散文文学部门,就是期刊散文。1704年,有“英国小说之父”之誉,《鲁宾逊飘流记》(RobinsonCrusoe)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开始编辑出版了英国的第一个期刊《评论三周刊》(Review),发表讨论政治、道德与文学等方面的散文作品。虽然笛福开英国期刊散文先河,但是这个时期在期刊散文文学上更具影响力的却是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Steele)和约瑟夫•艾迪生(JosephAddison)以及他们共同编辑撰稿的期刊《闲谈者》(TheTattler)和《旁观者》(TheSpectator)。这两个期刊上的文章主要是他们二人的散文作品。他们以清新流畅,简洁生动而带有淡淡讽刺味道的语言论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旁观者》中的文章影响深远。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Franklin)曾在他自己的《自传》中回忆他小的时候,是如何模仿《旁观者》中的文章练习写作。   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散文文学的不同风格更是各具异彩。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以他辛辣的讽刺文风在英国文学史上留下讽刺作家的声誉。他的散文作品《我的一点小小的建议》(AModestProposal)成为了英国讽刺散文的典范。   斯威夫特满怀深切的同情与忧虑描写了爱尔兰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但是文章却以满篇反语讽刺的语言写成。贬语咒骂变成了深沉的爱,奉承与褒奖成了切齿之恨。作者的文句构思与语言表达充分体现了这位讽刺大家的非凡写作技巧。与斯威夫特散文风格迥然不同,撒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的散文则充溢着浓郁的古典主义气息。约翰逊博士以编纂了英国的第一部《英语大辞典》的巨大成就而记入史册。而他的文学成就,尤以他的散文而驰名文坛。约翰逊散文典雅庄重,文思睿智,才气横溢,文句优雅。他绝少用俗语和口语化的句子,他善用排比对偶,明喻暗比。他把排比句发展成三联排比,把散文写作技巧推向一个新高度。他的《辞典》最终完成引起了与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风波,这导致了他的一封《致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信》(LettertoLordChesterfield)的出笼。这封信是英国古典主义散文书信的典范,历来为文学爱好者所欣赏。而他为自己的《辞典》所写的一篇《序言》,则远远超越了一般序言的俗套。它的前半部分是有关语言问题的论文,后半部分则是抒发感情的优美散文诗,把他编写英语大辞典时既自信而又胆怯的自我矛盾心情表露得淋漓尽致,他的三联排比句在《序言》里不只一次地用到。   由于有了约翰逊这一位其貌不扬,却又才智过人的奇才,“约翰逊俱乐部”的头人,英国才有了一位著名的传记作家,詹姆士•波士威尔(JamesBoswell)。波士威尔成天与约翰逊形影不离,车前马后,把约翰逊的言行统统记录下来,终于成就了他的《约翰逊传》(LifeofSamuelJohnson)这部巨著。这是英国传记文学最早的一部经典传记,也是一部优美的散文作品。   在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英国也产生了著名的历史散文作家爱德华•吉本(DewardGibbon)。吉本的历史散文巨著《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是他十二年来辛勤收集资料,访问调查的结晶,不仅史料翔实,而且语言精彩,文笔优雅,是英国启蒙时代的历史散文里程碑。十八世纪英国散文风格的大发展还表现在演说散文上。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写了一系列语言雄辩有力的演说散文与书信体散文。他以书信体形式写的散文《法国大革命之反思》(ReflectionontheFrenchRevolution)语言苍劲优美,但其思想内容却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不解与反对。   十九世纪的英国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英国在该世纪完成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过渡,而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日趋尖锐。这一时期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经历了它的辉煌时期,反映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十九世纪的英国散文文学也在这样的背景中丰富了它的题材种类。   像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一样,散文的题材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深层与多面,直接地批判种种社会问题。十九世纪的前二十年代,当英国还是浪漫主义思潮统治着文坛时,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激进散文家就写出了许多议论时政的散文作品,这些散文思想激进,内容新潮,文笔犀利,反映出被压迫人民要求民主和权利的心声,提倡改革与革命。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高德文(WilliamGodwin),潘恩(ThomasPaine)和科伯特(WilliamCobbet)。农民出身的散文家科伯特创办的《政治纪事》周刊前后持续达三十多年,猛烈抨击了英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揭露了选举中的丑行,强烈要求政治改革,而对英国的农民,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杰出的散文作品《乡村骑行记》(RuralRides)既写了英国农村的自然景色,也写了社会现实生活。   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把自然美景与人民的痛苦揉合在一起,以冷峻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抒发作者的情怀。