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论文范例

摘要：在校期间是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面对高职学生特点，结合高职学生培养落脚点及社会对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引导学生内化与践行必备道德品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探索传统文化提升学生道德品质方法与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道德品质；品德培养；方法

十八大提出: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将立德作为道德要求古而有之，追溯其价值理念的历史渊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指树立道德，即提高道德修养，给人们树立道德方面的榜样。古为今用，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之根本，传承文化底蕴，旨在使学校德育和素质教育能够汲取传统道德文化养分，教育和引导当代学生健康成长。

1当代高职学生道德品质要求

传统文化将立德作为核心，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列在首位说明良好的个人修养是成就事业的前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孟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将自身修养提升作为根本，在沿袭中华传统文化正心、修身、自省、自律的同时当代大学教育更侧重于培养学生能力与品行，即：如何学习、如何面对社会、如何思考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能力。十八大提出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等理念教育的同时，全面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力军、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的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文化水平怎样直接影响国家的发展前途。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是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保障，良好的道德素质也是当代大学生必须具备的品质。做一个文明的大学生要有一颗君子之心，应具备以下道德素质：

1.1孝为先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弟子规》中用一整章来告诫人们如何做到孝。首先要拥有一颗孝心，其次要做到孝敬、孝顺，你才能拥有孝德。孝这种观念应渗透到学生思想意识中，扎根心底。对学生进行教育，观看主旋律电影，根据母亲节与父亲节特定节日开班级座谈会，跟家长做一次心灵的通话，改正错误行为，帮助学生达到心灵的救赎；孝顺父母心怀感恩，从细节入手，引导学生注意与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心灵上呵护父母；教育学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身有伤，贻亲忧”，照顾好自己，多与父母沟通，避免父母担心；帮助学生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以“德有伤，贻亲羞”[2]准则，完成道德自律。

摘要：该文在分析传统文化伦理型特点的基础上，对家礼文化研究滞后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检视，以期抛砖引玉，推动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家礼内涵；正史与谱牒；小说《红楼梦》；研究意义

在古典文献里，礼不但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也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同时也是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工具，具有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性。而仪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郭沫若认为：“礼，大言之，便是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小言之，是一族一姓的良风美俗。”[1]萌芽于原始社会的礼，经过周公制礼和孔子的阐释和发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尊卑体系，与封建政体、社会等级制度和道德学说紧密相连，囊括了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多个层面，礼几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1家国同构的伦理观念

中国古代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国家政治与家庭生活受礼乐文化的制约。历代统治者通过家庭为单位，以维系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为荣，追求敬宗睦族的理念，打上了浓厚的家族主义色彩。“中国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是从家族伦理演绎而来的。”[2]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家”与“家族”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可以说在夏商周时代已经有了，是一个很长的文化源流。在这里面，家族大概占了很重要的成分，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主的。”[3]在家国同构的宗法伦理格局下，家与国血肉相连，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家庭或家族内部，父家长权力最大；就国家而言，君王地位最尊，权力最大。于是，上下有异，贵贱有分，长幼有序，贫富有度的天地人伦，成为纲常之本和政体之源，反映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和人格依附，礼仪一跃而成为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个人道德的行为准则。

