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文化论文范例

一、茶文化课程的设置

（一）教材编排

教师要结合阿坝州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具体条件来进行教材的编撰。由于茶文化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教学，因此，要结合已有一些教材作为基础,选择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的资料。教材：以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为底本，《茶艺百科知识手册》，和其他茶文化相关教材为资料，学校专职教师根据茶文化的相关资料结合阿坝州的具体情况进行编撰，确保实用。

（二）教学设施

1.教学设施：多媒体演示配套设施、电脑、收录机、舒缓音乐等设备。

2.教学设备器具：茶具10套、玻璃杯若干只、各类茶叶若干、茶叶罐等。

3.教学场地：茶艺学多功能实训室、水磨映秀的羌芽基地、茶园、茶艺馆等。

一、茶文化课程的设置

（一）教材编排

教师要结合阿坝州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具体条件来进行教材的编撰。由于茶文化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教学，因此，要结合已有一些教材作为基础,选择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的资料。教材：以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为底本，《茶艺百科知识手册》，和其他茶文化相关教材为资料，学校专职教师根据茶文化的相关资料结合阿坝州的具体情况进行编撰，确保实用。

（二）教学设施

1.教学设施：多媒体演示配套设施、电脑、收录机、舒缓音乐等设备。

2.教学设备器具：茶具10套、玻璃杯若干只、各类茶叶若干、茶叶罐等。

3.教学场地：茶艺学多功能实训室、水磨映秀的羌芽基地、茶园、茶艺馆等。

摘要:本文对羌族聚居地灾后特色重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对羌族地区传统民居在现代建设中传承的方向、策略及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和总结，并结合实例着重论述了对传统空间的整体借用、模拟与升华及意境追求的重建方法，以期对震后羌族地区新民居重建工作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灾后重建;羌族聚居地;传统民居;地域特色;艺术价值

5.12大地震后羌族聚居地区受到全国上下甚至全世界的关注，相关行业、部门、专家对羌族地域文化的探讨和研究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迫不及待地前往羌族地区参观，一睹羌族特色文化的风貌。受此影响，原来封闭的羌族聚居地区不再封闭，当地人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认识到当地的特色文化旅游是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开始有意识地重视起羌族特色文化的继承。在中央作出的把北川新县城建设成“川西旅游服务基地”的规划指导下，目前的居民住宅重建和修复工作也以发展羌族特色文化景观价值为目标来进行建设，并已初见成效、初具规模。

一、羌族聚居地灾后特色重建理论与实践研究现状

从理论研究上看，5.12大地震前多位专家学者合著的《四川古代史稿》中、冉光荣教授等合著的《羌族史》中、徐中舒教授所著《论巴蜀文化》中、王康等学者所著《神秘的白石崇拜》中，都对羌族建筑作了一定的介绍，但都只是从羌族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进行叙述，没有专门从建筑艺术的角度进行分析总结。2000年季富政教授出版的专著《中国羌族建筑》，是目前唯一一部系统性、专业性的研究羌族建筑的专门著作。5.12大地震后，羌族地区和羌族文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作为羌族文化物质见证的羌族建筑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全国对其展开了广泛的考察研究。但遗憾的是，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对于羌族建筑遗迹的保护研究已逐渐升温并进入到一个高潮，然而，对于如何建设现代新民居、如何借鉴传统民居形式、如何汲取传统民居建筑的优点、如何传承传统民居建筑的艺术性以及针对震后羌族地区新城镇建设的建筑创作方法的系统性分析总结，几乎无人提及。从目前大量的重建实例中，我们发现了将羌族传统民居进行适应性转型不当和不合理的很多问题。比如安县永安镇至北川任家坪一线的震后农村住宅及新居民点的建设，基本只是粗陋的模仿，形态非常混杂，有的住宅在一栋之中竟混杂了现代、传统汉民居和传统羌民居等多种元素，羌族传统民居中很多精髓的东西却缺失了。另外，在已重建的新村寨中，建造形式非常单一，多处重建的居民点建筑只有石砌屋类型。而石砌屋类型只是羌族传统民居类型中的一种，另外还有板屋、土夯屋、碉房民居等多种类型。重建的设计规划应充分考虑这些类型的应用，新羌寨层次丰富、造型多样，才更有长久的回味性、耐看性和吸引力，否则会让人感觉枯燥、乏味，逐渐失去新鲜感和参观兴致。而有的村寨细节元素过于杂乱，现代化的设施细节没有很好地作归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羌寨传统特色的风貌。在羌族地区地域性建设的关键时刻，给予正确的指导和参考，避免盲目的开发和重建，探索和总结出羌族传统民居适应现代民居建设的策略和传承之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好其特有的艺术价值，已经是一个非常紧迫而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羌族聚居地灾后特色重建之环境设计原则与方法