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就虽然在诗歌领域,但这个时期也是英国浪漫主义散文的黄金时代,浪漫主义散文的重要代表作家还有兰姆(CharlesLamb)、赫兹里特(WilliamHazlit)、亨特(LeighHunt)和德昆西(ThomasDeQincey)。   兰姆从一个业余诗人成为英国杰出的散文家,其作品平易近人,受人喜爱。他的早期作品就是在中国广为人知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TalesfromShakespeare)。用散文形式讲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故事,他的前人亦有尝试,但没有人像兰姆那样能用最简洁生动的语言复述莎剧中的故事,让那些不懂戏剧原文的人,甚至儿童都能理解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故事。兰姆散文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的散文集《埃利亚散文集》(EssaysofElia)和《最后的埃利亚散文集》(LastEssaysofElia)中。他的散文风格柔和、优雅而具感染力,文句中幽默神情与哀怜情感凝重又不落俗套。#p#分页标题#e#   赫兹里特以他的小品散文而著名,而内容却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与文学评论多方面,亨特的散文也以文学批评著称。德昆西是十九世纪前期最后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散文家代表。他的散文作品《一个英国抽鸦片的人的自白》(TheConfessionofanEnglishOpium-Eater)描述了他自己抽食鸦片的经历,进而联想翩跹。散文词藻华丽、风格轻漫,有“散文诗”之称。德昆西关于英国“湖畔诗人”的评论散文亦引人入胜。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在英国出现的“宪章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这次革命运动,在英国文学战线上的反映就是“宪章文学”。革命性的政治散文小册子在宪章文学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具有号召性的散文册子、书信、演说词与战斗的诗篇一起为工人运动宣扬了舆论,号召了群众,组织了力量,鼓舞了斗志。它们在英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   十九世纪的英国散文在品种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散文作家数目之众,也是史无前例的。十九世纪中期的一连串作家的名字,就代表了善长于不同题材的散文家。一个由苏格兰农民的儿子成长为维多利亚时代著名散文家的卡莱尔(ThomasCarlyle)擅长于文学评论和演说散文写作。他对彭斯(RobertBurns)的评论散文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评论方式。   他的散文反映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认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但是,他又害怕群众的觉悟,害怕群众革命,只是寄希望于社会的“英雄”。他的这一思想在他演说散文集《英雄与英雄崇拜》(OnHeroesandHero-Worship,andtheHeroicinHistory)中暴露无遗。麦科尼(ThomasBabingtonMacaulay)则以他生动的语言写历史散文。他的历史著作《英格兰史》(HistoryofEng-land)似是断代史,却又不是断代史。他以小说的描绘加抒情的方法,把枯燥的历史事件写成生动的描述文,读起来令人兴趣横生。腊斯金(JohnRuskin)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评论散文家。他在讨论社会问题的同时,把更多的笔墨蘸注在绘画、建筑的艺术评论上,他的关于中世纪建筑艺术的评论《建筑艺术的七盏明灯》(TheSevenLampsofArchitecture)影响到欧美的建筑潮流。散文家纽曼(JohnHenryNewman)的关注则投向大学教育方面。马休•阿罗德(MatthewArnold)是诗人,也是著名的文学与社会评论家。   十九世纪中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英国散文文坛上又增添了一项新的题材,那就是科普散文的出现。1859年,达尔文(CharlesDarwin)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物种起源》(Onthe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但是由于保守思想和教会势力的阻挠,达尔文主义尚没有普遍为人们所接受,更不为普通劳动人民所知晓。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站出来,以演讲,写文章的方式向普通劳动者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的演说词散文《一片白垩》(APieceofChalk)把进化论以极其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人们熟识的事实,解说了进化论的精髓。尽管人们普遍将赫胥黎列入科学家名单,但他的作品开创了科普散文之先河,奠定了科普散文的风格。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一些现代主义的思潮,包括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唯美主义(Aestheticism),在英国文坛上泛起。人们熟知的戏剧家和小说家魏尔德(OscarWilde)被称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   他的小说《格雷的画像》(ThePictureofDorianGray)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品。然而,英国唯美主义的兴起却是散文起了先锋作用。