2传统家礼文化内涵

古人通常聚族而居，生活在宗族和血缘形成的亲属集团里。家礼是彰显家族门风的符号，包含家规、家仪、家教。其中，家规又称家约，是规范日常行为的准则，起着调节家庭或家族内部关系的作用；家仪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冠婚丧祭，节日习俗，乃至服饰饮食等方面；家教是训诫子孙以礼为重的处世之道，体现了诗礼传家的醇厚风范。在强调群体利益的社会里，家礼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践行立人、达人、爱人、谅人的忠恕之道以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矩之道，从而构成了古代家礼文化的一大特色。钱穆先生指出：“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作为以血缘和姻缘派生出来的亲属团体，家庭已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国是家的扩大，政权依赖于族权，国法得益于家法，家与国之间，可谓相得益彰，直接“影响着个人与他人、宗族及社会的关系，形成和塑造着传统社会内的程序、结构、规范以及制度”[4]。久之，习而成俗。如果脱离了这种关系，家庭将不复存在，社会将不可想象。由于宗法制度的客观存在，也为家礼的延续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成为规范和塑造中华民族世俗生活的形态。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宝贵财富，具有教化和熏陶人的作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与其有相通之处，当前这门课程实际教学中，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却比较少，民族文化浸润和陶冶情操作用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这门课想要达成素质教育目标，促进学生道德素养与法治意识增强，能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通过在课堂中有意识渗透教育，丰富学生精神世界，情感进一步升华，使德育价值更高。本文围绕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展开讨论，分析在这门课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意义，并提供了渗透与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

关键词：小学；道德与法治课；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渗透路径

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之处在于，其是前人思想文化的结晶，蕴含着传统美德、正确价值观、优秀的道德素养等，具有很高的教化与陶冶人的价值。小学生教育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与法治课是主要阵地，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与优秀传统文化有共通之处。因此，道德与法治课中要积极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其感受民族文化魅力，在浸润中提高道德素养，确保人格健全，并能知法守法，健康快乐成长，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

一、道德与法治课中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意义

优秀传统文化中积聚着民族精神，包含传统美德、人文情怀、优秀品质等。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既能使其感受民族文化魅力，从而产生自豪感，形成文化自信，抵御不良文化冲击，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优秀传统文化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对小学生具有熏陶作用，可促使其道德水平的提升，思想品质逐渐趋同，教化价值极高。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目标是培育德才兼备的素质人才，让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自觉去践行，这就有必要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代小学生每天都会接触到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学生的三观容易受其影响。道德与法治课是德育主战场，也是保证立德树人目标实现的根本，强化这门课的教学成效是重中之重。道德与法治课帮助小学生建立正确道德观与法治观，并引导其在社会实践中践行，成为一个有道德有法治观念的人。从上述内容看出，道德与法治课和优秀传统文化有共通之处，联系十分紧密，这种情况下寻找两者结合点，在课程教学中有效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做好道德与法治教育，这是培养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也能使学生在民族文化浸润中正确深入认识道德与法治，发扬传承民族精神，并提高道德素养与水平，且做到懂法与守法，能够用法律武器维护自我权益[1]。小学生三观正，法治意识强，不但有利于个人梦想达成，而且有利于中国梦早点实现。

二、道德与法治课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

（一）教师提高自身文化修养。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要渗透优秀传统文化，利用其达到德育目的，对于教师要求高。教师要熟悉优秀传统文化，在分析道德与法治教材中敏锐发现其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点，然后有目的地利用其开展教育，做到有的放矢，从而达到令人满意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效果。教师要在这门课中借助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教育，首先要做的就是丰富自我，提高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明确其精髓所在，并能找到其与道德与法治课契合点，这样才能在教学中合理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达到预期教育成果。教师博览经典著作，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精神营养，道德与法治课就能旁征博引，运用补充教育资源，使学生不自觉吸纳精华[2]，在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下自我改进，促使这门课程教育质量提升。另外，教师既要提升优秀传统文化修养，还要去践行，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学生，帮助其建立正确的三观，培养和提升道德与法治素养。平时要做一个尊师重道、孝敬父母、与人为善、忠于国家、勤俭节约等优秀美德的人，这些传统美德会在潜移默化中给小学生带来影响，就是我们道德与法治学科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成功。

本文作者：游翠萍 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1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促进了政治小说的产生

