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职业教育范例

摘要：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机遇期，有力支撑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转变，迫切需要职业教育为技能型人才供给助力，也迫切需要培养大批高水平技术能手和大国工匠。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是破解发展“瓶颈”的关键。通过“三融合两对接”职教师资培训模式研究与实践，可以有效解决职师资师培训中存在培训需求不对称，培训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简单，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的问题。

关键词：

职教师资；培训模式；创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首批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全国干部教育培训高校基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事职教师资培训与研究工作。2006年率先在陕西省开展中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培训，2007年全面开展教育部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中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的培训至今10年不断线，具有开展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和涉农职业教育干部培训悠久历史和传统。

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教育发展教师是关键，我国职业院校师资培训经过“素提计划”已十年有余，中央和地方凝心聚力、深入实施，投入之大令人振奋，参与之广前所未有，力度之强催人奋进，各地创新制度、完善体系、加大投入，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整体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取得长足进步。当下，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17-2020年）的意见已下发。面对新形势下职业教育发展，传统的培训形式显然已跟不上或不适应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经调研实践发现职教师资培训中培训需求不对称，培训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简单，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等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且亟待解决。为此，通过研究实践，提出了“三融通两对接”职教师资培训模式（如图1）。

摘要：据统计，我国培养的农业技术高中级人才多达247万人，但工作在农村第一线的不足80万人。这说明新型农民是农村稀缺资源，而农村技术人才短缺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本文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导向的角度，对新形势下的农民职业教育改革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职业农民；农民培训；职业教育

1培训新型职业农民的必要性

2018年2月4日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正式，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我国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任务与要求，进一步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并对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中给予高度重视。现阶段，我国正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的新型农业转型，农民对农技知识要求越来越高，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工作也将进入快速推进阶段。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评估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农民培训课程的现状，而且对如何进行课程改革，追求高端农民培训课程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所谓新型职业农民，是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高素质的农民。其摒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内涵，既要农民掌握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也要农民具有较高的思想品质、科技文化素养等能力，能够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及社会变迁，而使自身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要想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1]。发展农业现代化对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较大，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是现代农业的实施者。但现实是农村劳动力缺乏，因此，加快培育和稳定现代农业生产队伍，是当前乃至今后很长时间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应该做深做实做细。要统筹城乡经济全面、健康、有序发展，加快剥离农民身份属性，让一部分高素质的农民愿意留在农村创业，推进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达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2存在的问题

2.1农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

对于我国农民的各类职业农村技术教育也飞速发展，同时在我国地方政府不断加大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型职业农民数量的增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数量不断增加，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农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提高。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太多，目前农村的教育依然存在诸多问题[2]。

摘要:职业院校是为我国培养优秀的应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场所，所以对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有较高的要求，应该加强对职业教育教师的培训。文章对我国现阶段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模式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然后提出改进的建议，希望能够对提升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水平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模式;现状;建议

职业教育教师的综合水平直接关系到职业院校的教学质量，而在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教师培训中还存在种种问题，培训内容落后，培训形式单一，培训考核办法不合理等，都制约了职业教育教师的培训质量和培训效果。这种培训模式不仅浪费了教师的时间，而且对实际教学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应该对现有的培训模式进行反思，然后进行相应的改进，提高专业教师的执教能力，打造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一、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模式的现状

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模式存在很多问题，直接影响到教师的培训质量。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培训内容更新速度慢。现阶段的职业教师培训大多采用“菜单式”培训，主要在教室中对教学技能和教学方法进行理论内容的讲解，每期都是固定的内容，更新速度慢。同时，培训内容与职业院校的实际教学需求相脱节，接受培训的教师无法将培训内容应用于实际教学工作中。第二，教学形式单一。目前主要的培训形式为班级授课，而职业院校的教学特点是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技能，教师缺乏实践操作方面的经验和技能，就无法对学生进行更好的教学，所以教师培训缺乏实践锻炼是现阶段最大的弊端。第三，培训缺乏自主性。有些学校的教师培训为被迫式参与，教师事先不知道培训具体内容和培训模式，多数为行政命令的安排，没有遵从教师的意愿，同时有的教师还会参加重复性的培训，导致培训资源的浪费。第四，培训考核模式不科学。在教师接受培训后，为了检验培训效果，直接对教师进行纸面考核或者以教学课时为标准，而完全没有注意到教师是否将受训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导致教师培训流于形式，没有实际价值。职业教育教师的这种培训模式，不仅导致资源的浪费，同时也阻碍了职业教师的专业成长，不利于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打造，最终影响到职业院校的教学效果。