首先在英国倡导“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理论的是散文家、文艺评论家沃尔特•佩特(WalterPater)。   他在他的散文集《文艺复兴之研究》(StudiesintheHistoryoftheRenaissance)中首先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而“为艺术而艺术”正是唯美主义的宗旨。因此,魏尔德是用他的艺术形象,生动而具体地实践了唯美主义的理论,图解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十九世纪末,自然主义小说的代表乔治•吉辛(GeorgeGissing)也是散文家。   他的作品《狄更斯之批判研究》(CharlesDickens:ACriticalStudy)以比较现实与客观的态度评价了狄更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的成就。这个时期,另一位广为读者所知的小说家,《金银岛》(TreasureIs-land)的作者斯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如同他的浪漫主义小说一样,写了许多散文游记、随笔和小品,为本来已经题材品种相当丰富多彩的十九世纪英国散文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内容,即游记散文。   五、二十世纪的英国散文文学概况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英国文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二十世纪的英国已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国内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更加残酷。国内劳资矛盾更进一步激化,工人阶级在觉醒。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频频发生。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原料和市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加剧,最终导致了这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一步步衰落下去,昔日的大英帝国最终沦落为美国的帮凶与仆从。英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在文学领域有深刻的写照,英国散文文学的变化与发展同样映照了时代的变迁。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已经度过了它的辉煌高峰时代。   尽管现实主义的传统仍然被一些作家继承着,但小说和诗歌领域受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影响,现代主义的作品各显其能。未来主义(Futur-ism)、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和意识流(StreamofConsciousness)等各种文学思潮像走马灯一样出现在英国文坛。英国散文文学也以它自己的特点在这个大变化的文坛上展现一角。二十世纪初期,英国散文文学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散文写作转向非严肃性的主题。由于文学创作越来越商业化,散文写作不再用来讨论严肃的社会问题,而用以服务悠闲阶层的娱乐,或供茶余饭后的消遣。过去英国散文传统的严肃主题被轻松的议论所取代。  #p#分页标题#e# 由于轻松散文的繁荣,幽默、机敏俏皮加上淡淡的讽刺语言便成为了这类散文的基调。小品、随笔、速写一类的散文充溢于报刊杂志和集子。传统的英国散文中,典雅优美的语言风格被大量的习惯口语化的词语所代替。这类散文的代表有麦克斯•比尔波姆(MaxBeerbolm)的《再一次》(YetAgain)、《甚至此刻》(AndEvenNow)、《事情:新与旧》(ThingsNewandOld);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的《巨大的琐事》(TremendousTri-fles)、《差异的运用》(TheUsesofDiversity)、《一般说来》(GenerallySpeaking);贝洛克(HilaireBelloc)的《论没什么事》(OnNothing)、《论每件事》(OnEverything)、《论任何事》(OnAny-thing)、《论某事》(OnSomething)。然而,二十世纪的英国散文还是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发展着。尽管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支配着这个世纪的英国文学创作,但散文仍然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散文文学有以下特点。这个时期,传记散文有了迅速的发展。传记的写法突破了旧传统,从注意积累详细而充分的史料事实,按岁月的进程写出一个人的一生发展到有选择地安排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加以描述,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代表作家如斯特雷奇(GilesLyttonStrachey)作品《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Victoria)就是一部不落俗套的传记,令人耳目一新。二十世纪中期,“小说散文”(Prosefiction)再度在英国兴起。   “小说散文”的文体人们并不陌生,英国在十六世纪就盛行过。约翰•李利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创造了骈文式的Euphuism体。他死后,这种文体在英国衰落下去。我们在浪漫主义散文家兰姆的作品中可以寻觅到一点“小说散文”的痕迹,但也只是在作品的内容构思方面。二十世纪的散文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重又拾起“小说散文”的创作形式,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奥威尔的“小说散文”也包含着一个由简单的小故事所构成的情节。