在晚清动荡变革的社会过程中,以梁启超为代表提出的新民思想对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重大的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几乎都受益于这一思想。知识界对新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追求体格强健到追求精神强健的过程。一开始强调的是“强国保种”,既是救亡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东亚病夫”形象的反弹。在洋务、变法通告失败之后,知识阶层认识到,仅有体格强健是不够的,仅仅依靠精英阶层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是很难奏效的,必须开启民智,培育新的国民精神,唤醒更多的人参与。新民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人的现代化从自发到自觉、从精英向平民的转变。梁启超提出的新民概念与儒家概念中的新民有重大区别。要从两个意义上来理解:新用作动词时,新民必须解释为“人的革新”;新被用作形容词时,新民应解释为“新的公民”。[1]107“新民”也不同于儒家的“君子”,后者是一种精英理想,而前者是针对政治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1]152事实上,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包括民族主义、国家意识、竞争意识、进取冒险精神等。新民思想扎根于民族国家意识,新民的目的在于救亡和“新国”。他曾反复批评国人缺乏民族主义、独立自由意志及公共精神,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过渡的一大障碍。至于当时知识界引进的西方自由、权利等自由主义概念,与其原义有很大区别。

它们都是为了阐发他们的国家、民族主义观念,而与西方为保护民权而有国家的观念相去甚远。[1]136—138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既是五四“立人”思想的先导,更一直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全过程。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对此深有感受。他在梁启超去世后写的挽联就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可谓知人之论。至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强调的在日本看幻灯片时所受到的刺激,则颇具象征性地显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国民性梦魔”,这也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难解的情结。在1898年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阐发了他的现代小说理论。在梁看来,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不可思议的作用,但中国小说却只“用之于恶”,即“诲盗”和“诲淫”,对于社会进步并无益处,“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那么,新小说是什么?就是政治小说。认为“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2]381902年,梁启超又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进—步阐发其以小说改良政治和新民的观点,并刊发了他实践其小说理论而创作的“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在绪言中说,写作此小说目的在于“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作者虽然抱歉这一小说“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料想必定“毫无趣味,无以屠读者之望”,[2]55可“立国”心切,似乎也顾不上许多了。政治小说一向因其政治宣传多、艺术价值少而多受垢病,它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也常被忽略。但是,文学政治化是中国现代化特殊历程的必然产物,也是文学(特别是小说)现代化转型的最大动因。

2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提升了小说的地位

文学的现代转型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小说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甚至超过了诗文。有一种观点认为,新文学也是“载道”文学,只不过载道的内容不同,需要结合创作者和阅读者来作进一步分析。传统诗文的创作者和阅读者都是士大夫精英阶层。文学载道是培育符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理想的“君子”。而现代文学意在“新民”、“立人”,它的对象是普通民众而非社会精英。进而言之,传统小说创作一向是士大夫所不为的,而现代小说的创作者往往是社会的文化精英。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在政治与文化分途后的选择。而传统文人的出路一般是“学而优则仕”。现代化涉及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而传统社会中,由于民权的缺乏,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不仅不必要,反倒是需要防范和压制的。因而传统文化只培育出奴隶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意识。这也导致现代知识分子在推行启蒙任务时,时时焦虑于国民的“奴性”,慨叹“立人”之艰难。由是观之,载“儒家”之道、培养“君子”的传统文学和载“立人”之道、唤醒民众的现代文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言说对象和价值取向,从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划出了分界线。或许我们可以说,文学与现代政治思想的联姻,恰恰成为其转型的契机。而现代传播媒介的兴起,更为其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原本精英化的文学开始向平民化、大众化和世俗化转变。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等为小说地位的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借政治之名,小说一跃而由“最下品”变为“最上品”,既获得了知识界的认可,更推动了他们创作小说的热情。借小说之名,原本只属于精英阶层的政治思想得以侧身于大众之间,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书斋间的传播速度。如果没有新小说家对启蒙功能和觉世功能的强调,为小说正名如何可能?而小说的“翻身”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表征,20世纪的文学贯穿着现代白话小说的繁荣。没有小说的政治化策略,就没有现代小说。可以说,从小说的现代转型开始,现代文学就已确立了它介入政治的“光荣革命传统”。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直接鼓吹维新和革命的政治小说也暂告一段落。但晚清“小说界革命”所开创的,以文艺改良群治的思想并未就此中止,终于在五四酝酿出一次更广泛、更深入的文学革命。借助浅显的白话文,“立人”的思想可以更普遍地传布,这也是对《新青年》本无兴趣的鲁迅加入战斗,为之前驱的原因。迟至30年代,鲁迅仍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3]211事实上,中国百年文学的主流,与“新民”、“立人”的政治冲动和现代化梦想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新小说、五四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改良群治”的政治意图总是隐约可见,而关于“新中国”和“新民”的梦想也凸显其间。因此,晚清政治小说的意义,当然不只是维新或革命的政治宣传,它决定了20世纪文学到底会拥有哪一种“现代性颜面”。#p#分页标题#e#