(一)现代化特色重建原则

摘要:

本文运用色彩地理学的理论对羌族地区自然和人文色彩进行研究，并对该地区的色彩案例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该地区色彩形成方式与构成特色，为羌族文化产品设计做出色彩指导，推动羌族地区文化产品设计的发展。

关键词：

色彩地理学；色彩设计；羌族文化；文化产品设计

一引言

羌族，自称“尔玛”，意思为“本地人”。羌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部，是一个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老民族。最早关于羌族的记载出现在殷商时代甲骨文卜辞中，其起源则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历经发展变迁，古羌人的一支迁徙到今川西北一带，发展成为今天羌族的主要成员；另外一支则融入藏族和汉族。从民族发现历史源流来看，羌族与汉族、藏族、彝族、傈僳族等都是同源民族，都来源自古羌，并且继承了羌族名称及其发展了羌族传统的民族文化。[1]人类对色彩的感受来源于自然界客体本身，也来源于人类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大自然带给人类一个色彩丰富的世界：天空、云彩、山川、树林等，而人类自身的创造性活动编织出了完全不同于自然的色彩：建筑、景观、服饰、民俗活动等。根据法国朗科罗教授“色彩地理学”的观点，对一个地区的色彩研究要对该地区的自然环境色彩和人文环境色彩进行调查研究，从地缘及其文化学的角度来审视、考察和研究色彩及其他相关问题。[2]本文尝试从地理气候条件、建筑人文景观、服饰、民俗活动几个方面来分析羌族地区的色彩风貌，了解羌族色彩渊源。

二羌族色彩研究

作者：袁文杰 单位：阿坝师专

一、羌族民歌的非音乐要素在其音乐中的密切关系

从研究的角度来讲，要认识一个民族的民歌，首先要了解、认识、熟悉并融入它的非音乐要素，这应概括为相对于具体音乐以外的综合性要素，如历史、环境、习俗、信仰等各种相关文化及条件的综合。它们为具体音乐的形成创造了外部条件并给予界限，也是具体音乐呈现后所能表达和反映的综合性因素。

首先，羌族历史孕育羌族民歌。羌族，自称“尔玛”“日麦”等，意为“本地人”，是古羌人众多羌支中保存羌族族称和传统文化的一支，目前人口约32万人，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现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茂县、理县、黑水、松潘，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和陕西省略阳县。羌族自古没有文字，从殷商开始的3000多年历史民俗文化，常散存于大量汉族文献中，而自己全以口口相传、心手相教的方式保留于民间，至今仍保持有古老的民族特色，是号称具有鲜活远古文化的民族，这也吸引着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了解和挖掘羌族历史文化、民风民俗。从民歌方面来看，由于羌族没有文字，而又具有最易大众接受、包容性最大、传播速度最快的艺术特点，羌族历史的点滴，各方面历史文化大都以音乐的形式保留于民间，如羌族历史有智慧的大禹治水，歌《大禹受命继承鲧之父业治理洪水》;羌族历史有悲壮的征战迁徙，唱《出征歌》;羌族历史有唯美的爱情传说，颂《木姐珠与斗安珠》。羌族历史发展到今天，它的音乐也能与时代音乐元素碰撞出火花，如《太阳里走来的羊角花》《绣花花》《花儿纳吉》等，都是近年来以保持羌族音乐风格为基调，新创作的优秀羌族民歌。可见羌族历史具有质朴的音乐元素，丰富的音乐内容，独特的音乐魅力，并具有很深的挖掘价值和很多的发展空间。

其次，生活环境决定羌族民歌。羌民大多集居在高山峡谷之间，生活环境相对封闭，而羌寨内部有着十分发达的网络式居住环境。如阿坝州理县的桃坪羌寨，地上有以调楼为中心的放射状8个出入口，13个甬道织成四通八达的路网。地下有连接家家户户的水渠暗道，共羌人饮水和避战。屋顶也是户户相通的屋顶平台，共晾晒农作物和本寨人交流。这种相对封闭的外部环境和网络式的内部居住环境，是羌民团结与和谐的标志。民歌也在这封闭与发达的居住环境中，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保留与传播。