但他的语言却简朴无华,没有牵强的比喻,不刻意运用排比对偶的语言效果。没有华丽的词藻,文句却有深刻的感染力。他的代表作《大象射杀记》(ShootinganElephant)是描述性散文,描写发生了什么和可能会发生什么。文章记述了作者在缅甸当警察时的经历,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作者以小说心理描段生动而细腻地描写了自己内心的矛盾感情,表露了作者对缅甸人民既同情,又怨恨的矛盾心理。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夹叙夹议,把内心的矛盾,迟疑犹豫的心情袒露在简单事件的处置上。文章对射杀大象过程的细节描写使散文具有小说的特点。   然而,奥威尔的政治态度是不值得推崇的。二十世纪的一些作家在战前与战后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转变。有的转向了左派,而奥威尔却在二战后完成了从左派到右派的大转变。二战后他的小说以反苏(联)反共为主题。对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恶意攻击,为帝国主义的“冷战”帮了忙。英国散文文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个突出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传播。在英国文学领域里,一些进步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和评论文学现象,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拉尔夫•福克斯(RalphFox)和克里斯多菲•柯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福克斯的文学评论著作《小说与人民》(TheNovelandthePeople)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欧洲与英国文学作了批判性评述,遣责了资产阶级颓废主义文学对人民群众的毒害。   作者坚定地指出,唯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创作才有文学的繁荣,因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小说与人民》一文中,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了作家应该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为人的灵魂而战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福克斯能有这样的思想确是难能可贵的。   科德威尔是英国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评论著作集中在相继出版的文学评论集《幻想与现实》(IllusionandReality:AStudyoftheSourcesofPoetry)和《临终文化之研究》(StudiesinaDyingCulture)。在《幻想与现实》中,科德威尔的评论重点置于诗歌方面,但所用的观点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论了英国诗歌的发展和诗人的作用,认为诗歌也要渗入到社会的变革中去。在《临终文化之研究》中,他以革命的观点评论了戏剧家肖伯纳(GeorgeBernardShaw)和小说家劳伦斯(D.H.Lawrence)及其作品。   二十世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评论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思潮。它是在英国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异军突起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中的一些人自己就是共产主义者,参加了英国共产党。他们不仅是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自己亲自投身革命活动。福克斯和科德威尔二人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旅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反对弗朗哥法西斯主义,并为此献出了他们的生命。遗憾的是,英国资产阶级文学家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册上没有给这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家留下应有的一页,正如宪章运动中的宪章文学和作家们不被重视一样,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真正反映了英国劳动人民的心声,他们是英国先进思想家在文学上的代表。   六、小结   作为文学一部分的散文文学既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个文学发展道路相一致,也有其自己的发展特点。文学发展的道路是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又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纵观英国散文文学的发展道路,我们似乎觉得英国的“散文之父”有点姗姗来迟,这正是英国散文文学发展的特点。尽管散文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兴起俱来,但长期使用拉丁语和拉丁语散文创作习惯推迟了真正英语散文文学的发展。但是一旦英语散文文学兴起后,它的发展就异常迅速,并给了英国社会的发展巨大的推动力,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英国散文文学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有了辉煌的成就,它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一样载入了英国文学史册。战后的英国散文文学在进步与反动,理性与沉沦相互冲突的复杂环境中艰难地发展着,历史将会选择出人民所需要的文学体裁与题材。#p#分页标题#e#