中国古代散文是一个早熟的文体，其发展过程不同于古代的诗歌、小说，“古代散文没有经过技巧的发展过程，在战国时期随着语言的发展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并且这一时期的散文还成为后人在创作中频频回顾的典范。”［1］同时，创作散文(包括骈文)和创作诗歌、小说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散文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历代文人晋身仕林、治国安邦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故而在古代的主流文学观念中，“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是文(包括散文、骈文)第一，其次诗，为文之余，其次词，为诗之余，其次曲，为词之余，小说更是等而下之的文体。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体无法企及、无法替代的。”［2］   即便是以诗闻名的李商隐、杜牧，亦工于散文写作，更遑论韩柳欧苏。然而在当代，不但散文自身逐步变得边缘化，古代散文研究与小说、诗歌、戏剧研究相比亦显得创新不足，散文研究甚至成为一种专门针对散文内容的研究，比如庄老思想、荀子思想、韩愈谏佛骨、袁宏道谈性灵等等，有学者指出，“这些所指涉的都只是一个散文家的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思想，而未及散文这一概念本身。”［3］如此以来，古代散文研究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本文将力图呈现古代散文研究在当代所遭遇的困境，权作抛砖引玉之用，以期帮助广大研究者发现更广阔的视角。   一、古代散文自身的困境   首先，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古代散文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在当代显然失去了生存土壤，缺少用武之地。但古代散文在当今却出现了一种后现代风格的模仿式戏谑文体(或曰“恶搞”)，如《凤姐列传》《药家鑫列传》《苍井空列传》等等。由某不知名网友杜撰的《药家鑫传》云:药公家鑫者，华朝长安人氏。华朝五十年(公元1989年)，药公诞于古都长安，时天生异象，群驴乱吼，或曰:莫非如《水浒》所载之“洪太尉误走妖魔”之事再现?……人皆称:药公不亡，则法律亡。药公不死，则国家死。药公之事，举国牵动，药公之名，举国牵挂。由此观药公，真乃关系国运之达人也。在F•詹姆逊看来，这种“恶搞”只是形式上的模仿，模仿了古代散文的词汇、句式，但内容却是当代的，源于日常生活的，这种模仿被詹姆逊称为剽窃，因为“在一个风格创新不再可能的世界里，唯有去模仿已死的风格，去戴着面具并且用虚构的博物馆里的风格的声音说话”［4］，才是别具一格的、能够适应这个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的艺术形式。用古代文体记录当代日常生活的确算不上创新，“后现代主义”亦无优劣高下之别，但古代散文这种历史上的精英式文类却面临着现实中的庸俗化挑战。   其次，当代散文的创作和古代散文的创作较少直接关联，因为在当代作者眼中，前者是“文学”，后者至少不是“纯文学”。在陈剑晖先生看来，古代散文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正宗，“盖因其是中国正统的‘经世致用’文化的文学化和通俗化的表述”［5］。散文在中国古代的出现，不是审美需要，而是因为它的实用性，这种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必然和作者的情感之间关系疏远，但在当代，情感与文学的关系才是不可分的。余秋雨2004年接受央视采访时认为，研究学术和创作散文不一样，有可能想明白的或者想明白但不一定正确的东西，可称为“学术”;而有些想不明白但又觉得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带动了感情，只有在这样的“角落”里，才能写作散文。此处余秋雨并没有把散文当作“经国之大业”或者“圣贤书辞”，而是自然而然地把散文当成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学术”固然不同于经世致用或者齐家治国，但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功能决定了学术本身也是“实用性”的。所以，研究学术和情感注入在余秋雨看来是要一分为二的，他的散文观也因此与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等人强调的现代散文一脉相承，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和强调个性与感性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紧密相关，这自然和古代散文的创作目的、创作方式迥然有别。   