再次，民风民俗造就羌族民歌。我们不难发现在众多羌族音乐的探索中，其民歌有多种分类方法，如书籍《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将羌族民歌分为“劳动歌、山歌(喔都惹木)、叙事歌、风俗歌”。如论文《探析羌族“瓦尔俄足”中的民歌》将羌族民歌分为“酒歌(西惹木)、山歌、舞歌(萨朗歌)、请神歌、情歌”;百度百科中将羌族民歌分为“情歌、山歌、风俗歌、时政歌、酒歌、劳动歌、巫师歌、耍山调”等等。在这众多的分类方式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可约束于“民风民俗”这个范畴，也就是说羌族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其民歌的素材，羌族民歌也以其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反映着羌民风俗的方方面面。基于以上三方面因素，我们能感受到，羌族民歌孕育于这个民族，融入于这个民族，升华于这个名族;羌族民歌也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着这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是羌族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羌族民歌具体音乐元素的构成

一、蒙古族仪式音乐文化

杜蒙（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地区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主要从婚礼仪式、葬礼仪式娱乐活动、祭祀活动、宗教仪式活动等几个方面有较为细致的论述，其中在婚礼仪式音乐方面有较为细致的描述。陈玉芝2008年《杜尔伯特地区文化研究》中描述，杜尔伯特生诞礼仪、成年礼仪、婚嫁礼仪、丧葬礼仪盒日常礼仪的写作中对音乐文化有所研究，比如，在婚嫁礼仪过程当中的歌曲《求婚之歌》、《天上的风》和《祝酒歌》等。波少布2007年《黑龙江蒙古族文化》中也对以上几个礼仪有所描写，其中不仅对杜尔伯特县蒙古族地区进行了描写，对黑龙江省蒙古族整体均有阐述。洪英华主编2001年《黑龙江蒙古部落史》中对杜尔伯特蒙古族的仪式文化也有描写。

二、蒙古族民歌文化

金童2014年在论文《简述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诺恩吉雅>的地方特点》中将杜尔伯特的《诺恩吉雅》和内蒙民歌《诺恩吉雅》进行比对，阐述了杜尔伯特《诺恩吉雅》内容的丰富性。邵萱2008年硕士毕业论文《杜尔伯特蒙古族民间音乐调查研究》当中对杜尔伯特的民间歌曲有一定的研究，其将民歌的题材分为反映历史人物民族由来、男女爱情、思念亲人、民俗风俗习惯、作战尽忠、革命事业、宗教信仰七个方面。徐国清等在2001年所著《吉林蒙古族民歌极其研究》当中对杜蒙的民歌也有所描述，他将杜蒙民歌统称为——嫩科尔沁民歌。

三、蒙古族曲艺

蒙古族曲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乌力格尔合勒讷”，是一种自清朝就已经出现在本地区的蒙古语说书形式，也有人称为“蒙古书”；另一种是“好来宝”，杜蒙蒙古族地区的好来宝的形式和汉族的“莲花落”、“数来宝”有些类似，多采用问答形式，说中带唱，歌词对称。2015年金童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说唱艺术——好来宝》中对传统曲艺“好来宝”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介绍了杜蒙“好来宝”的来源、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陈玉芝在2010年《杜尔伯特蒙古地区文化研究》一书中针对说唱文艺进行了专门的描写，将蒙古族说唱音乐分成七类，分别是“胡仁乌力格尔”、“亚不干乌力格尔”、“好来宝”、“绍格耶日阿”、“怯热”、“玉热勒•马格塔勒”和“蒙古珠吉格”。

四、蒙古族器乐

本文作者：孙正国 单位：长江大学文学院

中华民族的史前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持续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起源神话的口头传承和文献记载中寻找中华民族的发生、发展线索，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路径。随着考古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的扩大，中国起源神话研究从20世纪早期开始，自觉地运用考古学方法，探究中华民族存留于神话中的起源记忆。后来，考古学界也在本学科的发展中触及到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证与研究。不仅如此，国外汉学家也运用考古学方法较早地研究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当代中华民族快步走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以融和、开放、敬祖、友邻的心态参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民族精神得到巨大鼓舞，民族起源命题也得到了关注与强调。为此，综观上世纪初迄今的百年以来，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学取向上的国内外研究格局，实证神话传承中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