摘要：

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最新修订稿］总目标中明确提出，初中学生通过语文教学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述自己的意思。能根据日常生活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初步学会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由此可见，提升和培养良好的表达能力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日趋发展的今天，人才竞争激烈，沟通交流彰显主要地位，使得研究“提升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学生表达力”这一课题变得适时而又重要。

关键词：

初中语文；提升；表达能力；措施

前言：法国作家莫里哀说过，语言是赐予人类表达思想的工具。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不仅是人类和谐相处的方式，也是参与竞争提升自己的加分工具。而这种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学校从小的教育和熏陶。特别是初中生，他们正处在人生启蒙的关键时期，对任何事物都是似是而非的认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不可逆的时机，充分发挥语文教学的重要作用，提升初中学生的表达能力，为日后更好更长远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下面我们就从培养初中生表达能力的重要性着手，来谈谈如何提升初中语文教学中学生的表达能力。

1培养初中生表达能力的重要性

1．1适应“应试”教育，获得分数和荣誉上的成就。

[摘要]在旅美大陆华人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学科建构中，张旭东以其对“文化政治”的论述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反思与建构而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张旭东将“文化政治”视为现代性的核心，并透过这一概念，在普通与特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重新思考主体性的呈现的问题，从而为处于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之中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性如何穿透性地重新确立自身的普通性和主体性确立了基本的方法论；其次，张旭东透过对五四激进阐释学的重新阐释，考察文化政治的逻辑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重建革命与五四之间的内在关联；再次，以对鲁迅的重新解读为中心，张旭东通过重新界定鲁迅的“文学性”的内涵，重建鲁迅的写作在文学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联，从而为打破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打开了可能性的空间，并提供了方法论和具体的实践。

[关键词]张旭东；现代性；主体性；文化政治；鲁迅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大陆一批年轻的学子，如刘东、张旭东、唐小兵、张英进、鲁晓鹏、刘剑梅等留学并执教于欧美大学，改变了欧美汉学界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原本由港台华人学者和西方汉学家主导的局面。旅美大陆华人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尽管共处于海外的学科学术场域，却具有与港台学者及西方汉学家不同的文化价值立场。与港台出去的海外华人学者不断重构不同于大陆现代文学五四叙事与革命叙事之外的新的叙事脉络和现代主体性不同，大陆出去的华人学者，对五四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传统的主体性有着更为真切的价值认同，尽管他们在西方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的影响下，有着与大陆本土学者不同的具有一定解构色彩的文学史观和红色经典“再解读”的冲动，但从总体上，他们在海外显示出力图将启蒙和革命现代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建构的努力，从而成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构的一股新的力量。在旅美大陆华人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学科建构中，张旭东以其对“文化政治”的论述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反思与建构而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张旭东将“文化政治”视为现代性的核心，并透过这一概念，在普通与特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重新思考主体性的呈现问题，从而为处于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之中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性如何穿透性地重新确立自身的普通性和主体性确立了基本的方法论；其次，张旭东透过对五四激进阐释学的重新阐释，考察文化政治的逻辑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重建革命与五四之间的内在关联；再次，以对鲁迅的重新解读为中心，张旭东通过重新界定鲁迅的“文学性”的内涵，重建鲁迅的写作在文学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联，从而为打破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打开可能性的空间，并提供了方法论和具体的实践。