第三，和古代小说、古代戏曲相比，古代散文在当代的传播仅限于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系统，缺少电影、电视等大众化的媒介形式，这无疑限制了古代散文对当代生活的介入。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自不必说，《赵氏孤儿》《花木兰》《西厢记》《薛仁贵》《七侠五义》《穆桂英挂帅》也被多次改编为影视作品，电视剧版《红楼梦》(李少红导演)更是建构起一个全民海选女主角的媒介议程设置。①相比较而言，古代散文对于当代社会的影响力甚至不如动画视频版的古诗对于幼儿启蒙教育的影响，以优酷网和土豆网为例，用“古代散文”、“古典散文”进行搜索，赏析类、中学课件类视频不过数十段，而用“古诗”、“唐诗三百首”搜索，视频数量累以千计。此外，散文与当代媒介的结合体“电视散文”自央视三套1996年开播以来，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电视专题片，是“受到文学散文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电视艺术样式”［6］，是“中国化的电视艺术作品”［7］，而不是“散文”自身的现代媒介形式，更何况，由全国各地电视台制播的电视散文，其取材选题也大多是现当代散文作品，极少古代散文作品［8］。可见，在多媒体、宽带网络和计算机、大众传媒已经全面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甚至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古代散文正在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尴尬。   第四，古代散文在当代的传播形式主要是图书，图书又以作品集为主，以译注、赏析等普及类读物为主，其中《古文观止》有数十种译注本，仅中华书局便出版了选译本(2010)，钟基(2009)与葛兆光(2008)的注释本，名家精译本(2007)，以及繁体竖排本(2004)等等，唐宋八大家文钞、文选、读本也有数十种版本刊行于世，散文研究类著作仅有三十余种，②形式不可谓不单调，内容不可谓不单薄。但是，古代小说、诗词、戏曲等文学形式的传播内容要丰富得多，不仅图书有单行本、选注集成、佳句赏析，音像制品也很多样化，研究类著作则涵盖文献与史料研究、宗教与文化研究、类型与理论研究等等多种角度。必须承认的是，图书是一种依靠理性思辨来完成传播与接受的媒介，但诗歌、小说、戏曲所利用的视频、音频、图片等多媒体形式能够同时激发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这对于文学作品在大众层面的普及至关重要，古代散文在这个层面上又处于下风，其媒介不但和古代一样局限于书籍，所传播的内容也受局限［9］。#p#分页标题#e#   二、古代散文研究体系与方法的困境   首先，不得不承认的是，“散文理论是世界性的贫困，它的学术积累不但不如诗歌、小说、戏剧，而且连后起的、暴发的电影，甚至更为后发的电视理论都比不上。这是因为散文作为一个文类，其外延和内涵都有一种浮动飘忽。”［10］王兆胜先生指出:“在各种文学门类中，散文恐怕是最具边缘性、最不受重视、最缺乏研究的文体。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散文没有自己成熟的理论，因循守旧和缺乏创新也使之乏善可陈。”［11］笔者认为，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散文”(Es-say)出现较晚，自蒙田1580年出版的《随笔集》而定名，与诗歌、小说、戏曲源远流长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对散文的研究更是晚近之事;另一方面，与韵文相对立的散文在古今中西均以理性、智慧、反思甚至论辩为特点，故而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通过情绪放纵和宣泄来净化读者(观众)心灵的“净化说”背道而驰，后者显然被几乎所有的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创作者奉为圭臬，在这个意义上，散文可能随时被剔出“文学”之外，更何况对它的研究想当然地被视为与文学渐行渐远。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尴尬之处主要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概念体系，二是研究方法。   从一般意义上看，先确定了研究对象，才能选择一种研究方法，而这个研究对象必须能够明确自身的内涵和外延。然而，中国古代散文在现当代散文概念的影响下，或与韵文相对，或与骈文相对，有时又与诗歌、小说相并列，陈平原先生就此认为古代散文是一个“滑动”［12］的概念。南帆先生则指出:散文的定义不是肯定地列举散文的规则，而是将显赫文类排除之后的余数归诸散文，这种“否定性的定义”，不仅促使一些文类衰老，同时还催生另一些文类……散文是文类的结束，又是文类的开始［13］。