一、比较神话学与人类学视野：国外汉学界的早期研究

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方面走在国际汉学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学方法的运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证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影响。民间文化学学术史专家贺学君的《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资料显示，日本较早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有井上圆了的《孔孟之偶像尧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间，日本学界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如《尧舜》和《续尧舜》（清野勉，1894）、《五帝论》（中村德五郎，1898）等。这些研究以文献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资料。真正自觉运用考古人类学方法的是出石诚彦的《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作为日本第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较为可信地梳理了华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话的原始形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御手洗胜通过考证黄帝与龙的关系来探寻黄帝传说的传承地区与意义。侧重于考古和历史素材的林巳奈夫，著有《殷中期以来的鬼神》（1970）、《汉代的神》（1975）。侧重于中国神话通论的贝冢茂树，著有《中国的神话》（1971）、《中国神话的起源》（1973）、《英雄的诞生》（1976）。侧重于神话与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静，著有《中国神话》（1975）、《〈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国古代民俗》等一系列专著。20世纪末叶，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1993）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考证西王母神话与七夕文化的关联，深化了西王母神话的可信度。欧美汉学界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考古新成果来研究中国起源神话的代表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派。中国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的。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大影响，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

如拉灵顿（C．Larrinton）主编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1992）运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做出构拟，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国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999）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强调的是，俄罗斯通讯院士李福清（B．Riftin）作为当代研究中国神话最著名的汉学家，不仅广泛搜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人类学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在研究方法与神话史料、口头传承的神话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还整理了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的论著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各族神话研究的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一书，为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国外相关文献的宝贵线索。