一、文化政治与主体性

张旭东将文化政治视为现代性的核心问题。由于文化政治关涉特殊性与普遍性要求，是在特殊与普遍、他者与主体的关系中来确立主体的普遍性的价值与地位，因而也就是主体性的问题。因而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主体性的思考，需要透过文化政治的视角才能获得某种穿透性的维度。那么，何为文化政治？对此，张旭东从“比较与可比性”出发来进行讨论。在他看来，比较与可比性问题并不局限于比较文学或文化研究范围，而是涉及到文化和文化意识的根本性问题，因而是一个哲学和方法论的问题。这里的方法论是指向一个价值领域和生活世界，是“指向不同价值领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竞争的关系”[1]（P3）。“真正的比较问题必然引发普通和特殊的辩证法；而普遍—特殊性之间的辩证法必然在具体的现实关系和符号关系中重新挑明一种文化政治意义上的、集体性的自我意识。”[1]（P3）他的这一论述基于这样的前提，即每一种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认识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就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神、人与时间等基本生存维度所作的思考和安排。然而这种普遍性文化却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由于它未能经过特殊性的中介，因而是未经辩证的、未经世界历史考验的普遍性。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思考的途径不是由具体上升到特殊，而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未经批判的普遍性和未经批判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一样，不过是“一种幼稚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想当然的空洞”和没有生产性的“自我同一性”[1]（P5）。“在当代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政治的现实关系中”，“任何文化和文化意识，任何一个集体性的社会存在，任何一个生活世界及其自我意识，都必须在一个超越了自身抽象的普遍性幻觉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关系中，将自己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再一次表述出来。不然的话，这种文化或生活世界最根本的自我期许和自我定义就只能作为一种特殊性和局部的东西，臣属于其他文化或生活世界的更为强大的自我期许、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述”[1]（P6），这正是由“普遍性”或“普世主义”话语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所规定。也正是这种历史中的强势文化不断地在刻意重新制定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新秩序、新法则，使得文化、价值和生活世界的多样性说到底是普遍性的多样性，只有参与对普遍性的界定权才能维护一种特殊的具体存在的文化，否则将沦为他人普遍性话语中的特殊位置，接受他者普遍性话语对特殊性的界定，在他人的话语中生活，自身具体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将由此丧失。同样，“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意义、价值和‘生活世界’的整体上考虑自身的具体特殊的文化形态，我们就谈不上具备一种文化意识，就谈不上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可能凭空被‘创造’或‘想象’出来；它也不能借‘回归传统’去获得；他的历史性的存在依附于新的生活世界的建立，而它的概念轮廓则只能在文化价值体系内部和它们彼此之间交往和冲突过程中出现。”[1]（P9）上述论证实际上说明了两点：第一，普遍性话语的运作要求，只有参与对普遍性的界定才能获得特殊、具体存在的文化的辩护的权力，在这一参与的过程中修改和重新界定普遍性；第二，特殊的、具体存在的文化并非一种想象的或创造的东西，而有其历史依据和概念轮廓，对特殊、具体存在的文化的表述只有在价值体系之间的交往和冲突中进行。这既是可比性问题，也是普遍与特殊问题最终交集的文化政治。在这两个层次上，张旭东界定了文化政治的内涵：第一，文化政治是在一个法或法哲学层面上重新思考文化的问题；第二，文化政治的根本问题来自于活生生的具体的生活世界的体验，来自我们此生的具体有限的时间性，和我们所负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记忆，因而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思考就既与晚清以来的思路一脉相承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文化政治的视角提出了一种重新处理中西关系问题的新视野，它将中西问题处理为当代中国的生活世界的基本形式与现代性普世主义意义—价值体系的关系，也即是在现代性所界定的普遍性的历史关系和理论表述的矛盾中探索中国问题的基本形态及其表述策略。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现代性所界定的普遍性并不是外在于我们，也就是说，一个先验的、无需论证的“中国立场”或“中国意识”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于，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现代性”已经内在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性’的‘西方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性文体”[1]（P10），这就意味着在新的历史关头，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并非如何勘定同现代性和“西方文化”的边界，而是在于如何为界定普遍性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斗争注入新的艺术，这种新因素“正是谈论‘传统’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唯一理由，也是批判地重新思考现代性的西方话语传统的或隐或显的动力”[1]（P10）。这就需要进入到现代性的历史结构中去，这是因为“中国进入现代性基本关系中去的历史经验决定了看问题的特殊方式，现代性体制的某些成问题的方面、甚至它的整体性的‘合法性危机’由此变得明晰起来”[1]（P9-10），因而通过进入现代性话语的历史结构可以同“这些蕴藏在传统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里的批判性、建设性因素相遇。”[1]（P10）