在这样的前提下，针对古代散文的研究自然形不成合力:骈文研究、古文研究、汉赋研究、小品文研究各自为战，在中国期刊网(CNKI)上以“古代散文”和“古典散文”作为题名关键词搜索，粗略计算，自1980年1月到2012年1月，30多年时间，共有286篇研究文章，而与此同时“骈文”381篇，“汉赋”576篇，“辞赋”515篇，“古代小说”984篇，“古代戏曲”329篇;期间以时代或作者为维度的，并以“散文”为题的博士论文仅有16篇，而以“古代小说”为题，并从宏观整体视角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已经达到14篇，这还不包括以单个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其他数量更加庞大的博士论文。兄弟阋墙、左右手互搏，这确实是古代散文研究的尴尬。   研究对象本身的概念问题因人因时而异，但研究方法却面临着裹足不前的问题。陈剑晖先生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散文研究者总是从谋篇布局和行文章法一类的文章做起，即仅仅从外在的组织方式来看待散文的结构［14］。古代散文学者从古至今皆习惯于从细枝末节的修辞角度入手进行研究，以《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一文为例，余恕诚先生将“汉以后的赋、骈体文以及说理性著作中具有才情和注意语言修辞的作品”都称为“散文”［15］。在介绍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之文学色彩时，《孟子》的“戏剧性”、《庄子的》“生动故事”、《左传》的“叙事之最”、《战国策》塑造的“形象”、《史记》创造的“人物”、南北朝时的“修辞”与“典故”、韩愈散文的“生动形象”、柳宗元散文对形象的“想象夸张”、欧阳修散文的“论说技巧”、归有光的“细心刻画”……都被余先生视为散文“文学色彩”的基本组成部分。可这些比喻、夸张、论辩、描摹、形象化、诉诸情感等语言修辞技巧实际上是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研究重点，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古代散文与研究古代诗词、小说相比并无独到见解。   此外，当代的古代散文研究较为孤立，主要是作品赏析和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历史学模式，缺少与当代文论、西方文论的双向传播。尽管20世纪60年代已有学者认为形成《庄子》恣肆风格的最主要因素“是它的结构”，“《内篇》的结构不只是一个逻辑问题，它表现了庄子的复杂的艺术构思。”［16］可惜这种类似于结构主义分析的探索未能深入和延续。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也一直没有独立的散文理论，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把神话、托多罗夫的《散文诗学》把小说都归入到散文理论中来，西方文艺研究的对象并不包括散文，导致我国研究者难以直接借鉴。   最后，由于散文先天的实用性，加之作为散文作者的知识分子与官僚体制、科举制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文学史中能够得以流传的散文，其作者多具备官僚、学者、文学家三合为一的身份，后世学者所归类的文学之文在作者创作之时未尝不将之当作应用之文而煞费脑筋，斧削雕琢。陈平原先生曾举例，古代散文中的一些被传诵为表达感情的名篇，如书信和日记，皆是有意为之:“明知可以入文集、刊专本，文人写信时不免存了给第三人乃至举国上下、子孙后代传阅的心思”，“郑板桥的家书别出心裁，写得古怪利落，可也不脱做文章的心思。”［17］这样看来，中国古代散文或者被作者用于说服帝王将相，或者用于说服士林同僚，或者用于说服亲朋至友，那么，对它的研究就必须从修辞学角度入手，从说服的手段和表现的技巧入手。于是，针对散文的文学研究就渐渐侧重于实用主义，继而不免滑向功利主义。这又和自康德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相悖，因为康德认为，审美是无功利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才是美，而研究说服、研究手段、研究技巧，显然是功利性的，显然目的十分明确，这便是古代散文研究和现代散文研究，尤其是和近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之间不断冲突的根源所在。   三、展望   丁晓原先生在2006年时提到:“过往的散文研究比较多的是一种批评，包括作家作品评论和创作史、理论批评史的梳理与述评。另外，还有大量的是散文写作指导之类书籍。真正有理论含量、高端而又切实的研究相当匾乏。”［18］不过，这种尴尬局面在2011年得到了改观，这一年内，谭家健先生的新著《中国散文史纲要》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马茂军的《中国古代散文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晓芬的《中国古典散文理论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古代散文研究将从此进入新的一页。#p#分页标题#e#