二、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模式的改进建议

(一)培训形式多样化

摘要: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我国的城镇化建设需要提高质量，农业转移人口也要进行深层次的培训，阐述了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一个阶段，在坚持以人为本培训过程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教育水平的在政策支持、资金保障、培训模式等方面的思考。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教育;培训模式;问题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在将来我国发展战略中肩负着重要历史使命。城镇化伴随的是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由农民转为市民;农业人口如何更好地向市民转变，关键在于搞好农业人口的职业教育培训，便他们掌握适应城市生活的一技之长。因此，对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培训，其支撑服务体系如何构建，将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1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工业革命进程中的英国是城镇化的发端。城镇化别称城市化，即农业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镇转移，把农业人口转变为市民、把农村转变为城镇逐步扩大城镇化规模的过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断密集发展的过程。城镇化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标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与周边国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中缅边境大量缅甸籍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涌入我国务工、经商，这一现状使缅籍在华务工人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试图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之下，从中国西南边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对德宏州缅籍劳动力务工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并对其务工所需的素质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缅边境；缅籍劳工；职业教育培训

0前言

进入现代，国际人口迁移愈加频繁，我国著名人口学家吴忠观提出：经济迁移常常是由于贫困所致，迁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善经济地位，其流向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从穷国流向富国，且劳务输出成为主流。近年来，随着我国西南地区与周边国家国民收入差距拉大，对周边国家劳动力吸附效应的不断增加。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入推进，西南边境地区的区域合作项目建设深入发展，这种吸附效应愈加增强。云南省邻国缅甸因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管理基础薄弱，边境地区逐渐成为境外边民的“淘金地”，中缅边境大量缅甸籍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涌入我国进行务工、经商等活动。这种现象作为现代国际社会的普遍现象，早就引起学者关注，KMirwaldt（英）对跨境居民关系进行过探讨。国内学者李昕蕾等对东亚国际劳工流动进行过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籍务工人员的管理、生存和婚姻状况等方面。本文则从中国边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以德宏州为例，对缅籍劳动力在华务工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并对缅籍劳动力在华务工所需的素质和技能的教育培训进行探讨。

1缅籍劳工在华就业现状及趋势

根据对2009年以来德宏州境内缅籍务工人员的不完全调查，本文将缅籍劳工在德宏就业现状整理为以下方面。

1．1近年进入德宏的缅籍人员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一、职业教育培训与宏观就业质量指标的关联性