二、五四文化激进阐释学的文化政治

张旭东通过对五四文化的激进阐释学的阐释，来探讨文化政治逻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关系。凭借这一逻辑，反对现代文学的自由主义观点（将五四视为启蒙以反对革命）或者保守观点（以晚晴反五四），反对对五四与革命的割裂性理解，而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中重建连续性与断裂性的辩证法。《“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阐释学》[2]是张旭东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的思考中具有概括性的一篇文章，是在90周年为纪念、反思和重估“五四”的价值所写。这篇文章主要解决“五四”与整个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关系问题。对此，张旭东对“五四”研究的主流话语及因其僵化和过度地域化所引发的被各种外围和边缘话语包围、修正和颠覆的情况进行了反思。主流话语的僵化和过度地域化源于没有跳出“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和“反传统”等关键词所划定的范围，没有将“五四”放在更大的理论语境里做开放性的理解，而种种边缘性话语则以“激进与保守”的讨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或“晚晴现代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来模糊和消解五四的划时代意义。尽管后者能够借助于更大的知识语境和问题关联域，但其将五四主流论述视为单一的、狭隘的政治化论述，通过历史主义逻辑（“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时间顺序）、学科专业化实证化的路径，以打破五四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压抑”为名，打通和排除“前革命”（晚清、民国）与“后革命”（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全球化、普世价值等等）之间的历史障碍的做法，不过是为了达到淡化或抹掉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实践的集体记忆和当代切关性的目的。作为“新一轮全球性文化权利和意义争夺中的一个局部性问题”[2]，“五四”论述“关系到过去九十年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全面理解和评价，从而同当代中国的自我理解和未来指向息息相关。”[2]因而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而关键的意义。在张旭东看来，像“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反传统”等都仅代表五四精神的主观意愿或价值取向，如果将五四理解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和思想运动，其核心实际上是“新”和“文化政治的逻辑”。“新”作为“五四”的核心之一，意指将新生活、新文化、新青年、新中国等内在化为中国人自身的情感方式和价值指向。“五四”作为一个分水岭，将之前带有外在的、威胁性的但又不得不去适应的种种“新”变为具有内在驱动力和哲学意义的“新”，从而彻底改变了晚清以来“理智与情感”、“可爱与可信”之间的分裂，使两者结合起来。“文化政治的逻辑”正是由上述“新”的内在化所带来的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贯通重合的逻辑，这种贯通重合的一致性带来由新文化、新价值、新人所创造的与自己本质相适应的生活形式或国家形式。文化政治的逻辑是现代性的根本逻辑。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就是市民阶级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提供统一市场、语言、制度和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由于中国面临对外学习和抵抗列强、对内颠覆和挽救传统的严酷环境，因而政治与文化的贯通统一就显示出更高的要求。“如果说鲁迅笔下的阿Q代表了文化失败和政治失败的一致性和同一性，那么时代的‘雷锋’则体现了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彻底的重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现代中国的存在是一种直达个人的文化政治的集体存在，而‘五四’正是源头。”[2]因而，重读鲁迅也构成张旭东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学现代性和主体性问题的一把钥匙。虽然他对鲁迅的文学批评的文字并不多，只有《遗忘的系谱——鲁迅再解读》[3]、《中国现代主义起源的“名”“言”之辩：重读<阿Q正传>》[4]、《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与语言政治》（上/下）[5]、《鲁迅回忆性写作的结构、叙事与文化政治——从<朝花夕拾>谈起》[6]和《重读鲁迅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反思》[7]等文章和演讲录，但这在张旭东的文学批评和电影批评对象中，其文字篇幅和持续关注上却是突出的。如果说《遗忘的系谱》的写作仍然处于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文化氛围，在本雅明的文人气质（个体与时代关系）的意义上来进行解读的话，那么后面的这些文章大多演讲和写作在近几年（2009年以后），并且有着较为集中的思想关切和文学解读的具体方法的一致性，都是围绕着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这一时期的思考重心，从当下性、文学性和政治性的关系入手，来重读鲁迅文本的现代性和主体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