二、现代神话学与历史人类学互动：国内学界的起源研究取向

中华民族的史前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持续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起源神话的口头传承和文献记载中寻找中华民族的发生、发展线索，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路径。随着考古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的扩大，中国起源神话研究从20世纪早期开始，自觉地运用考古学方法，探究中华民族存留于神话中的起源记忆。后来，考古学界也在本学科的发展中触及到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证与研究。不仅如此，国外汉学家也运用考古学方法较早地研究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当代中华民族快步走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以融和、开放、敬祖、友邻的心态参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民族精神得到巨大鼓舞，民族起源命题也得到了关注与强调。为此，综观上世纪初迄今的百年以来，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学取向上的国内外研究格局，实证神话传承中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   一、比较神话学与人类学视野：国外汉学界的早期研究   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方面走在国际汉学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学方法的运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证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影响。民间文化学学术史专家贺学君的《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资料显示，日本较早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有井上圆了的《孔孟之偶像尧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间，日本学界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如《尧舜》和《续尧舜》（清野勉，1894）、《五帝论》（中村德五郎，1898）等。这些研究以文献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资料。真正自觉运用考古人类学方法的是出石诚彦的《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作为日本第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较为可信地梳理了华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话的原始形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御手洗胜通过考证黄帝与龙的关系来探寻黄帝传说的传承地区与意义。侧重于考古和历史素材的林巳奈夫，著有《殷中期以来的鬼神》（1970）、《汉代的神》（1975）。侧重于中国神话通论的贝冢茂树，著有《中国的神话》（1971）、《中国神话的起源》（1973）、《英雄的诞生》（1976）。侧重于神话与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静，著有《中国神话》（1975）、《〈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国古代民俗》等一系列专著。   20世纪末叶，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1993）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考证西王母神话与七夕文化的关联，深化了西王母神话的可信度。欧美汉学界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考古新成果来研究中国起源神话的代表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派。中国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的。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大影响，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如拉灵顿（C．Larrinton）主编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1992）运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做出构拟，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国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999）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强调的是，俄罗斯通讯院士李福清（B．Riftin）作为当代研究中国神话最著名的汉学家，不仅广泛搜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人类学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在研究方法与神话史料、口头传承的神话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还整理了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的论著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各族神话研究的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一书，为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国外相关文献的宝贵线索。   二、现代神话学与历史人类学互动：国内学界的起源研究取向   20世纪早期的30年，中国现代神话学受西学影响而初具形态，方法论上，对“地下材料”的追求作为研究方向得以确立。这一时期主要以历史学家的研究为主。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奠基人茅盾，在其《中国神话研究》（1928）、《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神话杂论》（1929）等论著中所提出的理论以及有关中国神话的重要见解，对当时和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中国神话学人类学派的发展。茅盾论述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原始人宇宙观的变化导致神话演变的问题。他试图从上古史中抽绎出中国神话的“诸神世系”，并提出了以帝俊为主神的设想。以顾颉刚和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由历史研究入手，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扎实的文献学功夫，对上古神话资料和神话人物进行仔细的发掘、校勘、考辨、梳理、研究，力求从古史中剥离和还原神话，重构民族的神话体系，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历史学派和民族的神话史观。同时，王国维提出了将“地上之材料”（传世文献）与“地下之材料”（甲骨文、金文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与古史辨学派一道，极大地震动了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从而为神话领域的考古学研究开创了方法论的先声。#p#分页标题#e#   20世纪30～70年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成果的涌现，一批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参与到民族起源神话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容庚的《汉武梁祠画像录•汉武梁祠画像考释》（1936）、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闻一多的《神话与诗》（1956）等相继从发掘出来的古文字和汉画像等考古成果中获取新的研究材料，考证商周文化的神话起源、神话类型和价值以及中国古代宗教形态。商承祚的《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就战国楚帛书的新材料予以研究，对其中的起源神话材料也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卫聚贤的《封神榜故事探源》（1960）、芮逸夫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论稿》（1972）、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1979）、苏雪林屈赋探索系列论著（20世纪70年代）、刘尧汉的《从民族学资料试探彝族与羌、夏、汉的历史渊源》（1979）、包寿南的《藏族族源考略》（1979）等也对相关起源神话做出过深入探讨。同时，一些学术新人出现，杜而未、印顺法师、王孝廉即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三位。前者关于山海经神话、创世神话、古帝系神话以及虚拟动物神话的研究均有新见；中者的《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1975）一书，从上古神话中提出了羊、鸟、鱼、龙四大图腾信仰，由此区分先民的四大部族联盟系统，并对龙、凤、麒麟、龟四种神兽作了详尽分析；后者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77）中对神话发展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上古神话的分流、巨人神话以及神话与古代诗歌等方面的论述，都有独到之处。这一时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有大贡献的首推丁山。作为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丁山精通甲骨金石、音韵训诂，熟悉上古史料，在古神话的考辨、推原方面，成绩卓著。他利用考古新材料探求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主要见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56）和《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两部著作。前者深入论证了包括图腾神话在内的民族起源神话的历史制度内涵，认为图腾是氏族社会的宗神，氏族制时代就是图腾时代，图腾神话与图腾艺术因而成为原始文化的核心纲领。