（一）职业教育培训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就业的稳定性通常以某一工作平均持续时长来衡量，国际上通常以从事某一工作的时长是否持续6个月以上来判定工作的稳定性。在此，用就业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考察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按照不同就业时长可将其就业稳定性划分为4个档次：就业持续时长1年以上的为稳定性良好，6个月至1年的为稳定性较好，3~6个月的为稳定性较差，3个月以下的为稳定性很差。据此标准，结合调研数据，统计分析如下，就业稳定性良好的占比为21.3%，其中51.8%的人员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就业稳定性较好的占比为23.6%，其中48.2%的人员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就业稳定性较差的占比为28.7%，其中31.3%的人员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就业稳定性很差的占比为26.4%，其中仅有10.5%的人员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从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职业教育培训对于就业稳定性的影响是相当显著的，二者存在正相关。就业定是劳动者专心从事本职工作，获得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其对劳动者和用工方都具有深远影响。研究表明那些不利于个人职业生涯进一步发展，而岗位经常变动且无成功可能的就业是较低质量的就业。劳动者获得长期稳定的职业，更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发展，有利于在选定的职业中获得更高质量的就业。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稳定的就业环境和人力资本更利于单位整体水平的提升，从而促进本单位的可持续发展。工作的稳定性可以体现在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与职业地位方面。职业教育培训对其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调查显示，农民工通过相关职业培训，提高了自我保护意识，对劳动合同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相比未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劳动合同签订率显著提升。而且，通过访谈得知，参加过职前教育培训的人员对于劳动合同的期限、公正性、具体条款的表述更加重视，能够很好地规避一些恶意企业设下的“陷阱”。对于存在异议的合同条款，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公平。双方协商签订的劳动合同赋予劳动者更多应有的权利，能够保障劳动者参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决策、自由表达意愿，切实保障员工的民主参与和监督。然而，许多未参加过职前教育培训的农民工，由于社会经验缺乏、法律意识淡薄，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用人单位利用，从而陷入被动局面。此外，通过职前教育培训，可以促使劳资双方签订更加公正合理的劳动合同，保障各项条款准确翔实、指标细化、工资待遇合理、在劳动法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合理的工作时长，使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符合相关法律的要求。职业教育培训对于农民工获得稳定的职业地位，拥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高质量就业与职业地位息息相关，由于社会分工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分层，社会分层往往与职业声望、职业性质、权力、收入、学历、自由度、自主性等因素有关。分析这些相关因素可发现，不同社会分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与不平等，这种分层往往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相关调查研究人员发现，职业教育培训与农民工的职业地位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经过一定期限的职业教育培训与未进行相关教育培训及培训期较短的人员相比，前者往往能够获得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因此，更容易获得稳定的、声望较高的职业。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就业者社会保障的关联性

社会保障是高质量就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包括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并提供带薪休假等基本社会保障。这些社会保障，尤其是“五险一金”是国家强制用人单位必须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障基金，也是公民保障自身权益的重要基金项目。然而，现实中却有一些用人单位为追求高额利润，凭借自身在就业市场中的强势地位，减少人力投入资本，不为企业员工缴纳应有的“五险一金”，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益。要实现高质量就业，劳动者必须充分意识到劳动保障对自身权益保护的价值，认真了解“五险一金”的法律法规，维护自身基本权益。调研数据统计显示，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偏低。养老保险参保率为15.8%，其中，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占比为72.8%；医疗保险参保率为17.9%，其中，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占比为65.3%；工伤保险参保率为25.8%，其中，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占比为67.6%；其他保险参保率均不足10%。调查显示，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社会保障意识明显增强，未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对于社会保障的参保意识淡薄，未参加基本社会保障的比例相当大。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好多人对于企业克扣“五险一金”行为采取了默认态度，并未提出任何质疑和申诉。这反过来又助长了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对于农民工实现高质量就业造成了巨大障碍。然而，劳动保险待遇的落实是就业队伍稳定的基石，是社会保障制度稳步实施的前提条件和可靠保证。因此，要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堵塞漏洞，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不断提高职工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水平，有效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中观就业质量指标的关联性

（一）职业教育培训与劳动条件保障的关联性

一、两岸职业教育师资培训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中，两岸应开展师资培训与教学资源共享，并将师资互聘作为职业教育合作先行先试的主要项目。在江苏泰州召开的“2009苏台高等职业教育研讨会”上，有业内人士认为和欧美相比，台湾会成为未来职业教育师资培训的热门去处。高职教育专家吴建国指出，两岸同根同源，语言相同，文化相通，高等职业教育互补性强，在师资培训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为。从2000年开始，福建省教育厅就开始选派高职院校教师赴台参加培训。目前，两岸已经多次共同举办了各种各样的职业院校师资培训班，并设立了多个的师资培训基地，如浙江省于2011年在台湾科技大学建立高校师资培训基地，福建省于2012年依托福建外经贸学院成立海峡两岸职业英语师资交流与培训基地。