摘要：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已成为大学生正确理想信念形成、端正品行树立、身心健康发展的方向指引，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有重要意义。高校作为引领社会先进思想和行为规范的阵地，应高度重视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多措并举，有组织、有规划地促进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践行新时代对大学生高水平、高素质的新要求。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

廉政文化教育作为高校人才培养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廉政观念，增强廉政意识，为步入社会、服务人民奠定坚实基础。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条件、环境、内容、渠道及方式等发生了较大变化，廉政文化教育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革新优化，以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必须继续探索加强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路径，通过多措并举，将廉政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现象发生，为国家培养廉洁奉公的后备人才，使清风正气得到弘扬[1-2]。

一、加强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意义

（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是大学生培养基地，对大学生身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新时期，社会高速发展带动思想文化与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全球化，人们的行为习惯与思想模式日益复杂化。在国内外复杂多样思想理念冲击下，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乃至理想信念、政治立场、道德情操很容易出现偏差。大学生又是一个对新鲜事物了解速度快、接受程度高的群体，通过开展多种形式廉政文化教育，可以引导大学生关注廉政文化，形成健康的廉政理念与思维意识，养成正确的廉政价值观与行为规范，成为合格可靠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

（二）引领社会廉政风尚。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艰巨且覆盖面极广的工程，需要形成牢固的预防、杜绝腐败的文化阵地。高校是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基地，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人才的重担。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拥有众多的社会人脉资源，包括亲戚朋友、老师同学，等等，对身边的群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开展大学生浸润在廉政文化氛围中，在精神上筑牢防腐拒腐的防线，并转化为日常言行举止和生活规范，使其身边的人群受到感染，进而辐射到周边群体，潜移默化地在社会形成廉政之风。

（三）构建大学生健康人格当前，部分大学生在多元化价值观面前思想迷茫，迷失了方向，导致学习和生活上懒散和懈怠，缺乏向上动力，做事任性缺失诚信，甚至对社会上腐败现象有一定“认可度”，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价值观扭曲。通过强化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完善校园廉政教育制度，筑牢大学生廉洁自律、洁身自爱的思想基础，培养和塑造健康人格；使大学生能够找准方向，在心中筑起拒腐防变的防线，规范和约束言行举止，抵御不良思想与文化侵蚀，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

【摘要】家是中国人的信仰，厨房是独立家庭的标志，也是人间烟火的存在。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日常饮食的重视、对于中国饮食文化内涵的传承。随着烹饪历史的发展，中国人的做饭模式经历了火塘、灶炉、整体橱柜到智能厨房的提升和发展。今日的厨房不仅是一个烹饪场所，还是家庭的活动中心、又是中国饮食文化发展和繁荣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占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中国饮食文化；厨房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件事都与饮食有关系。正是因为饮食在国计民生中占重要的地位，而烹饪场所的发展与繁荣也尤为重要。中国的烹饪场所是从火塘、灶头再到灶房延续了数千年，直到九十年代末现代整体橱柜传入广东，从此中国的整体橱柜市场开始遍地开花。作为以西方橱柜为参考设计的中国市场上的橱柜，无论是从功能上还是形式上，都是根据西方的文化设计的，然而缺少与中国的饮食文化结合。厨房环境设计与人们的饮食文化息息相关，所以本次论文的重点就在于挖掘中国饮食文化对于中国家庭厨房环境设计的影响与启示。