后者“意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来源”（丁山语），在传统的考据基础上运用了比较语文学、比较神话学和宗教学的方法，对史前神话加以初步分析，分析数量之广、考证程度之深，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并讨论了姜嫄与土神的关系，以希腊神话作参照将姜嫄定为地母，将后稷定为谷神，生民神话定为农业生产时代的原始生殖神话。这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徐旭生。他提出了传说时代的概念，在传说时代的研究与传说材料的整理方面成就斐然。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认为，上古神话传说研究的关键是材料的原始性与等次性，考古发掘的文物材料对于证史与史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础，对于学界争议较大的中国古族三大集团和三皇五帝等民族起源神话与历史起源问题做出了足信的论述，廓清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基本线索，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末的20年，考古学家陆思贤无论是在民族起源神话考古材料的全面发掘和整理方面，还是在系统的神话考古的理论建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自觉探索上古神话的方法论问题，在从事北方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积极探讨神话考古领域的基本问题，坚持不懈地开展北方少数民族起源神话的具体个案研究，在考古工作中有意识地系统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新材料，并对这些做出了深入的综合研究。其代表作《神话考古》（1995）汇集了他对伏羲氏诞生神话、女娲神话、东夷系神话、羌戎系神话、诸神起源等中国早期起源神话的考古成果及其研究，全面深入地展示出考古研究对神话类型研究与民族起源研究的重大价值，建构了神话考古的方法论体系，为考古学处理神话材料和神话学处理考古材料等两个领域都提供了科学性强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神话学家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做出过有影响的研究，以袁珂、萧兵、叶舒宪和杨利慧为代表。袁珂作为新时期以来最知名的中国神话学家，其代表作《中国古代神话》（1950）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民族古代神话的专著。他创造性地完成了《山海经校注》（1980），第一次从神话的角度对《山海经》全书给予系统而可信的研究。这些研究都融入了作者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的有益探索，袁珂因此成为中国神话学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萧兵专注于《楚辞》的神话研究，在《楚辞与神话》（1987）、《楚辞新探》（1988）、《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1989）、《楚辞文化破译》（1991）等著述中，充分运用了文献学与考古学材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楚辞文化为基点，将楚辞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叶舒宪以其开阔的学科视野和锐意创新的学术理念完成了重要著作《中国神话哲学》（1992），在方法论上博采众长，观念上也有较大突破。叶舒宪通过对不同民族神话的分析、词源学训诂、文物和其他文献资料的综合使用，对中国神话所蕴涵的早期观念的原始发生、基本意义、哲学图式等进行了深入有效的研究，成为第一个为中国神话建构哲学观念体系的学者。杨利慧的《女娲信仰起源于西北渭水流域的推测———从女娲人首蛇身像谈起》（1996）在女娲信仰起源地的研究上借助天水地区出土的鲵纹彩陶的考古新材料，结合古文献记录、民俗志资料以及实地的田野考察结果，认为与女娲有着某种渊源的鲵纹（或称人首蛇身像）彩陶，较早地出现在西北渭水流域一带，考证出女娲信仰有可能起源于这一地区。   民族学、人类学也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大力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基础上，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对汉族和近50个少数民族的起源神话与民族来源都做出了考古材料的新考证。比较集中的是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民族神话，特别是盘瓠神话和萨满教及其神话。这些研究所涉，已不止是单篇作品、局部问题，而是拓展到整个民族，深入于重大问题，如白鸟芳郎、王恩庆的《有关华南民族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以民族渊源和民族文化为中心》（1980）、潘定智的《民族学工作者应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从古代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谈起》（1981）、唐呐的《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初探》（1983）、赵橹的《论白族神话与密教》（1983）、陶立璠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体系和分类》（1984）、谢继胜的《牦牛图腾型藏族族源神话探索》（1986）、白水夫的《鄂伦春族人类起源神话探奇———浅谈神话产生的三个基本因素》（1986）、陈连开的《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和起源的初步探讨》（1987）、徐亦亭的《汉族族源浅析———古代华夏的族系和融合》（1987）、过竹的《苗族神话研究》（1988）、和志武的《纳西东巴文化》（1989）、徐杰舜的《汉民族主源炎黄东夷论》（1989）、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1990）、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1990）、丹珠昂奔的《藏族神灵论》（1990）、李子贤的《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1991）、钟仕民的《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1992）、勒包齐娃的《景颇族创世史诗》（1992）、杨知勇的《宗教•神话•民俗》（1992）、石伟光的《苗族萨满跳神研究》（1993）、农学冠的《盘瓠神话新探》（1994）等。在对相关作品展开民族文化溯源的同时，注意将其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去深入考察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新材料，这一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已出40种），显得尤为自觉，其立意即在于从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角度观察和论述各个具体民族的文学。值得强调的是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9），结合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调查，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方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为中华民族起源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台湾神话学者王孝廉因其比较神话学视野而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材料运用方面有突出成绩。他求学和执教均在日本，兼具中、日文之长，形成自己的优势，不仅翻译了许多日本学者（森安太郎、白川静等）的著作，对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神话的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介，还主持编辑了两国三地（日本、中国内地及台湾）学者共同参与的专题论文集《神与神话》（1988），对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方法的推广做出了较大贡献。#p#分页标题#e#   三、结语   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在上世纪百年历程中已经取得较大成绩，这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文献学的不断跟进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已经深入影响了学术界的基本观念，在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几大学科中汇成了一股整合性较强的学术力量，为神话考古学和考古神话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研究和文化起源神话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由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带有鲜明的学科特性与综合性，因此，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显得极为艰难，尤其为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带来了困难。一方面，考古学与文献学在所属学科研究中具有自己的学科取向，同时兼具文献处理与考古实物求证的不确定性和争鸣性；另一方面，神话学受制于多种理论流派，往往更看重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既简便，而且认可度也更高。这也反映出当前神话学者尚未取得太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一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其价值观建构的重大理论问题也难以得到公认。   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拓展，学科融合的努力在部分学者的研究实践中获得了可喜成绩。应该说，借助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新成果，系统、全面地厘清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神话考古研究正在展现其特有的学术价值。这一研究方法，将引领神话从诗学的高贵与玄妙，转向史学的古朴与敦实，渺远的人类童年记忆，也因之而变成可信的历史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