师资培训基地的建立对推进两岸职业教育师资培训活动的常态化、规范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海峡两岸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合作尚处在初步阶段，合作项目缺少统一的规划和必要的政策指引，尚未形成规范有效的培训模式。在具体操作时主要是选派大陆教师赴台进修，以及在举办师资培训时邀请台湾教师担任培训讲师等。由于当前两岸仍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大陆居民赴台手续繁琐，同时受到各种政策因素的影响，加上岛内学习与生活成本昂贵，使得赴台研修工作困难重重。因此，大陆职业院校中仅有少数教师可以获得这种培训，无法使多数的教师受益。而现有两岸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合作也以短期培训为主，培训项目缺乏个性化，难以充分考虑教师个人的培训需要，教师在接受培训后往往缺乏后续的跟踪指导。总体而言，目前两岸在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合作上仍缺少长效机制，合作优势无法得到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借助快速发展的信息网络技术，探索虚拟化的职业教育师资培训模式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虚拟教育联盟：网络化的两岸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合作模式

虚拟培训是信息技术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现代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教育活动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愿意接受培训的人提供了更灵活、更具个性化的学习机会。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关于虚拟培训的研究成果与实践，如虚拟大学、远程教育机构、虚拟培训组织和虚拟实验室等。虚拟教育联盟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基于网络的虚拟教育联盟最早被应用于企业培训，是企业间通过信息技术所连接的，一种动态的、相互合作的培训组织。它通过公开培训信息、共享培训资源，并共同对员工的培训需求作出积极响应，来满足员工不断变化的学习要求。针对国内教师继续教育的需要，大陆教育部门也非常重视教育的信息化问题。

2009年，在教育部支持和指导下，国内多家职业院校联合成立全国高职高专教育教师培训联盟，其主要任务是推动各师资培训单位的交流和协作，加强与境内外培训机构的交流。该联盟拥有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网，用于培训信息和提供精品教学资源。但目前该联盟主要是在大陆地区开展线下的培训活动，网上的教学资源仍非常有限。借鉴国内信息化教育的成功经验，整合海峡两岸职业教育师资培训的优质资源，构建两岸职业教育师资培训的虚拟教育联盟将是一项有益的尝试。两岸职业教育师资培训虚拟教育联盟是由教育部门或职业院校主导，若干个海峡两岸职业教育师资培训机构参与合作的动态联盟。在虚拟教育联盟内，组织者通过网络获取教师的培训需求，并在网络上寻求培训合作伙伴，组成面向培训项目的动态联盟，充分利用两岸师资培训机构的课程开发优势和优质的教学资源，为需要接受培训的教师提供个性化的培训项目。根据组织者身份的不同，可以将虚拟教育联盟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政府主导的虚拟教育联盟

一、培训券计划的实施背景

1.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全球化在开辟新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范围内商品与服务的竞争。德国政府一致认为：若要使本国经济继续在世界经济中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就必须拥有一支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为本国源源不断地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进一步加强教育与培训。就广大劳动者而言，这种变化意味着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他们要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来应对日益增长的技能。也就是说，劳动者年轻时所获得的技能，只能作为其从事某项职业的先决条件。而要胜任未来的工作，还需要劳动者在未来的工作中进一步接受教育与培训。在这种知识迅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为劳动者技能的发展，提供保障是德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2.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滞胀、高税收和政府公共服务的低效引发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受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政府改革，史称“重塑政府”运动。这场改革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政府逐步放权、实行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同时倡导借鉴私营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作为福利政策的公共就业服务(PublicEmploy-mentService,PES)体系也面临着改革，比如澳大利亚和荷兰将原有体系的大部分职能委托给私营部门负责管理，瑞典和奥地利通过目标管理的方法进行了内部改革。面对世界范围内政府治理方式的巨大变革以及国内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问题的双重压力，德国政府也在积极筹措为本国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改革做准备。

二、培训券的理论来源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TheRoleofGovernmentintheEduc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或者SchoolVoucher)理论，其主要目的是针对当时美国官僚主义和集权政治所导致的教育低效和不公平。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发放给学生和家长教育券，由他们根据自己的偏好来选择学校。这样以来，政府由对学校的直接拨款变为间接拨款，在赋予学生和家长充分择校权利的同时无形中调动起了学校办学的积极性，从而使学校产生竞争提高办学质量。在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后的二三十年中，教育券理论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付诸实践。