一、中国饮食文化概述

中国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等都擅长烹饪之道，更将饮食、烹饪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从而使烹饪超越了烧饭做菜的本身，升华至一种思想和一种哲理，成为历代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

1.民族性

一、大学生诚信教育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议题

诚信，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信任，它是产生于人际交往之间的道德原则。中国拥有丰富的诚信文化资源，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则说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先修其身；欲其修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孔子将诚意作为连接格物、致知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纽带桥梁，成为道德内修与外成的关节点，具有促进道德完善、家庭和睦、国家兴旺与天下太平的多重社会功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更是契约经济，市场主体建立的经济关系，都是在法制的框架下双方签订契约而产生的，因此，诚信，即待人真诚、兑现承诺对于契约的实现十分重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流动性是正相关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推进，社会的流动性也大大加强，信息网络的发达和各路交通的便捷，更促发了社会流动的便易性，当封闭的堡垒被流动的浪潮瓦解之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关系也变得复杂而多变，相互之间更需要建立信任准则，社会也需要构建信任机制来维护流动性下的秩序和稳定。提升公民素质也是政治民主的重要事业，而我们这一方面相对缺乏经验，即自传统而来的社会，市民阶层相对薄弱，乡土结构异常稳固，这就使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维护个人权利的渠道和意识比较少，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法律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血缘或熟人关系来维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那么，当传统的熟人社会被流动冲散为陌生人社会时，维系诚信的社会机制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陌生人的社会中，公民是其核心要素，以诚信为重要内涵的公民道德养成则是未来公民社会形成基本要求。因此，大学生首先是要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才能担当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在大学阶段对其进行诚信教育是社会推动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议题。

二、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环境分析

（一）外部社会现实环境

当今社会，诚信的缺失已是当前无可争议的问题。当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而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成为流行的价值取向时，从某种程度上说，金钱已经取代诚信，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信仰，诚信已不再是人们心中敬畏的道德定律，不再是能够约束人们行为活动的社会准则。在层出不穷的失信风波中，包括政务、商务等诸多社会层面的公信力受到越严峻的挑战，社会公信力是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和保障，而社会诚信体系则维护者社会肌体的正常范围运转，公信力的缺失是社会的悲哀，更是损害社会肌体的毒素，充满着负性能量，摧毁着社会民众的价值体系。这种负性能量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悄悄越过社会与学校之间的“墙”，渗透进墙的那一边。信息时代的学子们以最快捷的速度接收着社会的大量信息，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带给他们的现实冲击力远远无法被课堂上老师的道德说教所弥补，这样的外部环境给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二）内部学校教育环境

再看内部的学校教育，仍旧停留在观念的解释、说教的程式、知行的脱离之上，道德观念的解读和阐释是重要的，它将会告诉学生诚信是什么，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然而，我们的诚信教育构建于一种过于宏大的意识结构中，在现实的拷问下，无法说服学生将诚信纳入其日常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学生都知道概念，也知道价值，但无法从内心深处获得认同，因为诚信缺乏的社会环境传达的信息是：也许，做一个诚信的人反而无法带给他们想要的生存机会。教师们的教学程式依然采取说教，更有一些并不具备师德的人也加入了传道者的行列，起到了坏榜样的作用，使学生们在对于诚信品格的思考和认同上更加迷惑，而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脱节的教育现实使得学生无法通过践行去固化其受到教育或感染的道德理念，从而知行脱离，无法达到教育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